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与纸币

黄金和白银作为贵金属，都曾作为货币先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首先是黄金在秦汉前后被广泛使用，然后是白银在宋代开始登台唱主角，并且逐渐以合法货币的身份登上经济流通舞台。金、银在货币流通史上的代兴，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纸币始于北宋交子，当时使用的交子、会子和关子，堪称人类最古老的纸币。随着纸币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涉及文字演变、书法艺术、雕刻和印刷水平等广泛的领域，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纸币文化。

我国古代黄金货币

我国古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黄金成为一般等价物，成为贵重的货币。战国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交往的频繁，黄金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支付、贮藏手段，大量使用。

从我国5000年的历史来看，我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黄金在我国历史上也是财富的计量单位和拥有财富象征，黄金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由于我国黄金总量上的缺乏，使得黄金很难成为财富流通中介的主角。在我国近代历史上承担流通货币功能主角的是白银。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黄金的国家，在商代的墓葬中就曾发现过用金叶制成的龙纹装饰品，至战国时期黄金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货币之一。

我国古代的黄金主要产于楚国。楚国有一种有铭文的金钣，这种金钣大多呈方形，少数呈圆形，上面用铜印印为若干个小方块，看似乌龟壳。完整的重约500克，含金量一般在90％以上。

金钣上的铭文有郢爰、陈爰、专爰、隔爰等。这些带“爰”字的金钣，习惯上被称为“爰金”或“印子金”。爰金有形制、铭文、重量，是楚国的一种称量货币。

爰金在今湖北、安徽、陕西、河南、江苏、山东等地均有发现，尤其以郢爰为多。

“郢”是先秦时楚国都城的名称，首都郢始建于公元前689年，位于湖北江陵，后几经迁移，公元前278年秦军破楚郢，楚王迁至陈城，即今淮安。至公元前241年，考烈王又在寿春即今寿县建都，名为郢。

“爰”是楚国的重量单位，一爰，即楚制一斤，约250克。从出土实物来看，整块金钣的“郢爰”每件约重250克至260克，正面都刻有排列整齐的“郢爰”印记，印记多少不等。

战国时期黄金的流通限于上层社会，而且只在国际礼聘、游说诸侯、国王赠赏、大宗交易时才使用。它是我国最早的原始黄金铸币。使用时，根据需要将金钣或金饼切割成零星小块，然后通过特定的等臂天平，称量使用。

黄金作为法定货币，在我国只有秦和西汉时出现过。秦的金饼不同于珠玉、龟贝、银锡等器饰宝藏，已经是货币，担负着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职能。由于黄金价格昂贵，币值很高，在使用时要求称量的准确度极高。

金饼是货币的原始形式，只能切割使用，没有明确的面值，需要经过天平称量确定其价值，属于称量货币而不是铸币。

汉初沿用了秦代的货币制度，黄金与铜钱并行。西汉是有记载的黄金使用最多的时代。那时黄金一般被做成饼状、麟趾或马蹄的形状，每斤约值1000钱，主要用于大额交易、储藏、赏赐、赎罪等，发行量很大。

西汉的一斤万钱仅为大致比价，实际价格是以当年各郡守所治理的郡县内黄金的年平均价为标准换算的。因此每年的价格应该有所波动，而且各地的价格也可能有所不同。据《汉书》记载，从高祖以至平帝，帝王对臣属的赐金，合计达90万斤，西汉时黄金货币的支付，数量很大，一笔支付，动辄千万斤。

《汉书·食货志》记载：卫青率兵反击匈奴后，因功受赐黄金20余万斤。像这样的巨额积蓄和支付，在我国历史上算是最高峰了。那时的“斤”和今天的“斤”比起来，要小得多得多，大概相当于250克或者更少，金子的纯度也比较低。

汉武帝时曾经发行的白金三品货币并不含黄金，这只不过是银锡的合金，很快就贬值废止使用了。

至王莽时期，从8年至23年，王莽以币制改革的方式大量的搜刮民间的黄金。例如金错刀每枚当五铢钱5000枚，以当时黄金一斤价值1万钱算，两枚金错刀可兑换黄金一斤。王莽用一两多的铜，就可强行收兑百姓一斤的黄金。

