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式确立

• 姚依林说：“今明两年我国在试点的基础上，将加快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
• 罗章龙委员说：“我是研究经济学的。中共中央对改革经济体制所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我完全拥护。”
• 邓小平说：“十二届三中全会最理想的是搞个改革的文件，搞个对全党起到巨大鼓舞作用的文件。”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1980年8月31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界负责人齐聚一堂，讨论经济改革问题。

在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在会上所作报告，姚依林说：

今明两年我国在试点的基础上，将加快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

姚依林谈到国家已经和将要采取的一些经济改革的措施有：

在国营工业中全面推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要使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比现在更大一些的自主权。企业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供货任务的条件下，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计划，或承担协作任务。

除国家按计划供应的物资以外，企业可以根据择优的原则，购买所需要的物资。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协议，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现行的各项规章制度，同扩大企业自主权不相适应的，要进行改革。各企业、事业单位要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做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可以逐步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员。

姚依林指出：按照平等、互利、兼顾各方面经济利益的原则，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联合不要受行业、地区、所有制和隶属关系的限制，但不能随意改变联合各方的所有制、隶属关系和财务关系。联合体内的各企业，应当实行独立核算，不能吃“大锅饭”。联合体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可以自销。联合体应当由有关方面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

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广泛地开展竞争，广开商品流通渠道。在竞争中，要提倡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开展技术交流。对重要的新技术，要制定有偿转让的办法。

银行实行独立经营。银行要有步骤地扩大自主权，根据国家规定的信贷政策、贷款总额和使用方向，决定发放贷款，并对贷款的使用进行监督。

逐步改革税制。要根据这次人大会议通过的法律，开征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搞好涉外征税工作。在机械、农机行业中试行增值税，解决某些工业产品的重复征税问题。还要修订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所得税法，适当调整它们的税收负担，以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

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国家计划要搞好综合平衡。指令性的、必须执行的指标将逐步减少，指导性的和预测性的指标将逐步增加。生产资料除了一部分重要的和短缺的物资实行计划分配和由物资部门优先订购以外，其他都可以进入市场，自由流通。消费品除统购统销、统购统配的商品外，要改包销为计划收购、订购和选购。

继续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各地区、各部门的外贸经营权要进一步扩大，从1981年起试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格，加强经济核算。有的大企业和联合体，经过批准，明年可以开始试行直接经营对外贸易。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要加强经济仲裁，建议建立和充实经济法庭。

在9月1日的会议上，财政部长王丙乾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

财政制度的改革，从1978年就开始了。但这些改革还是初步的，今后几年还要继续进行改革，并且把财政制度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起来。他接着指出，今明两年要着重抓好关于财政体制、关于企业财务制度和关于税收制度三个方面的改革。

王丙乾在谈到关于财政体制的改革时说：

从今年开始，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了定额包干的特殊体制，对其他省、市、自治区试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即由过去所说的“吃大锅饭”改为“分灶吃饭”。地方多收了可以多支，少收了就要少支，自行安排资金平衡。对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5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3个省，原有的特殊照顾仍予保留，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1981年要在试行上述新体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加以改进。

在谈到关于企业财务制度的改革时，他说：

国营企业的利润留成制度，1981年将全面推广。国家拨给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由国家财政征收流动资金占用费；国营企业的固定资金，从1981年起，由国家财政试行征收固定资金占用费，以促进国家资产的合理使用。对基本建设投资，除行政事业单位和少数项目外，从1981年起，全面推行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制度。根据联合企业的发展情况及其经营特点，还要研究制定联合企业的财务制度。

王丙乾接着谈到了关于税收制度的改革问题。他指出，这些改革特别是税收制度的改革，关系到收入分配和经济的各个方面，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需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需要经过试验，需要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配合和协调。我们要本着积极而又稳妥的精神，抓紧这些改革，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9月10日，经济学教授罗章龙委员说要成立经济体制改革的顾问班子。罗章龙委员说：

我是研究经济学的。中共中央对改革经济体制所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我完全拥护。有的人怕乱，怕引起更大的麻烦，甚至担心“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抬头”，这些都是庸人自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生产资料是公有制，主要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不会出现担心的那些问题。

他指出：

我们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如何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关系四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现代经济学有许多新的发展，如“计量经济学”、“经济预测”（包括长期的、短期的），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使领导心中有数，便于分析研究，综合平衡。

罗章龙认为，要搞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央和地方要有“顾问班子”，以备咨询；要大力培养经济管理干部和各方面的建设人才；要普及经济管理知识和大力开展宣传；还要有选择地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我国在历史上有些领域是领先的，现在落后了，“礼失而求诸野”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有许多优势，尤其是人力资源，可以多发展密集劳动的行业，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我们“四化”建设的步子一定是很快的。

起草经济改革纲领性文件

1981年，河北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杨启先就任体改办规划局长，他当时的提法十分谨慎，只能说我国“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或者说充分发挥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

到了这一年底，“商品经济”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客观上的情况就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能冲击国家计划，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活动。”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后来回忆说：

那个阶段，理论界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

1982年推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观点。

1983年推出了《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

但是在1982年、1983年间，媒体对商品经济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因主张“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还被批评为“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在受到批判之后，薛暮桥最终做出了让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不是商品经济，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

1982年和1983年对商品经济的批评有一个大的背景，这就是清除“精神污染”。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商品经济就被当成了精神污染之一。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在讨论会议究竟研究什么问题时，邓小平说：“十二届三中全会最理想的是搞个改革的文件，搞个对全党起到巨大鼓舞作用的文件。”

