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潘季驯的治河思想

潘季驯治理黄河的思想与实践有四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潘季驯紧紧地抓住黄河沙多水少，年内分布极不均衡的水文特点， 使治理的方略与措施建立在对黄河规律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

潘季驯以前，除了公元 1 世纪初的王戎、宋朝的范百禄、赵君锡之外， 治理黄河的方针总是以治水为单一的目标。而潘季驯则认为不能把黄河同一般性的清水河流等同地来看待，不能完全地采用适合于清水河流的方法来治理黄河。

潘季驯在他所著的《河议辨惑》中答复一些人的责难时说道：黄河自“兰州以下水少沙多”，这是黄河的特殊性。他反复强调：“黄河最浊，以斗计之，沙居其六。”甚至他还认为“伏秋则居其八。”

潘季驯正是由于基于以上认识，所以他反对把黄河分流，他认为： “分流诚能杀其势，然可行于清水之河，非所行于黄河也。”

第二，潘季驯主张利用水和沙关系的自然规律来刷深河槽，以求达到治理黄河的目的。他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和淤滩固堤的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

明代中叶时，黄河泥沙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是， 对于解决泥沙问题的途径，见解却是极不一致的。当时比较普遍的意见，是主张用人力来挑浚，或者是用原始的疏沙船来疏浚。

潘季驯则主张利用自然力来治沙。他认为：黄河泥沙“不知几千万斛，⋯⋯纵使其能挑而尽之，堤之不筑，水复旁溢，沙复停塞，可胜挑乎？”如果以水来刷沙，则会“如汤沃雪。”而要利用水力来刷沙，就必须要坚筑堤防：

“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再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 必然之势”。

这就是著名的“束水攻沙”论。他阐述了利用堤防约束水流，提高流速， 从而来增大挟沙能力的道理：“黄河斗水，沙居其六。以四升之水载六升之沙，非极迅溜湍急，则必淤阻。”而“堤固，则水不泛滥而自然归槽。归槽， 则水不上溢而自然下刷。沙之所以涤，渠之所以深，河之所以导而入海，皆相因而至矣。”

潘季驯不仅是主张通过筑堤束水来提高冲刷泥沙的能力，而且还提出来利用清水注入黄河，稀释浑水，从而来提高水流的挟沙能力。他说，黄河和淮河，一浊一清，“俨若泾渭”。“且所借以敌黄而刷清口者，全淮也”。如果要失去了淮河清水的稀释、冲刷作用，而“止余浊流（黄河）一股，海口必塞。”

潘季驯又进一步提出来，利用黄河大水挟大沙的特点，淤滩固堤。他提出建议，在黄河汛期将缕堤的适当位置开口放水进入滩地。“水进则沙随而入，沙淤则地随而高”。他甚至设想，“二三年间，地高于河，即有涨漫之水，岂能乘高攻实乎？缕堤有无，不足较矣。”他还试图用淤高的滩地来代替原有的缕堤，并且保护遥堤。他称这是“与其以人培堤，孰若用河自培之为易哉！至于人夫桩料，岁省尤为不赀，诚为上策。”

潘季驯解决泥沙问题的思想有他的局限性，“束水攻沙”也尚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下游河床的淤积，当时水势横溃，徐、泗、淮、扬之间无岁不受患，明朝的祖陵被水，也没有自消，但潘季驯的这一思想却在闪耀着科学的光辉。

第三，潘季驯强调治理黄河要有整体的观念，要有统筹的规划。他说： “治河之法，当观其全。”他面对的是黄河、淮河和运可三者交叉在一起的复杂格局，因而他的主张和措施总是把这三条河视为是一个整体：既看到三条河各自的区别，更要重视彼此间的联系和制约。他的这一思想，首先反映在他的《两河经略疏》中，以后又不断地进行阐述和发展。他把治理黄河与治理漕运，治理黄河与治理淮河，治理黄河、淮河与治理海口，兴利与除害、上游与下游等多种关系都联系起来，通盘来考虑，统一来规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总体规划思想，这就是：

“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

潘季驯的这一光辉思想表明了，在公元 16 世纪时期的中国跨流域的规划思想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了。

第四，潘季驯始终强调要从河情地势来出发，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出发来确定治河方针和方法。他在垂暮之年，即将告别河工之际，这样阐述了自己治河方略的实践源泉：