据记载，王莽灭亡时宫中藏有黄金达70万斤之多，这可能是自东汉开始民间黄金使用量减少的一个原因。另外自东汉起，我国就停止了将黄金作为机制货币使用，这是为何以后各时期的黄金使用量都没有西汉多的原因。

而且另一种贵金属白银，开始在东汉以货币的形式流通。这使得在赏赐功臣或贿赂权贵时，黄金有了其他的替代品，此类事情在史料上可以找到相关记载。

自东汉起直至魏晋六朝时期，时常的战乱以及政局的不稳定，都严重影响了黄金的开采，这是此段时期黄金使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黄金使用量的减少是指大规模的使用减少了，而民间小量的流通仍然是没有间断过。

黄金的低迷状况到了唐代得到了改善，稳定的政局和旺盛的国力使黄金的使用又得到了增强。在大量的对外贸易中，黄金和白银成了唐代主要的支付手段。

由于唐代实行的币制是钱帛本位制，因此黄金仍然主要充作保值手段，而白银也已开始作为流通货币使用，只不过使用范围很狭窄，使用量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金、银、钱相互之间的兑换就必不可少，兑换业务便由此产生，出现了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机构金银铺。

两宋时期，白银已具有货币的各项职能，使用量进一步增大，商品也开始出现以白银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的状况。

这种状况到了元代则得到全面发展，这主要是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女真族和蒙古族的影响，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一直是以白银作为货币来进行流通的。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便铸了一批每个重50两的元宝。元宝的名称虽然早在铜钱上用过，但白银的元宝，却是元代宝货的意思。而此段时期黄金在使用上并没有什么变动。

明代的货币制度归纳起来可以分为：钞、钱、银。明代早期用钞不用钱，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后来改为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钱钞并用。至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流通更加广泛，尽管朝廷禁用金银交易，但民间一直在使用白银。

明英宗年间，明代朝廷对这种状况先是默认，后是承认。

明代在法律上由于允许白银的使用，白银的流通便公开化，朝野上下都使用白银，白银取得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基本职能，成了正式通货，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白银流通制度。此时的铜钱仍为辅币。与之相对应的是，随着白银的普遍使用，黄金渐渐退出了流通货币的范围，主要作为贮藏和装饰用了。

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货币制度，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而且银钱之间比价大体维持在1000文一两上下。朝廷的重点在用银，尤其不主张用钞。此时的各种交易中，已经极难再见到黄金的影子了。

我国古代白银货币

自宋代起，白银货币开始广泛流通，国家财政支出和收入、民间的商业往来和大额支付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往，大都使用白银来结算。曾先后在各地被铸成各种形状、各种重量、各种含量的银饼，铤，锭和牌等各种版本的银块。

明清以来，由于各地铸造的银两的形式、重量、成色均不统一。银两交易时，人们都必须通过称重量验成色等计算手续，为交易带来诸多不便。

随着西方货币和金融制度进入我国，银两的使用受到银铸币银元的大力冲击，旧式的银币渐渐被近代货币银元等所取代，旧式银币才退出了货币流通领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金矿开采和冶炼技术能力的提高，特别是经济发展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金银逐步取代了成色不一、来源不定的珠玉，只是远不如铜币那样广泛。

到了秦始皇平定天下，统一货币，定国之币为三等时，只有上币的黄金和下币的铜钱，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则不为币。其中的白银没有进入货币流通领域。“王莽改制”时，在公元10年推行过“宝货制”，铸有少量的银币，但铜钱仍然独霸天下。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铜矿比较好找，冶炼技术已相当成熟，能够跟得上当时经济增长变化的需要。

直至唐玄宗时，另立“通宝”，取代历代“五铢”，也没有动摇过铜本位的坚强地位。使白银重新进入流通领域是唐宋以后的事情。有学者认为，唐代白银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一般的贵重物品或装饰品而迅速地转变为正式货币，完成了我国货币史上又一次重大变革，这就是银本位制度的初步确立。

