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学家和博学的人（1667——1672）

机遇往往给予有准备的人，特别是那些刻苦努力、奋发向上的年轻人。1666 年的夏季对于莱布尼茨是一个充满了机遇的日子，他雄心勃勃地离

开学院，打算到“荷兰和国外”去看看世界，却遇到了美因茨选帝候约翰·菲利普·冯·舍恩博恩的前首相博伊内堡。由于莱布尼茨的渊博知识，以及在处理公众事务方面的卓越能力给博伊内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之劝莱布尼茨和他一起回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家乡去，这儿正好是美因茨的郊外。博伊内堡很快就任命他为选帝候法律顾问的助手，主要是协助这位法律顾问重新编纂民法。由于莱布尼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处理法律问题的能力，大约在一年半后，就被提拔到上诉法院陪审官的位置上。

莱布尼茨和博伊内堡的亲密关系非常重要，这不仅对于开拓他的生涯，而且对于提高他的理性都是如此。尤其是博伊内堡宗教上的关系，对于莱布尼茨的事业起了关键作用。

当时，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路德派的新教在德国拥有大量的信仰者，但天主教会仍有很大的势力，天主教会以自己传统的宗教优势控制着社会上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阵地，双方斗争仍很激烈。博伊内堡和他身边的人都是由路德教改信天主教的改宗者，这就使路德教的信徒莱布尼茨在宗教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的保护伞，因此，他才能在 1689 年得到梵蒂冈图书馆馆长这一有威望的职位。在博伊内堡的鼓励下，莱布尼茨还满怀希望能推进教会的重新统一，草拟了许多有关宗教题材的论文，其中多数是论及各教会之间争执不休的问题。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莱布尼茨不应把许多精力放在神学、宗教方面，但在当时却是必需的。

这一时期，莱布尼茨的精力放在了法律“大百科全书”上。应当说，莱布尼茨的哲学基石之一就是他对“大百科全书”的憧憬上，希望将所有的知识都收编到一个体系之中。他的许多活动都是为达到这个目标所作的努力，而在美因茨重新编纂法规，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次努力。

正如人们所了解的那样，德国的法律是一个包括罗马法、传统的德国习惯法，以及各国的成文法和判例法的大杂烩。莱布尼茨作为一个自然法的崇拜者，希望通过少数几个基本的法律概念来定义所有的法律概念，从一套自然正义的原则中演绎出所有的具体法规。他在 1667 年发表的《法学教学新法》中就保留了他试图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草图。关于自然法的问题，当他上了年纪之后兴趣有所转移，但他还是不断地回到这个年轻时代关注的课题上来。实际上，他在这方面工作仅仅开了个头。

为了开展他的百科全书工作，他又开始投入到图书馆的事业之中。阿尔斯泰德在 1630 年出版的七卷本《百科全书》启发了莱布尼茨，使他认为要把知识集中起来，就要把散布在全欧洲各地图书馆中的图书集中起来，最可行的办法就是编辑一本总的主题目录。这是在牛津的博德兰图书馆编制的主题目录之后，又一项在图书馆学领域的创新（事实上，莱布尼茨对博德兰图书馆的主题目录毫不知晓）。1670 年，他作为一个样版为博伊内堡的大量藏书编制了一个目录，这个目录编制的很成功，但遗憾的是，在此后管理的主要图书馆中从未同意使用，也未再编制过此类目录。关于图书馆学领域的细致研究，使莱布尼茨涉猎了当时欧洲近代知识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掌握了获得资料的方法，从而能为他在各个科学领域纵横驰骋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正

