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的辉煌时刻

我为自己建起非人工的纪念碑,人民走向他的路径不会荒芜。——普希金普希金

活跃在新的文学殿堂

1826年12月26日,新朋友带领普希金进入吉纳伊达沃尔·康斯卡娅的文学沙龙。这在法穆索夫的莫斯科是一座真正的艺术研究院。

在音乐厅的一座壁龛里,放着阿波罗屠龙的高大雕像。普希金不久就写了一首描写这个故事的诗。这首诗在世界诗坛描写同类题材的诗歌中,可以说是最优秀的诗篇。

弓在响,飞矢在摇颤,

龙射死了,盘作一团;

望楼上的阿波罗啊,

你胜利了,春风满面!

这4行诗不过是讽刺诗的一节,写得形象鲜明,活灵活现。讽刺的对象,是沃尔·康斯卡娅家的一个客人。因为他不小心碰掉了大理石雕像的一只胳膊。

在沃尔·康斯卡娅家,普希金遇见了南方克里米亚之行的旅伴,她就是拉耶夫斯基将军之女玛丽亚·拉耶夫斯卡娅。在流放到南方的初期,诗人暗恋过这位少女。玛丽亚后来按照父亲的意愿,嫁给了年龄大她一倍的谢尔盖·沃尔康斯基公爵。

但是,这位十二月党人被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作为妻子的玛利亚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离开家庭和孩子,追随丈夫去西伯利亚生活。望着这位自己深深爱过的女子,想起他们一起在南方度过的快乐的日子,普希金不禁感慨万千:人的命运是多么不可预测啊!

几年前,这个天真的少女还和他一起兴致勃勃地数星星。如今,她却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明天就要奔赴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普希金紧握着玛利亚发烫的小手,口中不断地喃喃自语,仿佛一些诗句就要从他的口中说出。

他告诉她,他最近为西伯利亚的苦役犯写了一首诗。几天后,当另一位十二月党人尼·穆拉维约夫的妻子也要去“千里寻夫”时,普希金请她把一首诗带到流放地,这就是著名的《寄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深深的矿坑中,

你们要坚持高傲的忍耐。

你们的思想的崇高的意图

和痛苦的劳役不会落空。

不幸的忠贞的姐妹,

希望在昏暗潮湿的矿坑下潜行,

它将唤醒你们的刚毅和欢欣,

那盼望的日子一定会来临。

爱情和友谊将会穿过

幽暗的铁门向你们传送,

就像我的自由的歌声

会传到你们的苦役的黑洞。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阴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交到你们手上。

这首诗令人想起诗人在1818年写的那首《致恰达耶夫》。可以说这两首诗是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中的姊妹篇。它给那些在“深深的矿坑中”受难的革命志士以巨大的鼓舞。十二月党人诗人奥陀耶夫斯基写了一首诗来回答普希金,诗中有这样两句:

我们悲惨的事业不会落空:

星星之火必将燃成熊熊的烈焰。

列宁在1900年创办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上,曾用“星星之火必将燃成熊熊的烈焰”作为刊头题词。这句著名的诗在中国被译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还曾经引用这句诗写过文章。

1827年7月16日,这一天是十二月党人的5位领袖被沙皇政府处决一周年的纪念日。处在专制政府直接监视之下的诗人,不能公开地表达自己对朋友的怀念和对共同事业的忠诚,于是便用隐喻的手法写了一首诗《阿里昂》。

我们很多人在木船上,

有些人紧拉着帆,

有人同心协力地划桨。

我们聪明的舵手,在寂静中倚着舵,

一声不响地驾驶着满载的船。

而我毫无忧虑的充满信心,

在向水手们歌唱。

突然间,喧嚣的狂风袭来,

欣起巨浪,

舵手和船夫都葬身海底,

只剩下我一个隐秘的歌者,

被暴风雨扔到岸上。

我一边唱着往日的歌,

一边把我湿淋淋的衣裳,

晾晒在太阳下的岩石上。

阿里昂,传说是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一位诗人和音乐家。有一次他带了许多财宝从意大利乘船到科林斯去,在途中水手要抢掠他的财宝,还准备把他推入大海。阿里昂请求再让他唱一首歌,然后便跳入大海自尽。海豚听了他的歌声,深受感动,便把阿里昂接住,并一直送他到岸边。

普希金在诗中以阿里昂自居,水手指十二月党人,而舵手则是指5位起义者领袖中的诗人雷列耶夫。起义爆发时,普希金正被流放在米哈洛夫斯科耶村,因此才幸免于难,也就是诗中所说的“只剩下我一个隐秘的歌者”。

可诗人不能忘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不会放弃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仍一如既往地“唱着往日的颂歌”,晾干衣服,继续奋斗。

写完《阿里昂》之后,普希金离开了莫斯科,又回到了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虽说他已经获得了自由,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气氛实在令他感到窒息。

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后,他在彼得堡的朋友所剩无几。再加上当局不断地来骚扰他,使他无法静心写作。

他宁愿躲到这僻静的乡间,听任缪斯抚慰他的心灵。这时他开始构思和写作一部散文作品长篇小说,小说最初的题目是《彼得大帝的黑奴》。

按照普希金构想,这部长篇小说以诗人的外曾祖父不平凡的命运为线索,展示彼得大帝这位改革者在那个时代所作出的丰功伟绩,描画出当时的时代风貌。

政治改革的主题是这部长篇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

现在普希金要用长篇小说来表现历史人物,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因为当时俄国从没出现过一部真正意义的长篇小说;就是在欧洲,现实主义的长篇叙事作品也没有真正出现。

据普希金对一位同时代人透露,他这部作品的“主要引子,写的是黑奴的妻子出轨,给他生了个白小孩,因此被送进修道院”。从这样一个构思出发,联系到普希金关于作品主题的设想,可以看出普希金是在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写作方法的基础上来创作的。

由此也可以预示他未来的散文作品的发展趋势。不过,非常遗憾,由于种种原因,这部长篇小说没有写完,小说只写了6章。仅从这6章来看,这部作品应该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要是诗人最终把这部作品完成的话,说不定俄罗斯小说史乃至整个欧洲的小说史的格局都可能要重新划分了。

10月中旬,普希金离开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在去彼得堡途中的一个驿站上,他突然发现著名作家席勒的一篇故事,于是便打开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正在这时,窗前响起了官府的车马声。普希金后来这样回忆道:

我刚读几页,一名警官护送的4辆三套马车来到了驿站。我出去一看,见一名囚犯靠柱子站立着。这是个年轻人,身材高大,脸色苍白,消瘦,一把黑胡子……突然,年轻人向我投来一个热切的目光,我情不自禁地转向他。

我们相互长时间地打量着……我认出了他,原来是老同学丘赫尔别凯。我们相互拥抱在一起。宪兵把我们分开,警官抓着我的胳膊,威胁和辱骂我。但我都当做没有听见。丘赫尔别凯昏倒了。宪兵给了他一点水,把他架上马车,车队又出发了。

普希金望着远去的囚车,悲痛欲绝。这位皇村中学的同窗好友,如今成了一个国家要犯。

两年以后,丘赫尔别凯在监狱里写信说道,他很奇怪,他那么一副模样普希金竟还能把他认出来。另外,据押车的士兵报告,普希金曾打算交一笔钱给这个囚犯使用,但遭到拒绝。

几天后,即1827年10月19日,普希金在纪念皇村中学校庆日的诗中写道:

愿上帝保佑你们,我的朋友,

安然度过风暴和日常的忧愁,

无论在异乡或荒凉的海角,

或是在人间幽暗的地牢!

