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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伟大探索
- 广东经济学家卓炯在论文中他说：“当前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关键就是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
- 于祖尧说：“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依然是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 蒋一苇指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存在着许多不能适应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情况，已经到了非从根本上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经济学家讨论商品经济
1979年4月，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会在无锡召开。
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由薛暮桥、孙冶方主持的，参加会议的多达300多人。
会议着重讨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运用价值规律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价值规律与扩大企业权限问题，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问题，价格形成与稳定物价问题等。这次讨论会在全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有的学者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论述了市场经济问题。广东经济学家卓炯在论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中，提出了市场导向的改革思路。文章说：
当前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关键就是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卓炯讲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他是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列使用的。他说：
一直到现在，对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于祖尧提交的论文题目为《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于祖尧说：
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依然是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这里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的调节作用，是通过计划实现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在《财贸战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主张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但这些见解没有被采纳。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有经济学者为改革而进行坚持和抗争。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顾准即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他被称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1964年，孙冶方依然如是坚持。
孙冶方大声呼吁：一个国家，如果不顾经济价值规律只谈意识形态，将会导致崩溃性的灾难。1963年底，孙冶方发表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说。有人劝他说：“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又不是研究气象学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在后来的1983年，孙冶方逝世。他被学术界视为最值得敬重的经济学家之一，其原因不仅在于他的理论体系，更在于他的正直、执着和坚毅。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以自己的生命在敲开改革开放的经济大门”，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副秘书长冒天启，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主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颁奖盛典”上如是感慨。
1978年以后，马洪、蒋一苇成为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倡导者。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薛暮桥、杜润生、廖季立、刘明夫等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26年投身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
1931年后，薛暮桥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4年任宣传抗日救亡著名刊物《中国农村》主编。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等职。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等著作。这两本书在革命者中广为流传，刘少奇指定《政治经济学》为干部读物和学校教科书。
1943年，薛暮桥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通过发行根据地货币，排挤伪币，成功领导了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1947年任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1948年任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支援解放战争，统一财经工作，奠定新中国经济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先后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总干事等职。是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八、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78年，在五届全国人大期间，薛暮桥开完会回家坐在椅子上，叹息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计委领导向人大作的报告，还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中，不思改革……”薛暮桥上书中央，痛陈20多年来经济工作中的错误。
