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再起

一个人绝对不可在遇到危险的威胁时，背过身去试图逃避。若是这样做，只会使危险加倍。但是如果立即面对它毫不退缩，危险便会减半。——丘吉尔

重返政界任军需大臣

1916年5月9日，丘吉尔在返回伦敦的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获准回来休假”，并打算“继续尽其在议会和政治上的职责”。

过了三周，《伦敦公报》宣布，丘吉尔放弃了他的中校军衔。这是陆军部批准丘吉尔退伍时的一个附加条件。从此以后，丘吉尔就再也不能要求在军队中任职了。

丘吉尔再度回到政治生活中来，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地位作保障，还需要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名誉。前一件事的解决在他来说要更加容易。作为一名著作丰富的作家和著名撰稿人，又有着地位显赫的政治经历，他的文章可以轻易地换取丰厚的报酬。

这一年7月，丘吉尔为《星期日画报》写了四篇文章，并获得稿酬1000英镑。照此计算，他每年可以毫不费力地赚取不比他当大臣的薪水少的收入。

那些在政治上和丘吉尔作对的报业巨头，并不反对利用他的影响力扩大报纸的销路。《星期日画报》的编辑称，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该报的发行量就达到了250万份的创纪录数字。

但是丘吉尔要想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声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海军在战争中失利给他造成的损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演讲往往被有关海军某个战役的叫喊声所打断。因此，他渴望政府尽快公布有关加利波利等战况的文件。议会中要求公布有关此事文件的呼声也很高。

阿斯奎斯本来并不愿意公布有关文件，但是他也不能完全无视议会的要求。最后找出的折中办法是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听取有关证词，并负责提交一份有关此事的报告。

报告的结果是：由丘吉尔一人承担的责任，现在由这个国家的一批最杰出的人来分担，因而他卸下了一个沉重的政治上的大包袱。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使他摆脱了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为他东山再起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此期间，丘吉尔在下院显得相当活跃。他经常作为反对派前座议员的发言人，发表措辞强硬的演说来批评政府。

在下院积极活动之外，丘吉尔还花费时间就公共政策中的一些紧迫问题写了许多文章，试图通过舆论界直接施加影响。

在政府内部，劳合·乔治在许多政策问题上的主张与丘吉尔极为相似。1916年12月6日晚，英王召见劳合·乔治，要求他出面组成新政府。

12月10日，劳合·乔治通过和丘吉尔共同的朋友乔治·尼德尔带口信给丘吉尔，表示要帮助丘吉尔。劳合·乔治的确这样做了。他先建议让丘吉尔担任航空委员会主席；当这一尝试失败后，他又安排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

这一次劳合·乔治做得既巧妙又果断，他先把反对丘吉尔的主要人物诺思克利夫安排出使美国，然后改派现任军需大臣艾迪生去负责研究战后重建问题，接下来未同博纳·劳进行磋商，就宣布了对丘吉尔的任命。

劳合·乔治这一冒着政治风险的任命成为既成事实，使被排挤出政治圈外长达近两年之久的丘吉尔又重返政坛。

1917年7月17日，当丘吉尔的军需大臣的任命宣布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应。尽管博纳·劳对劳合·乔治不打招呼就任命了丘吉尔一事很感恼火，但是从大局出发，他不愿意因此事而断送了联合政府。

因此他表态说，如果首相认为这项任命有助于打赢战争的话，那么他有权作出这项任命。这才使反对之声逐渐平息下来。

此事使丘吉尔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不受欢迎。这使他在性格和处世上都有了些变化。

雷平顿曾评论说，丘吉尔“看起来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从未见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好的变化”。

劳合·乔治说：“丘吉尔的前途取决于他以后能否使人相信，他不仅勇敢，而且谨慎。”

丘吉尔在9月初写给劳合·乔治的信中说：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部门，几乎与海军部一样富有意义，其最大的优点在于，既无需与海军将领争执，又不必与德国兵作战。

我为能同所有这些聪明的实业家在一起而感到高兴，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帮助我。

在军需大臣任上，丘吉尔决心有声有色地开展自己的工作，为实现政治抱负打好基础。

推动多项新发明

新任军需大臣丘吉尔上班后，发现这个庞大的机构工作体制紊乱，规章制度不全，效率低下。他首先精简和改组机构，健全财务监督制度，以有效的管理促进工作良好运行。

他紧张地奔波于各个兵工厂，督促把大炮、枪支、子弹、坦克、飞机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将军火和军事装备的生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尤其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

他不断飞往法国战场，了解和满足前线将士对军需品的需要。他领导的军需部还为美国生产了价值1亿英镑的中等口径的大炮。

同时，丘吉尔仍然不愿把每一点新的想法囚死在自己的头脑里，而要把它们贡献出来，尽管可能是创见，也可能是谬见。他继续向劳合·乔治送交各种建议信件，设计诸多夺取主动权和打赢战争的大胆战略方案。

