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积极实践

• 邓小平挥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宝通说：“康复路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之初带给西安的巨大机遇。”
• 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的联名致信说：“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

工业部门改革经济体制

1982年到1983年，工业部门率先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

在当时，为了精简行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国务院将原来的52个部、委，改组为39个。合并、撤销了一些部、委，第六机械工业部就是其中的一个。

精简行政机构，一种办法是合并或撤销，另一种办法是将政府中管工业的行政部门，改为企业性质的经济实体。

撤销第六机械工业部组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是工业改组和联合的重大突破，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

除了船舶工业总公司而外，还有其他工业总公司成立，如汽车工业总公司等等。这些工业总公司的成立，有利于克服“官办企业”的缺点，提高经济效益，把企业办得更好。

作为机械工业的一个重要行业船舶工业，当时先走了一步。以全国主要造修船厂、配套厂和科研设计单位为主组建的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是改变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打破地区、部门界限，实行权利、责任、利益三者统一的经济组织。

船舶工业总公司把工业同贸易、军用品同民用品、造船同修理、科研同生产紧密结合起来，使一个政府部门改为一个企业组织，对下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样做有利于运用经济办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统筹安排各项任务，更好地为用户服务；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船舶出口。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中国船舶工业从科研、设计、配套到总装，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船舶工业除了完成国内需要的船舶任务外，还有能力建造远洋船舶出口。

大连造船厂1982年第一季度交付的两艘2.7万吨出口远洋货轮，船舶质量受到国外航运界、造船界一致的好评，说明我国制造的船舶质量是高的，是可以进入国际市场的。

但是，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着不合理现象：部门分割，管理分散，造成重复生产、重复建设，以及“大而全”、“小而全”的不合理结构，在产品出口上也遇到了困难。

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机械工业必须按行业实行改组联合，生产部门与使用部门建立合同和订货关系，从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一句话，就是要走联合之路。当然，这一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步骤地进行，不断积累经验，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内完成。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水路运输又是交通运输中的薄弱环节，大力发展水路运输就需要大量的船舶。因此，我国船舶工业有广阔的前途。

我国内河和沿海航运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我国大规模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即将开始，承造各种海上石油开发设备，也是船舶工业的重大任务。

针对这种情况，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的文章。文章指出：

为了使船舶工业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船舶工业总公司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不断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组织专业化协作，扩大大型船舶的建造能力，提高船舶工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配套设备国产化水平。当时出口的船舶还有许多配套部件是进口的，要逐步做到国产化。

文章认为：总公司一定要坚持统一规划，对方针政策、布点、重大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重要的对外贸易以及全国性的专业化协作等等，都必须统一规划。

在统一规划和统一对外的原则下，提倡各地区公司之间、各企业之间进行竞争。在质量、工期、价格和服务水平上，大家来个比赛，以激发生产积极性，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国民经济各部门是有机的整体，船舶生产部门要很好地为使用部门服务，使用部门也要大力支持生产部门的工作。为了国防的需要，军用品生产应放在首要地位。为了航运的正常进行，要把船舶修理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军需、民用，造船、修船都要实行经济合同制。

文章最后富有建设性地指出：

船舶工业打破地区、部门界限，走联合、改革之路，是从管理制度到管理方法的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要适应这个大变化。组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是一个新事物，我们还缺乏经验，今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国家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给予支持和帮助，使它不断完善和发展。希望船舶工业广大职工，奋发图强，艰苦努力，不断提高生产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

早在1983年1月，经北京市经济委员会批准，北京矿务局煤炭销售公司正式成立，同年6月北京矿务局成立煤炭经济研究会。

此后，北京矿务局营销系统在不断克服原煤生产不稳定，铁路运输紧张的困难，妥善安排非统配销售，扩大特供煤销售，加强质量管理，不断调整工业用煤比重和扩大出口，为实现全局增收减亏摆脱经济困境，力争经济状况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978年，北京矿务局重新改为以局独立核算后，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完成统配煤生产指标。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矿务局逐步实现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性转变。

北京矿务局相继抓住了工业用煤超产加价、出口配额增加等政策机遇，同时自己组织地方资源，自找用户进行计划外销售，使企业获得明显减亏成效。

在这种气候下，市场营销工作逐渐受到矿务局重视，局运销职能体系迅速得以充实加强。

从1993年起，国有煤炭企业大致花了10年时间，才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几度混乱的行业秩序下，北京矿务局的煤炭营销更加举步维艰。

矿务局调集骨干人力充实到运销部门，提出“闯天下市场、创一流业绩”的口号，由此，大规模市场开发活动，以北京为轴心逐渐向全国扩散。

进入20世纪80年代，京煤集团公司煤矿用工制度发展较快，出现了许多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引进队、承包队、协议队用工形式生产煤炭已占较大比重，而且成为主力。

