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热血七君 名垂千古

“爱国反而遭罪，救亡几经罹（lí）难”。国民党反动政府之所以对七君子下此毒手，一方面是想借此压制全国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浪潮，另一方面是因为害怕七君子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

纵观七君子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胸膛里那七颗跳动着的爱国热心，他们血管里汩（gǔ）汩流淌着的沸腾热血，他们身上无所不在的傲骨豪气，将永载史册。他们的无畏和豪情永远鼓励着后人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奋勇前进。

七君子何许人也？除了在这次“爱国有罪”的事件中每个人所表现出的誓死爱国和无畏气慨外，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崇敬的思想和行动呢？我们相信，他们每个人的思想成熟和意志培养道路都是一部很好的人生教科书，能够引发我们思索，鞭策我们奋进。在此，我们试图描绘他们的概要轮廓，寻觅他们的粗略足迹。

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浙江嘉兴人。生长在“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自幼受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先后中秀才、举人、进士，曾留学日本，进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刻苦学习，希望早日学成回国。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 年 5 月加入中国同盟会，由资产阶级立宪派逐步转变为革命派，完成了他思想领域的一大进步，也体现了沈钧儒与时俱进的精神。“五·四”运动时，积极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认为家庭问题是一个“最紧要的根本问题”，“对于旧时家庭习惯及现时一般社会家庭的恶俗， 必须进行彻底改革”，他强调家庭不应该以家长为主体，而应以儿童为主体， 旨在唤起父母注意，从而把关于儿童的事，当作家庭第一件事。因为儿童是国家唯一的希望，影响国家和人类的未来，他主张社会、学校、家庭实行共同教育。1926 年北伐军攻克浙江后，沈钧儒参加国共合作的浙江临时政府， 任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他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亲密无间，思想进步，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遭国民党政府非法囚禁，后经多方营救获释。沈钧儒自 1907 年从事立宪救国运动起，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强盛，为了实现民主宪政，已奋斗了整整 20 年，他经历了种种艰难和曲折，遭受到一次次失败和打击，然而他没有绝望，而是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从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和力量，坚信人民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为了替国家培养宪政和法治人才，他决心暂时离开政治现实，做点扎实有益的工作，从事法律教育和律师工作。为此他出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坚持民主办校，关心学生成长，多方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并挂牌执行律师职务，以一贯主持正义、不畏强暴而享誉律师界。1933 年，沈钧儒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法律委员， 大力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力主团结同胞，奋起自救，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为己任。1935 年 12 月，与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一起，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 的号召，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动员文化界“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再也不能苟且偷安，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因此而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终遭逮捕，成为七君子之一。获释出狱后，继续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2 年，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民盟代表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积极推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 年 7 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即与民盟政协代表联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抗议。随后，又与民盟其他负责人一起发表声明，反对召开分裂、独裁的蒋记国民大会。1947 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发起疯狂进攻，对民盟也横加摧残。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沈钧儒仍坚持领导民盟，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权，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的新中国而斗争。1949 年 9 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1963 年 6 月 11 日，因病逝世。董必武在悼词中说“沈钧儒一生追求真理，要求进步，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经受锻炼和考验，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土，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朋友。沈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光明之路。他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周恩来称他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为民主主义奋斗到老”。

