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完善体制

• 吴大琨说：“我国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 吴大琨强调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本质的区别。”
• 邓小平仔细地阅读了这封信，感到这个总体设想不错，便在信上写道：这个设计好。

组织召开商品经济研讨会

1985年3月中旬，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邀请部分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举行研讨会，联系在改革与开放中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讨论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已成为经济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怎样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会者提出以下10个问题：

一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与联系中，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二是运用静态和动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的协调结构、运动过程、发展趋势及其基本运行规律；

三是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生产、积累、消费的规律性以及三者的相互作用；

四是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各种调节杠杆的途径和方法，总结我国财政金融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加快财政金融等各种调节机制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五是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市场调节机制和计划控制的协调结合问题，提出指导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科学的计划管理体制的理论；

六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系、竞争中谋求发展的规律和对策；

七是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宏观和微观统一的效益问题，研究宏观和微观结构相统一的运营规律，以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在运动中有机地统一的规律；

八是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中，科技、教育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条件、特点和规律；

九是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科学技术进步作用下的价值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十是吸收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理论、协同理论等现代科学方法，完善经济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总结和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商品经济的研究成果，吸收和借鉴其中科学的东西，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服务。

1986年3月29日，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教授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说：

我国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这位70岁的政协委员说，当前，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人们思想上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充分认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

吴大琨强调说：

这个规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必须尽快改变已经落后了的生产关系，使之适应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二是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充分重视价值规律，用价值规律来促进商品生产；三是我们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有控制的商品经济，它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剥削，使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本质的区别。

吴大琨说，已故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实际上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因为人们总是要追求花费最小的劳动，获得最大的效益。

如果不讲价值规律，就无法讲究经济效益。吴大琨教授最后说，我们已经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七五”计划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因此，我们相信“七五”计划一定能实现。

七五计划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1986年3月31日，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当天继续分组审议“七五”计划草案。

江苏省代表团的储江、杨詠沂、何仁华、吴仁宝等代表在发言中谈到，“六五”期间成就突出，变化突出，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城市改革起步顺利，人们逐步明确了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开始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

大家认为，过去搞改革，许多人老在中央与地方分权和收权上兜圈子，力气花了不少，但收效甚微，根本原因是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权力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现在搞改革，从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扩大工业和各类企业的自主权，使各类经济单位向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方向发展，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激发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活力，这就在改革的中心环节上取得了突破，因而成效显著。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焦林义代表在分组会上说：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但是，我们长期来实行的是产品经济，习惯于上面安排什么就生产什么。上面统得过死、管得过多，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六五”期间这方面虽有改变，但总的说很多同志还不熟悉市场情况。“七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坚决对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规章制度加以改革，学会运用商品经济规律的本领，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服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代表说：

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课题是坚决打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的壁垒，促进经济的横向联系。新疆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要把丰富的资源由尚待开发变成全面开发，把资源优势尽快变成经济优势，必须改革过去那种旧的经济体制，建立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新体制。目前条块分割的体制，将几个紧密联系的环节割裂成互不联系的几个部分，锣齐鼓不齐，不能很好地发挥整体效益。因此，坚持改革，打破旧的经营管理模式势在必行。

河北代表团王林说：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过去人们习惯于旧的模式，对开放、搞活不习惯。比如物价，我们从来做的一套就是稳定物价，供给不足就发票证。现在物价放开了，市场供应搞活了，但大家仍然感到不习惯。形势好不好，改革成功不成功，不在于哪种商品涨了一点价，根本的标志要看生产是否发展了，物资是否丰富了。如果物价涨了一些，但生产确实发展了，物资确实丰富了，工资确实增加了，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这就是改革成功的标志。现在大家都在关心市场，不但关心国内市场，而且关心国际市场。大家都在搞商品经济，力图弄懂价值规律，这不能不说是在我们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巨大变化。