面对这种变化，如何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组织到工会组织中来，如何组织好群众性安全生产，是一项难度很大的课题。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南至广东、北达黑龙江、东至天津、上海，高峰时驻外办事处及联营销售公司多达10余处，在外销售、清欠外债的员工多达百人以上，从用户不相信北京有“煤”，到一度市场开发煤量高达生产总量的一半以上，为北京矿务局在直接煤炭促销及售后服务，强化资金回收，协调运输流向，捕捉市场信息，也为京煤向工业应用市场的转移打下了基础。

这样，以工业部门为先导，中国刮起了经济改革的旋风。

中央鼓励企业体制改革

1982年12月底，北京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和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出席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

在会上，大家热烈地赞成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决策：积极稳妥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参加座谈会的人认为，在今后3年内，改革重点放在以税代利、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改革商业流通体制这三项工作上面，是抓对了，抓准了。这些方面如果突破了，不但能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会给全国经济形势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一位经济学家说：我们原有的经济体制，存在着不少弊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例如，“大锅饭”、“铁饭碗”这一套旧框框，企业不关心社会需要和技术进步，城乡分割、条块分割，等等，严重地妨碍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如何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积极发挥各种经济杠杆如工资、价格、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作用，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

大家认为，中央支持企业进行体制改革，在当前价格体系等还难于全面改革的情况下，先加快以税代利的步伐，经济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也是完全能做到的。为此，他们特别强调要培训大量的统计、会计、税收等经济管理人员，并搞好有关的基本资料工作。

经济学家们认为，改革要大胆一点。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实行地、市机构合并，由市领导周围各县；现有的省属企业改由所在城市管理，这些就是大胆改革的范例，其意义重大，必将影响各个经济领域的活动。这个试验如果成功了，一定会大大解放生产力，使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出现新的面貌。

当前，一个兴旺的社会主义市场正在出现，如何使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真正实现良性循环，中心环节就是搞好城乡的商品流通。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希望全国经济界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能积极参加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各种改革试验的实践。

在中央的号召与支持下，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春潮使不少企业摆脱了原先的僵化体制，走出了一片适合国情的道路。

当时，浙江温州地区直接从事商品经营和商品生产的气候开始形成，在闯世界的冲动下，胡成中抛弃旧业，成为温州百万推销大军中的一员，从事低压电器的销售。第一次跑推销，胡成中到了武汉三镇，推销了3000元的电器产品，赚了300多元。

胡成中并不是来自世家，而是如其他数亿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出身平凡。他出生于温州柳市镇的一个裁缝家庭，像无数传统中国家庭一样，中学毕业后子承父业，做了手艺人。

推销的生活收益固然不薄，却也辛苦。胡成中在市场里摸爬滚打了两年，经历了成功的喜悦与失败的惆怅，但更重要的是发现并了解了市场。

面对改革开放后的巨大低压电器市场，胡成中开始有了新的打算：为什么要替他人销售产品，为什么不将产品生产的利润也拿在自己手中？几经思量，模糊中的意念终于成型了：办自己的厂，卖自己的货。

然而，办厂并不像设想中那么简单。怎么办？资金、技术、人力从哪儿来？胡成中开始琢磨。他首先把眼光投向了当时温州大地兴起的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的家庭工厂。

这些工厂的创业热情十分高涨，凝聚力也十分强，但他们经常是顾了生产就顾不了销售，顾销售就顾不了技术，设备也少。要想在温州脱颖而出，一定要走一条新的路子。胡成中觉得“一个好汉三个帮”，最好是有几个好朋友合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恰好，胡成中一个要好的朋友也有了一样的想法，两人自然一拍即合。

1984年，胡成中和其弟胡成国共出资3万元，友人出资两万元，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一纸协议，以合伙制的形式在温州地区乐清市柳市镇创办了乐清求精开关厂。“求精”意为“精益求精”。两人约定，厂长由两人按年轮流当，在初创期企业不分红。

那时大家热情高涨，没有厂房，胡成中的家便成了工厂；没有设备，胡成中就和朋友去租、去借。当时共有8名职工，分别来自胡成中和友人的家庭。

到年底，新生的求精开关厂就完成了5万元的产值，这在当时已足以让那群年轻人热血沸腾了，大家不禁觉得，照这样发展下去，前途将不可限量。

然而，到1985年底，厂里的产值还是5万元；到1986年底，求精的产值也没有比5万元多一个子儿。面对现实，大家都不免有些泄气。胡成中也有些不解，但凭直觉，他觉得原因一定要从市场中去找。

