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重34.7千克；是西周晚期宣王时（公元前828～公元前782年）的一件重器。此鼎形作大口，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深厚而凝重。口沿下有两周弦纹，中填重环纹，三足呈兽蹄形，与厉王时期的多友鼎南宫鼎等器相比，形制差异较大，而与厉王晚期的融攸从鼎相近，手法更接近于春秋时代作风。整个器表装饰十分整洁，显得典雅。

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铭文铸在鼎上。鼎内铭文是金文的经典名作，有32行，共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

毛公鼎鼎内铭文，分为左右两幅，是一篇完整的“册命”，字里行间似有阳纹格线。全文首先追述周代国君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

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郭沫若先生也称该鼎铭文“抵得上一篇《尚书》”。

毛公鼎匪夷所思般的传奇经历让世人大开眼界。根据考证，道光末年（1850年），毛公鼎在陕西岐山出土，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后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以三年俸银之重金为代价购藏。

陈介祺，山东潍县人。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常相过从，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陈氏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他的“万印楼”现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的故居陈列馆也在他诞生180周年时正式开放，被公推为19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陈介祺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众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整整30年。

陈介祺死后，陈家后人又密藏了20年。

到20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方后裔遂将毛公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端家家道中落，端方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方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自然也没有财力将毛公鼎赎回。

1919年、1920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5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大收藏家叶恭绰（1880～1968年），广东番禺人，清末曾任职邮传部；民国时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在1920～1924年北洋军阀时期，曾连任勒云鹏、梁士治、颜惠庆、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系旧交通系的骨干之一；财力深厚，又嗜收古物，是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知道以后，决意与美国人角逐，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

叶恭绰本来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不意传来流言蜚语，说叶恭绰想在从中捞取什么好处。叶恭绰听后气恼万分，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呆又是十几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

叶恭绰买下毛公鼎后，曾拓下铭文，分送亲友，圈内人均知鼎已移至上海的叶恭绰寓所懿园。抗战中叶恭绰避往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交通总长，被他称病拒绝，整日卧床休息，足不出户。

叶恭绰在香港的日子过不安宁，整日在日本人监视之中，谁知上海方面又后院起火。原来叶氏在上海的一个姨太太，因财产问题闹纠纷，竟把毛公鼎藏于懿园的消息捅给了日本人，闹得日寇三番五次前来搜查。叶恭绰得知后万分焦急，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的侄子叶公超（西南联大教授）来港晤商。

为保护宝鼎，叶公超遂赴上海与敌人周旋。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安顿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狱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点丧命，后嘱家人赶快设法请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后经叶恭绰在香港遥控指挥，多方托人设法营救，好歹总算保住叶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转移香港，面交叶恭绰。

抗战胜利前夕，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上海，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他抗战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隐居不仕了，十余年下来全家人坐吃山空，还要抚养好几个子女在外国留学，实力已大不如前，只好靠变卖文物度日。最终，力不能支，无奈之下，准备卖毛公鼎。

其时抗战胜利在即，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上海一个大奸商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于是，宝鼎又转到了陈氏手中。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咏仁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往台湾。

毛公鼎在金石学界享有盛誉，它与大盂鼎、虎季子白盘、教氏盘等一起，被誉为晚清时期出土的四大国宝。1948年解放前夕辗转至台北故宫博物院，被视为故宫博物院的三大镇院之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