战后岁月

我们若一直为过去而在现在纠缠不清，我们可能就会去失未来。我们应该让过去的事过去，才能迎向未来。——丘吉尔

解散战时内阁

1945年5月8日，丘吉尔正式向英国人民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他跟在议长后面，由反对党领袖格林伍德陪同，参加了下院在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的感恩节礼拜。然后他又应邀和参谋长们一起与英王合影，并和王室成员们一起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接受无数英国民众的欢呼。

战争结束之后，战时联合内阁的继续存在就成了问题。政府已持续执政五年，议会自1935年以来也已10年没有大选了。丘吉尔必须决定何时举行大选。

5月18日，丘吉尔在艾德礼的协助下，起草了一封名义上致艾德礼的信，请工党考虑是否将联合政府维持到击败日本为止。在布莱克普尔召开的工党年会上，多数人主张早日大选。

丘吉尔在保守党内部举行的民意测验中，几乎全部同意7月选举。保守党人希望早日选举，以便利用丘吉尔个人的巨大威望有利当选。于是丘吉尔将大选日期定于7月5日。

5月23日，丘吉尔正式提出辞职，随即应国王要求成立了看守政府。5月28日，他在唐宁街10号为退出联合内阁的高级大臣们举行茶话会时，老泪纵横地宣布：“历史的光辉将照耀在各位的头盔上。”为了保证他在选举失败时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他建议艾德礼陪同他参加即将在波茨坦召开的继“雅尔塔会议”之后的“三巨头”会议。

竞选在5月下旬开始。丘吉尔在竞选演说中除了阐述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外，还对工党进行了猛烈抨击，说他们“会求助于某种盖世太保的统治形式”。舆论对他由全国的领袖一变而成为党派利益的卫士感到难以接受。

投票日之后还需较长时间完成计票工作，所以丘吉尔于7月15日带领艾登和艾德礼飞往波茨坦参加“三巨头”会议。丘吉尔觉得在得知大选结果之前他不能决定会议中的任何重大问题。

7月25日，丘吉尔一行回国，以便第二天公布大选结果时在场。

本来丘吉尔对大选获胜一直抱有信心，但就在回国的那天夜里，他“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一刀似的”惊醒了，因而预感到形势不妙。第二天中午时分情况已趋明朗，尽管丘吉尔本人当选，但保守党却遭到失败，只获得了197席。而工党在下院共获得了393个席位。

在五年多战时首相位置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丘吉尔，此时只得黯然神伤地面对下台的现实。

早在出席雅尔塔会议时，有一天丘吉尔参加由罗斯福做东的宴会。在宴会上非正式的谈话中，丘吉尔曾说，他是经常被当作反动派“被痛打”的。但是在他和罗斯福、斯大林三个人中，只有他随时可能由他的人民通过投票把他赶下台。他个人倒是以这种危险而引以为荣的。

斯大林接口和他开玩笑说，首相显然是害怕英国即将举行的大选的结果。

丘吉尔回答说，他不仅不害怕，反而以英国人民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这样做，他们就为把他们的政府撤换掉的权利而感到自豪。丘吉尔当时这么说大概也是真心的。但事情一旦真正摆在面前，丘吉尔就不大自豪得起来了。

当保守党的失败最终被确认后，丘吉尔感到的是失望和迷惘，他十分沮丧，并且不无微词。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中，谈到严厉而又卓越的法国前总理克列孟梭“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时，引用了古希腊哲人布鲁达克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这句颇具嘲讽意味的话，多少也反映出了他的无奈和气愤。

丘吉尔紧接着又抨击道：“法国在遭到如此严重削弱的关头，便犯这种脾气，那是很轻率的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英国人的批评与指责。

7月26日，丘吉尔正式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并请国王召见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了安慰丘吉尔，国王提出向他颁发嘉德勋章，但丘吉尔认为在此时接受这一荣誉不太合适而谢绝了。

丘吉尔最后在唐宁街发表了一项声明，“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他为不能完成对日本的战争而感到遗憾，但他宣称：“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做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预料的要快得多。”

丘吉尔在告别声明中的预言很快就兑现了。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丘吉尔再次走在议长身后到圣玛格丽特教堂参加战争胜利的感恩祈祷，不过这一次他是作为反对党领袖陪同新首相罢了。

在其后的日子里，丘吉尔也偶尔在议会作简短发言，对工党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访问西欧，接受纷至沓来的荣誉学位、荣誉公民称号以及各种奖章和礼品。

9月，议会休会了。在决定今后何去何从之前，丘吉尔决定先度假。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克莫湖畔作了充分地休息，然后计划撰写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

11月，丘吉尔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设想。此后，他又在多次演讲中提到这一思想，他认为这不失为一种解决战后政治、经济问题的救世良方。

