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垂千古的诗人

我心中的诗就这样渐渐地苏醒，抒情的波涛冲击着我的心灵！——普希金普希金

新型诗歌体小说

诗歌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品。这部小说是普希金于1830年9月25日在鲍尔金诺完成的。这部小说是讽刺俄国社会当时腐朽黑暗状态的作品。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故事反映1820年前后革命的黑暗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这部小说是普希金在1823年开始写的，在1830年9月完成。这部作品花费的时间是“7年4个月零17天”。

这将近8个年头的时间，正是普希金逐步走向人民，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深刻思考的时期，也是他在艺术创作上走向成熟的时期。可以说他是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才华全都倾注到了这部作品之中，它是诗人的呕心沥血的杰作。

别林斯基对《叶甫盖尼·奥涅金》有如下认识。

是普希金最纯粹的作品，是他幻想的宠儿。很少作品能这样充分、明确、清晰地反映一个诗人的个性。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全部生涯、他的心灵、他的爱情。我们也看到他的种种情感、观念和理想。

衡量这样一部作品意味着衡量诗人的全部创作活动。

从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是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它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公认的俄罗斯文学的典范之作。

同时，它也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最早出现的重要作品之一。它与司汤达著名的被认为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开山之作”的《红与黑》在同年完成，它甚至比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品早问世好些年头。

诗体小说的主人公奥涅金是一个贵族青年，正当他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感到厌倦的时候，他那年迈的伯父突然病故，于是他因继承遗产来到伯父的庄园。

在乡下，奥涅金与另一位贵族青年连斯基结为朋友，并认识了邻村地主的两个女儿——大女儿达吉雅娜和小女儿奥丽嘉。达吉雅娜爱上了奥涅金，她一时感情冲动，给奥涅金写了一封充满天真、纯洁的感情的信，可遭到奥涅金冷淡拒绝。

这时，连斯基正狂热地爱上了奥丽嘉。奥涅金在一次舞会上，不断找奥丽嘉跳舞，和她表示亲近。这便激怒了连斯基，于是他提出要与奥涅金决斗。奥涅金在决斗中打死了连斯基，他的良心受到谴责，便离开庄园，四处游荡。

几年以后，当他回到上流社会，在莫斯科的一个晚会上重又见到达吉雅娜时，达吉雅娜已成了一位将军夫人。这时，奥涅金心中燃起了爱情，也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给她。可达吉雅娜回答他说，她承认她还爱他，但出于道德和尊严已经不能与他再续前缘。深受打击的奥涅金又离开上流社会到四处漂泊。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再现了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广阔的社会生活，别林斯基曾称它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19世纪20年代，正是俄罗斯解放运动中贵族革命家成长的时期，同时也是十二月党人革命的酝酿、爆发和失败的时期。

此时的历史背景是，俄罗斯经历了1812年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胜利，民族意识普遍开始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作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有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

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大多数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块儿灭亡，但阶级的局限性又使他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他们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称之的“时代的忧郁病”。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正是后一类贵族青年的典型。他是一个退职官员的儿子，从小受着正统的贵族教育，在法国籍家庭教师的管教下长大。

这种脱离祖国文化的环境，自然不会给奥涅金带来什么好处。当他到了“心猿意马的青春”时期，便终日在上流社会中鬼混，成了一个纨绔子弟。他一天要赴3个宴会，梳妆台上摆着几十种化妆用的工具。他每天要在各种镜子面前梳妆打扮至少要超过3个钟头。

他善于在谈吐中卖弄学问和随机应变，也善于在沙龙里用法语说些俏皮话，换取太太、小姐们的微笑。他甚至还会一点拉丁文。然而他最擅长的学问还是“情场上的调情”，社交界都认为他是一个“聪明而又可爱”的人。

上流社会的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虽然使这个花花公子沉湎一时，但他终于也开始厌倦起来，害上了“时代的忧郁病”。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漠然置之，既看不起周围的朋友，也厌恶自己。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无精打采，拿起笔来，想要写作，可艰难的工作使他感觉厌烦”。于是他便试着读书，可“读来读去，全无道理”。对上流社会的逃避，并没有使他摆脱这种“忧郁病”，反而病入膏肓，甚至是无可救药了。

但他毕竟还是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感染和进步思潮的影响，他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反对抵押土地，主张重农主义，并且还在农村进行过自由主义改革。

他还与连斯基争论过有关历史、政治和科学等问题，甚至卢梭的民主思想也鼓舞过他。这些都说明奥涅金比那些醉生梦死、沉湎于灯红酒绿的贵族青年在思想上要好很多。

自然，奥涅金在农村进行的改革，并不能说明他真想为人民做点什么，那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已，事实上他很快就抛开了这件事。他拒绝达吉雅娜的爱情，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什么明确的理想和追求，只不过是他厌倦了这种多情表白。

他低估了达吉雅娜的真诚，他甚至也不明白在爱情中应该追求什么。他鄙视上流社会，却又不得不服从它的陈规陋习。在和自己的好朋友决斗过程中失手打死了好友，让他内心备受道德舆论的煎熬。

他在重又遇见达吉雅娜并遭到她的拒绝后，便四处漂泊，结果最终一事无成。普希金通过奥涅金的形象提出了当时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即贵族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

像奥涅金这样的徒有聪明才智，在社会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爱情中也同样惨遭失败的贵族青年，在当年的俄罗斯是很多的，所以这一文学形象具有非常广泛的概括性。

赫尔岑曾说过“像奥涅金这样的人在俄罗斯每走一步路都会碰见他”，赫尔岑还承认：“我们只要不愿意做官或当地主，就多少有点奥涅金的成分。”别林斯基称这类人为“聪明的废物”。后来人们都把这类人称作“多余人”。

在俄罗斯文学中，所谓“多余人”是一个人物系列。虽说这一称谓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广为流传的，但这类人物的基本特征在奥涅金身上就已最先确定下来了。

杜勃罗留波夫曾指出，“多余人”是“我们土生的民族的典型，所以我们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没有一个是能够避开这种典型的”。而奥涅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

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相继出现的“多余人”的典型，都是仿照奥涅金来的。诸如莱蒙托夫笔下的皮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娃笔下的奥勃洛莫夫等，他们身上无一不或多或少地有着奥涅金的影子。“多余人”人物系列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有的成就，同时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诗歌体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一个拥有“俄罗斯灵魂”的迷人的艺术形象。别林斯基曾指出普希金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在达吉雅娜身上给了我们关于俄罗斯女性的诗的描绘”。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形象在许多方面与男主人公奥涅金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他们又相互烘托、相互解释。

如果说普希金在奥涅金身上着重突出的是他与人民的脱离，那么在达吉雅娜身上，诗人则着意表现的是她与人民深厚的联系。诗人首先给女主人公取了一个平民化的名字达吉雅娜，这个名字在那时是丫鬟才使用的。这样下贱的名字便暗示出女主人公生长于远离城市的乡村。她是属于淳朴、善良的人民中的一员。

古老的俄罗斯民间风俗，富于民族传统的家庭氛围，老奶妈在安静的夜晚所讲述的美丽的民间故事，培养了她与俄罗斯人民相通的感情。她热爱俄罗斯民歌和故事，相信民间的古老传说，相信梦，甚至还相信纸牌占卜和月亮的预兆，这些都是和俄罗斯人民淳朴的气质一脉相承的。

在达吉雅娜的生活中，大自然始终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大自然培育了女主人公真诚、善良的感情，造就了她淳朴、美好的气质。她喜欢在黎明之前在露台迎接朝霞，喜欢在幽静芬芳的花园里散步。她爱俄罗斯的夏夜虫鸣的美妙，更爱俄罗斯冬天冰雪与阳光相呼应的灿烂。

在她出发到莫斯科之前的时候，她是那样深情地和故乡的山丘、溪流、树林告别，就像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告别一样。在莫斯科她已成为一位高贵的太太，但她却“憎恨上流社会的忙乱，梦想着乡下的生活，梦想着乡村和贫苦的农民，梦想着那流淌着清澈小溪的幽静的角落”。她后来拒绝奥涅金时，还这样表白：

如今我甘心情愿拿这些无聊的假面舞会，这浮华、繁忙、空虚的生活，换回一架子书、一个荒芜的花园，换回我们寒酸的房子，换回我的最初。奥涅金，用同你见面的那些地方，换回那一个朴素的坟墓。那儿，在十字架和树荫下面躺着我的可怜的保姆。

可见，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大自然的影响，是形成达吉雅娜的个性的最深刻的原因，是造就这个“俄罗斯的灵魂”的最坚实的基础。自然，普希金多少也描写了当时席卷着欧洲和俄罗斯的社会思潮对达吉雅娜的影响。

不过应该指出，从总体上看，诗人基本上是在道德的范畴中特别是在个性解放这一点上表现这种影响的，这与当时俄罗斯女性无权参与社会活动的地位是相符合的。

如诗人也写到达吉雅娜最喜欢读英国小说家理查生和法国思想家卢梭的作品，尤其是卢梭的《新爱洛绮丝》特别吸引着达吉雅娜。普希金描写达吉雅娜在花园里阅读《新爱洛绮丝》这本“危险的书”的情节，与《红楼梦》中林黛玉在花园里读《西厢记》的情节如出一辙，有异曲同工之妙。

达吉雅娜常带着一本危险的书独自在寂静的树林中漫步。她在这本书里寻找，找到了她的秘密的热情、她的渴望，找到了丰富的心灵的果实。

她轻轻地叹息，接受了别人的悲哀、别人的欢欣，她不知不觉地背诵着一封写给那可爱的主角的信。

爱情推动达吉雅娜做出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勇敢的行为。她决定要像书中的主人公那样公开表露那些使她激动不已的感情。她的这一行动猛烈地破坏了支配贵族社会的习惯和规则。

奥涅金以其鄙视现实的态度和与众不同的气质吸引了达吉雅娜，她在少女的真诚、纯洁的感情的驱使下，勇敢地写了一封信给奥涅金。

从《叶甫盖尼·奥涅金》问世以来，俄罗斯的少男少女们对这封信几乎都能倒背如流。这封信几乎是追求真爱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法宝。这里，我们不惜篇幅将这封信完整地引述如下。

