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国有罪” 举世冤案

1936 年 11 月 22 日深夜,寒冷和恐怖笼罩着整座上海城。经过一天的劳累奔波,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均在自己的家里安然就寝。为了抗日救国,他们早已作好了随时被捕的思想准备。然而,谁又能想到,国民党政府竟如此卑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人们的睡梦中,秘密地下此毒手,连一个安稳觉也不给予爱国救国的人们。

上海市公安局奉“南京密电”,派出 8 个特务小组,会同英租界的捕房密探,分别敲响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陶行知、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家的大门。一声声来势汹汹的“开门”声打破了夜的宁静,激起了中外爱国志士的义愤。

除陶行知因出国参加教学会议而未被捕外,其余 7 人均遭逮捕,他们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犯了爱国未遂罪”的七君子。

七君子被带到捕房以后,被一一审问并记录了所谓的“口供”:年龄、籍贯、文化程度、职业等等,最后还加上一句“救国会执行委员”,这便构成了“犯人供单”。

在捕房里,七君子都乘此机会向逮捕他们的国民党特务宣传说: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共同救国,不应自相残杀。并且宽容地对他们说:“我们相信你们也都是有爱国心的,对于拘捕爱国分子肯定也是不愿意的,只是因为不得已而执行命令,是可以原谅的。”这席发自肺腑的话语充分表达了爱国七君子的宽广胸怀,也打动了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当即就有几个抓他们的国民党特务表示:“我们实在是没有法子呀!”

录完口供以后,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被送往位于北浙江路

(现浙江北路)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简称“高二分院”),章乃器、邹韬奋、史良则被送往高三法院,分别进行审讯。

这一天,在高二分院内,挤满了旁听的人们,大家都怀着义愤的心情, 想亲眼目睹国民党是如何判处爱国抗日分子的“罪行”的。法警捕探重重叠叠地站在法庭上,戒备极其森严,气氛格外紧张。审判长入座以后,开口第一句话便说:“本案情节重大,禁止旁听。”旁听席上的人更为愤慨,被迫退出,一时间气氛更加紧张起来了。

法院开庭,先后对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 4 人进行了审问。

在原告席上,一名公安局代表提出控告,一会儿说 4 人有反动嫌疑,一会儿又说是鼓动工潮,说了半天也确定不了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只一味地要求把 4 人引渡到法院去。

4 人据理力争,当庭驳斥了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并对非法逮捕提出强烈抗议,表示坚决反对公安局非法移送。接着,4 人的 12 名律师轮流进行辩护,提出立即释放的要求。公安局拿不出证据,又无拘票,法院被迫裁定:

责付律师保释,改期再讯。4 人退庭走出门外,等候在外面的群众热烈地向他们鼓掌欢呼。

章乃器、邹韬奋、史良 3 人在高三法院经过激烈斗争,也被裁定: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先由律师保释。

这样,经过七君子的斗争和努力,使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爱国志士的阴谋遭到了挫折。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岂肯就此罢休,他们使出所有卑鄙手段,就在宣布七君子无罪的当天,便毫无根据地发出了拘票,并于晚上对 7 个家庭再一次发起了搜捕。

这一次,除史良事先获讯,因此避离寓所;李公朴当晚没回家,因此也没被捕外,其余 5 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快又在一起受难了。

24 日下午,“高二法院”再次开庭。沈钧儒、王造时和沙千里,从捕房被移解到法院,等候审讯。就在开庭前一刻钟,李公朴大义凛然地独自走进法院,表现了他无畏无惧的气魄和为抗日救国愿牺牲一切的气概。

史良未到庭,法院将她的通辑令贴在捕房揭示处。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化好装到这里自由自在地看了一遍,以藐视的态度讥笑国民党特务的无能。由于有一些急待处理的事情需要她亲自去办,所以在六君子被押解到苏州一段时间以后,她才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投案。

这一天的审讯是公开的,不禁止旁听,但警卫特别森严,中、西捕探和警察秘密地包围了整个法庭。

开庭后,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 3 人先受审问。最后,审判长宣布:

由于他们 3 人居住在越界筑路区域,“高二法院”没有管辖权,故撤销拘票, 恢复逮捕时原状。按照法津,恢复逮捕时原状应是恢复自由。但是,法院与公安局早已串通一气,因此 3 人在法庭上就当场被公安局提解走了。

由于沙千里居住在租界内,所以“高二法院”不能借口没有管辖权而将他交给公安局。公安局为了把他提走,就捏造了鼓动工潮、参加“九·一八” 纪念活动、殴打警察等种种罪名。尽管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最后仍按他们早已预定好的阴谋裁定:“被告沙千里移送上海市公安局。”

与此同时,27 日晚,章乃器、邹韬奋也从上海地方法院被移送到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政府声称,七君子的罪状是“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仰,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 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的企图”。真正是“莫须有”的罪名。

本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秘密逮捕七君子,然后将他们秘密送往南京,军法关押。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明白,要想公开逮捕救国爱国的七君子、摧毁救国会,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必然会激起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正义之士的坚决反对。

七君子被捕后,救国会的同志一方面想尽各种办法营救,另一方面利用这次被捕事件,开展全面宣传,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秘密逮捕、军法关押等卑鄙手段和阴谋,救国会向法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力争公开,二是要求司法审理,以此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

为了力争公开,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次非法逮捕事件,救国会当天便开始采取许多措施。一是胡子婴在 23 日即找到上海《立报》主编萨空了,请该

报发表七君子被捕的消息。24 日,《立报》将事件报道了出来,立即轰动整个上海市。二是救国会与被捕人家属共同努力,聘请优秀律师,出庭辩护。上海许多著名律师,出于义愤,都愿意义务为七君子辩护。三是发表《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强烈驳斥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阴谋诬陷,动员全国人民进行营救,同时严正地表明了救国会的决心:既然以身许国,救国会抗日救国的立场和坚决斗争的意志,决不会因七位领导人的被捕而有丝毫改变。

《立报》将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发表以后,很快由上海震动到全国。

24 日,北平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李达、许德珩(héng)、许寿裳等 107 人,联合致电国民党政府,盛赞七君子“热心救国,全国敬仰”,应该“即日完全开释,勿再拘传”。

26 日,宋庆龄向报界发表严正的抗议声明:“余为全国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鉴于全国救联七领袖被捕,特提出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她明确指出,救国会的七位领袖虽然被捕了,但全国 4 万万人民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

北平大学生联合救国会也作出决议,要求释放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并停课 2 天,以抗议国民党政府暴行。

30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红色时报》发表社论,声援七君子,愤怒谴责国民党对爱国人士施加的暴政。

12 月初,张学良亲自飞往洛阳,请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释放爱国将领, 遭到蒋介石的蛮横拒绝后,张学良愤然质问道:“这样专政,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呢?!”

冯玉祥、于右任也在南京发起征集 10 万人的签名运动,以“表示民意所依归,而敦促南京最高当局快快觉悟”。全国各地的救国团体纷纷发表声明, 表示竭诚声援,愤怒抗议。这样,国民党当局妄图秘密逮捕七君子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国民党政府看到民情沸腾,便无可奈何地把这件案件公开出来,并千方百计捏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以此耸人听闻,迷惑舆论,其结果却适得其反,更加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和要求抗敌救亡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