1918年3月份以来，丘吉尔加快了军需生产的速度，并要求250万工人在必要时放弃复活节的休假。他不仅为美国提供军需品和制造大炮，还与法国军备部部长路易·洛切尔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协商合作过程当中，美法两国一致同意将全世界生产的硝酸的分配权集中在丘吉尔手里，使丘吉尔后来能够自夸为“硝酸大王”。

丘吉尔仍然一如既往地注重科学技术对增强军队战斗能力的关键作用。他主张尽可能地用最科学的战争武器来装备英国军队，比如用飞机、坦克、机枪，甚至是毒气。

早在海军大臣任内，他就曾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被称为“陆地行舟”的履带式战车。这种由轮式装甲汽车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装备，后来演变成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改进，比如由轮式改为履带链轨，就是丘吉尔在听取了军事专家的建议后实施的。

1918年3月5日，丘吉尔在一份报告中提出：

为了在1919年对敌人进行打击，我们应该创建一支坦克部队，这支部队在其构成上和作战方法上，都应与双方所使用的任何一支部队根本不同。

后来，战时内阁批准了丘吉尔的到1919年4月制造4000辆坦克的建议。

1918年9月末，德军统帅部建议德皇威廉二世更换政府。马克斯亲王组阁后，以美国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的演说中提出的“十四点”为基础，试图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丘吉尔一方面仍不松懈地抓紧军需生产，做好各种有效的准备，以确保敌人即使形势有利也不能继续战斗下去；另一方面，他开始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问题。

丘吉尔参加了首相与大臣们在苏塞克斯郡丹尼花园的利德尔大厦举行的讨论停战问题的会晤。他虽然同意大臣们在会晤中得出的“考虑到协约国方面目前已确实占有战略上的优势，因此停战条款必须严厉”的共同认识，但后来他在曼彻斯特的演讲中也强调指出，要求敌人完全屈服是不可能的。

丘吉尔在演说曾经这样强调：

我们并不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对任何一个国家，亦即对人类大家庭中任何一个伟大的分支，都无权进行掠夺，而理应保证它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我们并不图谋去毁灭德国。

1918年11月11日11时，正式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等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丘吉尔和怀孕多时的妻子克洛门第娜一起乘汽车去唐宁街向首相表示祝贺。欢呼胜利的人群蜂拥而来，聚集在白厅前的广场上举行庆祝活动。

丘吉尔站在窗前等候伦敦大钟敲响停战钟声。11时整的钟声刚刚响起，只见男男女女从楼房里出来，潮水般涌向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一边高呼“国王万岁”，一边发疯似的跳起舞来。

这一场面令丘吉尔联想起8月4日23时他经过这里到唐宁街10号向首相通报战况时的情景，心中不禁感慨万分。

当丘吉尔听到英勇的人们欢呼时，想起自己肩负这样的重担，贡献所有的一切，从不动摇，对祖国及其前途从不失去信心；在表达情感的时刻到来时，对犯有过错的仆人也能宽宏大度。

想到这些，丘吉尔内心的感情实非言词所能形容。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大战之后，英国的政治局势将变得更加微妙而复杂。

身兼数职的内阁大臣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了胜利。

在庆功之余，丘吉尔回顾自己在欧洲这场空前的战争中的贡献，感到可以说的仅有两项：战争初期使皇家海军具有充分准备，从英吉利海峡移驻北海，并把英军平安地运送到法国；战争后期保证了充分的军需供应，尤其是促成了大规模的坦克生产。丘吉尔颇感遗憾的是，战争从头至尾，自己竟然毫无作为！

劳合·乔治原打算在战争结束前举行大选。因为自从美国参战以来，各方面进展的情况都预示着胜利确已在握。

劳合·乔治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使他和他领导的政府通过大选赢得稳定的基础，以便更理想地完成向战后和平时期的过渡。但是战争结束得比预期的要早，因此他决定马上举行大选。

1918年的大选颇为独特。劳合·乔治派的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之间的联合依然有效，因而在凡是劳合·乔治派自由党人要保卫其议席的选区，保守党的候选人都撤出竞选。

而不属于劳合·乔治派的自由党人则照常需同保守党人展开争夺。这些自由党人奉阿斯奎斯为首领，实际上提不出什么同联合内阁相对的方针政策，因此也难以对选民有号召力。

丘吉尔的选区登迪市的报纸《登迪广告客户报》认为：“阿斯奎斯派和劳合·乔治派的分歧仅在于对阿斯奎斯先生的个人尊严的看法，绝无其他。”

实际上明确地持不同政见的只是少数自由党议员和少数工党议员，他们直言不讳反对战争。就总体而言，工党是反战的，但不公开反。在当时“爱国心”仍极强的选民中，直言不讳地反对战争是很难赢得人心的。

