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政坛

胜利不是结束，失败不是死亡，真正重要的是敢于继续的勇气。——丘吉尔

为选保守党议员奔波

丘吉尔作为军校出身的下级军官和无师自通的战地记者，很多时候还是作为军官兼记者或记者兼军官，转战和采访了美亚非三洲四个国度。

他一手拿枪、一手执笔，传奇般冒险和脱险的丰富阅历，死里逃生的勇敢和智慧，大量生动、及时、精彩、引人关注和传诵的战地通讯，以及直言不讳、引起军政上层重视和争论的军事对策性政见，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为他竞选获胜铺平了道路。

1900年，索尔兹珀尼首相解散了议会，宣布举行下院选举。由于丘吉尔成为南非战争中的传奇英雄，他在这次竞选中处于有利地位。此前当他刚刚逃离布尔人的牢笼时，甚至连奥德姆选区许多支持自由党的选民都曾写信向他表示祝贺，并表示在下次选举中“不管政局如何”都将投他的票。

保守党人则充分利用丘吉尔的历险大做文章。由于得到了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丘吉尔为保守党赢得了一个议席，当选为奥德姆选区的保守党议员。

丘吉尔自己后来说，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星期日以外，我差不多每晚都要演说一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有时一昼夜演说两场。我接连不断地奔波，很少在一张床上睡过两次”。“我绝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大厅挤满了情绪激昂的人群，我赶赴一个又一个会场，发表一次又一次演说。我赴会所乘马车的‘嘎嘎’声和迎面袭来的冷空气，同热气腾腾、灯火通明、热情奔放的会场气氛，不时交替出现”。

丘吉尔这个26岁的新手，以他在南非获得的名望和娴熟的演说技巧，已比一般的议会老手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每日邮报》的老板哈姆思沃尔斯建议对丘吉尔深入了解一下，以后好好报道。

一个叫史蒂文斯的人对丘吉尔跟踪考察了一段时间后，在《每日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叫《欧洲最年轻的男子汉》的文章，对丘吉尔作了透辟的分析。

论年龄，甚至论气质，丘吉尔还是个孩子，但若论个人抱负、深思熟虑、运筹自如、有的放矢、手段高明等方面，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他是个有坚定抱负和敢于为之采取果断行动的男子汉。他对于所采取的手段能否使他有效地达到目的，能作出准确的、几乎是令人惊异的判断。

他具有老练的国务活动家那种灵活自如处理事务的本领。他也许具备当一个大将军的品质，不过这些品质从未在他身上表现出来，而另一些品质却在他身上表现得很充分。假如他愿意，这些品质能够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成为一个卓越的新闻记者，或成为一个最大的广告商行的老板。

丘吉尔是个不谦虚的人。特别是在军队中，他自命不凡，经常碰钉子。然而他并不因此自暴自弃。他自命不凡的这个缺点是无法克服的，无论从年龄、从正常的理性或从事实本身来看，都没有为此提供条件。

丘吉尔是个沽名钓誉、处世谨慎的人。与其说他在盘算如何飞黄腾达，不如说他在深刻地进行自我省察，而这种省察的结果使他相信，他具备将来成为叱咤一时的人物的天赋个性。

与这篇文章的观察和判断相近，同保守党在政治舞台上激烈角逐的老冤家自由党，在丘吉尔当选为议员后，他们的喉舌《曼彻斯特卫报》也承认丘吉尔是“一位勇敢无畏、富有魅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丘吉尔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没有系统的世界观和可以比较严密地加以论证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观点，甚至对英国人心目中具有神圣性的宗教信仰，他也看得很淡。

不过，受吉本和麦考莱史学著作影响，他终生抱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即杰出人物和英雄创造历史。不论对这种观点如何评价，但这一信念却像火车头一样产生巨大的力量，牵引着丘吉尔前进。

至此，丘吉尔更加决心要当一流的杰出人物和英雄，他自信必定会成为一流的杰出人物和英雄。

他认为自己在20世纪之初就踏上了英国政坛，那么，创造20世纪的英国历史便是自己的天职。

成功发表亮相演说

1901年2月15日，英国新一届议会首次会议开幕。丘吉尔身穿黑色燕尾服，头戴高高的宽边平顶灰礼帽，拄着手杖，昂首阔步走进泰晤士河畔的议会大厦威斯米思特宫。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物宏伟壮丽，每当议会开会时，白天在维多利亚塔上升起英国国旗，夜晚则用灯光照射大钟楼。议会大厦中圆形的中央大厅将上、下议院分开。

上议院又名为贵族院，由英国王室后裔、世袭贵族、终身贵族组成。玛尔巴洛公爵自然也是一名上议院议员。

这1100多名周身流着高贵的“蓝色血液”的英国贵族，只有司法权而无立法权，对于下议院通过的议案如不同意，只能拖延其生效的时间，而不能加以否决。

下议院是平民院，拥有立法权、对内阁的监督权和倒阁权。会议大厅的右边是执政党议员的坐席，左边是各在野党议员的坐席。执政党内阁成员和反对党“影子内阁”成员分别坐在两边的前排，称“前座议员”，其他议员坐在两边的后排，称“后座议员”，前排、后排中间有条过道作为分界线。大厅楼上为记者席和听众席，议会辩论公开进行。

在英国，影子内阁是个非常重要的政府机构，它是反对党配备的内阁班子，其成员在议会中分别瞄准现任内阁成员的施政举措，同他们唱对台戏；一旦反对党上台执政，影子内阁稍加调整，就成为正式的组阁名单。

丘吉尔走到保守党后座议席的第一排，在他父亲就任议员时坐过的一个座位上坐下，伸直的双腿搭在一起，大礼帽扣在前额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像一个年长的议员一样，懒洋洋地环视着四周。

丘吉尔是最年轻的议员，但是托家族和父母之福，他早已结识过一些议员和大臣，也曾跟着父亲来听过会，熟悉这里的一切议事规矩。他没有陌生感和新奇感，也就不会特别的兴奋。

当年丘吉尔走出校门时，他坦率地对一个朋友说过：“我们都是些小昆虫，不过我确实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现在他的志向比当一只默默无声、发着冷光的小虫不知提升了多少倍。他在盘算着如何成为一条搅动政治风云的人中之龙。

新议员照例要发表在议会亮相的“处女演说”，就像戏剧学校毕业生的首次公演一样，对于在公众面前显示自己的形象十分重要。对于首次演说，他们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认真准备自不用说，还要把时间推迟到议会开幕的一个月之后，以便有更多的机会观摩老议员的熟练表演。

丘吉尔却急不可耐，第四天就发表了他在议会的首场演说。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他说他小时候体弱多病，不可能比他父亲活得更久，他也大概只能活45岁，但却要比他父亲取得更大的成就。事实上，他的寿命比他父亲整整长了一倍。