胡成中开始频繁接触外出推销的大军，在和一位推销员的聊天过程中，对方不停地向他抱怨如今的生意难做。

“现在很多大工厂的门前都贴着：‘温州人不准入内推销’，因为我们的产品质量不好。门卫一问，如果说自己是温州人，保准进不了门。更有甚者，有时递烟给厂里的人，他们居然都拒绝。倒不是他们不会抽，而是不敢抽。他们是怕烟的质量恶劣。”

胡成中明白了：产品质量是产值上不去的根本原因。

凭着敏锐的感觉，胡成中知道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于是马上和友人商量，并最终确立了“质量立厂”的方针。求精开关厂提高质量的第一步是增添新设备。经过两个家庭发动各自的关系，多方筹措，终于有了更换设备的资金。设备更换后马上起到了作用，求精的产值在年底达到了58万元。

在后来的1991年6月，胡成中以股份合作形式和7位亲戚朋友一起组建了温州德力西电器实业公司，设立了董事会，主要生产各个类型的继电器、接触器和开关。在确定公司的名称时，大家颇费了一些思量。

胡成中在大家提完建议后说：“我们厂今后的发展还得靠高质量，高质量离不开高技术。西门子所在的西德现在技术领先、质量过硬，不如我们取‘德力西’表示我们向它看齐。”

于是，“德力西”3个字便出现在了温州和低压电器行业。

在这场改革之潮中，像胡成中那样的人和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城乡企业改革显示活力

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到深圳南巡，挥毫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4月16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常州召开，会上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简政放权、层层放权，把一部分权利和责任下放给试点城市。试点城市的经济管理也不能沿用老办法，要把应该给企业的权利真正下放给企业。

这次座谈会是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参加座谈会的有25个城市和有关省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机构的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有关部委的同志。

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关于城市改革的讲话精神，交流了重庆、常州、沙市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着重讨论了搞活企业、搞活流通，开创城市改革新局面等问题。

参加座谈会的人认为，在扩大试点城市权利和责任的同时，要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当年5月，在已经确立开发的特区基础上，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南方的特区、沿海的开放城市和长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奏响改革最强音。

与此同时，在北方内陆，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城市，自创“撞击反射”迅速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人们称石家庄是“自学成才”，他们不靠政策，靠的是创造力。石家庄成为北方的改革明星。

1月21日至25日，国家体改委在石家庄召开北方七省、市、自治区城市改革座谈会，东道主石家庄介绍了城市经济改革方面最拿手的“撞击反射式”改革。

1984年底，《石家庄日报》转发新华社报道，首次提出石家庄改革的“撞击反射式”。文章说：

石家庄市的“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就是用企业改革中提出的改革要求，去“撞击”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现行规章制度，促使全市各机关部门按照搞活企业的要求自行改革；领导部门的改革“反射”到基层，企业在搞活中又遇到新的问题要解决，再促使有关部门进一步改革以适应企业的需求。

新华社的文章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介绍了这一经济改革经验。

1984年是石家庄经济改革震动最大的一年，“撞击反射”逐渐发挥作用，继马胜利因承包一举成名被称为“马承包”后，又先后出现了“张联合”张兴让、“夏服务”夏继勋、“许引进”许期颐，并称石家庄经济改革“四大名旦”。

1984年，河北作家陈冲的小说《小厂来了个大学生》，成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比这更有代表性的是河北籍作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

“改革文学”初期的作品以后来人的文学眼光来看不免稚嫩。但在一片沉寂的时候，振臂一呼发出改革的声音，已属石破天惊。马胜利们就是现实中的“乔厂长”。

“张联合”带领市第一塑料厂与省内外6家乡镇企业结成经济联合体，起名东方塑料联合公司，联营形式实现了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石家庄日报》称之为马胜利之后“我市经济体制改革春潮中绽放的又一枝新花”。

1984年，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北考察，他说，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张兴让搞联合比较好，干脆一个叫“马承包”一个叫“张联合”吧。

从那以后，“张联合”的说法逐渐传开，以至于很多人知道“张联合”而不知道张兴让。

后来，“联合”的思路被应用于搞企业集团，把上下游的产业联合起来做大做强。

“夏服务”任党委书记的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由一家介于局与企业之间半行政、半企业性质的公司，转轨变型为一家服务性公司，改名服装鞋帽销售公司。原来靠吃下属公司的管理费，转轨后实现盈利。

“许引进”为把第一经编织物厂搞活，先后从联邦德国引进9台设备，产品质量和效益很快提升。

作“撞击反射”作用下，1985年下半年开始，石家庄市率先探索建立生产资料市场，打破了长期以来生产资料单一计划供应体制，人才（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相继建立。

