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香港文学

战后香港的文学期刊和《华商报》

香港的新文学期刊，除了新文学在香港萌芽时期由本土青年作家参与创办的《伴侣》、《红豆》等以外，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战后，便一直由内地南下作家主阵。根据黄康显的统计，“由1946年5月《青年知识》创刊，到该刊于1949年8月结束为止的40个月内，香港共有12种期刊出现过，出版的总期数是137，亦即是平均每月有三种以上期刊出现”。这些文学期刊有：

(1)《青年知识》半月刊，1946年5月—1949年8月，共出版48期，由黄秋耘、张铁生主编；(2)《文艺丛刊》，1946年9月—12月，共出版两辑，由周钢鸣主编；(3)《野草》月刊，1946年10月—1948年9月，共出版12期，由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聂绀弩主编；(4)《文艺通讯》，创刊时间未详，1948年停刊，共出版13期，由文协香港分会主编；(5)《文艺生活》月刊，1947年1月—1949年5月，共出版29期，由司马文森、陈残云主编；(6)《新诗歌》丛刊，1947年1月—1948年5月，共出版9辑，由香港新诗歌社主编；(7)《野草》文丛，1948年2月—8月，共出版4辑，由《野草》月刊原班人马主编；(8)《中国诗坛》，1948年3月—5月，共出版3辑，由黄宁婴主编；(9)《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949年1月，共出版6辑，由周而复、邵荃麟、冯乃超主编；(10)《海燕文艺丛刊》，1948年6月—1949年1月，现已知出版2辑，由新界达德学院文学系主编；(11)《小说》月刊，1948年7月—1949年6月，共出版8期，由茅盾主编，以群、适夷、周而复、葛琴、蒋牧良等任编委；(12)《新文化丛刊》，1948年9月—10月，共出版2期，由生活书店主编。

上述12种期刊中，寿命最长的是《青年知识》半月刊，最短的是《新文化丛刊》，其中，短寿的占一半左右。另外，从主阵的人员看，除《中国诗坛》由黄宁婴、陈残云、李育中等主编及撰稿外，其余的均由粤港之外的内地南来作家主持。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期刊，确实在鼓吹革命文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南来香港的内地作家便陆续北上或出席会议，或回到原来的地区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在香港创作的作品，如黄谷柳的《虾球传》、郭沫若的《洪波曲》、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包括侣伦的《穷巷》等作品，成为了在香港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重要作品。

战后香港的文艺阵地除了文学期刊，还有一些报纸的副刊也为在港的作家提供了发表的园地。这些报纸中，以《华商报》、《文汇报》等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

《华商报》原是晚报，1946年1月4日改为日报在香港复刊出版。复刊后的《华商报》由邓文钊、饶彰风(蒲特)任社长，萨空了任总经理，刘思慕任总编辑，邵宗汉，廖沫沙、杜埃任副总编辑。其副刊“热风”，由吕剑主编。“热风”刊名由吕剑建议用的，发刊词《开场白》也由吕剑撰写。由于刊头是由黄新波采用鲁迅手迹放大设计而成的，吕剑便以“容”为笔名写了《鲁迅先生题“热风”》一文，旨在发扬鲁迅精神。该副刊由吕剑编至1947年11月他离港前夕，接着由华嘉接编。1948年8月改为“茶亭”后，由杜埃接编；1949年起又由华嘉接编，最后由周方接编至停刊。这是个综合性副刊，每周四五版不等。秦牧的《跪风》、《愚蠢的杰作》、《浮土德的故事》，以及夏衍，廖沫沙、林林、华嘉、楼栖的许多杂文随感，都在该副刊的“亭边琐语”专栏发表。章泯的五幕剧本《恶梦》，萨空了的回忆《两年的政冶犯生活》，郭沫若的《南京印象》和长篇自传体小说《洪波曲》，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江萍的长篇小说《马骝精与猪八戒》，侣伦的长篇小说《穷巷》等，都先后在“热风”、“茶亭”上连载刊出。《华商报》还专门为文协香港分会设了专刊，并且开设了一个青年记者学会的专刊，以培养香港的青年新闻人材。1947年后，该报还辟有“文艺副刊”双周刊、“两周画刊”以及发表书评文章的“书报春秋”专刊。

香港《文汇报》于1948年9月9日复刊后，其副刊“文艺周刊”也于同日面世。该刊由茅盾主编，后又有洪遒、秦似也参与主编。茅盾以“编者”名义在首期发表了《我们的愿望》，希望该副刊能够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关心，并欢迎踊跃投稿。郁如、秋云、林林、杜埃、华嘉、陈残云、顾仲彝、黄雨、何达、薛汕、秦牧、秦似、黄绳、楼栖、马凡陀、杨晦、臧克家等成为了“文艺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此外，该副刊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作者。1948年底，香港《大公报》创办的《新晚报》问世，随之，《星岛日报》、《正报》等也相继复刊和创刊，这些报纸大多都辟有文艺副刊，如《大公报》就辟有刊登小说、散文、诗歌的“文艺”副刊，以及刊登杂文小品的“大公园”副刊，它们为在港的内地作家和本港文艺青年提供下更多的创作园地。