发表铁幕演说

1946年3月，丘吉尔由杜鲁门总统亲自陪同，来到了这位美国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富尔顿。3月5日，他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米思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

在这篇演讲稿中，他呼吁联合国成立维护和平部队；主张西方国家保持“有关原子弹的知识和经验的秘密”；并力促“保持英语国家的特殊关系”。

在演讲的一开始，丘吉尔表达了他对苏联人民及“我战时的同志斯大林”的赞赏，因为他们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但接下来，丘吉尔的话锋一转，他的每一个字都震撼全场：

从波罗的海边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下。

在这条线的后面，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强烈地为莫斯科所控制。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苏联作为盟国在大西洋两岸的公众心目中仍保持着友好国家的形象，所以丘吉尔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大哗。

斯大林很快作出了反应，他在接见《真理报》记者时说，丘吉尔“现在采取了战争贩子的立场”。

但杜鲁门似乎对此说法抱着赞赏态度。虽然杜鲁门拒绝对丘吉尔的讲话作公开评论，但丘吉尔向艾德礼报告说，在他讲话前后，杜鲁门似乎同样高兴。演说可以认为是杜鲁门借他人之口发表的冷战宣言，是美国发动冷战的前奏曲。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纳粹战犯尚在受审之时，丘吉尔就曾公开敦促及早恢复德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

与一般人所认为的不同，当时在西方盟国中，大多数人对丘吉尔的这番讲话非常吃惊。

人们应当还记得，在1930年，丘吉尔曾经警告西方各国，对纳粹的绥靖将导致战争，但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他的话。

1946年丘吉尔的演讲与十余年前他所持的观点一样，一开始并没有人拿它当回事，但很不幸，他的预言最终都成为了现实。

在这次演讲中，丘吉尔还恳请美国认清苏联对所谓的“自由世界”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美国必须对此作出反应。

但当时的美国，不愿意将丘吉尔的“铁幕”演讲当真，他们不希望战争。直到一年以后，杜鲁门才彻底下定决心，要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因为那时，西方阵营和苏联在柏林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新的世界格局已见分晓，大英帝国风光不再，沦为二流强国。美国取代英国，转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力主在全世界发号施令。

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它有实力向美国叫板。尽管美英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是一致对敌的盟友，但随着战争的结束，由于彼此间利益的冲突，它们之间的摩擦不断升温。

在东欧、中东、希腊、土耳其等地，美国、英国和苏联更是争斗得异常激烈。

美国在战后世界新格局中的一举一动总是受到另一强国苏联的制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在形成之中。因而，美国政府正在制定着如何对付苏联的决策。

此时英国唯有希望争取美国，寻求美国舆论的支持，重建欧洲均势。

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看，丘吉尔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国家的利益积极联共联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局改变了，他又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态度转了180度。

无论如何，铁幕演说发表后一年，冷战真的开始了。丘吉尔再次向人们展现了自己无与伦比的预见能力。

再度出任首相

丘吉尔年事已高，他的许多朋友都曾劝他退出政治舞台，专心致志地撰写酝酿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但丘吉尔没有接受这个劝告，仍然活跃在他热衷的政治舞台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兴起了联合的思潮，欧洲统一运动蓬勃发展。经过丘吉尔、雷诺等著名人士的努力，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了欧洲统一运动首届大会。

英国、法国、荷兰等十国政府于1949年5月5日成立了“欧洲委员会”。不久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冰岛、奥地利、塞浦路斯、瑞士、马耳他等国也先后加入这个组织。

欧洲委员会的总部设在斯特拉斯堡，核心机构是一个由各国外长组成的部长委员会和一个由各国议会代表组成的协商议会，日常工作由常设秘书处负责处理。该委员会以欧洲的统一为目标进行了许多活动，特别是在促进各国议会间的合作作出了贡献。

8月，丘吉尔作为以赫伯特·莫里森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委员会咨询会议。

在社会活动之余，丘吉尔除画了许多写生、养了几匹赛马之外，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撰写六卷本、长达数百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利用了许多官方文件和他与罗斯福、斯大林之间的私人通信及来往电报，经过思考梳理之后口述出来，由秘书整理成文字。

1950年1月11日，艾德礼宣布2月3日解散议会，2月23日举行大选。

丘吉尔闻讯，马上从马德拉度假地飞回伦敦。大选结果仍然是工党占多数，但与保守党之间的差距被大大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很快会再举行一次选举。

1951年9月，英王在做肺癌手术之前，敦促艾德礼秋季举行选举，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艾德礼宣布10月4日解散议会，25日举行大选。

