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昌起义

（一）革命力量集结南昌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的烈火更是扑不灭的。汪精卫与蒋介石相互勾结后，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新的斗争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国革命必须以新的斗争形式进行。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掌握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7 年 7 月中旬，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了不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准备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准备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

由于考虑到我党能够直接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多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而这些部队这时都以东征讨蒋之名随第二方面军向九江、南昌一带行动。因而周恩来主张由叶挺等部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党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和决定了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南昌地处赣江下游，是江西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在九江、南昌一带敌我力量的对比是这样的，我党可以掌握或影响的部队，能够集中到南昌的大约有 3 万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由共产党员叶挺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共产党员周士第任团长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叶挺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周士第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南昌铁路沿线的马回岭车站，这两支部队的兵力加起来有近万人；他们的前身就是在广东出发时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所向无敌，号称“铁军”。它原有队伍的士兵大都是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的产业工人，军官则大都是由黄埔军校训练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而政工人员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北伐战争发展到湖南、湖北后，这两支队伍里又补充进了许多两湖农民协会和工会、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因此是士气最高、纪律最好、最有觉悟的部队，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军事部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

二是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当时这支部队是刚刚从鄂东开到九江的，兵力大约有两万人。贺龙虽然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已表示要坚决跟党走。他为人豪爽、忠诚、可靠，而且共产党人周逸群这时在这支部队任党代表，并收留了从武汉和两湖其它地区逃出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 300 多人，党的组织基础比较好。

三是共产党人朱德任团长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朱德在辛亥革命后曾在

云南护国军蔡锷的部队里担任过旅长，因其作战机智勇敢，在滇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驻守在南昌的是滇军朱培德的第三军，因此朱德便奉中央指示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声望和同僚关系创办了军官教育团。当时除已毕业者外，在校的学员有 3 个连，约 300 余人，都是中下级军官。朱德这时还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警察也归他指挥。还有共产党人方志敏开办的南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共有学员 600 多名。

此外，共产党人掌握的部队还有卢德铭、罗荣桓领导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分校的学员，他们从武汉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因为途中受阻没有赶上。警卫团后来开到江西修水，成为秋收起义的一支力量，武汉军政分校则被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随张发奎到了广州，后来在叶剑英的率领下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

而这时，南昌城里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朱培德第五路军的主力第三军和第九军分别驻扎在吉安、进贤一带，而朱培德本人当时正在庐山与张发奎等人一起商讨反共事宜，南昌城里只有朱培德的一个指挥部和 6 个团，共计

1 万余人，从力量对比上看，革命武装的力量远超过反革命武装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武汉政府反共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已变得越来越严峻。

亲武汉汪精卫政府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等在九江、庐山一带准备集结 3 个军，阴谋把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调到九江与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消灭之。当时的军事形势十分紧急，可以说是非我歼敌，即敌歼我。乘敌人的阴谋还正在策划之中，从为了保存这仅有的武装力量的角度出发，也必须举行起义。

全国解放后，贺龙在回忆当时的紧急形势时说：“我们从武汉出发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叛变革命，原定是东征去打蒋介石，许多共产党员以及很多被反革命追捕的两湖各地农民协会的委员长都跟着我的部队。但是到了九江，情况就变了，说我的部队太好，朱培德要我和叶挺到庐山去开会。当时叶挺住在黄琪翔（四军军长）的司令部（在鄱阳湖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人在湖中小划子（即小船）上开了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是否考虑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向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

这个在小划子上召开的三人会议对起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叶剑英当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由于他所处的地位，比较早地获悉了张发奎、朱培德企图将叶挺、贺龙诱骗上庐山并加以扣压，然后消灭这支革命武装的阴谋。在这危急关头，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迅速将敌人的阴谋告诉叶、贺二人。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在小划子上的磋商和决定是十分及时的。从 7 月 25 日开始，叶挺、贺龙的部队开始沿南浔铁路一批批由九