丘吉尔在登迪选区的地位很巩固。他曾在1910年的大选中非正式地同工党候选人亚历山大·维尔基结成联盟，赢得了他原有的议席。维尔基在战时忠诚地支持联合政府，因此自由党和保守党都认为这两位再度出马，必可再度获胜。

在工党地方组织的推荐下，另一名工党成员詹姆士·布朗也加入了竞选行列。还有一名禁酒主义者，声言支持工党的史格立姆交也再度参加竞选。这两人都程度不同地反对战争，并且支持工党比较激进的主张。

因而在登迪选区的大选中，事实上等于丘吉尔和维尔基为一方，同布朗和史格立姆交为另一方的竞争。维尔基劝告他的支持者们把选票平分给他和丘吉尔，丘吉尔也向他的选民号召再把维尔基选上去。

丘吉尔的竞选演说谴责了“绥靖派、胆小鬼、失败主义者”，但不主张对战败之敌索取过量的赔偿，也不主张进行报复。他主张别让英国出现军国主义，要求建立国际联盟，以防止再次发生战争。

大选结果在圣诞节过后才揭晓，丘吉尔和维尔基一起获胜。劳合·乔治重建政府时，于1919年1月让丘吉尔改任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任命一出，报界又议论纷纷，特别对丘吉尔“同时驾驭两匹马”的能力表示怀疑。

大战刚刚结束，英国国内普遍贫困，罢工迭起，社会动荡不安。陆军部和空军部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将参战的军人复员。在当时，数百万在欧洲大陆征战多年的英国军人渴望返回故园与家人团聚，重新过平民生活。

在战争结束之前的1917年，陆军部曾同政府其他非军事部门商讨后订出了一项复员方案，规定为了建设工商业的需要，优先复员工商业需要的人才，这就造成了大量早参军者晚复员、晚参军者早复员的现象，大大地挫伤了军队的士气，有些地方甚至因此出现了示威和反叛。这是丘吉尔必须对付的一个棘手问题。

1919年1月14日，丘吉尔在白金汉宫参加了授任仪式，第二天他立即召集全体陆军委员会委员、驻法英军总司令黑格将军以及有关的民事部门的代表开会，讨论这一迫切问题。

丘吉尔的建议是取消现行的复员方案，代之以一项以年龄大小、服役长短、伤残轻重为依据的复员计划。

丘吉尔建议让四分之三兵员退伍复员，留下四分之一兵员完成所需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在和约谈判期间和在海外各地执行警卫、占领任务，留下的兵员享受双倍薪饷。同时还招募和训练志愿兵员作为将来的接替，成为和平时期的常备军。

这一计划得到了黑格将军的支持，后来也得到在巴黎参加和会的劳合·乔治的支持。

这些事件使人们认识到，丘吉尔的计划不仅是合理而公正的，而且是及时的和深得军心的，征兵法案亦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尽管阿斯奎斯派和工党强烈反对，但法案在下院还是以绝对多数得到通过。丘吉尔在这一特殊时期中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和魄力，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从连续落选中崛起

在1923年12月这次大选中，保守党、工党、自由党都没有取得下院过半的多数议席。丘吉尔生怕自由党支持工党上台，便劝说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同保守党合作，结成反社会主义联盟执政。

可是阿斯奎斯却认为可以让工党试一试，如果工党政府违反资产阶级根本利益，那时撤回自由党的支持，它就会因议席不够而垮台。丘吉尔得知这一情况很生气，他决心早日退出自由党搞独立行动。

1924年1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组织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它奉行的社会改良主义仍旧是资产阶级政策，但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进行商务谈判。

2月，鲍尔温宣布，根据选民意愿放弃改革关税主张，这就为丘吉尔靠拢保守党铺平了道路。当有人谴责他同保守党合作是改变了政治立场时，他振振有词地自辩说：“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保守党已经非常英明地回到或正在回到有远见的进步的行动纲领上来。”

这时，恰好伦敦威斯米思特教堂选区有个刚当选不久的保守党议员去世，需要进行补缺选举。丘吉尔征得当地保守党人同意，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身份参加竞选。

丘吉尔的一个仅有23岁的崇拜者布伦丹·布雷肯，极有组织和宣传能力，他为丘吉尔安排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竞选措施，如由一个小号手一路热热闹闹地吹奏作伴随，丘吉尔乘坐四轮大马车在选区作巡回旅行。

然而，第三次竞选又失败了，丘吉尔伤心极了。了解丘吉尔的人曾说：“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耷拉着脑袋，身体东摇西晃，活像一只陷于绝望状态中的困兽。”

不过丘吉尔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继续小步慢移地转向保守党。通过保守党中过去的朋友牵线，他应邀出席保守党利物浦、爱丁堡集会，发表令保守党人听来很入耳的演说。

不久，工党政府因撤销对一家共产党报纸主编的起诉，遭到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反对。自由党不再支持工党政府，于是1924年10月又解散议会进行大选。

