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声援营救 谴责暴政

法庭内，七君子慷慨陈词，驳斥诬陷；法庭外，全世界齐声援助，竭力营救。法庭内外，“爱国救国”、“团结抗日”的呼声汇成中华民族的主旋律。

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妄想以暴政扑灭人民的爱国救国运动，其结果反而使抗日救亡运动越来越蓬勃发展，救国会组织更加坚强壮大。为营救七君子，为声援救国会，为谴责国民党政府暴行，国内外爱国人士都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

1936 年 12 月 16 日，马相伯、何香凝、宋庆龄三位救国会领导人，以亲笔签名的形式，向全国同胞发表了《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要求政府立刻无条件恢复被捕九位先生（指七君子加上孙晓村、曹孟君）的自由，释放一切因爱国行动而被捕的同胞，以巩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作，加强全民抗敌的力量。”

1937 年 1 月 20 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请愿慰问代表团 21 人，正式具名备状，从上海赶到苏州，向高等法院请愿，要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

七君子被捕事件，很快在国外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旅居欧美、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和国际知名人士纷纷发起救援运动。旅美华侨柳无垢、陈其瑗、刘维炽等 300 多人签名发表《为营救抗日救国七先生告海外同胞书》。哲学家约翰·杜威、相对论发明者爱因斯坦等国际知名人士，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神学院等高校的教授，《新共和》、《民族》等杂志的主编共 16 人，致电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等人， 对七君子的被捕深表关切。英国、法国的著名人士如罗素、罗曼·罗兰等， 也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恢复七君子的自由。国际和平大会致电国民党政府， 要求对七君子从宽处理，即予释放。

1937 年 4 月 4 日，《起诉书》发出后，全国各界人士更加群情激愤，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无理诬陷和暴行，再一次引起了“救国无罪”的群众运动高潮。

4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坚决反对《起诉书》，要求“立即释放沈、章、邹、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

上海文化界谢六逸、叶圣陶、胡愈之、夏丐尊、艾思奇等近百人，联名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七君子自由，撤消对陶行知的通辑令。

在第二次庭审时，与七君子在法庭内的尖锐斗争相呼应，救国会在法庭外开展了名震一时的“救国入狱运动”。这是由宋庆龄、何香凝、诸青来、胡愈之等 16 人，共同签名发起的。

为了营救七君子，更为了争取抗日救国的合法和自由，6 月 25 日，即第二审的当天，16 人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具状。文中说：“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具状人等，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共同负责起救国而发生之责任。”充分表达了救国爱国

人士的无畏气概和爱国热诚。

第二天，16 人向上海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说明救国就是因为爱国，救国与爱国是无罪的，并介绍他们发起“救国入狱运动”的动机、经过及希望。

同时，他们还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宣称：“我们准备去入狱， 并不是专门为了营救沈先生等。我们要使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话语，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肺腑之言，这是中华民族之声。

“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响应，踊跃参加。7 月 2 日，作家何家槐等 13 人，具状投案，愿为救国而与七君子“负联带责任”。7 月 3 日，电影界著名导演和演员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白杨等 20 多人，向江苏高等法院具状，请求收押，誓与七君子“同享自由或同受处罚”。许多大学教授、大学生、工商界人士，也都签名要求“爱国入狱”。由于这一运动是由宋庆龄发起的，而且采取和平合法的斗争形式， 所以尽管声势浩大，风起云涌，国民党当局也不敢公开干涉和镇压，只是无可奈何地装聋作哑。

7 月 5 日，宋庆龄怀着愤怒的心情率领诸青来、胡愈之等 12 人来到苏州， 要求法院对他们进行收押。宋庆龄义正词严地说道：“如果他们七位因为主张抗日救国而有罪入狱，那么我们十多人也应共同负责，一同坐牢；如爱国无罪，那么应同享自由，立即释放他们七位。”法院院长无言以对，只是再三说，因沈案有各种困难，法院方面未能迅速了结，作为遁词。宋庆龄等人明确表示，他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营救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同时也为了遵守纪律，争取爱国无罪。

经过一整天的对话，最后检察官解释说，不收押的原因是因为无确实证据，并被迫回答了宋庆龄等人提出的四个问题。

问：“救国会是否有罪？”

答：“救国会是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但救国会内有不良分子则属可能。”

问：“检察官对于我们请求侦查是否允许？” 答：“当然准备开始侦查。”

问：“我们提出证据，法院是否受理？” 答：“当然受理。”

问：“救国会其他成员，倘照我们办法向法院递状，是否能受到同样待遇？”

答：“只要在本院管辖范围之内，当然同样办理。”

中外报刊都以很大版面报道了宋庆龄等到苏州请求收押审讯的经过，使国民党当局十分狼狈。

宋庆龄在返沪后又发电报给蒋介石、林森（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冯玉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孙科（立法院院长）、居正（司法院院长）、于右任（检察院院长）、戴季陶（考试院院长）等，表明自己救国入狱的坚定决心。电报说：“庆龄等及全国救亡运动中人，断不敢坐视沈等瘐（yǔ）困而己身享自由。”

在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敢贸然对七君子判罪， 也不敢轻率地对七君子下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