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变革

公元元年前后，由刘邦开创的西汉王朝已经由汉武帝时期极强盛的时代而开始走向衰落。

这时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加重，土地大量地被贵族、官僚、地主兼并，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农民不断地破产流亡。因此，当时的社会呈现出这样的景象：一方面贵族官僚和大地主、大商贾“多畜奴婢，田宅无限”，他们拥有大量的家内奴婢，广占田地，规模越来越大，他们竞相奢侈挥霍社会财富，穷奢极欲，过着纸醉金迷、荒淫腐朽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劳动人民缺衣少食，啼饥号寒，他们虽然终年辛勤劳作，日晒雨淋，胼手胝足，可是却仍旧摆脱不了死亡的威胁，他们总是衣不蔽体，食不饱腹，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甚至为了生存、生活，不得不忍痛卖儿卖女，流浪他乡。

为了生存，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奋起反抗，西汉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摇摇欲坠。由于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因此，面对这种情况，统治阶级中有些人对西汉王朝的统治开始感到失望以至绝望，他们企图缓和已变得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实行改良，以挽救整个封建统治行将为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所推翻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王莽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夺取了西汉政权，建立了一个称为：“新”的王朝，并且实行了一系列企图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历史上把这一次变法称之为“王莽改制”。

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出乎王莽意愿之外，这主要是由于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改革适得其反，事与愿违，不仅没有能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而且更加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灾难，促成了全国性的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成为一幕在中国历史上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历史悲剧。究其根源，我们应该看到，西汉帝国从其一开始就是符合新兴地主商人

利益的封建政权。

汉初的 70 年间，西汉统治者实行了休养生息和奖励农业生产的政策，社会经济很快由恢复而发展到上升阶段。因此到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在经济上，西汉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与进步，而商业资本也逐渐兴盛起来了。在政治上，西汉帝国的统一也由领主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交叉相错走上了单纯的郡县制轨道，这标志着西汉行政上的统一最终完成，西汉帝国也因此走上了空前强盛与富裕的封建王朝的顶巅。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依靠这雄厚的经济基础，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开辟了为后人高度评价的丝绸之路，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繁荣昌盛的国家。

可是就在汉武帝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封建帝国的同时，社会危机也日益暴露出来。因为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使广大劳动人民被迫脱离生产，承担十分沉重的兵役，以致造成了水利失修，旱涝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日益呈现萎缩的趋势。同时也由于军费开支十分浩大，政府财政出现困难。更为严重的情况是，由于大地主、大商人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与掠夺，贵族豪强对广大农民土地的不断兼并，使得广大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到处流亡。

从西汉成帝时开始，西汉王朝就已步上了崩溃的道路，到了汉哀帝、汉平帝统治时期，局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汉成帝在西汉王朝的统治者之中，是一个极其荒淫腐化的封建帝王。他

十分喜欢游逛，特别嗜好饮酒，而且诸如斗鸡、走马、贪色之类更是趋之若鹜。他曾先后召赵飞燕姊妹进宫，供其日夜淫乐，并且还修建了一座据说是黄金、白玉、明珠、翡翠等装饰的昭仪宫以显示对其恩宠。此外，他还对五个帮助他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的宦官，同日封为诸侯王，当时人称之为“五侯”，对之宠信有加。这样就使西汉王朝的统治更加腐败与黑暗。

此外，严重的天灾不断袭击当时的广大农村，极大地摧毁了当时的农村自然经济，使农民大量地破产，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当时社会政治腐败，贪污横行，横征暴敛，而且贵族、官僚们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又用来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土地兼并的加剧，迫使广大农民流亡他乡，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与阻碍。

此外，曾长期积累起来的巨大的商业资本，一部分被商人们用于囤积居奇，垄断人民的生活资料，另一部分则转化高利贷资本，像潮水一样涌进农村，使农民们把仅有的一点土地、家产、房屋都作利息交了出来，直到最后把他们的子女甚至自己也当作奴婢提供出来，作为债务的偿还。此时，社会上的奴婢的主要来源已不再是战争的俘虏，而是由于年岁饥馑，或受高利贷商人的盘剥，或是仅有的土地为大地主所兼并而丧失生活资料不得不出卖自己为奴婢的小农。此外，还有因罪被没为奴隶的犯人。