这最后一行诗显然是献给丘赫尔别凯和普希钦的。这段时间,普希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

在老朋友中,值得一提的是与著名的《聪明误》的作者格里鲍耶陀夫的会见。他们已有十多年没见面了。格里鲍耶陀夫是俄国驻波斯的外交官,这次因公务回国,普希金才得以和他见面。

两位老朋友都非常激动,谈得最多的还是各自的创作情况。两个朋友都喜欢音乐,与年轻的音乐家格林卡都是好友。格林卡根据格里鲍耶陀夫提供的一支格鲁吉亚歌曲的旋律,谱成一支钢琴曲,普希金很喜欢这个曲子,特意按照曲调,写下这样的诗句:

美人啊,那格鲁吉亚的歌,

请别在我面前吟唱,

那忧郁的歌,

使我想起了另一种生活和遥远的地方。

啊,你的残酷的曲调,

使我的记忆浮起了草原和黑夜,

在月光下那遥远的可怜的少女的容貌。

看见了你,

我就忘记了那可爱的、磨人的幻影,

然而你唱起来,

那影子又呈现在我的脑中。

美人啊,那格鲁吉亚的歌,

请别在我面前吟唱,

那忧郁的歌,

使我想起了另一种生活和遥远的地方。

这就是由格里鲍耶陀夫、格林卡和普希金共同创作的俄罗斯最杰出的浪漫曲之一。诗中所写到的“那遥远的可怜的少女”,是指不久前随丈夫去西伯利亚的拉耶夫斯卡娅。

在诗人新结识的朋友当中,值得一书的是叶丽扎维塔·希特罗沃。她是库图佐夫元帅的女儿,交际广泛,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知识。

据说是她向普希金提供了司汤达的作品,并为诗人弄到了长篇小说《红与黑》,从而使普希金了解到欧洲最新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动态。普希金读了《红与黑》后,对司汤达的才华称赞不已。

1828年7月31日,普希金的老奶妈不幸病逝。这位农奴妇女的离去,使诗人异常悲痛。她的葬礼十分简单,她的墓前也没有留下墓志铭,可是她的姓名——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将与普希金的名字乃至俄罗斯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场政治官司

1827年11月18日,普希金接到紧急通知,要他马上去见莫斯科警察总管。严厉的舒尔金将军把军事法庭委员会的质问通知交给他。

舒尔金问道:“正在流传的诗是不是你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你写这首诗有什么目的?诗中谈的囚犯的意图,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不是他们的同党?”

这里的“囚犯”,指的就是12月14日起义的领袖们。这样一来,政府向普希金明确表示:怀疑他事先知道囚徒们酝酿推翻专制制度的兵变详情。

诗人回答说:“我实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诗,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诗有反动内容。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一向是奉公守法的人。”

舒尔金说:“好吧,既然你装傻,我也有办法。等着瞧吧,我会找到证据的。”

1月27日,舒尔金把《安德烈·雪尼埃》的片段装在信封里封好,派人送交普希金。信里舒尔金质问他这首诗是不是他写的反动诗。

我的明灯,我向你致敬!

我曾经把你瑰丽的英姿歌颂,

歌颂你刚刚坠出的一点火花,

歌颂你在暴风雨中诞生。

我歌颂过你那神圣的雷霆,

因为它劈开了可耻的囹圄,

使赫赫权势的古老的骄横,

遭到耻辱,只落得一场空。

我看到你的儿女们的大勇,

我听到他们异口同声的保证、

见义勇为的庄严誓词

和对专制制度的坚决抗争。

我看到他们汇聚汹涌的波涛,

把一切污泥浊水涤荡干净,

而热心的法国人热情洋溢,

向人们预告大地的新生。

你的聪明才智已大显身手,

那些神圣流放者的英灵,

已进入不朽的巴黎公社。

腐朽王位的画皮剥落了,

已无人再把它奉若神明,

枷锁开了……

普希金解释说,这首诗是在“最近这场叛乱”发生很久之前写的,诗的内容写的是法国革命,具体描写了攻破巴士底监狱、在练马场宣誓、米垃波的答复、伏尔泰和卢梭的迁葬、路易十六被处死、罗伯斯庇尔的活动和国民议会。这么多的历史人物和事实,排除了把这首诗看做描写现实的可能性。普希金最后写道:

“如果这首诗不是被故意曲解,那么怎么也不能说它是和12月14日有关系的。”

最后一句话说得最为刚正激烈,具有对当局挑战的意味,因为最高审讯机关正是这样理解的。诗人对待最高侦查机构这种“激烈”的态度,对这个案件的最后判决不能不产生影响,使它又拖延一年半之久。

直至1828年6月28日,国务会议才作出“关于普希金作品的决议”,“根据他有关1825年12月14日事件的回答言辞不逊和整篇诗作的精神,决定对他进行秘密监视”。这个决议得到尼古拉一世批准。

在政治审讯的同时,官方教会也设计陷害普希金。这次是“东正教首席大主教”在彼得堡部主教谢拉非姆指控普希金犯有国事罪。这个主教既是一个好挑衅的政治家,又是一个狂热的信徒。1828年5月28日,《加甫利颂》的手抄稿传到他手里。不难想象,这个狂热的信徒看到下面的讽刺语句该是多么义愤填膺。

至尊的上帝向他的信女的

苗条的柳腰和处女的酥胸,

投下含情脉脉的目光……

严厉的大主教曾因为整篇的神学宏文同《圣经》的文字稍有出入就把它付之一炬,如今发现普希金的长诗充满魔鬼的诱惑更是气愤不已。

过了两个星期,普希金又被总督传见,总督声称:“皇帝陛下要我询问,您在1815年或1816年,在皇村中学是从谁的手中得到长诗《加甫利颂》的?如您能够找到作者,此事便与您无关。要知道社会上有大量手抄稿是以您的名字到处流传。”

普希金心里十分清楚,尼古拉一世不相信他第一次的供词,但此时他也无法再改口,只得写下如下含糊其辞的供词:“这份手稿曾在骠骑兵军官中流传,但我已记不得是从谁的手中弄到手稿的。我抄的那份大约在1820年就烧掉了。”

《加甫利亚德》是普希金在1821年4月写成的,即在复活节前和复活节中写成。作品充满反教会的情绪和精神,它讽刺了圣经中关于圣母纯净受胎和亚当及夏娃被逐出乐园的故事。作品以手抄本广为流行,尤其是得到十二月党人的欢迎。

1826年,在沙皇政府追捕十二月党人时,警察机关就收到对这部作品的密告,密告称它为“叛逆的诗”,在社会中传播了“叛逆的火种”。但这一密告当时未得到重视。

直至1828年,发生了“退伍大尉米契诃夫诵读《加甫利颂》败坏其奴仆的宗教观念”的轰动一时的事件,为此,尼古拉一世才下令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认真调查此事。

