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散文

散文传统的地域推移和文化变异

散文是香港文学的一个重要文体类别，民族文学传统的共性和地域殊性同样在这一文体类别交汇。

如前所述，香港地区属华夏文化的岭南文化。不仅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的现代文学传统也在香港得到延续和传播。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批第一流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许地山、夏衍、萧红、张爱玲等等，或先或后在这块中国人聚居的土地上居住过，从事写作或其他文学活动，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从50年代以后，一批由内地留居香港的作家，他们或者在三40年代的内地就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或文学根基教育在内地已经完成，但其文学事业有成则多半在香港。已在30年代出名的有叶灵凤、曹聚仁、徐讦，以及徐速、刘以鬯、丝韦等；香港本土作家如舒巷城等人，他们薪火承传，理所当然成了“五四”至30年代新文学传统的传播者、继承者，乃至在新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的开拓者。在六70年代从事写作的一批作家，无论是来自内地、欧美留学归来者，还是台湾来的“驿站过客”，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们的欧美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背景则是共同的。余光中，思果，董桥，梁锡华、黄国彬、陈耀南等人，与同时或稍晚于他们，且因文学生长点的不同，受西方后现代文化和文学濡染的梁秉钧、西西、钟晓阳等人，将作为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股独特支系的香港散文推进到了最终成熟的阶段。在七80年代，内地的、文革”浩劫结束后，国门打开，又一波内地作家到香港定居，他们则带着大陆五6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把握世界的方式加入到香港散文作家的队列之中，以曾敏之为代表的一批不同年龄的南下散文作家，同样是香港散文繁荣、斑斓、多元化构成的总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因此，从时间上次第登上香港文坛的作家队列的演变．我们即大体上可以将近半个世纪的香港散文，界限下甚分明地划分为奠基完成期和发展成熟期。

有评论家用诗意的语言描述成熟的香港散文的总体风貌，曰：“秋实累累，异彩纷呈”。翻译成理论术语，意指繁荣和多元。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共识了，但仍不免有些空泛，因为繁荣和多元，同样适用于描述别的系统和文类，因此，结合香港地方的地缘特征和资本主义工商社会对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制约，特别是它的商业性和开放性与散文发展的关系是最直接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地缘的政治文化因素，香港散文成为了今天既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变异又仍然是20世纪中国散文总体格局中的一部分，用散文文体在文化、文学中的功能性、结构性分析，就同样不失为面对特别驳杂的系统时的方法之一。

香港散文大体上由三个大小不等，成绩不一的板块构成。这就是：学者散文随笔、通俗专栏杂文、前卫探索型的散文。学者散文随笔，包括五60年代一批文化播种者，六70年代同样肩负着文化传播和垦殖的一批“文化过客”的散文作品，以及尔后以沙田为基地的“学院派”散文和非学院的学者散文。香港散文以学者散文成就最大，贡献最为卓著，他们出径入曲，含英咀华，融汇中西，薪火承传，可以说在地域空间和时间所许可的条件下，开创了散文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感性和知性相融合的一股新的生面。在他们最杰出的作品中，确如董桥所说的，达到了“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不过，香港学者散文，自然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因主要侧重了传播和普及民族文比，上承三40年代内地传统，难以贴近香港本土的现实生活；而另一方面看，由于散文与新闻写作的快速制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又不免粗疏，这个在后来非常突出的弊端，其实由来已久。作为香港散文重要成就和富有香港特色的学者散文，其“乡愁的理念”(董桥浯)不像台湾那样有一个层次分明的深广发展的过程，“生民疮痍，笔底波澜”又难以与大陆内地的散文作家相比拟，即或其思想意境的深邃和广阔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和不足，但其气度的雍容、雅洁、精致，乃至低调沉潜，谐而不谑，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散文发展的背景上就显得是绚丽醒目的一支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老一辈的文化传播者们，他们要在这一块大体上荒瘠的土地垦殖，首先要在商业社会中立下脚跟，生存奔忙十分辛苦，有的甚至穷愁一生，赍志而殁，为中国文化事业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70年代又一波南下作家，虽然难以与学贯中西、艺术素养极高的老一辈作家相颉颃，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像老一辈到香港的作家一样，对中国文化、文学事业矢志不移，初到香港，几乎无不在白天干重活，晚上回到蜗居窄小的空间伏案写作。他们那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现实主义精神，是香港散文整体格局刚健的一部分。

框框杂文(专栏)在量的生产方面是香港散文的大宗，据阿浓对1990年11月17日报纸的统计，他发现“各报的专栏一般在三十个左右，而总数约五百个”，“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计算，全年在报章发表的散文篇数，高达十八万个，每篇平均五百字的话，全年的字数是九千万”。量的生产，由此可见一般。而香港专栏的文化兴致，也斯从信息传播学的角度，将之界定为：“公众空间中的个人论说。”他说：“专栏作者就像一个朋友或同事，是每日接触，有共同话题的，谈得来就谈下去，谈不拢就不谈算了。专栏就像‘闲话家常’、‘倾偈’、‘天南地北’、‘信口而谈’，是‘日记’、‘手记’、或是‘私记’。”这是一种”特别的沟通方式”，“说的话不会特别令人吃惊，但也没有什么足以令人深思的地方”，作家“会自觉地把响亮的声线降低，把高蹈的姿态缓和，还是齐白石画上的题字所说‘不欲教人仰首看’”。也斯又说：“散文感性的一面，常常在专栏中发挥到极端”，而“这种世俗亲切的特色，已渗透到香港散文中，成为香港散文与台湾大陆两地散文不同的主要特色”。

