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快军工

• 聂荣臻说：“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
• 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看到威武雄壮的样车后，高兴的说：“总算有了自己的车！”
• 周恩来急切地问：“能肯定是核爆炸吗？”

聂荣臻亲自抓核潜艇研制

1958年6月，聂荣臻亲自起草了关于开展研究核潜艇的报告，并以他的名义上报中央。

这个绝密文稿在经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的批阅后，又送回到聂荣臻手中。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实验型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后，聂荣臻就邀请海军政委苏政华、副司令员罗舜初、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副院长王诤等领导同志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就研制导弹核潜艇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就研制原则、进度、任务分工、组织领导、总装厂建设问题统一了意见。

在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后，中央采纳了聂荣臻的建议，成立了“舰船研究院”，自力更生攻克包括核潜艇在内的海防科学尖端。

1965年3月，第二、六机械工业部党组联合向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工作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核动力研究机划归二机部领导、六机部七院成立核潜艇总体研究机构的报告。

周恩来接着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研究批准了二、六机部的报告，并要求二机部负责在1970年建成陆上模拟堆。

中国一批最优秀的物理学家、造船专家、核反应堆专家、火箭专家等汇聚到一起，在一缺参考资料。二无合适场地，三无精密试验室，四无试验设备的情况下，开始研制我国的核潜艇。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701所所长陈佑铭奉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于笑虹将军之命，从外地赶到北京报到，担任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但谁都没有想到，正当研制工作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船舶工业各工厂、科研单位普遍陷入瘫痪状态。核燃料工厂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核潜艇反应堆燃料棒的生产被迫中断。

1965年6月，核潜艇研究所开始向“大三线”的四川转移搬迁。核潜艇陆上模拟堆建造在大巴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全国各地10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2000多名转业军人，3000多名青年工人，风尘仆仆地赶赴核潜艇试验场，走向了大山深处。

这里没有厂房，没有道路，没有宿舍，有的只是一丛丛野草、荆棘，还有他们一颗颗热血沸腾的心。大家都知道，在这群山环抱的大山深处，有的是秘密，他们是来执行一项绝密的神圣的使命。

震撼荒野的第一声炮响，宣告了试验建设的开始。

1967年6月25日，有关核潜艇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聂荣臻说：

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这项工程，不能等！不准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

聂荣臻会后又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一个“特别公函”，要求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核潜艇研制工作，这是中央军委给核潜艇工程第一线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最大支持，所有被迫停产的工厂、科研所都逐步恢复了工作。

核潜艇工程的核动力装置由核动力研究所负责研制，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

在核潜艇被迫下马的两年间，彭士禄综合同行们的正确意见，提出核动力研究不能只凭一腔热情蛮干，稳妥第一，最好先搞一个陆地模拟堆，充分研究改进后，再安装到潜艇里去。不久，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被秘密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发起最后“冲刺”。反应堆试验终于如期达到预定要求。

共和国核潜艇的龙头工程终于被攻克了。船用核反应堆的神秘面纱被掀开了，美国人折腾了10多年的难题，中国人几年就拿下了。

中国有了船用核反应堆，但如何将它变成潜艇的中枢，却茫然无所知。

核潜艇总体所所长夏桐与总设计师黄旭华为此事一起商量。有一次，黄旭华突然冒出一句话提醒了他，“听说国外有一种核潜艇玩具太逼真了，美国都不让卖了”。

对啊，夏桐猛地想起，我们闭门造车在这里空想管什么用，难道就不能先造一个“超级玩具”，然后再在实践中逐步修改完善？夏桐的一个奇想引出了做一个1比1的核潜艇模型的大工程。颇为有趣的是，一时间研制部门中最为忙碌的竟是几个木匠，他们都是通过最严格的政审和技术考核筛选出来的，即便不是鲁班再世，也是诸葛重生。核潜艇的模型完全是按1比1的比例用木头制作的，它有着逼真的“五脏六腑”，甚至连里面的电话也是木头造的，宛如一个超级大玩具。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加快核潜艇研制步伐较为关键的一步。

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

197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攻击型鱼雷核潜艇就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下水了。从此，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秘密建设运载火箭研制基地