我是在给你写信——够了，这使我还能说什么话？现在，我知道您已决定用沉默的蔑视给我惩罚。但只要您对我悲惨的命运能存着即使一丝儿怜悯，我相信，您就不会让我绝望。

起初，我本想保持沉静，那么，一定的，您就看不出我有怎样难言的隐情。我会沉默，要是我能盼望，在我们村里可以看到您，哪怕一礼拜一次，时间短暂，只要我听见您的声音，并且能和您随意闲谈，以后就盘算这一件事情，茶思饭想，直至再一次会见。可是我听说，您不好交际，这荒僻的乡村会令您厌倦。而我们尽管喜欢客人，却没有什么能让您垂青。

为什么您要来访问我们？否则，在这冷僻的乡村，我原不认识您，也就不会感到内心深深的苦痛。也许，这灵魂的初次波涛会随着时间消沉，创伤会平复，而我将寻到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成为忠实的妻子、慈爱的母亲。

另一个人！啊！绝不，我的心再没有别人可以拿走！这是上天的意旨，命中注定：我将永远是为你所有。

我过去的一切，整个生命都指出要和你真正相见。我知道，是上帝把你送来保护我，直至坟墓的边沿。我在梦中早已看见你，就在梦里，你已经那么可亲，你动人的目光令我战栗，你的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啊，不，谁说那只是一个梦！

你才走来，我立刻感到熟悉，全身在燃烧，头晕目眩。我暗中说：这就是他，果然！可不是吗，每当我帮助穷苦人的时候，或者当心灵激动不安、感到思念的痛苦，只有在祈祷中寻求平静，那一刻，那可不是你的声音？我听着你轻轻地和我说话。

在透明的夜里，那可不是你亲爱的影子，在屋中掠过，在我的枕边悄悄伫立！可不是你在温柔地絮语，给我希望和爱情的安慰。

啊，你是谁？我的安琪儿，我的保护人，还是骗人的魔鬼？告诉我吧，免得我猜疑。也许这一切不过是虚无，是少女的心灵的梦幻！而命运另有它的摆布，那就随它去吧！从现在起我把命运交在你手里，我信托你，恳求你的保护！

我哭了，我不愿意对你隐瞒，请想想，我是这么孤独，在这里，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思索，任由它枯萎，我也将随着无言地憔悴。我在等待，只有你的目光能够点燃我内心的希望，或者，唉，给我应受的谴责，让这沉重的梦永远断丧！

写完了。我不敢重读一遍。羞耻、恐惧令我难以支持，但我只有信赖你的正直，我对你鲁莽地呈献了自己。

达吉雅娜的信洋溢着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纯洁和真挚，它和普希金的爱情诗一样，也是一块爱情的“试金石”，可以检验每一个灵魂的纯洁度。少年面对着它会怦然心动；少女会在它里面听见自己羞怯的心声；中年人读了它会回忆起自己的初恋的甜蜜；就是老年人也会禁不住浮想联翩，而更加热爱和珍惜生命。

谁在它面前无动于衷，那他多半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要么就是一个轻浮的玩世不恭的人，甚至是一个灵魂肮脏的人。

达吉雅娜的真诚和纯洁检验了奥涅金的性格和灵魂，一向冷漠的奥涅金一时间也感动起来。可是，达吉雅娜终究是不幸的，她爱上的是一个精神生活比她要空虚得多的人。这是一个不能够理解她的纯洁和真诚的人，是一个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承受真正爱情的人，是一个自视清高，但在那个时代注定了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人。

达吉雅娜终究也只能像当时其他的少女一样，被带到那“嫁人的市场”上，嫁给了一个“肥胖的将军”。她所追求的自由的纯洁的爱情生活终究也没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达吉雅娜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达吉雅娜后来成为了一位将军夫人，她的雍容华贵的气质和落落大方的风度，使她在充满虚伪的上流社会中像一株“出水芙蓉”一样出淤泥而不染。特别是她对待奥涅金的追求的态度更显示出她精神世界的纯洁和高尚。她曾说：

我爱你，可是，既然我已嫁给别人，我就要一辈子对他忠诚。

她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愿过双重的精神生活。这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态度集中地体现出她的精神美，而这种精神美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中的。

别林斯基说：“在这个道德沦丧的世界中，还存在着一些稀有的、可喜的特殊人物，这就是普希金笔下的达吉雅娜。达吉雅娜是一朵刚好茁生于嶙峋的岩缝中的鲜花。”

达吉雅娜这一女性形象的创造，对后来许多俄罗斯作家产生重要的影响。俄罗斯文学中有许多动人的女性形象，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说是源于达吉雅娜。

诗体长篇小说中另外两个人物——连斯基和奥丽嘉，也是诗人着意刻画的人物。连斯基年轻而又充满热情，性格冲动，有着崇高的理想。

在连斯基身上，诗人着重表现了他对生活的热情而浪漫的态度。

在奥丽嘉身上，普希金则着重展示出直率动人的外貌与贫乏的内心世界的反差，从而突显了达吉雅娜表里如一的性格。

作为一部特殊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艺术上总的特色就是诗与散文的有机结合。在普希金以前的俄罗斯文学中，虽也出现过有一定的人物和情节的长诗，但其中基本上没有性格的塑造，更不必说到典型性格的刻意塑造。

普希金第一个在俄罗斯文学中把诗的抒情性和散文的叙事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他自己所称之的“自由的形式”的“诗歌体长篇小说”。其中，既有浓郁的抒情性，又有对人物性格的精细的刻画。这是一种全新的独创性的艺术形式，是普希金在艺术形式上对俄罗斯文学历史的重大贡献。

具体说来，《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便是它的抒情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作品中始终贯穿着诗人自己的形象，贯穿着“作者的声音”。作品中出现大量的“抒情插笔”，较大型的“插笔”有27处之多，只有两三句的“插笔”竟有50多处。

这些抒情插笔并不是毫无用途的赘述，这些插笔有时是作者对人物的贬褒，有时是对事件和场面的评论，有时是对往事的追忆；有的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有的画龙点睛、入木三分；有的严肃庄重、富于哲理，有的尖锐激烈、锋芒毕露。

有些插笔，与人物和情节的发展息息相关、丝丝入扣；有些插笔，看似与人物或事件无关，其实并未离题太远。正是这些大量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抒情插笔，扩大了作品的容量，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但《叶甫盖尼·奥涅金》毕竟又是一部长篇小说，作为大型的叙事作品，它需要通过诗歌来塑造人物和反映社会现实。它在再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典型性格的塑造上、环境和场景的描写上都达到了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水平，也不亚于欧洲现实主义奠基者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

别林斯基说它是一部俄罗斯社会的“百科全书”的原因，正在于此。在诗体长篇小说中，普希金围绕人物性格的塑造这一主线，精妙地穿插着上流社会的景象和乡村的风俗画面。这些初看起来仿佛是诗人信手拈来的无意之笔，却包含着真正的艺术家的着意安排和独具匠心的设计。

如作品中描写地主庄园中农奴少女边采果子边唱歌的片段，就包含着真正的讽刺力量和幽默效果。

只有一群使女在花园，在山坡的丛林间，一面采野果，一面合唱。这歌唱是遵照主人的命令，她们唱着，主人才能放心。因为这样，就没有狡猾的嘴能够得空偷吃他的野果。请看，乡村的智谋也很出色！

我们看到，普希金以诗歌特有的抒情效果赋予叙事小说一样的作品。这种方式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使文章既有诗一样的语言又有小说一样的曲折的故事情节。这样两种文学创作方法有机地结合，使这部《叶甫盖尼·奥涅金》有着非凡的影响力。

成为诗坛圣人

写完《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普希金的写作方法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普希金创作过程的突出特点是，诗人采取极其朴实的手法，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他喜欢清楚地描写看到的实物，就地取材来打草稿。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把“旅行见闻”广泛地用于创作之中。他的南方长诗是在高加索、克里米亚和比萨拉比亚游历的时候写的；《波里斯·戈都诺夫》是在普斯科夫游览名胜古迹过程中写的，《戈抑辛村史》是在鲍尔金诺写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在两个首都、乡村和敖德萨完成的，《青铜骑士》是在彼得堡写的；而《上尉的女儿》是在作者走遍了伏尔加河中游地带和奥连堡的草原之后写的。

在着手创作之前，普希金总要仔细研究风土人情和民歌、历史古迹和文献、风景和生活状况、世代相传的传说和口头的描述，并以此作为创作基础。南方许多民族的民歌，都反映了起义时日常生活状况的民间创作。编年史和作战报告，对诗人发挥想象和锤炼语言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尉的女儿》。这是普希金整个创作的“压轴之作”。普希金很早之前就想写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一直没有机会收集资料好着手创作。因为农民起义题材的小说需要大量真实的素材。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普希金花了很长时间去进行素材的收集。他首先研究了普加乔夫起义的档案材料，写出了一部学术著作《普加乔夫史》。然后，他又阅读了那个时代各方面人物的回忆录，最后还亲自到起义地点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素材。

这样，就为创作这部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小说是一个以虚构的主人公、贵族格里涅夫年老时回忆过去经历的形式写成的历史类型的小说。青年时格里涅夫在普加乔夫运动高潮时期正在奥伦堡省白山炮台任军职。

在赴任途中，他遇上严酷的暴风雪，幸亏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搭救了他，把他领到附近的一家客店里休息。为了答谢这个农民的救命之恩，格里涅夫把自己的一件兔皮大衣送给了他。农民收下大衣，对格里涅夫说：“我终生不忘您的大恩。”

第二天，格里涅夫经由奥伦堡赴白山炮台。这个炮台名义上是一个炮台，其实寒酸得像一个破落的村庄，总共只有一门大炮。炮台的指挥名义上是米朗诺夫上尉，实际上却由上尉的妻子管事，“她把公事看成是自己的私事，管理炮台如同管理自己的家务事。”

上尉有一个女儿，叫玛利亚，虽不怎么漂亮，但感情丰富，心地善良。格里涅夫爱上了上尉的女儿，决定娶她为妻。

这时，普加乔夫从监狱中逃出。他招兵买马，自封为沙皇彼得三世，在攻克附近几个关键的地盘后，向白山炮台进攻。米朗诺夫为保卫白山炮台以身殉职，格里涅夫也被捕。格里涅夫被起义农民带到首领跟前审问，他发现这个首领竟是他在暴风雪中遇见的那个农民。