李公朴（1900—1946），江苏武进人。父母早亡，家境贫寒，13 岁便当

学徒，虽工作繁重，仍勤奋苦读，在青少年时代即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远大抱负。“五四”运动时，李公朴受爱国主义思想激励，发起组织爱国团，投入抵制日货的行列。1925 年，李公朴积极参加“五卅”运动，任上海学联工人科长，不久加入国民党，并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枪声，打破了他对国民党的美妙幻想，在亲眼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和进步群众的暴行后，李公朴愤然离开国民党。1928 年，他留学美国，回国后致力于民众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生活日报》、《申报》流通图书馆、量才业余补习学校、《读书生活》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等，在苦闷、彷徨中努力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九·一八”事变后，李公朴积极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和群众文艺教育工作，成为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并因此而于 1936 年陷于七人之狱。经过这次冤案，使他对国民党政府对外屈辱退让、对内残暴专横的丑恶面目和本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出狱后，他与沈钧儒等人一起在武汉创办《全民周刊》，号召大家“各尽所能， 巩固统一战线，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1938 年底，李公朴深感国民党当局难以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便毅然来到延安，提出组织抗战建国学团到敌后去从事抗日教育和动员群众工作的建议，并为共产党所采纳。于是，李公朴亲自率领“抗战教学团”，奔赴晋察冀等地区，举办短期艺术训练班，培养抗日宣传人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公朴转到昆明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斗争，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创办“北门书屋”，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启发和推动各方面人士关心民族存亡、关心国家安危。抗战胜利后，李公朴便明确指出：“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是我们当前的紧迫任务。”并深感“内战危机，迫在眉头，斗争形势，更为复杂”，提醒人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1946 年在“较场口血案”中，李公朴遭受重伤，当周恩来去看他时，他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我受点伤算得了什么。为了民主的胜利，为了中国的前途，只要能够团结起更多的人来，死又何足惜。”这是李公朴决心为革命而献身的豪迈誓言，也是他世界观根本转变的表现，他终于找到了寻找已久的救国之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1946 年 7 月 11 日，李公朴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临死前，他念念不忘的一句话仍然是“完全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就在天快大亮的时候，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和爱国知识分子， 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毛泽东、朱德在唁电中高度评价他“尽瘁救国事业和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高贵品质。

史良（1900—1985），法学家，字存初，江苏常州人，虽出身书香门第， 但家境贫困，自幼个性倔强泼辣，富于反抗精神。1919 年成为“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任常州学生会副会长，领导全市学校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1923 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学（后转学上海法科大学），读书刻苦用功，成绩名列前茅。她始终认为，一个人，特别是像她这样的女子，将来要在社会上站住脚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掌握丰富的知识， 才能达到。同时，她热切关心国家大事和周围发生的事情，具有强烈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意识，并且敢说敢闯，反应敏锐。自 1931 年从事律师职业起， 便抱定主持正义、尽全力营救爱国人士的宗旨，坚信“一个正直的人，是有高尚情操的，宁可冤屈而死，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同恶势力妥协”。她身体力行，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言人，为争取妇女地位的提高，实现男女平等，谋求妇女的解放而奔走呼号。“九·一八”事变后，史良便积极投入到反日爱

国运动中。她强调指出，国难当头，中国妇女最大的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治家；妇女要得到解放，首先要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从事律师工作不久，史良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被聘为律师，多次出庭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辩护，以她的天资聪颖和勤学苦练，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营救工作，如营救艾芜、熊瑾玎、邓中夏、任白戈等，在法律界享有极高声誉。1935 年华北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史良率先发起组织了上海第一个救国会组织，即妇女界救国会，她那悲愤、火热的爱国主义热情，从此熊熊燃烧而永无止境。由于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逮捕、关押、审讯，成为七君子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她主动投案，表现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在狱中，她坚持斗争，孤军奋战，始终与六君子保持言论和行动上的一致，并在狱中帮助其他“女犯”，受到社会各界的特殊赞誉。获释后她仍然继续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斗争，领导和促进妇女运动的发展。她历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中国妇女慰劳总会理事、民盟中央委员等职。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于 1941 年退出国民参政会，以明确表示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反内战、反独裁、争取民主的各项活动。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政务院法津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妇联副主席等，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女中豪杰，巾帼楷模，史良一生勤奋刻苦，勇于进取，自尊自强，她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邹韬奋（1895—1944），我国现代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杰出的民主战士。原名恩润，笔名韬奋，原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幼时虽然家境贫寒，但他生性认真好强，一贯勤学苦读。“五四”运动爆发后， 邹韬奋立即投身进去，参与编辑上海学生联合会出版的《学生联合会日刊》， 旨在“唤醒农工商各界，共做救国的事业；团结一致，来与旧势力抵抗”。1919 年进入圣约翰大学后，经济上的困窘使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苦学生涯， 从而磨练了他的意志，树立了认真负责的人生观。大学毕业后到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部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和《职业教育丛书》。1926 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笔，从而开始了他“全身心为之陶醉” 的新闻事业。他那种实事求是、为受苦大众服务、敢于主持正义的办刊作风， 使这份专谈职业教育的刊物声誉剧增，发行量从 2800 份猛增至 15.5 万份， 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界的发行纪录。“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不可遏止。邹韬奋是个满腔热血的人，对于国家的存亡，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撰文呼吁全国人民一致抗日，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逐渐地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转变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爱国者。1933 年邹韬奋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执行委员，他积极的抗日爱国行动和对国民党政策直言不讳的抨击使他成为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目标，于是他被迫带着复杂的心情流亡海外。通过在苏联和欧美的见闻和思索，邹韬奋在思想上有了巨大进步，曾提出入党要求，积极向共产党组织靠拢。1935 年，邹韬奋回到上海后，马上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创办《大众生活》和《生活日报》，力主抗日民族统一政策，怒斥妥协屈服的投降主义。邹韬奋坚持抗日救国的立场和言论，再次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忌恨。他们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使他就范，但他毅然表示：“不参加救