1963年，为配合导弹的研制，我国便提出了用火箭橇滑轨进行惯性制导系统的动态试验。

火箭橇滑轨是二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高精度、高速度大型地面动态模拟试验设备。通过把试验件安装在专门制造的运载器火箭滑车上，用火箭发动机推进，使火箭滑车沿着地面轨道滑行，并达到试验所要求的加速度、速度或减速度，从而在动态模拟环境条件下对试验件进行定量测量和定性分析。

火箭橇滑轨及与其相配的附属设备、测试控制系统等一起组成火箭橇滑轨试验场。它是空间飞行试验和实验室无法替代的全尺寸、真实的模拟试验手段，具有广泛的用途。主要用于航空航天武器以及高科技领域的科学试验研究，还可以承担如导弹惯性制导和控制系统、乘员弹射救生、空气动力、降落伞、航空救生、发动机推动系统以及雨蚀、砂蚀、碰撞等几十种试验。

能否建设、拥有火箭橇滑轨，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反映，而且是土建、光学、力学、新材料、新工艺以及航空救生等学科的综合技术体现。因此，火箭橇滑轨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严密封锁的高技术领域之一。

1964年，为了发展运载火箭，在火箭橇滑轨动态试验的同时，中央决定兵分两路从事运载火箭代号为064和062基地的选址工作了。

064基地最初选点在山西晋南，后又转战到湘鄂西，最后才定点在四川达县城南至大竹县一带。062基地开始选点在甘肃的天水，已经开始动工兴建了。就在这时河北邢台发生了大地震。周恩来联想到甘肃天水也属于地震区，当即派遣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赶赴天水考察。

邓小平在天水火车站的公务列车上召开会议研究，提出把062基地搬迁到四川达县，并上报了中央。周恩来随即组织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批准了邓小平提出的改点方案，062基地最终按照邓小平的方案定点在达县城至万源县之间。

后来，两个运载火箭基地合并起来，统称062基地。此后，由航天部职工、国家建设局、铁道部队、总后运输团等组成一批一批建设大军，相继开进大巴山崇山峻岭之中，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

1970年3月1日，巴山深处一声巨响，打破了这里的千年沉寂。成千上万的“三线”建设者，继承红军长征翻越巴山蜀水的顽强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奋战在火箭基地上。

1970年5月29日，正在施工的明江厂外公路大桥施工架被洪水冲塌，许多基地建设职工冒着生命危险跳进山洪中抢救落水战友与国家财产，抢救起45人和大部分财产，牺牲了6名职工的宝贵生命。

为了抢建烽火厂，当地又没有砖块，外运又怕耽误工期，只好就地取材，把硕大坚硬的山石打成小块，从半山上往下滚，又从沟底把石块往工区搬，大家肩挑背扛，缓解了工程建设的燃眉之急。

1974年12月中旬，基地总装厂召开“062工程6个月改变面貌总结表彰大会”，成为基地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从此，基地全面进入了边建设边生产的新时期。

1971年初，火箭橇滑轨试验场首次定点在湖北。为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困难，毛泽东在1月19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专门提到，所需施工力量，请有关军区进行安排。李先念到湖北视察时，也曾多次询问过该工程的建设问题。

毛泽东关心和期待，对火箭橇滑轨工程建设无疑是一种强劲的推动力。

1971年2月13日，第六研究院在湖北召开了火箭橇滑轨试验场设计工作会议。为加速建设进程，会议成立了由铁科院、铁四局、中南勘察院等单位组成的设计领导小组。

从3月起，负责工程测量设计等单位先后派出了近70名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现场，边测量、边勘测、边设计。

8月25日，完成了火箭橇滑轨试验场扩充初步设计工作。同时提出了因地形高差太大，填方太高，挖方太深，现址不适宜建设高精度火箭橇滑轨试验场的问题。

11月，火箭橇滑轨试验场首次破土动工。湖北省机械化公司及孝感地区工团近3000人，陆续进入施工现场，拉开了工程建设大会战的序幕。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工程起点的大挖方段任务全面完成。工程中段长70多米，填方19米地段的挖填工作也全面展开。在施工过程中，第六研究院曾多次召开专门会议，保证工程建设的精度，提出了将弹射区北移，在大挖填方段打桩架桥等方案。但终因“三太”问题难以解决，1973年10月，设计单位在完成工程施工设计的同时，不得不正式向第六研究院提出，由于地基及填方材料全系粘土，下卧层地质较差，导致基础不均匀沉降，从而破坏滑轨精度……并提请领导部门再次重视这个问题。对此，第六研究院院长段子俊亲自主持，多次慎重研究，原则确定该工程停建，另行选点。