大选揭晓后，保守党获321席，工党295席。丘吉尔在伍德福德选区再次当选。艾德礼到白金汉宫辞职之后的几分钟内，丘吉尔被国王召见，奉命组阁。

丘吉尔任命艾登为外交大臣，巴特勒为财政大臣，利特尔顿为殖民地事务大臣，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为内政大臣，蒙克顿为劳工大臣，伍尔顿为枢密院长，索尔兹珀尼为掌玺大臣，伊斯梅为联邦事务大臣。国防大臣暂由丘吉尔兼任，等到亚历山大元帅从加拿大总督任满归国后再由他担任。

1952年初，丘吉尔赴美与杜鲁门会晤，商讨加强英美合作问题。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再一次强调了英语民族的团结这一主题。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丘吉尔访美时说：

反应敏捷、消息灵通、思想丰富、语言生动，而且诙谐机智一如既往。

1953年6月18日，丘吉尔开始主持内阁会议。10月初在于马盖特召开的保守党大会上发表演讲，获得很大成功。此前因他生病，人们已经在议论他的辞职和保守党更换领导人的问题。他就此谈到自己的看法：

以我之高龄，现在仍身居高位，肩负重任，这绝非因我贪恋权势或官职，这两者我已足矣。我之所以继续留任，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施以某种影响，尤其对我所最关心的问题，即建立可靠和持久的和平。

1954年初，丘吉尔为了实现“和平缔造者”的理想，曾试图会见苏联领导人，但马林克夫于1955年2月下台，丘吉尔的苏联之行也就不再提起了。

3月，他对巴特勒说：“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可我还在寻找安全降落的地点。”他已准备让艾登接他的班。

11月30日是丘吉尔的80岁华诞，除了家里按惯例为他举行了庆祝聚会外，议会两院也在威斯米思特大厅为他举行了特别祝寿会。各党议员送给他不少礼物，还有两块直径3英尺的大蛋糕。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丘吉尔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首相，他的一生中创造了许多奇迹。他在瑞典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崇拜者不在少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有几个瑞典人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他一再被提名，推荐他的几乎全都是瑞典的作家和历史学家。这些人当中有几位是学院的院士，他们认为，在20世纪中叶，丘吉尔的名字比任何人都要响亮。尽管如此，受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之托，撰写研究报告的学院院士还是用“细密的筛子”把丘吉尔“筛”掉了。

1946年，第一篇研究丘吉尔作品的报告，由年高德勋的学院前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执笔。这份报告认为，丘吉尔写的《萨夫洛拉》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世界危机》并不是好作品，更不能算是文学作品。

1948年，瑞典文学院的安伦教授在他撰写的第二份报告中，反驳了霍尔斯陶穆的观点。安伦强调，丘吉尔写的《世界危机》具有重大的文学价值。在安伦眼中，丘吉尔是描述历史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画家”。

不过，他在结论中说，单靠丘吉尔的历史著作还不足以证明他具备获奖资格。如果用他在演讲方面的成就来强化他的文学地位，丘吉尔则无疑是够资格获奖的。

虽然这份报告对丘吉尔极为有利，可是文学院又拖了五年，才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呼吁让步。

在选择诺贝尔奖得主时，瑞典文学院有时会作出令人吃惊的决定。大家都认为，瑞典文学院一直严守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不颁奖给任何在角逐诺贝尔奖期间在其本国政府里担任职务的作家。而丘吉尔已于1951年再度出任英国首相。

这次，由于学院里几个重量级人物的坚持以及舆论的呼吁，瑞典文学院终于决定不考虑这个禁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其最后一卷于1953年问世，或许瑞典文学院决定要等这本回忆录完全告一段落才肯颁奖给他。果然，在颁奖典礼上，委员会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列为获奖作品。

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并不是很激烈。瑞典笔会在会长威廉亲王的领导下，曾于数年前推荐过几位作家，而且都大获全胜。不过，这次他推荐一位英国作家福斯特却没有中标。在其余的25名竞选者当中，包括美国的海明威、冰岛的拉克斯内斯以及西班牙的希梅内斯。这三人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陆续获奖。这些人对丘吉尔并未造成太大的威胁。

10月15日，瑞典文学院终于投票将奖项颁给丘吉尔，理由是：

由于他在描绘历史与传记方面之造诣和他那捍卫人的崇高价值的杰出演讲。

瑞典文学院也一向遵守一项规定：在开票之前严守秘密。可是，由于这位新得奖人身份特殊，所以学院在开票前，通过外交渠道询问丘吉尔本人是否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当瑞典驻伦敦大使哈格洛夫前往唐宁街10号，向丘吉尔证实学院的决议时，丘吉尔说，他十分珍视这项用以表扬他文学作品的“如此大的奖赏”。他将前往斯德哥尔摩，亲自向诺贝尔委员会道谢，向瑞典文学院致敬，并去欣赏该市的美景。