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 使国民党当局诱降不成，恼羞成怒，终下毒手，制造七君子冤案，将邹韬奋逮捕入狱。出狱后不久，邹韬奋就在上海、重庆、武汉等地主编《抗战》、

《全民抗战》等刊物，旗帜鲜明，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严厉揭露国民党对日妥协的阴谋和反民主的法西斯面目，成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1942 年底，邹韬奋辗转到达华中解放区，再次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要求，并不顾疾病折磨，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和毅力到各地考察、讲演，用实际行动表达他“死也要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决心。1944 年 7 月 24 日，邹韬奋病逝于上海。毛泽东亲题挽词：“热爱人民。”中共中央根据其遗嘱要求，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他那感人肺腑的忘我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沙千里（1901—1982），原籍江苏苏州，生于上海。因家境贫寒，故小学尚未读完便被送去当学徒，小小年纪就历尽辛酸，深知人民的疾苦和生活的艰辛。“五四”运动爆发时，风华正茂的沙千里积极参加，如饥似渴地汲取进步思想，宣传反帝爱国思想。1929 年，沙千里自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后， 成为一位能主持正义的律师。1930 年，沙千里积极参与组织进步团体——“蚂蚁社”，他们以蚂蚁自许，蚂蚁虽小，但能团结，能为共同的利益而战斗， 一只蚂蚁的力量小，但一群蚂蚁的力量就大了，号召大家学习蚂蚁的“团结” 精神，为“祖国独立、人民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与敌人作拚死斗争”。与此同时，沙千里努力做好自己的律师工作，在受理案件时秉公办理，特别是对一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尽力给予法律帮助，在律师界有很好声誉。“九·一八”事变后，沙千里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他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他利用自己创办的《生活知识》半月刊， 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成为当时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重要阵地，启发、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同时，他又参与组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 并撰文大声疾呼：“中国民族的危机，实在是太严重、太急迫了！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不论他的身分地位，不论他的思想信仰，不论他的党派宗教， 应该立刻起来发动神圣的民族战争。在民族抗战的最大目标下联合起来，结成强固的统一的民族阵线，向我们最大的共同死敌作战，争取我们的生存和独立！”这是全中国爱国志士的共同呼声，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但沙千里终因其热烈的救国行动和爱国言语，而陷于七君子冤案。出狱后的沙千里继续任职业界救国会协会常务理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沙千里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在七君子中是唯一的。从此，他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救国会的领导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粮食部部长等职，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沙千里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终生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信念，由改良主义者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最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章乃器（1897—1977），出生于浙江青田一破落乡绅家庭，自幼听家人讲述黄宗羲、顾炎武等抗清义士的事迹，在学堂里接触到各种新思潮和鼓吹民族革命、废除封建专制的书刊，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少年章乃器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对他的一生具有很大影响。“五四”爱国运动以及当时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给章乃器上了启蒙的一课， 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深深地激励着他，“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成为他终生