这给丘吉尔又送来了好机会。竞选开始，他有时一天就同一个题目发表四处演说，每次都能运用不同的语句和改换不同的例证，令人无重复感而有新鲜感，一再显示出他善于打动人心的才华。

他抓住工党执政中的问题大加抨击，说工党完全无法解决失业问题。举行投票那天，他又乘坐四轮大马车到各个投票站去巡游，制造节日般的热闹喜庆气氛。这次连鲍尔温也为他打气，写信给以慰勉：“我们热烈欢迎您能在下院给予帮助，下院已久未见到您从事议会政治的巨大才能。”

这次丘吉尔以“宪政主义者”的身份，在埃平选区以比对手领先将近一万票的票数当选。在他竞选期间一系列活动的推动下，十几位原先的自由党候选人也以“宪政主义者”身份参加竞选，不少自由党选民第一次投了保守党的票。

他经过两年艰难的努力，终于又回到了议会。他给他的竞选班子中的工作人员每人颁发一枚纪念章，上面刻着“联合与胜利”。

在阔别20年之后，丘吉尔又投入保守党的怀抱。英国新闻界评论说：“他换一个党就像换一个舞伴那样轻率。他只忠实于他真正相信的一个党，这个党就是丘吉尔牌号的党。”

1924年11月7日，在鲍尔温组织保守党政府时，他任命丘吉尔为财政大臣。丘吉尔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下子蹿升到内阁第二把手的高位，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原以为鲍尔温只会让他当不管部大臣呢！

吃惊和感激之余，他向鲍尔温发誓，保证对他忠贞不贰，并补充说：“你为我做的事情比劳合·乔治所做的还要多！”当朋友们向丘吉尔祝贺时，他不禁想起19世纪两任保守党首相的迪斯累里的话：“政治上风云变幻的乐趣是领略不尽的。”

事实上，丘吉尔当财政大臣，倒真有点是天上掉下馅饼来，连鲍尔温自己事先也没想到。鲍尔温起初只是觉得，遵照英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把潜在敌人变成战友，给丘吉尔在政府内安排个职务，“在政府内比在政府外更容易控制”。

原先想让他当印度事务大臣。助手们对鲍尔温说：不妥。丘吉尔太容易冲动了，他处理爱尔兰问题就曾在危急时刻失掉理智。于是又打算让他重返海军部，驾轻就熟，或者去当卫生大臣，因为他战前曾对建立保险制度感兴趣。

出乎意料的是，在定盘前的最后一分钟，财政大臣人选不愿担任此职了，虽然他过去曾在短期内担任此职。他觉得，既然不搞关税改革，财政大臣所能取得的政绩就十分可怜了。他倒是很愿当卫生大臣，便推荐丘吉尔来替换他，并说如让丘吉尔当海军大臣会引起不少争论，因为丘吉尔是当海军大臣出了问题而下台的。

鲍尔温听了颇为犹豫，后来一想，与其让丘吉尔、劳合·乔治、伯肯海勋爵三个精力充沛的杰出演说家结成同盟来批评、刁难自己的这一届政府，倒不如发挥丘吉尔的聪明才智来为保守党政府效劳。于是，丘吉尔就这样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真算是喜从天降了。

担任最困难的职务

鲍尔温对丘吉尔的任命令人啼笑皆非。因为丘吉尔对财政问题一窍不通，而且缺乏任何兴趣，读书时就没学好数学，竟当了财政大臣！

面对数十年宦途的最大成就，丘吉尔穿起他母亲用薄纱和樟脑保存了30多年的他父亲穿过的财政大臣的官服，兴冲冲地走马上任。

面对他迄今担任过的最困难的职务，丘吉尔把他的秘书班子一下子扩大到五人，并依靠财政部的顾问班底出主意，小心翼翼地迎接这次他以为是通向最高职位的最后的擢升。

丘吉尔在财政大臣任上，于1925年4月28日向议会提交财政部编制的预算，决定恢复战前实行的金本位制，恢复英镑的黄金外汇平价。这一主张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提出并一直坚持的。

支持者认为这样做可以控制黄金外流，紧缩通货，降低物价。但这项改革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的打击是沉重的，它使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百分之十二，造成竞争力下降。

在处理国外债务问题当中，由于丘吉尔对技术性问题一窍不通，又过于急躁，往往被存心拖延谈判的对手所击败。本来德国在战后向英国赔款和欧洲盟国向英国借款的数额，要多于英国欠美国的借款，但是，谈判的结果却使外国政府得到的好处多，而英国国库则吃亏不少。

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报告是财政大臣的重头戏。当丘吉尔从唐宁街11号财政部官邸走出来，嘴角挂着神秘的微笑，手中提着一个装着预算草案的红色小提包，前去议会说明预算的主要数字及其变动理由，提请议会审议时，成群的伦敦人和外地人都驻足而视，等待经过一次特殊庄严仪式之后公布的预算。