遗憾的是，丘吉尔没能亲自去领奖。12月10日，也就是诺贝尔奖颁奖日，所有的瑞典人和外宾都大失所望：这位政治家那时刚好在百慕大参加一次国际高峰会议，无法分身。于是，丘吉尔的夫人和她最小的女儿玛丽代表丘吉尔前往参加典礼。

在典礼上，宣读颁奖词的瑞典学会会员席瓦兹不乏溢美之词。他说：

大政治家和大战士难得也是大作家。我们想起恺撒、马库斯甚至拿破仑。丘吉尔的政治和文学成就太大了，我们忍不住要将他刻画成拥有西塞罗文才的恺撒大帝。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历史领袖人物两样兼备又这么杰出，跟我们如此接近。

瑞典文学院还在颁奖词中说：

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敏捷准确，内容壮观动人，犹如一股铸造历史环节的力量。丘吉尔在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关键时刻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却另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魔力。也许他自己正是以这伟大的演说，建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

瑞典文学院院士利列斯特兰德在颁奖仪式上对前来领奖的丘吉尔夫人所说的话也让这个家庭很爱听：在黑暗的年代里，他的言语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动，唤起了世界各地千百万人们心中的信念和希望。他还借用丘吉尔著作中的一句话来描述丘吉尔本人：“在人类冲突的领域里，以前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如此众多的人都应该深深地感激一个人。”

在每年仅有一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丘吉尔被认为占有特殊的地位，瑞典文学院院士齐凡尔茨的颁奖词几乎带了点谄媚的味道：

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

丘吉尔的夫人和女儿玛丽都成为瑞典国王的嘉宾。典礼后，丘吉尔夫人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宴会上朗读丈夫的答谢词。赴宴的有1000多人，大家都在仔细聆听。丘吉尔写的演讲词再一次表现了他的特殊才华。他在演讲词中这样写道：

诺贝尔文学奖在我心目中是意外的殊荣，很遗憾我职责在身，不能亲自来斯德哥尔摩，从你们敬爱的国王陛下手中领奖。

你们容许我将此任务托付给吾妻，我感激不尽。我有幸列名的案卷代表20世纪世界文学的种种杰出成就。

瑞典学会的判断是整个文明世界公认为无私、可信又诚恳的。诸位决定将我收录在内，我引以为荣，也承认有点害怕，但愿你们没有错。

我觉得你我双方都冒着相当的危险，我觉得自己不配得奖。不过诸位若不担心，我也不再存疑。

丘吉尔夫人一读完，全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举行首相辞职宴会

1955年4月4日，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举行辞去首相的宴会。女王夫妇应邀参加，并向即将退休的首相致以良好祝愿。在辞去首相的宴会上，丘吉尔向伊丽莎白女王祝酒，女王也举起酒杯为丘吉尔干杯，打破了只为英王干杯，英王从不为首相祝酒的传统。

丘吉尔对美丽、平易、端庄的女王始终保持发自内心的敬爱。他谨守传统，每周星期二晚上进宫同女王商量国事，向她汇报工作和征询意见。

这种会见和谈话按规矩是绝对保密并且不作任何记录的，但是人们发现，丘吉尔每次会见女王的时间都特别长，远远不止通常的一小时，可见两人相处之融洽。

他把女王笑容满面地前去主持她的第一次会议开幕式的照片，用特制的镜框镶起来，挂在他卡特维尔住宅的床头。每当他被请到赛马会上的皇家包厢里就座，或应邀到温莎和巴尔莫勒尔行宫去谒见女王，他都欢欣若狂。

他不厌其烦地称赞“她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巴鲁科谈论前景暗淡的英国仅存的财富时，丘吉尔强调指出，女王是英国首屈一指的最大财富。

每当女王和丈夫爱丁堡公爵去英联邦各国进行长时间的访问，女王都亲笔给丘吉尔写信；而丘吉尔这时写字已很费劲，但仍然在口授复信上亲笔签名后才发出，他还担心这样做不够礼貌和殷勤。他热切地盼望着女王访问归来，甚至坚持登上“大不列颠”号到远离港口的海面上去迎接她。

在辞职宴会上丘吉尔没有领受女王的恩赐。女王打算给他加封伦敦公爵的称号，对王室以外的人封公爵，这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殊荣。

丘吉尔对此不是不动心，但是封了贵族就要进上议院，别人对他就要称呼贵族的封号，他宁愿死在他心爱的下议院，他更珍惜自己的姓名。

5日中午，丘吉尔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下午16时30分，他前往白金汉宫递交了辞呈。丘吉尔搬出唐宁街10号时，《泰晤士报》作了如下报道：

