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猗猗秋兰”，咏晚年

张衡在政治上有自己的主张和抱负。他在《应间》中曾说过：“盖闻前

哲首务，务在下学上达，佐国理民。”可见他始终认为学术和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他对东汉政治也始终抱着一种要“明略佐时”的改革热望，希望东汉朝廷能够通过整顿学术、简选人才、加强礼制、剔除奸佞的方法，借以缓和阶级矛盾和国内外的危机，减轻一些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而达到巩固汉朝政权的目的。

当时东汉政治已趋腐朽黑暗，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各方面开始动荡不安。东汉时期政治上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宦官和外戚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他

们都同地方上的豪强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向广大人民交相煎逼的局面。汉和帝即位时，外戚窦宪把持朝政；不久和帝同宦官郑众等人密谋，诛杀了窦宪，郑众被封为剿乡候，参与政事。此后宦官们位列“中常侍”，多是“金■右貂，兼领卿署之职”，宦官的权势日盛。

汉安帝时，宦官李闰使用奸计排挤外戚邓■，迫使邓■等自杀而死，李闰受封为雍乡候。宦官们从此更加肆无忌惮，无恶不作。安帝末年，中常侍江京（封都乡候）、樊丰等人和安帝乳母王圣（封野王君）、王圣的女儿伯荣，以及侍中周广、谢恽等互相勾结，“煽动内外，竞为侈虐”。当时比较正派的官僚多被他们迫害。

安帝死后，樊丰、王圣等人和外戚阎显在拥立新皇帝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发生了角斗。角斗的结果，樊丰、王圣等人失败了。他们有的被杀戮，有的被放逐。但是后来，另一批宦官孙程等人又谋杀了阎显等新的权贵。孙程、王国等十九名宦官因拥立顺帝成功，都受封为列候。顺帝乳母宋娥也受封为山阳君。当时宦官们和外戚梁商暂时勾结在一起，他们的爪牙布满朝野，和豪强地主狼狈为奸。正派的官僚如李固等人多次上奏章弹劾宦官和外戚的专横，结果都遭到孙程、梁商等人的压制和迫害。

宦官、外戚和豪强地主，都是存在于东汉政治中的强大的黑暗势力。张衡站在正派官僚的立场上，想要刷新政治，“佐国理民”，便必须同他们做斗争。顺帝永建 5 年（公元 130 年），就是张衡再任太史令的第 5 年，张衡特意上奏章，抨击宦官乱政，奏章中说：“无道虽远，吉凶可见。近世郑（众）、蔡（伦）、江（京）、樊（丰）、周广、王圣毕为效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张衡的这一番话很明显地是拿江京、樊丰来比作当时乱政的宦官们，拿周广来比宦官的党羽们，拿王圣来比顺帝的乳母宋娥；劝顺帝及早警悟，有所作为，不要宠任宦官，让他们败坏政治。当然，张衡的意见不会被骄慢昏庸的顺帝听取。相反地，顺帝不久，还下诏特许受封为列候的宦官可以收养义子，继承爵位。自此，宦官们更是正式地获得了和贵族世家同样的世袭特权。

顺帝阳嘉 2 年（公元 133 年），张衡第二次被调离太史令这一职位，升任做侍中。侍中的职务是侍从在皇帝左右，“赞导众事”，是一种类似高级顾问性质的差事。因为张衡学问高深，为人正直，关心政治，对皇帝忠诚，因此顺帝还算比较重视他。张衡也深知担任侍中，他便随时有向皇帝进言的

机会，因此，他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劝皇帝整顿一下政治。但很快地，他便失望了，在当时宦官和外戚专权的情况下，他的建议不但没有收到实际效果，反而因此受到宦官们的排挤和诽谤，被排挤出了朝廷。

据史书记载，有一次，张衡被传到宫中去，顺帝特地问张衡道：“现在天下最憎恨的是哪些人？”当然，百姓们最憎恨的就是皇帝所宠幸的那些宦官们！张衡正在考虑如何答复，可是当时站在皇帝身边的宦官们，知道张衡愤恨他们的胡作非为，害怕张衡向皇帝说起他们的罪恶，对他们不利。就瞪起眼睛狠狠地盯着张衡。以至于使张衡没敢向皇帝说出他心里想要谈的话。结果，张衡只是对皇帝敷衍了几句空话。

张衡在回答顺帝问话的时候，心里极为痛苦、矛盾。他觉得做为臣子，应当对皇帝讲出真实情形。但他又害怕讲出实话后，不但没有用处，反而会招来宦官们对他的嫉恨。因此他忍了又忍，把舌尖上的话暂时强吞到肚里去，在恶势力面前，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这流露了他性格软弱的一面。可是他又不能容忍恶势力的胡作非为和嚣张气焰，心里自然非常忧愤。他把满腔的忧愤发泄到文章里去，于是写出了洋洋数千言的《思玄赋》，以寄托自己的感想和志愿。

