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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和学习是在别人思想和知识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和知识。——普希金普希金
思想进步的外交官
1817年，19岁的普希金毕业了，按照官方规定，凡是持有皇村学校毕业文凭的人，都可以做十等文官。毕业5天后，普希金被分配到外交部做八等文官。
对仕途毫无兴趣的诗人继续过着悠闲的生活。除了看剧、跳舞和参加宴会外，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创作和结交文学朋友上，作家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维雅泽娜斯基等都是他的良师益友。
当时，彼得堡有一个著名的文学社团叫“绿灯社”，成员都是文学界的名流。普希金就是这个社团的核心人物。
他经常在这里朗读自己的新诗，与文艺界的朋友们谈论俄国戏剧发展状况，探讨社会政治问题。诗人决心在京城文坛上干一番惊天动地的文学事业。
这个时期正是俄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这正是反动势力实行残酷迫害，国际宪兵神圣同盟的神秘主义猖獗和阿拉克切耶夫进行恐怖专政的时代。
然而，政府的白色恐怖越厉害，反抗的潮流也越强大。为了毁灭沙皇的独裁专制和农奴制度，各种秘密政治团体把其他国家的进步活动家联合到一起了。
猖獗的神秘主义成为政权的标志和作风。大学的学术报刊和中小学校，无一例外遭受官方神学者的打压。文学在疯狂的书刊检查的“文字狱”的压制下，已经快要崩溃了。
普希金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彼得堡度过了3年。
这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政论诗人和讽刺家。
诙谐的歌曲换成了钢铁一般的诗句，对学校的不满换成了反政府的宣传。
此时，普希金结识了许多人，有的成为他未来的好友。比如，格里鲍耶多夫和格涅季奇。格涅季奇在1805年写的政治抨击诗《秘管人致西班牙》借抨击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南美的暴虐，尖刻揭露本国的农奴制度。
普希金还结识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诗人卡杰宁上尉。卡杰宁是一流的诗歌和戏剧鉴赏家。他不崇拜权威，敢于同盛行的潮流宣战，他的政治信念对青年听众很有影响。
普希金无数次地赞扬卡杰宁作为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剧作家，尤其是俄罗斯通俗叙事诗作者的功劳。
1818年秋，经卡杰宁的介绍，普希金认识了沙霍夫斯科伊。他是《椴树密水》的作者。他对普希金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开头几章很感兴趣，而普希金对时髦的剧作家举办的热闹的晚会也很着迷。
每当演出结束后，就会聚集起许多青年演员、作家和批评家。和这些人的聚会，在普希金的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随着思想上的成熟，普希金不仅仅是关心俄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壮大，他更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时代和社会的风浪也时常在他的诗作中掀起层层波澜。这一时期，诗人写下了《乡村》、《自由颂》、《致卡达耶夫》等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这些诗篇有的寄予了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有的表达了改革农奴制、建立君主立宪体制的强烈愿望。
《自由颂》是普希金在和俄国著名文学家尼古拉·屠格涅夫交往过程中写的。屠格涅夫是年轻一代中最有教养的一个人，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和热情的爱国者。他和卡达耶夫以及稍后的拉耶夫斯基兄弟一样，成为年轻的普希金的又一所“大学”。
尼古拉·屠格涅夫信仰自由经济主义。他长期旅居国外，于1816年秋回到祖国，俄国的专制制度给他以沉痛的印象。
而这种印象他一直保留多年。国家政治管理的种种现象都是“悲惨和可怕的”，而被奴役的人民的一切表现都“似乎是伟大和光荣的”。
同尼古拉·屠格涅夫的交往，对普希金产生了强烈影响，在他的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痕迹。无疑，他从自己年长的好友那里接受了许多观点。
普希金住在彼得堡头3年当中写出的政治讽刺诗和反对沙皇制度、反对农奴制的公民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和这位位置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谈话中受到启发的结果。
普希金的这首名叫《自由颂》的诗，是面对着“暴君荒废的纪念碑”写的。从屠格涅夫家的窗口可以看到米哈伊尔城堡，这是巴恢诺夫修建的一座独特的建筑，从1801年起便无人居住。几乎荒废的城堡的形象，在普希金的脑海里引起了对3月11日事件的联想。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
请给我指出那个辉煌的
高卢人的高贵的足迹。
你使他唱出勇敢的赞歌，
面对光荣的苦难而不惧。
战栗吧！世间的专制暴君，
无常的命运暂时的宠幸！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你的覆灭，
你子孙的死亡。
人人会在你的额上，
读到人民的诅咒的印记，
你是世上对神的责备，
自然的耻辱，人间的瘟疫。
当午夜的天空的星星，
在幽暗的涅瓦河上闪烁，
而无忧的头被平和的梦压得沉重，
静静地睡着，
沉思的歌者在凝视暴君的荒芜遗迹，
一个久已弃置的宫殿在雾里狰狞地安息。
这首自由的颂诗给普希金的诗歌增添了新的主题，他从浪漫的抒情诗、爱情的哀诗和饮酒歌转向写雄壮、勇敢的叛逆诗。《自由颂》不仅是他的政治宣言，而且也是他的创作宣言。
年轻的诗人普希金认为，国家最高权威应当属于立法机关，立法机关应居于一切执行机关之上。法律应该由人民的代表为保障社会利益和个人自由而制定出明确的条文。这些条文对君主说来，是神圣的和必须遵守的。君主行事必须同国家协商，君主要受法律的约束。
统治者！是法律而非上天，
给了你们宝座和帝号；
你们高踞于人民之上，
但永恒的法律比你们更高。
普希金的诗中，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革命口号：公民平等自由、三权分立和人民做主的思想。
普希金为了表现这些革命口号，采用了拉吉合夫的创作方法。拉吉合夫作为第一个“自由曲预言家”，早在1781年就用简短、整齐、紧凑、像方阵一样的诗句，对沙皇、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发起冲锋，公开宣布正义、法律和自由的口号。
普希金的颂诗也是这样写的。他为表达激励拉吉舍夫的革命思想，使用了有力的挑战性词汇，如凶手、杀人犯、暴君、土耳其士兵等，并常常用抑扬顿挫的节奏，甚至伴以刺耳的呐喊。
普希金的语言具有动人的力量和强大的感染力，因此他的解放号召得以广泛流传。这一点正是拉吉舍夫的诗所缺少的。普希金的公民诗摆脱了女皇时期古语句式和庄严格律，节奏急促，情调昂扬。
关于国家政体的演说式宣言，变成了面向未来的战斗口号，政治论述变成了自由的颂歌。诗人的语言浅白易懂的特点，使俄国诗歌第一次起到成为革命斗争武器的作用。
诗人深信，俄罗斯终有一天要从睡梦中苏醒，自由幸福的星辰必定会升起并照亮自己的祖国。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像寒冬里的火温暖了苦难中的民众，又像嘹亮的冲锋号鼓舞着为自由而战的仁人志士。
新的创作风格尝试
1812年初，诗人第一次感觉到，被他的讽刺诗击中要害的政治敌人已开始组织反击。在彼得堡的社交界广泛传播一种传言，说写反政府讽刺诗的大胆作者已在秘密办公厅受过鞭刑。
据他自己证实说，他犹豫不决，不知是自杀好，还是杀掉沙皇好。他聪明的朋友卡达耶夫劝他对于人们的议论不要在意，对这些议论只能加以藐视。
普希金决定迫使当局对自己采取公开的斗争方式，要求当局公开他们暗中的怀疑。“我希望到西伯利亚去或者坐牢，以便恢复自己的名誉。”他的大胆举动令彼得堡社会十分震惊。