损失与重托，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工程建设的决策者肩上，他们从1973年10月到1974年5月再次组织人马进行选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航空工业部和第六研究院领导，从航空工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对火箭橇滑轨的建设指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并经上级批准于1980年3月正式修改了设计方案，并要求：在保证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在附近选择场址。

襄北地区属膨胀土层带，设计单位提出来用打管桩等方法可以克服膨胀土层胀缩性对滑轨直线性精度的影响。为此，这次很快获准定点。

在后来的1983年，在国家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国家计委把火箭橇滑轨试验场列为“六五”期间279项前期论证重点项目。接着进行了现场地质水文勘测和桩基试验。

1984年设计单位完成了可行性论证；1985年完成了工程建设初步设计；1986年又完成了工程施工设计，1987年4月进行了下部结构工程建设的招标。接着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至此，对火箭橇滑轨工程建设长达20多年的期待终于变成了现实。

航空试验研究基地建设大战

1964年2月，聂荣臻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指出：“要抓紧空气动力中心和高空模拟试车台的建设，如再迟迟不动，将来势必造成大的被动。”

中央做出决定，在“西南三线”建设航空发动机试验研究基地。

1965年4月26日，航空工业部第六二四研究所政委刘子英、副所长赵诚带领第一批建设者，从繁华的首都北京跋山涉水来到崇山峻岭的四川观雾山下安营扎寨。他们与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干部、科技人员、工人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学生汇集成一支浩大的建设大军。

这支肩负神圣使命的特殊队伍，以山区为家，以艰苦为荣，头顶青天，脚踏荒山，披荆斩棘，餐风露宿，在这里开始了战斗。

由于高空台对于全体建设来说都是陌生的，尽管大家付出了许多努力，高空台建设初期先后经历了两次进洞出洞和5次更换地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进入相对稳定的设计、建设时期。

在高空台系统中，高空舱是制造空气飞行环境条件进行发动机试验的关键设备。

1970年3月，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多次在北京召集一机部、三机部和建工部领导开会，落实高空舱的加工任务。明确高空舱的加工由一机部自贡东方锅炉厂、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德阳东方电机厂共同承担。六二四所克服了技术协调与交通运输等许多难关，终于1977年4月9日，把我们自行设计的高空舱安到了基座上。

1975年，正当高空台建设进入最紧张的时刻，几位外国专家在北京会见六二四所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时曾经轻蔑地说：“你们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搞高空台，再过20年我们给你们一个，它可以作为教学试验用。”

六二四研究所的全体人员都感到非常屈辱、气愤，他们想：外国人这样小看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加强努力，为整个中华民族争气，为新中国争光，独立自主建成自己的高空台。

建设高空台既没有资料，也没有经验，外国想方设法封锁我国，大家就千方百计地搜集资料，勇敢探索，大胆实践，终于摸索出一套试验方案。

高空台由于设备庞大，技术要求高，安装工作量大。为了加快安装进度，1975年10月，六二四所党委决定组建以工人为主体，技术人员、领导干部参加的三结合安装突击小分队，与安装公司分工负责一大一小压气机的安装，开展竞赛。

大家响应党委所党委提出的“大战一百天，拿下两个一”的号召，不分白天黑夜，一身油污，一身汗水，苦干加巧干，对工作高度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

在后来的1990年8月，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视察六二四研究所时，非常感动地说：

你们六二四所的同志，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为航空事业奉献了一辈子，很多人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你们对中国的飞机及航空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你们这一代人是光荣的，子孙万代都会佩服你们这一辈人的奉献精神。

1994年，高空台全部通过联合调试，达到了外国同类设备的先进水平。

大力筹建重型军车生产基地

1964年5月，中央提出了建设“三线”的方针。此方针一出，一大批“三线”厂矿应运而生。陕西汽车厂即是其中之一。

在同年，经国家计委、经委批准，北京新都机械厂拟迁陕，以此为基础筹建西北重型军车生产基地。

新都厂始建于1950年，隶属于公安部。在1958年试制出第一台仿太脱拉载重越野车。翌年正式生产太脱拉汽车配件，至60年代中期，曾小批量生产太脱拉载重汽车和专用车。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产汽车品种不多，中型的只有“CA－30”一种。而重型越野车，特别是军用重型越野车尚属空白，完全依赖进口。长此以往，国家不仅要耗费巨额外汇，国防力量的发展受制于人。所以，我国自行生产重型军用越野车已势在必行。