1980年，薛暮桥主持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被称为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197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董辅礽提出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分离”，即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1980年，董辅礽提出取消指令性计划，反对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1985年，他又以八宝饭为喻，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董辅礽还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者和代言人”。1986年，“温州模式”备受责难之时，董辅礽与赵人伟等人赴温州考察后，发表了《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为“温州模式”辩护。为了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他曾是风险投资、创业板、民营银行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为“私产入宪”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厉以宁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即“企业改革主体论”。这一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此后，在中国，“厉股份”成为厉以宁的代称。
蒋一苇提出经济改革观点
1979年8月14日，蒋一苇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的重要文章。
蒋一苇，经济学家。福建福州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科学生活》、《徨》杂志主编，中共重庆市委《挺进报》编辑。
建国后，历任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第一机械工业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顾问、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蒋一苇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存在着许多不能适应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情况，已经到了非从根本上改革不可的时候了。但是改革涉及的问题面极广，而且一环套一环，牵一发则动全身。最基本的环节应当抓什么呢？我认为应当从确定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入手，以此为基准，进而研究整个国民经济的组织与管理，这样，才能由此及彼，顺理成章，使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一个牢靠的基础和依据。
文章实事求是地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是新生的社会制度，它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使社会生产有可能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管理，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的统一经济，是否就意味着应当取消企业的独立性，而把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一个庞大无比的经济整体，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企业”呢？显然，这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事实上正是按照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行事的。
蒋一苇认为，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形式上也以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但是企业缺乏独立性，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被认为是国家企业，因此一切都要由国家决定。这个“大企业”由全国许多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构成，国务院就像是工厂的厂部，计划委员会就像是计划科，经济委员会是生产科，基建委员会是基建科，物资总局是供应科，劳动总局是劳动工资科，各业务主管部类似以产品为对象的车间。
他指出，当然，形成这种体制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是总结实践经验，必须承认，在社会分工与商品生产的客观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还要以具有独立性的现代企业作为基本经济单位而组成。
文章最后指出：
总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要以企业为基本单位来建设，必须适应企业作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能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经济体的客观要求，把发挥企业的能动作用作为体制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本着以上原则，应当先把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它对国家的义务与权利等，通过立法肯定下来，然后研究有关计划、财政、物资等等的管理体制，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与完善，逐步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蒋一苇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多数人的观点。当时，还有人认为，改革经济体制，工业企业需要有点“孙悟空”精神，敢于冲破一些束缚生产力的老框框，争一点自主权。这种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上海市食品工业公司在安排当年的糖果生产时，摆脱了“工不经商”的“紧箍咒”，“一个筋斗”翻到6个省，主动承揽了1万吨糖果的来料加工任务，又开设了6个门市部，结果使当年的生产任务由“吃不饱”变为“吃不了”。
上海市食品工业公司的糖果生产计划主要由商业部门的收购计划所决定，这是沿袭了多年的做法。收购单位一说积压了，工厂就得减产，一说脱销了，又得加班。工厂想多生产一些，既没有原料，也没有销售渠道。
上海市食品工业公司领导切身感受到这种不合理的管理体制的弊病，下决心要冲破老框框，摆脱“紧箍咒”。于是，他们干了四件事：
第一件，开设门市部，自销新产品和收购计划以外的产品，直接了解市场动向，听取消费者意见。
食品工业公司开设自销门市部，不能在银行立户头，贷款也没有着落。他们就大力宣传设立门市部的意义，争取到银行同意增加公司采购原料的贷款，作为门市部的流动资金；商业部门也同意补足自销产品的原料。门市部年初开张以来，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二件，主动去外省承揽来料加工任务，根据各地需要特制各种花色糖果。
上海糖果生产在完成商业和外贸收购任务前提下，同6个省的五六十个单位签订了总共加工1万吨糖果的合同。加工的产品有名牌货，也有上海独创的特色糖果。上海各糖果厂的生产任务很快吃足了。
第三件，帮助来料加工的兄弟省、市商业部门开设销售上海食品的门市部或展销柜。这些门市部或展销柜负责介绍或销售上海为他们加工的糖果，以调剂当地糖果的花色品种。兰州、杭州、嘉兴、庐山、扬州和南通市的上海食品门市部或展销店已经开张；积极筹备开张的有萍乡、九江、南京、常州等地的门市部或展销柜。
第四件，在制订新产品的销售价格上争得一定的发言权。
上海市食品工业公司这个“孙悟空”，“筋斗”没有翻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个“如来佛”的掌心，自产自销是在完成商业计划收购任务的前提下进行的，补充了商业收购的不足。
历年夏天都是糖果销售淡季，食品工业公司采取措施以后，市场一反往常，淡季不淡，各种解渴、开胃、清凉、爽口、去暑的夏令糖果的新品种有四五十种之多。当年第二季度糖果的零售额比1979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八。