普希金写了一首针对大权在握的阿拉克切耶夫的讽刺诗，这首诗就是前面提到的《自由颂》。诗中同时抨击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专制统治。这首诗在1812年被统治者发觉，因此开始密切注意普希金。
沙皇政府在普鲁士的外交代表考兹布被土宾根大学的学生卡尔·桑德暗杀，普希金在社交界公开表示对桑德的同情。
1820年2月25日，全体彼得堡官员举行集会，“庄严悼念”别里斯基公爵。伯爵的空灵柩上用拉丁文写明了他的死因是被法国歹徒所杀。
普希金忽然间觉得自己是站在另一个阵营里：他不是和波旁王朝的拥护者站在一起，而是和巴黎一个孤独的手艺人皮埃尔·卢维里属于一条统一战线。卢维里是用共和国宪法学来认识社会的，他终身信仰人与公民的权利。
当印有“可怕的凶手”的石印像从巴黎传到彼得堡时，普希金也弄到了一张。他在图像旁边空白的地方，用奔放的笔体写上：“给沙皇的教训！”
当天晚上在剧场大厅里，他又把违禁的图像给坐在身边的人传看，根据属于政府派的人证实，“他引起人们不满的评论”。
别里斯基公爵被刺，成为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信号。1820年3月8日，西班牙爆发革命，引起普希金深切同情。他政治思想上的导师与朋友卡达耶夫和尼古拉·屠格涅夫，也毫不掩饰对这次“人民胜利”的喜悦。普希金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西班牙革命领袖的名字，基洛加和黎耶哥是他终生难忘的。过了10年之后，他以简短而高亢的诗句“比利牛斯山山摇地动……”描述这个时刻。
普希金一生中忧患的开始，同他创作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发生在同一个时间——1820年3月26日，《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第六章完成了。
这在俄国诗坛真是件大喜事，不过当时只在文学界朋友的狭小圈子里进行了隆重庆祝。曾经作为学生的普希金显然已经超过了他所有的老师了。
不久，这篇叙事诗就被公认为俄国文学辉煌的成功作品之一，并且跟任何突出的事件一样，引起了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不过，文学评论界的这场风暴直至1820年秋长诗公开出版之后才爆发。那么这首诗的完成为什么会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呢？
阿尔扎马斯的《小蛐蛐》一踏入文学界，就成功地解决了俄国诗人长久以来难以解决的重大课题——人们难以写出活泼通俗的民族史诗。为此，必须把本国历史题材写成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和用民间故事的形式来撰写历史事件。
然而，无论是著名作家赫拉斯科夫和卡拉姆辛，还是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这些鼎鼎大名的作家都未能找到一种非常合适的创作方法，把这些迥然不同的成分融合到一起，赋予新的诗歌体裁。
年轻诗人普希金竟然敢于承担如此困难的文学课题。他的勇气以及他在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时所表现的机密巧妙，都让人叹为观止。
普希金为解决这一课题找到了两个有效的办法：他用诙谐的手法处理古代传说及其稀奇古怪的恐怖情节，而对于英雄传说故事则严格遵照历史。普希金运用讥笑讽刺和历史主义的方式，成功解决了创作叙事长诗的写作难题。
普希金在创作长诗的过程中，他的历史视野大大扩展了。诗人在未来的十二月党人的自由团体里，听到关于国家头等大事的讨论和从封建农奴制压迫下解放祖国人民的激进方案。在这里，十二月党人经常谈论古罗斯的自由共和国、俄国古代的政治和艺术的价值，以及把英雄人民从奴隶状况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性。正是他们从波拿巴政权下拯救了欧洲。
这些历史传说使普希金关于游侠猛士的长诗得以用英雄事迹来收尾。卡拉姆辛论述的俄国人民推翻“可汗的枷锁”而创建伟大的民族国家所表现出的伟大精神的思想，对普希金的俄国历史观也很有影响。
《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全诗初步概括地表明了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解释：对他说来，真正的英雄首先必须是属于人民的，必须同自己的国家荣辱与共。
长诗的语调到这里发生了明显变化：幻想被历史代替了。切尔诺莫尔的花园不见了，在面前出现的是敌人就要攻打京城的真实场景：
基辅人纷纷聚集到城头上，
透过窗户隐约看见：
河对岸搭起白色帐篷，
盾牌的闪光照红了天；
骑兵在田野里风驰电掣，
远处扬起滚滚黑烟；
行军大车源源不绝，
山上到处是战火连绵。
糟糕：贝琴涅戈人发生战乱。
这是对19世纪战争的准确描写，包括其武器、战术甚至交通工具，无一不是真实写照。这是历史现实主义创作的开端。基辅被围的场景描写，成了后来普希金常用来写决战之前两军对垒的阵式的典型方法。
这最后一章的写作在普希金的创作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在这章里，他第一次把人民写成历史发展的动力。他写出了人民的忧虑和希望、斗争和胜利。
从此，长诗开始抒写全民的斗争和光荣的伟大主题。主人公在离奇的旅行最后阶段成为祖国的解放者。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可是手里仍然握着那柄使大家免受奴役的胜利之剑。这样，妖魔童话就增添了不少历史内容。
“遥远的古代的传说”同当前的现实相呼应：透过撵走贝琴涅戈人的鲜明景象，反映出1812年俄国打退法国侵略的卫国主题。长诗中间穿插许多早在皇村学校时期歌颂卫国战争伟大事件的诗句。鲁斯兰变成了人民的历史使命的执行者，妖魔长诗在高尚的爱国主义的和声中结束。于是，快活的古典主义的轻松体裁，经过扩展，增添了歌颂解放功绩的内容，到叙述的最后阶段已经接近于历史现实主义。
普希金在写作《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三年过程中，创作上的成长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变成全国首屈一指的作家。在他的笔下，诙谐幽默诗变成了英雄史诗，模拟叙事诗变成了历史战争场面的细致描写，勇士和法师的奇遇变成了俄国武士为保卫祖国土地的荣誉和不受侵犯而做出的英雄豪迈的高尚行为。
普希金在这篇长诗构思的过程中，从诙谐诗人成长为歌颂民族的伟大和全民的荣耀的歌手。如果把诗比作树的话，说这首长诗的树根还与《修士》和《冯维辛的幽灵》交织在一起的，那么它的枝叶已经与《波尔塔瓦》和《青铜骑士》血脉相连了。
这就是伟大诗人的成长过程。他用以前所未见的写作技巧使复杂的传说服从于自己的创作意图，并使各个部分达到完全统一和天衣无缝的地步。这种艺术上的尽善尽美和层次上的浑然一体，在俄国诗坛上是前所未有的。
普希金在这篇长诗中，把握并表现了俄国诗歌的一种新形式的重要风格，这是一种诗歌创作的新的尝试。这种风格是从1812年伟大卫国战争至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起义之间经过反复锤炼而形成的。
被逮捕流放他乡
正当普希金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取得不错成绩的时候，他的同行眼红了。
1820年4月2日，内务部大臣科楚别收到政论作家卡拉津对普希金的政治告密信，信上说普希金的诗歌有侮辱沙皇、讽刺政府的内容。这件事立即就报告了沙皇。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得到命令，要暗查普希金的住处并将他逮捕。
1820年4月中旬，有一个化装的密探来到普希金家里，找到照看普希金的仆人尼基塔·科兹洛夫，求他给搞到一份少爷的大作以便“拜读”，为此愿意付500卢布作为酬金。
科兹洛夫没有答应。普希金当天晚上得知有位崇拜自己诗歌的“神秘”来客，使决定采取预防措施：销毁所有的讽刺诗的诗稿。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决定。或许这就是他的家族长期在政治战场上摸爬滚打练出来的敏锐的政治嗅觉。
第二天早晨，他接到首都警察局长的传票，叫他马上去见总督。幸亏普希金同米洛拉多维奇的特任官费多尔·格林卡上校私人关系很好。格林卡在这类场合，的确可以给他出些好的主意。
“您直接去见米洛拉多维奇，不要难为情，一点儿不要害怕。他不会滥用您对他的信任。”这个幸福会的秘密成员说。
诗人到总督办公厅去了。米洛拉多维奇在摆着土耳其式沙发、塑像、绘画和大镜子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普希金。他非常喜爱奢侈品、华丽的陈设和东方的地毯。他像女人似的用花披肩裹着身子。因为他是个南方人，有点儿怕冷，披肩多少能为他抵挡一些寒风的侵袭。这个娇气十足的首都军事长官向普希金宣布：“我接到命令，是抓捕你的命令，还要搞到你写的一切反动的材料。但是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您请到我这里来。”