香港框框杂文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产物，是特定地缘、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悖论”处境下的产物。黎海华在《城市节奏与香港散文)一文中说：“殖民政府的管治，资本主义的城市建设，加速了她现代化的步伐，使她亦无可避免地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和熏陶。香港人在种种历练和变革中，大抵锻炼了一份强烈的求生意识，‘生存’是首要之务。”“香港对各方的文化和艺术，包容性极大，也因此在艺术的观照上、文化的触觉上，对作家制造有利的条件，但她的经济体制、政治气候、社会结构，亦有局限性。她的局限，可能也是挑战之处。”对于香港作家和香港文学来说，中国和外国，古代和现代、物质和精神，客观和主观，整体和局部，人性和异化，审美和实用，长远和目前，……这诸如此类的矛盾纠葛，一件事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的缠绕牵连，往往不是走向冲突对抗，而是在怀抱着希望和信念的前提下，在低调处理的过程中走向融汇。也斯说：“若城市变得非人化，我们总是希望书本可以令人变得人性化。”(《书和城市》序)黎海华在分析香港散文对城市价值取向时说：“抗拒有之，接纳有之，亦有处于二者之间者，有疑虑、有反省，有刺痛、也有感激，有热爱、亦有批判。表达方式，重知性有之，重感性有之，或二者兼具。平铺直叙有之，委婉表达有之。如何阅读这个城市，观看这个城市，又与个人成长的背景、际遇、个性、理念、文化嗅觉息息相关。”

香港是一个没有民主、只有自由的社会，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边缘”而又“追赶世界大潮”，导致文化个性的斑驳和多元，但仍然是中国式的斑驳和多元。香港散文不折不扣是一个现代都市的繁杂的市声，她的多声部，她的世俗化、生活化、亲切感、当下感，同样地影响和渗透到散文的文体变革，大体是与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在香港的传播和萌生是同步的。刘以鬯是我国最早成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若干作品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不妨将他视为将意识流同时引进散文文体变革中的第一人。那么，以也斯、西西等人为代表的散文创作，大体上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相互呼应的。如也斯自己所说的，“以比较低调的姿态出现”，“却是细微沉潜的”，“我没有故乡的回忆，只想看清楚眼前的事物。我生活其中的城市当时正在逐渐变化，这现代的生活，该用怎样的方法去透视去说出来呢？我只好绕过艳丽的碎藻，寻找定见以外的看法。”“我喜欢城市的现代生活”，“我只好不理会别人习惯的说法，好好看清这个世界，由零开始去重组文字”。因此，以也斯为代表的香港后现代散文创作，不论如何地感到人被物化，为了更真切地传达现代人的那种孤寂，企图以不偏不倚、漠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所谓“情感的零度介入”，其实只是一种姿态，因为他始终笃信“书本可以令人变得人性化”。而正是这种低调和对温馨的渴望，使他终究有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原装货。散文在时间的场合中流淌，散文传统也是一条流动的长河；河流流过时间和空间，河床可能会变窄或加宽，迷人的风景线会有所不同，但长河的名字不会改变，长河生生不息。

叶灵凤和曹聚仁的散文创作

散文作为文化载体，能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个性特色；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母体，标识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文学水准潮涨潮落的风景线。在提到香港“文化播种者”的散文业绩时，首先应该提及叶灵风和曹聚仁两位。这不仅因为他们两位把“五四”新文学和30年代现代散文传统直接带进了香港，而且，他们后半生乃至一生中最主要的文学业绩是在香港完成的，为尔后香港散文的发展奠放了一块坚实的基石，他们本人的散文成就同时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散文发展上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

叶灵凤(1904—1975)，江苏省南京人，著名的作家、画家兼藏书家。幼年在江西九江上小学，少年在江苏镇江上中学，青年在上海上美专。他干1925年参加创造社，参与出版部的工作，任《洪水》半月刊的编辑；1926年与潘汉年合编《幻洲》半月刊；1928年主编《现代小说》和《戈壁》；1934年，与穆时英合办《文艺画报》。抗战爆发，他南下广州，参加《救亡日报》编辑部工作。自1939年广州沦陷，叶灵凤抵达香港后，包括日军占领的三年多时间内，直至1975年逝世，就一直在香港定居。他在港先后主编《立报》副刊《言林》，《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华侨日报》周刊《文艺》等，以编《星座》的时间最长。