演说的题目选择得很恰当。这天的议会辩论议题是南非政策，对于丘吉尔来说，没有别的问题比这更熟悉了。只是演说的环境和条件却是全新的。

丘吉尔很健谈，在社交活动中他往往滔滔不绝说个没完，肆意垄断谈话的权利，把交谈变成独白。有时对那些只有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的问题也高谈阔论，引起宾主一阵哄笑，他既不害羞，也不计较。而且近几个月来，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已经是他的家常便饭了，因此也就越来越驾轻就熟。

丘吉尔被安排在自由党37岁年轻议员劳合·乔治后面发表演说。他一边听劳合·乔治讲活，一边再次修改自己讲稿。

丘吉尔的亮相演说开始了。针对劳合·乔治指责保守党政府烧毁布尔人庄园的行为，他说：

尊敬的议员刚才的讲话未免不够公正。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在所难免，这已被近期内各国发生的战争实例所证实。

如果让我一个亲临战场的人加以评论，我可以断言，像英布战争这样以人道主义和宽容精神进行的战争是前所未有的。

保守党坐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丘吉尔接着推崇布尔人的英勇善战，主张让布尔人得到公正而光荣的和平。他说道：

政府应当明白，企图轻易地降伏布尔人，那只会增加痛苦和危险。可以考虑适当增加一些兵力以稳定当地的局势，然后给布尔人以公正的停战条件和自治的权利。

这回在自由党席位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亮相演说相当成功。演说结束后，劳合·乔治前来相见，同他热烈握手。这个握手，从此开始了英国政界两名崛起的新手长期的友谊。

为了政见退出保守党

1903年5月15日，政坛老将内维尔·张伯伦在自己的选区伯明翰发表演说，提出仿照德国和美国的办法，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壁垒政策，来保护国内市场和工业。

按照这项建议，在大英帝国本土和殖民地、自治领之间，进出口商品享有优惠税率，而对大英帝国范围以外的商品，则筑起关税壁垒，以减少和防止渗入。张伯伦断言，这一妙策，可使英国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新繁荣。

从长远看，张伯伦无疑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实施这一政策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实施特惠税率将会直接导致英国进口粮食的价格上扬，使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同时，纺织行业和造船业从中将得不到任何实惠，只有与张伯伦有关联的重工业会从关税壁垒中明显受益。因此，张伯伦的主张甚至遭到了来自保守党内部的强烈反对，反倒使因英布战争产生分裂的自由党人重新团结了起来。

丘吉尔正确地估计了形势，认识到自由贸易能提高一般英国公民的生活水准，而这才是政府面临的主要课题，因此他公开地站在了反对张伯伦的一方。

为了使这一届政府能够改弦易辙，丘吉尔把关税问题与“民主保守派思想”联系起来，在议会内外展开了紧张频繁的活动，激烈地反对实行关税壁垒，顽强地维护自由贸易。

丘吉尔虽然没比自由党人讲出更多的或独特的理由，但他精力充沛，雄辩滔滔，就等于从内部向保守党投掷了一颗重磅炸弹，比别人更具有轰击力。在党内外夹攻中，1902年9月9日，张伯伦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们全部辞职。

保守党的失利让丘吉尔很失望。丘吉尔没有耐性再等待下一轮机会，于是他小步快跑，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对保守党的叛离：1903年12月，他在演讲中激烈抨击保守党的政策，甚至有意向自由党讨好。

丘吉尔在结束演讲时说：“感谢上帝，我们还有个自由党！”1904年3月，他开始自称为“独立的保守党人”。同年12月，他写信支持在勒德洛进行补缺选举的自由党候选人。

1905年1月，丘吉尔被保守党组织秘书取消了保守党员资格。3月，当他对关税改革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一大帮支持政府的保守党议员在首相的亲自带领下退出了议会大厅。

这时，自由党议员们向丘吉尔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和鼓励，自由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劳合·乔治对丘吉尔表示了更大的热情，两人自此后成为好友。

5月末，丘吉尔在下院的座位从保守党人一边转到了反对党一边，他再次选择了他父亲生前坐过的那个位子。

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从一个党跳到另一个党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上，丘吉尔从进入议会的最初几天起就反映出转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保守党领导层中的形势是明摆着的，他要留在保守党内，显然不能青云直上。

然而，丘吉尔没有耐性等待，他要权，而保守党内其他青年政治活动家们堵塞了他在这个党内取得权力的道路。与此同时，自由党内的道路却是畅通的，为了远大前程，丘吉尔转党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丘吉尔改变党属关系所造成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他的许多朋友公开指责他是个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说他利用别人往上爬，尔后又反戈一击，加入了另一个党。

丘吉尔所受到的排斥要是落到其他政治家身上，必定早就被压垮了。但丘吉尔并不在意。他与劳合·乔治斗志昂扬地向保守党政府发动攻击，他们为获得大臣的职位而处处表现自己。

丘吉尔在许多方面与自由党人的政策保持了一致。除了反对扩大军队、反对关税壁垒、主张自由贸易而外，在反对不人道地对待南非矿区的中国劳工，反对在对外事务和帝国事务上花费太多，主张立法保障工会权益以及反对禁止进一步移民等问题上，都与自由党人站在了同一立场上。

保守党政府由于在外贸问题上的斗争而瘫痪了，首相辞职。自由党领袖坎布尔·班拿曼于1905年组织政府，并确定1906年1月举行下届议会选举。

保守党首相辞职，结束了他们的十多年执政，开始了自由党统治英国的时期，可见丘吉尔投奔自由党并未失算。劳合·乔治当上了贸易大臣，丘吉尔担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的职务。

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丘吉尔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在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撰写出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传记。

在撰写过程中，他得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和老同事的慷慨帮助。张伯伦、罗斯伯里这些政坛老将为他提供了许多与伦道夫勋爵来往书信的原件。

丘吉尔两卷本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于1906年1月2日公开发行。

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再一次极大地提高了广大读者对丘吉尔的尊敬之情。有评论认为，这本书的风格与基调完全超出了适应市场需要的范围，仿佛年轻的丘吉尔是为了后代人而不是为当代人写的。

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

1905年12月5日，自由党领袖坎布尔·班拿曼组成新政府并立即解散议会，确定于1906年1月进行大选。坎布尔·班拿曼在组织内阁时，请丘吉尔出任财政部次官。这对一位年轻大臣来说，是一个显要的职位，年薪高达5000英镑，比其他部的次官要高得多，而且可以为今后的升迁奠定良好的基础。

但丘吉尔谢绝了这一任命，他要求改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这一地位较低的职务。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然而是扬长避短的明智选择。

丘吉尔不熟悉财政事务，对殖民地的情况则知之甚详。他可以全权代表殖民地事务部在下院发言，为他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发表独立见解，施展自己的才干提供较广阔的舞台。

丘吉尔如愿以偿，当上殖民副大臣后，从文官中挑选了一个与他同年的埃迪·马什当自己的私人秘书。此人瘦高个儿，嗓音尖细，博学多才，既能为性急的丘吉尔很快地找到和准备好他所需的大批各种资料，又能以其稳健的个性在丘吉尔焦躁和发脾气时很有策略地劝他克制，充当他的缓冲器。