普希金说：“我的诗稿已经销毁了，但我愿意为您米洛拉多维奇写出必要的材料，这样你我都不会太难做。”
“这才是骑士作风！”总督惊奇地叫道。
不一会儿，普希金就在总督办公厅的公文纸上写满了《自由颂》和各种讽刺诗。他把所有的反政府诗都写下来了，只有一首讽刺诗没有写，因为如果那首诗果真被沙皇看见，那他就死定了。
第二天，米洛拉多维奇就把这本抨击时政的诗集上交给沙皇亚历山大，恳求他不必看这些诗，最好能赦免普希金，因为普希金在审讯时表现勇敢而坦率。
他说：“皇帝陛下，希望您能用您博爱、仁慈的心宽恕这个迷途知返的羔羊吧！普希金只是个年轻的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他虽然写了些批评陛下的诗，但是我觉得他敢作敢当，是个有骨气的年轻人。他言谈举止很文雅、高尚，非常令人敬佩。他已经承认错误了，希望陛下不要计较了。”
然而，皇帝的意见跟他完全不同。亚历山大说：“我并不是不仁慈的君主。对于普希金我也早有耳闻，他确实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参加过他在皇村的考试，他的诗写得确实不错。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轻易地宽恕他的错误。至于怎么处置他，我还需要考虑一下。你先下去吧！”
社会上对诗人普希金非常同情，因为他们知道得罪沙皇的下场。尤其是普希金的上司卡波季斯特里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积极。他同卡拉姆辛和茹科夫斯基商谈，并把他们的意见作为自己写结论的基础。
与此同时，诗人的朋友们也进行活动。格林卡说，格涅季奇“哭红了眼睛”，去找有一定势力的奥列宁。卡达耶夫也求他的长官、近卫军司令瓦西里·契科夫帮忙，同时还极力对卡拉姆辛施加影响。他的这些朋友都在努力地想办法为普希金脱罪。
政府对这样强大的社会舆论不得不加以考虑。他们开始曾准备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或索洛夫基那样荒凉寒冷的地方，作为对污辱沙皇的惩罚；但在舆论压力下，只好改成把普希金调到南方省份工作。实际上，这就是对普希金进行一次流放。米洛拉多维奇的老同事和卡波季斯特里亚的好友英卓夫将军是德高望重的人，他管理诺沃罗西亚的移民局事务。普希金将被派到他的手下工作。
诗人第一阶段的仕途结束了。5月4日，他来到英吉利河岸街，从外交部财务主任处领到1000卢布纸币，作为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路费。
在办公楼里，外交部长涅谢耳罗德亲自接见了普希金。他对部里的译员说，根据皇上的旨意，派遣他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送交俄国南方移民委员会监督官英卓夫中将，今后他就作为额外人员留在英卓夫手下，直至另有调任为止。
普希金得到的指令是毫不迟延地执行皇帝的旨意。这样，政治流放看起来就是工作调动。按官方说法，普希金是以信使身份被派到南方工作的。
5月6日，戴里维格和亚科夫列夫把普希金送到皇村。这一次他们一路上心事重重，默默不语。因为那些诗，他得罪了沙皇，得罪沙皇的下场他也无数次地考虑过。他也希望自己像真正的英雄一样“抛洒热血”，但是沙皇却没有过分追究他的责任。
他不在乎前途和命运怎样，就算真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也不会在乎的。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他要离开这里就意味着他要离开身边的家人、朋友。这是让他非常难过的事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普希金在哀诗里回忆的大概就是戴里维格在告别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
在他的好友即将流放之前，
他满怀友情默默地拥抱了友人……
四轮马车沿着白俄罗斯大路向南驶去。只有他的仆人、农奴尼基塔·科兹洛夫跟他一起到放逐地去。正如他后来在给十二月党人诗人费多尔·格林卡的诗中写的那样：
我没有眼泪，却满怀惆怅，
离别了酒宴的花环和雅典的辉煌，
但你的声音对我是莫大欢乐，
伟大高尚的公民！
新型浪漫诗的创始人
普希金安然无恙地踏上了去往南方的旅途，这在他看来算不上是什么惩罚，因为彼得堡是一个让他觉得压抑得快要窒息的地方。浩瀚的大海、汹涌的浪涛、自由的海鸥，又一次把诗人引入了狂放不羁的境地。
他在1820年4月底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写道：“我渴望到异乡去，也许南方的空气会使我的心灵振奋起来。”
1820年5月，他来到了这座刚刚修建的城市，这座城市名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住进了这里唯一的一家旅馆，刚安顿完之后就急忙到外国移民局向自己的新上司递交涅谢耳罗德交给他的紧急公文。
接待他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军官，脑袋又宽又大，两只大眼睛流露出充满幻想的神情。这就是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战友英卓夫中将。他曾参加过许多历史性战役。他在私生活上一向俭朴刻苦和坚忍不拔。
普希金带来的公文极其重要，其中建议诺沃罗西亚地区移民监督官接受比萨拉比亚全权总督的职务。
公文的附件却令人奇怪，涅谢耳罗德在附件中对送交急件的信使作了详细的心理分析。信里充满对普希金的关怀和同情，这在当时彼得堡当局来说是极其少见的。
外交部的介绍指出，普希金的童年没有欢乐，使他产生“一种渴求独立的愿望”。信的起草者既不隐讳自己对“少年人异乎寻常的天才”和他“强烈的想象力”的看法，也不隐讳自己对年轻诗人的真正“名声”的了解。尤其是对普希金的革命诗的评语特别有意思：
某些诗歌作品，尤其是关于自由的颂诗，引起政府对普希金的注意。他的诗尽管构思与风格都极其优美，却也表现出源于当代一些学说的危险原则。或者说得更准确些，这些原则是源于无政府主义学说。人们轻率地把这种学说说成人权、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体系。
这封不寻常的信引起南方移民监督官的思考。这个勇敢的军人当年四次参加过翻越阿尔卑斯山传奇式的行军。他对18世纪的文艺思想并不陌生，而年轻时他自己也写过诗。所以，他很理解年少轻狂的普希金。
英卓夫是赫拉斯科夫的外甥，莫斯科共济会会员，跟拉古舍夫派诗人普宁交往甚密。他看了关于这个人权体系的新信徒的官方介绍之后，倒有自己的很多看法。
他认为普希金只是个毛头小子，对于生活的感悟很浅显，在政治敏感度上也比较差，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可塑之才。英卓夫想好好调教这个年轻的诗人，希望他能磨掉那些不应有的棱角，能为自己所用。
5月21日，他写信告诉卡波季斯特里亚，认为普希金的“过失”不属于“心灵堕落”，而只不过是“头脑狂热”而已。
英卓夫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同新来的年轻人谈过几次话，明白这个年轻人在经过这番遭遇之后，最需要的并不是“忠告”，而是完全的自由和休息。只有让他放松下来，才能缓解这次“发配”给他的心灵造成的创伤。
英卓夫给普希金放了假，让他调整一段时间。诗人经英卓夫批准，于6月初与拉耶夫斯基一家登程去高加索，再由那里去克里米亚。途经顿河哥萨克聚居区时，普希金听到了顿河农民起义的消息。这次起义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
6月6日，这些旅行者抵达高加索温泉。高加索的大自然和山民的风俗使普希金大为惊异。后来，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我的朋友，可惜你没有和我一起眺望巍峨的群峦、结冰的诸峰。从远方看去，迎着朝霞，它们宛如朵朵奇异的云彩，五彩缤纷，岿然不动。可惜你没有和我一起登上别什图、玛舒克、铁山……这五峰之巅。天堂般的高加索，亚洲炎热的边疆，各方面都是引人入胜的。
普希金了解了哥萨克村镇的日常生活，“欣赏我们的哥萨克：永远骑在马上，永远准备格斗，永远处于戒备状态！”
他在一封信的结尾写道：
你想想吧，我是不是很幸福，在一个可爱的家庭里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我如此热爱而从未享受过的生活；令人愉快的南方的天空，迷人的地方，令人心旷神怡的大自然；群山，花园，大海。