安徽省副省长孟富林代表说：

“六五”时期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方面的巨大成就，为实施“七五”计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仅以农民卖粮难来说，安徽实际上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远没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83年安徽粮油商品率还不到40%。到处喊卖粮难，说明我们流通渠道不畅，深加工能力不足，各个经济环节不配套。我们的改革还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于“六五”时期起步的经济工作三个战略转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六五”取得的大好形势。

四川省省长蒋民宽代表指出，“六五”期间实行的经济工作的三个战略转变，像一股活水，给经济工作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七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作为政府部门，一定要转变管理职能，调整好机构，转变作风，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乡兴十四村党支部书记傅华廷代表在发言中回顾了全村农民致富的过程。他说：

改革使这个村解放了生产力，生产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机械化方向转变。全村280多名劳动力都按专业化组织起来，85%的劳动力从事工业、林业、畜牧业、副业等生产经营。依靠多种经营，全村每年提取40万元公积金，用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现在全村只有43名农业劳动力，种1万亩地，使用大小机械设备87台，从播种、灭草、耕作、运输到收割、脱粒都实现了机械化。

他还举例说：

全村去年一年为国家提供1.5万吨商品粮、500头商品猪、5000个商品鸡蛋，还有300吨奶粉、20万瓶沙果罐头等商品。全村大小人口750人，去年人均收入1670元，比“六五”第一年增长一倍半，比1976年增长了5倍。

傅华廷说，“七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加快全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

推动建立商品经济基本框架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北京举行。

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外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96人列席了大会，并有中外记者400多名采访了大会。这些，在此前的历届代表大会上，均属首次。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以来，9年时间，我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指引下，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而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以经济建设尤为突出。

1986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都大体翻了一番。过去的9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旺盛、国力增长最迅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最多的时期。它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谈了自己对“十三大”报告的设想：

“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著作。

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中央成立了一个由19人组成的“十三大”主题报告起草小组。

3月19日，起草小组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谈了对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总的设计思想。

这个总的设计思想是党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的几次讲话的精神反复讨论之后定下来的。初步考虑，报告主要分7个部分。第四部分讲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邓小平仔细地阅读了这封信，感到这个总体设想不错，便在信上写道：

这个设计好。

于是，“十三大”的主报告便按照这个总体设想加强起草。

主报告的初稿写成后，经过两次大的修改，然后，把报告稿发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党组、部队的各军兵种党委和社会科学界广泛征求意见。

9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第五稿。以后又经过两次修改，到“十三大”开幕时，主报告已是报告稿的第七稿了。

1987年的国庆节过后，中共“十三大”代表陆续来到北京，住进京西宾馆等大会指定宾馆。代表们不是各地要员，就是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

在会上，中央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

报告首先回顾了9年来经济建设的成绩。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牢牢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9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现在看来，到20世纪末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即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是完全有把握的。

报告分别提出了发展经济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中的党的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诸方面的基本方针。此外，报告还规定了6个方面的长远性指导方针。

当时，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正因为基于这样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便开始分析认清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从而分析以往发生失误的认识上的原因。

“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举行市场经济双月研讨会

1988年1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郊区龙眼洞一所工人疗养院，举行第一次市场经济双月研讨会。

此次会议主要筹办单位是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市委负责人邹梦兆致开幕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泊溪研究员代表马洪光临指导，在大会上发表学术讲话。

广州地区有7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提交第一次会议的论文37篇。此后，按原定计划，每逢双月举行一次研讨会，一直持续到1988年12月，共举行6次。

其实，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广东人就开始了对商品经济的探讨。

当时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主任的卓炯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发言。朱慧强原来从事统计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四人帮”倒台后，从武汉调进华工从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卓炯的发言，很自然地成为朱慧强在新形势下教学思想的主导部分。

1980年，朱慧强与华工几位同事，参加了当年省委组织的大型经济调查活动。朱慧强与关其学、曾牧野同在外贸调查组。

在这一大型调研活动进入专题研讨和调查报告的撰写阶段，卓炯和孙儒曾专程参加外贸组的研讨会议。

卓炯的发言留给朱慧强印象最深的，并且现在仍然明晰的思想是：外贸不是“互通有无”或“调剂余缺”的国际主义行为，而是跨越国境的商品交换；外贸活动不是外贸部门的孤立行为而是反映国民经济结构和管理水平的综合性经济活动；外贸要重视价值规律和经济效益。

