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决策

• 毛泽东说：“‘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
• 周恩来讲到：“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
• 彭德怀说：“如果我们‘三线’建设的其他工厂，也能像浦陵机器厂这样精心组织建设、生产……毛主席就会放心地睡好觉了。”

中央指示集中力量建设三线

1964年8月17日、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毛泽东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第二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于是，调整后的“吃穿用+三线”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

“三线”成为当时使用最频繁的一个新名词，向各个方面部署和宣讲。

为什么要加强“三线”建设呢？那是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

早在4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6日清晨6时，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

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这个行动指的是骑马沿黄河考察，由于这件事情，考察就此中断。

8月12日，毛泽东将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专门报告退回给罗瑞卿、杨成武，批示说：

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他还关切地问道：“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说：

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

（一）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

（二）各个方面的防备措施，除作战部提的四条外，还应包括大专院校、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仓库、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及城市、矿山的人防措施。

“报告”指出：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

（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

（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

（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

（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发给各中央局、部委、省委执行。关于“三线”建设，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发出过多种文件，但从时间和内容看，这份报告可以说是确立“三线”建设决策的第一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9月5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一）“三线”建设要落实。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落实小组，楼堂馆所要利用起来为“三线”建设服务。（二）“三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产量。（三）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四）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

以上这些指示表现出，中央书记处已经彻底放弃了6月试图将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并重的最后努力，不遗余力、急如星火地把重点转移到“三线”建设上来了。

毛泽东批示备战工作报告

1964年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中央作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

这份报告对本省贯彻备战工作和自己的“三线”建设做了具体的安排。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当即批示要求转发第一、二线各省，要求他们也提出各自的报告。

毛泽东还充满信心地写道：

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需15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

10月29日，周恩来、罗瑞卿写成《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连同广东省委报告及毛泽东的批示一同下发，这就是《中央关于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指示》。

11月3日，指示正式下发。“指示”指出：

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局，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云南各省、区党委，北京、上海两市委并告计委、经委、国防工办：

中央现将广东省委十月十八日报告和主席十月二十二日批语转给你们。中央同意并转发周恩来、罗瑞卿两同志十月二十九日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望即抓紧进行。

中央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日

《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这样写道：

主席、中央：

（一）……大家认为，抓紧一、二两线各省、市、自治区的后方建设，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二）根据广东省委的报告和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四个大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的要求，一、二两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大体上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建设一批地方军工厂，包括枪枝、子弹、地雷、手榴弹和炸药等轻武器的制造厂。

2．为了配合地方军工厂的建设和保证战时的供应，要从大城市搬迁一些必要的配套工厂到省、区自己后方，并且在后方相应地建设一些小煤矿、小电站和必要的修配工厂。

3．搞好现有的公路、桥梁、渡口和通讯线路，新建或者改建一些运输、通讯设施和边境上的江河护岸工程。

4．修建一批储备粮食、原盐、汽油等战略物资的仓库。

5．加强一、二两线后方地区的农业建设，特别是山区建设。

6．迁建或者新建一些必需的医院和学校。

7．省委和军区领导机关的防护工程。

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

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在1965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133.99亿元中（中央投资89.7亿元，地方投资44.29亿元），“三线”建设占42亿元，约三分之一；初步安排的690个大中型项目中“三线”占187个，不到三分之一。但在实际中按照这个安排，包括生产建设各个方面在内，木材不足150亿立方米，水泥不足80万吨，设备中的短线产品缺口也很大，在尽量安排国防和“三线”建设需要后，则难以照顾其他方面的需要。

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

1965年1月24日，毛泽东又谈到：“各省的‘三线’建设要注意搞。兵工厂搞起来，地方军搞起来，五年，每年才六亿，军队同志就放心了。过去只有正规军，没有民兵……你重庆造的子弹，怎么能运到上海？设想如果出现了像日本占领时候的情况，到处被占领了，你没两手怎么成？军械、武器不但运输有困难，数量也不够。”

毛泽东重新强调了“小三线”建设的重要性。

1964年开始，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的范围，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

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根据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在当时有其必然性。

当时，国际环境的紧张使长期没有战略后方的中国感到十分不安全。

从1840年至1945年中国遭到7次大规模入侵战争，就是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和中日战争，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共死亡5000万人以上，国家几乎被瓜分。加上二战后最大的两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邻。作为一个落后大国的领导人，没有强烈的抵御战争估计、即使是过度的估计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在当时，建设一个战略后方基地是迟早要进行的任务、迟早要付出的代价。经济学家马洪后来同意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是暂时性的，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

后来的事实证明，“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国家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建成了一批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给西部以后的建设提供了条件。