因为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其中的增税减税措施更是直接与千家万户的收入与支出息息相关。

丘吉尔提出的预算，在下院都能顺利通过。这得益于他出色的演说家口才，即以动人的言辞弥补了蹩脚的理财家之不足。他在议会发表的言论，历来以透彻的说理和深邃的目光而著称。

丘吉尔实行的是一条紧缩政府开支的路线。他要求削减海空军的扩军计划，认为德国海军已被摧毁，日本同英国有同盟关系，英日之战在最近或遥远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这种错误的判断，在客观上妨碍了英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面临强敌而处于被动的局面。政府还削减了对医疗和失业保险的拨款，由此遭到工党议员的抨击。

在增收方面，恢复了对进口人造丝绸征税和战时制定的对进口高级消费品的征税，新开征了一些税种和提高了某些税率。

丘吉尔于1927年又主张取消工业和农业的地方税，企图通过减轻企业主的负担而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由于内阁中对此有争议，最后折中方案是将此税取消四分之三。

丘吉尔的预算中也有促进社会福利改革的措施，如发放孤儿寡母抚恤金，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提前到65岁。但是这些经费大多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靠雇主和就业工人捐助。

丘吉尔参加了内政大臣主持的供应与运输委员会，积极鼓吹和完全支持对罢工实行坚决镇压，并安排军队和招募的志愿兵在警察控制不了局面时，穿便服、戴臂章、持警棍去维持秩序。

出自曾经从事新闻工作的本能与直觉，丘吉尔敏感地想到，必须出版一份临时性的代表政府发言的报纸。《晨邮报》的主编哥温拿表示愿意将该报设备交政府使用。于是在1927年5月3日傍晚，丘吉尔偕同空军大臣霍尔和一位低级大臣戴维森去报社，在那里一直待到凌晨3时，安排出版一份新的官方日报。

新的官方日报《英国公报》一问世，几天内发行量从23.2万份迅速跃增到250万份，成为当时全球第一大报。报纸用的纸张，全部由政府出钱购买。这种破坏公平竞争的做法曾引起《泰晤士报》抗议。作为出版人和主编，丘吉尔通过这份报纸不遗余力地攻击罢工参加者，使反对工人斗争的宣传攻势达到顶点。

总的来说，丘吉尔当财政大臣政绩平平，乏善可陈，失业问题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首相鲍尔温对丘吉尔过分好胜和总是炫耀自己也不满意。他打定主意，以后如果他再组织新政府，就绝不再把丘吉尔延揽进去。1935年他第三次组阁时果然说到就做到了。

1929年是例行的大选年，丘吉尔全力投入到竞选斗争中去。在全国范围内，保守党由于反对工人运动和对失业问题束手无策而威信扫地。保守党丧失大量议席，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受命组阁。

1931年1月，丘吉尔退出了“影子内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只作为议会中一个普通的后座议员，对议会的活动采取了比以前冷淡得多的态度，把主要精力放在绘画、写作和旅游上。

丰富多彩的休闲生活

丘吉尔在政治上无人理睬，但他并没有因此精神崩溃，也没有虚掷时光。

他用创作上的波峰填补政治上的浪谷，用绘画和著述的成就与喜悦抚慰官场的失意与寂寥。

丘吉尔学画，始于他离开海军部之后。一天，他从业余画家、弟媳琼纳夫人手中接过画笔，试着比画了几下，突然发现自己具有绘画的天然禀赋，对色彩的感受很灵敏。于是，他决定发展自己画画的才能。

起初，丘吉尔用侄儿的颜料盒进行绘画练习，接着就从画店中购置了全套的画架、调色板、画笔、颜料管和画布等。他让人摆出各种姿势作为肖像素描的模特儿。

他部下几个军官将他的画推荐给英国著名画家约翰·莱弗尼，莱弗尼认为丘吉尔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成为靠绘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他勤学苦练，在莱弗尼悉心指导下，数月以后，画技大有长进。莱弗尼还给丘吉尔画了一张他的工作画，画面上以花园作衬景。

丘吉尔穿着乳白色工作服，戴着汉堡帽，抽着雪茄烟，手中拿着调色板站在那里，俨然一副忙于绘画的神气。

无论是去郊外度周末，还是去朋友家做客，他总是随身带着画架和颜料，一有机会就画起来。

他曾对一位记者说：“如果一天画不完两幅画，这一天就算白过了。”

由于有很好的调色感，又向画家塞尚纳的门徒学习画法的基本技巧，丘吉尔的风景画后来小有所成。

丘吉尔喜欢在法国南方、意大利、西班牙、北非和地中海的岛屿上作画。他画过日落景象、湖光林景、埃及金字塔、雅典娜女神庙和耶路撒冷城景色。

英国景色的灰暗色调和灰蒙蒙的天空对他没有吸引力，丘吉尔喜欢地中海的大风大浪，喜欢蔚蓝艳丽的大海和阳光明媚的天空，他的画使人想起自己富于浪漫主义的个性和叱咤风云的历史。

