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征广东

(一)从南昌到瑞金

南昌起义胜利了,起义的成功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起义军仅仅是消灭了南昌城里的敌军,起义的胜利也仅仅是向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的开始。起义胜利后,南昌城外敌人的力量仍很强大,附近的敌人一两天内就可以到达南昌。张发奎的部队已准备从九江开往南昌,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一线集结他的部队,进行反攻南昌的部署。南京的蒋介石、武汉的汪精卫也都可以迅速集结部队从水陆两路入赣进攻南昌。从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看,起义军是不可能久占四面受敌的南昌城的。因此,迅速及时地撤出南昌以保存有生力量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随之而来的严峻问题便是,部队撤向哪里,以何处为根据地。由于当时起义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认识到可以把队伍拉到附近的山区农村,发动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乡村革命根据地。而是想南征回到广东,重新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之后再来一次北伐,进而统一全中国。当时起义领导人的设想是占领广东的东江流域和潮州、汕头,这样便可以依靠一个海口取得苏联的军火接济。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起义军制定了南下广东的战略。

在反革命势力进行猖狂反扑的严重时刻,前敌委员会和军事参谋团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前形势,讨论军事行动计划。为了保存实力,前委决定迅速撤出四面受敌的南昌城,按南征广东的行动方案,立即挥师南下。经过充分的讨论,最后决定取道赣东南下,经义乌进入广东。

8 月 3 日至 5 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浩浩荡荡地向南挺进,向广东挺进。

8 月的南方,天气异常炎热。起义军克服了种种困难,以锐不可挡之势, 每天行军六七十公里。不少人的脚上都打了泡,但队伍中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士们一路走一路高唱《国际歌》和《青年先锋队队歌》等革命歌曲。周恩来、恽代英、刘伯承、彭湃、徐特立、郭沫若等人都始终与大家走在一起唱在一起。

当起义军出发向抚州前进的途中,发生了蔡廷锴带第十师逃跑的事件。

蔡廷锴的第十师是南昌起义前做为东征讨蒋的部队到达南昌的。这个师有 3 个团,5000 多人,我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只有以第三十团团长范荩为首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南昌起义前蔡廷锴对起义的态度并不明朗,在31 日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贺龙曾主张将其扣押起来,后来决定先由周恩来找他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对起义的态度,争取他率部起义。当周恩来找其谈话时,蔡廷锴慨然同意参加起义。这样,第十师便被编入了第十一军。但是当部队从南昌撤出进行至进贤县时,蔡廷锴在其部队中的反动分子的策动下,扣押了以范荩为首的共产党员,之后又将第十师中全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遣送出部队,自己则带了队伍逃到福建去了,后来扩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第十师的逃跑,使起义军的力量受到了不小的削弱,原来就不多的部队, 由蔡的逃跑一下子又减少了 5000 多人。本来第十师的逃跑是可以避免的,周恩来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曾说,当时如果调出蔡的第十师两个团分别编入叶挺和贺龙的部队,然后再从叶、贺部队中调出两个团编入第十师,就可以防蔡廷锴率整个第十师逃跑。他认为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前委鉴于蔡廷锴率部逃跑的教训,在起义部队到达抚州后,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撤换了一些不可靠的军官,以保证部队伯稳定。有些人经不住考验跑掉了,但新的血液仍然不断地补充进来。第十一军政治部的数十名同志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一部分女同志从九江翻过庐山,抄小道,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赶来参加了革命的行列。陈毅于大革命后期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教,后被派到四川做军阀的工作。当他返回武汉时,蒋介石、汪精卫已经公开背叛了革命,他立即星夜南下,追赶起义部队,最后在抚州赶上了部队,并担任了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三团党代表。

起义军在向瑞金前进的途中,即发现敌军钱大钧部正在集结兵力,以阻拦我军南下。前委遂命令第二十军为先头部队,并以第二十军第三师的一个营为前卫营,由第九军军长朱德亲自指挥,向瑞金以北 30 里的壬田搜索前进。

壬田是通往瑞金的必经之路。敌钱大钧部在此布置了两个团的精锐部队,封锁住了这一要隘。起义军除非把敌人击溃,否则没有别的办法通过。8 月 18 日,前卫营与敌钱大钧部队突然遭遇在壬田,并立刻展开激战。前卫营人数虽少,但在朱德的沉着指挥下,顽强战斗,一直坚持到第二十军主力赶到。敌人虽然只有两个团,但仍拼死顽抗。经过反复冲杀,激战至第二天凌晨,敌人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挺不住了,开始向瑞金城溃败。我军趁势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了瑞金。南进途中一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十九日,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全部到达瑞金。

南昌起义胜利后,国内反共势力的反动气焰甚嚣尘上。不但张发奎等国民党新军阀撕下了革命的伪装,公开叫嚣反共,而且各省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也纷纷投向了蒋介石、汪精卫的怀抱。他们扯着“青天白日”的旗帜, 到处封闭工会、农会,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此时党内的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却还对汪精卫、张发奎之流抱有幻想,说什么离开了这些国民党领袖, 就好比“孩儿离开了娘”。这种投降主义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部分官兵,在起义军内部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加上在行军途中,沿途的许多农民由于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对起义军心存疑惧,很多人躲了起来,往往连粮食都买不到,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而且,由于对起义的意义不甚明了,对

南进途中的艰苦生活又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起义军内部因此而产生了一些动摇和不满情绪。

针对这些情况,起义队伍到达瑞金后,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专门会议,分析当前的形势及部队的思想状况,讨论了建立工农政权的问题,明确提出了“没收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纲领,使起义部队的旗帜更加鲜明。同时,为了提高官兵的思想认识,增强战斗力,密切军民关系,前敌委员会决定贺龙以第二方面总指挥的名义向全军印发一份《告官兵书》。

在《告官兵书》中,针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明确指出南昌起义“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当前中国革命的“第一个使命就要实行土地革命”, 而起义军的下级军官,尤其是广大士兵,大多数均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所以起义军要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

《告官兵书》还勉励起义军的广大官兵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所造成的暂时困难,鼓起勇气,努力去打倒一切新旧军阀。最后,

《告官兵书》再次申明了严明的纪律和保护商人的政策,并要求官兵们切实执行。

在敌人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在一部分官兵的思想认识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告官兵书》起到了振奋军心,澄清思想的作用。它既是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檄文,又是鼓舞起义部队,重振革命斗争精神的战斗动员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