周恩来阐述备战与规划关系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三线”建设。毛泽东说：

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

他还说：“西南搞不搞汽车厂？一定要搞个汽车厂。”

事实上，在1964年10月中央批准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中就已指出：“要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这里就已明确了“三线”建设的综合性。

3月13日，在听取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赵尔陆汇报“小三线”建设时，周恩来指出：

搞小三线，要看到长远规划，15年要全国搞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要有相当的地区经济的发展。

4月12日，中央政治局第一二五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讲到：

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当然，这两个东西如果发生矛盾，要先照顾备战，但是长期总不能取消，要相互结合。你不打，我东西生产一点，总是有用。另一方面，长期还要继续进行。所以，像包钢、武钢、太钢这样的新项目，还有像德阳的重型机械，过去布置也不够，现在也要把它加快。

1965年4月14日，中央批准的《1965年工业交通工作要点》又提出：“加强‘三线’建设，尽快在内地建立一个体系完备、技术先进的后方战略基地。”

作为重大战略决策，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除了备战因素外，更重要是把“三线”建设当作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整个战略布局考虑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持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

中央做出加强备战的指示

1965年4月12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指示”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

“指示”要求在全党县委以上干部中，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

“指示”布置了具体的备战措施：

一、大城市和大的工矿交通企业，要建立和整顿防空委员会，做出必要的防空规划，进行防空教育。

二、在沿海地区，要切实整顿和加强民兵工作。其他地区的民兵，也要注意进行最基本的训练，讲实用，避免烦琐，切不要搞形式主义。

三、军队的备战动员，按军委的命令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当时，除边境地区外，暂不在群众中进行备战动员。“指示”认为，对于广大群众援越抗美的积极性，领导上要注意引导到发奋图强，做好本岗位的各项工作中来：

一，在工矿企业中，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保证军需和民用……

二，在农村中，要努力争取今年夏季和秋季的丰收，改善社员的生活，增加生产队、公社和国家的储备粮。

三，科学技术研究部门，要加紧工作，更快地创造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为国防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四，在学校中，教师要教好，学生要学好，要保证教学的正常秩序，保证教学质量。

五，在党政机关和其他工作单位中，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革命化。

六，在所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都要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把四清工作做得更好。

“指示”发出后，全国的备战工作空前紧张，全国的备战气氛空前激烈。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的动工兴建。这项工程当时主要出于备战工作需要。地铁不仅平时可以运营，战时还可作为理想的人防工事，起到防空、防弹和疏散人口的作用。

北京地铁工程由李富春、彭真、杨成武等一起议定后，由李富春起草报告和方案并报中央。

毛泽东批阅责成杨勇负责地铁建设工作，并希望精心设计施工，克服一切困难建设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部队先后参加了地下铁道的修建工程。

第一期工程北京站至苹果园，由铁道兵和铁道部地铁工程局、北京市建设局共同承担。于1969年9月建成通车，结束了中国没有地下铁道的历史。

铁道兵两个师负责修建的地铁二期工程也于1969年开工，包括环城线16.1公里和其他支线。整个工程1984年5月1日正式完工。

北京地铁的建成，促进了当时的备战工作，起到了经济建设与军事建设的双重作用。

国家建委召开全国搬迁会议

1965年8月21日，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搬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搬迁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搬迁规划。

会议提出，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应付侵略战争，从准备大打，准备早打出发，对搬迁项目要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建设，有的还要进洞。会议确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搬迁的项目。会议还认为，大规模的搬迁，实质上是一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要把搬迁、建设战略后方和当年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

1964年，东部沿海许多重要工厂都动手迁建工厂，大部分工厂都停产准备搬迁。1964年内共迁建29个项目，9700多人。其中，迁入四川境内的就达到14个项目，大都是迁到中小城镇或大城市的远郊地区，只有少数的工厂迁到成都、重庆市区。这些迁入的工厂，大多利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三年调整时期停产工厂的厂房组织生产，有的并入了同行业的工厂。

针对新建和迁建项目大多在农村的情况，“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针对新建和迁建项目，提出了“四不三要”的原则，即建厂要注意不占或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非生产性建筑。以及要支持农业用水，要支援农业用电，要支持农民养猪、积肥，一定要与农民搞好关系，并帮助当地农业生产。

搬迁工厂确立了新的厂址和接收单位后，西南局“三线”建委统一规定迁建项目何时迁入，何时生产等工作。

西南局“三线”建委强调要确保国家关键项目的先期迁入和建设，注意综合平衡，要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确保重点项目，实行投产一批，再上一批的方法。因此，在1965年和1966年两次分别轻重缓急，进行项目排除，将重点的，有条件的项目，列为“歼灭战”的项目。

