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人

纳伊的市内小火车已经穿过马约门，正向塞纳河开去。小火车后面还拉着一节车厢，不断地鸣着汽笛驱开前方的车辆行人。它冒着黑烟，像一个人在那里奔跑，上气不接下气，呼哧呼哧喘个不停。从它的活塞里发出来的有节奏的声音，犹如火车的铁腿在跑动。夏天的傍晚，闷热烦燥笼罩着大道，看上去，像似没有什么风，道路上还是扬起了细细的白色粉尘，浓厚、呛人而且热烘烘的，人的皮肤上，衣服上，都成了尘土的影子，人的眼晴也难以睁开，甚至钻进人的五脏六腑。

各家各户的门口，都有居民出来透透气的。

车上的玻璃窗也都敞开着，车速很快，窗帘在疾风中不停摇摆。车厢里的乘客不是太多，因为天气闷热，大多数乘客都爱待在顶层和车厢外的平台上。一部分乘客是打扮得俗里俗气的胖太太，属于郊区的小市民，就靠装腔作势来体现自身所缺乏的高雅气质。另一部分乘客是厌倦了办公室工作的公务员，由于长期伏案工作，脸色蜡黄，腰弯背驼，肩膀一边高一边低。看他们的面容愁苦憔悴的样子，这说明他们的家庭不是很富裕，上有老下有小，负担沉重，经济拮据；也表明他们早年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如今加入了衣衫褴褛的穷人行列。他们在巴黎边缘的垃圾场安家，住在刷了白灰的破房子里，门口摆上几盆花，就算是自家的花园了，日子嘛，当然是节省的，过得紧巴巴的。

紧靠着车门，坐着一个矮矮胖胖的男子。他脸颊臃肿，大腹便便，直垂到双腿的叉开之处。他身着黑色服装，佩戴着勋章绶带，正在同一个身材瘦小的人谈着什么。此人不修边幅，穿一套脏乎乎的白色斜纹布服装，戴一顶破烂不堪的巴拿马草帽。那矮胖子说话慢吞吞的，有时真像个结巴，他是海军部主任科员卡拉望先生。那瘦高个子从前在葡船上当卫生员，后来在古尔博瓦圆形广场附近定居，利用他漂泊了一生之后仅余的那点浅薄的医学知识，给当地穷老百姓治病糊口。他姓舍奈，要人家称呼他“大夫”。关于他的为人品行，当地颇有不少流言蜚语。

卡拉望先生一直过着公务员循规蹈矩的生活。三十年来，他天天早晨去办公室上班，走的是同一条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遇上同一批上班族，傍晚下班，还是走同一条路，遇上同一批眼见着日渐衰老的面孔。

每天早晨，他在圣奥诺雷区的大街口，花一个苏买一份报纸，再买两个小面包，然后走进部里大楼，那神态就像一个投案自首的罪犯。他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心里惶惶不安，总是担心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疏忽而会受到斥责。他这种单调的生活规律，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因为除了办公室里的事务，除了升级与奖金，他什么都不关心。从前，他就不在乎嫁妆，娶了一位同事的女儿。

长期以来，他不论是在部里还是在家里，都只谈论公务。他那点脑子，早已在办公室枯燥的日常事务中萎缩了，如今除了与部里有关的事情之外，他再也没有其他的计划、希望与梦想了。

不过，虽然他对自己的公务员生涯知足常乐，但总掺杂着一种扫兴的苦涩感，那是因为一些海军军需官，军装上有几杠白条纹，被人称为“白铁匠”，光凭这一点，一调进部里就当上副科长或科长，对此，他与妻子都愤愤不平。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就大发议论，列出种种理由，证明将巴黎的官职如此轻易地给了那些本应航行在海上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极不公平的。

时光易逝，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老了。早年，自打出了校门，就直接进了衙门，他在学校里见了就发抖的学监，后来换成了他怕得要命的上司。他只要一到那些办公室暴君的门口，就浑身直打哆嗦。由于长期处于这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他也就形成了猥琐可笑的举止习惯，见了人就局促不安、低声下气，说起话来则神经质地直结巴，他对巴黎的了解少得可怜，不比那个每天由狗领到同一个门檐上乞讨的瞎子知道得更多。

他从一个苏一张的小报上，也读到一些社会消息与桃色新闻，但认为纯系杜撰编造，是专供小职员消遣解闷的。他一贯奉公守法，是一个没有鲜明观点的保守派，但对“新事物”还是有强烈憎恨的。凡是报上的政治新闻，他一概跳过不看。不过，话得说回来，那份小报在这方面作报道时，总要为了某一方收买者的需要而歪曲事实。

每天傍晚，他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回家，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与川流不息的车马，那神情就像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异乡旅客。

这一年，卡拉望先生按规定服务三十年的期限满了。一月一日那天，他因此而得了一枚荣誉团勋章。须知，在这种军事化的机关里，那些被缚在绿皮卷宗上的公文奴隶，经过长期悲惨的苦役，也就是“竭诚效力”之后，就会获得此种奖赏，这一出乎他意料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刮目相看，评价更高，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日常习惯。

从那以后，他不再穿杂色的裤子和不伦不类的上装，而换上黑色的礼服与裤子，这样才跟勋章宽宽的绶带般配协调，相得益彰。与此同时，他每天早晨都要刮脸，仔仔细细地修指甲，隔一天就换一件衬衫。

总之，眨眼之间，卡拉望就像换了一个人，衣着整洁，神气十足但又平易谦和，而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出于对国家“勋位团”的尊重，出于一种合情合理的团体精神，要知道，他本人就是这团体中的一员呀！

他在家里，总喜欢把“我的勋章”挂在嘴边。他这种自豪感极度膨胀，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在扣眼上挂任何别的勋章，见了外国勋章更是火冒三丈，他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允许他们在法国佩戴出来。”他特别反感每天傍晚在小火车上遇见的舍奈“大夫”，此人居然也总挂着一种勋章绶带，白不白蓝不蓝、黄不黄绿不绿的，说不上是个什么玩意儿。

从凯旋门到纳伊这一段路，他们两人交谈的话题大同小异。这一天与往常一样，先是谈论本地区的种种弊端，对所有这些，他俩都甚为憎恶，但区长却熟视无睹，不闻不问。接着，卡拉望把话题转到疾病方面来。

与医生结伴同行，这是自然而然的，他指望在闲聊中能免费拾些牙慧，得些指点，只要不着痕迹，问得巧妙，说不定等于能得到一次诊断。何况，他近来很替他母亲的健康状况担心。她时常昏厥过去，隔许久才苏醒过来。她年已九旬，偏又不肯求医就诊。

