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致力维新变法

中日战争爆发后，清军屡战屡败。当时张之洞由湖广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他感到筹措防务需要能人，于是想到了黄遵宪，就奏请光绪皇帝调黄遵宪回国。

1894 年底，黄遵宪结束了十几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第二年春天即去江宁（今南京）拜见张之洞。黄遵宪怀着满腔忧国之情，准备施展自己的才干，大干一场。然而张之洞是洋务派的首领，又是一位老官僚，他看惯了别人在他面前唯唯诺诺，可黄遵宪虽是他部下属员，却无半点奴颜婢膝之态， 而且还本着“当仁不让”的精神来指教张之洞，使这位大帅很不舒服。所以黄遵宪自然没有受到重视，被“置之闲散”，后来康有为在《黄公度诗集序》中回忆当时的情形写道：“闻公度以属员见总督亦复昂首加膝，摇头而大语。吾言张督近于某事亦通，公度则言吾自教告之，其以才识自负而目中无权贵若此。岂惟不媚哉！公度安能作庸人。卒以此得罪张督，乃闲居京师。”黄遵宪本不是盛气凌人，倒有那么一种不亢不卑的书生本色。他谈笑自若的神态更带有一位外交家和政治家的风采。“昂首加膝”的习惯也正是他多年外交活动形成的。张之洞看不惯这些，自然没有委派黄遵宪以重任，只叫他去办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五省积压的教案。所谓教案，是指牵涉到外国在中国的教会、教士、中国教民与中国平民之间种种矛盾纠纷造成的事件。这些事情处理起来往往十分棘手。然而黄遵宪一到、凭着他的才干和丰富的外交经验，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迅速地被他解决了。

黄遵宪在湖北办理教案期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听说台湾被割让，黄遵宪心情十分悲痛，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新约既定，天旋地转，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 200 余年所收为藩篱者，竟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业。吾辈幸为一卑官， 不与闻其事；然射影已来，噬脐将及，其何以善其后耶？⋯⋯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行且被发空山，不忍见此干净土化为腥膻也。”然而黄遵宪并没有“被发入空山”，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康有为掀起的维新变法的运动中。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1882 年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取，南归途经上海时“大购西书以归”，潜心研究。西方学说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剧烈的变动，使他逐渐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 1888 年，他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初步阐述了他的变法主张。虽然皇帝没能看到上书，但康有为的名字，却几乎传遍了京城。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参加考试的各省举人，群情激愤，他们公推康有为起草给光绪皇帝的万言书， 即“公车上书”。反对和约，请求变法。由于顽固派官僚的阻挠，皇帝并没有看到公车上书。然而参加考试的各省举人，却把万言书带回各省，使之广为流传，变法运动渐渐兴起，康有为也成了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为了大造舆论，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又组织强学会。

1895 年秋，黄遵宪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了康有为，两人谈得很投机。黄遵宪加入了强学会，并成为积极分子。后来，强学会及机关刊物《中外纪闻》

（前身就是万国公报）被顽固派查封，黄遵宪非常气愤。他决心在上海另办一种报刊，作为维新运动的宣传阵地。1896 年 3 月，黄遵宪写信给梁启超， 邀请他到上海办报，从此开始和梁启超结交。梁启超也是广东人，并有“神

童”之称，他是宣传变法维新的干将，当时梁启超只有 20 来岁，黄遵宪比他

大 17 岁，但黄遵宪与梁启超可以说是忘年交，他们互相尊重相处很好，亲密友谊保持了一生。黄遵宪逝世前一年，给梁启超写信还说过“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的话。

为了办报，黄遵宪捐款 1000 元，并多方努力，经过几个月筹备，8 月 9

日，这份新的刊物终于问世了。梁启超担任主编，每 10 日 1 册，每册约 20 余页。该报以变法图强为宗旨，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西报译等栏目。

《时务报》一出版，立刻受到读者欢迎，“一时风靡海内外，数月间，行销至万余份”。

10 月，黄遵宪奉召人京。按清朝的制度，只有高级官吏才能由皇帝特旨命令进见，道、府以下的官吏，必须由吏部带领分批引见。黄遵宪这时还只是个道员，自然只有等待吏部引见，但光绪帝却破格下特旨召见黄遵宪。光绪帝名叫爱新觉罗·载湉，是道光皇帝之孙、慈禧太后的侄子，从 4 岁起， 就在慈禧的“训政”下做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矛盾越来越大。1889 年，光绪帝 19 岁，举行“大婚典礼”，按清代制度此后皇帝应该“亲政”，所以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要政还须请示她，她仍掌握着内外大权。为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统治权，并振作图强，光绪帝积极支持、任用维新变法派人物，以削弱后党一派的势力。