青年街市场、广安街市场等10多个街道市场陆续建立，这是石家庄新华、南3条两大市场20世纪90年代跻身全国十大集贸市场的必要前奏。

1985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同月，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石家庄的“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说：

“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第一是层层下放权利，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经营者；第二是发展横向联合，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进一步搞活企业创造条件；第三是运用经济杠杆，把搞活企业同国家的计划管理结合起来。

同样是“撞击反射”的作用，张联合在1987年创造性提出“满负荷工作法”，以“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财尽其效”，对人、财、物等要素合理组合，让三者都像设备“满负荷”运转一样不浪费。

“满负荷工作法”受到中央领导和省领导高度重视，1988年，全省670多家企业实行了“满负荷工作法”。在这一年春天，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新闻发布会宣布：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获金杯奖，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获银杯奖。

改革开放之初，河北出现了不少批发市场。在中国经济社会大变迁过程中，这些简陋的市场曾扮演了最活跃的角色，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突破口。在这里，嗅觉灵敏而又勤奋的商贩们完成了原始积累，也以最直观的方式给群众以市场教育。

长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除的“市场”，重新出现在人们生活中时，令人心有余悸。尽管如此，市场仍然顽强地生长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末，冀中平原的一个小村庄兴起的白沟市场令人瞠目：这里终日人山人海、尘土飞扬，客流量有10多万人。

1983年，有着2000多名职工的青岛橡胶九厂仍是跟着国家计划转，数十年一贯制地生产“解放鞋”，原料由国家统配，产品由国家包销。

但到了这年年底，初期的改革开放使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出现了真空，商业部门告诉橡胶九厂，“傻大笨粗”的解放鞋卖不出去，拒绝收购。

刚刚被任命为青岛橡胶九厂党委书记的汪海，面对堆积如山的200万双解放鞋，被逼之下迈出了“自销”的第一步。在一个个冬夜里，由汪海带领，将解放鞋偷偷运出厂自己销售。

很快，风声走漏，商业部门大怒，声称今后停止包销他们生产的任何产品。

商业部门的愤怒并非没有缘由，这家企业竟然置“红头文件”于不顾，做出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但那时的汪海，除了将解放鞋卖出去，让企业生存下来，已经管不了太多。

在他的带领下，职工们索性在大白天背着鞋箱闯市场，不但在青岛本地卖，还跑到烟台、石家庄、南京、兰州卖。一年过后，200万双解放鞋全部卖了出去，企业因此活了下来。

在1984年的时候，中国的人事仍是任命制，讲文凭、讲学历，人事任命上级和“红头文件”说了算，当时全中国还没有一家敢实行聘任制的。

砸掉计划经济旧体制、旧机制的锁链，打破身份界限，砸掉了“旧三铁”和“新三铁”，偷着到农村招收农民工，双星又是第一家。

当时，橡胶九厂的机构设置早已严重脱离了生产、销售的实际需要。

汪海在实际工作中真切感受到了旧的确管理模式弊端丛生，当时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生产效率低下的体制机制窒息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汪海决定机构优化。

矛盾爆发了，有人质问汪海：“你有政策根据吗？”一些上级领导亲属组成的武装部和安全科，拒不执行厂里的决定，告状告到了国家劳动部。

汪海丝毫没有让步，坚决将两个科合并，将队伍庞大的计划科并进销售科，进而将原先只有4个人的销售科扩充为拥有600人的销售公司。

汪海成了中国第一个打破“铁饭碗”的人。全部合同制，使国有企业诸多弊病得到根治，效益好了、工资增加了，企业职工积极性自然更高了，企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1984年，双星破墙开店，敞开大门办三产，成立了国内国有企业中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劳动服务公司，建成双星不夜城、“大吃街”和旅游休闲度假村，成功安置了2000多名富余人员。

1985年，中央提出企业走“横向经济联合”之路，而汪海早在一年以前，就与黄岛橡胶厂搞横向经济联合，在挽救这家即将倒闭的乡镇企业的同时，成功地将自己的老产品转移到农村生产，在农村获得了廉价的厂房和劳动力。

此后一年多，汪海在青岛周边地区建起13家联营分厂，年产值加起来达到1亿元，完成低成本扩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双星在国有企业中第一个以企业的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个在国际舞台上举行“鞋文化表演”，成为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先行者。

双星最早实施名牌战略，第一个开始进行多元化经营，大力发展广告、金融、餐饮、娱乐、旅游等三产行业，实现了横跨17个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1988年，双星几经周折，成为全国首批获得自营出口权的企业，并在1995年成为全国第一个年出口创汇突破5000万美元的制鞋企业。