“臣自嘉靖四十四年（公元 1565 年），以河事君父者，凡四伍矣。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或采之舆情，或得之目击，或稽之以往，或验之将来，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弛之不可；地有定形，强之不可； 治有正理，凿之不可。”

潘季驯所说的“采之舆情”就是作调查研究；所说的“得之目击”就是作实地考察；所说的“稽之以往”就是吸取前人的成果；所说的“验之将来” 就是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主张和措施。

潘季驯的经验集中到一点来谈，就是治理黄河必须要从实际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而不能够凭空来臆度，或者是穿凿附会。

潘季驯的主要著作有《总理河漕奏疏》14 卷，《宸断大工录》10 卷，《河防一览》14 卷等。其他河工著作还有《潘司空奏议》、《河防榷》、《两河经略》、《两河管见》等，但内容大多数是重复的。另外还有《留余堂尺牍》等书信集，内容也有不少与治理黄河有关。

潘季驯关于治理黄河的理论和措施，首先是直接反映在他给朝廷的河工

奏疏当中。这些奏疏多达 200 余道，是潘季驯 4 次担任总河，长期的治河实践及研究的呕心沥血的结晶。奏疏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从堤工技术到治理黄河的行政，从总体的规划到一闸、一坝、一条制度的规定，几乎所有重要河工问题的解决过程，都反映在他的奏疏中了。这些奏疏被后人编辑成《总理河漕奏疏》14 卷。

公元 1580 年，潘季驯的僚属曾把部分河工奏疏和别人给潘季驯的赠言汇

编成集，共 10 卷取名为《宸断大工录》，这本书是潘季驯的第一部治河书。

公元 1590 年，潘季驯在《宸断大工录》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删改，辑成了《河防一览》14 卷。这本书最集中、最清楚地体现了潘季驯的主要治河思想和工程措施，它的流传和影响也最为广泛。

清代第一任河道总督杨方兴曾评价《河防一览》这本书说： “司河者略能记诵其《河防一览》中一二语，其所设施，便出人一头地。

（潘）公之功其旷世而难泯，公之名虽千载亦不灭矣。”

《河防一览》这本书约 29 万字，精选了 41 道治河奏疏，其中首任和二任时期的奏疏一道也没有收入。由这里可以知道，潘季驯认为三任总河以后的奏疏更能代表他的全面主张。

《河防一览》全书的内容包括八个部分： 第一，皇帝给潘季驯的诏书；

第二，黄河图说； 第三，治水思想；

第四，河防工程的关键地点； 第五，修守章程；

第六，潘季驯本人的奏疏； 第七，黄河源与黄河决口；

第八，古今治河重要文献辑录。

《河防一览》一书既全面继承了前人治河的主要成果，又系统总结了潘季驯长期治河的新经验。它既是束水攻沙论的主要代表作，又是中国 16 世纪

河工水平、水利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对此后 300 年的河工实践活动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潘季驯最常说的名言，就是“未经身历，不敢妄言。”这句名言充分体现了他尊重实际的作风。这种作风势必与天神观相冲突。所以他说，把治河成败“归天归神误事最大”。他明确提出：“神非他，即水之性也。”人掌握了水性，“天心”也会顺应人意。如果治河想靠上天来保佑，神灵来相助， 人的力量就无从发挥了。

潘季驯还反对迷信书本和古人经验，他非常崇拜孟子的一句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

潘季驯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和人定胜天的思想，是他治河能获得重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潘季驯治河 300 年以后，国际水利界曾经对治理黄河下游的方略进行过一些讨论。但是结果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方水利专家所提出来的种种治黄方案，并没有一种能超出潘季驯早已论述过的原则。

本世纪 30 年代时，德国的著名水利专家 H·恩格斯教授对潘季驯的双重堤防作了高度评价，他认为：

“潘氏分清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的一种方

法，此点非常合理。”

恩格斯的这种看法说明，潘季驯在世界河工史上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潘季驯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科学家，也有

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譬如他反对打开张福堤，把泗州的洪水泄往淮河的建议，认为“祖陵王气不可轻泄”，再如，他极力反对以改进航运为目的的开胶莱河、通海运等建议，反映出他的保守态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