首领不忘前言，释放了他。后来，格里涅夫为了救玛利亚，又一次被农民起义军抓获。普加乔夫又一次释放了他，并帮他救出了玛利亚。

从表面上看，小说主要情节是格里涅夫个人的经历和他与白山炮台长官米朗诺夫的女儿玛利亚的爱情故事。但正是普加乔夫对格里涅夫的爱情和一生，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三次救格里涅夫于危难之中。普希金通过对他们三次交往的描写，从不同角度多层次展现了这位农民领袖的性格特征——他是重情重义的人。越到后来普加乔夫的形象越来越鲜明、生动和美好，实际上也就成了小说的中心人物。

占据小说的画面中心的是普加乔夫。普希金运用了层层递进的描写方法，一步深入一步地塑造出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重情重义的形象。

格里涅夫第一次与普加乔夫相遇是赴奥伦堡省任职途中，当时他在暴风雪中迷路，而普加乔夫正被官兵追捕。普加乔夫以“流浪汉”身份出现，帮助格里涅夫脱险。

作家主要是通过格里涅夫的感受来写普加乔夫的。沉着、机智、灵活、热心、质朴是“流浪汉”普加乔夫的主要特点。这次偶然相遇是普加乔夫的初次亮相，虽笔墨不多，但普加乔夫禀赋上的特点却很突出，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们第二次重逢是格里涅夫作为俘虏与作为起义军领袖的普加乔夫的重逢。普加乔夫认出格里涅夫后，立即将他释放，去留自便。这一次相见主要还是通过格里涅夫的所见所感来刻画普加乔夫的性格，在深度上要远远超过第一次。

普加乔夫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冷酷无情。对于反动贵族军官，他毫不留情，抓到那些人，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就立即把他们拉上绞刑架处决。

对待部下，普加乔夫却如春天般温暖。他虽然自称“皇上”，却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以至于连格里涅夫都能发现“他们之间”彼此都以“同志”对待，对自己的领袖更不那么毕恭毕敬。

对待老百姓，普加乔夫更加富有爱心。这从人民对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当他的马车经过村庄时，老百姓便站在街道两旁向他鞠躬表示欢迎，而他也向两旁挥手致意。

后来，格里涅夫为了救自己的未婚妻返回白山关卡时，第二次被起义农民抓住。这样，他得以与普加乔夫第三次相见。通过这次相见的描绘，普加乔夫的性格得到全方位的展示。在这个被沙皇政府诬蔑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农民领袖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彩。

当普加乔夫知道格里涅夫是要去监狱救一个受欺侮的孤女时，两眼便闪出了愤怒的光芒，激动地说：“我手下的人哪个敢欺侮孤女，不管他多狡猾，都逃脱不了我的审判。”

同时他立即跟格里涅夫一起去白山监狱，解救了玛利亚。后来，当普加乔夫知道玛利亚就是上尉的女儿时，虽然很生气，但还是成全了格里涅夫的婚事。

整部小说表现了普加乔夫自由、叛逆的精神，勇敢豪迈的气概。除普加乔夫以外，小说还描写许多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或者说小说在描写农民起义军的领袖的同时，还广泛地描写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状况。虽说作者花费的笔墨不多，但这些普通人的形象也都十分鲜明。

他们围绕着普加乔夫这个中心人物，构成了一幅色彩明艳、内涵丰富的故事画面，生动地展示出俄国历史中农民起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一页。

格里涅夫从情节线索上看，似乎也算得上一个主角，但从思想线索上看，仍属配角人物。他虽出身贵族之家，但仍属于普通人的行列。普希金在他身上合乎逻辑和极有分寸地表现了贵族阶级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人道主义的感情。

他把兔皮大衣赠与一个流浪汉，并非是在表现他的贵族式的慷慨和仁慈，而实在是出于对贫苦农民的同情之心和感激之情；他对自己的仆人的尊重，并非是一种故作伪善的姿态，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他不愿意像另一个贵族军官施瓦布林一样“归顺”普加乔夫，并未考虑他与普加乔夫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出于他的贵族思想和原则。

所以，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普希金当时的政治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普希金在上尉米朗诺夫的身上，也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为人朴实，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良好的教养，生活习性都与普通人差不多。他虽不是贵族出身，但他忠于职守，在炮台失守后，以身殉职。列夫·托尔斯泰对米朗诺夫上尉这个人物评价很高，称他为“真正的勇士”。

上尉的女儿玛利亚也被刻画得十分生动。她貌不惊人，但感情真挚。看起来像个柔弱女子，但在关键时刻却胆识过人。她宁可死去，也不屈从施瓦布林。而在未婚夫有难时，她便立刻挺身而出，竟敢亲自去见女皇，请求赦免她的未婚夫。

一旦风平浪静，她便安心去做她的“贤妻良母”。她的母亲、上尉的妻子的形象也很丰满，也很有个性。平日里，她包办丈夫饮食起居的一切，甚至代他管理炮台公务。但当战斗打响，她便马上自然而然地“回归”她本来位置，把丈夫视为炮台的保卫者，并为之竭尽全力提供帮助。

此外，格里涅夫的仆人萨威里奇也很有特点。他为了要回主人的兔皮大衣，准备同普加乔夫去争斗。他为了保护主人不受到父母的责备，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典型的忠仆的形象。

《上尉的女儿》就是以这样生动而真实的形象反映出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反映出俄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重要作用。小说在艺术创作上有许多创新之处，对后世作家产生重大的影响。把虚构的人物与历史人物、个人的悲欢离合与重大历史事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写法，是《上尉的女儿》艺术上总体上的特点。

这种写法，据说最早是在18世纪末期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出现的。普希金借鉴了这种写法，并对其加以灵活运用，使之达到了新的发展水平。

普加乔夫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格里涅夫则是一个被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自然，他也有生活原型。据说，在历史上确有一个投靠了普加乔夫的名叫斯万维奇的军官。普希金把他一分为二，他的一部分经历给了格里涅夫，另一部分则体现在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施瓦布林身上。历史人物和艺术人物经过普希金的合理加工走到一起，作家就可自如地安排他们之间的活动和交往，其中便有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奇妙。这正是普希金在塑造人物上的高明之处。

此外，小说的题名与它的实际内容也有一种“相游离”的倾向。作品名为《上尉的女儿》，但“上尉的女儿”却不是主角，甚至连第二主角也算不上。

自然，这种情况在世界文学中屡见不鲜，在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那里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便是如此。据说巴尔扎克在动笔之初，是想让书名与人物相统一的，也就是说要把高老头写成主角，但写着写着，作品的重心随着情节的发展发生了偏离。

而普希金却不相同，可以说他是故意“文不对题”。其目的无非是想避免被政府找麻烦，让大家以为他写的是一部有关爱情题材的小说，而并非在为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树碑立传。

《上尉的女儿》这部作品的结构匀称，布局合理，情节简单、紧凑，语言简洁，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成为后来俄国小说的典范。

从结构和布局看，格里涅夫个人婚姻的线索贯穿全书，除此之外无任何余线，沿着这条线索，先后展开普加乔夫的活动，人物和场景安排得井井有条。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就是：“永远也不曾使人感到有什么多余的地方，或者什么不足的东西；一切都恰如其分，一切都适得其所。既不能删掉什么，也不能增加什么。”

情节发展迅速，但又不使人感到突兀，一切都顺理成章，按部就班地发生、发展、延续。比如，读者几乎读不到多少格里涅夫和玛利亚恋爱的情节，但丝毫不会觉得他们的相爱有什么意外的和不可理解的。

到第四章，作者就已让格里涅夫和施瓦布林为玛利亚而决斗了。对此，读者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突兀之处。莫洛亚说，屠格涅夫的小说的情节发展速度快得“有如奔命”。其实，这样的手法是屠格涅夫从他的老师普希金那里学去的。

这种既简洁又充实的艺术效果，显然也取决于作品的语言。作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始人，普希金是把“准确、朴素和简洁”等要素放在第一位的，这同时也是《上尉的女儿》语言上的特色。比如，作者在第二章这样描写草原上的天气变化：

而这时，风越来越大，那朵小云变成白色的浓云，正沉沉地涌起、增多，逐渐布满天空，飘起了细小的雪花——而忽然间就落起了鹅毛大雪了。

风在呼啸，暴风雪来临了。顷刻间黝黑的天空跟雪的海洋混搅在一起。万物都消失不见了。

这短短100来字，就写尽一场暴风雪的骤起的过程。这一情景要是换别的作家来写，可能要上千或几千字才能完成。无怪果戈理这样说：“同《上尉的女儿》相比，别人的小说简直都成了一碗油腻的菜汤。”

创办《现代人》杂志

普希金在创作《上尉的女儿》的同时，还创办了一本名叫《现代人》杂志。这是俄国文学界的又一件大事。

茹科夫斯基的家是文学家们活动的中心，每逢周六，文学界的朋友们都在这里举行聚会。他们或朗诵自己的最新著作，或畅谈文学界的风流逸事，或交流文化信息。

一次，亚·屠格涅夫从巴黎的一封来信激发了大家的灵感，他们忽然萌生了想办一份杂志的念头。在普希金的朋友之间，非常推崇像英国的《季刊》和法国的《历史年鉴》这一类综合性大型期刊。

1835年12月31日，普希金向本肯多夫提出创办一份杂志的申请。两周后，申请得到批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出政治方面的专栏。这样，普希金便在果戈理、维亚泽姆斯基、茹科夫斯基等人的直接帮助和支持下筹备刊物。

1836年4月11日，《现代人》杂志第一期正式出版。这期创刊号上刊登了普希金的《吝啬的骑士》、《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等作品，还有果戈理的《马车》等。在发刊词《论杂志文学的发展》中提出“生动、新颖和敏锐”的创作方针。

1836年6月间，《现代人》第二期通过了书刊审查。这一期刊载了普希金关于俄国科学院和法国科学院的文章、维亚泽姆斯基评论《钦差大臣》的文章和俄国诗人柯尔卓夫的诗篇《收获》。