母亲垂垂老矣，卡拉望一说起就要大动感情，他一再对舍奈“大夫”说：“您能经常见到这么高寿的人吗？”说着，就喜滋滋地搓搓双手，这倒不见得是他希望老母亲永远活在世上，而是因为他母亲的长寿，也是他本人将长寿的预兆。他接着说：“哈哈，我们家的人都长寿，因此，我敢肯定，如果不出意外，我会活得很老。”

老卫生员向身边的这位伙伴投去怜悯的一瞥，再打量打量对方红光满面的脸，肥嘟嘟的脖子，垂在两条肉乎乎大腿上的大肚子，还有那容易中风的圆滚滚的体型，然后掀了掀扣在头上的那顶灰不溜秋的巴拿马草帽，嘿嘿地一笑，回答说：“老兄，不见得吧，令堂身体干瘦干瘦，而您却胖得像个皮球。”卡拉望窘得发慌，便一声不吭了。这时，小火车到站了。两个同伴下了车。舍奈先生提议到对面他俩常去的那家环球咖啡馆去，请卡拉望喝一杯苦艾酒。老板跟他们挺熟，隔着柜台上的酒瓶伸出两根手指，他们握了握，然后走过去，瞧瞧从中午起就一直在那里玩多米诺骨牌的三个牌友。大家彼此热烈地互致问候，又少不了打听打听“有何新闻”。然后，牌迷们继续玩牌。待这两位告辞时，他们头也不抬，只把手伸过来，他俩握了手，就各自回家吃晚饭了。

卡拉望住在古尔博瓦广场附近的一所三层小楼里，楼下开了一家理发店。他的住宅里有两间卧房、一间饭厅和一个厨房，几把修理过的椅子要按需要在几个房间里搬来搬去。卡拉望太太的时间几乎都花在打扫房间上了。十二岁的女儿玛丽·路易丝与九岁的儿子菲力浦·奥古斯特，则整天在街边的泥坑里，跟本街区的顽童嬉闹玩耍。

卡拉望的母亲被安置在楼上。她在附近这一带以小气而出名，而她本人又精瘦精瘦的，所以有人说，上帝把他老人家自己精打细算的原则全都用在她身上了。她脾气很坏，没有一天不跟人吵架，不大发雷霆的。她从窗里大骂站在自家门前的邻居，大骂蔬菜贩子、清道夫与孩子。

那些受到卡拉望母亲臭骂的孩子们，为了报复心中的不平，就在她出门的时候，远远跟随其后，高声叫喊：“老——妖——精，老——妖——精！”

家里雇了一个女佣，专干家务活。她是个矮小的诺曼底人，粗心大意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睡在三楼，就在老太太的旁边，以防老人有三长两短。

卡拉望回到家中时，他那有洁癖的妻子，正在用一块法兰绒擦拭那几把散放在空荡荡的几间屋里的红木椅子。

她总是戴着线手套，头上扣着一顶便帽，缀在帽子上的五颜六色的缎带，时时滑落到一侧耳朵上，她老是打蜡呀、擦拭呀、洗呀、刷呀，每逢被人撞见时，就总是这么说：“我不是有钱人，我家里的陈设很简单，我的奢华就是洁净，这可不亚于其他种类的奢华。”她生来就讲求个实在，而且固执己见，在大大的事情上，都是她向丈夫发号施令。

每天晚上，先是在饭桌上，而后又在床上，两夫妻都要喋喋不休地议论办公室的事。虽然丈夫比妻子大二十岁，但是如同向神父作忏悔一样，什么事都告诉她，并且还得遵照她的意见去行事处世。

卡拉望太太从来就没有漂亮过，她原本又矮小又干瘦，现在更称得上是丑陋了。这也怪她不会打扮，如果穿戴得体，她那点很有限的女性特征，也可以巧妙地有所凸显，然而现在却被她自己的不当弄得不见踪影。她的裙子总是穿歪了，扭向一边。她还爱在身上东抓抓西挠挠，不管是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场合，这种习惯已经成为了一种怪癖。

在家里，她通常戴着一顶软帽，帽上缀着一大簇丝绸彩带，她觉得这是唯一适合她的打扮，自认为这样很美。

一瞧见丈夫回来，她立刻站起来，亲了亲他的颊髯，说：“亲爱的，你还想去波坦百货店吗？”他原本答应过妻子到那店里为她办一件事，这是第四次忘得一干二净了。妻子一问，他简直就吓坏了，一下子就倒在椅子上。他说：“太糟了，这件事我惦记了一整天，可是没有用，一到后半晌还是忘掉了。”看他的确是一副很难过的样子，妻子就安慰道：“你明天别忘记就是了。怎么，部里没有什么新闻吗？”

“怎么会没有呢？又有一个白铁匠被任命为副科长了。”他妻子的神情猛然一下肃穆起来：

“是哪一科？”“国外采购科。”妻子立即就火了：“这么说，是接替拉蒙的职位啰？这正是我想要你得到的位子。拉蒙呢？他退休了吗？”

卡拉望讷讷地答道：“他退了。”妻子火冒三丈，头上的软帽滑到了肩头上，她泄愤着说：“完了，瞧吧，这个鬼地方，现在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说的那个军需官姓什么？”“博纳索。”

她把存放在手边的海军年鉴拿过来一查，念道：“博纳索。——上校。一八五一年生。一八七一年任见习军需官，一八七五年任助理军需官。”“他出过海吗？”卡拉望听此一问，愤愤的情绪消释了，笑意骤然而生，直乐到心坎里去了。他答道：“同巴兰一样，同他的上司巴兰完全一样。”

接着，放声笑了起来，讲起他那个部的人都觉得妙不可言的笑话：“派他们俩去视察黎明军港，千万别走水路，他们即使乘小火轮，也会晕船的。”

但妻子仍然板着脸，对这个笑话似乎充耳不闻。过了片刻，她慢吞吞地搔着下巴，喃喃道：“要是认识一个议员就好了，一旦议会了解部里发生的这一切，部长非下台不可……”

从楼梯口传来一阵吵闹声，打断了她的话。玛丽·路易丝与菲力浦·奥古斯特从街上的泥坑里回来了。姐弟俩每上一级，都要你打我一个耳光，我踢你一脚。母亲大为恼火，冲了过去，抓住两人的胳膊，使劲摇晃，一把将他们推进屋里。

