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季驯

一、时代背景

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生于 1521 年 4 月 23 日，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明代著名的水利学、治河工程学专家。

潘季驯出身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潘氏共四兄弟，季驯排行第四。

潘季驯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宦官专权，国力衰微，河患频繁，民不聊生。

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规定，宦官不准识字，如果干预朝政就要处斩。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朱允炆即位，历史上称为建文帝。

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为了夺取帝位，于公元 1399 年 8 月，起兵“靖难”（靖是平的意思，难指皇帝周围有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这般奸臣当道，皇帝有难，以兵平之）。

朱棣起兵时，曾得到建文帝左右宦官之助，对宦官渐次信用，并设东厂让宦官提领。

朱棣取胜之后，在南京即位，后来迁都北京，历史上称为明成祖，即永乐皇帝。

明成祖为了强化君主专制政治，曾给予宦官一定的权柄，使他们成为皇帝的得力助手。明朝又在宫内设置了宦官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二十四衙门之首为司礼监，其中设提督太监，兼督东厂；设掌印太监，掌章奏；设秉笔太监，掌照内阁的阁票批硃，也就是代皇帝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以硃笔裁定。这样，宦官既掌握厂卫（东、西厂、锦衣卫），又有批红权，便位在内阁之上了。

宣宗时又设立了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教宦官识字，明太祖朱元璋不许太监识字读书的制度，从此就废除了。

英宗时，宦官王振专权，群臣争相攀附，如工部尚书王佑当面自称为儿。王振家产有金银六十余库。王振操纵明朝政府的军政大权，对于威胁明朝北部边防的蒙古瓦剌部，不但不布置边防，反而接受瓦剌的贿赂，私运兵器与之贸易，实则暗中通敌。翰林院侍讲刘球上疏，指出瓦剌“包藏祸心”，应该遣御史阅视京边，训练军士，行召募屯田之法。由于疏中触犯了王振，结果下狱被杀。

公元 1449 年 8 月，也先分兵四路攻明，自己亲自统兵进攻大同。王振擅

自调动 50 万大军，挟持英宗亲征。成国公朱勇为大将军，在王振面前奏事皆膝行而前。户部尚书王佐请帝回兵，王振命其跪于草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明军到了大同，未及交锋，镇守太监郭敬报告说也先兵力强大，不可再进，王振害怕，决定由蔚州（今属河北蔚县）撤回，用以在自己的蔚州家乡进行炫耀，继而又怕官军踏坏庄稼，中途变卦，折向宣化。9 月，明军至土木堡

（今河南怀来县东南），也先率军追到，将明军围住，王振死于乱军之中，英宗被俘。瓦剌军很快兵临北京城下。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土木之变。”

兵部侍郎于谦立英宗弟郕王监国（后为景泰帝）；诛杀王振余党，并成功地领导北京军民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英宗也因此而得释放。但英宗回归不久，在宦官曹吉祥等人的策划下，于公元 1457 年 2 月，进东华门称帝，于谦被杀，政权再次落入宦官之手。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南宫（英宗居地）复辟”或“夺门之变”。

宪宗时，宦官汪直专权，以致当时的人“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

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内阁大学士焦芳等与之勾结，朝廷大政的办理不由内阁，而由刘瑾。他可以把大臣的章奏带回家中去处理。刘瑾有家产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其中大部分是文武官僚所敬奉。当时，北京城内外都传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宦官的专权，造成了明朝中期国力的衰微，而黄河流域连年的水灾，则使人民遭受了更大的苦难。

黄河，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大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远在七八十万年以前，广阔的黄河流域就已经有了原始人的足迹。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黄河一直哺育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发源地，对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黄河在历史上又是一条多灾害的河流。当它咆哮东进，穿越西北黄土高原的时候，挟带了大量泥沙；到了下游，因为地势平坦，流速减缓，致使泥沙淤积河底，增高河床，所以每到夏秋汛季，常常泛滥成灾。自有文字记载的 2000 多年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就有 1500 多次，河床重大改道 26 次，大致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水灾范围北到天津，南抵江苏、安徽等省，波及 25 万平方公里。再加上黄河流域旱灾频繁，战乱不断，更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每次水灾、旱灾和战乱过后，常常造成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的悲惨景象。

为了征服黄河的水患，自古以来，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治黄成果和丰富的治水经验，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治黄的杰出人物，譬如战国时期的白圭、东汉的王景、宋朝的高超、元朝的贾鲁等等。

贾鲁（1297—1353）在公元 1350 年 11 月 30 日，堵塞了黄河在今山东曹县白茅堤的决口。但是，由于黄河下游的水利设施在随后的连年战争中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明代前期，黄河下游河道十分紊乱，主流迁徙不定，或者北冲张秋运河的水道，或者南夺淮河、泗水入海。

公元 1411 年，明廷重新疏浚会通河（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以后，把保证京杭运河畅通作为治理黄河的方针，采取了“北堵南疏”、“分流东势”的治河方略。

公元 1421 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继续完成了大运河的开凿，大力发展南北漕运。当时，黄河下游流向东南方向，经过徐州，在淮阴和淮河会合，流入东海。而运河在淮阴一带和黄淮相交。在今苏北鲁南一带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水道网。这种黄、淮、运相交的局面，有利的一面是当徐州以南大运河水量不足的时候，可以得到黄河的接济；不利的一面是黄河泛滥的时候，会造成运道中断，并且还常常危及皇帝在凤阳、盱眙一带的祖坟。

公元 1558 年，黄河又一次改道，淤塞了运河，使漕运中断，皇帝的祖坟也面临着受灾的危险。朝廷深感惶恐，不得不把治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朝廷的目的是“治黄保运”，并且采用的是“分其流，杀其势”的传统的治黄办法，使黄河水向多处分流，以减轻洪水对运河的威胁；同时为了保护明朝皇帝祖坟，仅修筑加固祖坟所在一岸的大堤，而任凭黄河向另一岸泛滥，致使黄河的河患越来越严重。六年间，负责治河的官员接连换了六个人，河患还是依然如故。

公元 1365 年 8 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沛县南北的运河被泥沙淤塞

200 多里。徐州以上向东南分岔一度达 13 支之多，纵横几百里间一片泽国，灾情空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