作为货币，白银在唐代的出现和使用范围，应当与其海外贸易有关。但还不足以成为支撑当时我国经济全局的货币本位。因此，唐代银本位制度还处于始发阶段。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规模更上了一层楼。尽管鼓铸铜钱的规模空前，但仍然不能满足当时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备战用兵的费用。以致虽有“大钱”、“小钱”之争，但仍屡有“钱荒”之困。为解决“钱荒”之难，1048年，朝廷改革原有的解盐法，实行钞盐制度。同时，大额货币也呼之欲出，这就是金、银作为货币职能的实施。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的《财赋》记载，宋太宗在997年白银税课近15万两，而宋徽宗时年入已经达至180多万两。于是，宋徽宗除了铸金钱外，又铸银钱21万余两，其后银又增90万余两。

金、元入宋，也延其形制，铸造银锭，以解州盐税银为例，每锭为50两。《金史·食货志》记载：“旧制银每锭50两，其值100贯”。

从此以后，更大面额的货币，也只能是纸币了。最初是以“交子”为券，后来解州盐引也参与了交易，金、元两代延续下来。

忽必烈定鼎中原，元帝国空前庞大，不但打通了我国南北东西阻隔已久的通道，而且中西陆海商道上是驼队踵继，舳舻相望。贸易规模的空前增长，带来的必然是货币需求的激增。

元代是用纸钞来解决这个困难的，但其间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纸钞的货币单位铜钱制“贯”，可以直接换算成白银制的“两”。

忽必烈规定，当时印行的“中统元宝交钞”和“中统元宝钞”，每贯等于丝钞一两，二贯等于白银一两，而且银钞可以互易兑换。

横越亚欧的汗国以及稍后的印度莫卧儿王朝，与元帝国是银本位的实行者，连接欧亚大帝国的财政纽带，也必然是金银一类的贵金属货币。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元代银本位制度的确立，是世界性贸易扩展的结果。

至明代，白银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明代末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在这其中，白银则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白银作为一种金属货币，在明代中后期曾被大量使用，是我国最主要的通货。明代是当时国际白银市场的国际购买者。明代将白银作为货币是自民间开始，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后，才为官方所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

因此当我们翻开明代史籍，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唯见“钞法”和“钱法”，并不见白银，或者说“银法”。这说明了白银不是明代的法定货币。

随着朝廷财政收入慢慢白银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朝廷财政支出相应的白银化，主要表现在皇室日常开支，官员俸禄的发放，军饷的调拨等。至此，白银作为从民间发起的货币行为才被朝廷所接受。

清代初期，在朝廷的财政收支和国内外工商贸易的交往中，除小额零星支付用铜钱外，绝大多数经济行为都是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民众以拥有白银作为财富，金融机构以白银为库存，银行间结算也以白银为标准。白银成为我国当时最主要的流通货币。

当时的外国人却非常喜欢我国的茶叶、生丝和瓷器等商品，这就使得我国商品能够大量进入外国市场。当时我国货币市场上习惯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因此这些外国商人常常是“开着满载银元的商船来到中国”，然后“购买满船的中国货物回去”。

当时流入我国的外国银元种类很多，有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英属地银元、日本龙洋等，其中西班牙本洋是流入我国最早的外国银元。

元代纸币制度的确立

元代是我国古代史上纸币的鼎盛时代。成吉思汗时代，以白银为市贸流通，其后受宋、金影响，开始在占领区内发行纸币。忽必烈登基后，推出了“中统元宝交钞”。这种钞票发行之初，以白银为本位，任何人持中统钞都可按银价到官库兑换成白银。

整个元代以中统元宝交钞为主，它于元代始终通用。各种支付和计算均以之为准。统钞的发行，标志着元代纸币制度的确立，作为支付手段与金、银有同样的价值。

“中统元宝交钞”成为国内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一个伟大创举。

元代纸币的发行，以时间和流通特点可大致分成以下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其间共30多年。当时蒙古人尚未取得对全国的领导权，被征服区发行的纸币名称各异，互不流通。