总之，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大商人成为大地主，而他们又收买原来的小农为奴婢。在这样的双重并吞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了，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化了。

由于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的压迫和剥削，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和工奴为了生存不得不奋起反抗。在日益发展的人民起义反抗斗争的打击下，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开始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他们企图对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不断增加的趋势稍加抑制，以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公元前 7 年，大司马师丹、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人提出了一个限田、

限奴婢的方案，它的内容是，官僚、贵族、地主占有土地不得超过 30 顷，过

限的充公；商人不许占田做官，违者以律论处；诸侯王只能占有奴婢 200 人，

列侯和公主为 100 人，官吏和富豪为 30 人。这个方案虽因受到当时掌权的外戚和宠臣的反对而夭折，但它却成为以后王莽变革的先声。

汉成帝死后，哀帝继位。哀帝之荒淫，比之成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特别宠爱一个娈童叫董贤的，出则同乘一辆车，入则侍立左右。哀帝赏赐给他的钱总计达 40 多亿；并封他为大司马卫将军，甚至还想把帝位禅让给董贤，这真是荒唐到极点了。

哀帝之后，平帝嗣立，平帝当时只有 9 岁，自然无法掌权，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改革家”——王莽就进入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

王莽，字巨君，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官僚的家庭。祖父王禁，生四女八男，其中一女名政君，为元帝皇后，王氏一家也因此关系而成了贵族。成帝继位后，尊母王政君为皇太后，拜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给其他几个舅舅也都封了侯。外戚王家从此掌握了朝政大权。但是由于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是太后诸弟中唯一未被封侯的，所以王莽自幼家境贫寒，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什么地位。他为了出人头地，一方面努力读书，把四书五经都读得滚瓜烂熟；另一方面则拼命巴结伯伯叔叔，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栽培。特别是对于担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大伯王凤，王莽更是像孝敬自己的父亲那样孝敬他。王凤病重的时候，王葬为了献殷勤，求信任，亲尝汤药，端屎端尿，不嫌脏，不怕

累。为了服侍病人，他一连几个月没有梳头洗脸，睡觉不脱衣服。王凤被王莽的这种行为感动了，临死以前，他向皇太后和汉成帝推荐王莽。这样，王莽才被任命为黄门侍郎，接着被提拔为射声校尉。从此王莽开始踏入仕途。由于王莽善于巴结而获得了他的姑母和伯叔们的欢心，所以，其叔父王

谭、王商以及当时名臣戴崇、金涉等人于永始元年（公元前 16 年）联名上书推荐，成帝下诏追封其父王曼为新都哀侯，王莽得以继承爵位，当了新都侯，并被任命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成为皇帝的亲近侍从。

又过了几年，他的叔叔、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年老退休，王莽就代替他做了大司马，掌握了朝政大权。

王莽是王家的第五个大司马，前四个均是他的伯伯叔叔。为了使自己的名声能够超过他们，王莽装出恭谨勤劳的样子，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还用心搜罗党羽，凡是来投奔他的，不论地方远近，出身贵贱，他都来者不拒，一概收用，让他们做官。为了收买天下人心，他还把从自己封邑里收来的钱和粮，都拿出来赠送给宾客，而他自己家里却过着十分俭朴艰苦的生活。据说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生病了，朝廷里文武百官都派自己的夫人去探望。当时王莽的妻子穿了一件刚刚能遮住膝盖的破衣服，出来迎接客人。那些贵夫人们起初都以为这一定是王莽家里低贱的佣人，后来一问才知道那就是大司马的夫人，她们都感到十分惊奇。这样，王莽舍己为人，克己奉公，勤俭朴素的名声就在朝廷内外传开了。朝廷里的大官都在皇帝面前称赞王莽，他的宾客，名士也都到处替他吹嘘。