江开向南昌。7 月 27 和 28 日，叶、贺部队先后到达南昌。贺龙的指挥部设在朱培德总部和伪省政府附近的中华圣公会内；叶挺的指挥部则设于百花洲畔的心远大学内。至此，参加起义的主要部队顺利地移到了集合地点，完成了集中任务。

与调动部队完成的同时，起义的其它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7 月 25 日，周恩来在陈赓的伴随下，已经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住进了花园角二号的朱德寓所。接着，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聂荣臻、吴玉章、徐特

立、林伯渠和李立三、谭平山等人也相继离开武汉到达南昌。

7 月 27 日，周恩来不顾长途跋涉的艰劳，于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条件下，在位于南昌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召开了党的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等人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的决定，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然后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研究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并做出了相应的战斗部署：贺龙的第二十军负责消灭位于章江路的朱培德总指挥部，伪省政府和牛行车站及永和门附近的敌人；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负责消灭顺化门、贡院、天主堂和新营房一带的敌人并攻占敌军弹药库；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负责监视进贤门和小花园一带的敌人。会议决定，7 月 30 日晚上发动起义。

7 月 28 日，周恩来来到位于南昌西大街的第二十军指挥部，亲自找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谈话，把起义的计划郑重地通知了他，并征求他对起义的意见。贺龙激动而坚定地表示：“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随即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总指挥。之后，又任命叶挺为前敌总指挥。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紧张而有计划的进行着。就在临近起义的关键时刻，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了南昌。7 月 29 日，当时在九江的张国焘就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接连两次给起义前敌委员会发电报，说“暴动要慎重”，并提出要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是否举行起义。根据当时的形势，前委决定起义仍按原计划进行，没有理睬张国焘的电报。7 月 30 日，张国焘到达南昌后，前敌委员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说：“起义如有成功的把握可举行，否则不能动。”还说：“要联络张发奎，起义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一致决定，起义绝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虽然前委作出了起义不能推迟的决定，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起义的时间不得不后延。前委最后决定将起义的时间改为 8 月 1 日凌晨 4 时。

贺龙在接受了起义任务后，在 7 月 30 日下午召开第二十军团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一、国民党已经背叛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竖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二、我们在一块很久了，我今天起义了，愿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三、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与此同时，叶挺也召开了第二十四师营以上军官会议。会上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传达了前委关于进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并提出了明确的战斗任务：占领南昌城，彻底消灭城关内外的反革命军队。

月 31 日是星期天，各起义部队都接到了禁止外出的命令，准备迎接战斗任务。晚上 9 点左右开始行动部署，10 点半南昌城里开始戒严。起义部队的口令是“统一河山”。参加起义的官兵们在脖子上系上了红领带，臂上缠上白毛巾，把贴有红十字的电筒或马灯放在身边。他们有的就驻在敌人营房隔壁，悄悄地准备停当后又躺下装睡；有的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靠近敌人的房屋和街道；有的就地筑起临时工事；有的集合在驻地等待着开赴战斗地点。

所有的起义部队都在准备着与敌人的拼死搏杀，而这时朱德却在按照前委的指示，用另一种方式为起义做着准备。当时朱培德的第三军在南昌驻有

两个团，这两个团是滇军的主力，也是起义军的劲敌。如果能在起义开始时，使这两个团失去指挥，那将对起义极为有利。朱德便利用他曾是滇军高级将领的身份和在滇军中的声望，于 31 日下午在国民党南昌市长李尚庸的家里大

办酒席，宴请这两个团的团长和一个副团长。这顿饭一直吃到深夜 11 点钟，使这两个团长与其部队无法联系，起义一打响这部分敌人即迅速地被歼灭。朱德以其大智大勇，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这个特殊任务。

周恩来这时在前敌委员会亲自领导和指挥着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离起义的时刻越来越近了。突然前敌委员会的电话铃声大作，贺龙报告说，晚上 10 点多钟，第二十军的一名士兵发现该部一个姓赵的副营长鬼鬼祟祟地钻进了朱培德的指挥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周恩来和前委果断地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至凌晨 2 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