丘吉尔十分器重这位助手，让他跟着自己从一个部调到另一个部。他为丘吉尔忠诚地效劳。

有人对丘吉尔担任那么繁忙的国务工作，竟能在知识结构不大完善和文化素养不够精深的条件下，写出那么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稿感到大惑不解。

丘吉尔有一次对一位研究人员透露了其中的一个奥秘：“其他人能够替我做的脑力工作，我自己从来不去做。”丘吉尔一生将大量的专家、学者和其他出色人才网罗在自己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以致很多研究人员认为，丘吉尔的组织能力比思维能力更强。

面对即将到来的1906年1月的全国大选，丘吉尔以挑战的姿态，选择了一直是保守党据点的曼彻斯特西北选区参加竞选。

1905年末，丘吉尔就带着马什住进了威斯米思特附近的米德兰特旅馆，在一连串的政治集会上发表了极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场面热闹，盛况空前。

在演讲中，丘吉尔充分运用了自己这些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演说技巧，在与政治对手的辩驳中善于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取得了很大成功。

他的竞选对手威廉·乔茵生·希克思是一位强有力的宗教界人士，在关税改革问题上是个稳健派。他抓住丘吉尔由保守党人反叛为自由党人这一事实，指责丘吉尔的政治态度前后矛盾。

丘吉尔简单而又巧妙地回答了他的诘难。丘吉尔说：“我在为保守党工作的时候，我说过许多蠢话，正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说这些蠢话，我才离开了它。”这个回答引起了听众的一片欢呼声和笑声。

丘吉尔还很注意争取保守党人的支持，因此他把自由贸易问题作为自己演说的经常性主题，强调这一问题是选举的关键问题。

1906年的选举使工党初战告捷，这标志着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英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丘吉尔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新动向。

1906年10月，丘吉尔在哥拉思格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人代表参政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赞成工人代表参加下院，但他又尽力试图将工人代表参政的组织形式纳入自由党的轨道。

大选结束后，丘吉尔要完成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按照自由党内阁的旨意，解决南非的前途问题。他负责草拟一项议案，将英布战争结束后被并入英殖民帝国版图的德兰士瓦和奥伦治，同英国移民较多的开普敦、纳塔尔合并，组成南非联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土，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样。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之间的矛盾。

1907年下半年，丘吉尔赴英国各东非殖民地作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半视察半休假的自费旅行。丘吉尔同《滨海杂志》谈妥，为其撰写系列文章，每篇150英镑，以稿费来支付旅费。

丘吉尔原拟花更多的时间观光和狩猎，但一到非洲就陷入繁忙的公务之中。英国派驻当地的总督为他设宴接风洗尘，向他报告工作，当地王公贵族、部落酋长频频前来参拜，弄得丘吉尔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有时只好晚上一边洗澡一边向马什口述为《滨海杂志》撰稿的素材。

艰辛的旅途丝毫没有令丘吉尔扫兴，丰富的自然资源还使他游兴倍增，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他心中萌发：如果在这里大修铁路、大建电站、大盖工厂，东非沉睡的丛林，白白冲泻的瀑布，就将从无穷的潜力变成大英帝国滚滚而来的财富。于是一边旅行，一边把即兴而来的设想倾注笔端。

1908年，丘吉尔出版了《我的非洲之行》。

担任商务大臣

1908年2月12日，坎布尔·班拿曼首相突然中风，而且复原无望了。他的继承人阿斯奎斯开始筹划组建新内阁。

阿斯奎斯拟请丘吉尔在海军大臣或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两个位置中选择一个。丘吉尔不好去取代他姑父、现任海军大臣特威德蒙斯勋爵的职务，因而选择了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一职。

但担任该职的是内阁中唯一的工联主义者约翰·伯恩斯，他不愿意离开这一职位。最后，阿斯奎斯安排丘吉尔接替劳合·乔治担任商务大臣；而劳合·乔治接任阿斯奎斯本人的财政大臣之职。而且阿斯奎斯答应将商务大臣地位提高到内阁大臣这个等级。

这样，1908年4月，时年33岁的商务大臣丘吉尔走进办公室，成为英国政府近五十年来最年轻的内阁大臣了。

从主政的第一天起，丘吉尔就将拿破仑的一尊小铜像放在自己办公室的写字台上，以后这尊铜像就伴随主人从一个部转到另一个部。这一引人注目的新摆设，可以说明丘吉尔对拿破仑佩服得五体投地。

此外还隐约地透露了丘吉尔一个隐秘的愿望：从当上内阁大臣起，他就把下一个目标瞄准了首相。

当时，英国的商务部管辖范围是比较宽泛的，劳工部尚未从中分离出来，后来的劳工部的大部职能此时均归商务部行使。贸易问题、运输问题、工业问题、劳工问题，甚至专利和版权问题，都由商务部进行处理。

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也与商务部的工作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这就为热心社会改革，渴望建立政治业绩的丘吉尔提供了极好的施展抱负的舞台。

丘吉尔上任之初，英国即开始呈现出周期性经济萧条的明显兆头：失业人数逐渐上升；许多行业的业主都试图削减工人或雇员的工资，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怠工甚至罢工事件。

丘吉尔在商务部负责制定的第一项重要立法，就是有关“血汗劳工”的法案。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劳工，在极为不利的条件和低微工资的情况下，被某些工业或商业部门雇佣。这些“血汗劳工”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因而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

1909年3月，丘吉尔在掌握了大量各行业自行制订的有关工作时间与工资报酬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向下院提出了在几个适当的行业建立工资协商组织的提案，未遭任何反对就获得通过了。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着手对劳工职业介绍所问题进行处理。他担任商务大臣后的第一个指令，就是要商务部劳工统计局提供有关劳工职业介绍的资料。

丘吉尔接受了部里专家倍弗尼奇的看法，认为成立劳工职业介绍所是进一步处理失业问题的根本性准备。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并实施一套强制性失业保险体制。

丘吉尔建议将商务大臣的年薪从2500英镑增加到一等大臣的5000英镑，并且从别人取代他以后再生效。阿斯奎斯答应了他这一请求，他这一姿态更博得了人们的好感。

在1909年间，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事，一是政府内部关于海军建设计划的政策分歧；一是劳合·乔治编制的财政预算以及对新税法的争议，而这两件事情则又是相互关联着的。

丘吉尔对国家防务开支问题极为关注。他认为陆军不应考虑在欧洲大陆进行战争，不能以此为目标进行备战；若单纯考虑殖民地事务的军事需要，则陆军的力量已有富余。

因此，一年节约100万英镑以上的军费开支是完全可能的。为此，他为陆军部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改革计划并力图说服内阁予以接受。由于遭到陆军大臣霍尔丹的抵制，丘吉尔未达到目的。

