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发生了一件在中国历史上举世闻名的重大事件，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击和迫害七位抗日民主爱国领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绝不是俯首听命、甘心蒙冤受辱的弱者，而都是赤忱爱国的铮铮铁骨之人。他们以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持久斗争， 顶住了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次阴谋，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从“爱国有罪”到“爱国无罪”，凝聚着七君子的爱国热情和巨大牺牲，同时也凝聚着全中国人民的救国抱负和积极声援。今天，当我们翻开这一令人难忘的历史篇章时，七君子的一举一动，便时时激励着我们，高举起爱国主义旗帜，敢于牺牲，奋勇前进。

一、救国救民 无畏无惧

1935 年 12 月 9 日，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重新点燃了全国抗日救国斗争的熊熊烈火。

此时的南方城市上海，仍是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人民群众备受压抑的抗日怒火，早已在胸中燃起。爱国民主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等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号召，发起组织了以我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为骨干的各界救国会。

1935 年 12 月 21 日，首先成立了妇女界救国会；12 月 27 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举行了成立大会；接着，大学教授救国会、学生救国会等先后成立。1936 年 1 月 28 日，各个救国会联合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筹备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2 月 9 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2 月 23 日，国难教育社也相继成立。

接着，在上海各界救国会的号召和鼓舞下，全国各地的救国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为了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界爱国人士，更有力地为抗日奔波、为救国呼号，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等救国会领袖决定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国会”）。

1936 年 5 月 31 日，救国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地址选在上海博物院路（现名虎丘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内，会场是一间不太大的会议室，可容纳几十人。

第一天到会的代表有 50 多人，代表全国 18 个省的 60 多个救国团体。大

会开始后，先推选出 9 人组成主席团，主持会议。随后，全体起立，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致敬。接着，筹备委员会代表报告了大会宗旨和筹备经过，上海代表作了时事报告，30 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踊跃发言。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大会宣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11 点多。

第二天，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赶到会场，相继作了热烈的发言，增强了会议抗日救亡的气氛。会上讨论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工作检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

大会选出了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并推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孙晓村、曹孟君、何伟、张申府、刘清扬等 15 人为常务委员，沈钧儒负责组织工作，章乃器分管宣传工作。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才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救国会高擎抗日救国大旗，为抗日呐喊，为救国奔忙，广泛宣传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对各党各派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各党各派的联合抗日。

1. 月 2 日，救国会诞生的第二天，沈钧儒、章乃器代表救国会来到上海市政府，亲手将成立大会宣言、纲领等文件送交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 一方面希望得到当局的认可，争取公开合法；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日本帝国主义从外交上进行干涉。

国民党对救国会的合理要求不但置之不理，而且还大肆毁谤。吴铁城在上海各大中学校长于 6 月 5 日举行的茶话会上，竟公然诬篾救国会是“少数野心家”的组织，是“一个反动的东西”。接着，他极力施展其卑鄙手段， 把沈钧懦、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 4 人诱骗到上海市政府，上演了一出现代“鸿门宴”，恶狠狠地威胁说，如果不解散救国会，就马上拘捕你们。

不久以后，蒋介石亲自出马，假惺惺地召请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到南京面谈，并派戴笠到车站迎接，又是拉拢利诱，又是威逼胁迫，妄图把救国会变成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之后，邹韬奋也接到蒋介石的恐吓：如果不到南京去替蒋介石政府办事，将遭不测。

面对国民党的威胁和利诱，救国会领袖们个个铁骨铮铮，人人无畏无惧， 心中充满着一腔爱国救国热忱，一再声明：“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也不愿卖国。”

1. 月 15 日，为了促进全国各党各派、各地方势力团结合作、共同抗敌，

救国会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 4 人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全面阐述了救国会对于联合救国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对国民党当局和民众的殷切希望，引起了巨大反响。

中国共产党对公开信作出了迅速反应。8 月 10 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诸先生及全体救国会会员也回以公开信，高度赞扬了救国会的联合救国、团结抗日立场。

1. 月 18 日，上海妇女救国会组织了游行示威，纪念“九·一八”5 周年， 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挠和殴打，史良等人被打伤。事件发生后，上海各救国会和各进步报刊，纷纷声讨国民党的残暴罪行，指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 是完全合法的行动，不应遭受如此摧残。

2. 月 19 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文化战士鲁迅先生逝世，在救国会的积极支持下，上海各界人士参加了葬礼。沈钧儒在覆盖鲁迅先生灵柩的绸布上，奋笔写下了“民族魂”三个大字，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鲁迅先生的救国精神。救国会负责人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等，都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这一声势浩大的送葬仪式，实际上是一次反日救国大游行。

3. 月 12 日，救国会在上海静安寺路（现名南京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大草坪上，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大会。大会由沈钧儒主持，大家纷纷发言，高度赞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他实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呼吁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谴责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宣传抗日救国、批判国民党反动派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大会。救国会声势浩大、深得人心的抗日救国活动， 不但使国民党政府如芒刺在背，急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而且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度恐慌。

11 月 18 日，日本驻沪领事寺峙奉总领事若杉之命，向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发出警告，要求立即“逮捕抗日救国会的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以及其他五人”。

于是，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终于对救国会领袖们下了毒手， 一桩“爱国有罪”的举世冤案在南方大都市上海发生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