柯尔卓夫是一位来自民间的农村诗人，他的诗作有一种清新的田园气息。普希金非常欣赏他诗歌方面的才华，鼓励他要珍惜自己的才华，勤劳地写作。柯尔卓夫后来回忆起普希金对他的帮助，总是眼含热泪。

这一期上还刊载了署名为费·丘的《寄自德国的诗》。这是当时还不知名的诗人丘特切夫最早的诗作，其中的《春潮》、《喷泉》、《沉默》和《大自然不像您想象那样》等诗，后来都成为俄罗斯抒情诗中的精品。

据普列特涅夫回忆，普希金当时偶然发现丘特切夫的这些诗作时非常高兴，竟把这些诗稿带在身上达一星期之久，每当闲暇的时候都会拿出来翻看，并不住赞叹。

普希金的文学批评活动，早在18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不过，他当时所进行的批评工作，基本上还是少量的、零星的。现在，他创办了杂志，有了自己的阵地，他的批评活动也就得以全面展开。

批评家普希金的视野是很广泛的，他涉及的不仅仅限于文学和诗歌，有时候他也关心一些国际政治问题。如他在《现代人》上发表过涉及美国和英国的文明及社会制度的文章。而在纪念自由战士拉季舍夫的文章里，普希金是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面目出现的。

至于在有关果戈理、巴拉丁斯基、杰尔维格乃至拜伦、司各特等作家和诗人的评论中，在有关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论述中，普希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表现出独到的审美力和历史主义眼光。他的真知灼见，在俄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都占有着重要地位。

普希金最先从根本上肯定批评也是创作，并号召诗人和小说家把自己对文学的思考都写成文章加以发表。

与此同时，普希金注重鼓励和培养新生力量，当时在俄国还默默无闻的少数民族作家苏尔丹·卡扎·基列就是其中一个。《现代人》的第一期就刊登了苏尔丹·卡扎·基列的短篇小说《阿日图盖山谷》，普希金写道：“这可真是我国文学中出人意料的现象：半野蛮的高加索的儿子竟然参加到我们作家的行列里来了。一个契尔克斯人运用俄语竟然如此流畅、有力和生动……”

关于《现代人》的头几期，年轻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莫斯科的《论坛》上发表了评论。他承认这份新杂志无论从出版者的名望而言，还是就上面刊登的文章独具特色而言，都是“重要和有趣的现象”；同时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能否扩大新刊物对读者的道德上的影响。

这些详细的分析，让普希金很感兴趣。普希金在这之前就知道有个年轻的文学评论家文章写得十分犀利，惹得包哥廷和舍维廖夫勃然大怒。

《现代人》的编者高度评价《论坛》的年轻撰稿人写批评文章的才能。诗人曾经打算在莫斯科同别林斯基会面和交谈，看样子是打算约他为杂志写稿。普希金器重别林斯基“有独立见解和机智”，善于发掘“大有前途的天才”。他希望别林斯基能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知识，并预言这位“杰出的批评家”前途无量。

普希金的看法是很有远见的。在他逝世以后，正是由别林斯基继承了《现代人》这份杂志，并把普希金的精神发扬光大，从而使《现代人》成为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进步文学的战斗堡垒，为俄国革命和文学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婚后的无聊生活

1831年2月18日，普希金和娜塔丽娅在莫斯科耶稣升天大教堂举行了结婚典礼。当盛装的新娘漫步走来，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只听见大家一片赞叹声。人们为这位漂亮的新娘嫁给著名诗人普希金而高兴。普希金也是如此，他神采奕奕地与新娘携手而行。他不由自主地挺起了胸膛，这样才可以与身材高大的娜塔丽娅一般高。

一位留着长胡子的神甫主持了结婚典礼。他宣布这对新人结为夫妻后，新人开始交换戒指。

突然，一枚戒指不小心掉在地上，普希金立刻俯身去捡。他一只手扶着《圣经》，当普希金俯身时，不小心把十字架和福音书碰到地上。这时，代表普希金的那支蜡烛被碰灭了。

普希金立起身来，一脸苍白，他低声地自言自语道：“真是不祥之兆！”

新婚夫妇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安了家。为了表明自己的独立性，在新婚的第二天，普希金就同朋友们外出了，把娜塔丽娅一人留在家里。她感到十分寂寞，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眼泪禁不住直往下流。

不过，这以后普希金便不再出门了。婚后第六天，普希金给彼得堡的普特列涅夫写信说：

我已结婚，十分幸福。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因为这种生活不能再好了。我的生活十分新鲜，似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结婚、安家和婚后的各种各样的应酬，让普希金应接不暇，把普希金多年积攒的积蓄也花光了。蜜月还没过完，普希金就没有钱了。于是他打算搬到皇村去住，这样花费要少许多，同时皇村安静的环境也利于他的写作。

5月15日，普希金和妻子离开莫斯科到彼得堡。半个月后，他们在皇村找到房子，定居下来。从普希金短暂的一生来看，1831年可能是普希金少有的幸福时期。

这一年，他结束了单身汉的生活，组建了家庭。也许是家庭生活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使他觉得这种生活既新鲜又温馨浪漫，从而让他这颗躁动不安的心灵暂时得以平静；也许是因为有了家庭的缘故，当局对他的监控也有些放松起来，让他的行动多多少少也多了一些自由。

普希金十分宠爱他的小娇妻。妻子虽说有点孩子脾气，但毕竟是单纯而又可爱的。再说，岳母大人又不在身边指手画脚，家里也少了不少纠纷。

普希金这一时期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这样说：“我觉得，我好像完全变了。”

居住在皇村的普希金常常回忆起少年时期在这里学习的情景，回忆起他的同学和朋友，特别是经常回忆起这时已离开人世的杰尔维格。因而，他时常走进皇村中学，看看他过去学习和居住过的地方。每次，学校的小同学们总是热烈地欢迎他。他和小同学们亲切地交谈，向他们讲述自己在学校时的趣闻逸事。

不过，随着外部和家庭内部情况的不断变化，普希金的好景并不长久。7月下旬，皇宫也迁到皇村，达官贵人们也跟着到达这里，一时间皇村简直成了第二个首都。

普希金暗自诅咒皇室的突然驾到妨碍了他在皇村过上的安宁日子。这些宫廷人士蜂拥而至，带来了享乐和倾轧，搅乱了他生活的安宁。不过，小娇妻娜塔丽娅却暗自高兴，她本来就在这里感到寂寞，可现在好了，她又可以在舞会上和各种公共场合中展露她迷人的风采了。

现在，普希金的客人一下子多起来了，他和他的美貌的小娇妻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目标。常来普希金这里的有茹科夫斯基，这位温和、善良的宫廷诗人十分关心普希金，珍惜他的才华，又常常为普希金刚直不阿的个性惹出麻烦而担忧，现在，他看到普希金变得温和多了，小夫妻过得很和睦，心里非常高兴。

他在给亚·伊·屠格涅夫的信中写到了他所见到的普希金。

普希金是我的邻居，我们经常见面。自从你说我望着他的妻子流涎水之后，我就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只年老的丹麦狗。丹麦老狗坐在那里，眯着眼睛，流着涎水，望着别人在他面前品尝美酒佳肴。

普希金的小媳妇长得实在可爱，我很喜欢看见他俩走在一起的神态。得知他结婚的消息之后，我一天比一天高兴。结婚对他的灵魂、生活和创作都有好处。

在此期间，常有一个矮个子的青年人到普希金那儿去，把自己写的一些故事给普希金看，请他提出修改意见。这个青年人就是后来成为文学大师的果戈理。普希金对果戈理的短篇故事非常欣赏。在读了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后，普希金写道：

我刚读完《狄康卡近乡夜话》，叫我大吃一惊。这是真正的欢乐，诚挚和自觉的欢乐，毫无矫揉造作，不见鬼脸怪相！它包含着多少诗情画意！这一切都是我国文学中的新鲜事物，叫我望尘莫及！

普希金对果戈理的才华十分欣赏，但他们在性格上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就才能的特点而言，普希金善于发现生活中诗意的东西，即使是非常平凡的事物，普希金也能把它提高到诗的高度。而果戈理却不是这样，他善于发现生活中的幽默，善于发现生活中畸形的被扭曲的社会现象。他善于讽刺和挖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善于把“丑恶的集成一堆”加以揭露和抨击。

普希金和果戈理后来分别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这两大流派就是以他们的姓氏来命名的，即“普希金流派”和“果戈理流派”，又称“心理学流派”和“社会学流派”。几乎后来所有的俄国作家都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划归到这两个流派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果戈理的两部名著《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题材都是普希金提供的。如果普希金自己来处理这两个题材，那将是另一种境界和情趣。

常到普希金这儿来的宫廷人士，除茹科夫斯基以外，还有皇后的女官罗谢特。这个聪慧而又可爱的女子，博学多才，并且十分喜爱诗歌。在宫廷中，许多人都暗恋着这位小姐，甚至连沙皇本人也悄悄地爱着她。茹科夫斯基则称她为“天上的小鬼”。

罗谢特和普希金是1828年在彼得堡结识的，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很纯洁的友谊。现在他们又都到皇村来了，所以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很多。“天上的小鬼”总是在早晨来拜访普希金，而每次都是小娇妻在小客厅里接待她。

每次，娜塔丽娅总是多少有点儿醋意地对罗谢特说：“你不是来看我的，而是来看我丈夫的。”

而罗谢特也总是落落大方地回答：“当然是来看你丈夫的。去问问他有没有工夫见我。”

普希金总是在这个时候推开书房的门，招呼着朋友和妻子。常常普希金拿出自己新写的诗稿，给罗谢特朗诵，而罗谢特总是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娜塔丽娅有时会有些疑惑，像罗谢特这样美丽的小姐，怎么会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诗文而不是舞会上绚丽的舞蹈呢？有时她又会羡慕罗谢特，要是她也能像她那样和丈夫一起讨论起诗歌来，那该多好啊！然而她无论如何也喜欢不起来丈夫写的那些分行的文字。不过，看到丈夫和这位漂亮小姐一起谈论诗时那么的高兴，心中总免不了有些酸楚的感觉。

可“天上的小鬼”却对她说：“你没有必要嫉妒我。难道你不知道，在我眼里，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和普列特涅夫都是我的朋友吗？难道你没有看出，我没有爱上普希金，他也没有爱上我吗？”