两个孩子一见父亲，立即就扑了上去。父亲慈爱地搂着他们亲了亲，然后，让他们坐在他膝上，跟他们谈心。

菲力浦·奥古斯特是个丑孩子，头发蓬松，像堆乱草，从头到脚都脏乎乎的，而且一脸傻相。玛丽·路易丝长得像母亲，说话也像母亲，爱重复她的话，甚至还模仿她的手势。

小姑娘也这么发问：“部里有什么新闻吗？”而做父亲的，则快快活活地答道：“有啊，你的朋友拉蒙，也就是每月都来吃饭的那位先生，很快就要离开咱们了，有位新任副科长要接替他的职位。”小女孩抬眼看了看父亲，以早熟孩子那种同情的口吻说：“这么说，又有一个人踩着你的后背爬上去了。”父亲收起笑容，未作回答，接着就岔开话题，问正在擦玻璃窗的妻子：

“妈在楼上好吗？”

卡拉望太太停下来，转过身去，把滑到背上的软帽扶正，嘴唇颤动着说：“哼！好吧，咱们来谈谈你妈吧，她可真给了我个好瞧的！你想想看，理发匠的老婆勒博丹太太，上楼来找我借一包淀粉，正巧那时我出去了，你妈就骂人家是‘要饭的’，把人家撵走了。我回来就把老太婆狠狠说了一顿。她跟往常一样，别人一说到她的不是，就装聋作哑，其实，她不见得比我耳背，是不是？她那是在装蒜。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她当时什么话都不说，立刻就赌气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

卡拉望甚为尴尬，沉默不语。这时，女仆跑来通知饭已准备好了。于是，卡拉望拿起藏在墙角的一根扫帚把，往天花板上捅了三下，通知老母下楼就餐。然后，大家来到餐室里，卡拉望太太把汤分好，等老太太下来。可是，等得汤都凉了，还不见下来，他们就只好先慢慢吃了起来。每人的汤喝完了，他们又等。

卡拉望太太一不耐烦，就真的火了，便拿丈夫撒气：“你瞧瞧，她是在成心闹别扭，可你老是偏袒她。”卡拉望左右为难，没有办法，于是打发玛丽·路易丝去请奶奶，自己则垂着目光，坐在那里没有动。他的妻子则气鼓鼓地用餐刀的尖端，不断敲打着酒杯的杯脚。

门突然打开，只有小女孩一个人跑回来，脸色煞白，惊慌失措地说：“奶奶倒在地上啦！”

卡拉望一下蹦了起来，把餐巾往桌上一扔，跑了出去，楼梯上响起了他嗵嗵嗵的脚步声。他太太认定婆婆是在玩花招，轻蔑地耸耸肩，慢吞吞地跟着上楼。老太太直挺挺地趴在房间中央。儿子将她的身子翻过来，只见她那张面孔毫无知觉，没有表情，皮肤发黄，遍布皱纹，双目紧闭，牙关紧咬，一动也不动，那干瘦的躯体已经僵硬了。

卡拉望跪在她身边，呜咽着：“我可怜的妈妈呀！我可怜的妈妈呀！”

但是，他的妻子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蛮有把握地说：“得啦，没有什么事，又是昏过去了。不用说，就是不想让我们吃晚饭！”

夫妇二人把老太太抬到床上，脱掉衣服，再加上女佣人，一齐给她按摩，费了半天的劲，仍不见她苏醒过来。于是，他们便打发女佣人罗萨莉去请舍奈“大夫”。他住在河边，靠近苏雷恩，路很远，等了好久，他才赶到。他检查了一番，号了号脉，拍了拍老太太，大声宣称：“人不行了！”

卡拉望扑到母亲身上，号啕大哭，哭得全身直发抖。他拼命吻母亲僵硬的脸，大颗大颗的眼泪，像下雨一样纷纷落在死者的脸上。卡拉望太太的悲痛发作得适度而又得体，她站立在丈夫的身后，轻声地哭泣，用手揉着眼睛。

卡拉望的脸肿胀得更大了，稀疏的头发也全乱了，悲痛欲绝使得他的面相显得十分丑陋。他猛然站起来，说：“真的……大夫，您有把握……您绝对有把握吗？”

卫生员连忙走过去，以行家里手的熟练动作摆弄着尸体，就像商贩夸耀自家的货物一样，说道：“喏，老兄，你瞧瞧这眼珠嘛。”他翻开老太婆的眼皮，手指下露出的那颗眼珠，看上去并无变化，只不过瞳好像大了一点儿。

卡拉望心如刀割，吓得浑身发软。舍奈“大夫”先抓起老太婆那肌肉已经缩拢的胳膊，用力掰开她的手指，就像面对一个抬杠者那样气冲冲地对卡拉望说：“您自己瞧瞧这只手嘛，尽管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看走眼的。”

卡拉望又扑到床上打滚，哭得像牛在哀号。这当儿，他妻子一边装作仍在啜泣，一边料理她该做的事。她将床头柜挪过来，铺上一块台布，放上四根蜡烛，点着以后，又从壁炉台上取下吊在镜子后面的一根黄杨树枝，搁在四根蜡烛之间的一个盘子里。没有圣水怎么办，盛满在盘子的清水就算是吧。不过，她略微考虑了一下之后，又捏了一小撮盐放进清水里。毫无疑问，她以为如此这般，就算是完成了临终法事。

她布置了灵堂之后，就站在那里不动了。卫生员帮她摆这摆那安排停当后，低声提醒她说：“应当把卡拉望先生拉开。”她点头同意，走到一直跪在那里痛哭的丈夫身边，同舍奈先生一人架一只胳膊，将他搀扶起来。

两人先扶他坐在椅子上。妻子吻了吻他的额头，便开导起他来。卫生员也在旁边帮腔。他们劝他要认从天命，要节哀自持，要坚强振作，殊不知他们开出的这几味药，正是大悲大痛的人难以消化的。于是，这两人又重新搀起他，把他领出去。

他像一个胖孩子一样，抽抽噎噎，浑身绵软，双臂耷拉着，两腿无力。他跟着他们走下楼，却浑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机械地迈着脚步。

他们扶他坐在他平日吃饭坐的那把椅子上，餐桌上还放着几乎空了的汤盆，汤匙仍浸在汤脚里。他坐在扶手椅上一动也不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酒杯，脑子里一片空白。

卡拉望太太在角落里跟舍奈先生谈话，打听该办哪些手续，了解办丧事方方面面的事情。舍奈好像还在期待着什么，最后他抓起帽子，说他还没有吃晚饭，行了个礼表示要走，卡拉望太太高声地表示意外：“怎么，您还没有吃晚饭吗？那就留下来，留在这里吃吧！有什么吃什么，不必客气，您知道，我们家从来都吃得很简单。”

“大夫”婉言推辞，卡拉望太太执意留客：“您这是为什么呢？请您还是留下来吧。在这种时刻，有朋友在身边，真是万幸；再说，您劝劝我丈夫，他也许会吃点东西，他真需要补充补充，恢复点气力才行呀。”