在这篇《思玄赋》中，张衡引古证今，阐发了自己当时的感想，他说： “览丞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烦毒以迷惑兮，羌孰可与言己。私湛忧而深怀兮，思缤纷而不理；愿竭力以守义兮，虽贫穷而不改。执雕虎而试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安既死而后已。”这说明了他自己决心不向恶势力妥协，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他说自己要“弯威弧之拔刺兮

（亲自张开那强驽大弧），射■冢之封狼（去射杀那些■冢山上的大狼—— 指宦官权贵们）”，可是最后他却又说“回志■来从玄■，获我所求夫何思”，表明了自己准备潜心于学术的研究。这篇文章反映了张衡当时极为矛盾、苦闷的心理状态。

为了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张衡特别上奏章要求调职到东观。汉安帝永初年间（公元 107 年-113 年），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中刘■■等人，奉皇帝命令在东观编撰《汉记》（又名《东观汉记》），他们上书请皇帝下令让张衡也加入到编撰《汉记》中来。可是，没等皇帝做出回答，刘珍和刘■■便都去世了。对此张衡很是惋惜，他决心一定要将《东观汉记》完成。因此，张衡上疏要求“愿得专于东观，毕力于纪记，竭思于补阙”，要用全部时间“收检遗文”，从事于《汉记》的编篡工作。但是他多次上奏章要求调职到东观，始终没有获得朝廷的允许，原因何在呢？这并不是因为张衡的学识和才干不足，而是因为张衡的清廉正直，那些专权作恶的宦官权贵是不会愿意让张衡到东观去的。张衡原先官居侍中，时常受皇帝召见，宦官们已在担心他在皇帝面前指责他们的罪行。若是再把张衡调到东观去修史，不仅他仍有和皇帝见面的机会，而且会在国史中揭露他们的罪恶。虽然张衡上一次并没有向皇帝直陈他们的罪行，但宦官们总觉得张衡是他们的眼中钉，急于排挤

他，因而纷纷地向皇帝说张衡的坏话。这使得张衡在政治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心情极为郁闷；由于他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在政治上毫无建树。

公元 136 年（汉顺帝永和元年），顺帝受宦官怂恿，把张衡调出京城，去担任河间相的官职。

河间相的职务相当于河间太守，即河间王的丞相。河间在当时是一个亲王的封国。根据汉朝制度，分封的王只享用封国内的租税，由朝廷另派官员掌管地方行政，这种官员叫做相，相当于郡的太守。《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河间国，十一城”，按现今地区看就是河北省雄县及大清河以南、南运河以西、高阳以东、交河以北的大片地区。河间国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河间国所辖户 9 万 3754，人口 634421 人，所以这里的行政事务进行起来是比较繁琐和艰巨的。河间王刘政是一个骄奢淫逸，不遵守国家典章制度的大贵族。他同地方上许多豪强地主以及贪官污吏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河间王刘政的 13 个弟弟都被封做亭候，这一批强宗豪族是不容易对付的。

张衡到任后，针对“国王骄奢”和“又多豪右，共为不轨”的情况，下决心要加以整顿和清肃。他“治威严，整法度”，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整顿法纪。他暗地里查访出犯法作乱的人，出其不意地把这些肆无忌惮、横行不法的恶霸土豪逮捕起来，加以惩办；他还清理了许多冤狱，释放了无辜百姓，更做了一些对地方有益的事情，因而得到了老百姓的称颂。一时间，从官吏到百姓，人人都约束自己，遵纪守法，再也没有人敢胡作非为了。与此同时，曾一度混乱不堪的政治也开始走上正轨。但是东汉时腐朽残暴的豪强势力遍布朝野，想要彻底清除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张衡不久便发现，“诸豪狭游客，悉惶惧逃出境”。法办的多是些从犯，实际上仍然是“网漏吞舟之鱼”。张衡做了三年河间相，亲自和贵族豪强作斗争，虽暂时获得一些良好的成绩，但在当时东汉政权的黑暗统治下、张衡是不会有什么比较彻底的改变现状的办法的。

面对东汉黑暗的政治和猖獗的恶势力，张衡无比悲愤，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任河间相时所写的文学作品，就深刻地反映了他忧深思远的心情。如他在四言古诗《怨篇》中写道：

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日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云远，我劳如何！

张衡坚持自己的理想，相信正义终必获胜。他虽然远离京师，就象那生长在深山幽谷里的秋兰，秉着其原有的美质，芬芳的香气却日见浓盛；她淡黄色的新葩，更平添了无限生气。张衡把芳兰比做自己的理想，又把自己坚持理想比做对芳兰的珍赏。《怨篇》诗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秋谷兰芳的自然图画，诗人高洁的情操和隽永的词句交融在一起。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