内地南来作家在抗战期间和战后创办，主持大量的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不仅为在港的南来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创作阵地，而且对香港本地的文学鼓舞极大。香港第一代本土作家舒巷城就这样说过，那么多的文艺刊物“引起下许多青年投稿的兴趣，我当时也是文艺青年之一”。其余的像黄天石、谢晨光、侣伦等也在这些报纸副刊和文艺期刊上发表作品。

郭沫若、茅盾与战后香港文坛

郭沫若(1892—1978)，原籍四川乐山县。“五四”时期写出下新诗《女神》，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作。1926年曾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文学院院长，1928年流亡日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金文。抗战爆发后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写下了《屈原》等六部大型历史剧，以借古讽今手法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47年12月，和茅盾一道从上海来到香港，以躲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

到达香港后，郭沫若和茅盾一道，继续从事民主革命运动。1948年2月，他针对各种反动文艺甚嚣尘上的气焰，撰写了《斥反动文艺》的专论，严正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把握好衡量是非的标准：“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以这一标准去剖析当时“五花八门，红黄蓝白黑，色色俱全”的反动文艺，他认为，“大体地说，是有两种类型，一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所以，必须以“从事积极的创造来代替我们所消灭的东西”。

香港的《华商报》这时连载了郭沫若赴港之前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印象》。这篇报告文学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实，控诉了国民党当局实行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践踏民主，杀害民主人士，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罪行。作品发表后，在香港和澳门地区激起了反响。

郭沫若在香港一年时间里，为《华商报》写了不少杂文，为《中国诗坛》写了诗论。此外，他还写了《二十年自传》，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直写到赴港前夕。1948年，他在香港创作的长篇回忆体小说《洪波曲》，是他的创作生涯中一部重要作品。这部小说也被看作是用小说笔法写的报告文学。这部作品以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蓄意制造国共间摩擦，并在日寇逼近时不战而逃的种种丑行和劣迹。作品对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正确领导，以及国民党当局的奸谲诡诈作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以准确的史实和生动的细节，指出了抗战初期战场某些失利的教训。《洪波曲》在《华商报》连载，轰动一时，人们争相传阅，认为是一部能够激起人民争取民主，进步和自由的革命热情，并为将来研究抗日战争史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好作品。

抗战以后，与郭沫若一起站在民主革命运动前列的茅盾，曾两度到达香港。第一次是1946年3月，茅盾偕夫人离开重庆，经广州于4月13日到达香港，然后去苏联访问，1947年4月回国。这一次，他居港时间不长，出席了文协香港分会的欢迎会和香港文化界的公宴，并作了即席演说。演说的题目是《现阶段文化运动诸问题》，发表在1946年4月19日的《华商报》。

茅盾在战后第二次来香港，是1947年12月初，偕夫人与郭沫若一起从上海转移到此的。茅盾这次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久。期间，他多次参与香港文化界的活动，成为香港文坛的一个核心人物。

1948年5月1日，茅盾在《风下》周刊发表《反帝、反封建、大众化——为“五四”文艺节作》一文。文章指出，“我们现在的文艺应当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的一翼，配合全国的民主运动，彻底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任务”；“20多年来，我们仅是向大众化走而已，还没有做到真正的大众化”。因此，需要塑造一批“农民和工人的典型”，“等到我们的作品充满了这样的新人的时候，大众化方告功德圆满”。

1948年5月29日，香港中原、建国、新音乐社等社团在普庆戏院演出新歌剧《白毛女》。茅盾观看此剧后，在《华商报·热风》发表了《赞颂〈白毛女〉》一文，指出这是一部“歌颂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是民族形式的歌剧”，它“比中国的旧戏更有资格承受这名称——中国式的歌剧”。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教授病逝于北平，茅盾与郭沫若、夏衍，冯乃超等联名发出唁电。9月9日，茅盾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悼佩弦先生》，赞扬朱自清是“盛德君子无疾言厉色”，他的“清丽俊逸的文字，行云流水的格调，是他的品行和学问的整个表现”。9月11日，文协香港分会举行“朱自清先生追悼会”，茅盾在会上报告了朱自清的生平事迹。

这期间，茅盾在香港还主编了文学杂志《小说》月刊和《文汇报》的“文艺周刊”。茅盾在香港创作的三个短篇小说《惊蛰》，《一个理想碰了壁》和《春天》，论文《论鲁迅的小说》，译作《蜡烛》（西蒙诺夫作)等，都发表在《小说)月刊上。他在香港创作的长篇小说《锻炼》，则自1948年9月9日起在《文汇报》上连载，至12月29日载完。除此之外，茅盾还写了《客座杂忆》、《纪念高尔基》、《记鲁迅艺术文学院》、《生活之一页》等16篇散文、杂文、随笔，发表在《华商报》、《正报》、《文汇报》、《群众》、《国讯》、《创世》、《野草文丛》、《风下》、《读书与出版》、《文艺生活》等香港和内地的报刊杂志上。

