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 年 9 月 28 日，阴霾笼罩下的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囚车押来了 6

名志士，在监斩官草草宣布了朝廷的死刑判决后，刽子手操起屠刀，向这 6 名志士的身上砍去，顿时，鲜血染红了他们脚下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同时这也宣告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变法改良运动的悲壮失败。由于这一年是中国干支纪年的戊戌年，所以史称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为“戊戌变法”。现在，就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近 100 年前的岁月，踩踏着历史的履痕，去翻看这凝重而又令人沉思的一页。

一、深重的民族危机

戊戌变法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中华民族面临深重危机背景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当时部分进步的资产阶级维新人士。联合统治集团中的开明派所从事的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分水岭。从那时开始，古老的中华帝国大门，一次又一次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大炮轰开，在腐朽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面对英、法、美、俄、德以及后起的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无力自卫，处处被动挨打，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先后被打败，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在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中日甲午战争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这场为时 9 个月的战争，以清王朝几十万陆军溃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结局。它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划时代的影响，即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由商品输出进入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自此之后，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办工厂，修铁路，开矿产，设银行以及发放政治贷款等，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通过这些手段，列强摧毁中国社会经济的每一个堤岸，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同时也给中国自身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彻底暴露了它的腐朽与虚弱，帝国主义列强看清这个庞大帝国的虚实后，就自然而然萌生了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掀起了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这股狂潮开始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以索取巨额报酬，经过几年时间的你争我夺，中国的大部分国土都成了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的各自势力范围。其中德国强租胶州湾，把山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通过和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一步步形成其独霸东北的局势。英国作为老牌侵略者，自然不甘落后。控制了广大的长江流域地区。法国强租广州湾，将广东、广西和云南等地区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日本除了霸占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外，又在瓜分风潮中取得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则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利益均沾为借口，分享其他列强的侵略利益。这样一来，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外国侵略者到处横行无忌，中国面临着由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民族被毁灭的严重危机。

外国侵略者之所以能够在征服、瓜分中国的道路上得寸进尺，为所欲为，这是同清政府腐朽、反动的统治直接相联系的。换句话说，即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是导致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极度专制的封建君主制下，政治上极端黑暗腐朽，整个官僚机器失灵，各级官吏昏聩无能，

从皇帝到各级官吏以至土豪劣绅，都穷奢极欲，贪污成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广大民众在沉重的劳役、地租剥削下，难以维持生计，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这种情况在甲午战争之后进一步趋于恶化。当时的清朝政府，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完全丧失了抵御的勇气，沦为列强手中的驯服工具，它对列强们的无耻索取是有求必应，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了满足列强的掠夺欲望，清政府转而向广大民众敲骨吸髓，大肆搜刮。它大幅度增加地丁税、盐税、厘金等各种苛捐杂税，并强迫民众承担繁重的封建差徭。各地官员则乘机巧立名目，加大搜刮的范围和份额，造成全国民不聊生，一片怨声载道。然而清政府这些措施并没有缓解严重的财政危机，反而极大地激化了早已存在的阶级矛盾，使得封建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来的无止境侵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使统治秩序濒临崩溃的边缘。它们的合流，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激起了广大民众对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反抗。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虽然被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但是人民的反抗并没有一天停止。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地会党以“打富济贫”、反洋教相号召，开展了此伏彼起的群众斗争。到 90 年代，城市贫民和

乡村农民的抗捐抗税斗争，遍及全国 10 多个省份。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更连绵不断地掀起反洋教、反官府斗争的巨浪。其中四川余栋臣的起义，发布檄文，痛斥外国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英勇抗击清军的围剿，影响波及 30 多个州县，这标志着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正在向更大的规模发展。

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半封建化加深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历史现象相伴随的，是中国内部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进一步解体，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一些客观条件，这主要表现为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而严重的民族危机，也激起许多中国人的爱国热忱，他们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措施，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要求自办铁路，开采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清政府方面为了增加税收，解决财政危机，也需要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所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决定承认民族资本主义的合法地位，提倡和奖励民间创办工厂，从而结束了洋务派垄断企业的局面。这样就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甲午战争后获得了初步的发展。自 1895

年至 1898 年，新建立的商办厂矿企业有 51 家，资本总额近 1200 万元，其数

量相当于甲午战前 20 多年创办的商办企业数，而资本总额则高出战前约两倍。当时还出现了一些较有规模的大厂矿，如上海的裕晋纱厂、大纯纱厂、裕通纱厂，无锡的勤业纱厂，杭州的通益公纱厂，苏州的苏纶纱厂，河北的磁州煤矿、井陉煤矿等等。与此相适应，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还形成了少量的民族资产阶级。

然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非常缓慢的。它无力与帝国主义列强雄厚的资本和廉价的商品相竞争，随时面临着破产和倒闭的命运。而清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层层勒索，各种苛捐杂税纷至沓来，也严重窒息着其发展的生机。同这种情况相一致的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相当单薄，他们基本上是官僚、地主、买办、富商多位一体，不得不依赖、攀附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

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显著特色。

由此可见，由于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由于清政府腐朽统治所导致的严重社会危机，使 19 世纪末的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俗话说，物极必反。社会腐败到了极点，人们必然会提出改变社会现状的强烈要求，这样就形成了戊戌变法的广阔社会背景，为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产生提供了前提。而 19 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曲折条件下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崛起，则为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和不成熟，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决定了戊戌变法这场救亡图存运动不可能以革命的形式出现，而只能以改良的面目问世，并最终难以摆脱遭受挫折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