创造新型战车首先要确定设计原则。为此，1968年6月，设计组和国防科委十二院共同组成了一个调查组。

他们调查了部队当时装备的有5吨级越野汽车的使用情况，同时广泛征询官兵们对重型战车的战术要求。他们以大量调查资料为基础，以部队要求为依据，初步拟定了5吨级越野车的基本设计原则。

同年8月，以设计组为基础，成立了5吨车“三结合”试制组。

这是一个由优秀人才组成的群体，当他们面对苏制乌拉尔、法国GBU、商雅如及捷克太脱拉等各种“洋车”时，并非五体投地拜倒在其轮下，而是开动脑筋，评头论足。

他们充分发挥中国人特有的那种聪明才智，决心吸收其长，摒弃其短，构思一种兼众车之长的新车型。在兼顾我国汽车制造技术、工艺水平和地理、气候、路况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他们制定了设计方案。用5个月的时间，于当年12月30日完成了第一辆样车的试制。

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看到威武雄壮的样车后，高兴的说：“总算有了自己的车！”

1970年5月，陕西汽车厂军管组和北京新都机械厂军管组做出重大决定：样车试制工作由北汽转到陕汽进行。

当时陕汽厂并不具备试制能力。陕汽厂原址宝鸡南关村因水源不足而被放弃了，新址麦李河西沟于1969年下半年才破土动工，试制组抵厂时，工厂基建才半年多，生产车间和辅助车间一个也没有建成。

在“边建设、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的方针指导下，全厂一派繁忙的汽车大会战。

1970年12月26日，也就是毛泽东77岁生日那天，一辆披红挂彩，打扮得像新娘子一样的汽车从车间缓缓开出。

这是陕汽人自行制造的第一辆汽车！

5辆样车的试制尚未完全结束，一机部和总后装备部就安排对其进行定型试验。

一机部和总后装备部对此次试验高度重视。试验由二三二部队实施。二三二部队五所、陕汽厂、重庆重型汽车研究所、总后驻陕汽军代室、北京齿轮厂、杭州汽车发动机厂等单位派精干人员参加，共同组成试车队。

1973年11月15日试车队在陕汽厂集结后，分组投入可靠性和地区性试验。

1974年12月27日，国家车辆定型委员会批准样车设计定型，并正式命名它为“延安250型越野汽车”。

“延安250型越野汽车”设计定型的消息通过新闻媒介一下子传遍神州大地，举国上下为之振奋。

1975年5月，李先念看了一机部《一机情况反映》上登的“我国自行设计的5吨军用越野汽车已胜利制成并定型”这一消息后，当即奋笔批示：

很好的消息。请一机部再写份材料。年产多少？还有哪些设备不具备，将来前景如何？

李先念作了批示后有关部委雷厉风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重型汽车生产会战拉开了序幕。

一机部召集重型车的主机厂陕汽厂和骨干企业陕齿厂举行了汇报会，部领导亲自听取汇报。在部和省局主持下，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计划。

歼灭战分三个阶段进行：

1975年底，基本建成年产1000辆的规模，同时生产出成车50辆；

1977年达到设计能力，实现年产1000辆；

1980年达到3000辆的生产能力。

部领导决定，由阎济民副部长挂帅，指挥这场歼灭战。

1975年底，“延安”战车从试制跃入了批量生产阶段。

歼灭战式建设重庆兵工基地

1964年9月，中央任命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工业部副部长兼西南兵工局局长蒋崇璟，担任重庆兵工基地建设规划小组组长，要他拿出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基地建设规划方案。

规划小组由五机部和重庆一些兵工厂的干部组成，鲁大东兼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后又成立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指挥部。指挥部由五机部副部长朱光同志任总指挥，同时成立了与之配套的工作组，由蒋崇璟和鲁大东负责。

李井泉对重庆市及部分兵工厂进行了战备防空动员，各厂连忙行动起来，动员全体职工家属，在积极抓生产的同时，对抗日战争时期的防空设施进行了修整。蒋崇璟负责调查重庆周围，对战备工作进行全盘规划。