1983年9月，广东物资经济学会在江门冈州宾馆召开成立大会，并举行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卓炯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会务组分配朱慧强和他同住一间房。

有一个夜晚，朱慧强与卓炯交谈得很晚，向他请教的内容也很多。特别是在生产与流通的关系、钢铁与煤炭是商品还是仅有外壳、物资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作用、物资的跨国贸易等等方面，谈得很融洽。

对于当时社会上相当多同志仅承认存在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和调拨，不承认生产资料的流通，需要做更多的引导和说服工作方面，想法相当一致。

后来，朱慧强回忆这些往事，仍然对卓炯高尚的人格和勇于探索的学术精神充满深深的敬意：

卓炯同志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

第一，论年龄和经历，他是我的长辈，论学术造诣，他是我的老师，但他平易近人，乐于亲近群众，乐于与别人探讨学术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时，他善于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第二，坦率朴实，谈问题开门见山，实事求是，没有什么转弯抹角。

第三，学术上很有毅力，敢于坚持真理。

……

自从20世纪80年代广东人经由香港全面触及现代发达国家的思想观念开始，到当年广东对于市场经济理念的率先接受，再到广东对于单一所有制形式的彻底突破，广东人首先在观念上接受现代化基础性理念——市场经济的整体理念。

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就是一个在市场经济观念上领先的国家，广东在这方面为中国进入一个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提供了有效的精神食粮。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卓炯对于“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的坚信，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与此同时，卓炯逝世一年后的广东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市场经济大讨论”。

曾牧野，著名经济学家，1928年出生于广东揭阳。改革开放初期，曾牧野高度评价、鼎力支持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88年初，他公开撰文论述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组织、主持了1988年广东经济学界的“市场经济大讨论”，在全国学术界产生强烈的反响。

关于1988年那场市场经济大讨论的背景，后来，曾牧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我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创举，要有正确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新体制，是我们国家经济体制的根本转换，是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破天荒”的创举。因此，1988年广东经济学界展开的那场市场经济大讨论，无疑是带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创新活动。

在后来的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3年1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在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等单位联合举行的“珠江三角洲的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广东理论界14年来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至此，1988年这场关系改革事业的大是大非之论争，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全国掀起发展商品经济热潮

在商品经济理论争论尘埃落定之际，在全国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全国各省市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高潮。

安徽省地处内陆，他们决心用沿海先进地区的商品经济意识，撞击本省固步自封的小农经济思想，把“误了点”的安徽经济真正挂到长江三角洲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和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列车之上。

1988年，从广东、福建学习考察20多天回来的安徽省委书记李贵鲜，就以饱满的热情，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亮出了安徽省委这一不甘落后的决心。与会人员对此反映热烈：“安徽的小农思想已到了非撞击不可的时候了！”

过去安徽也多次派人到沿海地区学习，但由于能决策的人去得很少，故而收效不大。这次学习有三大特点：

一是省委、省政府、省纪委均有主要负责人参加；二是全方位地学习沿海的商品经济思想；三是学习回来之后，首先在省委、省顾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主要负责人中作了“看粤闽，比安徽”的深刻反思，取得了“安徽再也不能安于现状”的统一认识。

为此，省委针对安徽经济已经落入华东“锅底”的现状，决心破除三种旧思想，转换一个新思维，分类指导7个经济区。

一是痛下决心破除躺在以往成绩上睡大觉、人家条件好难学到、怕在外引内联中吃亏和当“殖民地”的3种小农经济思想。在观念上搞了一个不留情面的彻底转变。真正把全省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精力，集中到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力和搞好开放型经济上来。

二是动员全省5000多万人民，开展“远学粤闽，近学江浙”的大讨论，真正由产品经济的习惯思维转换为商品经济的时代思维，突破“三就地”，即就地取材、加工、销售的老经济模式，跨入国内、国际大市场。