娜塔丽娅回答说：“这些我全知道。但叫我生气的是，你一来，他就显得十分高兴。他同我在一起时，老打呵欠。”

然而，在皇宫的舞会上，普希金和娜塔丽娅则交换了角色，娜塔丽娅兴致勃勃，而普希金却百无聊赖。舞会上娜塔丽娅被众人包围着，她在舞厅中不停地旋转着。她就像众星捧着的一弯明月，闪耀着耀眼的光芒。而普希金则坐在某个角落里昏昏欲睡。

他又不能离去，按照上流社会的惯例，丈夫始终要陪伴妻子的。无怪果戈理在1833年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谈到普希金：

除了舞会上，任何地方你都不会遇到普希金。只有在发生重要事情和在迫不得已时，他才会去乡村。否则，他会在舞会上度过自己的一生。

一次，沙皇和皇后在皇村花园散步时，遇见了普希金夫妇。尼古拉一世早在莫斯科时就认识娜塔丽娅，如今在皇村见到她，发现她越来越漂亮，便有意安排她经常出入宫廷，以便可以经常看到这个美貌的人儿。

皇后也邀请娜塔丽娅到后宫去看看她，这一下令娜塔丽娅受宠若惊。另外，沙皇为了讨好娜塔丽娅，还把普希金安排到外交部任职，每年可得到5000卢布的薪水。

普希金在皇村住了3个多月，便感到不得安宁。同时，因为娜塔丽娅经常出入宫廷花费很大，普希金的收入有限，常常入不敷出，此时普希金常常面对着一大堆账单发愁。最终，他决定离开皇村，搬回彼得堡居住。

普希金在加林大街安下了家。此时，娜塔丽娅已怀孕，而普希金的手中已是空空如也。他想搬到米哈依洛夫斯科耶去，那样花费会少许多，但娜塔丽娅一听就眼泪直流，她实在舍不得离开都市，离开被万众瞩目的社交活动。

而普希金在彼得堡已赚不到钱了，只得回到莫斯科去想办法。娜塔丽娅尽管身怀六甲，依然纵情玩乐。她身穿紧身上衣，仍旧显得十分漂亮。并且她此时正春风得意，常常和沙皇跳舞。当沙皇把她轻轻地搂在怀里，随着华尔兹舞曲的旋律悠悠旋转时，她感到自己就像这舞会上的皇后一样。

1832年5月19日，娜塔丽娅生下一个女孩。她等到身材刚刚恢复，就再次扎进无休无止的舞会之中。从普希金这个时期的书信乃至诗作来看，他和娜塔丽娅之间多少也发生了一些感情危机。

在一封给妻子的信中普希金写道：“你同所有的外交官挤眉弄眼，但还不知足！我的小娘子，小太太，别这样生活了！”

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普希金写道：

在彼得堡的生活毫无意义。终日为生活奔忙，顾不上发愁。我是个作家，独立活动对我必不可少，但在这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只有天天在人群中奔波。

我妻子打扮得很时髦，这都需要钱，而我只能靠写作挣钱，而写作又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

在一首给妻子的诗中普希金这样写道：

是时候了，我的朋友，是时候了！

我的心早就渴望得到安宁。

世上毫无幸福可言，但安宁与自由还有，

我早已向往得到这令人羡慕的自由。

普希金深知，作为一个作家，没有安宁的环境就无法安心写作；作为一个丈夫，他的全部自由差不多已经都奉献给了妻子。而要想获得这些宁静和自由，就必须离开彼得堡。

这个时期，摊在他的书桌上已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书稿，他的脑海中还有一个规模宏大的构思，那就是写一部关于农民领袖普加乔夫的大型散文作品。

而在彼得堡，除了忙乱就是陪妻子上舞会，想完成这些作品，简直是不可能的。普希金决定离开彼得堡一段时间，他在写给沙皇的报告中写道：

也许陛下想了解我准备到乡下写些什么作品。我要脱稿的是一部小说，主要故事发生在喀山和奥伦堡，所以我想到这两个省份去采访一下。

我重复一遍，除陛下慷慨许给我的俸禄之外，我没有其他收入，而在首都生活的费用昂贵，开销直线上升。

沙皇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普希金，只好答应。不过，他命令警察在奥伦堡加强对普希金的监视。这样，为了安宁和自由，为了创作，普希金于1833年8月18日离开彼得堡。

在喀山和奥伦堡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后，普希金来到了他的文学圣地波尔金诺。

在这里，他仿佛又找到了感觉。鲍尔金诺的秋天赋予诗人以激情和灵感，让他文思如泉涌，写起文章来得心应手。在这里，他完成了一系列作品，除了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长诗《青铜骑士》和小说《黑桃皇后》外，诗人还写了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和《死公主的故事》。

经过艰苦但又是快乐的创作劳动后，普希金的内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他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信心。然而，他的内心也不时地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占据着。虽说波尔金诺依旧如前，可如今他毕竟不是几年前的他了。

现在他有家室，还有孩子。他的妻子既美丽又可爱，他是那样爱她，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他对她的爱有多深。可是，他的小娇妻还是那样单纯，那样容易被名利诱惑。在那险恶的环境里，她被人们包围着。这些人中自然也有许多善良的好人，然而小人和居心不良的恶棍也不在少数。

一想起已分别数月的妻子，普希金又不免担心起来，他应该回彼得堡去了。况且，他的假期也完了，不回去，说不准妻子又要惹出什么麻烦来的。

11月20日，普希金回到彼得堡。娜塔丽娅并不知道他回来，她正在别人家跳舞呢！在普希金离家的日子里，她多半是这样打发日子的。

丈夫的归来，并不能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不过，使她感到高兴的是，丈夫这次创作的丰收，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她也可以多添置一些漂亮的衣裙。她的漂亮的衣裙增加了她的美丽，她的美丽又增加了许多流言，而流言又增加了丈夫的苦恼。

此刻，一个不大不小的苦恼正在折磨着普希金：尼古拉一世对娜塔丽娅的美色觊觎已久，可他近来发现在宫廷的舞会上很少有娜塔丽娅的身影，便询问此事缘由。

原来，娜塔丽娅不能够经常出入宫廷舞会，是因为她丈夫普希金的职衔太低，没有权利得到邀请。于是沙皇想出了一个点子，就任命普希金为宫廷近侍。这样，娜塔丽娅就可以有资格在皇家舞会上频繁露面了，他也就可以把这个美人搂在怀里开心地跳舞了。

通常，宫廷近侍这一职衔，是授予血气方刚的小青年的。现在要早已年过30岁、头发已经花白的普希金站在一排18岁以下小青年当中，是那样不协调。而这一切还是为了让皇上能够常在宫廷舞会上见到他的妻子，可想而知，普希金的心情会是怎样郁闷。

可是，普希金又不能拒绝，拒绝不但会引起家庭的不和与争吵，更会引起沙皇的不满。况且，社会上早就流言四起，说普希金是通过自己的老婆获得这个闲职的；伴随着这些流言，自然还有更加难听的话。

普希金婚后在彼得堡的生活是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的生活中还埋藏着不幸的火花，它随时都可能引发成为一场灭顶之灾。

普希金的同时代人、作家索洛古勃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这一点时有过中肯的分析。他写道：

说实话，普希金是极端不幸的，他的主要不幸就是他住在彼得堡，过着足以毁灭他的上流社会生活。普希金处在那样一些人中间，他不能不感到自己比他们优越，同时又感到自己在这个贵族上流社会中在待遇和所起作用方面一贯是受屈辱的。

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官衔的最伟大的艺术家在官方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比一个最低级的司书还要低。他对上流社会的一些规矩，表面上也表现出似乎是蔑视的态度。

他的妻子是一位美女，是所有集会的装饰品，因而也是她的同年的女士的嫉妒对象。

为了能邀请她参加宫廷舞会，普希金被封为宫中低级侍从。为伴随美丽的妻子穿着宫廷礼服的这位自由的歌手，扮演了一个可怜的，几乎是可笑的角色：普希金不是本来的普希金，而是一个普通的内廷大臣和丈夫。

他热爱妻子，为她的美丽而自豪。他完全信任她。他嫉妒她，不是因为他对她有什么怀疑，而是因为害怕上流社会的流言，害怕在上流社会的舆论面前成为更加可笑的人。他致死的原因就是这种害怕心理，而不是他无须害怕的丹特士先生。

普希金，正像他的悲剧的主角一样，不可抗拒地、一步步地走进了上天注定的悲剧矛盾和冲突之中；也正像那支婚礼上的蜡烛一样，生活的风暴随时都可能把它扑灭。

婚变的缘由

娜塔丽娅是一位貌美如花的女人，她以自己的美丽赢得了普希金的爱。他们俩一位是才子，一位是佳人，的确是佳偶天成，天生的一对。

要是娜塔丽娅也有诗歌方面的才能，普希金长得更为英俊，那就更加完美了。然而世间的事情总是很难十全十美的，并且造物主也是公平的，他赋予她以美貌，就再不给她以才华；他给他以才华，就不再赐予他以英俊的相貌。

不少善良的人都曾怀有过这样的善良的愿望或假设，要是娜塔丽娅不爱虚荣，不热衷于在舞会上炫耀自己的美貌，少给普希金惹麻烦，那普希金也许就不会死于非命。

或者普希金不找这样一个妻子，而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那也不会有后来的结局。然而这都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而已，事实上在当年这样的假设都是不可能的。从普希金的性格和娜塔丽娅的天性来看，普希金遇见了娜塔丽娅这样令他动心的美丽的女子而不去追求，那他就不是普希金了。要娜塔丽娅拥有如此的美貌而不频繁出入社交场所、却成天待在家中做贤妻良母，也一样不符合娜塔丽娅的性格。

先不说这场悲剧后面各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仅就普希金与娜塔丽娅的结合一事而言，简直就是宿命的安排。

如前所述，就连地位至高无上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觊觎着娜塔丽娅的美色。他经常骑马走过娜塔丽娅的窗前，故意打马飞奔，想引起她的注意。

而在晚上，在宫廷举办舞会时，尼古拉搂着娜塔丽娅柔软的腰肢，柔声地向她发问：“您为何总是拉紧窗帘？”