茅盾的三个短篇中，《惊蛰》是寓言体小说，描写惊蛰季节，万物萌动，比喻人民的春天已经来临。《一个理想碰了壁》描写抗战第二年作者的朋友在广州、香港等地的生活经历，作品中的S君，便是作者自己。《春天》则以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中的华威作为主人公，刻画了这一典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卑鄙而可恨，甚至可怕”的“另外一套”的形象。

《锻炼》是茅盾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茅盾原计划写五部连贯的长篇，“从抗战开始至‘惨胜’前后的八年中重大政治、经济、民主与反民主、特务活动与反特务斗争等等，作个全面的描写”。《锻炼》是这五部连贯小说的第一部。

《锻炼》以上海沦陷为背景，暴露了现实的黑暗和官员的贪污腐败。这部小说与《第一阶段的故事》在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整个背景方面，都是相同的，部分人物的面貌也有相似之处。

由于作品架构过于庞大，人物众多，头绪纷繁，故事的结局就显得有点底气不足。这可能与作者当初的五部连贯性长篇的构思有关。因此，倘若把《锻炼》当作一部独立的长篇来看，只能说是一个未完成或尾音低弱的故事。

茅盾这时在香港写的《论鲁迅的小说》，是一篇在中国现代作家论中很有见地的论文。在文章中，茅盾把鲁迅的小说看作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它们与巴尔扎克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在本质上的不同，表现在“更富于战斗性，更富于启示性”上。茅盾认为，“从《狂人日记》到《离婚》，……不但表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也表示了他的艺术的成熟的阶段。”而《狂人日记》“宣告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茅盾对鲁迅作品的评价，成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的创作主题，所作出的一个深刻而独到的结论，由此构成了茅盾对于现代作家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影响自然是不可低估的。

司马文森、陈残云的小说创作

司马文森(1916—1968)，笔名林娜、林曦、马霖等，原籍福建泉州。青年时曾在泉州地区主编《农民报》。1934年到上海，参加“左联”，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抗战期间，在桂林主编《文艺生活》。战后，在广州复办《文艺生活》并创办《文艺新闻》，随后到香港担任中共南方局文委委员、香港《文汇报》主编、文协香港分会常务理事等职。在香港时创作了《南洋淘金记》、《雨季》等长篇小说。

《南洋淘金记》于1948年由香港文生出版社出版，是司马文森的代表作。小说以章回形式构成，描写何章平等几位中国青年于30年代初飘洋过海到菲律宾，各自寻求自己的道路的故事。作品从伦理的视角，对于在中国抗战以及菲律宾亲日分子煽动排华的严酷背景之下，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所受到的种种冲击进行了描述，由此展示了庄严与无耻、崇高与卑劣、光荣与耻辱的对立。作品对于崇高与卑鄙这两类人物所作的鲜明对照和生动刻画，使我们看到了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各种人物的不同面目和心态。小说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富于南洋地方色彩的情调，感染了不少读者。

陈残云的小说创作始于30年代。他曾经回忆道：“1935年没有进入大学之前，我是香港一间小作坊的店员，我爱上了新文艺，读了较多的小说和新诗。我胡乱地读着，不知道哪些作品是进步的。哪些是不进步的，自己感到有兴趣就读下去，读多了，我从书本中获得了启发，发现了社会的不平和黑暗，从而思想上发生了苦闷，对不合理的社会发出朦胧的憎恨和咒骂。于是，我直笔笔地写了抒发个人苦闷的短文《一个青年的苦恼》，以后又借用黄包车夫的身分，写了较长的《黄包车夫日记》，发表于香港《大光报》的副刊上。”陈残云的这两篇小说发泄了小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可以看出其所受到的“五四”以来“普罗”文学的影响。1946年，他从广州来到香港，在香港中学教书，一直到1950年返回内地。在香港的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南洋伯还乡》，中篇小说《新生群》和4个短篇小说《小团圆》、《救济品下乡》、《兵源》和《受难牛》等。

在《南洋伯还乡》之前，陈残云于1945年在广州还写了部中篇《风砂的城》，连载于1946年香港的《文艺生活》。这个中篇以“皖南事变”前后的桂林城为背景，以女主人公的69则日记连缀而成，分为《风砂的城》、《激荡》和《沉落》三章。作品描写的青年知识分子江瑶，其人生道路与茅盾《腐蚀》中女主人公赵惠明的遭遇可谓殊途同归，她们都在“淡味的人生中，结束了自己”。这部小说在香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被认为是陈残云的成名之作。