在海军的财政预算问题上，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看法相同。当时他们都对英国将与德国开战的忧虑持怀疑甚至嘲笑态度，因而坚决反对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向内阁提出的建造六艘“无畏号”型战列舰的海军预算方案。

丘吉尔自始至终与劳合·乔治站在一起。劳合·乔治的计划中的有些内容，比如建立发展基金，用于诸如植树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财政项目，以便为周期性经济萧条时期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就与丘吉尔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提出的计划完全一致。显然他们曾就此交换过意见。

10月，丘吉尔在登迪市发表演说，提出设立“平衡机构”来调节劳动力市场，这就将劳合·乔治的计划阐述得更为具体清楚了。

1909年，政府解散了下院，定于1910年1月举行大选。

在竞选期间，丘吉尔发表的大量演说被汇集起来，编辑成书，很快付印，赶在1910年1月竞选结束前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这本书实际上成了自由党人的竞选手册。

最后，丘吉尔以10747票当选。落选的两名保守党人以及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等三位候选人的得票总数还不如丘吉尔一个人的得票多。

迟到的美满姻缘

1908年，丘吉尔年纪轻轻就当上内阁大臣，是他疾步快跑的成果。30多岁才燕尔新婚，对于贵族子弟来说未免姗姗来迟。

丘吉尔上学时都不是男女同校，后来当军官，部队中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他很少有与异性青年接触的机会。踏上政坛后，在紧张匆忙中度过，耳濡目染的风流韵事也给他以教训和警戒：恋爱的不慎可能彻底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可不去冒这样的风险。当上大臣以后，有人上门来提亲，他也并不热心。

熟悉他的艾德金斯证实：他整个身心投入了工作。在没有政治活动时，就读书和写作。他不像伦敦其他青年人那样生活。他去的是政治俱乐部，其他人从未在普通俱乐部里见过他。他不论到谁家去度周末，总是带着一个装满书本与各种笔记的金属小箱子。他把很多空闲时间都用来读书。他周围的人议论着，丘吉尔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丘吉尔过的是他的小说《萨夫洛拉》中主人公的生活，他参加上流社会的娱乐和社交活动，也主要是把这当作结识朋友、了解动态和交流政见的机会，极少与姑娘们跳舞。

然而，世事难料。那年夏天一个深夜，丘吉尔与堂兄在拉特兰小镇休息，住的这栋公寓突然燃起熊熊烈火。消防队没有及时赶来，房子已无法挽救。

丘吉尔戴上消防帽盔，奋勇跳进火中，指挥抢救物资的工作，冒着生命危险从喷着火舌红焰和呛人黑烟的房屋里往外搬东西。当他又一次从里面跑出来时，屋顶突然在他的背后倒塌下来。

报纸在报道这次火灾时写道：“如果丘吉尔晚跑出来一秒钟，他就将葬身于残垣断壁之中。”

这条大臣英勇救火奋不顾身的新闻竟成了月下老人，打动了登迪市23岁少女克洛门第娜·霍齐尔的芳心。她在当年丘吉尔来这里竞选时见过他一面。他那英姿勃发和口若悬河的形象，早已深深地刻印在她心中，如今她又为他惊人的勇敢精神所感动，便给丘吉尔发了一封表示敬仰和爱慕的电报。丘吉尔回电说：“火灾是一种顶好的娱乐，我们痛痛快快地享受了它的乐趣。”

他们在布莱尼姆宫相见了。丘吉尔见她有着漂亮的眼睛，可爱的肤色和浓密柔软的乌发，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又对政治很感兴趣，便向她求婚，克洛门第娜当即答应。

她寡居的母亲也满意，说丘吉尔和他妈妈相互尊重，“我认为一个好儿子一定会是个好丈夫”。

1908年9月12日，隆重的婚礼在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丘吉尔头戴高礼帽，身穿大礼服，克洛门第娜修长而苗条的身躯披上镶有威尼斯花边的柔软的白色锦缎婚纱，双双走进教堂。

1400多人前来为他们祝福，教堂四周街道上还挤满了大批围观者。两位主教，其中一位是原哈罗中学校长威尔登主持婚礼，另一位劳合·乔治当证婚人。国王爱德华七世送来一根嵌有玛尔巴洛家族徽饰的镶金马六甲手杖，大银行家卡塞尔赠给年轻夫妇500英镑礼金。

隆重的婚礼结束后，他们开始了蜜月的旅行。他们先到布莱尼姆宫拜访玛尔巴洛公爵，凭吊伦道夫在家乡附近的坟墓，接着游览马里列湖畔休养胜地博文诺，随后去瑞士和意大利。

聪明伶俐的克洛门第娜从他们共同生活开始时起，就发现命运派给她的角色是不容易扮演的。

婚礼仪式刚刚结束，还没从教堂走出来，丈夫就津津有味地同劳合·乔治谈论政治问题；在布莱尼姆期间，新郎也没能放下书稿，天天坚持写作《我的非洲之行》的最后章节；他从博文诺给同事写了几封长信，讨论当前需要处理的公务要事；而在风光旖旎的威尼斯运河上，丘吉尔坚持要乘摩托艇，为的是要过风驰电掣之瘾，尽管妻子希望坐那种富于浪漫色彩的带舱平底船。

在两人共同生活的56年中，克洛门第娜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丘吉尔从未对选择配偶产生过后悔。他历来重视金钱作用，却以出身并非富裕家庭的克洛门第娜为终身伴侣，就是看中了她贤惠的人品，丰富的学识，以及与自己不同但正好可以互补的个性。

他们的爱情都是一生只有一次，他们的婚姻堪称白头偕老的美满姻缘，这在资产阶级政治家当中是不多见的。克洛门第娜为丘吉尔在宦海浮沉、风云变幻的生涯中，创造了一个稳定和安谧的家庭环境，并把他在单身汉时养成的粗暴习气改造得较为温和起来。

曾任丘吉尔私人秘书多年的约翰·科尔维尔，在《丘吉尔及其密友》一书中写道：

尽管丘吉尔忠实、亲切，但嫁给他的女人不会感到生活是很轻松的。他所选择的那个女人不仅有花容月貌，年纪大了仍是风韵犹存，受过良好的教育，娴雅温存；而且她还十分自信，能够对付他的要求和癖性。

她通常满足了他经常是过分的要求，有时是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同时她也能使他冷静下来采取现实的和理智的态度，从而使家庭井然有序。

丘吉尔爱把劳合·乔治等人带来家里举行夜宴，畅饮白兰地，吵吵嚷嚷地谈论和争辩时事政治问题，常常闹到深更半夜。克洛门第娜对此有所不满，但她既不愿危害丈夫的政治生涯，也不愿怠慢他的朋友，总是尽力而为，操劳筹办，紧缩家庭预算。

除去一个幼年夭折的女儿外，他们有三女一子。

出任内政大臣

1910年初的选举结束之后，阿斯奎斯对内阁成员作了某些调整。由于丘吉尔在政治斗争和竞选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他在自由党内以及政府中的分量更重了。首相希望他在日显其重要的爱尔兰问题或者内政问题上发挥才干。

