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传统，记载着光辉灿烂中华文化的历史典籍多如牛毛，其中最主要的最有系统性的是“二十四史”；而在二十四史之中，最优秀的一部史书当数司马迁写的《史记》。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的《史记》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划时代的宏篇巨著。它是我国第一部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我们华夏族的祖先之一写起，一直写到汉朝汉武帝元狩元年（即公元前 122 年），并且《史记》还吸收了过去史书的许多特点，开创了我国历史著作中的经传体例。这部伟大的著作至今仍成为人们首推的史书之一，司马迁也成为人们所推崇的历史伟人。

司马迁，字子长，是我国西汉时期夏阳人，夏阳在今天陕西省韩城县南。他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历史学家，在朝廷中担任太史令的官职，负责编修前朝与当朝的史书。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所以从小就对司马迁进行十分严格的培养。司马迁 10 岁的时候，就诵读《左传》、《国语》、《尚书》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书，在历史和文学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与汉武帝在位的时间基本上相始终。当时，汉朝的经济发展，政权巩固，学术文化繁荣，国势强盛，疆域辽阔，涌现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作为一种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意识形态，在当时就需要有一部贯通古今、综合百家之说的史书，而且当时对先秦古籍的搜求和保藏，又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为编写这样的史书提供了可能。

司马迁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寻根究底。他也喜欢寻访名胜古迹。从 20 岁那年起，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游历。往南，他到过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最远到过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据说夏禹曾在会稽召开过各部落的酋长大会，在会稽留有禹穴的古迹。司马迁特地到禹穴进行了实际考察。他还爬上了今天湖南省境内的九嶷山，眺望了三湘的秀丽景色，并且还在沅水和湘水中泛舟，饱览了水光山色。往北，司马迁渡过汶水、泗水，到过春秋战国时代齐国、鲁国的首都，实地考察了孔子、孟子当年给学生讲学练武的遗迹。每到一地，凡是古代历史记载或传说中出名的地方，司马迁都要亲自去考察游览，访问当地的老年人。他听说战国时代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能防洪和灌溉，就特地跑到四川，爬上岷山眺望，到都江堰的离堆上去踏勘。他听说秦始皇灭亡魏国的时候，曾经引黄河水去淹魏国首都大梁城，就特地跑到大梁，观察了城墙上当年被水淹过的痕迹，向老年人询问水淹大梁的惨状。他听说屈原怀才不遇，自沉汩罗江而死，就特地跑到长沙，在汩罗江畔凭吊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这样广泛的游历，实地的考查，虚心地访求，使他广泛地接触了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在民间收集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传说，了解和熟悉了许多古代遗迹如战场的地理环境，大大丰富了他在各方面的知识。并且，祖国的大好河山，无数优秀前人的业绩，开阔了他的胸怀，陶冶了他的情操，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漫游回来不久，他就应朝廷之召，做了个郎中令的小官，郎中是为皇帝当差的宫廷官员，职务虽然不高，却可以经常与皇帝接触，了解最高统治者的日常活动。司马迁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很得汉武帝的宠信。这一段生活经历使得司马迁有机会直接了解皇帝、大臣及其亲信的大量内部材料，为他将来创作史书准备了许多原始素材。

司马迁 36 岁那年，父亲司马谈因病去世。父亲生前正在着手编写一部历史书，刚收集了一些材料，写了几篇，没有写完。临死以前，父亲拉着儿子的手再三嘱咐说：“汉朝兴起以后，海内又统一了，上面有贤明的君主，下面有众多的忠臣义士。他们的事迹都很丰富感人，我们做太史今的，如果不能把他们的业绩记载下来，就算失职。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把书写完。”

两年之后，司马迁接替父亲的官职，出任太史令；他牢记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上任尹始，就开始准备编写司马谈未完成的历史书。

当时，西汉皇家图书的收藏已经非常丰富，他做了“太史令”，就可以利用职务上的有利条件有机会读到外面所看不到的重要书籍和资料，通过艰苦的劳动，他对这些数量庞杂的材料进行了一定整理、考证，着手《史记》的准备工作。

可是，在司马迁 48 岁那年，一件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司马迁有个老朋友，名叫李陵，被派去征讨匈奴。由于孤军深入，粮尽援绝，被匈奴包围俘虏了。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变节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朝廷上下一片震惊，汉武帝更是气得暴跳如雷，他下令将李陵的母亲以及妻子儿女一起抓来投进监狱，并将李陵的罪行公诸于众，召集大臣，让大家讨论应如何惩治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跟李陵认识了多年，而且两家是世交，关系很好，对李陵也比较了解。他说：“李陵平时对母亲孝顺，对朋友讲信义，对人礼让、谦恭，自守贞操，能急国家之所急，人才难得，而且，李陵带去的兵不到五千人，他不顾个人安危，勇敢进攻，深入到匈奴军队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这话，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投降敌人的李陵辩护，是与李陵一样不忠于朝廷的罪人，应该从重治罪。武帝把袖子一甩，命令武士抓起司马迁，将他交给廷尉审问。