《南洋伯还乡》则以一个归国华侨罗闰田的所见所闻，把国民党统治下民生凋蔽的情状无情地揭露了出来。罗闰田携女漂泊回乡，目睹故乡广州农村的一幅破败景象，不由得思乡之苦转为心灰意冷，最后只是怀着满腹的惆怅重返南洋。

陈残云的《南洋伯还乡》与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都是以华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所揭露的殖民统治和黑暗统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摧残和精神创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民族心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尽管这两部小说从各自特殊的角度切入生活，然而在抨击黑暗和腐败、鞭挞血腥统治，以及呼唤新的人性道德观念这一主题的表达上，其立意是一致的。

《新生群》是陈残云的一部反映校园生活题材的中篇小说。作者以自己曾经担任过香岛中学教师的经历，对于香港学生的心灵世界作了透彻而深刻的揭示。

陈残云的短篇小说《小团圆》和《受难牛》是深受读者推崇并具影响力的作品。其中《小团圆》是一篇反战题材的小说。

小说在表现技法上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叙述方式，借助富于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表情和动作，去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是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作品。

黄秋耘、楼栖、叶灵凤等的散文创作

战后香港的散文创作，仍然以内地南来作家为主。尽管在题材上主要还是针对时局以及对祖国命运的思虑，然而在体裁方面则有所扩大，有散文、随笔、杂文、小品以及小报告文学等文体。当时，《华商报》是南来作家发表散文的重要园地，夏衍、廖沫沙、楼栖、饶彰风、秦似等，为该报副刊“热风”、“茶亭”、“亭边琐语”撰写了大量散文、杂文和随笔。聂绀弩则在秦似主编的《野草》丛刊发表杂文。郭沫若于1948年居港时，也写了《涂家埠》、《南昌之一夜》、《流沙》等三篇自传体散文，这三篇散文后来收入他的《二十年自传》一书。当时，香港人间书屋还出版了内地作家的一批散文集，其中有黄秋耘的《沉浮》，黄矛的《清明小简》、钟敬文的《新绿集》、夏衍的《蜗楼随笔》等。

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散文家，有黄秋耘、楼栖、华嘉，杜埃、刘思慕、秦牧、叶灵凤等。

黄秋耘(1912—)，原籍广东南海县，出生于香港。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不久。就投身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到广东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战后，他重返香港，主编《青年知识》、《学园》、《新建设》等刊物。并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出版了散文集《沉浮》。

作为战后香港文坛一位活跃的散文家，黄秋耘的散文作品内容广泛，体裁多样，既有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又有对文学的论述；既有以说理为主的政论，又有侧重于抒情和记叙的叙事性散文。他经常在作品中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于社会弊端的针砭，以及对于人生的思索。所以，他的笔致往往含蓄而别致，一般不直接去于顶社会现实，而是从肘人们思想情态和心态的剖析中，折射出自己对于社会现象的见解和态度。基于这种写作方式，他的散文大都偏重于说理和议论。如《日常生活》一文，表达了他对那种“最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见解。在他看来，磨炼自己的阵地并非只有在战场上，或者在铁与血的洗礼中，而往往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鲁迅先生的伟大，就在于随时随地注意向人民群众学习，“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也能够“获得最伟大的启示”。在《两条道路》一文中，他对于中国文人可供选择的两条道路进行了剖析：一条是走向闲适，进而明哲保身，甚至沦为帮闲清客的道路；另一条是像鲁迅、闻一多那样，敢于直面人生、正视苦难，走向战斗相变革的道路。文章对当时流行的一种以文艺为归宿作为借口，厌倦政、逃避战斗的想法进行了剖析，认为那不过是怯懦者的一种托词，从而告诫人们应该去建立自己崇高的事业，以及友谊相爱情。黄秋耘的这些散文，往往把生动的叙述、优美的语言和富于哲理的议论，巧妙地融为一体，在注意思想内容的深刻性的同时，也注意给予读者一种感人的艺术力量，他的散文特写《吴深的悲剧》描写青年吴深在街头叫卖，为逃避香港警察捕捉街头小贩而从楼上跌下摔死的悲惨故事，作品特别描绘了为他送葬的一个情景：“一个青年工人轻蔑地望着两旁的香港警察：‘去，香港终归是中国的地方，看你们这些脚踏马屎凭官势的契弟，横行到什么时候？!’”以记叙与抒情相结合的笔调，写出了香港老百姓痛恨殖民统治，盼望香港归还祖国的良好愿望。

楼栖(1912—)，原名邹冠群，后易名灌芹，笔名楼栖、寒光、柳明等。原籍广东梅县。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受到何思敬教授的启发，参加新文学活动并开始文学创作，曾与饶彰风、杜埃、江穆等主编大型文艺刊物《天王星》，并在当时具有强烈抗日意识的广州《国民日报》副刊发表杂文等作品。1937年到香港华南中学执教，1939年又到陶行知、吴涵真创办的香港中华业余学校教书。香港沦陷后撤到桂林、昆明等地，战后回到香港，1948年在香港达德学院授课。