但是，好景不长，王莽任大司马一职不到半年时间，成帝便一命呜呼。哀帝继位后，其祖母家丁氏和母家傅氏掌权，王莽受到排挤不得已被迫称病辞职，回到他的封国新都闭门闲居。

这时，他更想尽办法以博得社会上的称誉。

一次，他的第二个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奴婢。在当时，杀奴婢的人并不至于要偿命的。但王莽却深究王获不放，最后迫他自杀以谢罪。所以，王莽一时间获得很多人的同情与称赞，认为是一个“公正讲理”的人。因此，王莽在封国休闲三年，官吏和百姓自动上书替王莽申冤辨屈的数以千百计，他们都强烈要求让他出来管理朝政。

元寿二年（公元前 1 年），哀帝病死。不学无术的董贤，连丧事调度都

不会，而且在此之前，掌权的丁太后和傅太后都已相继死去，当时已 72 岁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便以王莽曾主持过成帝的丧事为由，亲自下令召王莽回京“佐”董贤调度丧事。王莽回京后，立即以太后名义掌握了军政大权，以防董贤和丁、傅外戚作乱。接着，罢免了董贤大司马之职，董贤被迫自杀。元后下诏命王莽重新担任大司马一职，并领尚书事。元后与王莽选择了年权 9 岁的中山王刘衍为帝，然后由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王莽。

王莽执掌朝政后，为彻底杜绝可能与王氏集团为敌的其他外戚集团的出现，首先废掉成帝的赵皇后和哀帝的傅皇后，并逼令二人自杀而死，丁、傅外戚中有官爵者一概罢免，家族成员或发回故里，或流徙边郡。其次，为防范平帝之母卫氏家庭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王莽仅以苦陉县作为卫氏的汤沐邑，而不准她及其亲属进京。

王莽在排除其他外戚威胁的同时，又大力铲除异己。在元后召王莽回朝视事后，满朝文武一致秉承元后旨意而推王莽为大司马，唯独前将军何武与后将军公孙禄持不同意见，二人互相推举。因此被王莽视为眼中钉，最后把

他们二人都罢免了官职。红阳侯王立是元后的亲弟弟，王莽害怕他在太后那里讲他的坏话，所以也罗织罪名，加以陷害，最后将其遣送回封国。

王莽把一批碍手碍脚的人挤走以后，就在朝廷中安插自己的亲信。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孙建、崔发、陈崇，还有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歆，都是王莽的心腹、谋士、爪牙，王莽都让他们作了大官。王莽有什么意图，就授意他们出面向太皇太后去奏请。王莽自己在太皇太后下诏以后，则装出恭敬从命的样子去执行，用来迷惑太皇太后。王莽就用这种办法，让王舜他们出面，要求太皇太后封他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同意了这个要求，王莽却又上书说，孔光、王舜、甄丰、甄邯他们都有很大的功劳，应当封赏他们，而不应当封我。甄邯赶忙又再向太皇太后上书请封王莽，王莽又再三推辞，并且因此装病不上朝。太皇太后封赏了孔光等四人之后，王莽还继续推辞，大臣们又一次上书给他请封，太皇太后又再一次下了封赏的诏书，王莽这才勉强接受了安汉公的封号。封号虽然接受了，但是给他增加的封地他却坚决不肯接受。甄丰等人见他不肯接受封地，就鼓动各地的官吏和地主出来拍马屁，上书称颂王莽这种不受封地的“功德”。几天当中，这些拍马屁的人，竟然又骗取了 40 多万人具书上奏，替王莽歌功颂德，他们用尽了四书五经里的好话来歌颂王莽。

王莽不肯受田的事情传出去以后，一些要求限制名田的中小地主和农民都来拥护他，为他的“修养”所动容，甚至传说王莽辞田之事，竟感动得蜀郡男子路建等人撤消了争田的诉讼，因此当时有些阿谀奉承者就说，王莽的道德比周文王还要高尚。

为了控制宫闱，王莽又发动亲信，假借民意，请求立他的女儿为平帝后。为此，平民、儒生、郎官等守候在宫门前为之请愿的每天竟达 1000 多人。他们声称，“明诏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愿得公女为天下母”。意思是说，圣上圣德浩荡，如高山之崔巍，而安汉公王莽功勋巨大无量，因此，天下的老百姓都希望策立安汉公之女为皇后，为天下母仪。这样，王太后迫于“民意”，只好答应他们的请求。因此，王太后下诏命人将“黄金 2 万斤，钱 2 万万”作为聘礼抬到王莽府中，王莽只接受了 4000

