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万木草堂到公车上书

“风起于青萍之末”。戊戌变法作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发生于 1898 年，但它作为一种变法维新思潮，则由来已久，是长期酝酿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不懈倡导的结果。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就提倡“睁眼看世界”，提出了改革现状，抵抗侵略，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虽然没有超出地主阶级内部改革的范围，但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有积极作用，因此，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先驱。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列强侵略的加深，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中国本身的落后，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然而由于他们立场、地位的不同，又区分为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两大阵营。其中洋务派只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用以巩固封建统治，这就是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此他们热衷于船坚炮利，用洋枪洋炮编练海陆军，纷纷创建用西方机器生产的军工厂和民用企业。并致力于培养洋务人才。可是他们的学习西方，仅仅是“徒袭西学皮毛”，根本不能达到其所标榜的“求强”、“求富”目的。结果洋务越办，国家越穷；洋务越办，败仗打得越多。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战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灭，就一次又一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与洋务派学西方不同的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学习西方的做法，明显带有全方位学习的特色。他们是伴随着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而涉足于历史舞台的，由封建地主阶级、洋务派集团中分化转变而来。在他们身上继承了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传统，代表了初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要求。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三、四十年间，这些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纷纷写书，写文章，发挥变法理论，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

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汤震、何启、胡礼垣、陈虬、陈炽、郑观应等人，其中以郑观应和他的著作《盛世危言》的影响为最大。他们在自己的言论和著作中，都一再强调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指出要通过向西方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的方案，以实现解救民族危难和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具体地说，一是要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通过兼采西学，变法自强，来改变被侵略的地位；二是要积极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通过“商战”，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竞争；三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从政治上保障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为此，他们猛烈抨击“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也严厉地批判了只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技艺而反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大力宣传只有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最终避免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由此可见，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其中心内容，是提倡向西方进行全面的学习，范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它代表着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当然，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存在着明显的弱点，一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理论思想缺乏了解，不能从理论的深度和整个体系的高度去认

识。变法理论尚呈现贫乏和不成熟性。二是局限于简单议论，而未曾从事具体的变法实践的准备活动，理论与行动严重脱节。三是缺乏实行变法改良的必要社会基础，不曾得到一定政治势力的鼓励和支持。但尽管如此，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兴起，对于日后戊戌变法的发生，无疑具有思想理论上的逻辑渊源意义；而其所提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命题，也成为戊戌变法所要努力实现的基本内容。

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会造就自己的领袖人物，戊戌变法也没有例外。时势造英雄，它使自己的代表人物走向历史的前台；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主角，就是在改良主义社会思潮不断发展壮大的背景下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而他的出现和展开活动，也标志着维新变法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康有为（1858——1927 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一

个官僚地主家庭。他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文化传统教育，具有较深厚的文化素养。但是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使他对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政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八股文一类学问感到一定程度的厌倦，越来越多地流露出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于是他先后到上海、香港等地游览和考察，在那里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并开始阅读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刊，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等。通过学习和比较，康有为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顿觉“日新大进”，觉得西方在许多方面要比中国来得优越，中国要富强，要发展，就要向西方学习，走维新改良的道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从此，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1888 年，康有为前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当时正值中国在中法战争中失败不久，边疆形势日益恶化，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康有为目睹这一切，忧心忡忡，痛感时危，要求改变现状、发愤图强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了，并产生了付诸行动的冲动。于是他不顾自己人微言轻，写了一封 5000 字的上皇帝书（第一书），用它去叩紫禁城的大门。康有为在书中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正愈演愈烈，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到处出现骚乱，类似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很有可能再度爆发。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赶紧变法，方可挽救时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康有为建议皇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并对变法的成效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如能变法，那么 10 年之内，就能达致富强，20 年之内，就可以报仇雪恨。这次上书，虽然没有提出具体变法措施，但确立了变法的初步原则。这是康有为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向清政府正式提出政治建议的开始。

康有为的上书，引起顽固守旧官僚们的极大反感。在他们看来，一个毫无地位的书生，竟敢向皇帝大发议论，实在是不成体统。所以他们不仅拒绝将书转呈给皇帝，而且还以康有为“狂妄”为理由，将本已考取举人的康有为革除功名，不予录取，以示惩儆。这次上书，虽因顽固派徐桐等人的阻扰而未能送到皇帝本人的手中，但却在一些爱国人士中辗转传诵，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康有为本人也由此而声名鹊起，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康有为见自己的变法建议书没有送到皇帝那里，曾写下“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的诗句。意思是说，这次上书虽然失败了，但他这个

在野的知识分子并不因此灰心，还要加油干。然后，他回到广州，于 1891 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了一个名叫“万木草堂”的学馆，招收学生讲学，宣传他的维新思想，并积极培养维新人才。万木草堂创办之后，各地有志之士纷纷前来求学，学生前后达 100 余人。这样康有为开始在自己周围聚集起相当数量的同志，形成了一批维新活动的骨干力量。这中间包括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等人。其中以梁启超最为著名，他当时已经是一位年少的举人，却来拜还没有考上举人的康有为为师。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放弃了专搞科举考试的那一套东西，扩大学术领域，学习经学、理学、史学和西学，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成为康有为的主要助手，被人们合称为“康梁”。