三是为克服过去参观学习一再出现的“雷声大，雨点小”的老毛病，省政府将全省划分为长江、皖东和皖东南、皖南和黄山、皖北、皖西、皖中、大别山和沿淮7个不同类型的经济区，加以分类指导。除了下决心抓紧农业生产以外，特别加快芜湖、安庆、马鞍山、铜陵沿江4市和黄山市的内外贸港口、机场和仓储等设施建设，形成自己的创汇基地。发挥这些地方对外开放、出口创汇的作用。同时运用好皖东和皖东南面对沿海的有利条件，发挥这些地区东引人才、技术，西进原料、材料，南北交流软件、硬件的“二传手”作用。

这一决策，省委向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和省政协六届委员会作了通报，获得代表和委员们的热烈赞同。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他们也不再满足于低水平的年年进步了。

山多路远不能成为阻碍改革开放的借口，关起门来搞封闭型生产是云南建设的大敌，要向沿海地区学习，发展外向型开放型商品经济，争取和内地同步进入现代化建设。这是云南省地、州、市和县委书记们集中半个月，联系云南实际学习“十三大”文件后得出的一致看法。

参加学习、讨论的同志，以“生产力标准”评判云南工作的成败得失，深感边疆建设的落后局面非改变不可。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山地占总面积94%的边疆省，各地区间的发展极不平衡，1980年以来全省经济虽然翻了番，因为基数低，1987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655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300多万人的温饱没有解决。关键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

省委提出，破除生怕“肥水流入外人田”的封闭观念，进一步敞开云南大门，面向省外国外两个市场，积极发展云南的大宗骨干商品如卷烟、有色金属、糖、茶、返季蔬菜和热带水果等，加快水利电力资源的开发。

省委提出实现云南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三个转变，由自然半自然经济观念转变到商品经济的观念上来，变封闭的内向型经济观念为开放的外向型观念，由粗放经营的观念转变到靠科学进步发展生产的观念上来。

省委提出用商品经济改变“富饶的贫困”。全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边疆在初级阶段的起点就更低，决定了在云南发展生产力需要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要承认和允许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

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云南省委拟定了1988年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工作要点。

依靠出售商品粮一跃为全国第二位的湖北省，在农业上如何再上新台阶呢？

省委提出了“依靠科技进步，让成千上万农民冲破封闭、脆弱的自然经济格局，摆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传统观念，大步走上商品经济舞台”的战略。

为了让农民尽早插上科技的翅膀，摆脱贫困的缠扰，湖北省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民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培训。

1987年，全省200多万农民接受了科学技术培训，其中，有100多万农民掌握了一至两门农业实用技术，不少人成了生产能手，走上了科学致富的道路。

对成千上万的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既提高了他们的科技水平，又造就了一大批乡土人才。

崛起在水乡山寨的3100多个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不仅网络了全省1400多个专业、7万多个科技示范户和专业户，而且，凝聚了当地一批田秀才、鱼博士、鸭司令、养猪状元、蘑菇能手等。他们背靠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国家为农业服务的专业机构，面向千家万户，普及推广农村实用科学技术。

据科技部门对7万户科技示范户统计，他们人平均纯收入都超过本乡平均水平的60%以上。

湖北省还用竞赛办法，把农民技术培训工作办得有声有色。农民只要自愿交一定数额的资金，就可获得参赛资格。主管单位从技术指导、资料、培训质量，给以保证。

湖北省这种推广农用新技术成果办法，较好解决了推广科技新成果靠政府部门贴钱的问题。

据了解，1987年湖北省对农民推广科研成果达3000多项，经济效益超亿元的项目就有7个。

湖北省依靠科技进步，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了商品经济的舞台。

为此，在1988年3月10日闭幕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讨论了当时和今后几年我国科技工作的主要任务。

代表们普遍认为，大力发展以科技进步为支柱的商品经济，关系着民族振兴和现代化建设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