在东汉政府的腐朽统治下，农民的生活极端困苦，阶级矛盾不断激化，

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汉安帝阳嘉年间（公元 132-135 年），曾旌领导沿海人民发动起义。起义军杀了句章、鄞、■3 县之长，攻会稽东部都尉；章河等领导的扬州六郡起义军，转战 49 个县，杀死县里的官吏；益州人民暴动，劫令长，杀列候；与此同时，边境上也是烽烟时起，危机四伏。自阳嘉至永和年间（公元 132-141 年），北方长城边沿上乌桓、鲜卑、南匈奴各部，不断侵扰东汉管辖的渔阳、代郡、朔方、云中等地；南方边郡也常遭侵扰，象林“蛮”进攻岭南郡县，武陵“蛮”围攻充城。西方蜀郡、陇西、金城等地的羌人也多次发生暴动，大肆掠夺三辅地区。汉朝政府令扶风、汉阳筑坞300 所，在这些地区设置军队，一时情势非常危急。

统治者的腐败，社会的动乱使张衡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对“天下渐弊”的无能为力。张衡在河间写出了著名的《四愁诗》，借以抒发自己的悲愤心情。

《四愁诗》共分 4 章，其中第 1 章说：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恻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以下 3 章用同样的格式，反复写他“所思”的美人在泰山、桂林、汉阳、雁门等远方；都因有着障碍而无从致意，于是愁思不已。这篇《四愁诗》看似怀人之作，实际上却是寄托着作者政治上的怀抱。

据后人所写的《四愁诗序》称：“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氛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这说明《四愁诗》在思想内容上深受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的影响。张衡希望汉朝皇帝能够励精图治，正直的人能够掌握朝政。可是东汉的现实情况跟他的希望相反，因而张衡在诗中反复咏叹忧国伤时的苦闷，并且表达了对政治理想的积极追求。《四愁诗》在表现形式上巧妙地运用了比兴的手法，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郑振铎先生曾说：“张衡《四愁诗》之不朽，在于它的格调是独创的，音节是新鲜的，情感是真挚的，杂于冗长浮夸的无情感的诸赋中，自然是不易得见的杰作。” 这可以说是很恰当的评论。

张衡任河间相时已经是 60 岁的老人了。他处在黑暗政治势力的包围中，一方面同情广大人民的疾苦，想改善政治，却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忧虑汉朝政权被倾覆，担心国防的危机，屡次向皇帝建议裁抑宦官奸佞，但丝毫不见采纳。在这样的情形下，张衡已经对改革图强不抱希望。在顺帝永和 3 年（公元 138 年），张衡上书给皇帝请求免官去职，回归故里。他在这时候写的《归田赋》中，表明了弃官归隐本来不是他的素愿，只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他指出“天道之微昧”以及对东汉统治者的彻底失望，把热中利禄的人讽刺为“贪饵吞钩”。这篇只有两百多字的短赋，充分表露了作者对于恶浊现实的不满情绪，不过也流露了作者“独善其身”的消极的逃避现实的思想。

张衡辞职还乡的请求并没有获准，永和 3 年（公元 138 年），已经 61

岁的张衡又被调回京城，担任尚书的职务。尚书是东汉朝廷中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头等大官，职权相当重。但是在外戚和宦官把持政权的局面下，尚书们只是他们发号施令的工具。所以张衡虽然在尚书台里接触到更多的实际政治问题，却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此外，随着接触的政务的日益增多，张衡愈加明白了当时政治腐败的实际情况，更加悲观失望。由于思想上极为苦闷，张衡任尚书不到一年，便一病不起。永和 4 年（公元 139 年），也就是张衡任尚书的第二年，这位年仅六十二岁的伟大的科学家便在悲观失望中与世长辞了。

张衡的好朋友崔瑗称赞张衡说：“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这是对张衡的比较全面的评价。张衡在他的一生中，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如川之逝，不舍昼夜”。他注重实践，善于接受前人的遗产而又不为传统所束缚，既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有敢想敢干的首创精神，因而成为一个博学多才，广有成就的伟大科学家。张衡一生为我国科学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张衡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都获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天文学名著《灵宪》的创作和浑天仪、地动仪的发明，达到了当时科学研究上的光辉的顶点。此外，在张衡的身上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例如他不慕名利，不为外界的冷嘲热讽所动摇，踏踏实实钻研学问的精神；张衡始终坚守的“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的求知信念；以及张衡“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虚怀若谷的谦虚的致学态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衡在盛行谶纬的东汉时代，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捍卫真理，同封建迷信坚决地做斗争。这些高尚的品质对一个封建社会里的科学家来说是极为难得的。

当然，张衡也和其他封建科学家一样，在他的著作和思想上不可能不留有时代的痕迹，体现出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这无损于张衡对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文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1800 多年来，张衡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今天，月球上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环形山，宇宙间也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星星。

解放后，中国人民对于在祖国历史上有过实际贡献的人物以及他们在各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和重视。1955 年，全国专门发行了一套纪念古代科学家的邮票，其中就有张衡；1956 年，河南南阳县重修了张衡的坟墓和墓后的“平子读书台”；在高大的古墓周围砌了围墙，前面原有的两座碑记也加了碑楼。郭沫若同志在新立的墓碑上题词赞颂说：

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作为历史上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获得了人民给予的极大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