经过考虑，丘吉尔放弃了爱尔兰事务大臣职位，选择了内政大臣要职。35岁的丘吉尔登上内政大臣的宝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应是一件很大的成就。

内政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监狱、少年罪犯营、消防队和伦敦警察局。它可以建议国王赦免罪犯，对组织议会选举有一定权力。此外，道路、桥梁、运河、矿山、农业、渔业、社会治安、监督外侨、社会公德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它的管辖范围。

按照丘吉尔的前任赫伯特·格拉斯顿的说法，内政大臣的主要职责是对700万工厂劳工和100万矿工的劳动条件、健康条件和安全负责，对所有人在警察管辖下拥有的个人权利负责，对维护公共秩序负责，并对警方的拘留所和监狱中的阴暗角落负责。

总之，在所有的行政官员中，内政大臣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作为一名立志社会改革的政治家，丘吉尔一上任，便立刻着手进行了监狱改革。

丘吉尔在1910年3月，即他上任尚不满一个月的时候，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项对“被捕前行为端正，未曾犯有‘欺诈、残暴、猥亵或严重暴力’罪行的犯人”实行较好待遇的法案。

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他对实行强制性单独监禁作出了严格规定，并在条文公布前，将写作了流行剧《公正》以揭露单独监禁对犯人的摧残的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请到内政部，亲自念规定给作家听以征询他的意见。但由于政务繁忙，这些富有远见的创议在丘吉尔任内并未能够完全通过立法程序而得到实施。

为了加强对矿山安全生产的管理，1910年丘吉尔主持制定了《矿山法》。这一法案对矿井的经理、工头和检查人员的培训和任用均做了详细规定。对矿井的通风、电气与炸药的使用、拖运及其机械系统均加以规范，并强行规定必须建立救护和抢救设施。

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给予极高评价，称《矿山法》为“我们采矿界的福音”。矿工出身的老资格下院议员查尔斯·劳维克则说：“全国上下以极满意的心情为之欢呼。”

为限定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商店法案。他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但由于店主们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在法案通过时，原制定者的意图，反映得很少。尽管如此，这项法案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至少为店员们争取到了每周半天的固定工休。他甚至为已不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国民保险法得以在下院获得通过作了巨大努力。

担任海军大臣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德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1911年7月的一天，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炮艇来到摩洛哥渔港阿加迪尔，派了一些人登陆视察，接着又悄然离去。此举不仅是警告法国在非洲的扩张，而且是表明德国觊觎非洲的强烈意向。

此时，伦敦正沉浸在一片欢乐饮宴、歌舞升平之中。一向爱管闲事的丘吉尔，惯于对本部职权以外重大问题发议论，提建议。于是，他给内阁成员送去了厚厚的一摞备忘录。

丘吉尔认为英国海军盖世无双，不把后起的德国海军放在眼里。两年前在议会中他曾把海军大臣提出要造六艘装备13.5英寸口径大炮的主力舰计划视为惊慌失措，并且因担心实行社会改革计划缺钱而激烈地反对增加海军预算拨款。

现在，丘吉尔猛转180度，得出英德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成为未雨绸缪的积极备战派。

1911年8月23日，帝国防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陆军部和海军部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会议同意了丘吉尔备忘录中关于战争主要将在法德两国陆军之间进行，战争一爆发，英国即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意见。

帝国防务委员会议还证实，海军在保证英国远征军安全渡过英吉利海峡赴欧洲大陆与法国并肩作战这一问题上，没有作任何计划。为此，首相阿斯奎斯决心更换海军大臣麦克纳。

阿斯奎斯决定加强海军部，拟调丘吉尔去接替海军大臣麦克纳。尽管丘吉尔行为有些古怪，过分热心地对别人主管的工作评头品足，引起比他年长得多的内阁成员的反感，但他在贸易和内政大臣岗位采取的积极行动，显示出他是个富有坚强毅力、决心和组织能力的治国人才。

1911年9月下旬，阿斯奎斯征求丘吉尔对改任新职的意见。

丘吉尔觉得大战将临，海军部的工作大有用武之地，加之舆论对他镇压劳工运动大加挞伐，自己名声已臭，不想在内政部再待下去，宁肯改任官阶较低的海军大臣，便满口答应了首相。

1911年10月25日，丘吉尔以一个工作狂的面目出现在海军部。他一上任，立即在海军部建立了参谋人员值班制度，规定值班人员在必要情况下应发紧急警报。他极力造成一种临战气氛，促使部内各级人员相信来自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

丘吉尔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北海大地图，他让参谋人员用小纸旗在图上标出德国海军兵力部署的变动情况。他认为这不仅可以使自己一上班就能详细了解敌方舰队的活动情况，还可以使自己和海军部的同事“经常保持敌情观念”。

丘吉尔把家搬进了海军部大楼。他经常乘坐皇家海军的“魔女号”快艇外出视察海军部队，几乎走遍了所有最主要的海军基地，视察了所有的大型军舰，详尽地掌握了海军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丘吉尔仿效陆军，在海军创设作战参谋部，把指挥权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他接连更换了年老资深但观念陈旧的第一、第二部务委员。他在朴次茅斯开办海军作战学院培训参谋人员。

丘吉尔将大臣同几位部务委员集体决策的传统工作方式，改变为向部务委员发号施令，引起一些将领的不满。但是他的改革却在下级军官和水兵中大得人心：提高了下级军官的待遇，取消了对犯轻微过失者的体罚，提高了士兵的薪饷，让优秀士兵有机会升任军官。

海军《舰队》月刊主编说，英国“海军历史上没有一位大臣比丘吉尔更确实地对海军士兵的处境表示过同情”。

丘吉尔决定改用昂贵的石油替代煤炭作为军舰燃料，从而大大提高了航速。英国当时不产石油，丘吉尔说服政府，以200万英镑之巨资成立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并购得其控制权。

丘吉尔还决定改进舰艇装备，包括将主力舰上13.5英寸口径炮换成15英寸的。后来实践也证明了他的决定的正确性。

丘吉尔本来不懂海军，但他“在养兔场内到处打洞”的一系列举措却搞得有声有色，短期内就大大提高了英国海军战斗力。他成功的秘诀是请学识渊博的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当顾问，虚心请教，在实践中学习，迅速地使自己从外行变成了内行。

后来，当丘吉尔离开海军部时，原陆军大臣基奇拿对他说：“您永远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您已使英国舰队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大战爆发前，丘吉尔就在7月中旬把一年一度的例行军事演习改为战争动员训练，通过动员训练，舰只和全体海员都做好了打仗准备。

亲自率部上前线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访问塞尔维亚时被刺客枪杀。以此为借口，奥匈帝国宣布向塞尔维亚开战。

塞尔维亚地处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半岛因为容易引发战争，一向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巴尔干这个火药桶一旦点燃，整个欧洲的战争机器都将急速地运转起来。