某兵工厂抽出两辆自制的长江牌吉普车，组成了以党委书记李敏为组长的新建厂选址组。李井泉指示，首先对华蓥山地区进行勘察。

蒋崇璟带领勘察组穿越华蓥山，但车子过不去，勘察组只好徒步攀登，山高路陡，却又遇上大雨，勘察组只好手脚并用地在羊肠小路上一点点地前进。勘察组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勘察任务。

“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根据中央决策做出总体部署：

用3年时间，完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配套建设。

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包括国防工业内部配套项目以及为兵器工业服务的基础工业和机械工业配套项目的建设。

1964年12月，第五机械工业部编制出《重庆地区兵器工业建设规划》。并成立以肖剑光任主任的第五机械工业部重庆地区建设筹备处，负责组织实施新项目的建设和老兵工企业的改造及疏散搬迁工作。

1965年2月21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配套计划的指示》，批准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规划》。

规划确定了以重庆为中心，新建一批常规兵器的生产厂和配套厂。主要包括第五机械工业部新建和迁建的56个项目，扩大重庆钢铁公司的生产能力，加强重庆第二钢厂的技术改造，新建长城钢厂等，以及第一机械工业产品安排项目。

“规划”还包括为重庆常规兵器工业配套服务所需的国防化学工业项目的建设。

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共安排建设项目84个，投资达到14.1亿元。在这些项目中，除少数是老厂改造外，绝大多数都是新建和迁建项目。

为了加强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经中央西南局批准，组成了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五机部组建了重庆地区建设筹备处，统筹组织该部在四川地区新建和迁建项目的基本建设工作。

全体建设者意气风发，表现出饱满的热情，组建了国营五六四厂。

在建厂过程中，整个人力物力的投入都靠其他项目节省，现场党委和指挥部在上级领导下统一组织协调，带领广大建设者，进行艰苦创业、勤俭建厂。

在那大山深沟里，当时的建设条件非常差，生活也十分艰苦，喝的是河沟水，点的是煤油灯，睡的是竹笆床，住的是“干打垒”、露天房，白天是满目荒野，夜间是一片漆黑。尽管许多建设者都是从大城市来到这里的，但大家能够从大局出发，甘为“三线”建设抛洒青春和热血，再苦再累也在所不辞。

为了加速建成工厂，节省资金投入，建设者采取就地取材，就地用人，大量建设“干打垒”力求高速度、低造价建厂。

现场指挥部采取打“歼灭战”的建设方针，从召开现场基本建设第一战役动员大会起到年底，就先后打了5个大的“歼灭战”。

狠抓通水、通电、通路和材料工作，出色完成绝大部分单项主体工程，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建设成了一个大中型企业，简直创造了奇迹。

后来，五六四厂在第二次创业中，认真贯彻“军民结合”的方针，从“找米下锅”到逐步探索到“军民结合”的成功经验，选准了生产摩托车减震器产品，逐渐成为我国摩托车行业生产减震器的龙头企业，跻身于全国兵器行业前十强，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大会战加速抢建核反应堆

1968年4月初，西南地质勘探队一支人马，开进清溪河进行勘测。他们提交的各类资料表明：清溪河沿岸地质条件完全符合要求。

当年5月底，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亲笔批发了中央军委的绝密电报。正式批准在这里以临战姿态迅速抢建核反应堆工程。同时指令成都军区，对反应堆工程实行军事管制。

6月的一天，国务院国防工办会议室。粟裕、余秋里召集一机部、二机部、四机部、六机部、铁道部、交通部、冶金部、物资部、水电部、邮电部的领导，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三线’建设要抓紧”，“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研究了迅速集结力量，协同抢建核反应堆工程的具体部署。

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工程大会战，便在紧锣密鼓中拉开了序幕。

共和国总理亲笔签发的抢建“三线”核工程的密件，像一股巨大的热能，迅速注入年轻共和国的脉管，产生出强大的搏动。

铁道部、交通部、水电部、邮电部、建工部挑选精兵强将，组成了参加抢建的施工队伍；一机部、四机部、冶金部、物资部为核工程准备了充足的物资和机器。二机部调配的的先遣队踏上了南行的列车。西北基地派出的先遣队亦星夜兼程。