30年代的叶灵凤是个唯美主义者和新浪漫主义者，同时，与施蛰存、穆时英等一起，是“新感觉派”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著有《女娲氏之遗孽》、《菊子夫人》、《鸠绿媚》等短篇小说集和《时代姑娘》、《穷愁自传》等数部长篇。散文小品有《白叶杂记》、《叶灵凤小品集》等。早年的叶灵凤笃信艺术与道德无关，称自己的作品为“象牙之塔里的浪漫的文字”，他挚爱毕亚菲莱和日本路谷虹儿的画，同时受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和普罗斯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他的作品有抨击和破坏旧礼教、旧道德的一面，又不同程度存在性欲挑逗的颓废倾向。他曾参加创造社，后来加入“左联”，与从事地下党革命活动的潘汉年为挚友，又与鲁迅数度打笔墨官司。但这种社会政治倾向的不稳定性，并没有说明他不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更无从抹煞他到香港后在文学和文化工作中的巨大贡献。而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他协助过国民党的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和共产党人多有所合作，1949年以后，则一直站在爱国的立场上。

叶灵凤的文学成就以他后半生在香港定居后最为卓著。其中他的随笔小品自创一格，数量也最多，计有《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霜红室随笔》，《晚晴杂记》、《香港书录》、《书鱼闲话》、《香港方物志》、《香江旧事》、《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能不忆江南》等十数种。北京三联书店于1988年编辑出版了他的《读书随笔》，共三册，近70万字。若按题材类别划分，叶灵凤的随笔小品，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类型：其一，是他关于故乡南京的民俗风情的抒情小品文，以《能不忆江南》为代表，这类作品凝结着作家对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追忆，是作家所有散文小品中写得最为玲珑剔透的部分；其二，是作家有关其文学生涯的回忆，以《晚晴杂忆》为代表，及晚年所写而不及终篇的《回忆的花束》等。这一类作品记述了作家与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家的交谊，如郁达夫、胡适、郑振铎、郑伯奇、戴望舒、萧红、倪贻德等等，它们的史料价值是无可置疑的；其三，是关于香港文史、方物、志书的学术性研究和知识性小品；其四，作为外国文学的翻译家、艺术家和藏书家的叶灵凤，他袭用随笔小品的形式，撰写了大量有关外国文学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书话，文坛掌故、轶事，集知识性和艺术欣赏于一炉。叶灵凤读书之广，文友中是颇负盛名的，刘以鬯先生在《记叶灵凤》的回忆文章中说：”曹聚仁曾经对我说过：‘朋友中，书读得最多的，是叶灵凤。’”叶灵凤的读书笔记，文学艺术视野之广，是可以与本世纪最有学问的大作家们比肩的。从古希腊罗马文学直至当代的意识流小说名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名著，当然还有他特别偏爱的作家、艺术家，如王尔德、纪德。毕亚菲莱等等。也不仅是外国文学，他目光所及，也涉及到中外作家的比较影响研究，翻译史话，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版本流传及译介到国外的情形。叶灵凤的一生，其实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为书籍的一生”，他对与藏书有关的一切，细至装帧、纸张、版式、藏书票艺术，均是位行家里手。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是极富个性又包罗许多不同知识门类的书话，它不同于如唐的《晦庵书话》那样主要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专门的一个学科，也不同于西谛藏书、周作人的读书随笔等，有着更为广博、更有思想深度和学术价值的深邃领域。叶灵凤更忠实于自己的偏爱和兴趣，更侧重于知识性的普及，或是理趣和情趣盎然的轶事、趣闻，它们有助于提高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扩大文化艺术视野，是严肃的文学史、艺术史以外必不可少的辅助性读物。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上承中国古典文学明清时代的笔记，他肯定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前辈作家周作人、同辈作家唐的影响或相互影响，然而，他的读书笔记，仍然是独树一帜的。他曾在《文艺随笔》的后记中说过：“我一向认为要写这一类随笔，将自己读过的觉得喜欢的书介绍出来，是应该将这本书的作者，他的生平和一点有趣的小故事融合着这本书自身来一起谈谈的。有时，一本书在这世间的遭遇，会与这本书的内容同样地有趣。这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因此，叶氏虽不以耙梳文学史、艺术史的规律性及理论剖析的深度见长，而是以资料、趣闻和艺术鉴赏力的独到吸引读者。叶灵凤所做的是文学艺术知识的普及性工作，从这个角度讲，近似房龙、法布耳以及对他来说更为亲切的《塞尔彭自然史》一书的作者淮德。但他又对著作的体系和构架不感兴趣，他看似零敲碎打，又包罗万象；他貌似重在兴趣，却又意在丰盈和滋润人的精神世界；他行文质朴平实，也很少阐述自己的观点，似乎是信手拈来，随意点染，但字里行间，笔端又流露着这位文学工作者对文化和书籍的浓烈馥郁的一片深情。叶灵凤的三巨册《读书随笔》，活脱脱塑造了一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坐拥书城、面有德色的书痴形象。