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空气中似乎都充满了火药味。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忧心忡忡。丘吉尔却是兴高采烈。

好斗的丘吉尔爱好冒险的劲头又提了起来，迫切希望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统率才能。他在写给妻子克洛门第娜的信中说：

万事有艰险，万物皆毁灭。我感到有趣、快乐和幸福。这不可怕吗？对于我来说，参战完全是引人入胜的事。

让上帝原谅我这些丑恶而轻率的情绪吧！

在内阁会议上，丘吉尔竭力主张英国尽快参战，然而内阁没有同意。会议结束后，大家都疲惫不堪，只有丘吉尔还是那么精力充沛的样子。

“嗨！史密斯、艾特肯，你们别这么无精打采的，一起去吃饭怎么样？我请客。”丘吉尔热情地邀请道。

史密斯和艾特肯看着兴致勃勃的丘吉尔，不禁相对苦笑了一下：“温斯顿，真搞不懂，你怎么好像工作越多，反倒越有精神呢？”

丘吉尔放声大笑，带着他们来到海军部吃饭。饭后，又邀请大家打桥牌。

“我认为，宣战是迟早的事。何不早些参战，速战速决呢？”丘吉尔一边出牌，一边继续说服史密斯和艾特肯。

史密斯早就不想谈这个问题了，他只想好好玩一会儿，休息休息，就赶紧打断了丘吉尔：“好啦！亲爱的温斯顿，这个问题今天已经谈得够多的了。先让我在牌桌上向你宣战吧！”

丘吉尔做了个鬼脸，继续出牌。

这时，信差送来一个紧急公文箱，上面标着：温斯顿·丘吉尔大臣亲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丘吉尔的公务繁忙的节奏，就停止打牌，等着丘吉尔处理公务。

丘吉尔随手打开公文箱，看到里面是一封电报：德国已对俄国宣战。这意味着欧洲大战已经爆发，英国将不得不卷入战争。他既没有因为大战将至而神情沮丧，也没有因为心愿达到而得意扬扬，甚至对战争的爆发也毫不惊诧。

丘吉尔不动声色，脸上甚至还带着玩牌时的笑容，随手把牌递给旁边的人，让他替自己接着玩，然后径自走了，好像要去从事一件极其习惯的工作似的。

留下的人继续着牌局，丝毫没有意识到，丘吉尔刚刚带走了多么令人震惊的消息。

丘吉尔径直找到首相，要求先下达海军总动员令，然后再请内阁追认。首相同意了。

战争开始了！

由于丘吉尔三年多来的努力，英国海军的实力相当强大。在同德军的海战中，英军连续取得几次胜利，占据了优势。

连续的胜利给丘吉尔带来了极高的声望。在一片赞扬声中，丘吉尔不禁有些飘飘然。他鲁莽冲动的老毛病又犯了。

法国人得到情报说，德国将要进攻法国重要的港口城市敦刻尔克。法国人这下可着了急，赶紧向英国求援。丘吉尔爽快地派去一批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

为了让部队调动迅速，丘吉尔又征用了50辆伦敦街头的公共汽车，作为这支部队的交通工具。

早就在办公室里待得手痒的丘吉尔，这次好不容易有了上前线的机会，岂能轻易放过？他亲自上阵，率领部下，跨过英吉利海峡，赶赴敦刻尔克。

不妙的是，法国人情报有误，德军根本就没有来。失望的丘吉尔只好在前线跑来跑去，四处视察海军基地。

丘吉尔走到哪儿，这50辆公共汽车就一路老响着铃，载着陆战队员跟到哪儿。陆战队员们东看看西望望，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快活得像度假。当地的法国兵更是活泼爱玩，跟英国陆战队员闹成一片。

在战事紧张的前线，居然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太滑稽了吗？新闻界讥讽地称这支陆战队为“敦刻尔克马戏团”，有的甚至说是“丘吉尔马戏团”。

因为丘吉尔长期待在法国，很多会议都没有参加，同事们开始议论起来。政敌也抓住机会，攻击和诽谤丘吉尔。

丘吉尔对这些都不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

不久，为了援助俄军，丘吉尔提出，攻占战略重地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

这是一项十分冒险的计划，失败和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一样大。但是如果成功的话，英军就能在战争中获取主动。

为了决定是否攻打达达尼尔海峡，大臣们开了一整天的会。在会上，大家因为紧张而不停地吸烟，雪茄的烟雾这么浓，以至于办公室像是着了火。

大臣们不停地大声争论，都想让别人承认自己的主意最正确。争论到后来，都已经没有了辩论的力气。最后，还是首相阿斯奎斯一锤定音，作出了决定：将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进行到底。

随后，陆军大臣基奇拿同意派出陆军部队，支援海军攻打达达尼尔海峡。

万事俱备，踌躇满志的丘吉尔开始了他的大型军事行动。

先是持续一个月的炮击。丘吉尔命令舰队，利用新装备的大口径火炮，攻击海岸上敌军的炮台。

这下子，海面上数十艘军舰长蛇般排开，对着岸上的炮台，万炮齐发。灼热的炮弹像冰雹一样倾泻在敌军阵地上，隆隆的爆炸声，伴着冲天的火光不断响起。虽然风一直很大，但是由于爆炸太频繁，滚滚硝烟久久不散。

就这样，海峡入口处的炮台都被摧毁了。敌人已经无力还击，丘吉尔下令：继续向前推进。几十艘军舰宛若钢铁巨人，黑压压地沿着狭长的海峡口缓缓向前推进。

“轰隆！”“轰隆！”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声，使得各军舰的指挥官都吃了一惊。“不好，有水雷！”站在甲板上的士兵远远地能看到，原来走在最前面的主力舰，现在已经有一半没在水中，而且还在不停地迅速下沉。

消息很快报告给丘吉尔：有三艘主力舰被水雷炸沉了，还有四艘主力舰因为遭到严重破坏，已经失去战斗力。

“扫雷部队呢？他们究竟跑到哪儿去了？”丘吉尔十分愤怒，可是也无可奈何，因为扫雷部队不归他管。

由于海军实力受到很大削弱，进攻不得不暂停，以等待陆军援兵的到来。糟糕的是，等了整整两个月，陆军的援军也没来。敌人反倒趁机重新布置了防守力量。

达达尼尔海峡本来就易守难攻，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战机后，再想攻打海峡，难比登天了。

损失了那么多军舰，计划还是没有成功。这样一来，丘吉尔的处境不妙了。一时间，社会舆论纷纷把过错推在丘吉尔身上，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批评和攻击。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首相宣布：免去丘吉尔的海军大臣职务，改任不管部大臣。

几个月之后，丘吉尔毅然作出了举世震惊的决定：辞去不管部大臣职务，去法国参加作战部队。

驾驶飞机和发明坦克

丘吉尔在海军大臣任期内，曾经干成了两件了不得的奇事。一件绝顶勇敢，一件非凡聪明，都是业余捎带搞的副业。

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这两件事在他的一生事迹中很容易而且事实上常常被忽略不提，但是从人才学和科技史的视角来看，却十分难能可贵和富于启示作用。这两件事就是：