楼栖的创作以杂文和抒情散文为主。他的杂文敢于针砭社会现实，并运用各种修辞方式，深化作品的寓意。如《又是暗杀》一文，以历史上荆轲刺秦王等事例，与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暗杀进行对比，指出，今日之“压迫者要在政治和法律之外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政敌，这就变得卑鄙、下流，不仅得不到丝毫的同情，而且招来万人的痛恨。”文章尖锐而泼辣，鞭辟入里。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他的散文集《窗》和《反刍集》里。

作为《华商报》副刊“亭边琐语”栏的撰稿成员，楼栖在战后香港文艺界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时候，还用客家方言创作了一首长诗《鸳鸯子》，描写了南方女青年鸳鸯子的苦难经历和参加翻身斗争的故事。作品充满着浓烈的抒情色彩，并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长于抒情的创作个性，使得楼栖的散文作品弥漫着强烈的抒情意味，这种抒情意味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融为一体，给人以深刻而富于韵致的印象。

杜埃、华嘉、干逢、秦牧、刘恩慕等都是原籍在广东的南下作家。他们于战后在香港的散文创作，都带有岭南一派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特点。杜埃根据自己曾经在吕宋平原的战斗经历相亲身感受，写出了一篇篇的报告文学，陆续发表在《文艺生活》等刊物上，后来辑为《在吕宋平原》的集子，茅盾为之作序，由人间书屋出版。《在吕宋平原》中的作品，以充满激情然而又不失客观的笔触，描述了发生在吕宋平原上的那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语言质朴，情节舒展自如，吸收了作者过去在小说创作中的一些笔法，人物形象丰满而富于立体感。茅盾在为该书作的序言中称，这本书是杜埃的“经验的产物”，具有“情绪真挚而行文质朴”和“细致的描写与热烈的抒情”的艺术特点。

华嘉、于逢的散文创作也以报告文学为主。华嘉在“皖南事变”后到香港担任《华商报》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撤回桂林。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香港之战》，散文集《海的遥望》等，1944年湘桂大溃退中，他在赴重庆途中写了报告文学《西行记》。1946年回到香港，与黄新波、黄秋耘等创办“人间书屋”，编辑出版《人间文丛》、《人间诗丛》和《人间译丛》。并先后担任《正报》文艺版编辑和《华商报》副刊编辑。华嘉的报告文学作品，善于以素描的手法描述战乱的社会生活，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这些作品不仅很受读者的欢迎，而且成为了记录当时社会现实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他的《香港之战》和《西行记》，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为人们所称道。此外，华嘉的报告文学作品笔致酣畅，感情真挚，作者不发空洞的抒情和议论，而是有感而发，使得作品充满真诚而感人的艺术魅力。

于逢原先在广州的一家由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当记者。广州沦陷后来到香港。这期间，他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溃退》，发表在《文艺阵地》半月刊上，以后又陆续在《大公报》副刊发表报告文学《我看见广州在毁灭》、《班长黄云》等报告文学作品。战后，任《大公报·文艺》编辑，其创作也转向小说和文艺评论，兼写散文。他把散文和评论辑为《论〈虾球传〉及其他》一书，由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于逢的报告文学作品融新闻性、形象性和政论性为一体，基本上采用自己采访、调查过的第一手材料，真实而生动，在结构上注重人和事、环境与场面的巧妙结合，其作品往往显示出作者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秦牧于抗战时期在内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创作了第一本杂文集《秦牧杂文》，抨击战时国统区的丑恶社会现象。战后，他辗转重庆、上海等地，回到他的出生地香港，主持《文汇报》副刊“彩色”版的编务。这一时期，他为《华商报》、《星岛日报》、《大公报》和《文汇报》等报纸撰写杂文。他的杂文锋芒主要指向国民党当局假和平民主、真独裁统治的阴谋，笔锋凌厉，善于抓住本质进行入木三分的解剖；然而，他又不只是尽说大道理，而是以谈天说地的方式，把问题端到了读者面前。

刘思慕早年曾在德国及奥地利等国家学习，期间，写了一些欧行游记，“七七”事变时，他正在日本。后来到香港，又写了一系列东洋游记体散文，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发表。战后，他任香港《华商报》、《文汇报》总编辑。他的游记散文，特别是后来写的那一批东洋游记，以敏锐的艺术观察力，深刻剖析了战时日本的各种人情世态，以及侵华战争在日本国内激起的社会动荡，同时，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也进行了严正有力的揭露和鞭挞。如《樱花与梅雨》真实地刻画了日本知识界人士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的惆怅、苦闷的心态。《喜跪的动物》则以逆来顺受的日本妇女的悲惨命运为题旨，对于她们不是殉夫，就是被派往中国当慰安妇的遭遇进行了刻画，从而揭示了日本的国民性问题。这组游记散文，后来结集为《樱花与梅雨》出版。