叶灵凤作为爱国主义的文化学者，他研究香港志史，方物、传说，开始于40年代，他搜集和披阅之广，囊括中外典籍，直至学者、传教士及劫掠者回国后回忆录中的亲历或目击实录。他引以自豪并在临终前郑重嘱托家人的一件后事，是他拥有一部完整的海内孤本清嘉庆版《新安县志》，在他身后赠交国家。港英官方和一些外国机构愿以高价收购他至爱的这部稀世珍本，他均不为所动。他从坊间购得这部书，正是他研究和搜集香港文史资料驱动下的一个收获。叶灵凤对香港文史方物的研究记录是多方面的，并不能仅仅用兴趣爱好来解释，他意欲唤起包括香港人在内的所有国人对香港的热爱，热爱这一方热土与不忘国耻是全然一致的。《香港方物志》，林林总总，记叙和描绘了天华物宝的香港的草木、虫鱼、鸟兽，及年节风俗的由来，他在该书的前记中说：“我将当地的鸟兽虫鱼和若干掌故风俗，运用着自己的一点贫弱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民俗学知识，将它与祖国方面和这有关的种种配合起来。这里面有科学也有传说，用散文随笔的形式写成。”《香港书录》则是一部开香港书志学先河之作，与一般的目录学著作的不同之处是除了对所记录书籍的资料作出判断之外，对书作者、出版地的背景一并作了生动的描绘，是一部研究香港近百年历史的入门书。《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属研究香港鸦片战争以前历史的一个分支。作家以大量史实还其一位江洋大盗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张保仔拥有上十艘武装船只、二百余人众，横行香港海面达数十年，最后被清廷招安，官至三品，从而订正了以讹传讹的传说的谬误，全书十余万字。这是叶灵凤写得最有气势和充满历史激情的一部著作。但又不同于学术性极强的历史传记，也不同于加油添醋的“文化演义”。叶灵凤将历史科学的严肃性、科学性、实证性，与文艺作品的可读性、趣味性相当和谐地统一了起来。《鸦片战争与江南文物的劫难》一文，则更是一曲响彻爱国宅义强音的对侵略者的控诉书和檄文。叶灵凤作为一位毕生从事艺术史、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世界版画史》只写了五章十万字，生前只发表了极小一部分，成了一部未完的著作；为黄河、长江、珠江和长城立传的《三江记》，《长城传》，更空留一个宿愿于人世间，可以说他是为中国文化事业，辛勤耕耘了一生，而又赍志以殁的。

倘从纯艺术的角度考察，叶灵凤的散文小品，也属于20世纪中国散文小品史上独树一帜的一家，他在这块方寸田芜上的耕耘也有颇多堪称道之处。《能不忆江南》是他抒情小品的代表作。在这本集子中寄寓了他的爱国情怀，镌刻着他铭心蚀骨的生命体验。《南京的马车》、《能不忆江南》、《烟花三月下扬州》、《吃蟹的馀兴》，和收入其他集子中的《大厦的居住情趣》、《英雄木棉树》、《蓝鹊——香港最美丽的野鸟》、《我的书斋生活》等等篇章，一个十分令人醒目的共同艺术特色，是他将散文小品的随意性和情绪、意趣的一贯性，两相结合得非常和谐，叶灵凤的笔触看似冲淡、简古、严和，而其实他“敢将春温遣笔端”，明净如秋野似的寥廓，但不萧森。读他的抒情小品，那种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是一种与宋人婉约派的词和明清性灵派小品相衔接的诗的意境之美，他写扬州的瘦西湖：“芦苇丛柳”、“草木明瑟”；写“竹床跣足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的平山堂；更及“湖上的乞丐，在岸边追着船上的游客要钱，……用一个白布兜，仿佛生物学家捉蝴蝶所用的那样，从岸边一直伸到你的船边，口中还随意朗诵着千家诗里的绝句”。一个城市破落了，但破落得一点也不俗气。他写《江南柳》：“初春的新柳，春雨中的烟，春风中的柳浪，夏天的柳荫，还有秋天的疏柳”，说“柳树不适宜于金碧辉煌的宫廷景色，也不适宜过分热闹整齐的环境，它是特别同空旷萧疏的景物调和的。……玄武湖公园的堤柳，长丝拂面，仍是以不负‘白门杨柳好藏鸦’的盛名”。这一些在他笔下渗透着时代人文景观和他个人审美情趣的大自然景色，在艺术处理上，颇能“在概括之中又能照顾到细处”。这一艺术信条是他赞扬老友倪贻德晚年油画作品的评语，其实恰恰道出了他自己的一种艺术追求，于“粗枝大叶”中见工力，长现“晴光柔和的秋天，一点也没有暮气”。晚年的叶灵凤已不同于早年间十里洋场上的“惨绿少年”了。相反，他对现代城市剥夺了人与土地与自然的关系痛彻肺腑，他的《大厦的居住情趣》等篇章，是香港作家中最早道出了现代都市人生存困境的华章。叶灵凤写道：

首先，人是在地面上生活的生物，人与土地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旦远离了土地，日常都生活在半空中，可能几天都脚不沾土。日子久了，精神上一定会感到一种无名的不安和寂寞。

其次，住在高楼上，一个人会失去“家”的感觉，仿佛整日是在旅行期中，住在旅店里一样。那一道门，已经不像“大门”，完全只是一道房门。一个人家连大门也没有，那还像一个什么家呢？

再有，“街坊”和“邻家”的意义都要丧失了。住在A1804的人，对于住A1805的人，至多只能说住在邻房或对面房间里的人，不能再用“隔壁”或“街对面”那些名词了。同时，自己的门外已经消失了“街道”，也不会再有叫卖的小贩和往来的行人。你打开门来，所见到的可能只是不曾收拾的垃圾桶，以及一阵混浊的空气。