丘吉尔在巴黎举办过小型风景画展，有的作品卖到一定的高价，并被国家博物馆珍藏，1948年，他出版了《绘画集》。

毕加索对他的评价是：

要是他是个职业画家的话，准可以不愁吃穿。

如果说绘画还只是丘吉尔新的业余爱好，那么，写作则是他固有的专长。

在处于政坛边缘乃至界外的岁月里，丘吉尔大大地拓展了写作的领域，开始进行大部头乃至多卷的著述，并由此获得非常可观的收入。

早在当陆军大臣时，丘吉尔就开始了《世界危机》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写作。

1922年12月，丘吉尔在法国南方夏纳租了一幢别墅，抛开一切无关事务，把自己的超群才干和惊人的记忆都集中于此书的写作上。从这本书开始，他采用了向秘书口授的方式写作。

丘吉尔总是嘴里咬着没有点燃的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面思索，一面口授内容。起初轻声细语地叙说着每一句话，等到他觉得措辞清楚妥当之后，再高声向秘书复诵一遍。每天他能口授英文三四千个词。

1923年，《世界危机》在《泰晤士报》上连续选载，当年出版了前两卷。这两卷得到两万英镑稿酬，丘吉尔用这笔钱在伦敦东南不远的肯特郡韦斯特汉姆附近购买了卡特维尔庄园，这是他后来公余休假和退休至逝世前经常居住的地方。

到1929年，这部四卷五册长达2000页的巨著全部问世。

《世界危机》在叙述从1911年开始的十年间世界性重大事件，鲜明地贯穿了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实践了丘吉尔“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写出来”这一原则。

其中叙述丘吉尔本人活动和作用占了重要的地位，并且提出这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战略问题上持正确观点的，多半不是职业将领，而是职业政治家包括他自己这一看法。

书中的傲慢自负曾引起军界、政界的轩然大波。但不管怎么说，在欧洲，政治家能够在记述自己参与领导的历史大事中进行深思的，自恺撒写《高卢战记》以来，丘吉尔乃是第一人。

1930年，丘吉尔的《我的早年生活》经《新闻纪事》杂志连载后出版，接着又出了美国版，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本经埃迪·马什仔细润色过的书，丘吉尔晚年还津津乐道是他“以往写的一部最好的书”。

此时，丘吉尔的文学技巧已臻于圆熟，《泰晤士报》评论此书说：“几乎没有人能够用一只如此有把握的手，去拨弄所有的琴弦：幽默，亢奋，不动声色的嘲讽，对已消失的习俗和荣耀，令人感伤的遗憾，追寻友谊。”

接着丘吉尔又着手写《玛尔巴洛传：他的生平和时代》。他决心把这本书写成学术性传记。

1932年丘吉尔曾去玛尔巴洛战斗过的德国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考察古战场遗迹，因为喝了脏水还染上了伤寒。

丘吉尔先后聘请两个牛津大学历史系优秀毕业生做助手，代他到伦敦、巴黎、维也纳等地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调查和利用玛尔巴洛家族后代和远亲的收藏品。

《玛尔巴洛传：他的生平和时代》四卷先后于1933年、1934年、1936年、1938年出版，附有许多脚注、文件、复印件和实物插图以及作战地图，对传中主要事迹的考核、详述和评价，都超过了著名历史学家麦考莱等人的有关作品。

这部缅怀祖先的史学巨著，对于后来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拟订系统的军事战略，加强外交上的大联盟，发扬玛尔巴洛传统、进行自我教育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总统肯尼迪特别爱读这本传记。

1933年初，丘吉尔同伦敦出版商卡塞尔签订合同，预支稿酬撰写《英语民族史》。在写这本书时，他甚至聘请了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当他的高级助手。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此书已大体完成，但因战争等事中断，直到1958年才出齐四卷本。

这一时期，丘吉尔还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出了不少小册子和演讲集。他的稿件总是写得整齐清爽，他很守信用地按时交稿。他平均每年获得10万美元、约合两万英镑的稿费收入，但需从中支付助手报酬和资料费。

丘吉尔著述颇丰，到了后来的1948年至1954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六卷。

写作期间丘吉尔每天工作八小时，口授1万个词语，有两个能干的助手班子为他服务。

在写作本书时，他还邀请了一批军事专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帮助核对事实、查阅资料，解答他本人不甚了解的问题。该书第一卷上市时，几个小时就卖出25万册。