在两支先遣队栖无房、行无路、饮无炊的情况下，各路参战人马相继踏上了征程。

解放军工程兵某部开过来了；二机部所属土建、建筑、安装和交通部门的队伍，从西南五市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载着设计队伍的列车跨黄河，越秦岭，风驰电掣地开过来了；满载核基地建设者的专列，穿大漠孤烟开过来了；经过严格挑选的10多所大专院校近千名毕业生意气风发地开过来了；战斗在西北某试验基地的800名工程兵豪情满怀地开过来了……

清溪河与玉浓江的交汇处，有座清溪桥，桥头有一方黄土塬，土塬上有一座砖木结构青瓦盖顶的农家四合院。通情达理的3户农民搬迁之后，这里就成了抢建工程现场指挥部。

二机部一局局长马正一被部党核心领导小组和军管会任命为工程总指挥。

核反应堆开工典礼那惊天动地的炮声，使横亘的群峰颤抖，使远古的河川摇魂荡魄。

参战的工程兵某团14个连队和1600多名指战员，又不分昼夜地战斗在核基地。

如果说核反应堆是一座“神炉”，那么，这座“神炉”的安装精密度要求之高，恐怕是任何常规熔炉所无法比拟的。

安装工程进入最后关头，实行土建、安装交叉作业。拼装、铆焊、吊装、就位并举。

80多名铆工叮咣叮咣的敲击声，夜夜震落银河星斗。

反应堆本体金属结构及其配套设备上那长长短短的数千万道焊缝，全都经过X光机拍片，煤油透漏或真空透漏检测。发现不合格处，立刻返工。

待到那庞大的金属构件全部就位，已是隆冬时节。那天，空调系统开始送风除尘，净化环境。几天之后，安装区域内的空气含尘量、微尘颗粒以及湿度、温度，全部达到设计要求。

这期间，核反应堆成群流量、自控监测、供电保护、遥控卸料等各大系统，都在日夜不停地加快安装进程。

在夜幕笼罩的群山中，核反应堆综合试车的序曲，从低音区缓缓响起。待到核反应堆冲洗水质全部化验合格，工程指挥部向二机部请示后决定：全堆冲洗就此结束。

至此，数万名抢建者鏖战1300多个日日夜夜，全部使用国产设备和材料，挥洒热血铸就的这座“神炉”，巨人般屹立在大西南的深山中。

反应堆主工艺共完成科研革新技术956项。

其中有重大科技成果26项，较大科技成果135项。有3项重大成果荣获全国科学进步奖。

有5项成果荣获省级科技进步重大成果奖，有4项成果荣获国防科工委重大科技成果奖。真可谓硕果累累。

核基地的创业者们就把原子巨人推上了一个峰巅！

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当年建在深山峡谷中的“神秘王国”，已经撩开面纱，且已旧貌换新颜。

繁华的职工生活区，纵横交织的水泥路，苍翠欲滴的主道树，碧波微澜的喷泉池，街心花坛里，百花簇拥着一座“和平天使”巨型雕塑。

加快秘密研制原子弹与氢弹

1964年10月16日15时30分，突然间，一道强光如闪电般划过长空，沙漠深处传来一声轰鸣，大地剧烈抖动着，一个巨大火球腾空而起，翻滚着，燃烧着，强大的冲击波使大漠瞬间成为一片火海，烈焰消逝，在万里睛空形成了一朵蘑菇云！

试验场上一阵欢呼和雀跃！

古楼兰从沉睡中惊醒了！

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周恩来抓起话筒，对方惊喜地汇报着。周恩来急切地问：“能肯定是核爆炸吗？”

对方把试验现场刚刚汇总的各种数据向周恩来作了充满激情的详细汇报。

人民大会堂正在召开一个会议，周恩来快步走到台前，张开双臂做了一个飞翔的动作，打断会议议程。高声向与会者宣布：“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已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全体参会代表被这突如其来的天大喜讯震惊了，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个消息全国人民振奋了，全世界震动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载入史册的创举凝结着多少人的心血啊。

早在1958年7月，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北京核武器研究所之前，聂荣臻飞到莫斯科，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签订了苏联在国防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议书。我国开始实施原子武器的研制工作。

1958年8月的一天，原子能所所长兼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到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的邓稼先，说：“小邓，我们要放‘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