叶灵凤去世于1975年，他所写的这个现代高科技社会人与人隔膜的主题，要再过七八年以后的80年代才成为香港作家们一个普通的主题。叶灵凤是当之无愧的香港文学中的“文化播种者”，他还是一位得现代文学风气之先的先行者。

曹聚仁(1900—1972)，浙江省金华市人，祖籍浦江县，其父曹梦岐先生是位受维新变法影响、思想开朗的乡村教育家。他自幼受家学渊源和地域学术文化的熏陶，曾先后就读于名师荟萃的金华一中，杭州一师。在杭州一师就读期间，是当时学生自治会的活跃分子。1922年到上海，听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后来出版的章氏《国学概论》，即是根据他的课堂笔记整理，时年22岁。此后他曾先后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教授。他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说，1932年，“我才开始写作，主编了以乌鸦为商标的《涛声》周刊和后来的《芒种》半月刊。也开始替《申报·自由谈》、《申报周刊》和《立报·言林》长期作稿”。抗日战争期间任随军记者，辗转于东南沿海各地。曹聚仁是我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教授、记者，是一位全面的“文化人”，他很早便跟政治人物有交往，国共两党内显要人物中有他的朋友，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作家，或师生、或同学，十居其九他都认识。曹聚仁于1950年到香港，专门从事写作，曾主编《学生时代》杂志，与徐讠于、李辉英合办《热风》半月刊，创办过创垦出版社。到香港定居后，他曾几度回大陆内地采访，写成许多著作，向香港和海外读者介绍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曹聚仁于1972年病逝澳门，晚年赖接受学生的馈赠维持生计，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余生的。

曹聚仁一生著述颇丰，涉及的门类繁多，从纯学术著作到小说、散文和杂文的创作，从新闻采访，报告文学到人物传记，从文学评论到文坛回忆录到自传，林林总总，达七十余部之多，近四千万字。其中曾经引起过广泛影响或具有恒久价值的著作，计有报告文学集《大江南线》（战地通讯集)、《采访外记》、《采访二记》、《北行小记》、《北行二记》、《北行三记》、《采访新记》等，小说《酒店》、《秦淮感旧录》，文学评论、随笔、回忆录《文坛五十年》、《文坛三忆》、《书林新语》、《到新文艺之路》、《万里记行》，传记和评传有《蒋百里评传》，《鲁迅年谱》、《鲁迅评传》，散文集《鱼龙集》、《浮过了生命海》，自传《我和我的世界》。学术思想随笔《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出版的《曹聚仁杂文选》等等。

从广义散文的角度来看待曹聚仁的上述著述，我们可从他的五部著作分四个方面来概述他的贡献。曹聚仁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起步之作是笔录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概论》，他最初主编的刊物，系鲁迅杂文影响下的杂文期刊。作为一名杂文家，他在30年代文坛上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这里只谈他到香港后的广义散文创作。首先，是他为学界所公认的晚年乃至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一部著作，即《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学术随笔、思想随笔，原是我们民族散文中的一个传统，西方现代散文奠基于启蒙运动时期，广义的散文理应把学术随笔，思想随笔这一类以知识性见长的散文囊括进来。从这个角度看曹聚仁的这部著作，在香港的散文发展中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曹氏的这部著作，最初以《听涛室随笔》为题，在《晶报》上开专栏连载(1970年1月2日至9月15日)。它是一部以随笔的形式梳理和简介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的书，作家写作的动机和欲达启蒙之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问题，大都是专家之学。我要把他们的研究的成果向大家转说一遍。”“我的宏领”，是“反对读经”，“撕破了传统的纸糊的帽子，让大家看清楚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一面批判那批腐儒的固陋，一面灌输青年以新知”，“在现代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之下，把前代的学术思想从新解说过”。作家自诩“这是一种‘有所见’的书，不仅是‘有所知’的书”。曹氏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可由国学研究界去讨论，仅从散文负载文化学术思想内涵的容量看，就足可称道。曹氏说：“每个生者的脑髓，代表着无数的死者所构成的总和；每个人的性格有着无数死者的好经验和坏经验的不十分均衡的总和。说得具体一点，我们的冲动和感情，及由感情而发展的高尚能力，是由死者所形成，由死者传给我们的，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里面，贮藏着一个民族的全生活的，就是那在几百万年的过去，或许甚至是在几百万年灭亡了的世界，所感受的感情之总数。”于此可见，这部普及性的书，是以人为本的，作家在讲述学术流变中，不避自己的好恶乃至偏颇，时时插入亲历和充满感性华彩的段落，也时时插入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论的段落；是部教人如何在传统的学术文化中泅泳，“以古为敌”，“以古为友”，“以古为徒”，如何吸取滋养，扬弃糟粕，又面向新时代曙光的书。