全书出版后，英美多家杂志高价竞相争取连载权，美国《生活》周刊以200万美元夺标。《星期日泰晤士报》说：“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多。”1953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丘吉尔的文风犀利、幽默、直率、爱铺排，其雄辩的措辞轻快又尖酸。他的不少名言脍炙人口，如“在战争时，坚决；在失败时，反抗；在胜利时，慷慨；在和平时，仁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在卡特维尔庄园，丘吉尔与家人曾经度过了一段丰富多彩的居家和旅行生活。

丘吉尔常同儿女一起猜字谜和参加化装舞会，为他们建了一座小木屋，鼓励他们自己组织游戏。

丘吉尔特别爱装扮成大猩猩模样，一边摇晃着身子在地上吃力地爬行，一边发出“哼哼呀呀”的声音，去抓捕四处逃跑和躲藏起来的孩子。

在海边度假时，丘吉尔领着保镖和孩子们进行费时费力的筑堤截流娱乐。

卡特维尔庄园离伦敦只有一个小时的汽车行程，劳合·乔治等友人常常在周末来到这里，丘吉尔爱跟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政治，直到夜深才散。

丘吉尔善于动脑，也爱动手，购置卡特维尔庄园后，就按照自己心愿，逐年进行一些改造和建设。他专门向石匠学习过，每天学习6小时，直到学会了砌砖垒石手艺。

丘吉尔既爱洗澡又爱游泳，1924年底，召来亲友在溪谷地带修筑一条堤坝拦水，建成一座新的游泳池。

由于污泥太多，杂草丛生，这项工程没能令丘吉尔满意，便又修筑另一条堤坝，建造一个带有热水供应系统的游泳池，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请客人在这里游泳。

庄园内还修建了小屋、养鱼池、养猪场、户外凉廊，开辟了菜园，造了假山和瀑布。两个养鱼池分别喂养鲑鱼和金色鲤鱼。

丘吉尔饲养的良种母猪不止一次地在伊登布里奇肥猪展览会上获奖。他的一个侄子想从事室内装饰这一行当，被丘吉尔雇来在凉廊中展现玛尔巴洛的战斗场面，于是“奇形怪状的车辆从威尔士穷乡僻壤气喘吁吁地赶来，装满了从山腰采来的大石头”。

他在庄园的四周砌起了围墙，将这个独门独户的大院落同外界隔离开来，每当主人在家的时候，庭院的屋顶上就升起一面旗子作为标志。

1929年8月整整一个月，他盖了一所小别墅，还口授了一本书。每天砌200块砖，口授2000个词。

丘吉尔的砌墙技术引起建筑工会当地负责人的注意，决定吸收他为工会会员，收了他的入会会费，给他发了会员证。但是不少会员却对此提出抗议，这不仅因为丘吉尔砌墙只是业余消遣和自我服务性劳动，而且更因为他曾冷酷地镇压过工人运动。

自从不再驾驶飞机后，丘吉尔喜爱的体育活动主要是游泳、打马球和猎野猪。他是下院马球队队员。

有一次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跌得一身青肿，伤势很重，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从此就逐渐放弃这项运动了。

威斯米思特公爵在法国诺曼底有座大别墅，丘吉尔每年都要到他那里去打几天野猪，有时还带儿子伦道夫去。

在财政部长卸任的当年夏天，丘吉尔如释重负，一下子甩掉令人厌倦和苦恼的事务，同弟弟、儿子和侄子并带着厨师和侍从，横跨大西洋作长途旅行。

丘吉尔在旅行沿途几个大城市短暂停留，发表演讲，并去风光优美的地方观光。

车过落基山脉，他们下车在湖边游览数日，丘吉尔还画了一些写生画。

在纽约的不幸遭遇

1929年，55岁的丘吉尔再次在大选中失败，离开内阁。

在政坛上奋斗了20多年的丘吉尔，已经习惯了政治生涯的风云变幻。他平静地搬出大臣住所，开始了赋闲生活。

失去了大臣的职位，也就失去了丰厚的薪金。这时的丘吉尔，又添了一个小女儿。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他得考虑如何赚钱。

想来想去，丘吉尔决定去美国走一趟。一来可以散散心，二来可以发挥长处，做几场收门票的演说，赚点钱。

这个想法得到了妻子的支持。

12月，丘吉尔带着妻子克洛门第娜，还有已经长成美丽少女的黛安娜，一起来到美国。他打算12月14日在纽约举行这次旅行的第一场演讲。

丘吉尔先休息了几天，认真地准备讲稿。

其实在20多年前，丘吉尔就在美国举行过收费演讲。

那时，他还没进入政界，只是个在新闻界有了点名声的毛头小伙子，想为竞选攒点钱。

记得有一次，美国著名文学家马克·吐温帮他主持演讲会，那可真是人山人海，听者如潮，让丘吉尔赚了一大笔钱。

现在，丘吉尔虽然年过半百，名声赫赫，但他还是和年轻时一样认真，一字一句地推敲讲稿，努力达到最佳效果。

13日，丘吉尔已经为演讲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决定放松一下，出去看望老朋友伯纳德·巴鲁科。