万，并把其中的 3300 万钱分发给陪嫁的人。

由于王莽的女儿嫁给汉平帝作了皇后，这样他又多了“国丈”这一皇亲贵戚的身份，地位也就更加显赫了。有个乐陵候刘庆，见王莽势大，也来拍马屁，他给太皇太后上书说：“周成王小时候，由周公旦代行皇帝的职权，如今皇帝也很年轻，应当请安汉公代行皇帝的职权”。太皇太后把刘庆的这个建议交给大臣们去商议。大臣们都说：“应当照刘庆的话办”。于是太皇太后就叫王莽像周公旦辅佐周成王那样，毫不客气地代行起皇帝的职权来了。

王莽的地位一天天提高了。汉平帝的年龄也一天天长大了。汉平帝看出王莽的野心不小，内心又是害怕，又是怨恨。平帝对王莽来说终究是障碍，因此就在元始五年（公元 5 年）十二月的一天，用毒酒药死了汉平帝，然后又找了一个两岁的小孩刘婴来做皇太子，历史上称他为孺子婴。

汉平帝被毒死后，据说武功地方有个叫孟通的人，淘井淘出了一块白色的石头，上圆下方，石上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大字，这自然又是王莽手下那帮人弄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没有办法，只好又封土莽为摄收，并且把第二年的年号也改为居摄元年（公元 6 年）。

摄政皇帝虽然做了，但对王莽来说毕竟还是假的。王莽便于公元 8 年 12 月逼迫孺子婴“禅位”给他。这样，王莽最终如愿以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王莽把朝代改名为“新”，这个新朝在中国历史上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最短命的王朝。

等到王莽作皇帝时，社会危机相当严重，天下已处于行将陷于崩溃决裂的边缘了。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对社会现状进行改革，以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行将瓦解的社会危机。王莽的所作所为，在各阶层中已有广泛的反响，从而他也就被地主阶级认为是执行这一任务，完成这一使命的最理想的人选。因此，他们对王莽的旨在扩大和巩固自己势力的政事都加以默认和支持，而农民则希望能有个给他们改善生存条件的皇帝，中小地主也希望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得到保护，不至于在豪强的兼并下破产，所以他们对王莽的改朝换代，改制变革都寄予了期望和支持。

王莽也意识到了天下之所以大乱，主要是因为土地兼并而导致大量农民破产流亡，政府租税枯竭引起国家财政收入锐减，这已经不是靠减租、免税、救灾、恤贫等一些小恩小惠所能奏效的；而必须将当时矛盾百出，弊病丛生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变革，才能挽救封建统治的深刻危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莽建立“新朝”，做了真命天子后，就开始着手进行系列的社会变革。公元 9 年 4 月，他提出实行王田制度和奴婢政策。

他在诏书中说，秦朝统治残暴，对人民征收很重的赋税来供统治阶级任意挥霍，大量地征发老百姓去修建宫殿、陵墓，从而使无数的劳力脱离了农业生产，就是破坏了上古圣人为我们确立的正确制度。自从秦朝废除井田制度后，由此引起了土地的兼并与掠夺，豪强占有的田地以千万计，而贫穷的人却没有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又设置奴婢买卖的市场，把他们看作牛马一样，可以进行自由买卖，这样就使奸诈凶险之徒为利益所驱动，以至于铤而走险，掠卖别人的妻子儿女，这就违背了上天爱民的本心，也有违于人间最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

王莽鉴于此种情况，接着就下令将所有田地都收归国有，称“王田”。然后又规定，男丁 8 口之家，占有田地 900 亩，凡是占有的田地超过个标准的，超出的部分一律要分给他的宗族其他成员以及乡亲和朋友。没有田地的，可以根据这个新规定占有田地。奴婢则一律改为“私属”，不得再到市场上进行买卖。对于那些胆敢诋毁这项制度淆乱民心的人，一律处以充军边疆。