在从高加索赴克里米亚途中，普希金在黑海上航行途中创作了哀诗《白昼的巨星已经黯淡》：
白昼的明灯熄灭了，
黄昏的雾气笼罩在蔚蓝的海上。
喧响吧，喧响吧，顺风的帆，
在我的脚下汹涌吧，阴郁的海洋。
我回顾那远去的海岸，
那令人陶醉的南方大陆的边沿，
我激动地、抑郁地向那里恋恋望去，
沉湎于无限的回忆……
这首哀诗在他的创作中揭开了浪漫主义的序幕。这一时期，普希金正在读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诗歌。他认为，拜伦的诗歌让人神魂颠倒。普希金对拜伦的作品已经迷恋到一定程度，这样的迷恋促进了诗人普希金在创作中浪漫主义方面的发展。
最初，这首诗使用“哈德里·哈罗德”离开英国时的告别语作为题词。在19世纪20年代出版的抒情诗集中，这首诗甚至还附有作者注明“仿拜伦”的字样。
但需要强调的是，当时模仿一词常常表示利用诗的某种格式进行独立创作，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照搬照抄。就像我们国家的宋代的词一样，在一个词牌的格式下可以创作出许多不同的词。普希金模仿拜伦也是从这个格式的意义上说的。
普希金的浪漫诗在实际内容上和拜伦完全不一样。拜伦写的是内心绝望的空虚和在沙漠似的世界上的可怕孤独；普希金诉说的是心灵的复活，是“陶醉”于回忆的景象中不能自拔，是因为爱情受了伤而无法医治的无奈。这些都证明普希金的心灵并没有死去，他是在浪漫诗创作上快步前进，而旅游是最能激发新的感受的方式。此时他的诗中只保留了《大海告别歌》的体裁。
这种体裁使诗的主题更富于诗意，而诗的主题就是离开虚度了青春的祖国海岸，驶向可以忘却一切和赢得平静的陌生王国。这种诗的题材在普希金的早期作品里也曾出现过，然而到这个时期他的作品风格则迥然不同了。
普希金在黑海哀诗里直接抒发自己的思考、告白和希望，用接近口语的自由体诗直抒胸臆，诗在感情上也属于自己的第一首浪漫主义哀诗。
普希金埋怨逝去的青春年华。诗人对上流社会的虚假与伪善已感到厌倦，他心中充满失望和对生活的不满情绪。他感到自己身上正经历着一场心灵上的革命，新的浪漫主义的探索使他焦躁不安。
浪漫主义的景色，普希金视为狂放不羁；气势磅礴的元素和浩瀚无垠的海洋那阴郁的美，与诗人叛逆的、热爱自由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诗与18世纪的唯理论哀诗思想极其不同。在普希金的浪漫主义哀诗中，大多是表达诗人的内心世界的感情、亢奋的心境和情绪。
正是由于普希金的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他的这种浪漫主义很快就带上了政治色彩，并渐渐转化为具有深刻心理分析的现实主义。不过，这首诗好像在他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之间、在彼得堡和克里米亚之间、在《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和南方长诗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
密谋总部的交际圈
1820年9月21日，普希金经过辛菲罗鲍尔奔赴新的上任地点基希涅夫，因为英卓夫早已到那里就任比萨拉比亚全权总督了。
普希金到达这个新地区的行政中心，在这个新省份一家“俄国移民”开设的旅店里住下。英卓夫将军住在旧城城邦的总督府。普希金为去见他，不得不穿过许多狭窄的街道。
道路七扭八歪，有的地方甚至被贝克河浑浊的水流冲断了。他经过一排排低矮的小石屋，一些又窄又小的院子，几家用沉重的石柱子支起拱顶的昏暗的店铺和东方咖啡馆儿。
总督府的二层白楼坐落在高冈上，在小花园的树木掩映之下岿然不动。在宽阔的庭院里，饲养着各种漂亮的鸟，有孔雀、白鹤、火鸡，还有不同品种的鸡和鸭。它们在栽种着欧洲夹竹桃的木桶中间悠闲地走来走去。
台阶下面，有一只被锁住爪子的比萨拉比亚鹰在看门。每天一清早，英卓夫亲自给这群鸟喂食、喂水。一群群斑鸽在阳台附近盘旋，在捡麦粒和稻米吃。
“这是我的卫兵，它们最喜欢吃的，也是萨故秦黍米。”英卓夫微笑说。
老人平易近人，待人亲切，再次令普希金感到敬佩。英卓夫和上一次一样，又给普希金完全的自由，让他去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为普希金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好的素材。
这是一座民族杂居的城市。因此，普希金关于“服装和肤色、民族、语言、地位等”极度混杂的诗歌正是写于此地。在原有的罗马尼亚人、土耳其人、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多瑙河以南的斯拉夫人、吉普赛人、乌克兰人和德国人之间，如今又增添了新来的俄国人。俄国人中有军人、官吏，还有为数不多携家眷来的移民。
另外还有大批逃兵、分裂派教徒、参加过布拉文暴动的顿河哥萨克。非斯卡帽、缠头、长衫和黝黑的脸孔，使这座城市具有一种鲜艳的特色，所以常常让外来人把这里当真看做比萨拉比亚的“亚细亚”。其实，这是一种有些夸大了的印象。不过这些形象还是很能反映这个地方复杂的人口和民族状况。
普希金曾把克里米亚叫做“豪华的东方”。因此，在他游历了克里米亚之后，觉得这里相当贫穷落后，房舍密集，人们都忙忙碌碌，外省人竞相效仿巴黎和维也纳的时髦风气，与其说像亚细亚，倒不如说更像毗邻的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这座城市具有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一系列特征：既没有鲜明的统一的民族性格，也没有历史文物或其他民族文化遗迹。然而，这种五彩缤纷的风俗和仿佛国际骆驼队的货栈一样繁杂的本身，让这个城市具有不寻常的特色，进而激发了诗人普希金的艺术兴趣。
就普希金的创作而言，比萨拉比亚跟高加索和多利达一样，是他创作上高产的地方，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他的南方长诗中最重要的一部长诗。
在基希涅夫，跟普希金最接近的人是米哈伊尔·奥尔罗夫。此人是“阿尔扎马斯”成员，绰号叫“莱茵”。他在这里指挥一个师，并且已经是秘密团体的正式成员。
奥尔罗夫“性格活泼热情”，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被看做“优秀人物”和“青年领袖”。这是一位全方位的政治活动家，曾于1814年参加《巴黎条约》的签订，曾向沙皇递交过取消农奴制的请愿书，曾大胆地对亚历山大一世把立陶宛从俄国分割出去的意图公开表示反对。
早在1814年时，他就参加过叫做“俄国骑士团”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宗旨，在于发动政变，好在俄国建立新的国家机构。从1820年归他指挥的第十六步兵师，不久就成为南方十二月党人的主要中心之一。
奥尔罗夫反对体罚之刑事，关心士兵的生活疾苦，这在以残酷著称的军队当中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他向团队下达的命令，反映了幸福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下级指挥官是一次重新教育，也是在实际上同阿拉克切耶夫制度进行斗争。
对于被流放的普希金，奥尔罗夫像对待同志和朋友一样对待。普希金到达后第三天，便成为了这位师长公开宴席的上宾。当地具有反政府倾向的年轻军官们，都来参加宴会。
在奥尔罗夫家，有关政治、哲学和文学的激烈争论总是无穷无尽。
逐渐地，这里形成一种特殊的气氛。这里是基希涅夫最大的文化中心，有许多人甚至认为，这里就是“雅各宾派的俱乐部”。
普希金早期的激进思想，在这些有教养、有才干的进步青年当中得到了极好的锻炼。这些青年人敢于大胆地、尖锐地批评当前的整个国家体制。
普希金在奥尔罗夫的宴会上结识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利普兰基中校。这位中校在普希金传记的比萨拉比亚一章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利普兰基是基希涅夫师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他既是一个赌徒又是一名学者，他还是秘密团体基希涅夫基层组织的成员和出色的语言学家，从见面的第一天起就引起了普希金的极大兴趣。
普希金愿和他交了朋友，并不止一次得到他的支持和赞同。这个中校专门研究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因为按照沙皇政府的计划，土耳其的欧洲部分迟早要并入俄国版图。他的藏书主要是近代的历史和地理书籍。普希金在他的藏书中发现不少稀有的、珍贵的版本，书中往往带有绘图、地图和版画。
利普兰基既是饱读经传的学者兼藏书家，又是一个出名的决斗专家，几乎每一次决斗都落不下他。普希金后来在小说《射击》中所描写的决斗情节都是根据他讲的决斗情况而描写的，而且小说主人公西耳维奥也带有利普兰基的某些特征。