战后香港的散文创作，还有一位重要的作家叶灵凤。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原籍江苏南京。他于1929年曾在香港住过几个月，抗战爆发的第二年移居香港。在内地时，于1925年加入“创造社”，筹办“创造社”出版部，并任《洪水》编辑。当时以小说创作为主，早期的创作集中于性爱题材上，主要作品有《女娲氏之遗孽》、《浴》、《国仇》、《昙华庵的春风》、《明天》等，这些作品由于思想超前而引起不少的争议。1933年和1936年分别出版《时代姑娘》和《未完的忏悔录》两个爱情题材的长篇小说。后一部受小仲马《茶花女》的影响较深。

叶灵凤移居香港后，长期主编《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其创作也转向以写读书随笔和文艺随笔为主。其中的大量作品收入1988年三联书店为他出版的《读书随笔》上、中、下三册中，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或记述读书、藏书的苦乐，或追忆文坛故友的旧事，或对于记载香港历史变迁及有关人和事、动植物的书籍的评价，或记录书店的历史等等，内容十分广博。如《读书随笔》第三册中的《我的读书》，回忆他青少年时可以同时看两种不同性质的书，一是《新青年》，一是周瘦鹃等人编的《香艳丛话》，后来就养成了“双管齐下”的习惯，既读“正经”的书，也读“不正经”的书，就像“有一位圣者和一个叛徒同时活在自己心中”。他的读书随笔读来饶有兴味，奇趣无穷，是战后香港散文的一大成就。

香港本土作家的创作成就

侣伦的《穷巷》

在香港本土作家中，侣伦是最早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少数几位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创作不辍、最有成就的作家。抗战时期，他创作了《无尽的爱》、《残渣》、《漂亮的男客》、《穿黑旗炮的太太》和《福田大佐的幸遇》等中短篇小说，作品流露出来的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人们看到侣伦不仅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谨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

写于1948年的长篇小说《穷巷》，是侣伦的代表作，也是香港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穷巷》从1948年起在夏衍主编的《华商报》上连载。但只连载了52天，约3万6千字，便因报馆改组而被迫中断。1952年由香港文苑书店首版。这部作品以战后的香港社会为背景，描绘香港一群市民患难与共，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坎坷经历中磨炼意志，重新组织生活的故事。作品的“序曲”透露出了小说中的人物的坚强的性格：

……然而有欢笑的地方同样有血泪，有卑鄙的地方同样有崇高。真理在哪里呢？它是燃烧在黑暗的角落里，燃烧在不肯失望不肯妥协的人们的心中。

《穷巷》描写了一群不同职业、不同身分的“卑微者”的悲苦生活。其主要人物有四个：写《记者在战时》的新闻记者高怀、收入微薄的小学教师罗建、买卖破烂的莫轮以及抗战军人杜全。他们在战后来到香港，萍水相逢，合租一间屋子，希望重建生活。然而事与愿违，这群善良的“卑微”者，却连连因逼租、受压、失业、失恋而无法生存。高怀是一位纯朴、忠厚并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他救回了被人骗奸沦为娼妓而被逼跳海的少女白玫，把她带回他们那个“家”，共同谋生。而罗建、莫轮疲于奔命，终日苦劳，不是老态毕现，就是伤残，杜全复员后来港谋生，却一直失业，还负屈含冤入狱。在失业和失恋的双重压力下，最后堕楼而死。这个“穷家”中，只有高怀和白玫这对心心相印的情人终成了眷属。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卑贱音”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生活画面，从而表现出了人类的一种美好的感情。尽管生活折磨了他们，但他们始终没有丧失对生活的信念。正如小说中的莫轮所说：“就因为大家都一样困难，我们才住在一起，……我觉得友情比金钱更好。”高怀也在杜全情绪产生波动时劝慰他道：“这世界只有有钱的人奚落穷人，穷人决不会奚落穷朋友。”作品歌顷下为生存而共同对严酷环境作坚韧斗争的勇者，同时嘲笑下社会的“寄生虫”，鞭挞了那些可恶的。吃人动物”。