在离开前，他举行茶会招待全体公务人员。当他由房子走向等候的车子时，他们站在大楼旁唱“他是一个快活的好伙伴”。他吸着雪茄，用他有名的V字手势向聚集在唐宁街上祝贺的群众打招呼。丘吉尔先生在祝福的欢呼声和叫喊声中，乘车慢慢地离去。

丘吉尔回到了卡特维尔庄园，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除了到世界各国访问和旅游，大多数时间是在此度过的。

辞去首相不等于完全退隐。丘吉尔是一个为政治而生的人，就像他尊敬和喜爱的音乐家哈里·劳德的一首歌《勇往直前，走向道路的尽头》所说的，他关心政治的热情，也勇往直前地奔流到生命的尽头。

他还是一个议员。而且以后每逢大选，他都参加竞选，争取连任了议员。

下院不只是他过去的讲坛和阔步的场所，也是他今天获得怀旧的温馨和喜悦的精神家园。在他身体和精神感觉良好的时候，他爱戴起助听器，拄着金头手杖走进议会，坐在过道下边政府方面席位听会。

他如今不是每会必到，更不像过去那样经常发言参加辩论。即使静静地坐在那里倾听，他也觉得是一种享受。不过，身体一年年地更加虚弱了，腿脚也不灵便，他去议会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

选民区有些事需要他去做，国内外敬佩者给他的信件如雪片飞来，还要发电文和接待来访者。外交部定期送官方电报给他看，向他征询意见，因此给他特别配备了一个有才智而又勤谨耐心的秘书布朗，帮助他处理要办的公事。给已退休的首相提供这种待遇，在丘吉尔以前和以后都不曾有过。

1954年他80岁寿辰时，继承了“下院之父”的荣誉称号。

1956年联邦德国给他颁发“查理曼奖”，1958年戴高乐向他颁发解放十字勋章。1963年4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决议，肯尼迪总统签署批准，授予丘吉尔美国“荣誉公民”称号，这是美国可以授予他的最高荣誉。由于身体不堪长途旅行，丘吉尔让儿子伦道夫代表他出席白宫的授予仪式。

直至1963年5月他才最后宣布退休，不参加下次大选。1964年7月28日，工党首相道格拉斯·霍姆提出动议，就丘吉尔对议会、国家和世界所作的贡献，表示无限赞颂和感谢，动议获得一致通过。这种专门决议是议会1814年感谢惠灵顿以来的第一次。朋友和医生怕丘吉尔过于激动，没有请他参加会议。

1973年11月，新修复的议会大厦落成时，高达3.66米的丘吉尔全身雕像，威严雄壮地挺立在它的正门前。

耄耋之年奋斗不止

丘吉尔最后十年，大部分时间在卡特维尔庄园度过，有时住在市区海德公园街28号，前几年，每年他都要到法国南方住一段时间。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丘吉尔要抓紧时间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写好大部分草稿的四卷《英语民族史》完成，陆续整理出版。

他的兴趣只在战争和政治方面，写到社会经济生活就无话可说，甚至对肇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也只以寥寥几页草草带过。

此外，儿子将他1953至1959年的讲演编辑出版，题为《不成文的同盟》。这最后一个演讲集，突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风云人物丘吉尔关于英美联合的重要思想。

在卸下首相职务后，丘吉尔立刻偕妻子和林德曼教授去西西里度假。可惜天公不作美，因气候原因，只待了两个星期就回来了。

林德曼与丘吉尔私交甚笃，他在担任主计大臣期间所作的工作是卓绝和富有成效的。他在政府内部建立了数据分析部门，将大量的数据整理、分析并制成图表，随后这些数据和图表以报告的形式上呈给丘吉尔。丘吉尔可以据此快速并准确地作出判断和决策。因此可以说，他对丘吉尔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林德曼在政府所从事的工作是和科学相关的工作，他作为英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创建人，深深地感到在科技竞争中英国远远落后于美国，便提议创办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理工大学，并认为技术专家应接受人文科学的积极影响。

丘吉尔赞同林德曼的意见，开始让秘书以他的名义募集资金，建立剑桥丘吉尔学院。

1958年丘吉尔在主持学院理事会时，提出要平等地接受女子入学，当时牛津和剑桥大学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丘吉尔本来歧视妇女的思想很严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妇女重要的贡献，妻子和女儿莎拉、玛丽的社会活动才干，都教育他转变了观念。