1955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文坛五十年》正、续集，也是一部广义的散文集，全书收回忆文章55篇。由于曹聚仁亲身经历过许多文坛大事件，以过来人的身份，他的回忆本身就具有文学史的性质，因此，不妨说，这是一部回忆录式的现代文学史，“掌故式”的现代文学史话。作家说，他“只是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坛一角上作一孤立的看客而已”(《文坛五十年》前辞)。也恰恰因为“看客”的身份，一方面能与当事人租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被卷入是非之争以外的漩涡中去，能做到较为客观和公正；另一方面，以史德、史识和客观标准为自我期许，却又并不排斥作家个人强烈的情感色彩。这也可以说是曹氏许多著作的一个共同特色，《文坛五十年》是一部独具魅力的新文学史，它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它更为某些作家，如胡适、周作人、吴稚晖、钱钟书等，因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偏差曾经被批判、被冷落者说了公道话。从而，它所具有的价值，既是史料的、价值层面的，又是价值方法论层面的。

与散文文体最为接近的，是他的一部只写了十之三四、未竟全功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和《万里行记》。两部书的相同之处，是都写得非常大器，充满激情，视野寥廓。前者以时间为经，记述了自己的家族、地域文化背景、家庭出身、师友，及相关的人和事，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并非仅仅是写自己的自传(作为一位史学家．他对传记文学及其理论的最新进展都是下过功夫研究的，从他对法国传记文学名家莫洛亚、日本作家小泉八云等人的熟知，即可见其一斑)。在曹聚仁的书里，个人的立身行谊和时代民族社会的整体风貌是不分彼此的，几乎同被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万里记行》是一部抗战时期的回忆录，是作者任战地记者时期所见所闻的回忆和反思。作者足迹遍及各地，当时的所见和所闻，以及日后的旧地重游和当下的追忆，常常交错并列地去写。因此，无论是对日本侵略军暴行的控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对各地风俗、历史的描绘，还是对众多大人物、小人物的生动刻画，都能看出作家本人豪情如虹，笔触非同凡响。而一个尤为可贵的特色，是作家对自我角色定位的诚实和准确。曹聚仁曾数次援引罗曼·罗兰在《弥盖朗琪罗传》一书扉页上的题辞，他把这段话作为自己人格面影的一面镜子和一个参照。题辞说：“他是孤独者，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却不被人爱；他在周围造成一片空虚。这还不算什么，最坏的是并非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也孤独了。他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了自己。解释他一生的悲剧，只是缺乏意志和秉性怯懦。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也都是优柔寡断的。”他又自我解剖说：“我呢，只有在政治染缸的边沿上站着，一直不肯跳下去，以静观自得为乐。”(《我与我的世界》)他十分欣赏他在杭一师时的国文老师刘大白的赠诗：“云心每妒天无垢，风力常教水不平，寄身是非功罪外，英雄毕竟误苍生”，“慷慨黄衫豪士气，殷勤红拂嫩人心”，“赢得阑珊两行泪，世无青眼孰知音”。

散文是散文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体现。叶灵凤和曹聚仁的文化人格极不相同，他们两人都有各自不同方面的卓越贡献及不足。他们两人的不可重复性，并不能抹煞他们对香港散文发展的影响。

徐讦、徐速等的散文创作

徐讦(1908—1980)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最大量读者的一位全才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戏剧、评论等，共计2000万字。他的成名作《鬼恋》于1939年正式出版，40年代发表的《风萧萧》又引起轰动。1943年徐讠于的著作名列大后方畅销书的榜首，这一年又被称为“徐讠于年”。

徐讠于的散文数量颇为丰富。在大陆出版的散文集有《春韭集》，《晦外的情调》、《海外的鳞爪》、《西流集》、《蛇衣集》；来港后的散文集有《传杯集》、《传薪集》、《场边文学》、《街边文学》、《门边文学》等。他的散文不以抒情为主，而是继承了由林语堂等人开创的幽默小品文的路数，表现了洞察世态人情的达观、幽默，其深刻的文化个性，在香港散文界独树一帜。他鼓吹幽默散文，与其说是出于艺术风格上的追求，不如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结果。他在《谈幽默》一文中说：

欧阳修的许多美妙的小词是多么自卑地自己将它看轻，以为文章一不载道就是下流了。幽默文章，在中国的过去，要在偏僻无名的地方去找，根本就是这种压抑而成的叉态。而因为这种变态缘故，幽默对于中国的社会毫无影响，于是社会就只为尘土所封，连呼吸都感到沉重，世界越来越狭，脑筋与眼光也都陷干极小的洞里打旋转，聪慧的境界再也不会降临。

他的幽默小品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智性和感性构成了两极张力，就仿佛是骨骼和血脉的关系一样，紧密结合成他的文章的有机体。在《论烟》一文中，他首先描写了烟的可爱：“天下没有第二样东西有烟一样的美，我敢干脆地这样说。她的多变化，多曲线，以及静时的静，动时的动，表示温柔时的温柔，表示坚强时的坚强，……没有一样东西可同它相比。”随后，徐讠于主张应把吸烟当成一次艺术创作，表达了作者的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的观点。整个文章有着智慧的犀利和幽默，又有着感性的完满和丰富。为林语堂、梁实秋等的小品文加入了细腻的、诗意的、温情的新品格。