第二阶段是1260年至1279年。

忽必烈于1260年登基后，发行以丝为本的交钞，并在同年10月进一步推出中统元宝交钞。这种钞票发行之初，以白银为本位，任何人持中统钞都可按银价到官库兑换成白银。

中统元宝交钞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由官方正式印刷发行的纸币实物。这种纸币已与现代的钞票别无二致。中统元宝交钞在元代有极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一直行用至元代末年。

从1285年起，元在全国禁用银钱市货，中统元宝交钞成为国内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中统元宝交钞为树皮纸印造的，钞纸长16.4厘米，宽9.4厘米，正面上下方及背面上方均盖有红色官印。正背左上方盖黑色长条形合同印。纸质柔软，颜色青黑。

以“中统元宝交钞壹贯文省”为例，钞面上方横书汉文钞名“中统元宝交钞”。花栏内上部正中“壹贯文省”4个字，面额下为横置钱贯图。

两侧竖写九叠篆汉字和八思巴文，右侧汉文“中统元宝”，八思巴文“诸路通行”；左汉文“诸路通行”，八思巴文“中统元宝”。钱贯图右为“字料”，左为“字号”。字料上方盖一字，可能是“微”字，字号上方盖“师”。钞面上下依稀可见各盖有红印一方。钞票的背面有“至延印造元宝交钞”字样墨印一方。

中统元宝交钞以银为本位，以贯、文为单位，面额有两贯文、一贯文、500文、100文、50文、30文、20文、10文共9种。中统钞每两贯可兑换白银一两。

这种货币不受区域和时间限制，朝廷收税、俸饷、商品交易、借贷等使用宝钞，并允许用旧钞换新钞，这样中统钞就成为通行于全国各地的统一货币。

第三阶段由1278年至元代灭亡，共约90年。这个阶段可大致以135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纸币流通出现了轻微的通货膨胀，纸币管理还算井井有条；后期币值狂跌，元代朝廷由经济上的崩溃导致了政权的灭亡。

1286年，元代朝廷印造至元通行宝钞，即通常所说的至元钞，与中统钞并行使用，规定中统钞与至元钞的兑换比价是5∶1。

至元通行宝钞用桑皮纸印刷、呈深灰色，因此又称“楮币”。至元通行宝钞长28厘米，宽19厘米，钞首通栏横书“至元通行宝钞”，下面是蔓草肥叶硕果纹饰框，框内上部有钞值“贰贯”字下有两至四串铜钱，左右各有一行八思巴文，意为“至元宝钞，诸路通行”。

在纸币政策方面，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元代朝廷先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纸币的流通，又采取措施保证纸币与金银同等的货币作用，后来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最后纸币终于在元代朝廷所辖区域广泛流通起来。

元代朝廷远在漠北的和林，即今蒙古共和国库伦西南、西北的畏吾儿，即今天山南路一带，都设置了纸币管理机构，在海南岛地区是否设立纸币管理机构文献无证，但那里也有纸币流通。

另外，元代朝廷为了确保纸币的权威性得到民众的认同，纸币的发行有足够的金银准备金作为后盾，基本上做到了有本发钞，决不滥发。1260年规定：“诸路领钞，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

纸币的发行以金银作为后盾，这对保证纸币的信用，促进纸币的流通起了积极作用。显然，初期纸币的发行实行金银准备金的做法是正确的。

只有这样，纸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才能得到民众的信赖。否则，纸币根本无法通行。元初纸币的发行权统归朝廷，严格控制发行额。在中统钞使用的最初20多年的时间里，每年的发行量不过几万至几十万锭，这对疆域辽阔的元代而言是并不多的，它和后期元代朝廷每年发行几百万锭相比，显然是非常有节制的。

正是由于纸钞价值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民间才出现“视钞重于金银”的现象。元代朝廷的这项纸币政策，恰好反映了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即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数量。