由于筹资困难，学院到1961年才奠基，1964年才正式开始第一期工程。

丘吉尔很想利用自己的余生写书，但毕竟脑力不济，记忆减退，力不从心，只好作罢。

丘吉尔仍然浏览每日重要报纸，读历史书，看小说，在外出旅行时画画。

他特别爱看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从这些书里寻找他一生的高潮，重温他作为伟大国务活动家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他每周要收到几百封信，专门有两个女秘书给他处理个人信件。此外，还有几个生活服务人员为他操持家务，照料饮食。

丘吉尔除了客人来访同他谈起政治问题能够暂时激起热情外，只有法国南方的生活能增加他的活力。

地中海沿岸美丽的景色丰富了他的艺术想象力，他在那里画画、休息和交友，间或也去蒙特卡罗玩轮盘赌。

1958年，丘吉尔全家在比弗布鲁克的别墅中，庆祝他的金婚纪念日。

1959年，丘吉尔有了一位百万富翁的新交，即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不知他以什么魅力拨动了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友情琴弦。

船王有艘大型豪华游艇“克里斯迪纳”号停泊在法国里维埃拉，他邀丘吉尔全家登船出游，每日供奉美酒佳肴和各种舒适的服务，令贪图美食等生活享受的丘吉尔十分开心。

1959年至1963年丘吉尔有几次乘游艇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东到伊斯坦布尔，西到西印度群岛和纽约。船王就在这艘船上控制他庞大的商业帝国，其中包括蒙特卡罗的巴黎大饭店，丘吉尔也常应邀长住其中。

年事已高、郁郁寡欢的丘吉尔在奥纳西斯的豪华游艇上享受到了无上的尊敬，而奥纳西斯和丘吉尔在各种场合的甜蜜合影，也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事实上，丘吉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勋人物，他在西方世界里已经被奉为神灵，他和奥纳西斯的交往无疑提高了奥纳西斯的社会声望。

85岁以后，丘吉尔感到他的体力越来越差，他佝偻着背，腿脚乏力，耳聋严重，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已很难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再也无法提出什么创见了。

他的活动大受限制，常常靠玩纸牌和看电影来消磨时光。亲朋故友一个个病逝，丘吉尔感到悲伤和寂寞。

他玩牌也技巧衰退，注意力难集中，经常出错牌，难得的是布朗秘书和妻子的堂姐亨利却极具耐心地陪着他一连玩上几小时。

他的战友蒙哥马利元帅十几次前来卡特维尔与丘吉尔做伴、聊天和互相安慰，两颗绚丽之星在宁静的黄昏中放射出照耀对方的光辉。

1959年丘吉尔已85岁，如果他还能像以前那样坚持下去，他会作出超人的成绩。

事实上他在1959年6月，以及第二年6月和10月，还是不断被轻度中风所折磨，在日程表上，有一些事情他尽力回避不参加，如皇家学院宴会、哈罗学校的唱校歌会、萨伏亚的奥瑟俱乐部的聚餐会等。

一次，他心爱的虎皮鹦鹉托比从笼子里逃走，一去不复返，丘吉尔感到很悲伤。尽管他的私人秘书和他的贴身警卫员费了很大劲，但始终没有找到。

顽强老人长寿有道

丘吉尔一生战斗在政治舞台，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四面受敌，处于紧张状态，却被人称为“像一头雄狮”。

丘吉尔是先天不足，出生时早产，出生后体质虚弱，不仅不聪明，还有些笨拙，两岁多了说话还吐字不清，学会说话之后又发音不准，还有点口吃。更恼火的是经常闹病。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以65岁高龄临危受命为英国战时首相兼三军最高统帅，肩负领导整个英国与德国法西斯进行殊死斗争的重任，日理万机，殚精竭虑，寝食难安，是对身体健康的严重挑战。

丘吉尔尽管有这些于健康长寿不利的因素，但他却获得了如此高的寿命。从养生学角度讲，他是如何弥补了先天不足的缺陷，又是怎样熬过那摧残健康的战争岁月的呢？

丘吉尔出身名门，家境富裕，身为前英国财政大臣的父亲伦道夫为儿子装设了宽敞漂亮的游艺室。丘吉尔从幼年开始就迷恋军事游戏，他拥有1500个锡兵，时常将它们摆开阵势，交锋对垒。这很好地运动了他的全身和臂力。

进入哈罗小学后，学校里有操练和射击课程。对军事的浓厚兴趣和立志当军官的理想，又使丘吉尔很自然地参加了这间小学的特别陆军班，学会和迷上了击剑、游泳、骑术。其中，击剑成绩最佳，曾获校际击剑比赛的银牌。学习的目的是为将来报考皇家军事学校做准备。虽然接连两年的报考失败了，但经过一年预备班学习后，他终于第三次考该校被录取。在这儿，各种军训课目都是又学技能又强身健体的。