“大夫”躬身从命，把帽子放回家具上，答道：“既然如此，太太，我就只好领情啦。”

卡拉望太太向吓昏了头的罗萨莉吩咐了一番，自己也坐到餐桌前，说是要“陪陪大夫”，自己“装装样子，也得吃点东西”。“大夫”已经凉了的剩汤都喝掉了。舍奈先生还添了一次。接着，端上来一盘里昂风味的牛肚，散发着一股洋葱的香味，卡拉望太太也决定尝一尝。

舍奈大夫赞道：“好吃极了。”主妇笑了笑说：“是不错吧？”然后扭头对丈夫说：“你也吃点吧，我可怜的阿弗雷特，哪怕只是垫垫肚子也得吃点呀，想想吧，你还得熬夜呢！”

卡拉望驯服地把餐盘拿过来，开始吃了，现在，他凡事顺从，既不抵制也不思考，即使是让他上床去睡，他也会听命照办的。

舍奈“大夫”自己动手，往自己盘子里添了三次；卡拉望太太也不时用叉子叉一块牛肚，装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吃下去。接着又上了满满一盆通心粉，“大夫”再次喃喃赞道：“哟，这真是好东西！”这回，卡拉望太太给每人都足足分了一份，连小孩的盘子里也都盛满了。两个孩子就搅和着往嘴里塞，有时趁人不注意，还偷喝原汁葡萄酒，并且在桌子底下互相踢脚。

舍奈先生突然想起罗西尼喜爱意大利通心粉，没头没脑来了这么一句：“嗬，还挺押韵的呢，可以写一首诗嘛，就这么开头好了：罗西尼这音乐家爱吃通心面粉条……”谁也没注意他在说什么。

卡拉望太太忽然间心事重重，她在考虑这次突发事故会引起哪些后果。她丈夫则把面包一块块揪下来，搓成一个个小面团，摆在餐桌上，然后两眼死死地盯着，全然一副白痴的神情。他觉得嗓子眼里干得火辣辣的，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把斟得满满的葡萄酒一饮而光。他的脑子经受了这场打击与悲痛，本来就已经是乱糟糟的，现在更是晃晃悠悠，就像暴饮暴食后肠胃壅塞、昏昏欲睡之时飘飘然的那种感觉。

舍奈“大夫”不再客气了，喝起酒来像个无底洞，他显然已经醉了。卡拉望太太经过这一阵子神经紧张之后，不免焦躁不安、心烦意乱，虽然只喝了些清水，却也感到脑袋晕晕乎乎了。

舍奈先生闲聊起几户人家死了人的情况，在他看来，那都很不近人情的。因为在巴黎郊区，住的全是外省人，他们还保留了乡下人对死者的那种冷漠的态度，即使死的是自己的亲爹亲娘。固然，在乡下人中，这种对死者的不敬、这种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冷酷无情，是极为常见、不足为奇的，但在巴黎就十分罕见了。他说道：“喏，我就碰上了，上周，普托街有户人家来请我，我连忙赶去，一看，病人已经咽气了。可是，家属们却在床榻旁边喝茴香酒，那是头天晚上专为临终病人买来给他过瘾的，这一家子人还非得从从容容喝光这一瓶才肯罢休。”

然而，卡拉望太太根本没有在听，她心里正在想着遗产这桩大事。卡拉望脑子里则一片空白，舍奈先生所讲的，他什么也没听懂。咖啡端上来了，为了提神，咖啡煮得很浓，每个杯子里还兑了白兰地，一旦下肚，人人的面颊上就泛起了一层红晕，脑子里仅存的那点模糊意识，也都被搅乱了。最后，“大夫”又猛然抓起酒瓶，给每人斟了一点白兰地涮涮杯子。他们不再说话，慢慢地啜着加糖白兰地在杯底和成的淡黄色甜浆，一个个沉湎在消化美食时的甜蜜温馨之中，而美酒则更使他们像动物一样，在酒足饭饱的舒适感里沉沦若失。

两个孩子都睡着了，罗萨莉把他们送上了床。

卡拉望像所有遭遇不幸的人一样，机械地顺从一种要使自己变得麻木的下意识，又接连几次喝了白兰地，他那呆滞迟钝的眼光居然炯炯有神了。

“大夫”终于起身要走了，他抓住朋友的胳膊，建议道：“来，跟我一道出去，透透空气对你会有好处的；一个人有了烦恼，不应当闷在家里不动。”

卡拉望听从了这个建议，他戴上帽子，拿起手杖，随“大夫”出去了。两个朋友挽着胳膊，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朝塞纳河走去。

温熏的晚风徐徐吹送着阵阵花香。在这个季节里，附近一带的花园苗圃都开满了鲜花。百花的芬芳白天里似乎都在沉睡，到了黄昏才渐渐苏醒，由丝丝微风散发在幽暗之中。宽阔的大街上静寂无声，不见人迹，只有两行煤气街灯，一直延伸到凯旋门。巴黎市区那边，红尘笼罩，传来一片喧闹的市声，有如一种持续不断的隆隆滚动声。而在远处，时而又有火车的鸣笛遥相呼应，那是一列开足了马力的火车，在原野上狂奔疾驶，也许要穿过外省朝大西洋海岸驶去。

户外的空气扑到脸上，使他们有种异样的感觉，“大夫”几乎失去了平衡，而卡拉望从吃晚饭时就已经晕晕乎乎，这时就晕得更厉害了，恍若在梦中行走，脑子昏昏沉沉，浑身发软乏力。

这时，揪心的哀伤似乎已经过去，他在精神上正处于一种麻木状态，也就不再有痛苦之感了，再加上夜色中弥漫着温煦的花香，更使他感到如释重负，得到了解脱。

两人走到桥头，便朝右拐，清风从河面上扑面而来。岸边高耸着一排白杨树，河水静静而忧郁地流淌着，星星随流水而荡漾，似乎在水里游泳。对岸的河堤上飘荡着轻淡的白色雾霭，人呼吸到一股潮润的气息。卡拉望骤然停步，河岸的氛围强烈地触动了他，唤醒了在他心中沉睡了多年的记忆。他蓦地又看见了自己的母亲，如他童年时所常见的音容那样：在遥远的故乡庇卡底的家门口，她弯着腰，跪在流经园子的小溪边上，正在洗身边的一大堆衣服。他恍惚听见寂静的田野上，响起母亲的棒槌声与呼喊声：“阿弗雷特，快给我拿块肥皂来。”

此时此刻，在巴黎的河岸上，他又闻到了同样的流水气息，又看到了同样笼罩着潮湿地带的轻雾。本来，故乡沼泽地上的水霭蒸汽就一直存留在他内心深处，永远难忘，而现在，恰巧在母亲去世的这个晚上，他又如身临其境，回到了儿时的故乡。