“亲爱的克洛门第娜，我出去一会儿，拜访一下伯纳德·巴鲁科。”

丘吉尔穿好大衣，拿起手杖，准备出门。

克洛门第娜赶紧走出门来：“等一下，我给你叫辆出租车。”

“不必了，天气这么好，伯纳德住得又不远，我想走着去，就当是散步呢！”

丘吉尔摆弄着手杖，迫不及待地往外走。

“好吧，好吧！不过你可要慢点走。”克洛门第娜知道，丘吉尔那活泼好动的孩子气一上来，谁都拦不住，只好由他去吧！

丘吉尔兴致勃勃地走在大街上。阳光那么暖和，照在身上真舒服。要不是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他真想跑一跑，跳一跳呢！

光顾着高兴，丘吉尔忘了一件要命的事：

各个国家的交通规则是不一样的。在英国，汽车都是靠左侧通行；到了美国，汽车可是靠右侧通行的。

丘吉尔想横穿马路，于是探头向右看看，没有车。他放心地大踏步迈了出去。

“嘎”！只听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一眨眼的工夫，丘吉尔已经被汽车撞倒在地，失去了知觉，手杖也飞得老远。

闯祸的司机吓坏了，赶紧跳下车来看他。

这里正是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街，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警察也过来看出了什么事。

还好，丘吉尔很快就醒了过来。他虽然浑身是血，一动也不能动，但是神智还很清楚。

他挣扎着，向警察解释：“警察先生，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不怪这位司机先生，是我弄错了车来的方向。”

司机撞倒了人，又看出丘吉尔衣着考究，是个有身份的人，正在暗自担心自己惹了大麻烦，没想到人家主动承担责任，自己受了重伤躺在地上，还在替别人求情。

司机非常感动，也抢着说：“是我不好，对不起，我马上找车来，送这位先生去医院。”

经过检查，丘吉尔内脏出血，遍体擦伤，骨头还断了15根。他伤得可真不轻。

麻烦的是，交不出治病的钱来，医生不肯给丘吉尔看病，可是丘吉尔必须马上动手术。

丘吉尔此时已是脸色煞白，嘴唇一点血色也没有。他躺在担架上，浑身疼痛得像要马上死去一样。

他强忍着巨大的疼痛，想对医生说明，他肯定付得起医药费：“医……医……生……我……”

可是他的声音太微弱了，而且还因为伤口太痛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抖得厉害，医生根本听不清。

幸好，克洛门第娜得到消息及时赶来了。她看到正在痛苦挣扎的丘吉尔，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

在克洛门第娜的安排下，丘吉尔终于躺在了手术台上，接受了及时治疗。

英国政治家在美国因车祸住院，这可是个大新闻。一向消息灵通的美国记者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呢？于是，每天都有一大批记者守在医院门口，想要采访丘吉尔。

丘吉尔最喜欢出风头了。他的伤稍微好一点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还同前来道歉的司机合了影。

美国许多报刊都刊登了这张照片。

丘吉尔的身体太虚弱了，暂时不能进行演讲，但是他很想就这次车祸写篇文章。

于是，丘吉尔躺在病床上，口授文章，请秘书记录。后来整理出来，题目就叫《我在纽约的一次不幸遭遇》。

丘吉尔的名气那么大，文章写得又吸引人，几乎每一家美国杂志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光是稿费，丘吉尔就收入了几千美元，够他带着全家在巴哈马群岛休养三个星期了。

过了一阵子，丘吉尔挣扎着起床，进行旅行演讲了。

他的身体还是很虚弱，往往整个白天都得躺在床上休息，到了晚上才能勉强站起来，发表演说。

丘吉尔高兴地发现，美国听众对他的演讲非常感兴趣，而且富于耐心。在这里，他发表了许多长篇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演讲。

虽然非常劳累，丘吉尔还是慢慢地恢复了体力。

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又找到了新的乐趣：砌墙。

他又弄来一大堆沙子，还买了一大车砖头，都堆在院子里。

正在和泥的时候，才8岁的小女儿玛丽跑过来：“爸爸，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往自己的脸上弄灰呢？”

丘吉尔还没等开始干活，脸上就已经黑一道、白一道了。

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也往可爱的小女儿脸上抹了一道灰，惹得玛丽一个劲叫：“妈妈，快来！爸爸欺负我！”

等他终于砌完一道墙，克洛门第娜忍不住感叹：“啊，多么伟大的墙啊！虽然只有十几米长，可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呢！”

虽然丘吉尔不再是大臣了。可是克洛门第娜一点儿也不抱怨。她知道，政治始终是丘吉尔最热衷的事业，离开了政治，丘吉尔心里不好受。所以，克洛门第娜不仅不阻止丘吉尔胡闹，反而帮着他找乐子，希望丘吉尔能忘记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