《穷巷》中的人物，除了以高怀为首的那些善良，坚韧的被压迫者外，还有像“吃人动物”雌老虎、王大牛以及势利的旺记婆等恶势力的人物。包租婆“雌老虎”是个“催命的幽灵”，对陷于贫困的房客竟无半点同情之心和怜悯之心，最后竟丧心病狂地把一时交不出租金的房客全赶了出去；王大牛这个丧尽天良的汉奸，原先想强奸白玫的恶棍，后来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莫轮抓到宪兵部打得半死；而旺记婆活活拆散了杜全，阿贞这一对情侣，逼得杜全自杀。这一批恶棍是小说中制造矛盾和是非者，他们卡着“穷家”的命运的咽喉。作品对两个阵营里的人物——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以鲜明的对比手法进行了精细的刻画，把“穷家”里的人们的种种不幸，交织在一幅“善恶爱恨”的生活图景里，揭示出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写作风格和技巧上，《穷巷》不仅结构谨严，而且善于组织矛盾，戏中有戏，把人物的命运逐步推入高潮。其中有许多情节出人意料之外，充满着悬疑性和巧合性。如高怀救了白玫之后，无可奈何地把她带回到四个都是单身男子的宿舍里住，这不由得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和疑惑。杜全赠给旺记婆的水烟筒，原来是王大牛女人的失物，结果惹起了一场祸。杜全为了取得爱“香烟皇后”阿贞的资格，谎称自己是船厂工人，他这个“骗人”的把戏，一直让读者悬疑着……这些错综复杂的情节和矛盾设置，既峰回路转，又衔接自然，使得故事在委婉曲折的进展中，不断地引人入胜。

《穷巷》的成功，反映了侣伦作为一位严肃的作家对于艺术的一种执著的追求，这种艺术追求在香港的新文学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

战后香港儿童文学的发展

战后的香港文坛，在内地作家的再度南来所掀起的文学高潮中，也迎来了香港儿童文学的蓬勃生机。特别是1947年3月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了儿童文学研究组以后，更团结了一批关心儿童文学的文化人，开展多种活动，使香港儿童文学获得较大的发展。

1初步形成了一支富有创港力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品。

战后在香港儿童文学这片荒芜园地上开拓、耕耘的作家日益增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谢加因，笔名加因。1941年到香港，先在香港文艺通讯社工作，后在达德学院任教。曾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过《偷火者的故事》，以后写了寓言《鹦鹉》，《促织》，在香造《华商报》晚刊上发表。40年代后期，他又写了童话《阿丽的日记》(1947)，《小米鼠》(1948)，童话剧《时间——生命的钥匙》(1948年《新儿童》半月刊)，还写了长篇童话《寻春记》在《新儿童》上连载。此外，还在香港初步书店出版了童话《圣诞老人的礼物》、《金鸭王子》、《洋囡囡奇遇记》、《阿丽漫游童话国》等，与人合集出版“儿童文学连丛”五册，是当年香港儿童文学文苑里的一位活跃分子。据李硕祥先生回忆：“他为人十分风趣活跃，爱说笑活，近五十岁了，看起来像个比他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的年轻人。除了在《新儿童》写稿，他也为出版社编印少年丛书，并为初步书店的《儿童文学连丛》供槁。”

胡明树，原名徐善元，广西桂平县人，曾留学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学文学。1937年8月回国。1946年至1949年参加民主运动，并在香港从事写作。先后主编过《华侨日报·儿童周刊》、《儿童月刊》、《学生文丛》、《少年时代》等报刊，写了长篇童话《小黑子尖牛记》(1947年)，及其续篇《小黑子流浪记》(1949年)，《海滩上的装甲部队》(1948年)，童话集《大钳蟹》(1947年)，儿童诗集《微薄的礼物》(1947年)等。

黄庆云(1920—)，童年随父母到香港，1932年返回广州读书。1938年，当她正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时，因日军侵犯华南，返回香港借读于岭南大学；1940年大学毕业后考入岭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组，专门研究儿童文学。1941年在岭大教授曾昭森的支持下，主编《新儿童》半月刊，在刊物上发表了儿童剧《中国的主人》，并用”云姐姐”的笔名主持“云姐姐信箱”，以通信方式专门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备受欢迎，不久因香港沦陷，《新儿童》迁回内地出版。直至1945年底，才又返回香港复刊。为了提高业务水平，1947至1948年，黄庆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院进修，研究儿童文学。返港后，继续主持《新儿童》的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刊物迁入广州，1955年易名为《少先队员》，仍由黄庆云主编。此后黄庆云成为专业作家，并担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中国笔会广州分会副会长。作品多次获奖。80年代末，黄庆云重返香港定居。

黄庆云在香港期间，先后出版了《幼儿园诗画集》(1941)，《中国小主人》(1943)，《庆云童话集》(1948)，《庆云小说集》(1948)，《小同伴》(1948)，《诗与真》(1948)，《云姐姐信箱》(1948)等儿童文学作品。80年代末重返香港后，虽年已古稀，仍创作不辍，出版了童话集《九龙九龙》(1993)、回忆录《亲亲小时候》(1994)。