元代朝廷以诏令的形式颁布的纸钞管理条例很多，全部具有法律效力。元代的纸钞管理条例主要以两个“条画”和若干具体法令规定构成。

这两个条画是1282年中书省颁布的《整治钞法条画》和1286年由尚书省颁布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其中，《至元宝钞通行条画》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较为完备的不兑换纸币管理文件。

《至元宝钞通行条画》综合了自有纸币以来的管理经验，以一个专门文件的形式作为朝廷的法令规定下来，不但从制度上、政策上看是空前的，从纸币管理的思想上来看，也达到了成熟的水平。

当时，朝廷的一切经费出纳都以中统元宝交钞为准，于商旅货运也极轻便。元时来华外商与外宾，看到仅是一张印刷品的元代纸钞可以购得各种商品，与金银无异，都深感奇特新鲜。

元代纸钞不仅通行于内地，而且也通行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今西藏、新疆、云南、东北各地无不流通。对此，不仅有古代文献可证，而且还有许多有关元代的出土经济文物可以证明。

其中的中统钞，大概由于信誉昭著的原因，其流通领域又并不只限于国内。在东南亚许多地方，直至明代仍有流通。

可见，元纸币实际上在当时国际商业交往中已成为通用货币。另外，当时一些国家不但欢迎元代纸币在其国内流通使用，而且还仿效发行自己的纸币。这类情况在亚洲各国家中出现过，最早在波斯出现，足见其世界影响之大。

元代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元代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明代纸币大明宝钞

大明宝钞是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该纸币贯行于明朝270多年。1375年始造。宝钞的印制和发行始终是集中于朝廷，这种统一性是前代不曾有过的。

大明宝钞印框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宝钞分：壹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大明通行宝钞不兑现，不分界，不限地区和流通时间，不规定发行限额，没有发行准备金，不改币名和形制，币制始终如一。明代中叶以后，宝钞已无人使用了。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代后，为了在全国实行统一的铜钱流通制度，于1368年颁布洪武通宝钱制，规定除了京城宝源局外，各省均设宝泉局铸造洪武通宝。按照朱元璋的愿望，是准备从此行用铜钱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明太祖希望的那样发展。一方面，由于朝廷财政力量不足，铜源短缺，铜钱铸造数量有限，出现供给困难，同时官府为了得到足够铜材，令人民以私铸钱及铜器输官的做法，引起民间的不安。

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贸易用钱量增大，不便携带的铜钱成为商业周转的弊端，已经习惯于用纸币交易的商贾们不愿重为铜钱所累。

在这样的情形下，明太祖决定改用纸钞。“大明通行宝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始行于1375年。

大明通行宝钞是明代朝廷统一印制并在全国发行流通的纸币。在开始流通的20年间币值比较稳定，以后不断贬值，至成化年间一贯只值铜钱一文，至弘治、正德年间，钞法实际上废止不行。

尽管大明通行宝钞的流通越到后来越不尽如人意，但明代只使用大明通行宝钞一种纸币，为历代所独有。个中缘由，除了始终集中由朝廷统一印制、发行和管理外，其防伪之功也不可没。

大明通行宝钞上采用了前代纸钞所没有的防伪措施。为防范纸钞伪造，历代都采用特殊的材料，并掺有其他物质来制作钞纸，尽量使造假者难以仿制。

如北宋的交子，就是采用楮皮制造楮券；元代制钞主要用桑皮纸；明代钞纸也用桑皮造，是取用长纤维纸浆桑穰为主料，同时，大量使用废弃的公文纸打浆作为配料。

在11种不同面值的大明通行宝钞中，票幅最大的就要属一贯钞了。一贯钞票长33.8厘米，宽22厘米，它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票幅最大的纸币。

关于大明通行宝钞，它的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而且，这个故事还与明代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有关，这个人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马皇后。

马皇后是今安徽省宿州人，元代末期农民起义军的首领郭子兴的养女。朱元璋投奔义军郭子兴后，郭子兴以她相嫁。

战争期间，马皇后组织妇女制作军衣、军鞋，支援前线。太祖称帝后，她被立为皇后。她曾劝说朱元璋：“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使李文忠、宋濂等免于死罪。