关于沙皇和娜塔丽娅，当时就有不少流言飞语。其中有这么一条，意思是沙皇在娜塔丽娅面前已不是沙皇，而是一个骑兵少尉。

不过，据当年一些人的说法，尼古拉一世也并非是那种好色之徒，他不过是喜欢和漂亮女子调情，而娜塔丽娅又正符合他的口味。不过，对于娜塔丽娅来说，皇上的垂怜让她受宠若惊，她甚至也因此而感到骄傲。这符合她的教养和身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她的丈夫会怎么样想，她是考虑不到这么多的。

如果事情仅仅是眼前的这个样子，那也许还不至于惹来更大的麻烦。因为沙皇只不过是要找娜塔丽娅寻寻开心而已，他并非真心爱上了她，而娜塔丽娅不会也不可能爱上皇上，普希金也不会去找皇上决斗。

可是，一个翩翩少年就要取代沙皇的位置，他站在娜塔丽娅的面前，向她献上鲜花和他的殷勤。他身材高大，健壮而又英俊，与娜塔丽娅站在一起，吸引着众人的目光。而在舞会上，他们像王子和公主一样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一对儿。这个青年人就是丹特士。

乔治·查理·丹特士，法国人。他1812年2月5日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的苏尔兹，比娜塔丽娅小了几个月。他的父亲是约瑟夫·贡拉男爵。

丹特士幼年在莱茵的封丹中学读书。1829年，他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圣西尔军校，1830年法国革命使他被迫中断了学业。由于他出身于正统的贵族家庭，所以他参加了保皇军团，试图恢复查理十世的帝王功业，但是后来没有成功。

丹特士回到老家苏尔兹，但又忍受不了乡下的寂寞生活。他先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想到普鲁士军队里任职，但他又不愿意从基层军官干起。于是，他就通过普鲁士国王的介绍，到俄国来碰碰运气。

在途经德国时，他偶然间结识了一位身世显赫的大贵族，这就是当时荷兰驻俄公使冯·盖克恩男爵。盖克恩当时已40多岁，仍过着独身生活。他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便充当起他的保护人，后来又把他收为义子。

关于盖克恩和丹特士的关系，当年有不少流言。有人说丹特士是这位公使的私生子或侄子；有人说丹特士是查理十世的私生子，还有人说他们之间有一种不正常的男性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类似同性恋的关系。

而据当时人们的观察，这位公使大人从不和任何女性交往，而丹特士却喜欢追逐女性。由此有人推断，在他们之间，丹特士只能是受害者。

上述种种说法只是流言，并没有真凭实据。不过，丹特士英俊潇洒，惹人喜爱，特别是深得年轻女性的喜爱，却是真的。

屠贝茨科伊公爵这样说过：“他生得十分英俊，在女色方面的成功毁了他一生。他是外国人，所以对待女性十分大胆、十分放肆，胜过我们这些俄罗斯人。在女性的宠爱之下，他更是得寸进尺，越来越猖狂，简直到了我们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地步。”

另一个人则这样写道：“女人对他是你争我夺的目标。”在这些成为争夺目标的女人当中，有娜塔丽娅两姐妹。而且，随着时间的进展，丹特士追逐的中心集中到这两姐妹特别是娜塔丽娅身上。他们两人，一是最时髦的夫人、舞会上的皇后，一是最受青睐的军官、女人们的偶像。

从丹特士方面讲，能把这个最迷人的女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从娜塔丽娅方面讲，让翩翩少年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是件得意的事情，而丹特士正是她心目中的理想的男性。

至于叶卡捷琳娜，则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她狂热地爱着丹特士，但丹特士的心思却放在她妹妹身上，对她只是敷衍搪塞。而她心里也非常清楚，但她又想经常看丹特士，所以人们总看见他们在一起厮混。

关于娜塔丽娅和丹特士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人们议论很多的话题之一。如果说，丹特士追求娜塔丽娅，只是出于虚荣心和炫耀自己，而娜塔丽娅与丹特士眉来眼去，也只是为了消遣和解闷，为了弥补一些她在丈夫身上得不到的东西。那么，人们谴责他们是不无理由的，而并非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关系牵涉到人们崇敬的伟大诗人普希金。不过，据后来披露的材料看，娜塔丽娅和丹特士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是那种轻浮和互相玩弄的调情关系。下面的一段话，见于丹特士于1836年1月20日写给他正在国外的养父的信。

更糟的是，我已坠入情网，难以自拔！是的，我都快要发疯了，不知该怎么办。我不告诉你她是谁，因为信件有可能丢失。你就称她为彼得堡的第一美人儿吧！

她叫什么，你能想起来。使我的处境更为发窘的是她也爱我，但我们又不能经常相见，因为她的丈夫是个醋坛子。亲爱的朋友，我把这一秘密告诉了你，因为我知道你会分担我的忧愁。

但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告诉别人，也不要打听我追逐的那人是哪一位。那样你就会在无意中毁了她，而我也将无以自慰。因为，为了她，为了叫她高兴，我什么都肯干。

我近来的生活简直如同在受刑。两人相爱，但在四步舞的间隙里又不能挑明，这可真叫人难受。不过，请你放心，我会十分小心的。直至今天，我一直十分谨慎。这个秘密只有她知我知。

如果这些话可以相信的话，那可以认为丹特士是真的爱上娜塔丽娅而陷入情网了。从以上的话中还可以大概知道，娜塔丽娅差不多也是陷入情网。而从丹特士另一封写给他的养父的信中，则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娜塔丽娅的态度。当丹特士要娜塔丽娅当他的情妇时，娜塔丽娅拒绝了。

这个女人，别人都说她头脑简单。但不知是否爱情的力量从中起了作用，反正在那次交谈中，她的谈吐很有分寸，十分优雅，很有头脑。

她很难找出什么理由拒绝，因为她要拒绝的男子是喜欢她的，希望她为他作出牺牲。她十分从容地向我介绍了她的处境，并且十分天真地要我原谅。我的确被她说服了，无言以答。你知道她是怎么安慰我的吗？

她说：“我爱您胜过任何人，但您永远不能够得到我的心，因为其他的一切都已不属于我，我只有尽到做妻子的全部义务才会感到幸福。您可以抱怨我，但也请您一如既往地爱我。我的爱将是对您的报答。”

瞧，假如周围没有别人，我真会扑倒在她脚下，吻她的双脚。我要告诉你，从那天起我对她的爱进一步加深了，但现在情况有变化。我尊敬她，敬仰她，如同人们尊重和敬仰自己的救命恩人一样。

上两封信的内容看来基本上还是可信的，因为这些都是在私人信件中谈及的，一般说来其中不会有其他目的。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丹特士和娜塔丽娅之间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没有爱情基础的。

如果把对普希金的敬意暂时放到一边，而单从事情本身来看，他们之间的境遇，在某种意义上简直和《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后来的奥涅金和达吉雅娜差不多，而且娜塔丽娅在上面回答丹特士的一番话，几乎和达吉雅娜后来回答奥涅金的那段有名的内容如出一辙。

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和同居以前的安娜·卡列尼娜与沃伦斯基差不多。换句话说，普希金在这里面充当的便是一个痛苦的角色。

像丹特士和娜塔丽娅的这种关系，在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仅从这种关系而言，他们也不应当遭受更多的谴责，何况他们之间还是有爱情的，何况娜塔丽娅还是有所克制的，最后并没有把这种关系扩大化。

如果普希金仅仅因为丹特士爱上娜塔丽娅而和他决斗，那丹特士也不应受到过多的谴责。因为当年普希金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和许多人如索洛古勃、克鲁斯金等人都决斗过，他们中有的人还成为他的朋友。

丹特士之所以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不仅只是普希金的情敌，而且充当了整个上流社会乃至政府当局迫害普希金的走狗；二是他最后成为杀死普希金的凶手。

用诗人丘特切夫的话来说，他就是刺杀人们心目中王者的凶手。而不管是谁，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只要担任了这一角色，就不可能被人们原谅。

现在，悲剧的序幕已经拉开，戏也就得要唱下去，冲突不断，高潮迭起，不到鱼死网破，戏是不会收场的。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然而剧中人自己并不清楚，他们仍在扮演各自的角色。

按照古典主义戏剧的套路，最后都是皇权出来解决矛盾，落得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善良的人们都希望出现这一结果。可是，在这场悲剧中，皇权却不为真善美撑腰提气，却为假丑恶推波助澜。

为了爱情的决战

当丹特士和娜塔丽娅的关系公开化后，普希金非常痛苦。

一次，维亚泽姆斯基目睹到这样一幅情景：丹特士和娜塔丽娅、叶卡捷琳娜在大街上散步，碰巧被普希金撞见。维亚泽姆斯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写道：

当时，普希金匆匆从我们面前走过，犹如一阵风，马上消失在人群中去了，连头也没有回一下。

他的面部表情十分吓人，我当时就预感到要出事儿。

如果丹特士追求的不是娜塔丽娅，或者如果娜塔丽娅的丈夫不是普希金，那事情也许不会发展成后来的样子；可是问题正出在这里，这个美人儿的丈夫正是政府当局和上流社会都不喜欢的普希金。

盖克恩在国外接到义子丹特士告知他和娜塔丽娅的关系的信时，还告诫丹特士要小心谨慎，最好不要介入别人的婚姻；可是等到他回到彼得堡后，反而为丹特士追求娜塔丽娅出谋划策，原因就是普希金是外交大臣的仇人，而他是外交大臣的朋友，所以普希金也就是他的仇人。

而现在正好有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要利用这个机会把普希金搞臭，让他抬不起头来。包括最高当局在内，持有这样的想法的大有人在。

由此可见，情场上的角逐已经演变为一场政治迫害了，普希金面对的已不是丹特士一人，而是整个他曾经用他自由和战斗的诗歌抨击过的上流社会。

10月间，丹特士得病了，这场斗争本可以平息一阵子的，不料老盖克恩却亲自出马，他顶替义子的角色。他追着娜塔丽娅，不断地在她耳边灌输他的义子如何如何爱着她之类的话，甚至还说要是娜塔丽娅长久不答应丹特士的要求，那他可能会自杀。

