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词

词至清代，出现了可喜的中兴局面。表现之一是作家作品众多，仅据叶公绰《全清词钞》初选统计，即得千余家。表现之二是词学研究空前高涨，如万树的《词律》、王奕清等的《钦定词谱》之于格律；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刘熙载的《艺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于评论；朱彝尊的《词综》、朱祖谋的《疆村丛书》等之于选辑，都有很高的水准。

清初词人以陈维崧、朱彝尊和满族青年词人纳兰性德成就最高。陈维崧（1625～1687）作词1800余首，风格以豪俊精悍、遒劲恣纵著称，颇得老杜诗与稼轩词的精髓，只是在沉郁方面稍嫌不足，为“阳羡派”代表。朱彝尊（1629～1709）是清代“浙派”词家的代表，论词主姜夔、张炎的“清空说”，曾作词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张炎）差近”（《解佩令》）。其作品也“托旨遥深”，“一归雅正”，颇得骚雅之风。纳兰性德（1655～1685）虽身为贵介公子，但生活并不得志，其郁郁寡欢的气质和清新流丽的词风都颇似李煜和秦观，尤以小令著称。王国维称赞其抒情之“真切”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他的一些描写边塞生活的小令也很有特色，如“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长相思》）清中叶以后以张惠言、周济为首的“常州词派”兴起。他们不满意浙派与阳羡派的空灵粗疏，而强调“意内言外”的寄托。张惠言的《词选》，主张以《国风》、《离骚》的旨趣，镕铸温、韦、周、辛的风格。周济《宋四家词》，主张“问除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但他们又过于强调寄托，以至在解词时常有牵强附会的倾向，在作词时常犯隐晦生涩的毛病。

清代晚期，国难日深，忧国忧民的词作随之加强，如林则徐《高阳台》既讽刺鸦片对人民的毒害，又歌颂虎门焚烟的伟大胜利。梁鼎芬的《菩萨蛮·甲午感事》用隐约的手法写甲午战争的有关情况，如用“无端横海天风疾，龙愁鼍愤今何及”写海战的失利；用“璇宫夜半惊传烛，西头势重貂相属”写西太后与李莲英等狼狈为奸。文廷式的《广谪仙怨》描写甲午战后，北方一带骚然不安为“玉帐牙旗逡巡，燕南赵北骚然”；描写奸臣只谋全身之计为“相臣狡兔求窟，国论伤禽畏弦”，都很有针对性。当时一些著名的词人如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等还在京都组成宣南词社，写了很多感伤时事的作品。如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庚子秋词》等写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事，堪称实录。但这类作品有时过于纤弱隐微，颇似南宋末年张炎、王沂孙等人的风格。难得的是秋瑾这样“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满江红》）的女豪之词：“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可谓壮志英概，压倒须眉，不愧为革命家之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