“大炮仗？”邓稼先一听，感到非常惊讶，也感到非常激动，他想我国不是要搞火箭，就是要搞原子弹了。

后来，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组建完毕，周恩来接见新成立的研究所主要成员。当邓稼先一跨进小客厅时，周恩来便迎上去与这位“娃娃博士”紧紧握手。周恩来浓眉下那双炯炯目光透露出慈祥和赞许，仔细端详这位从海外归来一心报效祖国的年轻人，轻轻地点了点头，两人产生了一种深深的默契感。

周恩来开始讲话，他说：

同志们，我国要研制原子弹，中央已经酝酿很久了。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说，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现在组织、人员逐步落实到位了，以后还将充实力量。由于我们国家穷，研制的条件差，这就需要大家体谅国家的困难，艰苦奋斗。我想大家不会有意见吧？

大家齐声回答：“没有！”

周恩来看着大家信心百倍的样子，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周恩来说到保密问题时说：“邓颖超是中央委员，也是我的妻子，她的工作与这事无关，我也不告诉她。”

大家都点了点头，都非常明白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和秘密性。

接着，一大批科学家突然“失踪”了。

1959年6月，正当中国原子弹由仿制开始转向实际研制时，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

中央把原子弹研制工作，定名为“596工程”，意思是从1959年6月苏联撕毁协议起，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核武器的道路。

邓稼先担任“596工程”理论部主任，在整个原子弹研制中，理论设计起着龙头的作用。

邓稼先带领科研队伍，对那个关键数字的计算了9次，然后请物理学家周光召等人从物理概念出发进行估计，估计结论证明，邓稼先等人得出的数据非常正确可靠。通过9次艰苦地运算，邓稼先等人获得了正确的物理图像，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数值计算经验，推动并深化了有关专业学科的研究，培训了一批既有一定理论，又有数值计算实践经验，并有分析能力的青年科技骨干。

中央决定：调第一流的科学家充实原子弹研制队伍，全国向原子弹开绿灯。

1961年夏天，中央要求加快原子弹研制的步伐，争取不迟于1963年设计方案的完成。

对于原子弹的研制，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着。外交部长陈毅更是深感原子弹的重要性，他迫不及待问王淦昌教授：

“一年内能造出‘争气弹’吗？”

“二年呢？”

“那么，三年五年总该行了吧。”陈毅说：“你们打响了，我在外面讲话才响。我的腰杆硬不硬，全靠你们了。你们是我们的靠山啊！”

1962年9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方案诞生了。

1963年，原子弹总体设计诞生了。邓稼先充满了信心，他以高度责任感的精神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整个研制工作到了最后阶段，邓稼先去向周恩来汇报。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与邓稼先亲切交谈，共同制定了原子弹最后工作。

1964年4月30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心脏，即铀球在兰州铀浓缩厂生产成功，完全符合规定要求。

兰州铀浓缩厂在1963年冬才建成。

1964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二机部《关于兰州铀浓缩厂取得合格产品》的汇报后，欣然提笔在报告上写下了“很好”两字。

1964年秋天，原子弹研制队伍开进新疆罗布泊进行试验。大西北广阔的大沙漠上，狂风卷着黄沙翻滚，沉寂了千年的楼兰古国沸腾了。在这片神秘的荒漠上，出现了一座帐篷城。上万人汇集到这里。

飞机、坦克、装甲车、大炮、轮船在这里都被仿造出来了，仿佛一个诺大的现代战场。其实这里就是一个战场，大家都紧张地忙碌着。

在戈壁深处的试验场，一座120米的铁塔一天接一天地变高，这个高高耸立的“大炮仗”，不知有多么沉重，它托着全国的的希望与追求啊！全国人民忍辱负重，十万大军日夜奋战，都是为了这个宠然大物。

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随时都在关注着戈壁深处的“大炮仗”，都在等待着那关键的历史瞬间。

终于，1964年10月16日15时30分，全中国沸腾了。1965年5月14日，第二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66年5月9日，在我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为氢弹爆炸奠定了基础。

1966年10月27日，又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核打击能力。

中国政府很快发表了声明：

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核讹诈和核威胁，是为反对美苏勾结实行核垄断，破坏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中国人民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正在争取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各国人民是一个巨大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是一个新的贡献。