可是，当时全国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王莽要想把他们吞并的土地再吐出来，无异于“猴腮里抢栗”，这显然是一件很不容易，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即使王莽用尽百般手段，并以种种刑罚对付那些不实行这项新制度的人，其结果仍然收效甚微。因为，执行王田制度的官吏他们本身就是中小地主，他们当然也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多占的田地，所以他们就在这项法令的执行过程中采取消级抵制的态度，这个制度也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得到执行。

当时，有一个商人地主的代表区博就曾公开对这项新制度进行了指责，他说：“井田制度虽然为圣人所制定，但是它已经被废除很久了。周朝衰落后，人民都不愿意在周朝统治下继续生活下去，可是秦朝能够顺应民心，因此废除井田制而实行土地私有，秦也因此能够消灭六国而统一中国。一直到现在，天下都生活得很好，大家相安无事。现在又要恢复井田制，这是违民

心之举，即使尧舜复生，也是无能为力。现在陛下刚刚登基，天下人心刚刚安定下来。希望这项制度暂时不要匆忙实行”。这就说明地主、官僚们都不肯交出田地，并威胁王莽，说这是违背民心的，如果一意孤行，你的皇帝位子也就坐不稳了。他们既然都不交田，农民也就无田可受，他们原来的希望也就化为乌有，逐渐地对王莽政权产生了不满情绪。

王莽对于奴婢问题，既规定奴婢为主人的“私属”，却又禁止他们进行自由买卖，这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更何况只是用禁止奴婢买卖，而不是用释放奴婢为平民的方式来解决，也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事实上奴婢买卖仍在暗地里盛行，王莽也曾把获罪的数十万人没为奴婢。因此，人民的境况不但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反而更为悲惨。

王莽的王田制度和奴婢“私属”因遭到地主阶级的普遍反对而无法实行下去，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了事。公元 12 年他就下诏正式废除了这项新制度，完全恢复到改革以前的状态中去了。

除了实行王田制度外，在经济方面，王莽实行的另一项变革措施就是实行“五均”、“赊贷”与“六莞”。

王莽在公元 10 年，为了救济天下老百姓，抑止豪强的兼并，下令实行“赊贷”、“五均”的新政策。

“五均”，就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工商业的经营生产并对全国的物价进行管理，其具体办法是：在长安、洛阳等五个城市，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市长，令和长皆兼五均司市；各城市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业商业各行业，都要按其经营方向与品种向司市申报，钱府丞则按季度向他们收取工商税，各司市在各个季节的中间那一个月评定物价，规定好法定价格，如果市场价格超过了官定价格，政府就以官价强行收购货物，然后再以官价卖给老百姓。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官价，则让人民自由买卖。同时，对于老百姓卖不出去的粮食、布匹、丝绸、棉絮等，经过五均司市官考核以后，按本价收购，不让老百姓蚀本。

赊贷就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办理贷款方法。其具体方法是：如果因为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没有钱，老百姓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给以贷款。这种贷款不取利息，期限分别为 10 天和 3 个月时间；如果因为从事农业生产缺少资金而需要贷款的，也可向当地政府赊贷。它的年收利息不得超过 10％，最低也不过 3％。

六莞，指的是由政府官卖和管理的六种经济事业，即盐、酒、钱由政府专卖；铜冶钱布，官家铸造；名山大泽，官家管理；五均赊贷，政府承办，这些合称为六莞。

就理论和意义上说，五均和赊贷是应打击商人之囤积居奇的，从而有利于老百姓。可是王莽的政权基石是地主阶级，这就决定了其为大地主、大商人服务的本质。因此这些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不屑于王莽集团的另外一些地主、官僚和高利贷者，但政府作为支撑王莽政权的地主阶级的集中代表，却又对人民进行了集中的剥削。因为王莽政府通过由政府出面组织和管理各个行业，进而操纵物价和收取利息，加上当时政府不断改变货币政策，五均官对人民又大肆巧取豪夺，人民所受的剥削也就更加沉重了。更何况六莞中对山林川泽的管制和封禁，更使广大农民连从山林里、从水泽中获取一些维持生计之物的机会也被剥夺了。而且当时政府派去执行六莞的均是富商大贾，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这些商人以政府作后台，与地方官吏互相勾