于是这次调查很自然地牵涉到了普希金。《加甫利颂》的正式出版,是在1861年的英国。在俄国,1908年经大量删节后出版。十月革命后,《加甫利颂》才得以全文发表。

尼古拉一世执意要查清事情的原委。他先后两次接到普希金的“抵赖”的供词,很不满意,下令第三次传见普希金。在这种情况下,普希金便直接写信给沙皇,承认是他写了《加甫利颂》。又像上次那样,沙皇赦免了普希金。

而普希金则深深地感到,他已被专制政权牢牢地控制住,动弹不得,他唯一可做的就是用他的诗篇来控诉专制制度的残暴。在交代《加甫利颂》的供词的草稿上,诗人满含着悲愤,写下了抗议专制政权的著名的诗篇《毒树》。

在枯干而贫瘠的荒原上,

酷热灼烤着泥土的地面,

一棵毒树,像森严的守卫,

傲然独立于天地间。

连小鸟都不朝向它飞,

虎也不来——只有旋风

有时朝这死亡之树猛吹,

然后跑开,但已染上疫症。

然而,人却能以威严的目光,

把别人派到毒树那里,

那人立刻俯顺地前往,

次日一早,带回了毒剂。

他献上了致命的树脂

和叶子已枯萎的枝干。

啊,他苍白的前额尽湿,

汁水流下来有如冷泉。

献完了,接着虚弱地倒在

帐篷里的树皮地面。

这可怜的奴隶于是死在

无敌的主子的脚前。

来之不易的婚姻

普希金到达莫斯科不久,在一次舞会上遇到一位美丽的女人,她身穿轻飘飘的白色连衣裙,头戴金发箍。这就是16岁的娜塔丽娅·冈察洛娃。

她由母亲带着,刚进入社交界。她的容貌合乎古典式的端庄秀丽,目光流露出深邃的沉思,任何人看了都不免为之倾倒;再进一步仔细观察,便能发现她“前额上痛苦的表现”和一种特殊的浪漫色彩的美丽。

普希金觉得自己的眼前一片绚丽的光彩,这个古典的美女让他怦然心动。已经30岁的普希金像他笔下的奥涅金一样,还在过着独身的生活。虽说他的行动总是被沙皇的密探监视着,每有一个大的走动事先都要报告、批准才能成行。但在日常生活方面他还总算是自由的。他的友人,除了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大都过着有家室的生活,而他,却还是形单影只、孑然一身。

作为诗人,爱情是他的一种对生活和情感的体验,而真正的爱情在他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这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

我知道什么是爱情,

它不是忧郁的愁思,

不是无望的迷误。

我知道,爱情就是美好的理想,

是陶醉,是心灵的满足。

这个美丽的少女脸上淡淡的忧伤深深地吸引了普希金,他有一种想保护她的冲动。而这位少女脸上的忧伤是由深层次的原因造成的。这个美丽的少女是在艰难的环境里长大的。

冈察洛娃一家原来是卡卢加的富商和工厂主,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财产,可是到她祖父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的手中,却挥霍光了。这样,使全家落入贫困的境地。

漂亮的娜塔丽娅的父亲叫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从很早就得了忧郁症,后来发展为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经常剧烈发作,情况非常严重。娜塔丽娅6岁之前,是在祖父的亚麻厂里长大的,后来搬到在莫斯科的父亲家中。

这里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为了在父亲犯病时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年轻的母亲往往把孩子们赶到带铁门的小阁楼里。她的母亲年轻时也非常漂亮,随着年纪渐老,开始变得邋遢了。她成为家里难以忍受的暴君,她那怪癖的性格使全家人发抖。

按照家族的传说,“在规矩最严的修道院,对待见习的小修女也不像对待冈察洛娃姐妹那样严厉,她们姐妹被母亲管得服服帖帖”。这种压抑的环境使娜塔丽娅形成一种孤僻和胆小的性格。

普希金同冈察洛娃一家结识后,经常到她家来做客。娜塔丽娅的姐姐、18岁的亚历山德拉很崇拜普希金,能够背诵出普希金的许多诗歌,她甚至还偷偷地爱上了普希金。

至于娜塔丽娅,她过于腼腆,在普希金面前感到受宠若惊。她虽对这个向她献殷勤的人也很感兴趣,知道他发表过许多优美的诗歌,但却不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什么使她喜欢。她只觉得他很古怪,指甲留得那么长,甚至连舞都不会跳;似乎并不是合适的男友的人选。

1829年4月底,普希金请托尔斯泰伯爵去为他做媒,向娜塔丽娅的母亲老冈察洛娃提亲。但老夫人却不喜欢普希金,在她看来,普希金只是个舞文弄墨的人,没有稳定的收入,况且他还是被政府监视的对象;而自己的女儿又年轻又漂亮,不愁找不到称心如意的人家。于是,她便以女儿的年龄还小,暂时把事情搁置下来。

普希金在接到答复的当天,用法文给冈察洛娃夫人写信说:

我屈膝下拜,流着感激的眼泪给您写信。如今,托尔斯泰伯爵带来了您的答复,您没有拒绝,给我留有一线希望。

但是,假如我仍然低声抱怨和悲伤,痛苦与幸福交织在一起,请不要责备我忘恩负义。我理解母亲的谨慎和对女儿的偏爱!但请您原谅我的焦急心情,这是沉醉于幸福之中的病态心理。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

由于求婚不顺利,普希金心绪不佳,他想换一个环境。在这里他天天都要见到心上人,不免会感到莫名的惆怅。他想去南方,去高加索,去大自然的怀抱里,让大自然、让冒险的生活冲淡他对娜塔丽娅的相思。

后来,他又给冈察洛娃夫人写信,解释他出走的原因。

我第一次见到她,就爱上了她。她使我头晕目眩,我便向她求婚。但您的答复含混不清,使我几乎发疯。当晚我就来到了部队上,您问我来部队干什么?我发誓,我自己也不知道。一种不由自主的苦恼驱使我离开了莫斯科。经常看到您和她,我会受不了的。

我给您写过信等待您的答复,但什么也没有等到。青春期的放荡生活闪现在脑际,我的确有些放荡,但谣言夸大了事实。遗憾的是这些传闻几乎已是家喻户晓了,您当然可以相信。我不敢抱怨,但这叫我极度失望。

当普希金想离开莫斯科去南方时,曾有人以南方是不祥之地为由劝说普希金放弃此行,并还举出拜伦和格里鲍耶陀夫都死于南方的例子。但普希金执意南下,谁也劝阻不了。

大自然永远是诗人的朋友。从普希金第一次到南方时算起,到如今差不多快10个年头了,诗人宝贵的青春年华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而现在,诗人已是“而立之年”了。