光绪帝在召见黄遵宪时，知道他去过许多国家，就问他：“西方各国的政治为什么胜于中国？”黄遵宪答道：“西方国家强大都在于变法。”还说： “在伦敦时，听一位老人讲，百年以前英国还不如中国！”光绪听后连连点头。光绪召见后，黄遵宪又受到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接见。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帝党的领袖，他对黄遵宪的印象是：“诗文皆佳。”

光绪皇帝召见后不久，清政府派黄遵宪为出使德国大臣。由于德国当时正阴谋强迫清政府“租借”胶州湾作为军港，便制造借口，拒绝黄遵宪出使。先是说黄遵宪“官阶尚小，不足膺钦差大臣之重任”，后来又表示；“中国如肯以一岛可以泊船、屯煤如香港之类者畀之，彼当接待。”黄遵宪不愿意国家因此受到要挟，便要求清政府收回任命，自己继续留住北京，以书信指导《时务报》的工作。

1897 年夏，经翁同龢推荐，黄遵宪被任命湖南长宝盐法道，负责管理一省食盐的生产和运销，同时兼管一路的钱谷和刑名。黄遵宪到达湖南后，原湖南按察使李经义因事进京，由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掌管一省刑狱和官吏的考核。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支持变法的新派人物，黄遵宪上任后，积极协助陈宝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改革。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一所时务学堂，以培植变法人材。黄遵宪还提出邀请梁启超来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梁启超到湖南后，倡议创办南学会，以推动地方自治。南学会虽名为学会，但实际上却具有地方议会的规模。它的组织大致是这样：先由巡抚选派本地绅士名流 10 人、分任总会长、副总会长。然后由总会长、副总会长吸收

州县绅士为会员，组成分会。南学会总会每 7 天讲演一次。由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主讲，阐述国际形势和国内大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主张发展地方民族工业。南学会成立后，黄遵宪共作了 9 次讲演，其中南学会举行的第一次讲演会就是由黄遵宪讲的。由于黄遵宪多年海外生活的经历和生动的语言，使听者大开眼界，黄遵宪也因此名声大震。

1897 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再不进行变法，那么不仅“苟安旦夕，歌舞湖山”做不到，而且想当一个普通的“长安布衣”也不可能。这次光绪帝终于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书中激烈的言辞，使光绪深为感动，他决心变法图强，表示“不甘作亡国之君”。他让翁同龢接见康有为，下令康有为等筹划变法。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百日维新”正式开始。

由于黄遵宪多次受到陈宝箴等人的推荐，光绪又曾与黄遵宪面谈过，对黄遵宪有一定的了解。1898 年 2 月，光绪曾向翁同龢索要《日本国志》，仔细阅读。“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两次下令要黄遵宪进京。8 月，又任命黄遵宪为驻日公使，光绪帝幻想变法维新能得到日本国的帮助，由于黄遵宪熟悉日本，又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相信他能够作好争取日本方面支持的工作。

可是，黄遵宪到达上海后，就得了痢疾，由于他长期身体虚弱，这次一病不起，所以滞留上海，无法北上。

就在这时，北京的形势发生了突变。维新派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改革，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遭到他们极力反对。9 月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并宣布“亲政”，下令逮捕维新派，百日维新失败了。

顽固派自然不会放过黄遵宪。10 月 9 日，上海道蔡钧奉命将黄遵宪扣留于洋务局，派 200 余人围守，候命押解北上。然而黄遵宪并没有遭到杀害， 成为维新派领导人中少数幸存者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平日交游广阔，此刻朝中有人帮他说情，更主要的则是英国、日本等国出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向清政府声言：“如中国政府欲将黄遵宪不问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则我国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测之祸。”日本驻华公使也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声言查办黄遵宪，“有伤两国交谊”。这就使顽固派不得不有所顾忌，只好释放了黄遵宪。

10 月 15 日，黄遵宪乘舟南归。

在家乡，黄遵宪表面上过着安闲恬静的生活，而内心却非常苦闷，一种难以抑制的忧愤时时涌上心头。在他的屋里挂着“时局图”。两边的题词写道：“沈沈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他盼望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希望看到强大的国家。

晚年，黄遵宪把自己一生所作大部分诗篇加以整理，编成了《人境庐诗草》的诗集。黄遵宪的诗，清新刚健，富有爱国激情。在我国近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黄遵宪因此被誉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