结，狼狈为奸，利用平价政策，用低价收购老百姓生产的东西，然后到适当时机又用高价卖给老百姓。据说当时的物价飞涨，米豆等粮食二千钱一升，一斤黄金只能买五升豆子。因此这项政策也就必然引起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于是在公元 22 年，王莽派人下去巡行全国，宣布废除这项措施。

除了以上两项经济政策外，王莽又先后五次进行了贷币的改革。

西汉王朝自从武帝时开始，一直通行的五铢钱。王莽当政以后，认为钱币必须有主辅多种。

公元 7 年，王莽第一次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他下令改铸钱币，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五铢钱以外，又加铸了错刀、契刀、大钱三种货币。这些新币的质量，远远少于钱面所定之值，因此，民间大量地私自铸造，这种现象政府屡禁不绝。王莽政府铸大钱来套取五铢钱，让百姓交出黄金兑换，却又不给他们应得的兑换值。因此，这完全是对老百姓一种变相的掠夺。在这之后，王莽又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每一次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换重，从而对人民都是一次新的搜刮，也使物价猛涨，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结果是贫穷的人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富有的人的财富也无法继续保持不减少。

以上是王莽进行的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的同时，王莽还进行了政治上的变革。

公元 12 年，王莽下诏，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州，共 1800 个封国和相同数目的附庸国。全国受封的公候伯子男人数为 796 人，附庸国国君 1551 人，以后又以丰收的等级作为他们俸禄增减的标准。但是丰收的等级无法精确地加以确定，而官制又非常繁琐，因此有些官吏始终领不到政府的工资，他们只好利用各自的权力收取贿赂，从而使吏治败坏到了极点。除此以外，王莽又将西汉原有的 103 郡增加为 125 郡，县扩大为 2203 个，又更改了全国 70 多个郡的名称和一大半县的县名，有的郡名竟一年改了五次，最后却又仍旧改为原来的名称，这样就使官吏百姓们无法记住，因而皇帝在下诏书时，不得不在新名之下，又加上原来的旧名。

王莽时期的变革，很少有能够顺利执行的。大半都是半途而废。但也有例外，下面二项措施就是一直实行并在后代也保持了其精神与思想风貌。

一是修改了汉朝的度量衡制度。我国的度量衡制度，在秦时作了统一的改革，这时到王莽时期，又作了进一步的改革，这种经王莽改革过的度量衡制一直流行于后代。

二是王莽政府还规定：地主不耕种田地，任凭土地荒芜，要处罚三个人差役的赋税。城市中的民宅，不种树的，要处罚三个人缴纳的布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要处罚一匹布。这尽管是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可是从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实际情况来看，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王莽在进行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又大兴土木。他在长安城占地万亩，大修王家九庙。

同时，王莽还派官吏 45 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淑女，选 120 名，送进宫中，以供其淫乐。

为了转移人民的不满，王莽还穷兵黩武，大派使节和军队分赴四边的少数民族，去宣示新王莽王朝的国威。这就引起了旷日持久、损耗巨大的对匈奴的战争。

王莽统治时期，正好是西汉的末期，当时社会各种矛盾都已日益暴露出

来并且日益尖锐起来，封建统治阶级正面临着一场深重的危机。当时许多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希望进行一场变革来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这时，王莽作为一位政治改革家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王莽建立新朝后，即着手进行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个人的阶级局限性，以及改革的走样及其执行不力，最后致使变革流产。王莽变革不仅遭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普遍反对，而且由于改革的措施实行中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与掠夺，因而也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反对。最后改革终遭失败，王莽统治晚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先后在东方、南方爆发，由于改革的失当以及王莽晚年的荒淫腐化，再加上对匈奴的战争，使王莽政府最后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了。因农民起义而起的刘氏宗室刘秀最后在中原的争战中打败其竞争对手，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东汉王朝，鉴于西汉特别是王莽时期的经验教训，刘秀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政策，使一个新的王朝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