南方,这个普希金的诗歌的摇篮,又一次以其雄奇壮丽的美景吸引着普希金。它唤醒了诗人的心灵,诗情在诗人的胸中奔涌,诗句在诗人笔下流淌,南方的奇美风光展现在面前。

高加索在我身下,我兀立山巅,

在悬崖边沿的积雪之上出现,

一只苍鹰从远方的峰顶腾起,

几乎不动地翱翔在我的眼前……

巨浪拍打阴郁的峭岩,

喧闹不息,飞沫四溅,

苍鹰在我头顶上鸣叫,

松林在哀怨,

在雾海浮沉的崇山峻岭,

正亮着银冠。

突然从峰顶之上塌落一大堆冰雪,

它“隆隆”作响,

在峭壁间的深谷夹道中筑起了屏障,

于是便挡住了捷列克河滔滔的巨浪……

这熟悉的大自然又唤起了诗人的回忆:拉耶夫斯基将军一家人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英武和豪放的将军,性格迥异的两兄弟;还有坚强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玛丽亚·拉耶夫斯卡娅……可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诗人怎么也摆不脱另外一个倩影,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倩影。

虽说他已远离了莫斯科,然而这个美丽的影子却总是紧紧地把他追随。娜塔丽娅,她注定了要成为永远折磨着普希金的女人……

然而,在莫斯科,冈察洛娃夫人对普希金的几次来信根本不予理会,相反,她倒希望普希金走得越远越好、越久越好。因为她希望距离能让普希金放弃追求自己女儿的念头。

看着自己的女儿娜塔丽娅在社交场上越来越走红,母亲暗自得意。当有人告诉她,梅谢尔斯基公爵准备向娜塔丽娅求婚时,冈察洛娃夫人欣喜若狂。现在她担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那个黑皮肤的矮个子的诗人再来纠缠。

然而她担心的事情却发生了。9月间,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冈察洛娃夫人还在床上休息,突然有人用拳头敲打大门,还未等大家反应过来,来人已急匆匆地闯了进来,走进前厅,脱下大衣。这个面容憔悴、衣冠不整的人就是普希金。他刚从高加索回来,就直奔冈察洛娃夫人家里来。

他在喘息间询问娜塔丽娅是否在家,孩子们赶忙去告诉他们的姐姐和母亲。冈察洛娃夫人躺在床上,得知普希金来到的消息,很不高兴。她打定主意要甩掉这个穷鬼,于是便让普希金进到她的卧室里来。普希金进来后,她仍不起身,躺在床上一副睡意蒙眬、漫不经心的样子。她只是寒暄了几句,根本不触及正题,谈到的是她女儿现在在社交界是如何风光无限。

而娜塔丽娅也许是因为母亲的再三训斥,对待普希金的态度比任何时候都冷淡。她几乎没有答理普希金的热情问候,冷冷地在一边默不作声。

此时,普希金感到,他在高加索朝思暮想的一切就要破灭了。他离开冈察洛娃家,惘然若失地走到大街上,仿佛觉得活在人世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一个念头又在他脑中蹦出:“走,随便到哪儿去,只要不再见到娜塔丽娅·冈察洛娃。”他甚至想过要去中国一趟。

我们走吧,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

朋友们,随便你们想到什么地方,

为了远离骄傲的人儿,我都愿意奉陪。

不管是到遥远的中国长城边上,

也不管是去人声鼎沸的巴黎市街,

到塔索不再歌唱夜间船夫的地方,

那里在古城的灰烬下力量还在昏睡,

只有柏树林子还在散发馨香,

哪里我都愿去。

走吧,朋友们,

请问我的热情在漂泊中可会消亡?

我将要忘却骄傲而折磨人的姑娘,

还是仍要到她跟前忍受她的怒气,

把我的爱情作为通常的献礼捧上。

上述的部分内容又以散文的形式被写进他给警察头子本肯多夫的信中。在这封信中,普希金央求道:“就让我到中国去出一次差吧!”可是,普希金的想法太天真,沙皇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放到国外去的。

不过,这期间普希金的求婚一事开始出现了转机,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好事多磨”。当时正逢沙皇皇宫迁移到莫斯科,莫斯科城天天都在过“狂欢节”。

在各种沙龙集会上,娜塔丽娅的风头正足,大家都把目光投向这个美丽的姑娘,甚至连尼古拉一世也注意到娜塔丽娅的美貌。冈察洛娃夫人原以为这一下求婚者会络绎不绝,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众人只是前来捧场和献花,或者只是向娜塔丽娅暗送秋波,真正的求婚者却寥寥无几,甚至连那位梅谢尔斯基公爵也开始打退堂鼓了。

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冈察洛娃夫人这时才开始后悔赶走了普希金。再加上在“狂欢节”期间,普希金的一些朋友又不断地在这母女俩面前赞扬普希金,使得老夫人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于是她便请诗人的朋友代她向普希金致意问候。

处在绝望之中的普希金此时正在彼得堡,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即赶到莫斯科。几天后,普希金写道:“自由、舒适和娜塔丽娅小姐把我留在了莫斯科。”他再也不想去任何地方了。

普希金每天都在冈察洛娃家周旋,他很少动笔创作,以致他的朋友们都为他担心。而另一方面,婚姻的事情也未最后确定下来。老夫人很世故,又很厉害,普希金一直不敢正式提起结婚的事情。

大约在1830年4月初,普希金终于鼓起勇气向老夫人提出了结婚这一问题,而她显然是已老谋深算,反而向普希金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他过去行为不检点,今后是否能做到痛改前非,使她的女儿幸福;二是他是否有经济能力让她女儿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三是他能否改善目前与政府的紧张关系。

真是“姜还是老的辣”。普希金能让单纯的娜塔丽娅对他产生好感,但面对老夫人这三个问题,一时间他竟心慌意乱,无言以对。第一个问题还好说一点,那是他个人的事情;第二个问题则由不得他做主,他的收入有限,如果娜塔莉娅想过奢侈的生活,他肯定是给不了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第三个问题很麻烦,他知道自己一直处在政府的监视之下,而他是决不会与政府妥协的,而不妥协就很难改善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复杂的心情下,普希金摊开纸,给冈察洛娃夫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如下内容。

夫人,现在请允许我给您写这封信。我一拿起笔来就感到激动,如同站在您面前一样。我有许多话要讲,我越是仔细考虑,就越感到忧郁和失望……听我慢慢告诉您。

要赢得令爱的欢心,我只有常去府上,并经常同令爱在一起。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能爱上我,但我没有任何能使她高兴的东西。假如她肯嫁给我,那只能是把她那冷漠的心交给我。

但在众人的赞扬声中,在荣誉面前,在别人的引诱面前,她那颗冷漠的心能挺得住吗?别人会说她命运不济,没有找到同她般配的丈夫。她本该找个更出类拔萃、更配得上她的男人。

这种说法也许是真心话,至少可以肯定,她会这么认为。到那时,她不会后悔吗?她会不会把我看成是绊脚石,看成可恶的骗子呢?她会不会转而厌恶我呢?我愿为她上刀山下火海,上帝可以为此作证。

但我一想到我死之后她就成了新寡,会更加引人注目,会在我尸骨未寒又嫁他人。想到这里,我就十分痛苦。

现在再谈财产问题。我对财富一向不怎么看重。到目前为止,我的财产足够我享用。但结婚之后呢?世界上叫我感到痛苦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妻子不能到她可以抛头露面和可以玩耍的地方去。

她有权提出这种要求。为使她满意,我情愿作出牺牲,放弃自己的一切乐趣和爱好,放弃自由和冒险的生活。但是,她会不会在我耳边唠叨,说我的社会地位配不上她的长相呢?