在市场的博弈中，邓小平提出来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改革理论给了汪海很大的启示，他认识到，国有体制在竞争性行业中并不能保持持续发展的优势。

20世纪90年代初，汪海在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将双星经营公司进行承包买断，完成了职工从“给公司卖鞋”到“给自己卖鞋”的转变，把众多双星人送上了制造百万富翁的流水线，同时为竞争性领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探索出一条新路。

他还将邓小平提出的“农村责任田”的方法移植到工厂，创造了双星法制化、市场化“四自一包”管理新模式，将车间设备承包给职工个人，把企业的工作岗位变成了每位职工的“责任田”，实现了职工自己管理、自己算账、自己减人、自己降耗，整个集团的生产效率提高30%以上。

推动商品经济向纵深发展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辽宁省委、省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步伐，在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的同时，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中心环节。

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成熟程度，不失时机地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逐次展开，并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

1985年，辽宁省委、省政府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和“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方针，坚持从搞活企业和搞活城市这两方面推进改革。

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搞活大中型企业座谈会，会后，省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搞活大中型企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对各市和省直有关部门继续放宽一些政策。

7月，省政府又召开全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传达贯彻国家体改委在武汉召开的会议精神，强调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多功能作用，为搞活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此后，省政府认真贯彻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及国家体改委召开的东北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精神，紧紧抓住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制定一系列搞活大中型企业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为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部门由直接管理变为宏观间接管理，将省属企业下放到市。

到1985年底，全省已下放企业197个，占省属企业总数的76.1%；对各市按照政企分开，“放权于工厂，服务于基层”的原则，将市一级所属二级行政性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初步实现了转轨变型；改革计划体制，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同时加强了旨在避免经济建设出现失控的宏观管理，注意处理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关系，以达到“放而有度，活而不乱”的效果。

通过“扩权”，出现了沈阳重型机器厂、沈阳电缆厂、大连冷冻机厂、抚顺钢厂等搞得较活的一批大中型企业。

1985年，省政府在企业改革、简政放权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以承包为主的经济责任制。在大中型企业实行划小核算单位，分级分权管理，对主体生产车间及非主体生产车间分别实行独立核算、自计盈亏、利益与效益挂钩、分级分权管理，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办法。

这一年，沈阳、大连、抚顺、丹东等市已有206户大中型企业划小核算单位1501个。通过企业内部配套改革，理顺了分配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早在1984年12月，省政府就发出《批转省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补充规定〉的通知》，对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做出规定，减少计划管理的品种。

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计划管理的品种由21种减为13种；工业生产列入省管的计划品种，由235种减为184种。

辽宁省对社会商品零售额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重要商品的收购和调拨实行指令性计划，计划品种由42种减为27种；外贸收购总额实行指导性计划，出口商品收购计划省管品种由600多种减为60种，大部分下放给市、地和部门管理。

从1984年5月起，陆续将省属沈阳、大连、丹东、鞍山等地批发专业公司划细经营，并陆续办起了各类贸易中心69处。

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扩大了横向联合，还试办一些跨地区、跨部门的产销联合和各种形式的企业集团、贸易中心，组织开展了厂站、厂店直接挂钩，工商联营联销、委托代销、总经销、总代理等形式。

同时，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建立了城市工业品、农产品市场，发展了早行夜市、批发市场等多种交易形式，逐步形成开放式、多渠道、多形式、少环节的消费品市场。

到1985年5月，省商业厅系统共放开国营小企业2175户，占国营小企业总数的72.5%，其中改为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的1709户，转为集体企业的132户，租赁给经营者或职工集体的334户。

1985年，国营大中型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经过企业整顿，改革领导体制，推行经理负责制，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以及试行现代化管理后，企业初步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实体，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形成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和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制，使国营、集体、个体商业得到一齐发展。在商业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实行了政企职责分开。

1984年上半年，将省属22个工业品二级站下放给所在市管理。

1985年，省政府决定将省属的二级批发站全部下放给所在市、地管理，上缴利润指标由财政厅划转到市、地，实行二、三级批发合一，减少了流通环节，各市、地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贸易中心140余处，打破了旧有的批发模式。对政企合一的管理性机构进行了调整，一部分行政性公司撤并或转为经营服务型公司。

个体户在商品市场致富

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的西侧，有一条小马路，因为靠近医院的缘故，人们便给这条马路起了康复路这样一个带有祝福色彩的名字。

20世纪70年代末，康复路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马路，土里土气，宽不足10米，长不过几百米，道路甚至有些坑洼。

但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做生意的个体户来说，康复路是他们养家糊口的战场，成就梦想的舞台。康复路是一个传奇。