徐讠于十分关注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平民化的倾向。许多作品对弱者寄予同情，对消极的民族心理进行了鞭挞。《谈美丽病》中，他提出修饰和健美运动的前提是不能损害健康，呼吁“自然的美”。《妻的花钱》一文以慷慨大方的妻子为对照，刻画了香港社会一些对金钱斤斤计较，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形象。文章融入了小说的笔法，在略带夸张的情节描述中完成了全篇，在轻松流畅的笔墨中暗含着强烈的嘲讽。在《小说的浓度和密度》一文中，徐讦批评台湾小说家的通病是为赚取稿费而不惜损害艺术自身，无限地将篇幅拖长，就像牛奶里搀了太多的水分。徐讠于认识到这是现实社会的稿费制度酿成的恶果。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在文章结尾，徐讠于自嘲说：“在这个几块钱一千字的稿费待遇的时代，每天在豆腐格子中填写几百字去发表的制度下我对小说的要求不正是要他们饿肚子么？”

徐讠于晚期的散文向着更加玄妙的哲学境地发展，多少带有宿命论倾向。《魔鬼的神话》是有代表性的作品。由于徐讠于是学哲学出身，所以他的散文能超越它所描写的琐碎的日常事物，上升到哲理高度，在平淡中见波澜，在幽默中寓讽刺，亦庄亦谐，才气横溢。徐讠于散文的“论语”风幽默，虽不能说直接开创了香港散文的幽默风格，但他和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散文路数被后来的香港作家们所发扬光大了。徐讠于作为30年代的文学传统的传播者的功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徐讠于是一位通俗文学的创作者，产量高，精品不多的弊病，同样反映在他的散文创作之中。而且徐讠于式的幽默，也并非都像《我的照相》一类极尽错位之能事，篇篇都属于高稚幽默的一路。徐讠于在散文集《海外的鳞爪》的“献辞”中说：“那红花绿叶化作了泥尘／但坟墓里终长留着青春的痕迹／它在黄土里会放射生的气息。”这大概是这位勤奋而正直的作家对自己劳动的自信和对文学的信念吧。

徐讦自始至终是个热忱的爱国者。他的生活历尽坎坷，思想复杂矛盾，理想和现实时时严重脱节，但是在香港30年，热爱祖国的心并没有丝毫改变，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给在大陆的作协工作的朋友写了一首长诗，表达了对自己的反思：

你们不坊说我是荒谬的知识分子／总是下想讨人欢喜／但请不要说我是反革命／或者说是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我只是一颗怀疑的头脑／同一颗真正爱国的痴心。

徐速(1924—1981)是香港重要的小说家。1950年抵达香港后，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长篇小说：《星星·月亮·太阳》、《樱子姑娘》、《苦恋》，中篇小说《杀妻记》以及短篇小说《十戒》等。1965年至1978年抱病创办《当代文艺》杂志，鼓吹评介香港文学，扶掖青年作者，报道大陆、台湾文坛讯息，对发展香港文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徐速出版的散文集有《一得集》、《心窗集》、《衔杯集》、《百感集》等。散文创作不是徐速刻意为之的一种文体，他只是把散文当作记录自己心路历程的载体。对社会的看法、对生命的感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成为他散文的主要题材。他的散文风格有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色彩，注重意象和心绪的关联，注重抒情，文字轻灵活泼，富有感染力。《雨》即是名篇。这篇文章依靠雨的意象营造了一个静谧的、特别适于遐想的、有些懒散的生存空间。它写出了精神疲惫的现代人的一种重返自然的精神需求。“雨，给这世界带来了宁静、萧瑟，但却给你的家庭带来了欢欣、温暖。雨，将丈夫送到妻子的身边，将子女送到父母的身边；家，不再是平时那样——只是吃饭、睡觉的‘公寓’。”人的精神压力似乎在雨水的滴答声中得到缓解，生命浸润了甘甜的雨露。

《闲话从商》是文人下海非常复杂的心情的表露：既有对商人的赞赏，也有对他们的鄙夷；既有文人经商的无奈，也有奋斗的激情。文章以心酸的笔墨叙述了一个在香港靠卖字为生的文人的境况：

算来卖稿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与跑单帮的小贩差不多。除了先摸清行情，还要懂得买主的心理；要写什么就来什么，天文地理，龙蛇犬马，你必须具有博士专家的才能，大如时事分析，小如考证孙悟空的性别。而且，你的笔锋还要具有梁启超式的感晴，写时事论文要有跟人打赌杀头断臂的勇气，写苍蝇蚊虫，最好装出是昆虫学家。至于逢年过节的特刊文字，更要提早准备好，因此你必须成立一个小型资料室；还有，你要多用几个笔名，最好篇篇不同，免得编辑先生受人物议。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给自己立了座右铭：

只有一点我比一般的商人聪明，我是永不会为赚钱出卖灵魂、人格、良心，因为这笔账我比任何商人都精明多了。

《从〈金阁寺〉看三岛由纪夫》是篇非常出色的艺术随笔。它从日本作家的美学理想和美学传统中探求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之谜。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出人意料地以幻象的方式“虚构”了三岛由纪夫自杀时的心情和动作：

