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国青铜列鼎

周文王在位时将东虢和西虢分别封给了自己的弟弟虢仲和虢叔。据史料记载，东虢在今河南荥阳，西虢原在今陕西宝鸡东。后于周平王东迁时迁到了今黄河中游的三门峡市郊。1956～1957年，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共清理了包括虢太子墓在内的234座墓葬、3座车马坑、1座马坑，出土文物9179件。1990年和1991年，考古工作者再度对虢国墓地进行了钻探和发掘，收获颇丰。其中，M2001墓和M2009虢仲墓，为虢国两代国君之墓，所出文物数量众多，品种齐全，精美绝伦。

魏国墓地是一处排列规整、等级有序、独具特色且保存完好的大型邦国公墓地。虢国国君及其家族的墓葬位于整个墓地的最北端，其他贵族和平民则依次向南聚族而葬。

除平民墓外，其他大中型墓中均有丰富的随葬品，种类主要有青铜器、玉器。青铜器分礼乐器、车马器、兵器等，许多青铜器上铸有铭文。青铜礼器多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其中鼎不仅数量较多，且多与篡相配出土，数量据墓葬规格的不同以一、三、五、七、九为级差。在考古学上，将墓葬中的一组形制相同、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鼎的组合称为列鼎。列鼎制度在西周时期有一套完善的体系，是西周礼乐制度的核心。虢国墓地中各等级的用鼎状况集中反映了两周时期的用鼎制度。

考古学家按照墓葬规格、随葬品组合的情况将虢国墓地的墓葬分成五个等级：

第一等为国君墓，以M2009、M2001为代表。M2009是形制最大，规格最高，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的一座虢国国君墓。墓中共出土29件铜鼎，其中9件形制相同、纹饰相同、大小依次为一青铜列鼎，与之相配的是八簋、八鬲，这种配置属大牢九鼎类。

据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多铸有“虢仲”作器的铭文，可以断定此墓葬的主人就是虢仲。墓葬中器物的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属西周晚期，墓中出土的墨书玉遣册，有毛笔书写的“南仲”字样，南仲是周宣王时的大夫，证明墓葬年代当在宣王时期。学者们根据墓中器物铭文，结合相关文献，研究认为虢仲就是辅佐周厉王南征淮夷、酿成国人暴动，被史书称为嬖臣的虢公长父。虢仲在西周晚期地位极其显赫，南征淮夷，虽然酿成国人暴动，但却取得讨伐的最后胜利，为西周王朝的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有功之臣。

据史料记载，列鼎制度是西周奴隶主贵族“列等级、别贵贱”的重要标志。虢仲墓中的器物组合，属于列鼎的最高形式，九鼎体现了“以九为节”的史实。虢仲身为一诸侯国国君，行的却是天子九鼎之礼，足见其身份之显赫。同时，也证明到了西周晚期，随着周王室势力的衰微，宗法等级制度开始走向衰败，所有的等级制度及其所从属的礼乐制度一步一步遭到破坏，出现了诸侯越天子之礼的现象。

M2001的墓主人名叫虢季。根据古器铭和《国语》中的记载，这位虢季就是周宣王朝中的最高执政长官虢文公，在当时也是显赫一时的人物。墓中共出土有10件铜鼎，其中七件大小有别，排列成序，当为一套完整的组合，另三件形体较小，形制也略有差别。八件簋中6件相同，2件较小。因此，其随葬品组合当是七鼎六簋的配置。

墓中的其他随葬品数量众多，精美华丽，特别是出上有玉柄铜芯铁剑、坠玉面罩、七磺组玉佩，足以证明墓主人身份之高。墓中七鼎六直的配置显然是遵循了西周的古制，体现了西周礼制的最初形态。

第二等以MI052虢国太子墓为代表，该墓出土的随葬品近千件，其中青铜鼎七件，为一套列鼎；簋六件，大小形制相同，说明为七鼎六直的配置。随葬品表铜戈上皆铸有“虢太子元徒戈”铭文。

第三等为五鼎墓，以M1706、M1810、M2012为代表。这几座墓葬皆为五鼎配四簋，鼎大小相次，簋大小、形制相同、M2012墓主为坡国墓地中发掘的等级最高的女性贵族墓葬，其身份在M2006、M1820、M2013之上，墓主梁姬为虢季的夫人；M2001墓出列鼎七件，M2012出列鼎五件，M2012随葬品组合规格低于虢季墓一等，同先秦文献中有关礼制的记载完全相符。

第四等为三鼎墓，M1705和M1820皆出铜鼎三、簋四，鼎大小相次，簋形制相同，规模与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大体同五鼎墓，属少牢之礼的三鼎配四簋。M1721出大小相次的铜圆鼎三，没有簋，属牲三鼎类，按礼制墓主力士阶层。M2006、M2013墓主为贵族夫人。

第五等为一鼎墓，数量多，随葬品除鼎外还有盘、簋、匜等。如M1620、M1634、M1651、M1657等皆为一鼎，一鼎无直是常制，属特一鼎类。M2016、M2017为一鼎两簋，位于墓葬北区西部M2001的南侧，和M2001相距甚近，随葬有鼎、簋、盘等青铜礼器，推测墓主人生前为虢季侍从中地位较高者，相当于士一级的贵族。

虢国墓地中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墓葬及随葬品的同鼎遗存从未见过任何通制的迹象，足见这种制度在当时该是多么的稳定。

但是，到了西周晚期，宗法等级制度开始走向衰败，用鼎数量以一、三、五、七、九为级差是一致的：即墓主人身份地位越高，墓葬和随葬品的规格亦越高，青铜列鼎的配置就越高。因此，通过虢国墓地中青铜列鼎的随葬情况，我们可以窥见两周之际上层社会盛行的礼乐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

周代是礼制盛行的时期。由于重鼎在商周时期被看作国家政权的象征，青铜鼎又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因此，用鼎制度在礼乐制度占据了核心地位，先秦史籍中的用鼎制度的记载最为清楚，考古发现也较好地印证了文献。

从考古发现看，所有西周中期以前的用其所从属的礼乐制度一步一步遭到破坏。于是出现了虢国国君随葬九鼎的现象。但这并不能就说当时的礼制完全失去控制，乱了章法而是西周王室的礼乐制度下移了，诸侯国内部采用了周初只有西周王室才可以享用的礼乐制度，虢国墓地各等级墓葬的用点状况也说明，在诸侯国内部用鼎制度还处于十分严密有序的状态。

虢国墓地的发掘，尤其是大量青铜列鼎的出土，不仅为我们研究虢国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看到了周代社会礼乐的普及之广和诸侯墓葬的奢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