普希金在利普兰基的住处认识了一些塞尔维亚军事长官，他们的作用是给上校送来研究土耳其情况所必需的情报。
普希金从他们那里听说了塞尔维亚解放运动著名领袖黑格奥尔吉的女儿。普希金在基希涅夫创作的头几首诗中，有一首是献给“黑格奥尔吉的女儿”的。
诗中对这位在巴尔干斯拉夫反抗土耳其统治者的民族斗士作了粗犷的描写。这位女儿在斗争中光荣牺牲了，她被称为“自由战士”。
普希金以极大的兴趣收集这里的民间传说和民歌。在新城有一家“绿色饭店”，他经常跟朋友一起到那里去吃晚饭。饭店里有个女侍，叫玛柳拉。他把这个响亮的名字记在心里，并写进比萨拉比亚的长诗中去。
我久久地叨念着玛柳拉，
这个可爱的姑娘的芳名。
这个年轻的摩尔达维亚姑娘想，一定要常常唱歌，为顾客消愁解闷。其中有一首歌的曲调引起了普希金的极大注意。
一同吃饭的朋友们把这首残酷的抒情歌的情节讲给诗人听。
这首歌中叙述的故事十分悲惨，而且情节发展迅速。姑娘唱的是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个黑发的希腊女郎，可是这个女郎对他变了心。后来小伙子杀了这个希腊女郎。
没过几天，整个基希涅夫都传诵着普希金在玛柳拉的摩尔达维亚歌曲的启示下写的诗歌。11月8日，奥尔罗夫将军沿多瑚河和普鲁特河检查边防线回来，正接见手下的军官。普希金走进来，师长拥抱了他。接着，师长便开始朗诵：
于是我从刀鞘里拨出了战刀，
推倒了这个负心女子，
并怒气冲冲地用脚踩她。
我至今还记得她那热烈的恳求，
看见她那张开的嘴唇跟我亲吻。
我把他们的尸体抛进多瑚河的波涛里，
用黑披肩擦干净我的战刀……
普希金听了之后笑了起来，他的脸也红了，说：“怎么，您已经知道了？这首诗歌是我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写的。”
“你这首叙事诗太好了！意思完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诗句语言非常优美，简直是天籁之音。这样的诗句似乎只有天上才有。你真是个写诗的天才。”奥尔罗夫说。
“你的诗已经在这里被传唱开了，现在这里最时髦的话题就是谈论你的这首诗了。大家都在夸赞这首诗，大家都为这首诗着迷。他们有的人听了这首诗竟然会流下热泪。”奥尔罗夫继续说。
“其实也没那么好，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个传说特别凄美，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其他人要是知道这个故事，或许也能写出类似的诗歌。我只不过是第一个用诗的语言把它呈现给大家看的人。说到底，还是我运气好一些。”普希金说。
“以我独到的眼光，我敢说，你的这首长诗一定会流传到全国各地的，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位被人们敬仰的诗人！相信我，你快熬出头了。”奥尔罗夫拍了拍普希金的肩膀。
不久，真的像奥尔罗夫预言的那样，整个俄国都唱起这首叙事诗。
当时就有3个作曲家维尔斯托夫斯基、维耶耳果尔斯基、格尼什塔为这首诗谱了曲，于是这支歌曲后来被收入俄罗斯民歌宝库中。
1823年，维尔斯托夫斯基谱写的浪漫曲，又编成歌剧在莫斯科演出。
到了1831年，以这支基希涅夫歌曲为基础改编成的芭蕾舞剧在首都上演。后来还带动了各种民间舞蹈的发展，土耳其舞、塞尔维亚舞、瓦拉儿亚舞、吉卜赛舞等众多民族舞蹈，都以这个故事为内容编排过成功的舞蹈。
抒写《拿破仑》长诗
1821年7月18日，拿破仑去世的消息传到基希涅夫。普希金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了这个日子。长时期以来不止一次吸引着他的题材，又占据了诗人的心，并且增添了新的内容。
1821年秋，普希金写下南方时期最优秀的诗作之一《拿破仑》。《拿破仑》的大胆结构，仿佛是一篇大大压缩了的长诗。诗中展示了新欧洲全部狂风暴雨般的历史，包括法国封建制度的倒台和波拿巴的征服政策使各民族遭到奴役的情况。
这篇史诗的高峰，是把世界从不堪忍受的思想禁锢之下解救出来的俄国。普希金的真正爱国主义，表现在他既不赞美拿破仑，也不贬低他；既不为他制造“神话”，也不对他进行抨击；而是通过这个时代极其复杂的政治矛盾来表现这个时代的著名代表人物的形象。
波拿巴由于对人类的深刻蔑视，未能预见到“伟大心灵的烈火”，也就是未能预见到俄国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伟大精神。他未能预料到“血战到底”的可怕誓言会有怎样的影响力。拿破仑对亚历山大一世及其左右的大臣非常了解，但是，他根本不了解俄国人民，没想到俄国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会突然变得像磐石一样坚不可摧。
《拿破仑》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奇异的命运已告终结，
伟大的人物明星陨灭，
拿破仑的严酷时代，
已经无可奈何地沉落。
逝去了，胜利的骄子，
遭受审判的执政者……
我们从这几句开头，可以看到诗人对拿破仑时代终结的庆幸。他对拿破仑的铁血严酷的侵略行为表示不满，认为他的行为是应该被审判的。
法兰西虽然获得荣耀，
却忘了她远大的抱负，
只能用不自主的目光，
望着她那辉煌的耻辱。
你把剑带进盛大宴会，
一切都向你拜倒欢呼。
欧罗巴毁了，阴惨的梦
在他的头顶上空漂浮。
这几句诗说的是拿破仑所在的法兰西国家是有悠久的历史和荣耀的，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是非常强大的战神。
你幻想我们俄罗斯人民，
又把天赐的和平企盼；
待猜透我们为时已晚。
俄罗斯，惯战的女王，
你把古老的权力记牢！
熄灭，奥斯特利兹太阳！
伟大的莫斯科，燃烧！
另一个时代已经到来，
短暂的耻辱一笔勾销！
决一死战是我们的协定！
俄罗斯，为莫斯科祈祷！
这几句诗说俄罗斯不是懦弱的。这一点拿破仑并不了解，他以为俄罗斯会和其他被奴役的民族一样懦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俄罗斯民族有决一死战的决心。
拿破仑的错误注定了他的覆灭。野蛮的征服者同俄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发生了冲突，使他贪得无厌的心愿宣告破灭，从而使俄国成为解放被征服的欧洲的英雄。
普希金描写“严峻时代”的诗作，充满着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诗的主题是俄国和自由，它们就像亲密的战友一样密不可分。这是对刚刚过去的历史悲剧的净化和升华。
诗人的这一伟大的思想和深刻的主题，赋予诗中的形象和诗句的结构以特殊力量。对残酷、血腥的战争的描写，是那么精练而充满力量，这使得这首诗富有一种冷酷的美。
尽管诗中包括30年中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却写得刚劲有力、结构清晰、节奏明快。全篇从头到尾贯穿着一个统一、雄壮而热烈的语调，从而使诗人对于世界命运的思考显得斗志昂扬，充满乐观精神。
关于失却的自由和濒临绝境的欧洲的诗句，充满着悲伤和同情；而描写俄国的诗句，则充满对英雄祖国的热爱和对解放欧洲的俄国人民的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心。
年轻的普希金在概括时代如火如荼的事件时所显示的灵感和高超表现力和概括性，证明他是擅长作历史综合评价和总结的真正大师。
革命思想的新发展
1821年，普希金的革命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这一思想上的进步也反映在著名诗《短剑》里。诗人透过广阔的历史背景，高度赞美了同“侮辱和凌虐”的斗争。
普希金在《短剑》里写道：
林诺斯锻造之神将你铸就，
不死的涅墨西斯紧握在手，
志在惩罚的短剑啊，秘密守护自由。
你是最终的裁判，受理屈辱与冤仇。
哪里宙斯的雷沉默，法律的剑昏睡，
你就化诅咒为行动，变希望为现实。
你隐伏在王位的阴影下，
或隐藏在灿烂的礼服里。
恰似地狱的寒光，仿佛神灵的闪电，
霜刃无声，直逼恶贯满盈者的双眼。
虽然置身于亲朋的宴会，
他环顾左右，忐忑不安。
随时随地，你都能找到他猝然出击，
在陆地，在海洋，在殿堂或帐篷里，
在幽静隐秘的古堡后面，
在睡榻上，在他的宅邸。
神圣的卢比孔河在恺撒的脚下呜咽。
强大的罗马倒下了，法律垂下了头；
而布鲁图奋起，他爱自由，
啊，桑德，耿直的少年，不幸的使者，
你的生命虽熄灭在刑场，
但是你惨遭杀戮的尸骸，
保留着圣洁美德的遗响。
在你的日耳曼，你成了不朽的英灵，
你使罪恶势力畏惧灾祸，
在你悲壮威严的墓地上，
一柄无名短剑寒光闪烁。
普希金在这里用温和的语调解释法国的革命事件。他对马拉的人格和活动的评价都是不正确的；但是，诗的全篇和结尾对“年轻的正义化身”卡尔·桑德的歌颂，却成为革命的号召。达首诗不久就成为俄国青年政治先锋队最喜爱的作品。