西安康复路小商品市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西安地区最早的一个小商品市场。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南方的生意人开始在这里批发和零售来自沿海的小商品。

几年后，一些西安本地人也加入这个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逐渐，康复路从一个商业小街，发展成为后来西北地区最早、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在那个时代，康复路是一个标志，是城市商品经济的代名词。

张玉秀自从那时就在康复路经营一个门面，她是最早在康复路做生意的个体户。因为她和丈夫都没有工作，所以，早在来康复路之前，她就已经开始偷偷摸摸地做小买卖。后来回想起自己做生意的经历，她说这就像一本书一样。

“那时候家里穷，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怎么办，就背红薯、背玉米，卖小百货，文具，毛线呀，啥都有。那时候做生意都没有地方，都是关着门、敲窗户把东西送来。国家不叫做生意。那时候就叫投机倒把，罪可受大了。”张玉秀后来回忆说。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城市完全是计划经济，即使是一根小小的绣花针也是从生产到流通都由国家计划。因为国家政策的限制，张玉秀的小买卖始终是勉强维持，加上4个孩子，全家6口人可以说是艰难度日。这样的日子，到康复路的出现才慢慢有了转机。

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康复路还是一个很简陋的马路市场，张玉秀做生意赚的钱仅仅只能够日常的开销。

1983年张玉秀进了康复路。那边是一排房子，这边是几个临时摊位，口腔医院那头都是卖药材的、卖水果的。就这一条街道，大家拉个钢丝床摆到这里做生意。白天摆摊、晚上收摊。那时候生意并不容易做。

张玉秀的生意真正好起来是1986年以后。他选择了一个康复路市场上很少有人做的行业，卖缝纫产品和配件。市场的人流量大了，生意也就越做越红火了。

冬天寒冷，夏天酷热的简易摊位也变成了固定的门面房。再后来，张玉秀用做生意赚的钱买了商品房，4个孩子也都有了自己的生意。

张玉秀大儿子开了饭店，老二卖凉席，小儿子在商城卖包，有挎包、钱包，女儿现在在她的商店里做生意。张玉秀已经不做了。

正是有了成千上万个像张玉秀一样的个体户，才造就了康复路的商业神话。

后来康复路市场入驻商户5000多家，每天的客流量10万人次，每年的营业额超过20亿元。因为巨大的辐射带动效应，康复路的周边陆续形成了轻工市场、义乌小商品城、茶叶城、多彩商城等等。

“康复路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之初带给西安的巨大机遇。”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宝通分析说，“我们原来是讲公有制经济的，讲国有、讲集体。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卡的比较死。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政策放宽了，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在这个时候走在前面的是沿海。以浙江人为代表，他们不仅在沿海发展，也到陕西来发展。”

1984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张题为《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内容是：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

“大字报”的作者是该厂业务科长马胜利。

“大字报”贴出后，有人说他要“抢班夺权”，有人说他“野心大暴露”，这些人，都是厂里的领导；也有人拍手称快，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工人。

时任石家庄市市长的王葆华说，当时石家庄造纸厂的情况很微妙，这是一个拥有800多人的大厂，当年国家下达的年利润计划是17万元，但厂领导却不敢接下来，讨价还价说还得亏损10万。

“结果马胜利杀了出来，他说，如果是他，就把17万‘掉个个儿’，实现利润70万。”最后，王葆华等市领导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那时候我56岁了，快退休了，也豁出去了”。

业务科长出身的马胜利把精力主要放在产品结构和销售激励上，一系列的措施让厂子顿时有了活力。

造纸厂生产的是家庭用的卫生纸，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把原来的“大卷子”规格变成了6种不同的规格，颜色也由一种变成3种，还研制出“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

结果，承包第一年，厂里盈利140万元，承包第四年，利润增长了21.9倍。

1985年7月26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马胜利很快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人物。

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率先承包国有企业，而且一包就灵，一跃成为有名的“明星企业”，这在当时的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新闻。

在当时，全国大大小小媒体相继刊载了关于“石家庄出了个马承包”的新闻，有的还配发了评论和编者按。人们都在考虑“马承包”的意义是什么？好多人先后都问过马胜利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并不是每一个企业家、政治家都知道怎样改革，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我认为马胜利抓住了这个契机，充分理解了改革二字，敢于打破旧的体制。如果没有这种大智大勇，马胜利不会成功。”一个知情者说。

这个人介绍说，马胜利走马上任以后，不按常理出牌，打破了当时的游戏规则，还动脑子做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比如现在饭店厨师戴的那种白色的帽子，还有妇女用的卫生巾，现在很多老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卫生巾，在她们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东西，这个都是马胜利开始搞起来的”。