国务院展开经济调查工作
1979年9月3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和领导的大规模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始逐步展开。
对经济问题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是为了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实现经济改革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在此之前，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财经部门的负责人和经济理论界的人员开会。
李先念、薄一波、姚依林到会。李先念作重要讲话。他指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对于这次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的调查研究，党中央和国务院寄予很大的希望。请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重视起来，大力支持。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密切配合，认真把这项工作抓好。特别是做实际工作的各经济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切实负起责任来。下决心抓它几个月，抓它一年、两年，一定能够抓出成绩来。
这次调查研究，是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一项重大措施。它要同三年调整计划的制定和贯彻结合起来，同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结合起来，为三年调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它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和理论工作者的紧密结合和共同努力，全面地、深入地摸清我国经济情况，整理系统的材料，提出意见，为有关部门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提供参考。
这项工作，在财经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分4个小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首先将从企业入手，摸清企业内部以及外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及其联系的情况，进而研究什么样的企业管理体制妨碍生产的发展，什么样的企业管理体制促进生产的发展，并且围绕企业管理体制问题，调查研究计划体制、物资体制、商业体制、物价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等问题。
经济结构研究小组，重点是研究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问题。重工业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要协调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使之适应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需要。要调查研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以及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等方面的问题。
技术引进研究小组，将研究如何更有成效地利用外资、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经验。重点是研究如何通过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来改造我国的现有企业，提高现有企业的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使它一步步地现代化。这个组已经设立联络中心，具体拟定了调查研究的范围和题目。
经济理论与方法问题研究小组，准备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就是说，要从最终产品出发来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的生产，并以是否做到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最终产品，作为衡量整个社会经济工作成绩好坏的根本标准。
与此相关，这个组还将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理论、市场理论、生产调节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就业与人口理论，以及经济学研究、经济工作中方法方面的一些问题。该小组还准备开办经济学讲座，首先是讲解国外经济学的一些问题，并进行课堂提问和讨论。参加调查研究的同志和其他作经济工作的同志都可以自愿参加。
除这4个小组外，工、交、财、贸、农、林、水利等各部，也相应成立调查研究组，由各有关部的负责同志亲自参加和领导，针对本部门存在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当时，各组将派人分赴部分省、市，在当地党委领导下，进行有重点的调查研究。一些省、市的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不仅给予热情的支持，并且根据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开展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
邓力群出版商品经济著作
1979年10月，邓力群著《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时引发了各界的讨论。
邓力群，湖南省桂东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
解放战争时期，邓力群历任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榆树县委副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巡视员，东北财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政研室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邓力群历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务委员、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早在1978年，邓力群曾和几个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我国现阶段发展商品生产的重大意义。
1979年10月出版的《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论述：一、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是纳入商品流通好，还是继续实行调拨制度好？二、价值规律究竟是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三、经济计划同价值规律究竟是什么关系？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问题呢？作者认为：
整个生产领域，都应该进行商品生产。这就是说，不仅集体生产单位进行商品生产，国营生产单位也进行商品生产；不仅农业、轻工业应该进行商品生产，重工业也应该进行商品生产。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因此，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领域，而且在整个生产领域都起调节作用。我们的计划工作，应该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以价值规律的要求为依据。