马皇后一生虽未有过惊天动地之举，但她却以“贤德”著称，这一点在大明通行宝钞的印制过程中也得到了印证。

传说朱元璋刚开始制造纸币时，屡次试制都不成功。一天，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如果想制成纸币，必须取秀才的心肝来才行。梦醒之后，朱元璋心里想：“这难道是让我去杀读书人吗？”

马皇后听他说了这个梦，就对他说：“照我看来，秀才们所作的文章，就是他们的心肝了。”朱元璋听了很高兴，立刻命主管的官署找来秀才们进呈的文章加工采用，纸币果然就制造成功了。

通过这个故事，使人们对马皇后不禁更加肃然起敬。如果用“一代贤后”来评价她，当是恰如其分。明代纸币制度也存在一些漏洞，倒钞法便是其中之一。1376年，明代朝廷曾定倒钞法，在各地设行用库收换破旧的昏烂钞。

1380年又规定了调换昏烂钞的界限，凡票面金额、文字可以辨认的都可以继续使用，不许对用旧钞买货者提价，但实际上，朝廷收税只收新钞，而民间对旧钞则降价使用或拒用。这就形成了新旧钞的差别价格，造成了以后的通货膨胀。

明代纸钞发行，推行只出不进政策，即只投放不回笼或是多投放少回笼。朝廷发纸钞支付给军饷，而向民间收取物资和金银财货，收租税却只搭收少量新钞或干脆不收。

明代为了推行宝钞，曾实行“户口钞盐法”，即每户大人配食盐一斤，收钞一贯。而“门摊课程”即店铺商人用钞交纳门摊课。朝廷令商人和普通老百姓用钞，但收效不大。

大明宝钞在发行流通过程中不断贬值，虽然在从成祖至明宣宗的二三十年间曾采取过措施来维持宝钞的购买力，但也未能挽留住它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脚步。至弘治年间宝钞在商品货币经济中已无意义，民间只用银和钱进行交易。

明代中叶以后，宝钞已没有人使用了。至明代中叶弘治年间，鸦片战争之前我国使用的最后一种纸币大明通行宝钞就已在市场上停止流通，铜钱和白银再次主宰流通市场。

1643年，在李自成的兵锋之下，崇祯皇帝再次想起了纸币，他设立了内宝钞局，日夜赶造大明通行宝钞，希望能够挽狂澜于即倾。然而，这时已经没有人愿意再用真金白银去换这些印制精美的大明通行宝钞了。

清代纸币及印钞技术

清代印刷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多为木版或铜版印刷，与宋、元、明代时相仿。票面呈竖方形，尺幅较大，虽为两色或三色套印，但色彩单调，印刷技术并不复杂。民间多能仿制。当时的官府既要防止民间伪造，又无技术措施，只好在票面上加盖官府印鉴，用以保证信誉和增强可靠性。清代朝廷设立了印刷局，为了掌握先进的印钞技术，不惜重金从国外聘请技师到印刷局工作，这无疑是对我国印刷业界的一大贡献，开创了我国古代印钞技术史上的新时代。

清代朝廷在1853年正式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这两张钞票，一为官票，也称银票；一为大清宝钞，均由中国钱币学会收藏，这样的票和钞在浙江省博物馆钱币陈列厅里也有摆放。

官票是用白色苔笺纸、高丽纸制造，靛蓝色刷印，外为龙火纹花样，内部正中以汉、满文标明币名，形制基本一致。

宝钞铸铜为版，靛蓝色印刷，纸张原似水印，因急于发行而改用白色山西双抄毛头纸。两种纸币都有多种计量品种，但官票以银两为单位而宝钞则以制钱为单位。

发行时尽管朝廷规定“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在使用时，即朝廷各种支出和税收中搭收一半银票。但因为各地不认真执行，甚至有外商在民间低价收购充抵关税，使钞票迅速贬值成为朝廷累赘，至1862年就停用了。