据说在一次舞会上，盖克恩还向娜塔丽娅出了一个鬼点子，要她离开普希金，和丹特士私奔到国外去。这件事被娜塔丽娅断然拒绝。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娜塔丽娅也开始有些害怕了。然而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和恶化。

1836年11月4日，普希金收到一封用法文写的匿名信，信上竭尽全力侮辱普希金，骂他是戴绿帽子的“龟公”。

同一天，普希金的一些朋友也收到了同一内容的匿名信。仅就这封匿名信的内容而言，并未牵涉到丹特士。信中所说的纳雷什金的妻子曾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把普希金列入这个名单则是暗示娜塔丽娅和沙皇尼古拉有某种暧昧关系。

但普希金下意识地意识到，这封信是盖克恩所为。据维亚泽姆斯基称：“一收到匿名信，普希金就认为盖克恩是匿名信的作者。直至咽气时，他都一直这么认为。”

不过，从后来查明的情况看，普希金的直觉基本上还是对的。匿名信虽不是盖克恩亲笔所写，但却是他们一伙所为。

1927年6月，也就是说在诗人逝世90年后，这封匿名信经鉴定是盖克恩的同伙多尔戈鲁夫伯爵所写。

普希金接到匿名信后，愤怒异常。他把娜塔丽娅叫出来，把匿名信交给她。娜塔丽娅脸色苍白，吞吞吐吐，不敢承认她与丹特士的关系。

普希金则忍无可忍，在第二天就下战书提出和丹特士决斗。当盖克恩得知普希金要和丹特士决斗的消息，又害怕起来。他知道普希金是一位决斗高手，他害怕义子会死在普希金的枪下。

他赶到普希金家中，请求延缓决斗时间。普希金看到他一脸忧愁的可怜的样子，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答应延缓两周的时间。此后，在盖克恩的奔走下，在忠厚善良的茹科夫斯基等人的调停下，事情出现了某种转机。

丹特士年轻气盛，面对着普希金的挑战，本来是非来应战不可的，但在盖克恩的规劝、威胁和利诱下，终于作出了让步，转了一个弯子。他向外界承认，他并非是追求妹妹娜塔丽娅，而是爱她的姐姐叶卡捷琳娜；并且在公开场合与叶卡捷琳娜表示亲热，同时还正式向她求婚。

这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如果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结了婚，那就很有意思，丹特士就成了普希金的连襟，也就是说他们成了一家人了，那决斗的事便可迎刃而解了。

1837年，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按照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双重仪式举行了婚礼。普希金没有出席婚礼，而是让娜塔丽娅代表他出席。这样，决斗的事便没有再提。

从表面上看，在这个回合中，普希金多少也算占了一点上风，挽回了一点面子。但丹特士的贼心不死，事情远远没有就此结束。

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结婚后，试图与普希金和好，但普希金的态度很清楚，不与他打任何交道。丹特士在盖克恩的建议下，先后给普希金写过两封信。

第一封信是普希金在一个朋友家吃饭前收到的，他对信不屑一看，就把它撕得粉碎，并对当时在场的盖克恩说：“我和丹特士没有任何关系！别看他娶了我妻子的姐姐，我还是不会把他当姐夫看的。不要再给我写什么令人作呕的信了。我是不会接受的，你们也别白费工夫了。”

后来，丹特士上门来做婚后的拜访，普希金闭门不见。于是，丹特士又给普希金写了第二封信。普希金这次没有把信撕掉，而是想把信通过别人退给丹特士，却不料在朋友家中再次遇见盖克恩。

普希金走到盖克恩跟前，从口袋里拿出信，请他退给写信人。盖克恩回答，这信不是写给他的，他不能接受。

此时，普希金勃然大怒，把信向盖克恩的脸上扔过去，喊道：“你拿去吧，无赖。”

盖克恩之所以三番五次要丹特士忍让，是因为他心中有鬼。他虽然不是匿名信的直接书写者，但他参与了这件事，这一点他自己心中是清楚的。

他生怕万一这件事被查出来，给自己的名誉造成影响，会影响他的仕途的。可丹特士少年气盛，本来就不情愿忍让，现在养父遭到如此侮辱，不禁怒发冲冠。于是，他便开始变本加厉地报复普希金。

这以后丹特士变得十分猖狂，不论是在舞会上，还是在剧场，只要娜塔丽娅一露面，丹特士便围着她转来转去，而把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晾在一边。

这样，局面又仿佛回到了丹特士结婚以前。娜塔丽娅是这样一个女子，当惹出麻烦的时候，她便向丈夫发誓，不再理睬丹特士。

可事情一过，她又经不住丹特士的甜言蜜语，于是又像从前一样和丹特士说笑嬉闹。况且她还会这么想，反正丹特士还是她的姐夫，和自己的姐夫说说话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丹特士却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开始公开地挑逗、勾引娜塔丽娅。

一次，丹特士以修脚医生为话题，用法语对娜塔丽娅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您的鸡眼比我妻子的漂亮。”

这是一句双关语，在法语中“鸡眼”和“肉体”是谐音，所以这句话是挑逗性的和侮辱性的。

娜塔丽娅当时脸色发白，不知所措。普希金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气愤不已。更有甚者，丹特士还设下圈套，诱骗娜塔丽娅与他幽会。

1837年1月25日，娜塔丽娅收到她的一位女友波列季卡的信，请娜塔丽娅马上到她家里去一趟。这个波列季卡对普希金不满，因为他拒绝过她的要求，所以她也想使普希金出丑，便充当起“皮条客”来。

当娜塔丽娅到她家后，发现丹特士也在那里，知道中了圈套。而此时波列季卡却趁机溜走，让丹特士和娜塔丽娅单独相处。丹特士跪在娜塔丽娅面前，请求她答应和他一道私奔到国外去。丹特士甚至还拿出手枪，威胁娜塔丽娅，说要是她不答应，他就在她面前自杀。娜塔丽娅吓得直叫。

叫声惊动了波列季卡的女儿，她对此事一无所知，便一头闯了进去。这样，娜塔丽娅才趁机脱身而逃。看来这一切都是预谋。当晚普希金便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称他的妻子在一朋友家与丹特士幽会，他已无疑戴上绿帽子。

于是普希金就问娜塔丽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娜塔丽娅惊魂未定，把一切和盘托出，并委屈地倒在丈夫肩上大哭一场。此时，普希金怒火中烧，气得浑身发抖。他挥笔疾书，立刻向盖克恩下了战书。这封信措辞猛烈，让盖克恩没有退路。

普希金是冲着他来的。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便不可避免了。当局自然知道决斗一事，而且在决斗前夜，盖克恩还找过警察头子本肯多夫，请求他不要插手此事。

本肯多夫接受了盖克恩一伙的建议。其实他心里早有打算：要是普希金被打死，政府就少了一个用自由思想来蛊惑人心的敌人。要是他没有被打死，那当局也可以对他绳之以法，把他治罪，或者流放、或者监禁。

这就是政府方面对待这次决斗的态度。这一阴谋的策划，一步步把普希金逼向绝境。

1837年1月27日下午17时左右，在彼得堡郊外黑河边的雪地上，普希金和丹特士举行了决斗。普希金的助手是他的皇村中学的同学、工程兵中校丹扎斯，丹特士的助手是法国驻俄大使馆随员达尔沙克子爵。

按照决斗的规则，决斗双方的距离是20步，射击前双方的界桩离他们各5步，也就是说两个界桩相距有10步。决斗的信号一响，双方就可以相向而行，这时双方随时都可以开枪。如双方都未击中对方，则从头再来一次。这一决斗的规则是非常残酷的，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凶多吉少。

双方助手把普希金和丹特士各领到离各自的界桩5步远的地方，并把手枪交给他们，助手就退下。此时，决斗的双方便相向而立，等待决斗开始的信号。

丹扎斯把帽子一挥，宣布决斗开始。只见他们两人都向界桩走去，普希金动作敏捷，很快就跑到临界线处。而丹特士稍微慢一些，离临界线还有一步之遥，他见普希金先行到达，便未等到达界线处就开了枪。

枪声响了，普希金摇晃了一下，倒了下去。他喃喃自语：“我觉得我的股骨被打碎了。”两位助手向他奔去。丹特士也想向他走来，但普希金的神志很清楚，他制止丹特士，吃力地说：“等一等，我还有力气开枪。”

此时，丹特士面对着倒地的普希金，站在临界线处，用右手护住胸膛等普希金开枪。

普希金倒下去的时候，枪掉在雪地上，这时丹扎斯递给他另一只手枪。普希金接过枪，用左手微撑起身子，瞄准丹特士，随着一声枪响，丹特士应声倒在雪地。

普希金问丹特士伤在哪里，丹特士回答：“我想是伤在胸部。”

普希金说了声“太好了”，就把手枪扔到一边。

其实，普希金并非像他当时的感觉那样伤在右腿，而是伤在右腹，而且伤势非常严重。而丹特士也并非伤在胸部，他是侧身而站，子弹只从胸部轻轻擦过，打在手上。

两辆雪橇拉着两个受伤的决斗者向城里驶去，普希金在前，丹特士在后。路上遇见盖克恩派来的马车，丹特士和他的助手建议用马车把普希金拉回家。丹扎斯同意了，但他没有向普希金说明马车是盖克恩派来的，因为那样，普希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于是，普希金就被抬上了马车。

普希金被家人安置在他的书房，他的伤势很严重。他不愿意让娜塔丽娅看到他痛苦的样子，便叫她走开，不让她待在他的身边。当天晚上，伤势进一步恶化，普希金疼痛难忍，甚至想开枪自杀。他叫仆人把抽屉里的手枪拿给他，仆人拿枪时预先告诉了丹扎斯，于是丹扎斯便过来把枪取走了。

第二天早晨，普希金的伤痛稍微有些减轻，他让人把娜塔丽娅和孩子们以及妻姐亚力山德拉叫进书房，和她们逐一告别。

娜塔丽娅一头扑到丈夫身上，握紧他苍白的手。她已是蓬头垢面，满脸倦容，悲痛欲绝。而孩子们也是睡眼惺忪，他们还太小，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午，医生让普希金服了几滴鸦片，普希金的感觉稍微好了一些。来看望普希金的人络绎不绝。一些好友像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屠格涅夫等人，在普希金离开人世之前，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诗人的家。