这就是我所忧虑的几个问题。要是您认为这些忧虑合乎情理,我定会害怕得发抖。还有一种忧虑,但我不能在信中写出来……

普希金在信中回答了前面两个问题,看来,他的考虑还是比较深远的,而且,这封信里似乎还包含着某种预感,从以后发生的情形看,有些事情确实是被他不幸言中。至于第三个问题,普希金则不便和老夫人去谈。

不过,诗人为了这场婚事,不得不忍受妥协的痛苦给警察头子本肯多夫写了一封信,请他包涵,不要把他受政府监视的情况透露出来,以成全这场来之不易的婚姻。

冈察洛娃夫人最后终于应允了这场婚事。不过,在嫁妆方面,这位老太太却丝毫也不让步。普希金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四处张罗,尽力筹集。

当普希金的父母接到儿子要成婚的消息,便把祖传的一份产业拨给儿子,那就是包括200农奴在内的鲍尔金诺庄园,每年大约有4000卢布的收入。为此,普希金还要去鲍尔金诺一趟,办理财产过户的手续。

看来,一切总算快要结束了,30岁出头的诗人就要结束单身汉的生活了。然而前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呢?是幸福还是不幸?是快乐还是痛苦?

有人为“莫斯科的第一号美女”嫁给了普希金而惋惜;有人则为普希金“将要变得平庸”而担心。然而,普希金自己感觉又是怎样的呢?

虽然他也有种种不祥的预感,不过,当他面对和拥抱娇美的未婚妻时,他的心里是幸福的。他开始反省自己的荒唐的过去,而这就是幸福的证明。

当我紧紧拥抱着你苗条的身躯,

兴奋地向你倾诉温柔的爱的话语,

你却默然,从我的怀里挣脱出柔软的身躯。

亲爱的人儿,你对我报以不信任的微笑,

负心的可悲的流言,

你却总是忘不掉,

你漠然地听我说话,

既不动心,也不在意……

我诅咒青年时代那些讨厌的恶作剧。

在夜阑人静的花园里,

多少次的约人相聚。

我诅咒那调情的细语,

那弦外之音的诗句,

那轻信的姑娘们的眷恋,

她们的泪水和迟来的幽怨……

创办《文学报》

普希金在从高加索地区回来时,收到俄国很多杂志的谩骂。为了抵制这种不正常的人身攻击,普希金联合了很多知名作家,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他们和站在反对战线的评论家们展开了激烈的“笔战”。为了有自己独立的媒体,他们创办了新的刊物《文学报》。

新刊物的宗旨:“本报的目的在于向有文化的读者介绍欧洲文学,尤其是介绍俄国文学的新作。”

《文学报》创办人是普希金、维亚泽姆斯基和评论家奥列斯特·索莫夫。戴里维格的文学鉴赏能力是一致公认的,推举他任编辑。茹科夫斯基主动承担杂志评论的任务。自然科学和艺术专栏则聘请专人撰稿。

除了这些核心人物之外,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有果戈理、科利佐夫、杰尼斯·达维多夫、奥多耶夫斯基、霍米亚科夫、波戈列利斯基等人。有趣的是在书评栏里,在五花八门的题目当中可以看到对农民诗人叶果尔·阿利帕诺夫和斯列普什金的诗歌的评论。

他们对外国文学的一切优秀作品都加以评价。甚至当时在西方还不太知名的巴尔扎克、梅里美和司汤达,《文学报》都曾经加以介绍。普希金在《文学报》上发表了评论年轻诗人桑特·伯弗名叫《约瑟夫·德洛姆》诗歌的文章,颇为赞赏地评价了未来的肖像评论大师早期的抒情诗。

《文学报》的寿命虽然短,但其纲领旗帜鲜明,它同低级小说、黄色戏剧、颓废的歇斯底里、阿谀奉承的政论文以及那些靠出卖灵魂和唯利是图的报刊,进行过激烈的斗争。

《文学报》为高度的艺术水平、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为艺术的真实性、为诗歌的富有生活气息、为批评的思想性、为富有特色的俄国文学创作进行过斗争。这可是地地道道的普希金创办的刊物,反映出他那种造诣颇深的民族诗人的气派。这也成为俄国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

1830年1月,普希金主持报纸的编辑工作,他给这份新刊物提出重大任务,极力使它超出因职业兴趣而创办报刊的范围。他认为新闻业是国家的重要事业,应该从新闻界中涌现出政治活动家,所以他极力主张在《文学报》上开辟受到查禁的政论栏目。

他坚持报纸上的批评应该和政治结合起来,既要有文艺作品,也要登载国际新闻。普希金对社会上一切重大事件积极作出反应,他不承认脱离现实、孤芳自赏的艺术。

彼得堡的新闻投机商由于竞争而互相辱骂。《文学报》与之相反,他们不搞粗暴的论战和人身攻击,极力推崇真正的文艺评论。

普希金对各种杂志和作家的述评,在文学界被看做是重大事件。格涅季奇在谈到普希金对《伊利亚特》译文的评价时写道:“这文章比沙皇手上的钻石戒指还要珍贵。”

30年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普希金小组的作家跟他们的领袖一样,具有高度鉴赏力,他们的文学创作有许多优点也都很像他。作为批评家,他们在写文章时保持着跟诗人和学者同样的骄傲的冷静和尊严。”

1829年12月26日,普希金写了斯坦司体的《当我漫步在热闹的大街上》。这首诗初稿的第一节写得极简练而又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不论我挤在纷扰的人群里,

还是尽情享受宜人的安逸,

我总是想:人生终有一死。

这个念头形影相随,徘徊不去。

后面的几节逐渐发展了这个思想,最后结尾时向年轻的生命表示热烈欢迎,祝愿世界不朽的美哪怕在她墓穴的入口,永葆青春。在全世界的抒情诗中,还找不出另一首描写死亡的诗比这首诗更积极、更乐观的。

拉耶夫斯基将军因十二月党人被镇压而受到打击,于1829年9月16日逝世。他的异父同母兄弟瓦西里·达维多夫和女婿沃尔康斯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另一个女婿米哈伊尔·奥尔罗夫被罢了官;心爱的女儿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跟随丈夫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地方去了。

拉耶夫斯基死后不久,他的遗孀请普希金帮忙向政府要求对她家的抚恤金。诗人给宾肯道夫写了一封措辞得体的信,希望后者身为军人能够同情“1812年英雄遗孀的命运。他不愧是一位伟人,生得壮丽,死得凄凉……”

普希金在《文学报》上对尼古拉·波列沃依的《俄国人民史》给予了否定的评价,从而同他发生争论。不过,诗人并不是附和当时报刊上对波列沃依的这本书的激烈批评浪潮,而是批评他关于俄国历史上的“家族封建主义”的基本论点。

普希金认为封建主义是最高政权同土地私有制结合的产物,所以在古代俄罗斯并不存在,而是到了鞑靼统治和“混乱时代”才出现。因为这时大贵族在管理国家方面起了决定作用。两个伊凡皇帝和彼得一世都同大贵族在朝廷中的权势进行过斗争,他们不善于驾驭和摧毁俄罗斯的这种封建主义。普希金的观点比波列沃依站不住脚的论点要清楚得多,也更为正确。