在学习之余，丘吉尔很喜欢打猎、打马球。这样，当不到20岁从皇家军事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军人时，丘吉尔已是一个威武壮实的男子汉了。难能可贵的是，丘吉尔毕生坚持体育运动，以后还加上了园艺、搬砖、驾车、开飞机以及旅游等项目。当时，这些体育运动与娱乐活动对于健康的益处已得到公认。

一位名人说过：“人生的第一道美餐就是睡眠。”丘吉尔的睡眠堪称“美餐”。他的睡眠极好，一向喜欢酣睡，一进入卧室就旁若无人，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他一上床就绝不胡思乱想，而是很快酣然入睡，睡得深沉，质量特高。

除了夜间睡眠，丘吉尔很重视午睡。午睡在欧美被看作懒惰的表现，人们常规是不午睡的。可是，丘吉尔有主见，我行我素，每天例行午睡一小时，只要有条件就坚持。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岁月里，仅1940年9月至11月间，德国轰炸机对伦敦的轰炸就持续了两个月，平均每夜有200架德机进行袭击。政府建筑、首相官邸、议会大厦和白金汉宫都多次中弹。丘吉尔奋不顾身地指挥着这场旷日持久的生死存亡战斗，每晚通宵不寐，只在凌晨才睡上两三个小时，睡眠严重不足。此时，他采用猫儿打盹睡法弥补失睡的困扰。白天，每当他乘汽车穿梭于政府各部门之间，或者乘飞机“出勤”时，他就抓紧途中间隙在座椅上打盹或闭目养神。打盹时间虽短，却能补回“欠觉”，为大脑“充电”，很好地保持了大脑精力。

这些重视睡眠的方法，是丘吉尔毕生精力充沛，至八九十岁高龄依然头脑清醒，思维敏捷的原因之一。当然，一个人健康长寿是主观、客观诸多因素决定的。

丘吉尔意志顽强，宽宏大度。他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五起五落的曲折，但失败时毫不气馁，仍然像“一头雄狮”那样战斗，最后果真取得成功。他说过：“我想干什么，就一定干成功。”

丘吉尔待人十分宽厚，看事物“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为中心”，能够谅解他人的过失，包括那些他曾经强烈反对过的人。虚怀若谷的他从而摆脱了许多烦恼忧思。

丘吉尔也很开朗乐观、诙谐幽默。他被英国人称为“快乐的首相”，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与家人在一起，说话都兴趣盎然。甚至在生命垂危时，有人问他怕死吗？他还打趣地说：“当酒吧关门的时候，我就要走了，拜拜，朋友！”

丘吉尔是个以强硬态度著称的人，但也善于以幽默的技巧，把剑拔弩张的政治斗争化为一笑。据说有一回某反对党的女议员在鸡尾酒会上敬酒时恶狠狠地对他说：“假如我是您的夫人，我一定在你的酒杯里下毒。”丘吉尔不动声色地回敬一句：“假如您是我的夫人，我宁愿把那杯毒酒喝下去。”能不生气时绝不生气，更无须疾言厉色，大发雷霆之威。这种幽默的“武功”大概也是他长寿的秘诀之一。

合理健康的饮食结构，也是丘吉尔长寿的原因之一。他很喜欢食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而对肉食却退避三舍。对于饮酒也控制得很好，喝得较少，从不贪杯。

此外，丘吉尔爱好多样，兴趣广泛。他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演说家、画家、记者和作家。作为画家，他的西洋画作品开过个人画展，作为记者、作家，他写的分别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的作品《世界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荣获了195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吸食雪茄烟吉尼斯纪录的保持者丘吉尔的长寿秘诀，有人用年龄再造理论进行了分析，发现他的生活方式中充斥着大量的“减龄因素”，正是这些减龄因素大大降低了他的衰老速度。研究人员把这些“减龄因素”大致归纳为这样几句话：意志坚强，宽宏大度；豁达乐观，诙谐幽默；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劳逸结合，善于休息；饮食合理，喜爱运动。

正是有了这些长寿秘诀，使他在垂暮之年，接连经受严重的病伤，不仅性命无虞，还能神奇地迅速恢复，其生命力之顽强，让人惊叹！

生命之光最后闪耀

1964年11月底，丘吉尔迎来了90华诞。这天，他穿着按战时式样缝制的奇特服装，站在住所二楼的窗口边，向聚集在家门口附近的祝寿人群挥手致谢。

在90华诞这天，丘吉尔收到6万封贺信、贺电和许多贺礼，包括女王送来的鲜花，他躺在床上接受了新首相威尔逊转达的工党内阁的祝愿。晚上，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英国广播电视台祝贺他90大寿的特别节目。