他由此对马胜利给出评价：马胜利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并不断创新的人。

1986年，马胜利在厂门口竖起个1.5米高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厂长马胜利”，还振振有词地说：“名片上印的名字字体都比单位大，我把这个牌子挂到门口为什么不行？”

这在那时的国有企业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因为他是“马胜利”，所以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适当的。

以“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的身份，马胜利曾经在国内和国外做过500多场报告，全国上下刮起了学习“马承包”的高潮。10多个省份专门下发红头文件学习马胜利。马胜利提出的“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承包思路成为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

1986年年底，马胜利获得“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和“勇于开拓的改革者”称号。

1987年，马胜利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专家。

1988年，马胜利和鲁冠球、汪海等20人荣获全国首届企业家金球奖。

1986年和1988年，马胜利两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由于“马承包”的出现，石家庄造纸厂所在的胜利大街与和平路交叉口，即北道岔这个普通的城市路口，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前来订货的、观摩的、“取经”的……天南地北的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

外来人口的突然大量增加，刺激了第三产业的繁荣。当时，北道岔大桥旁那家卖牛肉罩饼的，每天至少卖出去上千碗。

“20世纪80年代石家庄‘老外’还不多呢，而来我们厂考察的外国人却像走马灯似的。”马胜利后来不无得意地说。

1987年，马胜利开始“放眼全国”，决定承包20个省的100家造纸企业，准备打造“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他一人担任100家分厂的法人代表。

一次次地演讲，一个个地承包，一场场地签约，马胜利似乎成了许多地方造纸企业的神奇救命稻草。

作家高峰曾在《马承包新传》中真实地记载了那段时间马胜利所到之处所引起的轰动：“他谈笑风生，话语幽默，会场内外鸦雀无声，听得人们如痴如醉，长达3个小时的报告，竟无一人走动，有人憋着尿也不去厕所……”

“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的日子是1988年1月19日。“这个集团公司成立的鞭炮声响起，就注定了他要失败。”对此，有人直言不讳。

这一天，时任石家庄市市长的王葆华出席集团成立大会，发言很实在：马胜利是人，不是神。

尽管后来他的改革方法出现了失误，但他把“包”字引进城的做法，引发了中华大地国企改革的飓风，马胜利最先撬开了计划经济这把锁。

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沿海开始，一直扩展到内陆，一场巨大的变革，给中国带来了新气象。

南方小镇弄潮商品经济

1984年，在广东顺德的容奇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万能表等简单测试仪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科龙电器创始于1984年，前身是顺德珠江冰箱厂，属乡镇企业。科龙后来飞速前进的力量源于它从一开始就拥有的敏锐的市场嗅觉。

在容奇镇当时的工业与交通办公室副主任潘宁带领下，一班人马赴全国各地进行市场调查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电冰箱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家电产品”。容奇镇人的异想天开和创业激情在这里被引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广东城镇开办企业成风，其中很多能人都是乡镇基层干部出身，他们是当地观念最超前的人，更关键的是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

潘宁造冰箱，在技术上靠的是北京雪花冰箱厂的支援，在资金上则是由镇政府出了9万元的试制费，所以，这家工厂成了“乡镇集体企业”。这年10月，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声”，潘宁出任厂长。

企业初创的艰辛，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乡镇企业还颇受人歧视。

潘宁到当年北京最著名的西单商场推销冰箱，一位科员跷着腿问他：“容声是咋回事呀？是啥级别的？”

潘宁回答说：“我们是乡镇企业。”

那位科员当即下了逐客令。

1986年，潘宁请香港影视明星汪明荃代言冰箱广告，因为汪是全国人大代表，广告要播出需请示上级。报告打上去，如石沉大海，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则广告只能在地方电视台播出，却上不了中央电视台。

这些身份的歧视和制度性的打压，并没有给科龙造成致命的困扰，就跟当时所有的乡镇企业一样，潘宁和他的团队反倒增强了竞争能力。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知名的冰箱企业都是靠引进生产线而起步的，在那几年，国内先后引进79条冰箱生产线，从而引发了一场冰箱大战。

在这些冰箱工厂中，珠江冰箱厂是身份最为低微的一家，然而却靠款式的新颖、质量的上乘以及营销的灵活而渐露头角，潘宁尽管不是专家出身，却视质量和技术进步为生命，他请汪明荃代言广告，策划人员苦思了一大堆花哨的广告词，最后他圈定的却是最平白的一句：“容声容声，质量的保证。”