在大门口已是人山人海，大家都非常关心诗人的伤势，以至于连普希金家里的仆人都有些疑惑不解，到底他们的主人是何等伟大的人物，竟有这样多的人前来关注他的伤情。一个老人惊讶地说道：“天啊！我记得库图佐夫元帅逝世时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

1月29日早晨，普希金的病情越来越糟，医生们都说没有希望了。彼得堡最著名的阿连德医生都宣布病人活不过两小时，丧钟即将敲响。

普希金吩咐，叫娜塔丽娅进来。他很平静地对她说：“我死后，你就住到乡下去吧！设法让他们忘掉你。你为我守孝两年后就改嫁吧，但要嫁个体面的男人。”

中午时分，普希金突然提出要吃草莓。丹扎斯找来草莓，普希金要娜塔丽娅喂他吃。普希金吃得很有味，每吃一口就说：“真好吃。”

下午14时45分，当娜塔丽娅刚离开书房时，普希金出现了濒死的症状。他用逐渐黯淡的眼睛扫视了一下他的书柜，轻声却又清晰地说道：“别了，别了。”接着就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正当他停止呼吸的时候，娜塔丽娅回到了书房。她见丈夫死去，立刻扑向他，跪在他的床前。她一边推着普希金的身子，一边号啕大哭：“普希金，普希金，你还活着吗？”

此时，普希金再也不能回答她了。

这时，大夫进来了，娜塔丽娅抓住大夫的手，大声喊道：“是我杀死了丈夫！我对他的死应当负责。但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的灵魂和我的良心都是纯洁的。”

普希金死了，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了！朋友们为普希金洗身沐浴、梳头、换衣，为他穿上了那件代表着“幸福”的燕尾服。这是7年前他向娜塔丽娅求婚时所穿的衣服，现在要永远随他而去了。朋友们打开诗人的钱包，里面仅有75个卢布。大家把75个卢布分掉，留作永久的纪念。

普希金的遗体停放在他家的前厅里，前来吊唁的人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多半是平民百姓，并不认识普希金，但都知道普希金的名字，或读过他的诗篇。此刻，这些陌生的人在哭泣，在呐喊。

有人在高叫，要杀死凶手丹特士；有人则呼喊着，要处死“笨蛋外科医生”。

1月30日，普希金的遗体被移往御马厩街教堂。第二天，在这里举行安魂祭。由于前来参加安魂仪式的人太多，不得不采取凭入场券才可进入教堂的办法，但教堂里还是人山人海，连街上都挤满了人。

1837年2月4日凌晨，普希金的灵柩在宪警的押送下被运往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附近的圣山，2月6日在圣山修道院下葬。

历史永远铭记

上流社会对普希金的死无动于衷，相反，却对丹特士的伤情关怀备至。当局力图淡化诗人的死，却又没料到普希金的逝世引来如此之大的社会影响。

警察机关下令禁止发表任何悼念普希金的文章，销毁新印刷的普希金的画像，但这仍阻挡不了人民悼念诗人的浪潮。书店里普希金的作品被抢购一空。当局乃至沙皇本人还通过各种方式收到不少匿名信，要他们“尊重人民的意志”。

就在这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首诗歌手抄本，它字字带血，句句含泪，每一个字母都如同一颗愤怒的子弹，射向那些反动的腐朽的统治者。

你们，以下流和卑贱著称的先人孳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后代儿孙，

你们用你们那奴隶的脚踵践踏蹂躏了幸运的角逐中败北的那些人们的踪迹！

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

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

对你们公证和正义——一向是噤口无声！

但还有神的裁判啊，

荒淫无耻的嬖人！严厉的裁判等着你们；

他决不理睬金银的清脆声响，

他早已看透你们的心思和你们的行径。

那时你们想求助于诽谤也将徒然无用。

那鬼蜮伎俩再不会帮助你们，

而你们即使用你们那所有的污黑的血

也洗涤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这就是普希金的继承者、诗人莱蒙托夫悼念普希金的著名的《诗人之死》中的诗句。莱蒙托夫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那“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杀死了普希金！

杀人凶手即使在人间逃避了惩罚，但天庭却不会轻饶他们。莱蒙托夫的诗篇表达了人民的心声，给专制政权以有力的打击，同时也激怒了统治者。像普希金一样，莱蒙托夫也被沙皇政府流放到俄罗斯的南方，但他的诗歌却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在数以万计的悼念普希金的诗篇里，还有一位诗人的诗作永远被人们铭记，那便是丘特切夫的《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从1838年开始，经过茹科夫斯基删节过的普希金全集开始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19世纪40年代，别林斯基在一系列论著中全面评价了普希金的创作，确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的崇高地位。

别林斯基说，俄国文学是“从普希金开始的”。他指出：“在普希金以前，却绝对没有俄国文学。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因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俄国生活的脉搏在跳动。这已不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是介绍欧洲人认识俄国了。”

别林斯基的论断，得到俄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普遍认同。在普希金在世时“普希金流派”出现，普希金逝世后，这一流派即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系列俄国大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乃至契诃夫，都把普希金视为自己的老师。

普希金在人民的心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种崇高的位置是以往任何作家或诗人都不曾有过的。

1880年，在莫斯科隆重举行了普希金铜像的揭幕典礼，数以万计的人拥向铜像坐落的普希金广场参加盛典。当时最负盛名的作家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屠格涅夫说：“普希金，我再说一遍，他是我们的第一位诗人艺术家。他独自完成在别的国度要花费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分开完成的两件工作：建立语言和创造文学。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只需沿着他的天才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此后，矗立着普希金铜像的普希金广场便成为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圣地。每当社会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涌向普希金广场，聚集在诗人的塑像旁边，仿佛是要向自己的诗人寻求精神力量的支援。而每当到了诗人诞辰或逝世的纪念日，人们又会不约而同地自觉自愿地前来给诗人献上鲜花，群众自发地悼念这样伟大的诗人。

西欧读者在普希金在世时就对他有所认识。当普希金还只有23岁的时候，法国的《百科大全》上就提到过普希金的名字。1837年，波兰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友人密茨凯维奇在悼念诗人的文章《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学运动》中向东欧读者介绍了普希金。

普希金的作品在西欧的传播，则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由于长期侨居在西欧的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学生屠格涅夫的翻译和介绍，普希金的作品获得了西欧读者的赞赏，并在西欧读者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据屠格涅夫回忆，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曾当着雨果的面，“毫不犹豫地把普希金称为自己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如今，普希金的作品几乎被译成欧美各种文字。

普希金作为文学艺术的强大推动者，对俄国艺术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许多伟大的作曲家都成为普希金作品的天才解释者。从格林卡和达尔戈梅斯基开始，经过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柴可夫斯基等人的演绎，俄国歌剧通过再现普希金的人物形象和题材逐渐成长、壮大，得到世界的承认。

天才的悲剧诗人为悲剧演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诗人同时代的卡拉蒂金和莫恰洛夫都非常喜欢普希金剧中复杂而深刻的人物。后来，热情的叶尔莫洛娃和来自民间的斯特列佩托娃揭示了《女水妖》中磨坊老板女儿的整个悲剧形象。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姬再现出《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中的梅丽。卡恰洛夫塑造了唐璜的光辉形象。

连场演独特角色的演员，也塑造了一系列第一流的舞台形象。例如，有谢普金表演的名贵族，普罗夫·萨多夫斯基表演的莱波列洛，萨草伊洛夫表演的僭王，达维多夫演的瓦尔辛加姆，瓦尔拉莫夫演的逃亡的修士，莫斯科文演的格里果里·奥特列皮耶夫，等等。

俄国演员从普希金的戏剧中受到悲剧和节奏语言方面良好的训练。夏里亚宾为普希金作品的许多人物塑造出光辉的形象。

在普希金逝世100周年之际，苏联戏剧界涌现出大批新人，他们成功地表演了普希金剧中的人物形象。

普希金的创作为俄国画家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素材。在俄国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那样在绘画和版画方面得到最广泛的、充分的反映。为普希金作品作插图的有费多托夫、勃柳洛夫、克拉姆斯科依、列宾、苏里科夫、谢罗夫、弗鲁别尔、别努阿、比利宾、卡尔多夫斯基；在十月革命时代有库斯托季耶夫、多布任斯基、米特罗辛、库普里扬诺夫、克吉夫钦科、科纳舍维奇、鲁达科夫、库兹明、希任斯基、萨维茨基及其他许多人。

以普希金作品为题材作画的有索科洛夫·斯卡利亚、格拉西莫夫、什马里诺夫、马尼浑尔。为《青铜骑士》、《叶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埃及之夜》作的许多插图和版画，都是造型艺术中的杰作。

普希金的作品还激发了装饰画大师们的灵感。例如，戈洛文、科罗文、西莫夫、法沃尔斯基、拉比诺维奇、德米特里耶夫以及其他许多人，在彩色鲜艳的大型布景中展现出普希金作品的世界，令人耳目一新。

普希金既是俄国雕塑的鉴赏家，又是俄国雕塑的创作对象和推动者。与他同时代的雕塑家维塔利、哈尔别尔格、捷尔宾耶夫，就曾塑造他的最早的半身像和全身像。稍后，由奥佩库申塑造的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和巴赫塑造的“学生时代的普希金”，得到了民众一致的好评。

诗人的名声不但传遍了“整个伟大的俄国”，而且在一切进步国家中得到反响。普希金是第一位以其创作证明了列宁后来提出的俄国文学具有世界意义的论点的作家。

普希金短暂而悲凉的一生，标志着俄国思想发展史和语言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转折。普希金不仅大大扩展了抒情诗的体裁，还创造了许多新的诗节。其诗句写得匀整、富于表现力，而且使俄语诗达到前人所未见的灵活和有力。

在俄国，从普希金开始，诗歌第一次成为政治讲坛。诗人对当时的一切现象都很关心，很敏感，用文字记录了整个社会的画面。当时的俄国社会受到法国革命思想的推动，又被十二月党人的风暴分为两个势不两立的营垒。

普希金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从历史中为眼前发生的政治斗争寻找依据。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描写俄国历史上的传说，描写俄国人民的胜利斗争和英雄形象。然而，他作为真正的诗人所捍卫的，正是人民群众为之而奋斗的属于未来的宝贵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