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学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急剧衰落的时期。1838 年西方各国强加于它的不平等通商条约，进一步破坏了它的经济基础。土耳其在与沙俄之间的多次战争中遭到失败，促使了它的附属国相继脱离它而独立。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并有所发展。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与腐朽的土耳其封建专制制度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推动着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终于导致保加利亚教会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区的分离。当法、奥、匈、捷诸国的资产阶级于 1848 年发动一场硝烟弥漫的街垒战的时候，保加利亚农民正在巴尔干山区举行有组织的武装暴动。这是因为保加利亚处在异族统治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下，也是由于它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1853—1865 年的俄土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拉科夫斯基、卡拉维诺夫等人在罗马尼亚建立革命领导机构，组织革命武装，多次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国土，发动武装起义，其中，以 1876 年 4 月的起义规模最大。这次起义它动摇了土耳其统治的基础。1877 年沙俄再次对土耳其宣战，1878 年俄土订立和约。由此保加利亚获得自治地位，取得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

在保加利亚独立之前，随着反土耳其斗争进入高潮，民族解放斗争新文学空前地繁荣起来。新的文学继承了十八世纪以前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它无论在质和量的方面都有飞跃的发展，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新文学的重要作者，如拉科夫斯基、卡拉维洛夫、波特夫等都是在国外受过良好教育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战士，又是民族解放斗争新文学的创作者；第二，新文学是为宣传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而创作出来的。它反映的是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热生活，作品中出现了一批民族解放斗争的正面人物形象；第三，作品从宗教文学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逐渐地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有些作品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结合。第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学体裁与样式。近代意义的诗歌、中短篇小说、戏剧、杂文、寓言等逐渐产生。报纸杂志的创办和文学书籍的发行，使新文学获得了有效的传播工具，扩大了读者范围和政治影响。保加利亚文坛呈现出姹嫣红的局面。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产生新的诗歌。诗歌的创作者大多是从事文化启蒙活动的学者与作家。如尼奥菲·鲍兹维里、尼奥菲·里尔斯基、瓦西尔·阿普里洛夫、彼得·贝朗、伊凡·鲍戈洛夫、米拉丁诺夫兄弟、纳依登·格罗夫等。他们的诗作歌颂了祖国光荣的历史和人民的战斗精神，缅怀了早先的启蒙思想家，表现了人民对土耳其统治者及希腊教士的愤恨。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却是新文学的胚芽。十九世纪中叶，诗歌创作开始繁荣。诗歌题材以反映民族解放斗争为主。重要诗人有：

多布里·钦图洛夫（1823—1886）是民族复兴时期第一位著名诗人。他的许多诗在民间流传。名诗《起来吧，巴尔干的勇士！》号召人民摒弃逆来

顺受的奴隶思想，唤起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狂风呼啸，巴尔干回响》、《你在哪里，永世不渝的人民的爱！》等诗，以巨大的热情号召人民与异族统治者浴血奋战，是六十年代人民斗争的战歌。

格奥尔吉·拉科夫斯基（1821—1867）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创始者与组织者。他在领导革命的同时从事民歌的搜集整理和诗歌创作活动。他的长诗《森林的旅客》（1858）凝聚了他在巴尔干山脉组织武装斗争的生活体验，真实地反映了克里米亚战争前后国内的反抗运动。它描写的是德拉戈依等一群青年农民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到巴尔干山去当海杜村（反土游击队员）的故事。长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浪漫色彩对革命斗争起了推动和鼓舞作用。

佩特科·斯拉维科夫（1827—1895）是著名的启蒙学者和诗人。六十年以后的诗作体现了“一切为人民”的精神。《英雄好汉》等诗表达了自己忠于人民的赤子之心。在《致不幸的兄弟》、《在农村》等诗中，倾注了对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在《高楼大厦》中他慨叹社会的不平：“穷人劳作不分昼夜”，富人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诗人还写有许多讽刺大资产阶级贪婪、欺诈、残暴与媚敌的讽刺诗。

斯拉维科夫写有三部长诗。以《贝洛诺加的泉水》（1873）艺术成就最高。它描写农村姑娘格尔干娜与小伙子尼科拉真诚相爱。一次，她偶然被苏丹大臣看中，大臣妄图将她诱入宫廷中。但大臣的甜言蜜语和威逼利诱都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诗人通过她的形象歌颂了保加利亚劳动妇女的美德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她的形象富于浪漫色彩，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

赫里斯托·波特夫（1848—1876）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家兼著名诗人。他生于一个进步的教师家庭，十五岁到俄国敖德萨求学，受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开始作写诗歌。他最初的诗歌《致母亲》、《致兄弟》倾诉了身在异国的孤独和对祖国亲人的怀念。1866 年因思想激进受沙皇政府迫害，中途辍学。回故乡后因从事革命宣传而触怒土耳其当局，再次去俄国学习，途经罗马尼亚时，毅然加入保加利亚革命流亡者的行列，在此创办革命报刊，宣传民族解放思想。

1868 年 7 月，革命领导人哈基·迪米特尔组织了两支起义队伍，进入保加利亚。波特夫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参加了队伍。在横渡多瑙河的前夜，他写了著名的《离别》一诗。诗歌采用民歌形式，把与母亲诀别的慷慨悲怆与展望胜利的豪放乐观揉合在一起，抒发了他炽烈的革命热情，表现了视死如归、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

不久，哈基·迪米特尔遇难牺牲。波特夫怀着巨大的悲痛写了著名的《哈基·迪米特尔》一诗。诗歌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天上的日月星辰和地上的飞禽走兽护卫英雄的遗体，娇丽温柔的白衣仙女迎接英雄的灵魂，哺育英雄成长的巴尔干山也唱起了雄浑的海杜特之歌，悼念与歌倾英雄的光荣牺牲：