廷尉不敢违抗武帝的旨意，加紧审问司马迁。后来案子落到著名的酷吏杜周手里，司马迁受到的折磨就更加严重了。

不久，有人报告汉武帝说李陵亲自带兵攻打汉朝，武帝信以为真，非常气愤，马上下令将李陵的母亲及妻子儿女一律处死；司马迁也被牵连判处死刑。

按照当时的刑律规定，被判死刑的人有两种减免办法，一种是用钱来赎罪，向国家交纳五十万钱，可以免人一死；另一种是用宫刑代替死刑，宫刑又叫腐刑，是割去男子的生殖器的一种极端残酷的肉刑。当时许多人宁愿一死也不愿受宫刑。面对悲惨的命运，司马迁想到了死；但是，父亲未完成的史书还等着他去完成。终于，司马迁为了事业选择了苟且偷生这条路，接受了宫刑的惩罚。他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把那部历史书写完，以了结父亲与自己多年的心愿。他以史书上记载的许多坚强不屈的人为榜样，决心向命运挑战。他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

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

《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 95 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 130 篇、52 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这部书凝聚了司马迁的全部心血，是一部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史书，

其中包括本纪十二篇，用来记载自黄帝到汉武帝历代帝王的事迹；表十篇，用列表的方法记载大事和重要人物，补充本纪；书八篇，记载重要的典章制度、天文现象、政治设施和社会经济生活；世家三十篇，记载诸侯王和孔子、陈胜等特殊重要人物的事迹；列传七十篇，记载重要人物、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本纪和列传，“列传”是在《史记》中所占比例最重的部分，是对历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医学家、重要官吏、游侠、刺客等人物所作的传记，还包括了我国古代国内外少数民族的历史。因此后人称它为纪传体史书。自从《史记》首创了这种纪传体以后，中国历代的正史，即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以《史记》作榜样，采用纪传体这种形式来写的。《史记》中的“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之间互相紧密纵横地联系，而不是彼此孤立，其中的“纪”、“传”更像构成全书的经纬线一样编织起来一部系统、周详的“珍品”。正因为这种经纬的有机结合，所以能够分别安排组织，用司马迁的话就是“把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收集起来，并且上下前后贯通，拾遗补阙，弥补六艺的缺漏，取舍有关六经的多种不同著述，统一归纳百家杂语，而成一家之言”。写出这一空前著作，奠定了封建时代作史的基本格式，这一点，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后人称《史记》是史学家著书的“终极规范”。在西汉以后陆续写成的二十三部史书中，都无一例外地继承了司马迁创造的“纪”、“传”的体例。《史记》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师；至于那些正史之外的多如牛毛的纪传体野史、别史，实际上也都继承了《史记》的伟大体例。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肃认真，他对他所收集、掌握的大量资料并非原封不动地加以照搬，而是对所写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且对照补充他从实际考察所得到的材料。所以，经过司马迁的创造性劳动，就远比那些原始资料完整得多，系统得多，也可靠得多了。

无论是对书面材料，还是对亲自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司马迁都要进行认真地分析、鉴别。如对传说中的“五帝”的世系，就曾经将书面材料同实地调查放在一起，进行详细考证。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窃符救赵”的故事：魏公子信陵君礼贤下士，听说“夷门监者侯生”是个非常贤能的人，就派人去请侯生，侯生已是个 70 多岁的老头了，家中很贫困，但他对来请的人说： “我几十年来行为很端正，虽然做个看城门的小差事，但决不因为家穷就接受公子的财礼。”信陵君听了，就大会宾客，亲自驾车去夷门迎请他，侯生在路上，故意下车与他的一个朋友——屠夫朱亥谈话，谈了很久，信陵君却毫无怨色，到了家，信陵君请侯生坐上座，众多的宾客感到很惊奇。后来，赵国因为受到秦国的进攻，魏王不敢得罪秦国不肯发兵救赵，信陵君用侯生的建议，让如姬盗出了魏王的虎符，发兵去救了赵国。司马迁亲身到过大梁考察实地，搜集民间传说，把这个故事写得有声有色，并且否定了错误的说

法，作出了“夷门者，城之东门也”的正确解释。

在创作态度上，司马迁是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叙述人物、事件，从不隐瞒或歪曲任何事实；对历史上的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指出他们的功绩与缺点，就是对当时的皇帝汉武帝，司马迁也毫无顾忌地评价他的功劳与过失。他的秉笔直书的勇敢精神在当时真是难能可贵。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用他敏锐深邃的思想和独具匠心的手法，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形式，使《史记》又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名著。他首创纪传体例，用这种表达方式，就可以把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作为背景，塑造了各种类型的完整人物形象，他们中有帝王、将相、刺客、娼优等，这些人物出生不同，经历不同，写法也不同，但却各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表现了作者卓越的艺术才能。例如记述刘邦这个人时，写了他入关时与秦民约法三章，表现了他的政治才能；同时他还有另外的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次，韩信打了一个胜仗，占了大片土地，而刘邦正好吃了一个大败仗，企盼韩信来救他，但韩信却来信要求封他为假齐王（假者代理的意思），刘邦当时很生气，正想发作，张良在一旁暗示他，他马上顺着刚才的表情说：“大丈夫平定诸侯，就应该做真王，为什么要做假王呢？”这样短短的几句话，把刘邦的随机应变与玩弄权术的性格、手腕刻划得非常具体生动。