这一段论述，是作者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问题的基本看法和主要观点。
商品经济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对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影响。如果整个生产领域都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都起调节作用，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计划工作等等，就必然要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
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都起调节作用，究竟会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呢？这个问题弄不清楚，在实际工作中，就不可能放手大胆地发展生产。
在书中，作者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那种认为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说法，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但是，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不起调节作用。斯大林还认为计划同价值规律是互相矛盾的。
作者提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经验，重新研究和重新考虑斯大林的这些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规律的作用所以必然导致“大鱼吃小鱼”，因为在这里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私人劳动为基础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可以不导致阶级分化，因为这里是公有制，劳动者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中从事的劳动是公共的劳动；个人劳动是得到国家宪法允许的，其不可缺少的前提是不剥削他人。
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市场自发地实现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基本生产资料为公共所有，就有更加有利的条件，自觉地使价值规律和计划结合起来，调节生产和流通，从而就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那些弊病。作者同时也指出，发展商品生产，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弄得不好，也可能出问题。所以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切实的措施。
作者认为，从当时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来说，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还没有条件把全社会的生产无所不包地、准确地纳入计划。
作者进一步写道：
在我们的经济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不是互相排斥、互相隔绝的，而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当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也不是平列、不分主次。由计划调节的部分，在整个商品经济中间，占着决定的、主导的地位。由市场调节的部分，作为计划部分的补充，居于次要的地位。
作者认为，过去我们讲分权集权、“块块”“条条”的问题，始终没有越出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转移和分配的范围，往往是在中央和地方对企业的隶属关系上兜圈子，体制改来改去，没有多少效果。现在来看，经济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保证企业的自主权和物质利益。要搞好生产，企业是基础。经济体制的改革，应从企业体制的改革入手。在这方面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作者在本书中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计划问题的基本理论，并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客观性和必要性，对一些讨论多年的、大家非常关心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一文。
文章指出：这本著作，对于我们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精神，进一步研究并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和计划问题，无疑是会有帮助的。
三省开经济体制改革先河
1980年初，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正在成功的尝试中起步，它预示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获得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经济形式而磅礴向前。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方针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探索改革的道路，经济理论研究空前活跃，各种观点、见解接连提出，并在不断深化。不仅如此，一批立志改革的实践家，已经积极地行动起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正在许多省市相继进行。
1979年10月至12月，经济考察小组到四川、安徽、浙江三省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在这个过程中，考察小组看到，尽管当时试点的范围还不是宽广的，对旧体制的变更也远不是彻底的，但仍然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1979年四川省试点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比1978年有大幅度增长，而且普遍地高于一般非试点的企业。企业通过扩大自主权为国家多提供了积累，为社会多创造了财富。但是，试点的意义绝非仅限于此。
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是1978年10月开始的。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试点单位由6个扩大到100个，1980年已达到300个。
安徽、浙江两省的试点于1979年四季度开始，安徽省有80个，浙江省有74个。
过去，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完全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自己一点机动的余地都没有。试点企业可以在国家计划之外，自行安排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在生产全部是为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下，计划任务小于生产能力，多余的生产能力就闲置在那里，不能发挥作用。计划规定的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其价值不能实现，企业也要照样生产。而试点以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了。
四川都江木工机械厂是一个生产各种锯机、刨床、铣床等机械的企业，产品质量较好，国内外评价都不错。1978年，国家较大幅度地缩小了下达给这个企业的生产计划。这个厂在计划任务不饱满的情况下，为扩大生产采取了不少办法。