现在，他不去判断刀刃的锋利程厦，应该考虑的是使刀的臂力，他记住要刺得深，划得快……蓦然间，他仿佛觉得正在参加古代武士的行列，表演生命最崇高的价值，他被排在第一个，又像是最后一个。

“唔——嘿！”他要借助这声音来帮助臂力。

不算很疼，也许是麻木了。

“向右扣！宽四寸！”他冷酷的意志决绝地命令自己的手。

平时，他只用一双手写文章，观在是用双手合力来完成这最后的作品。

在徐速笔下，三岛由纪夫的剖腹自杀，成了作家对美的迷恋和忠诚，又是或多或少包含着徐速不便明言的批判在内的“壮举”。徐速将谜底交给了读者去见仁见智。应该说，这也是十分高明的艺术手法。

徐速的散文包括他的整个创作都展现了东方的哲学思想，与我国30年代文学的传统精神和表现手法一致，因此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易君左(1899—1972)，原名易学钺，字敬斋。湖南省汉寿县人。少年时代就读于湖南明德学校，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去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曾任国民革命军军部党代表，及军部政治部主任，《国民日报》社社长。抗战结束后，回上海任《和平日报》社副社长兼副主编。1949年到台湾，后又到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继而在香港浸会学院任教，1968年回台湾定居。

易君左年轻的时候就以诗文见长，诗歌及小说集《西子湖边》名噪一时。散文集有《君左散文选》、《海角天涯十八年》、《易君左游记精选》、《西北壮游》、《看中华美丽山川》、《烽火夕阳红》，《胜利与还都》等。

易君左是一个有激情的诗人，他一生酷爱游历，到过的名胜古迹甚多，每到一处必会留下大量的诗文。他的成就最高的是游记散文。他的散文不堆砌史料，也少旁征博引，而是描述与抒情相结合。在内容上，他的散文多能“发内心之蕴蓄，写世事之沧桑，扬祖国之风光，启青年之怀抱”。在艺术上情感挚热，想象丰富，有一股磅礴干云的豪气。有人称他为现代的陆游。《峨嵋三奇景》、《敦煌心影》、《斜阳荒漠吊长城》是他的名篇。他的游记散文总是诗文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

司马长风(1920—1983)是当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史家、学者。本名胡灵雨，又名胡欣平、胡越等、原籍东北沈阳。鉴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字子长，不畏权势，体现了时代良心。司马长风希望自己能有司马子长的余风，才起了这个笔名。1949年来港，曾任职于友联出版社、《明报月刊》。又曾在浸会学院、树仁书院任教。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有《北国的春天》、《段老师的眼泪》、《心影集》、《乡愁集》、《捋胡须的人们》、《唯情论者的独语》、《濡沫集》、《旧梦新痕》、《大观集》、《吉卜赛的乡愁》、《绿窗随笔》、《长歌集》、《司马长风散文选》，还出版了长篇小说《骊歌》、《海茫茫》、《花弄影》等。司马长风主张写短小的东西，用散文尽快抓住瞬间的生活感受，可随意发挥和引申。他的前半期散文几乎是他青年时代流亡生活的记录，后半期散文主要揭示香港社会的世态人心。他的散文饱含感情，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司马长风是典型的学者型作家，他学贯中西，对祖国灿烂的文化尤其迷恋，儒家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对他有很深的影响。“自由、民主、人权、博爱”是他终生致力研究的课题。司马长风是一位“唯情沦者”，著有《唯情论者的独语》一书。书中写道：

儒家所以高明，比一切宗教都高明，既不立神道，劝诱迷信；又不忍遗世独立与鸟兽同情；同时也不矫情、否定人的情欲，凭空树立死硬的德目叫人信从。儒家的仁教，准情言理。“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时你不由得就去救他，既非为了讨好孺子的父子，也无暇计较此举会博取社会的赞誉，而是出于当下的不忍之情，肯定这一点下忍之情，坚持和扩大下去，便是仁；该多简明，自然，直截，顺当。

他认为文学的基本因素是“情”，每个人都有博爱之情，人生才值得活下去，生活才有趣味。因此他提出散文的正宗应是抒情散文。爱国怀乡之情，忧国忧民之情等等，任何的感情都可以以散文的美来传达。“真善美爱”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四盏明灯，作为一名文学史家的司马长风，也是有他自己的一套散文理论的，他在《写散文的几点体会——司马长风散文选代序》一文中，将散文创作的审美要求，概括为五个字：纯、独、朴、炼、味。其中对“纯”的解释是：“趣旨要纯，情思也要纯”；“独”的解释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自我表现，字字句句都得有个我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如果忠于自我的感受，作品自然地流露个性的芬芳。个性是一切艺术的生命。”对“朴”的解释是：“文学是一种美”，“却要用纯朴的材料和简洁风格去完成。不能大红大绿乱抹一通”。证之司马长风自己的散文创作，如《鳏与寡》、《唯情论者的独语》、《艺术及其没落》等颇有分量的篇章，可谓是他自己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

司马长风后期的作品，理性思考的成分更多了，作品中充满闲适、淡泊的情调。《幸福和幸福之道——多元的和谐》是其中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