波列沃依在答复普希金的批评时,对《文学报》的“贵族们”大肆攻击。于是在《文学报》和《莫斯科电报》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赛。《文学报》指责波列沃依进行雅各宾式的蛊惑宣传,《莫斯科电报》则反驳说对方是故意引起政府的注意。

但是,《文学报》同《北方蜜蜂》的斗争则更为残酷。《北方蜜蜂》是一份半官方报纸,是由出卖灵魂的叛徒和警察局的情报人员布尔加林编辑出版的。很早以前,雷列耶夫就对这个机灵的骗子预言过:“一旦发生革命,我们就要在《北方蜜蜂》上砍掉你的头。”

普希金一贯主张俄国文学的“崇高独立性”。他对布尔加林在有权势的人面前卑躬屈膝的谄媚样不齿。他觉得让作家在强权面前蒙受污辱是不能容忍的。俄国诗坛的领袖同特务、叛徒和造谣中伤者的深刻原则分歧,很快使他们发生冲突和激烈争论。

普希金曾说布尔加林的《德米特里僭王》有不少地方是从《波里斯·戈都诺夫》剽窃来的,为此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宾肯道夫手下的人员在第三厅,的确有机会看到普希金悲剧的手稿,因为这个剧本曾送交那里进行审查,供尼古拉一世参考。

3月7日,《文学报》刊登了一篇评论《德米特里僭王》的匿名文章。尽管文章并没有指责作者剽窃,却指明作者具有波兰爱国主义思想。布尔加林错误地认为这篇文章是普希金写的,于是对他大肆进行诽谤。

《文学报》登出一篇描写警察密探维多克的文章。文章的主人公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和卑鄙的告密者,借此予以反击。布尔加林对“文学贵族”又提出新的指责:“遗憾的是莫里哀没有活到今天!这是多么适用于喜剧《贵族中的小市民》而又未被人发现的特点呀!”接着大谈诗人的轶事,说他是个“混血女人”生的,把自己的外曾祖说成是“黑人王子”,其实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黑人,是从前有个船长用一瓶罗木酒换来的。在《暴风雪》的手稿上,还保留着一首出色的讽刺诗的底稿:

你说只用一桶罗木酒——

这算不得大宗财产。

可你坐在家里出卖笔杆,

收入倒是大为可观。

这场文学论战具有深刻的政治根源,而在布尔加林笔下却采取造谣中伤的小品文形式。《北方蜜蜂》对尼古拉政府卑躬屈膝,极力讨好新官僚军阀势力。从1825年之后,这种军阀势力占据了国家的最高地位。

《文学报》代表了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意见。正是进步贵族知识分子把优秀的代表人物于12月14日送上枢密院广场。和十二月党人的同志们相对立的是审判“叛乱者”的最高法庭的成员,也就是整个官方的彼得堡,包括替它效劳的下流作家布尔加林。《文学报》和《北方蜜蜂》的论战来源于俄国不同势力的对立和斗争。这场斗争的根源十分深刻,而后果也着实难以消除。

普希金在谈到他出身的阶层时写道:“真难以设想,我国的贵族一般说来意味着什么?贵族同人民有什么关系?”诗人的这个问题提得十分重要:在两个阵营之中究竟哪一个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呢?普希金认为,诗人、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与人民的压迫者相对立的。他从尼古拉·屠格涅夫于1830年写的著名诗句见到:

……在这群贵族中间会出现农奴的解放者。

通过这场论战,普希金表现出写论战体裁的真正才能。这位不可模仿的讽刺诗人在论战文章中,表现出他的讽刺手段异常犀利尖刻,直接击中要害。无怪乎别林斯基认为普希金的论战文章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杂志上的论战又使普希金考虑起诗人的历史使命。对于一切批评攻击,他都勇敢而坚决地回答说,从事创作的人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利:“你自己是自己的最高审判官。”在1830年写的著名14行诗中,诗人明确宣布他不会被狭隘的市民阶层的偏见所影响,犹如他不受沙皇的专制压制一样。一个伟大的诗人形象屹立不倒,他无论受了多少打击都能坚强面对。

你是帝王,尽可以称孤道寡。

随着自由智慧的指引,沿着自由之路前进……

孤独的诗人在罗曼诺夫家族统治下,在宾肯道夫们、谢拉菲姆们、布尔加林们中间,唯一的逃避办法是创作。不过,创作是孤独的,它终究会让诗人的思想与伟大的人民自发力量汇集到一起,他在创作中正努力把握广大人民的意志。这种感情在他于19世纪30年代初写的美妙的诗稿中,表现得很清楚。

在寂寞的旅途中,唱支歌吧!

在路上,在昏黑的夜里,

如果听到豪放嘹亮的歌声,

该是多么亲切,多么甜蜜。

车夫啊,你就唱上一支吧!

我将默默聆听你的歌声。

皎洁的月光多么冰冷,

远处的风声又多么凄凉,

你就唱:松明啊,松明,

你的火光为什么那么不亮?!

普希金一方面对民间艺术有了深刻研究,另一方面他对世界文化的重大现象也产生了强烈兴趣。他以特殊的敏感抓住全世界人类发展各时代的特点,并以罕见的热情把这些时代特点表现出来。

普希金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他致尤苏波夫的诗,后来冠以《致贵官》的题目。这首诗遭到了激烈的攻击;甚至有人指责作者阿谀奉承。然而根据别林斯基晚年的意见,这是“普希金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诗中结合古代政治事件和艺术界重大事件,巧妙地利用了尤苏波夫真实的生平事迹。尤苏波夫曾经亲自跟博马舍、伏尔泰和狄德罗交谈过;在凡尔赛宫毁灭的前夕,还访问过这座王宫。但是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法国王宫喧闹的欢乐:

严峻的自由制订新的法律,

凡尔赛、垂阿农被送上断头台……

诗人这种善于把握人类历史转折的本质并用简洁语言表达出来的才能,在1830年写《人生之初》一诗中也充分表现出来。这首诗出色地传达了文艺复兴时代的风貌:渴求知识、崇拜古典文化以及精巧的园林艺术。这是一首未完成的长诗的序诗。

普希金的伯父对普希金创办《文学报》很支持。他经常翻看上面的文章,就是在他去世之前,普希金去探望他时,他手里还拿着一份《文学报》。

他看到上面刊登的一篇晦涩难懂的题为《思考与分析》的文章时说:“卡杰宁的文章还是那么枯燥。‘阿尔扎马斯’的轻骑兵当年打冲锋的时候也是那个样子吗?我觉得你办的报纸不错,比我们这一代都强很多。继续努力吧,你就是俄罗斯的希望。”

创作的高峰时期

1830年8月31日,普希金从莫斯科出发,前往鲍尔金诺办理财产过户手续。这件事在他看来很简单,因此他根本没想在那儿久留。更何况,娇美的未婚妻还在盼着他赶快回来举行婚礼,所以除了通常都随身带着的几本写满提纲和草稿的笔记本外,他什么都没有带。

鲍尔金诺与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的模样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广阔的湖水、高耸的山峦,也没有成片的树林和花园。普希金这样描写鲍尔金诺:

一排残破的村屋,

后面是一片黑土,平缓的坡地,

房顶上飘着一片灰暗的乌云。

哪里有明媚的田野、翠绿的树林?