他伫立不动，绝望的情绪又猛然袭上心头，好似一道闪光突然照亮了他整个的不幸，一股飘忽不定的气流将他投进了无可缓解的大悲大痛的深渊。他感到自己的心被这次永远的离别撕得粉碎，他的一生从此也就被拦腰切成了两截；他的整个青年时期，由于母亲的亡故而永远消失了。

“以往”这个概念再也没有了。年少时光的记忆全都烟消云散了；再也没有人能同他回顾往事，谈谈他从前认识的人，谈谈他的故乡、他本人以及他过去生活中的琐事。他的一部分存在已经终结，现在轮到他另一部分存在走向死亡了。一件件往事浮现在他眼前，纷至沓来。

他又看见年轻时的“妈妈”，穿着旧衣服，长年累月没得更换，仿佛已同她本人合二为一，分割不开了。他接着又连连在早已遗忘的一些情景中看见了“妈妈”，重温了她那些已经模模糊糊的形貌：她的举止、声调、习惯、癖好、愤怒、脸上的皱纹、瘦指头的动作以及今后再也不会有的那些惯常的姿态。于是，他伏在“大夫”身上痛哭起来。他那绵软乏力的双腿在发抖，整个身子随着哭泣而颤动，泣不成声地喊着：“妈，我可怜的妈呀！我可怜的妈呀！”

月亮升起来了，以它温柔的幽光沐浴着大地。高挺的白杨树银光闪闪，平原上的雾气像浮动着的白云。河水里不再有星星游泳了，但似乎铺盖着一层珍珠，仍流淌不息，泛起了闪闪发亮的涟漪。空气温和，微风送来阵阵芬芳，大地进入了温馨的梦乡。

卡拉望尽情品尝着夜色的柔美，他畅怀地呼吸着，觉得随着清新的空气，宁静与无上的欣慰也被吸进他的体内，直达五脏六腑、神经末梢。

不过，他仍不断地抵制这种油然而生的舒适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妈呀，我可怜的妈妈呀！”

他用忠厚老实人的良心来激励自己再哭下去，但他再也哭不出来了，甚至不再有任何悲痛触他动情、使他像刚才那样嚎啕大哭了。

于是，他站起身来，慢慢地往回走，沉浸在大自然对人间万事皆无动于衷的那种超脱宁静里，他的心境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平复下来了。

走到桥头，他望着即将出发的末班小火车的灯光，望见环球咖啡馆背面一排灯火明亮的窗户。

他忽然觉得需要找个人诉说诉说自己的不幸，以得到别人的同情与关心。于是，他哭丧着脸，推开咖啡馆的门，见老板正站在柜台前。他便走了过去，原以为大家见他这副样子，都会站起来，迎着他来跟他握手，并且问道：“咦，您是怎么啦？”不料，没有一个人注意他脸上悲痛的表情，他就趴在柜台上，双手抱着脑袋，喃喃自语地说：“唉呀，上帝啊！上帝啊！”

老板打量了他一眼，问道：“您生病啦，卡拉望先生？”他答道：“我没生病，是我母亲刚刚去世。”

对方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这时，店堂里端有顾客在叫：“来杯啤酒！”老板立即大声应道：“噢，来啦！……马上就来啦！”便急忙奔过去倒酒，抛下了目瞪口呆的卡拉望。

三个牌迷仍坐在晚饭前的那张桌子周围，一动也不动，正在聚精会神地玩多米诺骨牌。卡拉望凑上去，想引起他们的同情，但他们似乎都没有看见他，于是，他干脆自己先开口，对他们说：“刚才那一会儿，我遭了一场大祸。”

三个牌友同时都把头略微抬起，不过眼睛仍然盯着各自手里的牌。

“怎么啦，什么大难？”“我母亲去世了。”“嗯，真糟糕。”其中一个咕哝了一声，他一副假伤悲的表情，实际上是漠不关心。

第二个牌迷找不出什么话好说，便摇了摇头，嘘了一声，表示伤感。

第三个的注意力又回到牌上去了，那样子分明是在说：“不就这么回事吗。”

卡拉望本期待着听到一两句体己的话，见他们如此这般，便愤然走开，他恨他们对朋友的痛苦竟然无动于衷，尽管他这份痛苦此时已经消释，甚至他自己也感觉不到了。

他走出了店门。

他妻子正在家里等他，穿着睡衣坐在敞开的窗户旁的一把矮椅上，心里盘算着遗产的事。

“快脱衣裳吧，”她说，“咱们到床上再谈。”他抬起头，望了望天花板，说：“可是，楼上……什么人也没有呀。”

“怎么没有人呢，罗萨莉不就守在妈身边吗，你先睡一小觉，凌晨三点再去替换她。”不过，他怕万一会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没有脱下衬裤，头上还扎了一条围巾，然后才跟着太太钻进被窝。

夫妇二人并排坐了一会儿。太太在想着心事。即使是在就寝时刻，她的睡帽上还缀有粉红色的蝴蝶结，且戴得稍稍歪向一侧耳朵，就像她戴便帽那样，这似乎是她戴任何帽子时难以改变的习惯。

她突然转过头来问丈夫：“你知道你妈立过遗嘱没有？”

卡拉望迟迟疑疑地答道：“我……我……我想没有……她一定没有立过。”

卡拉望太太盯着丈夫的脸，低声却恼火地说：“喏，你瞧，这也太不通情理了，我们千辛万苦侍候她，供她住，供她吃，算起来已有十年！你妹妹就不肯这么干，我要是早知道会得到这种报答，我也绝不肯干！真的，她如此薄情寡义，是她生前的不光彩！你也许会对我说，她付了食宿费，这不假，但晚辈对老人的侍候，那是用钱付不清的，应当在死后用遗嘱来回报，凡是体面的人都这么办。而我呢，我算是白忙乎、白辛苦了一场！哼！真是妙啊！真是妙不可言！”

卡拉望心烦意乱，不知所措，连连说道：“亲爱的，亲爱的，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发泄了一顿之后，太太也平静下来了，她用往常每天那种语调发号施令：“明天一早，你去通知你妹妹。”卡拉望一下跳了起来：“真的，这事我怎么没有想到！天一亮，我就去打电报。”

他妻子凡事都想得周到，马上拦住他：“不用那么早，等到十点至十一点之间，再打电报不晚，这样，在她来到之前，咱们有时间作好安排。从夏朗东赶到这里，最多两个钟头就够了。我们可以解释说，你吓昏了头。反正上午发出通知，就绝不至于落个埋怨！”然而，卡拉望又拍了拍自己的脑门，怯声怯气地说：“还应当向部里说一声呀。”部里那位上司，他总是一想起就全身发抖，一说起声音就变了。

