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改革的基础（1979—198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往往把 1978 年 12 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作中

国继 1911 年和 1949 年革命之后二十世纪历史上的第三个重要的转折点。① 对此解释的力度相当明显：到九十年代中期，三中全会掀起的改革浪潮已经引起了巨大的经济变革和政治变化。自 1978 年以来经济一直在以国民牛产总值年增长率高于 9％的速度增长，到 1993 年经济总值已居世界第四位。而且， 较经济增长总数更惊人的则是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从政府直接参与管理变为宏观经济调控。到 1991 年经济国有部门的工业生产总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

一半多一点，与 1978 年的近 80％相比下降了许多。据报道，到 1994 年，国有部门内部大约有 30％的职工与单位签有合同而不是象从前那样端铁饭

碗。②社会主义给构中一个更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在 1994 年初由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的中央银行——提出来的禁止财政部借用银行资金来偿还国债。③ 三中全会无疑很重要。然而它仅仅是 1978 年底和 1979 年初制定改革议

程的一系列主要会议之一——尽管这次会议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这些会议为近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现代化打下了基础。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 1984 年底。尽管这期间曾遇到过阻力，但它却是中共全体领导特别是邓小平的一个相当伟大的成就。这不仅是邓小平占支配地位的一段时期——他在 1985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从政府的日常工作中退居到了二线——而且是他参与政策制定以来最有作为的一段时期。此外，它还是共和国政治空前稳定的时期。

经济改革方案从巩固与重新调整的直接政策出台开始，一直极其成功地贯彻到 1984 年，不过在这段时间改革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到 1983 年，已

经比原计划提前两年达到了 1981—1985 的五年计划的目标，看起来似乎到

2000 年人均收入翻两番的长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由于改革及农村经济财富的增长，乡镇企业很快发展起来，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在政治方面，中共领导班子也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团结与稳定。党内虽然有争论，尽管这可能不符合邓对这些过程的理想描绘，但也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需要通过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武断和暴力来解决。尽管“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派性一时还难以完全消除，但它已不再是政治上重要的决定因素了。人们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工作，重新建立法律制度，并开始彻底改革政府体制。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中国有一种倾向，认为邓小平象征着自 1978 年以来的整个改革时代或至少象征着改革的成就。许多关于改革过程与邓小平的生活和工作的书籍纷纷出版。④邓被人们认为是改革时代的设计师，这无可非议，但与改革的设计师还不太一样。要想区别这两者可能时间上还不太合适，因为证据不足或难以找到，然而，在这部邓的传记中却需要进行这种尝试。

邓领导着一个集体的领导班子，他在改革方案许多方面的贡献就是为他人实施创造条件而不是本人直接负责：这种领导方式用传统的话说就是“幕后指挥”。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明显地没有忽视经济改革——他能够也曾主张自己应该对领导许多重要的经济首创和行为负责——但还是把具体步骤的决定权留给了其他人⑥，特别是从前那些在六十年代初曾一道起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议的人——陈云、彭真、薄一波和李先念——还有新一代的高级领导人包括赵紫阳、胡耀邦和万里。

就邓本人来说，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的前一段时期，他似乎把精力放在两个他具有一定经验和专长的政策领域上：政府改革和外交事务。他的初衷是为了保证最终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和邓长期试图建立党内民主与更开放的——尽管还是有限的——政府体制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建立开放的政治体制这一目标由于它固有的模棱两可性而证明是特别难以捉摸的。更开放的政治体制和党的领导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整个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常性的主 题，甚至在 1989 年 5 月试图和解告于失败之前依然如此。

在外交上，邓取得的成就更大：他逐渐为中国制订出一项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这项政策同时也包含了国际间的相互依赖。开放政策不仅使经济迅速增长而且使中国和东亚、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形成了一体化——虽然方式方法可能出人意料，最终影响尚未卜定⑦。十年来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不断缓和，最终达到了两党之间关系的恢复和戈尔巴乔夫 1989 年 5 月，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来到中国北京访问。 1984 年经过和英国艰难的谈判后，

在香港 1997 年回归中国的程序问题上达成了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