哪里又会有淙淙作响的小溪?

触目的仅仅是两株可怜的小树。

可是命运弄人,普希金越是想早点离开,就越难早点离开。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缪斯又以她无比的智慧让普希金留在了这个偏僻的乡村进行创作。因为财产过户的手续不像普希金想象中那样简单,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告诉她:

我原以为父亲留给我的地产是单独一片土地,谁知土地同这500户的小村庄是一个整体,所以必须把它们分开。这件事就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办好。

这里还有另外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只能再等待一段时间。希望你不要担心!

这“意外的事件”是什么,也许是怕未婚妻担心,普希金没有说得很清楚。而在给他的一位朋友信中,普希金则写得很明白:

在我周围是不治之症,霍乱在流行。您听说过这种病吗?它随时都可能侵扰鲍尔金诺村,把我们全村人全部吃掉,一个不剩!

等到财产方面的手续办理完毕,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因为疫情的原因已被封锁。事实上此时此刻普希金已不可能回到莫斯科去了。此时,在这寂静的乡村,普希金的心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这些年来,从他重新回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后,他还没有过像现在这样平静的日子。

普希金独自一人,有时骑着马在草原上飞驰,有时也到庄园附近随心所欲地漫步,但更多的则是在桌上摊开一张白纸,一面听着秋雨敲打着门窗,一面与缪斯女神倾诉衷肠。

头脑里装满着各种幻想,

轻快的韵律呈现在纸上,

他手握着笔,笔压着纸,

美好的诗句如泉水流淌。

如同大船沉睡在海上,

水手猛然间拉起风帆,

自下而上,迎风飘扬,

于是大船便开始启动,

乘风破浪,奔向远方。

在鲍尔金诺,普希金的创作热情迅速高涨,创作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9月25日,他给倾注了多年心血的代表着他创作最高成就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画上了句号,确切地说,是完成了这部诗体长篇小说的第八、九两章。

写完这部作品,普希金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知道这是一部不寻常的作品,他在这部作品中描写了当代青年的形象,放入了他对社会对生活的许多思考。此外,他也十分清楚,这部作品的形式对整个俄罗斯文学而言也是全新的,就连诗的格式和韵律也是从未有过的。

他不知道文学界将会怎样评价他的这部作品,尽管这部作品在这以前就零星地发表过或在朋友们当中朗诵过,获得过大家的赞扬。但他这次带回的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评论界会如何看待它呢?不过,普希金也不愿意去多想了,此时,他几乎什么也不想干了。

我渴望的时刻来到了,

多年的创作终于完成。

为什么一种莫名的感伤悄悄烦扰着我?

是由于功业告成,

我便如多余的短工般呆立着,

领取报酬后,却不愿意去从事另一项工作!

鲍尔金诺的空间和时间都太适合写作了。在这里,普希金可以静下心来感受缪斯女神的指引,他的心田感受着缪斯的智慧带来的阳光,他的灵感沐浴着缪斯的甘露,他的佳句妙语信手拈来,他的神来之笔游走自如。

普希金身上,莫非真如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所言,确有“神灵附体”?普希金在鲍尔金诺创作的全面丰收,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给普列特涅夫的信来说明。这封信写于普希金回到莫斯科的12月5日的第四天,即12月9日。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我要告诉您一个秘密,我在鲍尔金诺写了不少东西。好久以来我没有写过东西了。我要给您带去的作品有:《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九两章;一篇用8行诗写成的诗体小说,共400行,发表时不拟署名了。

几个悲剧剧本或者叫小悲剧,有《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萨列里》、《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和《唐璜》。另外,我还写了30首小诗。这不算少了吧,怎么样?但我还没有讲完呢!

这是悄悄话,我还写了5篇故事。这些故事会让巴拉丁斯基气得“嗷嗷”乱叫。发表这几篇故事时,也不要刊登作者的姓名。

在不到3个月的短短的时间里,普希金创作了这样多的作品,并且,除了数量的惊人之外,作品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空前成熟。“鲍尔金诺之秋”以其丰硕和辉煌在普希金的创作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普希金在鲍尔金诺所创作的这几个小悲剧都十分精彩,就情节而言,它们却各不相同:《吝啬的骑士》写的是中世纪的故事,《瘟疫流行时的宴会》把读者领到了保守的英国,《石客》的故事则是发生在西班牙。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死亡。剧中人都围绕着死亡展开了自己的演出,可以说死亡就是这些剧作的共同的主角。

非常有趣的是普希金在创作《瘟疫流行时的宴会》时,剧中的情境与他所在的鲍尔金诺的气氛非常相似!或者可以说正是鲍尔金诺发生的霍乱疫情暴发事件,促使了普希金创作这个小悲剧。

从艺术上看,这些剧作都极为紧凑、凝练。它们的故事不是“展开式”,而是“浓缩式”,丰富的戏剧性情节通过精妙的构思被浓缩为精彩的一幕,戏剧的矛盾冲突在瞬间展开和完成,从而产生极为强烈的效果和引人入胜的魅力。

普希金在上面的信中所提到的5篇故事,就是后来以一个地主别尔金的名义发表的《别尔金小说集》。如果说普希金的小悲剧是以死亡作为主角的话,那么在《别尔金小说集》中,主角可以说就是爱情;而在情节的生动和构思的精巧上,与小悲剧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射击》的主角是一个小城军官希尔沃,他收入不多,但喜欢请客豪饮;他的剑术很高明,为人爱好争斗,但又嫉妒成性。后来兵团里来了一个出身富豪之家的青年人,动摇了希尔沃的威望和尊严,希尔沃对他十分嫉恨,想要和他决斗。

可是在决斗中,他发现小伙子毫不在乎,在先开枪未中后,他居然一面吃着樱桃,一面把樱桃吐向对手,听任希尔沃开枪。此时,希尔沃感到就是把这个不爱惜生命的家伙打死也没有意思,于是便忍耐了一下,保留之后报复他的权利。

后来,小伙子结了婚,过着幸福的生活。希尔沃认为报仇的时机已到,他找到这个仇人,把枪对准他。现在,这个青年人和当年那个光棍军官已是判若两人,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和生命无比眷恋,想到要被打死便全身发抖,显得非常害怕。

希尔沃见此状十分高兴,认为自己报复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他一枪朝墙上的画打去,便扬长而去。作品的情节看似有些古怪,但其中包含某种生活的深刻的哲理。

《暴风雪》和《村姑小姐》在情节上都极富戏剧性,讲的都是青年人的恋爱和结婚的故事。在《暴风雪》中,玛利亚与一个掌旗官相爱,但玛利亚的父母不同意。于是两位年轻人决定私下成婚,一位神甫答应为他们主婚。

可是一场暴风雪使得掌旗官未能赶到预定的教堂,玛利亚悲痛欲绝。后来她的父母见女儿一病不起,就同意他们的婚事,但掌旗官已在1812年战争中阵亡。后来玛利亚和一个名叫勃尔明的骑兵上校相爱,但想到过去的恋人,她不敢提结婚一事。