他妻子反驳道：“凭什么要跟部里说？遇上这种事，即使忘了报告，也是情有可原的。听我的，甭理他，你那位上司没法说什么，这回你正可以晾晾他。”

“好的，就这么办，”卡拉望说，“他见我没去上班，一定会大发雷霆。是的，你说得对，这主意真妙，等我一向他宣布我母亲去世，他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嘴巴闭上。”预想能这么取笑上司一次，卡拉望科员乐不可支，他一边搓手，一边想象科长那副嘴脸。这当儿，在楼上，女佣人正躺在老太太的遗体旁边呼呼大睡。

卡拉望太太忽然又心事重重起来，似乎有什么事情缠绕心头，不吐不快，却又难以启齿。最后，她终于下决心开口：“那架少女玩球的座钟，你妈早就说过是给你的，对不对？”

卡拉望回想了一会儿，说：“对，对，她是跟我说过，那可是很早的事了，还是她刚住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当时，她这么说：‘只要你好生照顾我，这座钟将来就归你。’”

卡拉望太太放下心来，脸色也就放晴了：“既然这么说过，喏，咱们就该把座钟从楼上搬下来，要知道，你妹妹一来，就不会让咱们搬了。”

卡拉望犹疑不决地说：“你要这么办？”太太恼火了：“我当然要这么办，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搬了，那就归咱们所有了。她房间的那个五屉柜也是一样，就是有大理石面的那个，从前有一天，她碰上高兴，就答应过给我。咱们就一起搬下来得啦。”

卡拉望好像不大相信，说：“不过，亲爱的，这事关系重大呀！”太太转过身来，气冲冲地说：“哼！你这人也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毛病，你就情愿让咱们的孩子饿死，也不愿干点实事？那个五屉柜，既然她已经给了我，那就属于咱们，对不对呀？如果你妹妹不乐意，那就让她冲我来吧，我才不在乎你妹妹哩。好啦，起来吧，就去把你妈给咱们的东西搬下来。”

卡拉望无以应对，只好颤颤巍巍地下了床，刚要穿裤子，就被太太阻止了：“不用穿了，走吧，穿衬裤就行了；喏，我不就这么去吗？”夫妇二人穿着内衣，悄悄登上楼梯，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走进屋里。但见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仿佛只有浸着黄杨树枝的盘子旁那四根燃着的蜡烛在给她守灵，而罗萨莉早已睡着了，她躺在扶手椅上，伸着两腿，双手交叉在裙子上，脑袋朝一侧偏斜，身子一动也不动，张着嘴巴在轻轻打鼾。

卡拉望赶紧抱起座钟，它跟帝国时代很多艺术制品一样，颇有点怪里怪气。钟上有个镀金的少女铜像，头上装饰着各种花朵，手里执着一个接球玩具，而那个球就是钟摆。

“把座钟给我，你去搬柜子上的大理石面。”她太太吩咐道。

他照办不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直喘着气，才把大理石柜面扛到肩上。两夫妇搬着东西往外走，出门时，卡拉望弓着身子，颤颤巍巍地下楼。他太太则倒退着走，一只手抱着座钟，一只手端着烛台给丈夫照路。回到自己的房间，卡拉望太太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说：“最难搬的已经搬好，咱们再把剩下的搬过来吧！”

但是，五屉柜里装满了老太太的衣物，得找一个地方收放这些东西才行。卡拉望太太立刻想出个好主意：“你快去把门厅里那只杉木板箱子搬来，它值不了四十个苏，把它放在这里正好。”木箱一搬来，他们就开始把柜里的东西往箱里倒腾。躺在他们身后的这老太太所有的破旧衣物，套袖啦，领巾啦，衬衣啦，便帽啦，等等，全都从五屉柜里掏出来了，然后，又一件件整整齐齐地放进木箱里，以便蒙骗次日将要来奔丧的另一个后人布罗太太，亦即卡拉望的妹子。

衣物清理完后，他们先把抽屉搬下去，然后又两人各抬一头，把柜子搬下去。夫妇俩琢磨了许久，不知安放在什么位置最为合适，最后才决定放进他们的卧室，摆在床对面的两扇窗子之间。五屉柜刚摆好，卡拉望太太就立刻把自己的日用衣物放进去。座钟则摆在餐室的壁炉上，两夫妇审视了一番，看看布置的效果如何，最后都十分满意。

太太说：“这样挺好！”丈夫应声附和：“是的，挺好的！”两人这才安心上床。太太吹灭了蜡烛。不久，这座小楼的两层房间里，人人都进入了梦乡。

卡拉望睁开眼睛时，已经是大天亮了。刚刚醒过来时，他的脑子还昏昏沉沉的，过了几分钟才回忆起家里发生的大事，于是觉得胸口似乎又重重地挨了一拳。他跳下床来，心里一阵酸痛，几乎又要大哭一场了。

他急忙上楼去，进屋一看，罗萨莉仍在呼呼大睡，保持着昨晚的那个姿势，竟一觉睡到大天亮。他打发罗萨莉去干活，自己动手将燃尽了的蜡烛拔下来，再一次端详自己的老母，头脑里转悠着一些看上去似乎高深莫测的思想，那全是些宗教的、哲学的凡俗之见，智力平庸者一面对死者，总要受这类思想的困扰。这时，他听见太太在叫他，就立即下楼。卡拉望太太开了一个清单，把上午该办的事全部一一列出。卡拉望接过来一看，不禁吓了一跳。

他逐条看下去：一、到区政府登记；二、请医生验尸；三、定做棺木；四、去教堂联系；五、去殡仪馆联系；六、去印刷所印讣告信；七、打电报通知亲属。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要办的琐事。于是，他戴上帽子，出门去了。消息早已传开，这时，邻居们纷纷登门，要看看死者的遗容。

在楼下的理发店里，正在给顾客刮脸的理发师，说起这家的丧事，还跟妻子拌了一场嘴。妻子一边织袜子，一边低声念叨：“又少了一个，少了一个世上罕见的小气鬼。说老实话，我一直就不喜欢她，不过，还是应当去看看。”

丈夫一边在顾客的下颏抹肥皂，一边嘀咕道：“听听，全是些怪念头！只有女人才想得出来。她们活着的时候烦你个没够，死后也不叫你安宁。”妻子听了，倒也并不动气，接着说：“我控制不住自己，非去看看不可。从一大清早，我就惦记着这件事，要是不去看看她，恐怕我这一辈子都不会了却这桩心事，等仔细看了，记住她的遗容之后，我就心安理得了。”