尽管官票、宝钞行使10年遂告寿终正寝，但当时人们时常将它们合称为“钞票”，这一词却一直沿用至现在，只是如今人们说的钞票其意义已完全不同于清代的宝钞、官票。

那时货币发行与财政混为一体直属封建君主，如今则由银行发行。那时商品经济不发达，信用不高，加之印刷技术停滞，使纸币防伪较差，影响了官票和宝钞的信誉。

而现在我们手中持有的纸币作为一种信用货币，除了有很高的信誉度和防伪技术，较金属货币轻巧的优点外，还能够促进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调节和融通资金，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清代朝廷发放的户部官票、大清宋钞采用了雕版印刷技术，当时社会上流通的各种民间纸币钱票、银票、钱帖、兑票、照票也都采用雕版印刷技术。

光绪年间，石印技术的发展使纸币印刷出现了新的飞跃，民间纸币由单色或双色转向多色，由原本比较单调的传统竖式转向横式、竖式兼用，票面图案由比较简单的雕刻线条构图转向比较丰富的多品种图稿，而且逐步采用底纹图案。

石印技术印钞与印刷书籍的过程基本一致。只是落石前多一个拼大版程序。一般而论纸币面积较书页、图画、报纸小得多，每一个印版可多张印刷。因此印刷纸币的印稿在落石前先要进行拼版。拼版是将多张纸币的样稿拼成大版稿，再将大版稿过渡到脱墨纸上，然后进行落石。

由于清代末期货币流通十分混乱，纸币印刷处于失控之势。清代朝廷一些革新派官员纷纷议奏改革，引起朝廷重视。

1908年，我国第一所由朝廷直接控制的近代印钞机构在北京正式建立，名为“度支部印制局”，局址设在北京右安门内白纸坊原“清工部火药局”旧址。

该局积极引进当时国际上的先进印钞技术，其规模式样仿照美国“美京国立印制局”，并聘请美国技师进局，培训了我国第一批近代印钞技术人员和印钞技工。

当时的先进雕刻凹版印钞技术无疑是引进的首选，但要培养出合格的凹版雕刻技师需日积月累地磨炼，并非短期内可如愿，制作完成一套钢凹版钞版，需较长的周期。

于是又引进了其他当时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如美国的万能雕刻机、凹印机、石印机、铅印机、圆盘印码机、照相机和工业锅炉、发电机等。

“度支部印制局”设有石印组，是石印纸币关键之组成，与凸印组、制本组、铅字组、电版组、图案组等同隶于活版科。

石印组的主要工作是将纸币墨稿翻制于印石，设备是落石机。操作时印石置于机架适当位置，辊筒由工人手工操作。

凡完成落石工序的印石将送印刷课印刷。印石需要不断周转，数量较多。辊筒与机架配套使用，使用一定周期会磨损，需有备品。

度支部印刷局在筹建过程中，边建厂房，边招聘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天津官报局招收来的曾向日本人学习过雕刻铜凹版技术的毕辰年、李甫、阎锡麟、吴锦棠等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全部掌握了钢凹版雕刻技术，成为我国第一代雕刻钢凹版技术人员，为当时印刷界所瞩目，为我国雕刻钢凹版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官府既要防止民间伪造，又无技术措施，只好在票面上加盖官府印鉴，用以保证信誉和增强可靠性。这在我国印钞史上，尚属早期、简单的防伪措施。

与此同时，朝廷还制订了维护钞票信誉的法律，通过对伪造者和揭发报官者进行惩罚和奖励的法律条款，来防止和制裁伪造者，以保证钞票的流通和信誉。

清代的纸币，除朝廷印发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之外，清代末期官私银钱行号和私营银钱店也在印发钞票。其中私营银钱店又有钱庄、钱铺、钱店、银号等多种称谓，是一种地方性的金融行业。

其业务主要是兑换银钱和印发钱票银票，起着配合制钱和纹银、发挥支付手段的作用。但私人钱庄印发的银钱票，印刷质量更为简单粗糙，票面金额数字多用手书写，缺乏必要的防伪措施，使得当时的币制更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