不渝的信条。章乃器从商校毕业后进入农工银行工作，显示出卓越的业务才能，然而他不愿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故愤而辞职。大革命失败后，章乃器独立创办了《新评论》月刊，撰文批评国民党的各项政策，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国民党当局对内严厉镇压对外屈服妥协的政策，使章乃器从对国民党的错觉中完全清醒过来，所以 1928 年以后，他改变了原先的温和态度，转而对国民党统治展开猛烈抨击，他越来越激烈的言论，终于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容忍，将《新评论》查禁。1932 年，章乃器领导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办理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信征所，任董事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信征事业的蓬勃发展。“九·一八”事变后，章乃器成为率先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主张的人士之一，力主“非攘外无以安内”，并团结有志之士，共同奋斗，创立救国会，因此而成为七君子之一。出狱后，章乃器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以科学的分析和预见，撰书阐述抗日必胜的观点， 起到了坚定抗日信念、鼓舞人心的作用。章乃器历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上川实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成为民族工业的代言人，以实际行动为团结抗日、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1945 年参与组建以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任常务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后，章乃器立即投身于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为“挽救国运、解决国事、奠定永久和平”而强烈呼吁。全面内战的爆发及国民党加紧对爱国民主运动的残暴镇压，使章乃器进一步向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靠拢。1948 年底，他来到解放区，倾全力从事人民政权的经济恢复工作，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历任粮食部部长、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章乃器一生刚正耿直，才华横溢，富有爱国理想和实干才能，始终怀着一颗赤热的爱国心，保持着“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

王造时（1902—1971），江西安福县人，自幼家境贫寒，一心向往读书， 学习极为努力刻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袁世凯的称帝苟安，给幼年的王造时心田深深地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他热切地向往正义、人道、公理、民主，痛恨卖国求荣的袁世凯，痛恨用《二十一条》妄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强盗。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王造时是著名的积极分子，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团”代表，曾经两次被捕，表现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强烈的爱国热忱。从此以后，经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后的他对反帝爱国运动无役不从，几十年如一日，并积极赞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和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1925 年，上海的“五卅惨案”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热潮，王造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积极投身进去，并在《京报》副刊主编《上海惨剧特刊》，撰文抒发自己的爱国信念，将爱国行动上升到爱国主义的理论高度去理解，他说，爱国主义的目的，“在于使各国人民了解他们本国的特有的光荣文化，使他们知道祖国的可爱，使他们知道祖国的可贵，使他们知道起来拥护祖国，使他们知道起来振兴祖国，使他们知道去抵抗强权，使他们知道去铲除内奸，使他们知道不去侵略弱小的国家， 使他们知道不去压迫弱小的民族，总而言之，使他们去爱自己的国家，不去害别人的国家。”这些言词，成了他爱国主义信念的基础。1925 年王造时在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经 4 年刻苦读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期间深受美国政治思想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必须独立和统一；独

立和统一的中国，必须是一个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应该保障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实行法治和司法独立，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1930 年，王造时学成回国，在光华大学任教，在讲课中，他极力宣扬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使王造时越来越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一位襟怀坦白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成长为著名的爱国志士。他不仅在课堂上宣传爱国主义， 撰文主张全国人民团结抗日，而且还走出课堂，与同仁共同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校教授抗日救国会，并任常务理事。他积极投入爱国抗日运动的洪流之中，并因此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直至逮捕入狱，成为七君子之一。出狱后又继续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他坚持抗战，坚持国内团结，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抗战胜利后，竭力主张和平、民主、统一， 坚决反对内战、独裁、分裂。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王造时的一生，不愧为爱国民主人士光辉的一生。他始终热爱祖国，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热切期望祖国繁荣富强，并在教育文化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他刻苦的学习态度、坚定的爱国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尊敬和缅怀。

七君子是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的缩影，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天下为己任。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他们便奋勇而起，为挽救国家民族而甘愿牺牲，义无反顾，至死不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的反映。七君子的经历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范围、思想状况、思维方式，虽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爱国之心。

由于近代中国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压迫，最需要的是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领导这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救国救民的历史任务，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七君子的思想发展脉络和行动轨迹表明，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切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在经过种种艰难曲折和追求探索之后，最终都走上了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或者成为共产主义者，或者成为共产党的盟友，他们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