这在后人看来再普通不过，但在当时，作为一家乡镇小厂，面对严重供不应求的家电市场，能够提出这一点的确是需要高瞻远瞩的眼光。

当时的潘宁在管理培训上双管齐下，苦抓质量。同时，他还通过制定品牌战略，建设售后服务网络来进一步确立产品的高质量形象。

后来，汪明荃“容声冰箱、质量取胜”的广告还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科龙还由此开了请香港明星做品牌代言人的先河，也算中国品牌建设中的一个小花絮。

到1989年前后，珠江冰箱厂的装备和规模已经比国营工厂先进。

这年冬天，《经济日报》记者在对工厂的访问记中惊讶地写道：

这家位于顺德容桂镇的乡镇企业拥有固定资产8000万元，进口设备占45%，许多大中型国营企业都不具备如此好的条件。该厂的原则是，谁的最好就买谁的，整条生产线长达6公里，全是由欧美、日本的最好设备配套组成的，这又是许多大中型企业望尘莫及的。

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容声冰箱成为最知名的家电品牌，在全国市场上，则形成了“北海尔、南容声”的双雄格局。

在公司初创期，一直非常重要的事实是，珠江冰箱厂的壮大与顺德地方政府的全力扶持是分不开的。

当时的华南地区，领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地方政府对企业扶持不遗余力，因此带来“镇镇点火、村村冒烟”的繁荣景象。在所有市镇中，顺德、中山、东莞、南海因经济最为活跃而被称为“广东四小虎”。

顺德位居“四小虎”之首，其对科龙的全力扶持堪称典范。

有一个故事曾被人们广为流传：20世纪90年代初期，潘宁要扩建厂区，但是容桂镇上已无地可征，镇领导摊开地图，仔细盘算，最后决定炸掉镇内的一座小山，将之夷为平地，让潘宁建车间。有记者对此感慨不已，称，“若其他地方政府都这样替企业着想，哪有经济发展不起来的道理？”因此用了《可怕的顺德人》为报道的标题。

由于政府的开明与倾力支持，当时的顺德的确非常“可怕”，全国家电产量的三分之一在广东，而顺德就占去了半壁江山，它是全国最大的冰箱、空调、热水器和消毒碗柜的生产基地，还是全球最大的电风扇、微波炉和电饭煲的制造中心，容声、美的、万家乐和格兰仕并称中国家电四朵金花，在这一年评选的全国10大乡镇企业中，顺德竟赫然占去5席。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发生了一件日后记载于中国企业发展史册的大事，这件事看起来与石狮无关，但从另一个方面却恰恰说明了石狮发展的必然。

在这一天的《福建日报》上，全文刊登了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的联名所写的《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书。

他们在这封公开信中说道：

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

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利是可以做到的。

实际上，这些厂长、经理所要的权利，不过是企业的人事权、自主发工资、奖金，以及按照市场规律的自主经营权。

这封公开信出台的真实过程是，当这封信摆上了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桌后，这位一向支持改革的急先锋马上批转给《福建日报》，还提笔替报社写好了“编者按”。随后福建省委组织部研究后明确表态“不当新婆婆，坚决搞改革，支持松绑放权。”

一周后，《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头条显著位置，报道了福建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也配发了相关的“编者按”。于是，一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改革潮流形成了。

对石狮这样的地方来说，或许自由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守护神，日后他们也将一次次从市场中磨炼羽翼，汲取力量。当然，它们也将一次次品尝市场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辛酸苦辣。

在后来的1988年，一位大洋彼岸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继6年前那本轰动一时的著作《大趋势》之后再次出版了畅销书《2000年十大趋势》。

在这本新书中，约翰·奈斯比特预言，今后的世界经济将是全球连接，经济全球化并不是指160个国家之问的贸易越来越兴盛，而是全世界将变成单一市场、单一经济体系。

在这本书的第六章中，奈斯比特论述了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他指出随着太平洋地区的崛起，东亚将成为21世纪的巨人。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未来学家还关注到了石狮这个弹丸之地，并特意写道：

福建省厦门北面的沿海城市石狮镇有3万居民，基本上都有电视机和电冰箱，厦门的私营经济产量占工业产量的40%，在石狮则占82%。

其实，石狮的真正意义在于，既然石狮是中国最早突破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冰山探险队，那么在前进过程中也将注定承受其他人所无法体会的艰辛和幸福。

当1992年后整个中国都开始向市场经济万舟竞发的时候，石狮也在第一时间碰撞到转型期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在石狮人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提前10年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试验后，随着一个激情时代的渐渐远去，他们注定要迎接一个理性时代所应有的挑战与考验。

更重要的是，以石狮的市场为核心，周边晋南乃至整个晋江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法分割的经济板块，石狮不仅是这个板块的核心，也是当时闽南的经济核心。这一点或许出乎很多石狮人的意料，也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所普遍无法察觉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