手里拿着剃刀的理发师耸了耸肩膀，低声对那位修脸的先生说：“我倒要请教您一下，这些该死的娘，怎么会有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而我，我可没有兴致去瞧一个死人！”

他妻子听了这一番抨击，一点也不恼火，只说：“我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说着，把手里的活儿往柜台上一撂，就上楼去了。

有两位邻居太太已经先来了，主妇正在同她们谈论这次不幸的意外事故，她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她们都朝灵堂走去。四位太太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挨个蘸了点盐水洒在被单上，又跪下来，一边画十字，一边咕噜咕噜地作祈祷，然后都站起来，瞪着眼睛，半张着嘴，久久盯着遗体。这当儿，死者的儿媳妇一直用手巾捂着脸，装出伤心痛哭的样子。她正要转身出去的时候，忽瞧见玛丽·路易丝与菲力浦·奥古斯特两姐弟站在门口，都穿着衬衣，在好奇地观看。

于是，她就忘了假装出来的悲痛，扬起手扑了过去，气急败坏地嚷道：“淘气鬼，你们还不快滚！”

十分钟之后，卡拉望太太又陪同另一批女邻上楼来，她同样又在老太太身上挥洒黄杨树枝，又祈祷了一番，又哭泣一番，总之按原来的程序又尽完一遍孝道。这时，她又发现两个孩子仍跟在她身后，于是就狠狠掴了他们两巴掌。不过，到了第三次，她就懒得再管那两个小家伙了。

这样，每次有人来致哀，两个孩子总是跟在后面，同样也跪在一个角落里，惟妙惟肖地模仿母亲的每一个动作。

一到中午，前来吊丧的好奇的妇女就大为减少，过了不久，再也无人上门了。卡拉望太太回到自己的房间，急急忙忙为出殡做准备；让死去的老太太孤零零地躺在楼上。

那房间的窗子大敞着，阵阵热浪挟着团团尘土涌进来。四枝蜡烛的火苗，在灵床旁边跳跃，尸体平躺，纹丝未动。在老太太双目紧闭的脸上，在她伸出被床的两手上，有一些小苍蝇爬来爬去、飞来飞去，一次又一次来拜访这个死者，同时也在慢慢接近自己的死亡。这时，玛丽·路易丝与菲力浦·奥古斯特又跑到街上瞎玩去了。

他俩很快被一群孩子团团围住，其中的那些小姑娘特别精灵刁钻，很快就能嗅出生活中的种种隐秘。她们一本正经像成年人一样提问：“你祖母去世了吗？”“是的，昨天晚上死的。”“死人是什么样子？”玛丽·路易丝于是就进行解释，她讲到蜡烛、黄杨树枝、死人的面孔。

孩子们听了，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纷纷要求上楼去瞧一瞧。

玛丽·路易丝立即组织了第一批参观者，五个女孩和两个男孩，都是年龄最大的，也是胆子最壮的。组织者要求他们非脱掉鞋子不可，以免被人发觉。这个参观团溜进了小楼，敏捷地爬上楼梯，就像一支老鼠队伍。

一溜进房间，玛丽·路易丝就学她母亲那样，循规蹈矩地组织吊唁仪式。她严肃认真地领着小朋友们下跪，画十字，动动嘴唇，再站起来，往灵床上洒圣水。然后，参观团一行人挤成一团，走向灵床，怀着害怕、好奇而又兴奋的心情观看死者的脸和手。而这时，玛丽·路易丝则突然用小手绢捂住眼睛，也假装哭泣。但她一想起门外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等着参观，悲痛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赶紧连蹦带跑地送走这一批参观者，又把第二批带上来，接着又是第三批，一批一批，络绎不绝。这一带的顽童，甚至还有衣衫褴褛的小乞丐，都闻讯而至，都要尝尝这种新奇的乐趣。而玛丽·路易丝每次都把她母亲那一套仪式模仿一遍，模仿得很是到家。

时间一长，她就玩累了。孩子们也都散了，去玩别的游戏了。老太太又孤单单地被撇下，被人遗忘。

房间里阴影重重。随着蜡烛火苗的晃动，她那干枯而布满皱纹的脸，时明时暗。将近八点，卡拉望上楼来把窗户关好，换上蜡烛。这次进来，他心态平静，似乎那尸体停放在那里已有数月之久，他已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了。他还注意到尚无丝毫腐烂的迹象。上桌吃晚饭时，他便把自己的观察结果告诉他太太。太太答道：“可不，她像根木头，也许可以保存一年。”

他们喝汤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两个孩子疯玩了一天没人管，都疲倦到了极点，便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全家人都不出声。

突然，灯光暗了下来。卡拉望太太把灯芯往上拧了一拧，可是油灯发出一种燃油枯竭的声响，咝咝响了一会儿，随即就熄灭了。竟然忘了买灯油！到杂货铺去打油吧，势必要耽误吃晚饭，还是去找几枝蜡烛来吧。但楼下已经没有了，只有楼上床头柜上还有几枝。

卡拉望太太行事一贯果断，立即就打发玛丽·路易丝上楼去拿两枝下来。大家就在一片黑暗中等着。

小姑娘上楼的脚步声清晰可闻，接着，静寂了几秒钟，她急匆匆地跑下楼来，推开房门，惊慌失措，比前天晚上更为恐惧，上气不接下气，报告了一个灾难性的消息：“唉呀，爸爸，奶奶在穿衣服！”卡拉望霍地跳了起来，势头真猛，竟把椅子撞倒在墙边，他结结巴巴地问：“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但玛丽·路易丝紧张得语不成句，仍在重复：“奶……奶……奶奶在穿衣服……就要下楼啦。”

卡拉望发疯似的冲上楼梯，后面跟着惊呆了的太太。但是，一到三楼的房门口，他又站住了，胆战心惊，不敢进去。他会看见什么情景呢？太太比他胆大，扭动了门把手，便走了进去。房间似乎变得更暗了，中央有个又瘦又高的身影在晃动。

老太太已经站在地面上了。她一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在尚未完全恢复神志之前，就已经靠一只胳膊撑起躯体，赶忙转过身，把点在灵床旁边的蜡烛吹灭了三枝。而后，慢慢恢复了气力，她就下床找自己的衣服，却发现五屉柜不见了，不免有些纳闷。

不过，她终归还是在木箱里找到了自己的衣物，就不慌不忙地穿了起来。她倒掉盘子里的水，把黄杨树枝仍挂到镜后，又把椅子搬回原位，正要下楼的时候，她的儿子和儿媳进来了。

卡拉望冲过去，抓住母亲的双手，满含着眼泪亲她。他太太站在身后，虚情假意地连连说：“真是大喜事呀！啊！真是大喜事！”然而，老太太对此无动于衷，那神情像是没有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身子僵直，像块石雕，眼神冰冷，只问了一句：“晚饭快好了吗？”儿子还没有缓过神来，含含糊糊地答道：“好了，好了，妈妈，我们正等着你呢。”