丘吉尔的眼睛已经失掉了以往闪耀的那种智慧、意志和刚毅的目光。时间夺走了这一切。而他向时间夺取得更多，早几年他就详细安排了自己的葬礼仪式，并以《葬仪手册》为题作了书面记载。

早在20年前，当他接连患肺炎和出现心脏病症状时，根据莫兰医生关于丘吉尔活不长的预测，伦敦一家新闻电影公司就授权组织一个准备摄制丘吉尔葬礼文献纪录片的小组。

他还在一如既往地向命运挑战。他又取得一个新的胜利：坚韧地跨进了1965年。

1965年1月9日，丘吉尔得了感冒。晚上，他第一次拒绝吸烟和喝白兰地。他曾在既不抽烟、又不喝酒的蒙哥马利面前夸口说：“我既喝酒，又抽烟，所以百分之二百健康。”

如此自信和倔犟的人，十年前对烟酒已经严格地限量了，现在进一步拒绝，可见生命已非同寻常地跨向了极限的门槛。

次日躺在床上没有食欲，神志不清。第三天会诊发现再次中风。15日，因脑血栓而昏迷。

接连十多天卧床不起。子女亲属纷纷赶回家门。记者和市民在门前屋后拥塞不堪，80岁的莫兰无法招架，干脆把临街宣布的病情公告送到通讯社。内阁和议会改变和暂停了原定的日程。

最后，丘吉尔终于熬到了1月24日，他的呼吸缓慢而吃力起来。早上刚过8时，丘吉尔心安神怡地辞世远行了。

在这个天空飘洒细细冷雨的星期天，800多万伦敦市民早饭比平日吃得晚，他们从电台的临时广播里默默地收听丘吉尔逝世的消息。

电台又播放起丘吉尔出任战时首相时发表的著名就职演说的部分录音：“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和辛劳，眼泪和汗水。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

这雄壮、坚强的声音把人们带回25年前那危急和拼搏的岁月。播完录音，电波中又传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它让人们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这象征胜利的乐曲鼓舞下，领袖和人民共同奋战的壮丽情景。

议会大厦的英国国旗降了半旗，教堂都鸣响着吊丧的钟声。伦敦上空的空气似乎都凝结不动了。只有丘吉尔家门口人来车往，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行人和车辆把路都快堵塞了。

“丘吉尔阁下亲手创造并谱写了历史。”威尔逊首相在灵前喃喃地说。历史和人心全面地记载着杰出人物的功绩和过失，但当伟人辞世的时刻，人们本能地只想起他的优良品质和卓越贡献。

早在1947年，丘吉尔当着医生的面告诉他的妻子，他希望像军人那样安葬他。现在他如愿以偿。

1965年1月27日，丘吉尔的灵柩安放在议会大厦威斯米思特大厅，用红色地毯铺盖的四层台阶的中央高台上，人民前来向他告别。

台阶四角站着四名海军军官，他们身穿海军服，手持军刀，垂首而立。灵柩前方两名女军官，身穿军服，头戴军帽，一动不动地静立着。

议长和三个政党领袖们以及四名参谋长都先后替换军人轮流守灵。32万公民前来瞻仰遗容，向他表达最后的敬意。

七年前，女王建议，麦克米伦内阁决定，为丘吉尔举行国葬。非国家元首而举行国葬，英国历史上只有两次：1853年为打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将军，1898年为大政治家格莱斯顿首相。

1月30日，丘吉尔国葬日。伦敦上空笼罩着一片阴云，寒风刺骨。只为英王葬仪使用过的一辆炮车，载着覆盖英国国旗和压着嘉德勋章的灵柩。

长达1.6公里的3500人的送葬队伍以每分钟65步的速度缓缓前进。三军乐队轮流吹奏贝多芬和肖邦的送葬曲。一分钟发射一发的吊丧礼炮响彻冬日的天空。

灵车从威斯米思特大厅出发，穿过议会广场，经过白金汉宫，沿斯特拉斯街上芦加特山，来到圣保罗大教堂。

伊丽莎白女王和各国元首、首脑等贵宾等候在这里。隆重的仪式由合唱圣诗和奏哀乐开始，接着大主教做祈祷，大家垂首默哀，以唱丘吉尔喜欢的《共和战歌》结束。

午后，灵柩又装上炮车，来到伦敦塔旁的栈桥，再抬上游艇。游艇离开码头，鸣礼炮19响。空军喷气式飞机以分列式掠空而过。

游艇沿泰晤士河逆流而上，在滑铁卢车站登岸。灵柩被送上由“不列颠战役”号改装的“丘吉尔”号特别列车，载运到布莱尼姆宫附近的车站，安葬在故乡伍德斯托克旁边的布赖顿教堂墓地，同他的父母和弟弟长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