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园地上，黄庆云是个多面手，童话、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尤以童话创作最为突出。她的童话”笔致温婉，细腻，又讲究谋篇布局和意境刻画。情与美的水乳交融，更使她的作品显得十分清丽，隽永而又顺畅、自然”。作者也自称“我比较喜写童话，因为我是比较爱幻想的”。作者常常借助神奇的幻想来反映现实，既赋予幻想以非凡的力量，又努力把幻想与现实结合起来，使作品既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又不乏儿童情趣，既有深远的意蕴，又能为小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格调明快，语言清新，在娓娓道来中给读者以无尽的思索和美的回味。重返香港后的作品，大多取材于香港这个具有亚热带色彩的港湾城市，带有鲜明的本土色彩，标志着香港儿童文学的走向成熟。

当时协助黄庆云编辑《新儿童》的吕志澄，也是香港儿童文学创作的活跃分子。他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曾用方里、亨亨、雷向明、一青、黎勃特等笔名为香港各报撰写文章，先后在新少年出版社、十月书店、前进书局出版了《飞到北极星去》、《讨人厌的孩子》、《永远活着的嫦娥》等儿童文学著作。

曾协助李公朴在昆明北门书店主编过《孩子们》杂志的杨冶明，1948年来到香港，除与李硕祥合编过一套《好孩子画库》之外，也常在《新儿童》半月刊写稿，大多是儿童刚本和儿童故事，如《黑母鸡》，《大金猪下海了》、《鞋子里的孩子》等。

除了上述儿童文学作家外，南来的文化人还有许多都关怀儿童文学的发展。当时在达德学院任教的司马文森，在繁忙的文化活动和大量的成人文学的创作中，特意根据自己九岁从故乡福建晋江漂洋过海到菲律宾当童工的经历，为孩子们写了《菲律宾梦游记》。当时担任《华商报》副刊编辑的华嘉，不仅在副刊上倡导和发表儿童文学作品，自己还为小读者写了备受欢迎的《森森的故事》。驰誉香港文坛的黄谷柳的《虾球传》，因描写流浪儿虾球的曲折经历和成长故事，有时也被视作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童话《大象旅行记》，在《华商报》的副刊《茶亭》连载，后由香港智源书局出版。其他的南来作家如楼适夷、秦牧、黄宁婴、鸥外鸥、丰子恺、钟敬文、陈残云、邵荃麟、林焕平等，也都在创作、评论和组织工作上，对香港儿童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涌现了一批儿童文学刊物。

战后香港出版的儿童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首先是香港各大报纷纷推出儿童专版或特刊，如《华侨日报》的《儿童周刊》，《星岛日报》的《儿童乐园》，《大公报》副刊《家庭》中占有四分之一版面的“儿童园地”，《文汇报》的《新少年》等。其次是专门的儿童期刊，如《儿童文学连丛》、《学生文丛》、《儿童音乐》、《香港学生》等，尤以1945年在香港复刊的《新儿童》影响最大。

《新儿童》半月刊是在岭南大学教授曾昭森支恃下，并由其担任社长的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于1941年6月创刊出版的。曾昭森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胡适同为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热爱儿童，关心教育，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者。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曾给他较大影响。因此有论者分析曾昭森“为什么不继续在大学任教而创办经营向来认为不可赚钱的，所谓吃力不讨好的出版社，经营一份定期的儿童刊物，也许他要用行动实践他从老师杜威教给他的实验主义教育理论而创办一份以文学图画为形式的儿童杂志，或者是要借助这份刊物去培养出像云姐姐这样一批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儿童文学家。”这也是这份刊物受到广大小读者欢迎和南来进步文化人支持的原因。《新儿童》仅出版14期就因香港沦陷而经澳门撤退至广西，1943年在桂林复刊。桂林沦陷后又辗转至西南后方，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返香港复刊。《新儿童》在黄庆云的几度主持下，获得大批著名作家、学者的支持，许地山、胡明树、鸥外鸥，欧阳予倩、熊佛西、丰子恺、吴研因、贺宜、金近，仇重、郭风、严大椿、金帆、鲁兵等，部曾为其写稿，萧红还介绍了严文井为该刊的特约撰稿人，使《新儿童》成为推动包括香港在内的华南儿童文学运动的重要园地。

这些儿童报刊的出现，也推动了香港儿童文化活动的开展。1949年4月，《新儿童》、《儿童周刊》、《儿童文学连丛》、《学生文丛》、《香港学生》等五家儿童报刊，曾联合组织了一次香港仔的旅游活动，有五百多位读者参加，借渔民学校举行游艺会，演出歌舞，傀儡戏等文娱节目。通过这些有益儿童身心健康的活动，加强了编辑、作家与读者的联系，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是一种推动。

40年代在香港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但其不足也是明显的，主要是：作家队伍不稳定，流动性较大；改编、翻译的作品较多；创作作品中以篇幅短小的童话、儿童故事为主，儿歌、儿童诗、儿童戏剧、科学文艺比较缺乏；具有深长影响和艺术生命力的作品不多，儿童文学评论和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一切也说明，40年代只是香港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成长阶段，其真正的繁荣还有待于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