1822年2月5日，萨巴涅耶夫军长亲自从蒂拉斯波耳前来会见英卓夫。普希金听到了他们谈话的部分内容：老将军坚决要求逮捕弗拉基米尔·拉耶夫斯基，以便揭露一场军事政治阴谋。
当天傍晚，普希金敲开好友的房门，向他透露了老将军要逮捕他的消息。第二天早晨，拉耶夫斯基果然被捕。他被指控为幸福会成员和在士兵及基希涅夫兰卡斯特士官学校学员中间进行革命宣传。他被押到军部所在地蒂拉斯，被关进监狱。
在普希金于基希涅夫结识的朋友当中，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就这样被夺走了。弗拉基米尔·拉耶夫斯基不断在普希金身上培养秘密会员的革命爱国主义，与官方对沙皇的赞美相反，他向《自由颂》的作者指出真正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拉耶夫斯基有一个“无声的人民”的提法，他说人民的沉默无言和忍受枷锁就是受压迫的祖国最大的不幸。这种思想，普希金铭记在心，过了3年之后成为他的历史悲剧的主题。
对拉耶夫斯基命运的关心，可能使普希金想起了这位被幽禁的朋友关于利用祖国古代题材进行创作的指导。诗人想起卡拉姆辛引用编年体史学家关于奥列格之死的故事，追忆自己参观基辅遗物时的印象，着手写一首优美的短篇叙事诗。普希金利用古代传说来表达自己写诗的基本原则：
魔法师不害怕强大的君主，
也不需要大公的赏赐……
这种诗人独立、诗人语言真实和自由的原则，在政治很黑暗的沙皇统治的专制环境中显得更加高贵和勇敢。这个原则的确符合普希金的生活实践，他继续到处公开发表反政府的观点。普希金在基希涅夫的一位熟人说：
他不论在总督家里，还是在大街和广场上，随时准备向任何人证明，凡是不希望俄国改换政府的人都是坏蛋。
历史题材继续激动着普希金的心。1822年，他写下了关于18世纪俄国史的《札记》，对彼得大帝的评价是：“他不怕人民自由，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强大。”他对叶卡捷琳娜的评价是：“她是穿着裙子、戴着王冠的伪君子。”这些评价都非常中肯。
对俄国面临的任务，普希金也说得十分清楚：“我们的政治自由同解放农奴是密不可分的。”诗人以其对俄国作家的政治斗争一贯热情的关注，为这个臭名远扬的女王在祖国文学界取得的“胜利”编了一份出色的战报：诺维科夫被幽禁，拉吉舍夫被流放，克尼亚日宁遭到迫害……
普希金创作上的成长，在《致恰达耶夫》的优秀诗篇中也表现得很清楚。诗中把忙忙碌碌的彼得堡的酒宴同诗人在遥远的南国闭门创作，作了鲜明对照。
他内心里的深刻变化，通过他摆脱上流社会的诱惑和重操旧业、重新获得旺盛的灵感而揭示出来：
静谧的女神缪斯又出现在我眼前……
全诗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斯多噶精神——对命运的不公毫不介意和孜孜不倦、刻苦耐劳的精神。他用缓慢的节奏、沉思的语调，刻画出聪明过人的好友的精彩肖像。这位好友曾教导他在遭到不幸时要坚强不屈，对流言飞语要毫不介意，对自己的革命任务要无比忠诚。
普希金住在基希涅夫的最后一年，这座城已经不是南方密谋的中心了。
1823年4月18日，来·费·奥尔罗夫由于放任军队里的革命宣传而被撤销第十六步兵师师长的职务。“奥维德”分会被查封。弗拉基米尔·拉耶夫斯基在蒂拉斯波耳监狱已经被关押了半年之久。奥尔罗夫的另一名副官奥霍特尼科夫于1823年11月也被免职。第二集团军司令部采取“解散幸福会”在基希涅夫的基层组织的行动，已大功告成。
普希金在比萨拉比亚的时期，学到了不少新的词汇和鲜为人知的民间故事。普希金学会了摩尔达维亚语言，还从吉卜赛人未经过加工的语言中发现许多对诗歌有用的成分。
在比萨拉比亚，“草原上的歌声”和民族杂居地区的传说，引起了普希金很大的兴趣。他在伊兹马伊尔，根据当地居民的口述，记录了夹杂大量伊利里亚词汇的斯拉夫歌曲；在基希涅夫，他搜集了关于希腊起义事件的历史歌曲的歌词。这些事件包括托多尔·弗拉基米列斯基被害和保加利亚民族运动领袖比姆巴希-萨瓦被刺。
英卓夫办公室的一个小官吏列克斯向他讲述了比萨拉比亚著名大盗基尔贾利的奇异经历，于是诗人用诗歌形式记载了“官吏和诗人”的对话：
到那里去？
到监狱去。
今天我们要释放基尔贾利，
并把他撵出恰尔达维亚……
后来他把这个形象写成独特的人物肖像。诗人在比萨拉比亚的停留即将结束，他积极探索新主人公和与之相适应的新史诗形式时期也接近完成。整个基希涅夫时期，年轻的普希金努力通过不同手法对基本体裁进行尝试。
他在南方写出头几首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的抒情叙事诗。他的《加甫利亚德》是一篇写得出色的模拟圣经的讽刺诗。
《瓦吉姆》是一首长篇史诗。这首史诗已经提出自由的主题，它是一首接近于以歌颂拉车为主题的革命史诗。
而流传下来的《强盗弟兄》则不过是描写拉辛的革命史诗的序诗片段而已。
最后，他于1823年又着手写新“浪漫史诗”或叫“妖魔史诗”《弗拉基米尔》的提纲。这首史诗把古代神话同历史融为一体。
不受洗礼的异教神，怂恿东方骑士团进攻基辅；姆斩基斯拉夫公爵爱上了亚马逊公主阿尔米达；魔法师和术士大显身手；叶鲁斯兰的宝剑闪闪发光……
《祖国之子》杂志于1823年预告说，普希金正在写的古代传说故事，就是这个《弗拉基米尔》。
当诗人正准备再次转向童话的幻想和神奇古代传说的紧要关头，在他面前突然展现出通向生活和现实的道路：他准备如实描写年轻俄国代表人物的新体裁开始形成了，这是由真诚的告白和心理描写构成的长篇故事。
从此，这篇故事就伴随诗人走遍他生活道路中的全部行程，直至19世纪30年代的转折为止。直至那时，他才不无惆怅地跟“自己的奥涅金”分手。然而到那时，诗人心爱的作品已成为俄国文学史伟大的作品之一。
奔向自由港
普希金于5月末请好了假，便立刻离开了基希涅夫，从比萨拉比亚中部往西南走。一路上景色凄凉，荒无人烟，路从一片无水的草原中间通过。
然而，这座黑海附近的城市风景宜人，市面热闹非凡，这让普希金又心情愉悦起来。据19世纪20年代居住在敖德萨的人观察，这座城市很像在荒野中展开的一条色彩缤纷的土耳其围巾。
这里跟基希涅夫不同，有书店、法文报纸和歌剧院。天蓝色的哈治贝深水港帆影点点，彩旗飘飘。每天都有大批商船来到这里，有的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城市和希腊的岛屿，有的来自利凡特和亚得里亚海，有的来自马赛、热那亚和英美各大港口。
这些船只把殖民地商品送到普拉东诺夫防波堤上，同时也带来了最新的政治消息。普希金从来也没有像在敖德萨海岸漫步时这样渴望逃往海外，他也想能像他的偶像拜伦一样去希腊参加解放斗争。他希望摆脱沙皇政府迫害的计划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可能实现。
普希金的这次旅行也是因公事的关系。从敖德萨刚一建成就管理这座城市的外国人，从今天开始，就要由俄国行政长官来接替。这位长官肩负着在新地区建立俄国管理体制的任务。
这个任务相当艰巨，因为这片自由港已经形成了属于它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自由港的海关特点把敖德萨跟帝国的其他部分分开，因此，这里也是俄国最自由的地方。
外地来客都喜欢这座城市，所以才这么说。阳光和外国的黄金源源不断地向这里涌进来，而警察和其他规则的限制非常少。外地来的人有一半是从内地省份逃出的难民，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不必为没有身份证烦恼。
这里也有秘密团体。这里的秘密团体是由有反政府情绪的青年组织形成的。这个组织叫做“独立者协会”。他们的成员都把普希金的《自由颂》和其他革命诗篇抄在自己的本子上，作为他们学习的内容。这些诗篇在当地黎塞留中学的学生中间也秘密流传了很长时间。
有一次普希金询问敖德萨的一个学生：“您读过普希金的作品吗？”
学生回答：“学校禁止我们读他的作品。学校说他的作品是反动的，有辱于国家尊严的。”
这座新城市跟摩尔达维亚一样，最吸引普希金的地方不是总督办公室官吏的聚会或富豪的批发商人的客厅，而是敖德萨的劳动者阶层、十二月党人和文化界。
诗人在南方的游历之所以在他的传记中留下明显的痕迹，正是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社会新文化的源泉，找到了大无畏的进步人士。他们哺育着他的思想和创作。
普希金在这里迎接到了他的上司，担任全权总督的沃隆佐夫。他的官衔是侍从将军，爵位是伯爵。他出身于18世纪仕宦贵族中赫赫有名的沃隆佐夫家族。
他早就享有著名将领和行政要员的盛名。米哈伊尔·沃隆佐夫的父亲叫谢苗·沃隆佐夫，是位外交官，曾经担任俄国驻伦敦大使。
普希金在彼得堡的朋友们，同沃隆佐夫进行过一些关于如何安排普希金工作的商谈。新任南俄长官同意让普希金到自己部下任职。于是，普希金便从基希涅夫调到敖德萨，被安排到诺沃罗西亚总督府外事处工作。
同普希金一起办公的是青年诗人图曼斯基。他出生在乌克兰，留在彼得堡读过书，并在彼得堡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同克雷洛夫、格里饱耶多夫、雷列耶夫、别斯图热夫、戴里维格都有过接触。