理论对于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康有为对这一点是有深刻的认识，并予以高度的重视的。所以在万木草堂期间，他除了收徒讲学之外，还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了建立变法理论的事业。这方面他主要的工作是著书立说，在书中着力引申和附会孔子的学说，作为自己变法的理论依据。其中有两部书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过巨大的震动，对日后的戊戌变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部是 1891 年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另一部是 1892 年开始动笔，几年之后才完稿的《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两本以学术著作面目出现的政治理论专著。康有为在这两本书中，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为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寻找理论上的依据。他一方面公开宣布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为“伪经”，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封建传统文化，从而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提出挑战，这样就在政治上起到了打击那些坚持“祖宗之法不更改变”的顽固守旧势力的作用，为维新变法扫除了一些思想障碍。另一方面，他着重宣传所谓的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认为孔子著写“六经”，乃是假托古代圣王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改革当时的社会现状。康有为表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对孔子这一“托古改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没有违背儒家的道统。在此基础上，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学说，认定历史必将由“据乱世”朝着“升平世”、“太平世”方向发展。这样康有为既为自己找到了从事变法的思想旗号——儒家祖师爷孔子，又直接冲击了顽固派的“敬天法祖”陈腐思想，论证了君主立宪代替君主专制的历史合理性，给变法维新找到了理论依据。

康有为这种以儒家正统面目出现来兜售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货色的做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背景的。这是因为康有为毕竟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习惯于从儒家思想武库内寻找武器，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推行自己新颖的政治主张。同时，当时的中国仍是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社会，大多数人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所知甚少，有的还抱有抵触仇视心理，打出孔子的旗号，可以减少反对的阻力，有利于宣传维新思想，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就是“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这也表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一登场就带有先天的政治上的软弱性，不可能真正与封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

但是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中所提出的思想理论，给当时的思想界毕竟带来了巨大的震憾、用梁启超的评价，就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它们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成为号召资产阶级维新派投身变法实践的嘹亮号角，在戊戌变法发展史上占有不可低

估的地位。这从顽固派对这两本书恐惧、仇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必欲毁其书、杀其人而后快的普遍反应中，可以看到两书的影响之大以及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意义。

既有了理论上的指导，又有了一定的人才准备，康有为开始注意将变法主张逐步付诸具体的行动。这时，一个历史性的契机出现了，使酝酿了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开始转变为具有实际斗争意义的政治改良运动，这就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马关条约》的签订。

1895 年春天，是清政府定期举行选拔进士的国家考试——会试期间，各省举人齐集北京应试。康有为先一年考上了举人，取得了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这时正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在北京参加会试。4 月 17 日那天，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探知条约的全部内容，痛心疾首，悲愤莫名，立即要梁启超去发动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不要批准这个卖国的条约。湖南籍举人闻风而动，报名参加。4 月 22 日两省举人便联合到都察院（清政府负责监督、弹劾、建议事宜的机构）上书。其他各省的举人群起呼应，也纷纷上书反对议和。一时间在都察院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议论沸腾，群情激愤，掀起了反对签约的巨大声浪。

康有为看到举人们的爱国热情高涨，大受鼓舞，认为“士气可用”，可为变法维新制造声势，决定联合在北京的广大举人，来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请愿。他一边和梁启超等四出联络，一边连夜起草了一封长达 1.4 万多字的上皇帝书（第二书）。书中指出《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认为这必将引起“外患内讧，危在旦夕”，极力主张拒绝和议，明定对策：第一，皇帝下罪已诏，处分主和投降的官员，以鼓舞人心。第二，迁都西安，以利再战。第三，选拔将领，编练精兵，购买武器，与日本决战。第四，发奋变法，推行富国、养民、教民的政策措施，改进工、农、商、教领域的面貌，同时，改变政治生活中上下阻隔、下情不能上达的状况，主张以府县为范围，每 10 万户中公举一位有学识，有才能的“士”（知识分子）充当“议郎”，

供皇帝咨询和讨论重要政令，实现“君民共主”。康有为认为，在这 4 项建

议中，前 3 项都是权宜措施，最后 1 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即所谓“变法成天下之治”。

康有为完成了这封上皇帝的万言书后，18 省举人便齐集北京达智桥松筠庵开会，有 1300 多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名。接着在 5 月 2 日，他们一起去都察院，把请愿书毕恭毕敬递送了上去。都察院的顽固官僚们对这些读书人的“闹事”颇感恼怒，便以《马关条约》已由皇帝盖印批准，无法挽回为借口，拒绝接受这次上书。

这次由康有为亲自发动的举人上书大请愿，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 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它虽然没有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它毕竟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举动，像一块大石头投入一潭死水的清朝政局，激起了一阵波浪。作为近代爱国知识分子首次群众性的政治请愿活动，它冲破了清政府“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上书的内容被辗转传抄印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推动了变法维新的改革浪潮。这样， “公车上书”就以其特殊的意义而被载入史册，即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正式转变为爱国救亡的维新变法运动、实现了由理论呐喊到实践操作的过渡。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