接着，他一反常态，殷勤地挽住母亲的胳膊，他太太则端着蜡烛走在前面，倒退着一步一步下楼，好把路照亮，就像昨天半夜丈夫扛着大理石板时她所做的那样。

下到二楼，她差点撞着正要上楼的人。原来是住在夏朗东的一家亲戚赶来了，卡拉望的妹子布罗太太在前，她的丈夫紧跟其后。那女人又高又胖，挺着一个大肚子，像害了臌胀病，上身往后仰着。她吓得直瞪着眼睛，准备拔腿就逃。她丈夫是个信奉社会主义的鞋匠，个子矮小，满脸的胡须几乎淹没鼻子，看上去像只猴子。他却毫不惊慌，只喃喃自语：“嘿，怪啦，她怎么又活过来了？”

卡拉望太太一见是他们，沮丧地摆摆手示意，大声说道：“哎哟，怎么啦！你们来了，真没有想到！”

然而，布罗太太已吓昏了头，没有听懂这话的弦外之音，低声答道：“是你们打电报叫我们来的，我们还以为人不行了呢。”

她丈夫在背后捏了她一把，叫她住口，接着，胡须里藏着一个奸笑，补了两句：“承蒙你们盛情邀请，我们急忙就赶来了。”此话影射了两家人长期以来的敌对情绪。

当老太太下到楼梯最后两级时，他便赶紧迎上去，用密布满脸的胡须在她脸上蹭了蹭，又对着她那不灵光的耳朵喊道：“这一向可好？母亲，身子骨还是那么硬朗？”

布罗太太本是前来奔丧，不料看到人活得好好的，简直吓得发呆，甚至不敢去亲亲自己的母亲。她挺着大肚子，挡在楼梯口，使得别人也无法走动。

老太太惶惑不安，心里暗自生疑，但始终没有开口。她扫视周围这些人，那锐利而严峻的灰色小眼睛，时而盯着这个，时而又盯着那个，看得出来她脑子里在想什么，这颇使在场的人尴尬难堪。

卡拉望想解释一下，说道：“母亲确实有点不舒服，现在已经好了，完全好了，对不对呀，妈？”

老太太继续往前走，并且以微弱的、像从远处传来的声音回答说：“确实是晕过去了一阵子，但那段时间你们在做什么，我都听见了。”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堪的冷场。大家走进餐室，坐下来吃饭。晚饭甚为简单，是临时张罗起来的。

在座的惟有布罗先生稳坐钓鱼台，轻松自如，他那张像猩猩一样凶恶的脸做出种种怪相，说起话来，话里有话，弄得大家都很尴尬。偏偏门铃时不时就响起来，罗萨莉不知如何应付，总来找卡拉望。于是，他总要扔下餐巾跑出去。他妹夫甚至问他，这天是不是他会客的日子。他支支吾吾地回答：“不是，没有什么，是送定货来的。”

不久，又送来了一包东西，卡拉望冒冒失失地把它拆开了，原来是印着黑框的讣函，他满脸涨得通红，连忙重新包上，塞进自己的马甲里。

老太太没有看见这个插曲，她死死地盯着她那个座钟，它正摆在壁炉上，镀金的球棍还在不停地摆动着。在一片冷冰冰的沉默中，尴尬难堪的气氛愈来愈浓重了。

老太太把她那张像巫婆一样皱皱巴巴的脸，转向自己的女儿，对她说：“下星期一，把你的小丫头带来，我想见见她。”

布罗太太立即喜形于色，高高兴兴地应道：“好的，妈妈。”卡拉望太太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急得差一点晕过去。这时，两个男人渐渐聊起天来，但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竟然进行了一场政治论战。

布罗拥护多种革命学说与共产主义理论，他激昂慷慨，两眼在胡须密布的脸上炯炯发光。他高声嚷道：“说到财产，那是从劳动者身上榨取来的；——土地，是属于所有人的——继承遗产是卑鄙可耻的事！……”但说到这里，他猛地闭口，就像一个人说了蠢话似的，自己慌乱地想要改，随即，他用温和的口气改变腔调说：“当然，现在不是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房门打开了，舍奈“大夫”走了进来。一看屋里的情景，先是有点惊愕，很快就镇定下来了。他走到老太太面前，说道：“哈，哈，老大妈，今天还不错嘛，嗯！我早就料到会好的。就在刚才上楼的时候，我心里还在想，她老人家准又起来了，我敢打赌！”他轻轻拍了拍老太太的后背，接着说：“这身子骨，就跟巴黎的新桥一样结实；大家等着瞧吧，她会参加我们这些人的葬礼。”他坐下来，接过递给他的咖啡，很快就参加了那两个男人的争论。他赞同布罗的观点，因为他本人就曾牵连在巴黎公社的案件里。

这时，老太太感到疲乏了，想回房休息。卡拉望赶紧前去搀扶，但老太太两眼死死地盯着他说：“你呀，你马上给我把五屉柜和座钟搬上去！”

儿子结结巴巴应道：“好吧，妈妈……”老太太却不等他说完，就挎着女儿的胳膊上楼去了。

这一来，卡拉望夫妇就一败涂地，全局崩溃了，他们惊慌失措，张口结舌，木然呆立在那里，而布罗则慢慢呷着咖啡，还得意扬扬地搓着双手。

突然，卡拉望太太怒上心头，疯狂发作，她扑向布罗，冲着他尖声大嚷：“你这个贼，你这个无赖，你这个流氓……我要吐你一脸唾沫……我要吐你……吐你……”她气得喘不过气来，想大骂却又找不到词儿。可是，布罗却笑眯眯的，仍在喝他的咖啡。

这个时候，恰巧布罗太太回来了，于是卡拉望太太又冲着小姑子去了。这一对姑嫂，一个人高马大，肥胖的肚子咄咄逼人；一个瘦小干枯，气势汹汹歇斯底里，两人都气得全身发抖，声音变调，你一句我一句，相互大骂。舍奈与布罗上来劝解。布罗推着他老婆的肩膀，把她推出房门，朝她大声嚷道：“快滚，你这头蠢猪，你叫得太响了！太过分了！”

可以听见，在大街上，这两口子还在不停争吵，声音慢慢变小，两口子也渐渐远去。舍奈“大夫”也离开了。

卡拉望夫妇站在那里，你看我，我看你，不说一句话。

没过多久，丈夫突然歪倒在椅子上，额角冒出了许多冷汗，他自言自语道：“出了这样的事，我如何向科长交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