一个世界大国的重要部长级人物，在对工作和生活都无直接必要的情况下，居然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学习驾驶飞机，成为人类历史上为数很少的早期熟练飞行员之一；

一个根本没有系统地学过自然科学技术，又没干过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居然凭着他那爱幻想、爱创造的思维发动机和崇尚实干的决心与行动，把发明坦克的杰出构想变为了现实！

1912年，英国只有六架结构很简单的飞机，驾驶员也很少。

但是飞行的那种高速度和神秘感，很快攫住了丘吉尔的心，越险越有趣，他很快就迷上了飞机。

作为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大力推动发展航空事业，他鼓励海军航空兵尽一切可能添置和使用飞机和水上飞机，把这当作加强海军战斗力的重要措施。这在当时是一项艰难危险的事业，每种机型都要反复试验，还要培训不怕牺牲的飞行员。

1913年，他开始接受操纵飞机各种装置的训练。飞行员知道，这种职业危险性很大，伤亡率很高。他们不顾丘吉尔发脾气，不让他放单飞。丘吉尔的亲友们，尤其是他的妻子，都担心他发生危险，极力劝阻，不让他飞行。

由于丘吉尔性急好动而又非常讲究工作效率，他总是充分利用飞机这种新式高速交通工具。再往后，他身兼刚成立的空军部大臣，更是常常乘机外出，驾驶技术也更娴熟，能轻松地进行连续性飞行，甚至可以在空中翻跟头。

如果说，在驾驶飞机方面，丘吉尔所表现的还只是在赶新潮中有攻坚克难之勇，机敏善学之才，那么，在研制坦克方面，他却是先知先觉，敢想敢做，善于抓住他人智慧的闪光点加以发展，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前进，在历史上作出了创新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丘吉尔看到英国海军设在法国敦刻尔克的空军基地面临德国机群轰炸的威胁，便想生产配有高射机枪的装甲汽车来保卫航空兵。

但是，汽车无法顺利通过满是战壕的地段，于是丘吉尔又产生了一个念头，仿照蒸汽压路机的样式来改进装甲车，推土填塞壕沟，或者让装甲车带上四米长的轻便桥梁，放下便桥即可跨越壕沟。

他向首相提出这些方案，但是却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1915年2月，海军航空兵默里·修特上校在观看军事表演时劝丘吉尔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采用履带链轨。丘吉尔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创意深入思考，加以完善。

紧接着，在海军装甲兵中队长班多尔召开的一次装甲专家集会上，丘吉尔第一次提出一种重要的新武器的概念，称它为“能越过战壕的具有小型装甲护板并装有履带的气动牵引车辆”，大家给它起了一个比喻性的名称“陆地主力舰”，这就是后来坦克的雏形。

丘吉尔认为，这种具有无限轨道的武器，不仅能碾碎敌人的铁丝网和越过壕沟，而且还能使用纵向火力压垮敌方的防守，是一种可以大大加强作战机动性的武器。他在海军部成立试制委员会，批准试制18艘“陆地主力舰”。

1916年9月15日，坦克第一次在索姆河战役中走上战场。它轻而易举地跨越战壕，用机关炮射击，落荒而逃的德军被这前所未见的怪物吓得目瞪口呆。此后，坦克的生产才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后，更是加速大量生产。

1917年11月20日，英法盟军第一次使用大批坦克，在贡比涅猛攻德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此后丘吉尔提出了到1919年4月制造4000辆坦克和组建坦克部队的建议。

1918年8月，英军计划在亚眠附近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坦克进攻战。丘吉尔决心乘上飞机，休假两天前往观战。到达那里时，这次战役已近尾声，路上挤满了德军俘虏。他向劳合·乔治报告说，这是英军在整场战争中赢得的最大胜利。

坦克战的胜利令人大开眼界，有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把丘吉尔称为“坦克之父”的说法。后来有些人对坦克的发明权产生争议，为此美国专门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委员会愿意首先指出，由于丘吉尔的勇敢、敏锐和坚决，用坦克这种武器作战的设想才得以实现。”

退出政坛入军界

1915年11月 18 日，丘吉尔上校就要起程奔赴法国前线了。全家人甚至包括女仆都到大门口为丘吉尔送行。

丘吉尔挂着军刀，脚下堆着行李和军用包，为自己能上战场而激动不已。他忠实的秘书埃迪·马什正站在台阶上，哭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母亲站在最高台阶上，满脸绝望的神色，生怕儿子再也回不来了。

丘吉尔走上台阶，紧紧地拥抱母亲：“亲爱的妈妈，别担心，我会回来的。您知道，我向来都非常幸运的。”

妻子克洛门第娜整理着丘吉尔的背包，轻声告诉他：“温斯顿，你自己要保重。我会照顾好家里的。”

丘吉尔微笑着，向亲人们告别，踏上了征程。

丘吉尔这个时候再不能像任海军大臣时那样，乘着专用快艇，派头十足地旅行了，而只能挤在一艘普通船里，同其他数十名官兵一样，横渡英吉利海峡。不过，丘吉尔并不在乎，他只想到战场上去获取新的荣誉。

在一片萧瑟的气氛中，丘吉尔来到伦敦码头，登船前往法国。出乎意料，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弗仑奇将军已派来他的私人汽车，把他接到司令部，以精美的午宴为他洗尘。

弗仑奇问老朋友想干什么，丘吉尔爽快地说：“命令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并表示愿先下战壕体验生活，为掌握指挥权创造好条件。

弗仑奇派丘吉尔到近卫步兵团一个营里去见习一个月。丘吉尔很感动，再三感谢弗仑奇将军。

中校营长起初并不欢迎这位前大臣，他冷淡地说：“我认为应该告诉您，委派您到我们这里来的事没有同我们商量。”

丘吉尔讨了个没趣，只好走出办公室，去安排自己的住处。

“嗨！你好。我们认识一下吧！我是温斯顿·丘吉尔，你呢？”丘吉尔热情地同住在一起的战友打招呼。

可是这名军官理都不理他，转身就走。旁边的一位军官还小声嘀咕：“讨厌的政治家。”

几个月前，丘吉尔还是海军大臣呢！每次他同军官们说话，军官们都是先毕恭毕敬地敬礼，然后才小心翼翼地答话。现在，他主动打招呼，别人竟然都不理他，丘吉尔很伤心。幸好丘吉尔天生就朝气蓬勃，精力旺盛。他一点儿也没有大臣的架子，主动参加执勤任务。

在阴雨连绵的晚上，他像普通战士一样，在潮湿的战壕里站了整整一夜的岗。回来后，他也不叫苦抱怨，还是和往常一样同战友们打招呼。就这样，他很快与同事们成了好朋友。

营里持有保守党观点的军官对大名鼎鼎的丘吉尔很好奇，就想办法捉弄这位自由党人。有次通知他到军长那儿去，要他前往离驻地五公里处的十字路口，那里有辆汽车会把他带到军指挥部。