杨启先后来回忆说：

商品经济论在当时理论界已屡有提及，但中央文件尚未写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遂向中央建议，要专门搞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个决定从1984年6月份开始起草，杨启先被调入到起草小组。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等人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先后找有关部门、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

起草小组先写提纲，但讨论了多次也跳不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路数。这时，有人提出要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有突破。尽管如此，但起草小组内部仍形不成统一意见。

1984年7月，马洪也指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是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但是这些见解当时也未立刻被大部分人接受，因而也没有纳入中央决策。

高尚全、杨启先等都竭力主张把理论界讨论商品经济的成果变成中央的共识，写进中央的最后决定。

从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比较重视和放手搞商品经济了，哪个地方的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老百姓日子就比较好过。

但起草小组有的同志持反对意见，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中央的最后决定，主要是担心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认为最多只能写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其实，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经济。

1984年七八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这一问题，胡耀邦主持，两次讨论之后，胡耀邦对没有跳出计划经济圈子的提纲仍不满意。他强调，这是一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

原起草班子思想解放得不够，胡耀邦调整了起草小组的负责人，改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涧清为首，同时增加郑必坚、龚育之、林子力、滕文生、高尚全等人进入文件起草小组。

1984年8月以后，新的起草班子开始工作。

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高尚全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要把商品经济写进决定，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

但仍有人反对写进商品经济，主要是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会变成资本主义。

“因为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所以我没有办法了。”高尚全后来回忆说。

事后，高尚全想了一个“计策”，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西苑饭店开了个理论研讨会，力图通过理论界的意见影响起草小组的意见。

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会上，高尚全阐明文件应当在理论上有突破，应当明确地把“商品经济”写上去。这一观点刚一提出，大家便议论纷纷。

有人说：“不搞商品经济，完全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

有人说：“社会主义既然存在分工，就必须存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阶段可以绕过，但企图绕过商品经济，中国的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还有人说：“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

大家讨论意见很一致，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经过商品经济的阶段。

此外，研讨会也讨论了另一个问题，指出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不对称，也不科学。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二者不对称。

与会经济学家的意见令高尚全激动不已，彻夜难眠，奋笔疾书。

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经济规律。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起草小组在玉泉山工作期间，胡耀邦等人又分别上山主持起草小组进行讨论，当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有人倾向于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这当中，经济学家于光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等人开过一个会，坚决主张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他们还给有关领导写了一个会议简报。

与起草小组最后一次讨论时，还请去了邓力群，中央领导首先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杨启先说“能站得住”。

有关领导问和宪法有没有抵触，郑必坚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最后又问邓力群有什么看法，邓力群说，他1979年就是这么提的。

1984年9月9日，有关负责人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4位常委写了封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表达了四层意思。

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

邓小平、陈云同志在他的信上画了圈表示同意。

9月11日，中央召集了约1500人，讨论了征求意见稿，人员包括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同志，以及26个大企业的负责人。

通过讨论，加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决定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去。

同时，把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标题改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但写进决定了不等于大家的思想都想通了。”杨启先说，由于一直就有争议，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成文的前一天晚上，又加了一句话“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银行、土地、矿山不是商品。”

这实际是说商品经济仅限于生产产品的领域，而不包括生产要素，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尽管存有局限，但在一提商品经济就害怕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承认这样的观点使文件成了“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文件”，并为后来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商品经济被写入纲领文件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主持。叶剑英因病未出席会议。邓小平致开幕词。

胡耀邦代表党中央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陈云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大会通过决议，批准胡耀邦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本次会议明确规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制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制定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方针，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

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321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地方、中央各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97人，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分析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那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大家一致认为：

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

在这次会上，还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

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指出：

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

由此，“商品经济”这个概念，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

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

这一论断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实早期在理论界是争议比较多的。人们对于原来计划经济的弊病早有认识，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却不清楚。当时计划经济处于“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又乱，一乱又统”的恶性循环，只是在你管、我管上做文章。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不正确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处于僵化状态，有的地方甚至在理论上出现倒退，把商品经济完全归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

所以在实践中，限制、扼杀商品经济发展，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明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改革思路。提出企业应有的多项自主权，应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此外，《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提出了价格体系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应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应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更好地挂起钩来，企业内部的工资制度应充分体现差别。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充分的信心和勇气，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努力夺取改革的全面胜利，为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

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

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写出一个如邓小平所说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原因就在于党中央集中了全党的智慧。

开始讨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开什么内容时，邓小平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

邓小平精辟阐释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马列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答案，别国模式无法照搬，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答案和出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这一思想的成果。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后，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说：

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是“异端”。

其实，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在会见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就明确了自己的观点：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后来的1985年12月23日，《时代》周刊总编辑格隆瓦尔德向邓小平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格隆瓦尔德问到：“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人民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回答说：

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

格隆瓦尔德又进一步询问：“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十分肯定地说：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认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他说：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

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

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邓小平接着说：

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的，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最后对格隆瓦尔德说：

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

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

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

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不是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明确地把计划和市场都看成是“方法”和“手段”，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传统观念。

这样，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使用“计划经济为主”这个提法。

党的“十三大”报告使人们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对于计划和市场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问题，当时全党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党的“十三大”以后，面对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邓小平在冷静地总结经验和深刻地思考未来的基础上，为使全党在这个问题上早日形成共识，从1990年底开始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至少连续3次重申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

在后来的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有针对性地指出：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机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这一论述，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涵。1991年初在视察上海时又一次强调：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年后，他在南巡时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观点，用科学准确的语言又进行了完整系统的表述，他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些谈话，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