他们印制精致的产品样本，分寄到全国各地，并且派出4个小组，分别由厂的负责人带队，到各省市进行用户调访。结果，用户纷纷上门，订货大量增加，在1979年全年的产量中，由企业自己安排的占了很大部分，生产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川棉一厂，以前各类织物生产多少，完全依据国家计划。有的品种市场销售量少而形成积压，有的品种市场需要量大却又因生产得少而经常脱销。试点后，他们在按国家计划生产之外，又根据对市场情况的调查研究，增加了几个新的品种，从而使调整后的产品结构比较能够适合市场的需要。按过去的老程序，都是先搞产品设计，再进行生产，然后定出价格。
他们对于因质量规格不同而价格不等的涤卡销售情况进行研究比较，了解到每尺1元5角以内的涤卡最受群众欢迎。因此，决定生产一种售价为1元4角9分的涤卡，并且根据这个价格进行设计。由于比较适合于大多数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并且考虑到消费者心理的因素，这种涤卡非常畅销。
可以看出，试点给直接生产过程带来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尽管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主要还是由国家控制的，但是企业已经部分地能够控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开始能够发挥一些支配的作用了。
再看流通过程。过去，企业所需要的设备、原材料、燃料动力，都是由国家统一供应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也都是由国家统一收购和销售的。作为企业，国家供应什么就只能要什么，供应多少就要多少，按什么价格供应就是什么价格。
这种带强制性的做法也同样表现在销售方面，一切都没有机动的余地。进行试点的企业，不论在供应还是销售方面，都比较地灵活一点了。
重庆中南橡胶厂1979年实现的利润为计划的两倍，而当年本来是相当困难的一年。国家调拨给这个厂的橡胶减少了，但是试点给他们提供了搞活物资供应渠道的可能性。
他们派人到云南、广西等地，与有关部门签订合同，建立联系，解决了全年百分之三十的原料来源。钢材多年来一直是国家控制的物资，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分配。重庆钢铁厂自试点后，突破了这个框框。1979年总产量50万吨，其中近30万吨由本厂自行销售。
这些自销的钢材，在价格上是浮动的，由于不通过物资部门，减少了中间环节上的管理费用，价格一般略低于国家定价。当然，试点企业距离供和销都通过企业相互之间的经济合同来进行的那种关系还很远，但总是在朝这个方向前进的。
在分配方面，原来企业的收入都交给国家，企业所需要的费用都从国家财政里支出，不仅再生产的费用由国家统一拨给，工资和奖金也是国家统管的。
改革后，在企业的收入中，除用于职工个人消费部分外，纯收入是在国家和企业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的，这就是利润分成。
在正常情况下，利润是经济效果的综合表现，一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量高低、质量优劣、消耗多少，在流通过程中资金周转的快慢，都会从利润率上表现出来。在分成比例既定的条件下，利润总量越大，企业留下的也就越多了。企业为赢得较多的利润，必然会提高产量、改进质量、降低消耗、加速周转，这样，企业的经营就有了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是独立经济利益的产物。
当然，体制改革还刚刚开始，但是有了一批试点的企业，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竞争也就同时开始了。
四川宁江机床厂是一个生产仪表机床的企业，产品的质量较好，价格较低。但是1979年国家压缩了下达的生产计划，企业的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然而，宁江厂的同志认为，这些年来机床生产量虽然很大，像他们生产的这类中小型精密机床，特别是质优价低的，还是供不应求，弊病在于现行的产品计划调拨体制。
为了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增加盈利，他们在1979年6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定货”的广告。这么一来，订户盈门，销路大开，相继签订国内外合同1000多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4家企业，在宁江厂生产高涨的同时，受到了巨大压力。宁江厂生产的7毫米的自动车床具有高生产率、高精度和加工稳定、操作简便的特点，每台出厂价9500元。上海、辽宁、杭州、西安等地生产的同类自动车床，为了争取订户，不得不降价，甚至考虑关停并转。
1979年10月，四川省在温江地区举行的机电产品定货会议，曾被形容为四川的小“广交会”。在这个生产资料的市场上，各家产品都摆出来，任用户去评判、选择。愿买愿卖即可成交，没有任何经济外的强制。有的产品或因质量不高，或由于价格不合理，没人愿买，只能把价格调低，其结果自然形成了价格的浮动，这种浮动是不可能人为地去阻止的。
会上展出的玻璃纤维，泸州和自贡产的每吨5800元，而重庆产的只要3800元。人们都争着买重庆的，迫使前两家也把价格降到3800元。尽管价格持平了，但因为质量比不上，还是无人光顾，到底连一个合同也没订成，据说这两家派来参加定货会的人员都急哭了。有的企业因为自己产品质次价高，不敢拿出来较量，悄悄退出会议，连夜回厂研究如何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企业干部对试点坚定不移，而长期从事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中，也有一批思想解放、目光敏锐的改革家。
安徽省经委一位副主任，当时已年近七旬。他说自己打从一建国就在工交战线，30年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眼见得一清二楚，而且现在越加看出这里面的症结，沿袭旧的从苏联搬来的模式，封闭在自然经济的圈子里，是无出路的。
当考察小组问如果展开竞争，安徽的产品不能与上海相抗衡怎么办？他朗声答道：“这有什么关系，市场是广阔的嘛！”
他举例说：比如半导体收音机，你上海的高档货可以在城市畅销，我安徽产的却有价格低、经济实惠的长处，能占领农村市场。况且，即便是同类产品竞争败了，也不就是坏事，非如此没有拼命向上的压力。商品经济能促进生产迅速发展，原因正在这里。对竞争忧心忡忡是不必要的，越争只会越兴旺。
各级领导干部对改革试点的态度又是怎样的？通过调查，考察小组也获得了具体而鲜明的印象。
四川省委一位主要领导到四川省工作后，深入试点的企业，一个个地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一起就改革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认为，现行的体制确实弊病甚多，不改不行。四川的做法正是想通过试点，在这方面走出一条路子来。
安徽省一位主要领导人，谈到改革也是饶有兴味。当介绍了那位敢于站出“组阁”的书记的意见后，他十分重视，当场表示可以同意试点。不久，合肥无线电一厂的试点正式开始了。
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一幕，它的开场锣鼓已敲响了。
不难看到，试点为有的人松开了束缚多年的绳索，为之开拓了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新天地。试点也把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甩出原先的轨道，迫使他们思考新的问题，追寻历史的宏伟步伐。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端了。这是一条开创我们现代化未来的艰辛而又壮丽的道路，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要做的事情都很多很多。
国务院体改办正式成立
1980年5月，被称为改革开放重要参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
体改办的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组织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对重大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案进行研究和论证，为国务院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