丘吉尔走过十分泥泞的道路到达预定地点，等了一个小时也没见汽车。一个联络官来告诉他，汽车走错了路开往别处了，又说现在去军部已经晚了，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那里长官想见见他。

丘吉尔火冒三丈，只好踏着泥泞返回驻地。不过他不在的时候，敌人的炮火已经将他住的掩蔽所彻底摧毁。因为军长的一时好奇，丘吉尔捡回了一条命。

丘吉尔勇敢机智，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又接受以往教训，注意谦虚谨慎地处理同事关系，主动请求每天两次陪同营长巡视战壕，终于取得了营长的好感。

结束见习时，营长向弗仑奇称赞丘吉尔的良好表现。弗仑奇有意任命丘吉尔当旅长，可是阿斯奎斯不同意，接替弗仑奇的黑格将军也反对，都说丘吉尔想做个军人，就应当通过所有军阶逐级升迁。

丘吉尔被派到苏格兰第六步兵营当营长，军衔升为中校。脱毛的凤凰不如鸡，大臣倒霉当营长，这种营长不好当。他得想方设法迅速赢得官兵的喜爱，树立自己的威信。

刚到任，丘吉尔就把全体官兵集合起来。

“先生们，谁知道这是什么？”丘吉尔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个小东西，给大家看。

“虱子嘛！谁不认识啊！每个人身上都有呢！”大家都笑起来。

因为是在前线，洗澡洗衣服都不方便，所以官兵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少虱子呢！

丘吉尔也笑起来：“这可恶的小东西专吸我们的血，还传染疾病给我们。”接着，他发布了任营长后的第一道命令，“先生们，向虱子开战吧！”

在丘吉尔的指挥下，大家一齐动手，拿起刷子和铬铁，与新的“敌人”作战。

丘吉尔又带领官兵们，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把营地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为了帮助大家保持个人卫生，丘吉尔高兴地把自己的白铁浴盆拿给大家用。

玛尔巴洛公爵的后代竟然如此平易近人，官兵们立刻喜欢上了这位新营长。

他在营部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议论政事，并不隐瞒他对阿斯奎斯的抱怨。他在士兵中开展歌咏活动，帮助他们消愁解闷。士兵们既惊异又高兴，玛尔巴洛公爵这个杰出的后代毫无贵族架子，竟然如此平易近人。他随身带着一部袖珍本的莎士比亚作品，一有时间就拿出来阅读。

从见习到带兵，丘吉尔在部队基层生活了四个月，在风雪交加的肮脏战壕里，白天冒着敌人炮火袭击的危险，晚上蜷手缩脚躺进睡袋，他似乎享受到了同士兵们在一起过艰苦生活的乐趣。

精力充沛的丘吉尔就是摆脱不了孩子气，他一闲下来，就要别出心裁地弄些花样出来。丘吉尔给自己设计了一套特别的军服，看上去既像法国军官，又像英国军官，再戴上一顶他最喜欢的蓝色法式钢盔，他走到哪儿都那么引人注意。

这天，丘吉尔的老朋友西尼将军来前线看他。

“嗨！温斯顿，看来你过得不错呀！”看着丘吉尔的一身古怪打扮，西尼将军忍不住笑开了。

丘吉尔打量一番西尼：身穿整洁、笔挺的将军制服，脚蹬擦得黑亮，光可鉴人的大皮鞋，可真是派头十足。

丘吉尔又想玩他的恶作剧了。他对西尼说：“老朋友，来参观一下我的战壕吧！这可是我精心设计的呢！”

丘吉尔不由分说，就拉着西尼钻进战壕，在肮脏的战壕里东绕西绕，爬上爬下。

等到西尼将军好不容易摆脱丘吉尔，一身名贵制服已是肮脏不堪，黑亮的皮鞋上满是污泥。丘吉尔和全体官兵都开心地咧嘴大笑。

这段时间，前线比较平静，没有大战发生。丘吉尔觉得无聊，就又不安分起来，甚至开起了德军的玩笑。

丘吉尔常常在夜里命令部下向德军开火。黑夜里，德军辨不明情况，还以为有人偷袭，只好都爬起来，胡乱地开枪还击。逗得丘吉尔十分开心。

丘吉尔经常对部下说：“战争是一种游戏，应当满面笑容地作战。”丘吉尔的乐观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官兵们的士气。

丘吉尔现在虽然不再是大臣，但仍然是下院议员。在内心中，他从未放弃政治和自己的责任。

1915年3月初，为了参加议会会议，丘吉尔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回到伦敦。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海军预算和海军部一些职位的人选问题。在前线待了这么久，丘吉尔比那些整天开会的政治家们对战争了解得更深刻。他警告道：“尊敬的先生们，你们已经看到，德国海军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为了保证我国海军的优势，就必须建造更多的军舰。如果说有谁能更好地完成建造军舰的任务，我认为，只有费希尔将军。他才是海务大臣的最佳人选。”

话才说完，议员们发出了一片嘘声。有人故意大声说话，让丘吉尔听见：“这个滑头，又在玩弄政治伎俩了。”原来，这几个月丘吉尔不在伦敦，不知道报纸上正在大肆宣扬他与费希尔将军不和，时常争吵。丘吉尔在离开海军部之前，在一些事情上的确与费希尔将军的意见不一致，但他是对事不对人。现在，正是从大局出发，他毫不犹豫地推荐费希尔担任要职。没想到被人误会，说他玩弄阴谋。

伦敦报纸上更是猛烈攻击丘吉尔，说他“居心叵测，厚颜无耻”。丘吉尔拿着报纸来找劳合·乔治诉苦，希望好朋友能给他一点儿安慰。劳合·乔治却坦率地说：“温斯顿，你别生气。说实话，我认为报纸上说的是正确的。”

丘吉尔很寒心，因为连好朋友都不理解自己。他也很担心，因为他看到英国的政治家们只顾着进行党派斗争，争权夺利，却不知如何领导战争，这样下去，英国非打败仗不可。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丘吉尔渴望战斗，渴望冒险。前线的生活富于刺激性，让他获得了极大的荣誉和满足，能够摆脱政治生涯中的勾心斗角。可是作为政治家，他又被强烈的责任感所鞭策。战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他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为国家尽最大的能力。政治毕竟是他的事业。

丘吉尔左右为难，犹豫不决。

不久，丘吉尔的难题解决了。由于战斗激烈，人员伤亡很大，1916年4月间，上级命令苏格兰步兵第六营同第七营合并，原第七营营长资历比他深，获任新合并营营长。

丘吉尔没有离开他的营，但是他的营离开了他。丘吉尔只好回国当他的议员了。5月间，丘吉尔回到伦敦。

随着局势的发展和变化，丘吉尔因为那次海战而导致的需要恢复声誉的问题，也在第二年得到了基本满意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