在第一次排队中，确定1965年列入48个项目作为“歼灭战”对象。这些项目主要有：西南金属材料厂、重钢中板厂、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陵川机械厂、平山机械厂、新都机械厂等15个重要收尾项目。

实践结果是，这48个“歼灭战”项目，1965年全部建成投产和具备投产条件的有30个，完成年度计划的有12个。此前没有列入“歼灭战”项目的明光仪器厂也于当年建成投产，总计43个项目。确定1966年确定打“歼灭战”的项目共56个，也基本上完成了计划任务。

在搬迁开始时的1964年10月29日，上海动力机械制造厂正式确定搬迁四川，并改名为浦陵机器厂。

该厂是上海生产小型汽油发动机的一个小厂，仅有职工416人，设备350台。

这个厂仅用了40天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土建工程。在搬迁设备时，全部采取先绘制安装平面图，再给机器部件编号，一运到新的厂址，立即对号入座。256台设备的搬迁，从拆卸、运输到全部安装完毕，仅用了18天时间。整个迁建工作，自土建开工到全面投产，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投产当月就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而且产品质量达到了上海的水平。原计划投资140万元，实际只用了107万元。

在迁建过程中，浦陵厂十分注意处理好建设工业与帮助发展当地农业的关系。

根据“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提出的“四不三要”的原则，建厂时未拆一间民房，未搬一户农民。工厂还在不断增加投资的情况下，适当加大蓄水池、变电站的容量。帮助附近农村的两个生产大队解决了用电、用水的问题，可灌溉稻田400多亩。除机电排灌、农副产品加工用电外，还帮助附近20多个农户安装了电灯，支持了农业生产，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

对此，彭德怀说：

如果我们“三线”建设的其他工厂，也能像浦陵机器厂这样精心组织建设、生产，就会大大加快“三线”建设的速度，毛主席就会放心地睡好觉了。

经过蒲陵机器厂的试点，国家建委总结出以下经验！

一是建厂要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坚持学习延安精神，学习大庆经验，勤俭节约。

二是依靠地方力量搞“三通一平”，即通路、通水、通电、平整场地。

三是要取得一线地区搬迁单位的紧密配合，做好调迁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四是实行边设计边施工，建好一个车间，随即迁来设备组织安装。

1965年9月，中央西南局、五机部、中共重庆市委在明光仪器厂召开现场会议，总结推广该厂贯彻工农结合、加速新厂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等方面的经验。

这个厂在重庆市委和川东片区及广安县的大力支持下，建设速度非常快，是“三线”建设初期有名的“四个当年”，即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竣工投产、当年出产品的典型。

这个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建设单位把支援农业列为建厂任务之一，当地农村根据农活忙闲的不同情况，统一安排参加农业和工厂建设的劳力。同时，采取技工带民工的办法，发动和组织农民积极参与“三线”建设，既密切了农民与工厂的关系，又大加快了建厂进度，同时也为工厂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

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等省市各动员了百余辆汽车，组成5个运输队进“西南三线”工地支援建设，执行长途物资运输任务。这5个运输队1965年秋季陆续到位，由交通部在成都的第四工程管理局统一管理。首先组织支援渡口市工地建设。

1966年8月，在“西南三线”进行了工改兵试点。程子华召开了改兵单位和国家建委负责干部参加的专门会议。由军委命令，将建工部在重庆和水电部和在映秀水电站执行任务的两个公司归军队接收，并改编成相当师级的两个支队。

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在四川的一些建设项目中，除了一些大的骨干项目是新建或改建、扩建以外，主要是从沿海和一些大城市中全部或一分为二地迁入四川新址的一些重要工厂、科研单位以及医院、学校等建设项目。

东部沿海重要工业大量迁入“三线”地区，大大地壮大了“三线”地区的工业实力，迅速形成了生产能力。而且通过“三老带三新”，即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老厂包建新厂或进行技术支援等全新的方式，大大促进了内地工业的发展。

从1965年到1967年，国家大量增加对“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的投资，特别把四川作为重点投资对象。

在这3年时间里，国家对四川的建设投资总额达到71.15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就达到了66.7亿元，占总额的93.7％，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国家预算内投资总额的14％。比1958年到1964年7年国家在四川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还多。

在这一段时间里，国家安排在四川的国防、冶金、机械、化工、煤炭、电力、建材、轻纺等工业的建设项目共有200多个。其中多数属于国防工业的项目，或者是与国防工业配套，为国防项目服务的。

这些项目，大多数分布在四川的内地，主要是沿成渝、宝成、川黔等铁路干线两侧布点，一部分沿长江、嘉陵江、渠江两岸布点。

据统计，1964年和1965年，从沿海和东北地区迁入四川的工厂和事业单位就有90多个，内迁职工包括科技人员达到3.7万人，设备达到5000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