在争取自由的战斗里倒下的人，

永生不死：大地、天空、猛兽和自然，都要为他哀悼，

歌手们也要唱歌颂他。

1869 年，波特夫当选为中央革命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写了《哀歌》、

《海杜特》、《斗争》、《给我的第一个恋人》等诗。其中，《海杜特》是一部叙事长诗。它以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斗争为背景，歌颂了农民恰夫达尔子继父志，争当游击队长的革命决心。长诗韵律优美，具有民歌风味。

在歌颂英雄业绩的同时，波特夫也写了许多犀利泼辣的讽刺诗，辛辣地嘲讽了那些麻木不仁的蠢人、懦弱无能的软骨头、高谈阔论的空想家、唯利是图的财主。

1873 年革命领导人瓦西尔·列夫斯基因叛徒出卖被害。波特夫写了《瓦西尔·列夫斯基的绞刑》一诗。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悲壮的挽歌，表达了人民深沉的悲哀。1876 年 4 月，波特夫率队回国支援 4 月起义，途中遭到土耳其军队的阻击，不幸中弹牺牲。

波特夫的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保利亚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代诗风。他的许多诗都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

保加利亚较成熟的戏剧和小说作品出现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最初，在学校的重要集会上出现了师生共同演出的对话剧，多以社会伦理、反抗异族压迫问题为题材。到五十年代末，开始产生了外国翻译剧本，随之也出现了保加利亚人的独创剧作。如鲍格丹·依科诺莫夫（1836—1871）写的喜剧《洛维奇的主教》（1863）、斯拉维科夫的喜剧《马拉科夫》（1864）等。

为保加利亚戏剧奠定基础的是多布里·沃依尼科夫（1833—1878）。他是民族复兴时期的著名戏剧活动家、剧作家。重要作品有《拉依娜公主》、

《普列斯拉夫宫的受洗》、《被曲解的文明》等。其中以后者最为著名。它尖锐讽刺了大资产阶级一味媚外的奴才本质和希腊教会的伪善面目。剧本强烈的批判精神受到观众赞扬。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保加利亚出现了外国翻译小说。有的作品被译者加工改写，使其具有民族特色。五十年代末，出现了保加利亚作家创作的小说。代表性的小说家有德鲁梅夫、卡拉维洛夫。

瓦西尔·德鲁梅夫（1841—1901）是保加利亚最早的小说家、剧作家。在俄国求学时即开始写作小说。重要作品为《不幸的世家》（1859）。该作品主人公维尔科兄弟三人是爱国的商人。他们殷实富足的境况引起土耳其县官吉马尔的嫉恨，借机夺占了他们的家产。他们被逼得家破人亡，最后走上反抗的道路。作品中所表现的“只有斗争才有出路”的积极思想，对当时的现实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

德鲁梅夫享有盛名的剧本是历史剧《伊凡科》（1872）。它表现的是十二世纪末在拜占庭帝国操纵下保加利亚所发生的一场宫廷斗争。剧中，拜占廷奸细——希腊贵族伊萨克为了从内部颠复保加利亚，唆使大臣伊凡科暗杀国王阿森一世。剧本借古喻今，揭示了本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给外敌以可乘之机，从而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危害，启发了群众一致对外的爱国心，推动了当时反对希腊主教控制，争取宗教自主权的斗争。剧本冲突尖锐、情节曲折，场面激动人心，是保加利亚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留宾·卡拉维洛夫（1834—1879）是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因从事革命活动，受沙俄政府迫害。后流亡贝尔格

莱德等地，创办革命报刊，曾被选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卡拉维洛夫才华出众，写有多种体裁的作品，以小说成就最高。反映民族解放斗争、揭露农村大财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贪婪本质，是作品的主要题材。《土耳其州官》

（1871）揭露了土耳其人贩卖保加利亚儿童、迫令女童当其头目的侍妾的罪行。《受难者》（1870）描写了被流放的起义战士的悲惨遭遇。《首领》（1871）通过几个人物对国家兴亡不同态度的描写揭示了他们不同的命运，表明了以斗争求生存的生活真谛。

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地主和资产阶级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并与土耳其人相勾结，反对人民的革命斗争。作者在《有钱的穷人》、《孩子不象爹娘》、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宠儿》等作品中深刻揭露了这一典型的社会现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旧日的保加利亚人》和《宠儿》。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1872）描写十九世纪中期以财主里本和教师耿乔·哈只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人物的寄生生活和他们贫乏空虚的精神面貌。小说笔调平和、诙谐，不以情节取胜，而以生活画面的白描和人物塑造见长。里本和耿乔长年累月围绕酒的质量、马的品种、枪的好坏争论不休，显示出他们的卑微猥琐和愚昧狭隘。他们没有崇高的理想，远离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被作者讽称为“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宠儿》（1875）借写大财主涅诺夫妇的独生子尼科尔乔的浪荡行为，揭露了剥削阶级腐朽的道德面目。尼科尔乔从小在父母的娇宠下养成种种恶习，成年后终日花天酒地，为非作歹。涅诺夫妇为使他改邪归正，处心积虑地破坏一对穷苦人的婚姻，强娶潘卡为媳。但其宠儿依旧我行我素，最后逃往国外。“宠儿”这个资产阶级继承人的形象，正是这个阶级道德沦丧的象征。小说人物形象鲜明、语言幽默生动，是保加利亚独立前的杰出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