是图书馆研究的成功，特别是近代科学知识日益更新，使莱布尼茨希望转到报刊方面，通过报刊来了解新思想、新知识。当时，他想搞个书评一类的刊物，把这个刊物称为图书馆中心，主要是对新的重要的出版物进行摘要品评，此外还包括对较早时期的著作进行研究，以及对当时尚未出版的但正在研究的课题也进行介绍。这个设想应当说非常具有科学价值，对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令人可惜的是，文化同物质利益、同政治权势、同宗教势力相比总是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1668—1669 年他两次申请必需的皇帝特许，都是由于这种做法可能会损害图书零售商的利益而被驳回。为此，他抱憾终生。1700 年，他开始创办自己的刊物《每月文摘》，由他的助手艾克哈特编辑，但这个刊物仅存在两年就停刊了。年轻的莱布尼茨没能用自己的刊物来表现自己的思想，但是其他著名的刊物如《学者杂志》、《学术记事》都反映了他的思想。当时他已成为这两个刊物的固定撰稿人，此外他保留了他所有读过的书的卡片索引，这一切都为后人研究他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在科学研究中相互配合的要求，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建立学术和科学学会的问题。莱布尼茨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他首先提出要建立研究者公社，这个想法有点儿类似乌托邦，其次还建议为了普及科学知识和为科学发展提供基金而建立一些展览馆和博物馆，但他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实现他的计划。于是他潜下心来，撰写大量科学题材的论文提交给各个科学院，其中两篇是奉献给巴黎科学院和伦敦皇家学会。在这两篇文章中，莱布尼茨对宇宙中发现的一切形式的运动都作了概略的、全面的说明。他从一般运动法则的抽象理论开始，随后联想到诸如行星运动，某些化学反应以及固体的内聚力之类的个别现象的作用过程。他那最终得之于笛卡儿的对行星运动的解释，试图说明太阳何以只需推动就能迫使行星在其轨道上运行。他认为，空间被极细微的分子所构成的以太所充满，而且太阳的自转在以太中产生了圆圈运动（漩涡），它推动着行星像漩涡中的小船一般作圆周运动。他的理论现在看来当然是错的，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他此时已充分考虑到有对有限时间中机械力从一个物体到另一个物体的转换加以说明的必要。这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大不相同，牛顿的万有引力是被设想为超距的，而且是依靠纯粹吸引力的瞬时作用。1673 年 4 月 19 日他被推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此后，莱布尼茨一直醉心于科学文化事业，终于在 1700 年促成了柏林科学院的成立，并担任了它的第一任院长。此外，他还积极向各方建议创办维也纳、彼得堡等科学院。据说他还曾向中国的康熙皇帝写过信，建议在北京设立科学院。这一切都反映了莱布尼茨作为新兴市民阶级的代表迫切渴望推广普及科学知识，以科学知识武装群众，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愿望。这种愿望和行动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 17 世纪，虽然科学学会和期刊正在逐渐产生，但是理智协作和思想传播的最重要手段还是信件交往，这些信件经常在相互通信的熟人中广为散发，而且常把这些信件收集成册加以出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看到 17 世纪思想家的许多著作冠以书信集的名称的原因，莱布尼茨也非常乐于此道。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问题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因此在 1697 年就出版了他的一部通信集，主要内容是同耶稣会教士谈论中国的问题，集子的题目是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这本通信集为我们中国人研究西方如何看待中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它使我们可以通过莱布尼茨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了解当时

的中国。

博伊内堡也是一个干劲十足的书信作者，这帮了莱布尼茨很大的忙，使莱布尼茨迅速地与全欧洲的智士仁人密切来往，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通信网。大量的通信涉及几乎所有的领域，科学、数学、法学、政治学、宗教、文学、历史学、语言学、钱币学以及人类学，无所不包。通过与这些欧洲的一流人士（据信最多时达到数百人）的交流，极大地刺激了莱布尼茨的思维，提高了他的理论水平和知名度。事实证明，人的成长不可能脱离他人的帮助与交流，正是通过在学术上的相互切磋、沟通，才能推动人的思维，闭门造车只能使人的眼界狭隘。莱布尼茨还非常注意保存这些信件，有 1500 多封信被保留下来。正是靠这些信件，加上大量的私人笔记和原稿，我们才有了关于他的大部分著作的知识，特别是在哲学、逻辑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仅仅靠我公开发表过的著作来了解我的人，其实根本不了解我。”

虽然莱布尼茨的兴趣明显地朝着自然科学方面发展，但是，他也表现出青年人普遍具有的愿望，即在文学方面取得成功。在他整个一生中，他都为自己的诗歌而骄傲，而且令人惊异的是，他还能背诵著名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一诗中的大部分诗句。在当时，典型的文艺复兴运动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弥漫着整个德国，莱布尼茨模仿着风行一时的精雕细琢、华丽无比的拉丁文风。（当然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也很希望用德语写作，他甚至建议要丰富和振兴德国语言，但当时德语中还没有抽象的专有名词，使他深感遗憾，不得不主要使用拉丁语。）莱布尼茨在这时最大的文学贡献是编辑出版了 16 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尼佐利乌斯的《反对假哲学家，论哲学的真正原理》。1676 年，他又把柏拉图的《斐多篇》和《泰阿泰德篇》翻译成拉丁文。在细致、艰苦的翻译过程中，他以敏锐的哲学家头脑，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发现了历史上的柏拉图哲学和柏拉图后来的追随者们所主张的神秘主义、怀疑主义的新柏拉图主义之间明显的差别。

政治问题此时也是莱布尼茨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当他刚到美因茨时，就发表了一篇短文，对于当时争论不休的波兰王位继承权问题运用演绎论证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当时比较敏感的德法关系问题，莱布尼茨表示出了浓厚的反法情绪。当时的德国由于三十年战争搞得极为衰弱，而法国却正在走向统一的集权国家，势力迅速膨胀，为此，莱布尼茨提出了不少的建议，希望削弱法国实力，争取时间来复兴德国。比如他曾提出用西印度糖做成廉价的朗姆酒去切断法国白兰地酒销路的想法。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过这样一个计划：用一个让法国去征服埃及的诱人方案去分散路易十四对北欧的注意力。这个建议给博伊内堡很深的印象，所以博伊内堡派他到巴黎去，以便在法国政府面前尽力申述它。莱布尼茨便来到了当时的欧洲中心法国的巴黎，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