另外，司马迁对刘邦的死对头项羽的描写，更加精采生动，他抓住关于项羽的三个感人最深、流传最广的故事“破釜沉舟”、“鸿门宴”、“四面楚歌”，把项羽这位悲壮的英雄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首先，他写了“破釜沉舟”的故事。

在“钜鹿之战”这场决定性的战争中，项羽果断英明地指挥大军过河后， “破釜沉舟”，将所有的船只一齐沉掉，烧饭的锅子砸了，只带三天的干粮，这就具体地刻划了项羽要跟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慨。结果项羽的军队一个顶十个，打败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秦军，在推翻秦朝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后招集各路将领更是威风十足。这段描写把项羽的叱咤风云、勇敢善战的英雄形象充分表现了出来。

“鸿门宴”的描写更是脍炙人口。司马迁充分运用高超的叙事手法，将项羽、刘邦两大阵营中的众多人物写得生动传神，将鸿门宴会中的紧张惊险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直到今天，每当我们阅读《史记·鸿门宴》时，都会情不自禁地为古人捏一把汗，《史记》的艺术感染力真是太大了。

从《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他对秦末农民战争给予很高评价，他把农民起义的领导者、贫民出身的陈涉和诸侯同列，把“传” 放在“世家”中，这对封建史学家来说，是很可贵的。更难得的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夏、商的暴君桀和纣，残暴无道，商汤王和周武王便率领军队来推翻了他们；秦朝的统治者残暴无道，陈涉便领导人民起来反抗暴秦”。他不但把陈涉与有名的贤王商汤与周武相提并论，并且明确地表示，当君王暴虐无道的时候，人民的起义是完全应该和合理的。陈涉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残暴的秦朝土崩瓦解。司马迁在《史记》中完全肯定了陈涉起义的历史功绩，这比把农民起义污蔑为“盗”、“贼”、“逆”、“寇”不知前进了多少。

司马迁还歌颂了我国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他认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对热爱祖国的蔺相如和廉颇的爱国行为也相当推崇，“完

壁归赵”、“将相和”的故事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那些为反抗强暴、不惜牺牲性命的刺客以及救人危难、见义勇为的游侠，虽然他们被当时君子们所不齿，但司马迁却大胆地肯定他们，实际上就是同情劳动人民，支持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还有那些为人民作了贡献的人，如名医扁鹊、淳于意等，他们的医学理论和生动事迹也在《史记》中可以看到。

对于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在歌颂汉代几个帝王的“文治武功”的同时，也写了他们的庸俗贪暴的一面，汉高祖的流氓相，汉文帝的“阴忍”，汉景帝的“刻薄”等他都作了无情揭露。他虽然是汉武帝的巨子，但对于他的过恶，也丝毫不加隐瞒，写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两面作风；在《封禅书》里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求不死之药的荒诞无聊的行为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对汉武帝的黑暗统治加以揭露，如《酷吏列传》一共写了十个，而有九个人就是汉武帝的巨子，张汤是汉武帝所宠信重用的巨子，他和赵禹共同制订了种种残酷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作“腹诽之法”，就是不管是否有犯法的言语和行动，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怀不满，就可以依据这一条治罪，还有残酷迫害过司马迁的杜周也是其中之一，司马迁把这些人的罪恶活动记录下来，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些来暴露和控诉汉武帝时期的专制统治和残酷及黑暗。司马迁的这种“据事直书”的史笔即使当时一些对他有微词的人却也不得不承认“迁有良史之才”。以致惹得汉武帝很恼火，要把他的稿子烧掉。

《史记》的史学价值非常高，自从有了《史记》，中国才算有了完整而系统的正规史书。另外，《史记》在文学价值上也非常高，影响也很大。司马迁优美动人的文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骚客，从西汉开始，以后的许多文学家都从《史记》中吸取营养，像许多记载的事件成为后人小说、戏剧的题材，艺术手法特别是那简洁明练、通俗生动的语言也对后人影响很大。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上、文学上伟大成就的最有力的肯定。

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对《史记》的评价也相当高，他认为《史记》是把叙事与议论结合得完美无缺的典范。司马迁一般很少用抽象的干巴巴的评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用史实来说话，用一个个具体生动而又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说话，这样就更能说明作者的观点，读者也更容易接受作者的观点。这正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他把历史与文学、叙述与议论、人物与事件结合得这样完美，以至于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

《史记》不愧为一部伟大的书，司马迁不愧为一个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