他还是“俄罗斯语文爱好者自由协会”的成员，他赞同阿尔扎马斯派对诗歌的观点和十二月党人对俄国政体的看法。图曼斯基作为诗人，对普希金佩服得五体投地。
普希金是在最优美的音乐伴奏之下完成他的克里米亚长诗的。意大利歌唱家从1805年开始在敖德萨演出滑稽歌剧。普希金来到这里时，恰好赶上比萨剧院老板布奥纳沃利奥的歌剧班子演出。他听到女歌唱家里科尔迪、维塔莉和卡塔拉妮的精彩演唱。
这里演得最多的还是年轻的剧作家罗西尼的作品。他的才华当时已使整个欧洲人民为之倾倒。他的歌剧经常演出的有《阿尔及尔的意大利女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切内伦托拉》、《喜鹊女贼》等。
这种新艺术使他的心灵得到新生。据普希金说，意大利歌剧让他想起了“往日的岁月”，即在彼得堡看歌剧的情景。如果说在希基涅夫克卢皮扬斯基剧场里，他常常想起谢苗诺娃和科洛索娃，如今在这古典式多层包厢的辉煌大厅里，既有交响乐队，又有一流的演奏家，那么他该想起的演员就更多了。
由于看歌剧入了迷，经常出入歌剧院的普希金很快认识了剧场经理、商务顾问伊凡·斯杰潘诺维奇·里兹尼奇。这个人原是达尔马提亚人，如今进入年轻的敖德萨社交界，并被认为是最有文化的人物之一。
不久，里兹尼奇就把普希金介绍给他的年轻妻子。她名叫阿玛莉亚，是一个体弱多病的美人。普希金非常欣赏她的病态美，那种娇柔的样子让普希金心里激动不已。
普希金在她的启发下写了很多爱情诗。普希金的赞赏之情一下子就变成了炽热的爱情，使他经历了一番苦痛和折磨。由这种感情所引出来的著名抒情怨诉诗《你会原谅我的妒忌的梦想吗？》证明，普希金第一次感受到爱情不是欢乐和享受，而是痛苦和烦恼。
的确，这种极度热烈的感情很快也就消失了。普希金的爱情跟他的恋人的生命之火熄灭得一样快。1824年春，阿玛莉亚·里兹尼奇回到意大利，不久就去世了。普希金为了纪念她，又写了一首《在她祖国的天空下》。这首诗也成为普希金比较著名的爱情诗。
对于使普希金“改恶从善”的任务，沃隆佐夫的理解跟英卓夫有些不同，他理解成是用他的崇高地位庇护这个被流放的诗人。一心追求独立的普希金，却无法理解上司的良苦用心，他自由惯了，接受不了这样的“爱护”。
他1824年6月7日于敖德萨写的一封信说：
那种古代的庇护关系早已不时兴了。我们谁也不想找一位文明的权贵来宽宏大度地庇护我们。我们现在的文学是高尚而独立的，也只能是这样。
普希金的上司有意安排他学习一些外交和外事方面的知识，普希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上司的藏书里学习了很多珍贵的著作。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些外国的政治类书籍，还有一些珍贵的绘画手稿。在这些书籍的充实下，普希金的知识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扩展，这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非常积极的思想基础。
普希金在这里创作了一首浪漫长诗《茨冈人》。这部长诗是于1824年秋天完成的。《茨冈人》发挥了《高加索俘虏》的题材。这两部长诗的主人公极为相似。像高加索的俘虏一样，阿列哥逃离“窒息的城市的奴役生活”。那里：
恋爱又害臊，压制新思想，
把自己的自由拿去拍卖，
对着偶像，顶礼膜拜，
求的无非是金钱和锁链。
阿列哥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感到不满、失望，他是“上流社会的叛逆者”。他认为，他能在淳朴的宗法制的环境中，在不服从任何法律的自由人民中间找到幸福。阿列哥的情绪是对由于革命风暴和社会动荡引起的对现实不满的浪漫主义情绪。
普希金同情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因为他们一样都是被流放的犯人。与此同时，阿列哥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人物，也受到批判性的理解。他爱情的不幸，他心中迸发的醋意，杀害茨冈女人的行为，说明阿列哥是个为了寻找到卸去枷锁的方法时却企图给另一个人戴上枷锁的个人主义者。普希金已不再把拥有自由的思想而实际上内心却并不自由的主人公联系起来了。因为这个可怜的主人公还受到个人主义心理的毒害。
为了与卢梭和夏多勃里昂辩论，普希金在长诗中还贯彻一个思想：一个“在窒息的城市的奴役生活中”教育出来的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不可能平民化到适应宗教、法律生活的程度，也不可能摒弃文明对他所培养出来的结果。普希金把人放在对客观现实的一定的依赖地位上。
他指出，茨冈人的意愿是不可实现，茨冈老人的一生和泽姆菲拉的命运也都是悲惨的。长诗以下面的诗句结尾。
但是，大自然的贫穷子孙，
在你们中间也没有幸福。
在那破破烂烂的帐篷底下，
你们做的是痛苦的梦。
你们到处流浪的帐篷，
在荒原里也未能免于不幸，
到处是无法摆脱的激情，
谁也无法与命运抗争。
在长诗《茨冈人》中，刚刚勾勒出普希金向现实主义过渡的轮廓。对人物性格的描述更为有血有肉，多姿多彩。长诗虽然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但是它与社会环境的联系更为紧密。
在《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中所体现的与不同文化互相抵触的思想，也贯穿于《茨冈人》之中，但体现得更为深刻。普希金对其中的地方习俗的描写可能比《高加索的俘虏》中的更加满意。与《高加索的俘虏》不同，在《茨冈人》中，茨冈人风俗的描写和民族风俗的细节是与情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表现的。
这里，普希金由描写激情中的浪漫主义抽象性转变为对激情作现实主义的说明。在《茨冈人》中，除了抒情长诗的抒情用语和风格之外，也可以见到那些后来发展为现实主义风格的成分。这些现实主义主要是体现在描写茨冈人的日常生活中。
他们的大车半围着壁毯，
就在车轮之间拢起篝火；
一家人围着火做晚饭；
马儿在野地里放牧；
驯熊躺在帐篷外面，
自由自在，不用锁住。
在泽姆菲拉热情洋溢的歌声中，有着比切尔凯斯女神之歌更为浓郁的民族色彩。长诗中的情节加工较为细腻，抒情要素起的作用较小。
在《茨冈人》中，我们还可发现叙事性文体。普希金认为在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中发展这一文体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可以发现，戏剧性的对话这一客观地、艺术地表现生活的手段加强了。茹科夫斯基给诗人写信道：
我没有见过在文体上比你的《茨冈人》更加完美的作品了。
普希金在这里还经常和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士进行热烈的讨论。其中最经常接触的就是上司的医生，人们叫他威廉·古特琴逊博士。他不仅仅是一位医生，还是一位学者和作家。普希金跟他学到了“纯无神论的课程。”
在这里普希金还结交了一些社会名媛，其中有总督夫人伊丽莎白·克萨维里耶芙娜·沃隆佐娃。她是积极乐观又有才华的女人。普希金对她非常钦佩。普希金的很多诗都是在她的启发下写成的。比如《天使》、《护身符》、《你可爱倩影的最后一次》等。
另外他还认识了社交美人卡洛琳娜·索班斯卡娅和她的妹妹埃维利娜·甘斯卡娅。与这些社交美人的交往扩大了普希金的视野，让他在创作中接触到新的人物素材。
当地的历史学家把宾捷雷比作圣爱伦岛。圣爱伦岛是拿破仑覆灭的象征。
宾捷雷的城墙令旅行家想起另一个征服者生平中的一段浪漫故事。这个征服者貌似强大，不可抗拒，却也为自己过分的虚荣心而受到惩罚。
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向来吸引普希金的创作注意力，并激发他写出爱国主义的诗篇。
不久，他在利普兰基的陪同下，到达德涅斯特。利普兰基随身带着几本关于瑞典国王在宾捷雷驻留的古书，古书中有诺尔登贝格附有地图的大开本著述和德·拉·莫特莱配有版画的旅行记。
利普兰基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们出发到瓦尔尼查村的遗址去，随身带着诺尔登贝格文集的第二卷和莫特莱的著作，书上有几幅查理十二的全身画像，一张画着营垒、战壕的平面图和瓦尔尼查工事建筑的正面图……野地里一些高低不平的地方，正是古时堡垒的遗迹。
普希金在他的第一首北方长诗中，记述了关于这次在南方寻找当地古迹的旅行回忆。
在宾捷雷荒凉的工事四周，
如今有一长排磨坊的风车，
好像和平的围墙将它围住。
在那些武士的坟墓旁边，
成群的水牛在任意漫步。
只有古城的断壁残垣和长满苔藓的
深深陷入地下的三磴石级，
是瑞典王的遗迹……
这部长诗的结尾反映出普希金对于古代土耳其监狱的印象。然而，1824年诗人已经产生了新的创作欲望。在他的想象中，浮现出另外一些景象。