在全体科技人员艰苦奋斗下，经过充分准备和一系列热核试验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按此理论方案设计，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1967年6月17日，仍然在那戈壁深处，东方刚刚露出一线曙光，天地间突然涌出一枚金红色的火球，中国第一颗氢弹，从系着的降落伞上降落到了预定的位置，天空升起草帽状的白云。

中国再一次令世界震惊。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半，法国用了8年半，而中国，只用了两年半。世界形势从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毛泽东批准建设大型风洞群

1967年7月，聂荣臻指示国防科工委发出通知，成立以钱学森、郭永怀、严文祥、张子新、王珍、刘兴奇为领导的空气动力研究院筹备组。

1967年10月25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聂荣臻起草的《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其中把空气动力研究院列为第十七研究院。

我国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从此作为秘密机构正式宣告诞生，并确定在“三线”地区建设。

1967年10月，空气动力研究筹备组根据“三线”建设方针，由严文祥同志带领工作组到四川西北部勘察选点。而在1965年就划归空气动力研究院的三机部六院七所的3000多名科技人员，早已在安县的大山里安营扎寨等候多时了。

1968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防科工委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在西南地区正式拉开建设序幕。

风洞定点之地是杂草丛生的乱石沙滩和荒山野岭的深山大谷里没有路，没有桥，没有住房，风洞开拓者住的是老百姓的“干打垒”，冬天阴暗潮湿，夏天闷不透风，蚊虫跳蚤叮咬，照明是昏暗的煤油灯。就连从研究所背来的绘画版都没有地方放置，只好用老百姓的床板和面板绘画。老百姓家住不下，许多干部职工和科技人员住在驻地县委招待所和县委党校，从县城到施工现场，要走8公里的山路。住在安县的同志，每天要步行一个多小时上下班，每天都要起早贪黑，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生活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风洞人营寨还没有扎稳，连许多规划中的风洞设备图纸都还没有，风洞还没有开钻，一大批歼击系列飞机、火箭、导弹等武器急需进行风洞试验。

很快，0.3米跨超声速风洞兴建成功了，这是我国第一座风洞。1967年3月，我国风洞测控领域的先驱施洪昌亲自监督试验，但出现了漏气问题。风洞人经过艰苦摸索，终于试验成功了。

1978年邓小平指出：“风洞和计算机一样，只搞一个中心，为全国服务。要大、中、小配套，满足使用”。

遵循这条原则，我国空气动力事业一步步取得重大发展。后来，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拥有我国及亚洲最大各型风洞40多座。其中低速风洞、激波风洞、电弧风洞以及自由飞弹道靶都属亚洲之最。完全具备承担飞机、导弹、卫星、运载火箭等航空航天飞行器预先研究、造型试验、定型试验、校核研究能力，成为发展我国航空航天和重大武器装备的重要保证。

1.2米风洞是国内尺寸最大的一座半回流暂冲式跨超音速风洞，是我国飞机、导弹、卫星、火箭和飞船等飞行器进行气动试验与研究的主力风洞。这个项目开创了我国自行设计、研制跨超音速风洞的历史。这个风洞首次在国内生产性风洞上成功运用柔壁喷管来改变试验马赫数，开创了中国风洞设计、建筑新的里程碑。连法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法国宇航院院长奥里维尔先生都评价说这是一项世界性的成就。

1997年12月20日，我国建成的亚洲最大、世界少有的2.4×2.4米跨声速风洞首次通气试验就一举成功。当年初评为“中国1997年度10大科技成果之一”。这个大型风洞历经30年的曲折而艰辛奋斗，首次在风动气动布局、多喷管引射器、谐振腔式消声器等方面运用国际高新技术，大大提高了风洞整体性能。

风洞建设者们凭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丹心，一年四季，没日没夜地战斗在风洞建设场地，他们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日，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终于在短短的几年内创造了令外国人称之为“不可思议的奇迹”的世界风洞设计、建设速度。外国专家参观气势恢宏的2.4米风洞时，不仅感叹到：“奇迹，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奇迹，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建造这样大型风洞，也要用8年时间，而你们仅用了3年时间。”

1998年，首座新型空气低温跨声速原理性风洞通过了鉴定，这项成果在国际上也是首创。

这里的风洞研究成果表明，在跟踪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我国风洞技术闯出了一条创新道路，开创了研制新一代航空航天飞行器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