（二）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授权，办理有关专项改革开放方案实施中的衔接工作，跟踪调查改革开放方案的执行情况，及时提出对策建议。
（三）调查研究改革开放重大方针、政策的实施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分析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对关系重大的深层次和全局性问题进行超前研究。
（四）调查研究经济特区和开放地区建设发展中涉及全局性的政策性问题，总结经验，研究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
体改办成立后，中央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对于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难，6月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指出：
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是许多同志思想认识跟不上，习惯于用旧经验来看待新问题，为此必须广泛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宣传；第二是少数单位的试点同现行整个管理体制互相矛盾，所以阻力很大，我们必须逐步扩大突破口，而不能从突破口退回来；第三是许多改革各搞各的，互不衔接，为此要作体制改革的全面规划，做好各种改革的协调工作。
作者接着指出：
经济管理体制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化，它牵涉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只是提出问题，还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案。
文章说，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各种改革必然互相交错，有可能这一种改革妨碍那一种改革。比如，分配方面的改革是解决上下之间的关系，是纵向的改革。流通方面的改革是解决产需之间的关系，是横向的改革。纵横双方如何交织起来，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好好研究，因此有可能互相矛盾。
作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体制改革的综合研究机关，来合理解决各方面的矛盾。今后的体制改革，我认为把经济搞活，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似乎比从改革分配制度着手更为重要，但这反而被大家忽视了。
改革流通制度，办法是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使产需双方有可能直接见面。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要有一点竞争，非此不能打破国营工业、国营商业的官僚主义作风。
作者最后指出：
体制改革不但要打破块块的束缚，也要打破条条的束缚。过去争来争去，总是以条条为主，还是以块块为主来管理经济，离开了行政管理就没有别的办法。要想出一条新的路子来，按照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客观经济规律的办法来改组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难题，请大家都来动脑筋想一想。
在中央的鼓励下，很多企业改变了思想，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7月31日，在广东省召开的工交部门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工作会议上，中共广东省委充分肯定了清远县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决定在各县推广，以便使全省的经济工作进一步活跃起来。
会后，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委秘书长杨应彬，同省人民政府经济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清远县。他们看到这个县的工厂一派兴旺景象，形势使人振奋。
有的工人说，清远县的经济改革，是工业部门30年来最得人心的政策。
习仲勋说：“清远经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继续解放思想，继续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依靠党的政策，把经济搞活。”
清远县从1978年10月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办了两件事：一是全县17个国营工厂普遍由过去的财政统收统支办法改为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二是改革机构重叠，多头领导的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各工业局，由县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国营工厂，县经委由行政机构变成企业性质的经济机构，把全县国营工业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管起来。
改革后21个月来的经济效果十分显著。同样是这些工厂，改革前的21个月平均每月实现利润9600元，而改革后的21个月平均每月实现的利润增加到35.72万元，增长了36倍。1979年全年，这些企业共实现利润425万元，除还清技术措施贷款34.3万元外，国家（包括省、地、县）得利241万元（其中上交国库73.5万元），占利润总额的61。7%；企业得利78.1万元，占利润总额的20%；职工得到超计划利润奖金71.6万元，占利润总额的18.3%。
从利润总额分配的比例可以看出，国家得利最多，地方、企业、职工都从经济体制改革中得到好处。企业分到的钱，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盖职工宿舍。例如，县糖厂增添了一台造纸机；电瓷厂新建了一座隧道窑，生产出口的釉面瓷砖；印刷厂新建了彩印车间。
清远经验实际上是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进一步处理好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关系的经验。企业完成任务后超计划的盈利，国家不全部拿走，给企业和直接生产者留下一点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企业和职工都能从切身利益上更加关心生产的发展。这样就调动了县、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企业经营亏损、管理落后的局面迅速得到改变。
最早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清远氮肥厂，变化就非常明显。这个厂从建厂以来年年亏损，亏损额累计达700多万元，年年靠地方财政补贴。自从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以来，月月都是盈利。
在1979年，这个厂不仅不要国家按规定给他们106万元的亏损补贴，还盈利27万元。1980年上半年合成氨的成本，从1979年每吨180元下降到108元，下降了40%多，成为全县的“大盈利户”。
在工交部门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工作会议前，广东省已有14个县（市）在全部国营工厂中推广，有50个县（市）在部分企业推广。全省2010家地方国营工厂中，学习清远经验的有近千家。这些工厂收到的经济效果也很明显。清远县所在的韶关地区，1979年1至8月全区地方工业亏损367万元，9至12月推广清远经验后，很快扭亏增盈，实现了利润46万元。
1980年9月8日，薛暮桥为体改办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一文，该文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成为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一个纲领性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