有一次，普希金和当地的一个老人打听有关马泽帕的故事。他问道：“慈祥的老人啊，您知道马泽帕的故事吗？听说这里还有些历史遗迹，您能讲讲吗？看您的年纪，一定有很深的阅历，希望您能跟我这个年轻人讲讲这些故事。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谢谢您了！”
但是这位老人却说：“我也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从来就没听过什么‘马泽帕的故事’，也不知道什么古墓或者遗迹。”
无论普希金怎么说都没有得到最终他想要的答案。
一位忧郁的异乡人来到此地，
徒然寻我盖特曼的坟墓：
马泽帕早已被人们忘记……
普希金在长诗的结尾满怀惆怅地说明，他1824年的考古调查毫无结果。但是，这一次学术考察也不是没有一点用处。正像克里米亚是《奥涅金》的摇篮一样，宾捷雷是《鲍尔塔瓦》的摇篮。
第二次被发配
这时，沃隆佐夫最后形成了对普希金的意见，作保护人的打算已经不存在了。十二月党人谢·格·沃尔康斯基说：
贪权仗势的沃隆佐夫在诺沃罗西亚摆出东印度总督的架势。对于普希金的不受管束，他是不能容忍的。
这位长官很快感觉出，新来到办公室的办事员是属于敌对阵营的人物。他觉得普希金是一个专为平民写诗的粗俗的平民知识分子和危险的政治活动家，危险性极大。
沃隆佐夫既然决定把普希金赶出敖德萨，于是在1824年3月向涅谢耳罗德正式发文，要求把这个官吏调往其他省份。5月2日，他再次请求涅谢耳罗德让普希金离开他这里。
1842年5月22日，普希金接到上司的公文，要他去县城调查赫尔松省发现的蝗虫还有灭虫的效果如何。
诗人认为这个命令是侮辱性的挑战。他完全了解沃隆佐夫这样做的原因。他后来写道：
写诗是寥寥可数的天生诗人的特殊爱好。这种爱好吞噬和消耗他们一生的全部精力、全部印象……
诗人试图正式推辞这次差事。他给沃隆佐夫办公室主任写了信，这个主任也尽力帮忙，可是上司没有同意。无奈之下，他只好去赫尔松省去了。
但是，诗人内心的反抗仍很强烈，这件差事他并没有认真去做。普希金像闪电似的在赫尔松、伊丽莎白城附近转了一圈，一共用了四五天时间到一些县衙门去收集情况和亲自考察受灾地区。他大概并没有去亚历山大利亚，于5月28日便返回敖德萨。
关于《蝗虫飞来了》一文曾流传过一种传说，说是诗人曾把它直接交给沃隆佐夫。实际上普希金交上去的是一份更为重要的文件，那是他写给沙皇的辞呈。
此时普希金的偶像拜伦因病去世，普希金非常伤心，写下了悼念拜伦的诗：
在自由即将来临之前，
他高傲地迎接了死亡。
1824年8月9日，因为崇拜“反动诗人”拜伦，普希金被发配到北方乡村。
马车在地主庄园的古树旁停下来。祖传的树林一片昏暗，在红松林旁边有个荒凉的小庄园，“栅门已破旧，院墙也倒塌了”。这时，“眼泪、苦恼、变心和诽谤”都一股脑涌上心头。
我还年轻，
但是，坎坷的命运和千种的激情，
一齐向我压来，使我感到疲倦。
我天真无邪的青春也消磨殆尽，
无非由于遭到无益的考验。
在我心中汹涌着强烈的感情和仇恨，
以及苍白无力的复仇幻梦。
来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对普希金说来，的确是加倍的惩罚。流放变成了幽禁。普希金马上就感受到这一点。他觉得前途渺茫，人生悲惨至极。
他的好友维亚泽姆斯基在信中谈到此事，也十分痛苦。他把对普希金的这次发配叫做“惨无人道的杀害”。
普希金到家两三天之后，便被正式传到普斯科夫，于8月13日向省长冯·阿德尔卡斯做出书面保证：
我将老老实实待在父亲的庄园里，不会随便离开。保证不散布任何危害社会安定的不体面的文章和言论。
普希金的这位新上司，还同省首席贵族一起制定了严密监视的措施，并得到地区行政长官的批准。普希金按照法律程序被定为国家要犯，由地区最高当局直接管辖。他就是这样回到了父亲的世袭领地。
经过4年的离别，普希金终于回到了父母身边。可是在普希金的父母看来，儿子的“政治犯”身份让他们很忧虑，他们害怕被普希金连累。
普希金的父亲年纪已经超过50岁了，他希望得到安静和摆脱一切世俗事务的困扰，只求能有空读书、会友和作诗。
儿子被突然革职，按照沙皇的旨意流放到乡村，在他看来是有损家族名誉的灾祸。一家人对普希金指指点点，指桑骂槐。父亲家里的环境，比南俄的官署还要沉闷。
普希金为了躲避家人的责难、埋怨和怀疑，恨不得离家才好。他常常骑上马穿过庄园的林荫小径，走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茂密的松林，沿着宽阔的马林涅茨湖湖岸，登上陡峭的山冈。5年前，他曾怀着对乡土的热爱把它写进《乡村》诗里。
祝福你，荒远僻野的一角，
闲适，劳作，和寄兴的园林，
是在这里，我的日子悄悄流去了，
陶醉于快乐和遗忘的怀中！
我是你的：我已抛弃了豪华的宴饮，
虚妄的游乐，女人的声色的迷宫，
只为了醉心于树林的和谐的音响，
为了田野的安闲自在，最宜于冥想和诗情！
我是你的，我爱这一座花园，
幽深，清凉，各样的野花开遍。
我爱这广阔的绿野，洋溢着禾堆的清香，
多少明亮的小溪在树丛里潺潺喧响。
无论转向哪里，我都会看见生动的画面：
这里是两片湖水，水波一望无垠，
在蔚蓝的水上，偶尔闪过渔船的白帆，
湖后是排列整齐的田垄，起伏的丘陵，
远处散布着稀疏的农舍，
在潮湿的湖岸，成群的牛羊正在吃草，游荡，
谷场冒着轻烟，半空旋转着磨坊的风车，
呵，到处是劳作和富裕的景象。
但是，经过南海的游历后，林区的秋色只令他感到阴沉。地界上的松树边，有一条平坦的大道直通沃罗尼奇城。
现在城中的建筑物大都坍塌了，只有周围5世纪的土墙残存着。如今这里已变成乡间墓地。
普希金在《叶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一章里回忆过这些风景：
索罗契平缓的河岸，
层林如带的山冈，
丛林深处的幽径，
和我们饮酒的那间小房。
缪斯的降临使它蓬荜生辉，
年轻的亚泽科夫曾将它吟唱……
普希金到这里不久，就渴望从事创作。他打开了敖德萨笔记，在10月初完成了《奥涅金》的第三章和长诗《吉卜赛人》。他在1824年5月从敖德萨写给卡兹纳切夫的信中，清楚阐述了他对于文学家的劳动和收入的想法。
如今在《书商和诗人的谈话》中，他再次深刻地说明一个笔耕的劳动者对灵感和报酬是怎么看的。普希金在权贵、官僚和农奴主的社会里，居然申明自己要靠写作获得报酬，用以建立自己的生活。
当普希金在创作回忆中重新回味南方的印象之际，地区当局对他制订了严密的监视办法。这一差使交给了圣山修道院院长伊凡神甫。
省当局企图借治安警察的帮助，加强对普希金的全面监视。他们还想找一个可靠的贵族监视普希金的一切行动，却怎么也找不到。
阿德尔卡斯不得不找到犯人的父亲。谢尔盖·普希金在接受有关儿子所犯罪行的正式审问时，都以“不知情”为自己辩解，但是他深深感到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和对前途的悲观失望。他恭敬地听总督大人宣读决定：
如果五等文官谢尔盖·普希金可以完成密切监视儿子一切言行的任务，那么后者便可留给父亲监视，不必另找其他贵族加以专门监视。
老人决定接受这个任务，是为儿子好。毕竟，血浓于水。可是他没想到自己的良苦用心竟然得不到儿子的理解。
他们父子的关系达到最紧张的程度，一场风波在11月中旬爆发了。这一天，普希金发现了父亲在翻自己的日记本。他看见父亲小心翼翼地浏览着上面的内容。普希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他立刻过去抢下了父亲手里的日记本，激动地说：“父亲大人，你究竟在做什么啊？”
“没，没做什么。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吓了我一跳。”父亲说。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一定是有什么见不得的事情瞒着我。难道你在调查我、监视我吗？”
“没，没有。我只是感兴趣，想看看你到底在写些什么东西。”
“不要说那些骗人的鬼话了，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些人的勾当吗？他们就是要你来监视我，把我写的东西交给他们，这样好换一点钱给你们，难道不是吗？”
“你，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有你这样的儿子真让我觉得悲哀。我们祖上一直都是轰轰烈烈的，怎么到了你这一代就变成了囚徒？我是在监督你，看看你到底还能给我们家惹多少麻烦！”
“好了！你去揭发我吧！我真为有您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耻辱！”
愤愤不平的诗人在盛怒之下，用激烈的言辞向父亲表示自己的不满。
谢尔盖·普希金为此感到大为震惊，于是儿子给普斯科夫省长写公文，要求把他从父亲家中转到某个监狱里去。这是父子冲突的顶点。在亲友的劝解之下，家庭纠纷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过了两周之后，父子都克制住自己的不快，冷冷地分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