而勃尔明也记得自己曾在一个暴风雪之夜中迷了路,糊里糊涂地被人拉入一个小教堂里,与一个泪流满面女子举行过一次另类的“婚礼”,当时他只觉得好玩而并不在意。当勃尔明向玛利亚讲起这个奇特的经历时,玛利亚突然记起来了,“天啊,原来那个人就是您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结过婚了。

《村姑小姐》的故事也非常有意思。丽莎和阿列克赛相爱,但他们的家长都反对这门亲事。丽莎化装成一个村姑模样到树林里和阿列克赛相会,阿列克赛爱上了这个自称是铁匠女儿的村姑小姐,并打算与她结婚。

不料他们的父母又和好了,准备同意儿女的亲事。这一下反而让阿列克赛为难起来,他已舍不得那个在林中遇到的村姑小姐。他来到丽莎家,准备把事情和盘托出,表示不能娶丽莎,但是一进门便发现,村姑小姐就是丽莎。于是故事的结局也像《暴风雪》中一样,“有情人终成眷属”,都是皆大欢喜的美满结局。

《棺材匠》描写的则是另一种故事。棺材匠人由于职业的特点而形成了自私和孤僻的性格,他不由自主地希望病人快死,好让他的生意兴隆,以便用质量差的木料代替好木料去做棺材。作者通过棺材匠宴请死人的情节,讽刺了市民自私、狭隘的不健康的心理。

值得一提的是《驿站长》这个短篇小说。就外部情节而言,它与上述故事有相近之处,但就其所包含的思想来说,却更为丰富和深刻。作品通过一个小官员的悲剧,揭示出小人物在社会生活中的脆弱的地位,展示出小人物心灵的无奈与怨恨。

俄罗斯某驿站的站长维林,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他早年丧妻,唯一的安慰便是他的年轻而又漂亮的女儿冬尼娅。他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热情照顾过路留宿的客人。

一个冬天的晚上,站上来了一个体格匀称、留着黑胡子的年轻的骠骑兵,叫明斯基。他看中了驿站长的女儿,装病在站上住了两天,冬尼娅一直照顾着他。到第三天早上,当他离开驿站时,把冬尼娅拐跑了。

驿站长气急之下得了重病。病好之后他从驿马使用证上查找到骑兵上尉明斯基的住址,便去彼得堡找女儿。开始两次,在明斯基的住所都被赶了出来,没有见到冬尼娅。

第三次,他设法再次找到了女儿的住处。冬尼娅一见到父亲,一声惊叫便晕倒在地。明斯基又一次把老人赶了出来。老人回来后,为女儿的命运忧伤不已,最后一病不起,忧愤而死。

事实上,冬尼娅的实际情况和他父亲所担忧的恰恰相反,她并不是违反自己的心愿被骠骑兵抢走的。据马车夫说,虽然她哭了一路,可她却是心甘情愿跟随骠骑兵去的。

后来她成了明斯基的妻子,和他过着优越、富足的生活。冬妮亚的婚后生活很幸福,但是因为她没有及时跟父亲打招呼,让父亲为之着急上火,最后竟然被气得郁郁而终。冬妮亚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于是她在老人去世后,经常带着孩子们给父亲上坟。这也是为了忏悔自己的莽撞之举。

小说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十四等文官驿站长维林是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小人物,一个贵族专横和暴虐时代的牺牲品。普希金以前,俄国文学中已有描写小人物的尝试,如卡拉姆津的《可怜的丽莎》。但只有普希金所描写的小人物才空前成功地达到了生活与艺术的高度真实性。

普希金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驿站长的遭遇和他不堪一击的脆弱的社会地位,在读者心中激起了对小人物的人格和命运的真挚同情。

在贵族主人公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学画廊的时候,普希金把小人物引进文学,并以肯定和同情的态度描写他们。这样的描写促进了俄国文学的民主主义化发展,确立了俄国文学的社会性传统。如果没有《驿站长》的影响,就难以有果戈理的《外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这样的作品。

此外,作品还具有另一种意义,即冬尼娅与明斯基的行为也都是根据内心真实的感受而直接做出的行为,他们并没有考虑理性和一般生活道德原则。作品对以真挚感情为基础的爱情是肯定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作品的意义也就扩大了,它缓和了对明斯基的谴责。作品引起的是同情和叹息,而不是愤怒的抗议。

《别尔金小说集》的创作,标志着普希金在艺术领域的探索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以往普希金还只是在诗歌的王国里独领风骚,那么,他现在又在散文的海洋里扬帆远航了。

从艺术上看,《别尔金小说集》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小型散文作品。普希金当时不愿意用真名发表这些作品,主要原因是想避免引起文学界甚至是朋友们的惊异,因为这部散文集与他之前的创作有很大的不同。但事实上,人们仅凭作品本身所显示出的种种迹象就猜出了作者。

《别尔金小说集》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城乡生活的画卷。它塑造了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如贵族、军官、城市手艺人等。表现出小说主人公的丰富内心世界。其中《驿站长》一文成功地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小人物形象,揭露了当时俄国社会最底层的人物的悲惨生活。因为这部小说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解放思想,使得《别尔金小说集》在俄国小说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里程碑的作用。

同时,《别尔金小说集》在俄国散文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因为它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散文的第一部作品,而且因为它对普希金同时代的及后来的作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品中对现实生活的庸俗所表现出来的嘲讽,变成了果戈理笔下的辛辣讽刺。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意识,及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在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作家的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而那简单严谨的作品结构、自然朴实的描写手法、简洁生动的语言,更使《别尔金小说集》成为现实主义作家们学习、继承和发展普希金现实主义风格作品的一所好学校。

在这些作品中,普希金把平凡的事物提升到诗的高度,结构单纯紧凑,无一点多余之处,情节发展一气呵成,语言朴素、简洁明快,心理描写细致而又传神。

在叙事方式上,作者本人不出面,而是通过叙述中间人来讲述故事,这在俄罗斯文学中也是一种创造。总之,关于《别尔金小说集》,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它在各个方面都“值得每一个作家反复研究、学习”。

普希金在鲍尔金诺所写的抒情诗,可以说是用韵文写成的私人日记。处在特定的心境之中,又置身于这样特殊的环境里,普希金的思绪万千,生与死,爱与恨,过去和未来,喜悦和忧虑,构成了普希金这个时期的抒情诗的主题。

普希金想起了已经离开人世的过去的恋人,不免有些伤感。

你离开了这异邦的土地,

向祖国遥远的海岸驶去。

在那永世难忘的悲伤时刻,

我在你面前抑制不住地哭泣。

就在那个地方,

天穹蔚蓝,一片光明,

水中倒映着橄榄树影,

你却长眠,一梦不醒。

你的美貌,你的苦痛,

全都消失在墓穴之中,

连同那再会时的拥吻。

可是我等着它,

因为你曾经应允。

他忆起了过去,又想到了未来,不免感慨万千。

想起过去荒唐岁月的那种作乐,

我就心情沉重,

像醉酒般受折磨。

对时日飞逝的伤怀也像酒一样:

时间过得越久,

心头越觉苦涩。

我的道路坎坷难行。

未来啊,

滔滔大海只会带给我悲哀和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