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深远影响

1975 年的全面整顿虽然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而中途夭折。但在整顿中，随着党的各级组织力量的加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有了发展和壮大。使我们党的正确力量同“左”倾势力的斗争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对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之后迅速完成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首先，1976 年 3、4
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①。而这场运动和 1975 年的全面整顿是有着深刻渊源的。

从运动的主体看。参加运动的群众有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学生和社会青年等。其中还有少数老红军战士和党政方面的高级干部。这些群众的革命觉悟是同党的教育分不开的。而且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些人，本身就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这场运动中起先锋作用的青年人，都是在红旗下出生和党的教育下长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虽然曾一度扰乱了他们的思想，但在
1975 年，受全面整顿的影响和洗涤，在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中，逐步明确了是非曲直，辨明了真理和谬误。当“四人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坚持真理的党内正确领导时，在强烈的革命正气和责任感的交互作用下，他们这种捍卫党的正确领导的正义行为也就有了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一篇题为《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作者，在被捕后审讯他的对话，可以清楚他说明这一点。问， “你为什么攻击党中央领导同志（指王、张、江、姚）？”答：“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修正主义者。我对他们批邓不满，我是拥护邓副主席的。” 问：“为什么拥护邓小平？”答：”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钢铁上升，火车正点，教育开始恢复、人民生活得到重视。中国向好的方向转，不是向坏的方向转。是前进，不是倒退。邓小平同志关心群众，替群众办事，所以我拥护他。”

群众拥护邓小平，并不是简单的拥护他个人，而是把邓小平看作是党的正确力量的代表，拥护以他为代表的在全面整顿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党的正确领导。

从运动的领导组织看。“四五”运动从全局上来说，没有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但就许多具体单位来说，又是同党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如南京大学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于
3 月 18 日率领全系师生上街游行，事前曾向该系党总支作过汇报，并得到党总支书记的赞同和支持。曾被列为“01”反革命诗词”扬眉剑出鞘”的作者，铁道部第三工程局青年工人王立山，在党组织和群众的保护下，“四人帮”始终未能抓到他。而上述这些党组织，正是在全面整顿中得以恢复和发展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如果没有 1975 年党的正确力量的恢复和壮大，那么，1976 年的“四五”运动无论在规模上和深度上都难以达到当时的程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 版，3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发的运动。”①

其次，加速了”四人帮”集团的迅速瓦解。

1976 年 9 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四人帮”集团加速了他们篡夺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在 9 月 29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公然提出： “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张春桥提出：“今天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也认识到必须清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过和叶剑英、李失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10 月 6 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采取了断然措施。

接着，在叶剑英、李先念、苏振华的领导和指挥下，对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也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粉碎了他们的叛乱阴谋。

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汪东兴固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这种作用是以党内正确力量的支持为基础的。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内的正确领导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并对华国锋最后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 1975 年全面整顿中又被重新重用的一些老同志如王震、杨成武。肖劲光等，利用他们的威望和影响起到了联络行动和稳定局势的作用。

为拨乱反正的迅速完成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作了组织准备首先，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深入进行。1978
年 5 月 11 日，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揭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一开始就遇到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的阻挠和压制。面对重重压力，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是赞成支持还是反对这场大讨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在这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的正确领导和在全面整顿中被重新起用的胡耀邦等一批坚持党的原则的老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场公开的大讨论，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央一些部门，各省市党内正确力量的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促成了这场讨论的逐步深入发展。

月 24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会上，周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发表讲话，指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1978 年 6 月 25 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公开地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6 月 30 日《甘肃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正确地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月
23H《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的《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的文章；《理论与实践》第八、九期合刊上发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的文章。也都公开表示了对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支持态度。

① 《邓小平文选》，2 版，第 2 卷，17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有力领导下，和胡耀邦，罗瑞卿等强有力的动员、组织下，在宋平、杨易辰、任仲夷等省委第一书记的带动下，广大干部、党员、群众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先后积极投入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这个讨论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做出主要贡献的胡耀邦、宋平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是在 1975 年前后被重新安排到领导岗位的党内正确领导，没有他们的参与、支持和领导，如此迅速地完成这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促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胜利，不仅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组织上，更进一步壮大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力量。使我们党的正确力量在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中争取了更多的主动权。1978 年 11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了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会议的中央工作会议。按照华国锋的本意，原订议题是：

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
商定 1979、1980 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

由于党内正确力量的增强，会议一开始，就冲破了原订的议题和调子。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当时党内外最为关注的 6 个重大问题。

薄一波同志等 61 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的问题；
中央组织部“七七”决定和 1940

年的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被错定为叛徒的问题；
陶铸、王鹤寿同志的“叛徒”问题；
彭德怀同志的问题；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问题；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陈云提出的 6 个问题，归根到底涉及到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关键问题。因而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东北组、中南组、西南组的发言十分热烈，都希望中央对 6 个问题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亲自参与了全面整顿并起到了打先锋作用的万里同志在华东组发言中说：陈云提出的 6 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

们心里不舒服。与会者还提到，邓小平 1975 年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予充分肯定，正式为“右倾翻案风”平反。

在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下，会议通过了如下决定：（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为薄一波等 61 人所谓叛徒集团一律平反，（3）撤销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4）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5）纠正过去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6）撤销中央专案组；（7）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这样，原来华国锋设想的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就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1978 年 12 月 18 日，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再次，促进了拨乱反正的完成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了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拨乱反正工作。在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胡乔木等同志的领导下，解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的党的领导干部，并从根本上纠正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伟大任务的胜利完成。从 1978 年至 198t 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能迅速地完成如此繁重的伟大历史任务，应该说归功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和不断发展壮大的各级党组织。

与拨乱反正进行的同时，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重新开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作了科学的设计，提出了许多极其宝贵的建议。在他们的领导和推动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