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硕果

天才不管干什么，总会干得很出色，而一个什么都想干，却又总是有始无终的人绝非天才，相信我的话。——狄更斯

投身戏剧组织义演

由于《董贝父子》的巨大成功，狄更斯的经济情况得到好转，便于1848年又回到伦敦居住。

一回伦敦，他立刻被一大堆与写作不相关联的事缠住了。他和几个朋友受邀请为一个慈善表演会排演戏剧。

狄更斯经常说：“我当演员，一定会像当作家一样成功。”于是他兼任这个小小剧团的导演、舞台监督、木匠、置景，并在剧中扮演主角。

狄更斯恪守自己的格言：“一件事如果是值得做的，就应该好好地做。”他几乎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演剧中，各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

他对剧团的管理，就像一个家长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要求严格而又充满关爱。他的耐心甚至能使《圣经》中以虔诚和忍耐而著称的上帝忠实仆人约伯见了也自愧不如。他不时地纠正演员们的错误：

“你的朗诵不符合要求，你注意看着我如何发音。”

“喂，你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别扭，要这样才好看。”

“记台词有个窍门，我来告诉你……”

“不要害怕，对自己要有信心，投入作品中慢慢体会。”

“别骄傲，艺术上要精益求精。”

“不要说‘到晚上演出时将会完美无缺’的话，我要求你们在彩排时就要做到完美无缺。”

他不惜花好几个小时教他们举手投足，训练他们演出时的姿势，弄得演员们人人都累得精疲力竭。但狄更斯却是例外，他像一位执著而又充满热情的表演系教授一样，总是不停地指导每一位参与演出的演员，似乎他总是有使不完的劲。

无论头天练到多晚，第二天早晨一起来，昨天的疲劳一夜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一起床之后又立刻像一只欢快的云雀一样精神抖擞。很多年轻演员对于狄更斯的做法都无比佩服。在演出面前，狄更斯就像是一个“铁人”。

狄更斯听说，剧作家谢立丹·诺里斯生活十分贫困，他当即表示：“我要去帮助一切搞创作的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过着贫困的日子。”

当时，正有人在活动着要买下莎士比亚在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故居，狄更斯抓住契机，想上演一出戏，把筹到的钱让谢立丹来管理。这样谢立丹就不会因为钱发愁而不能进行剧本创作了。他就是这样无私地想要帮助从事戏剧事业的同行们，他虽然很了解如何利用戏剧赚钱，但他不是“吝啬鬼”。他乐于把赚来的钱和穷困的朋友们分享。

1848年5月至7月，狄更斯还带着他的剧团在伦敦、伯明翰、爱丁堡、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巡回演出，将所得的大部分钱都送给了谢立丹·诺里斯。

就在这次巡回演出中，狄更斯把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妇女》搬上了舞台，这出戏在伦敦的干草市场剧院上演了两次，女王和共伯特亲王亲临现场观看。

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共进晚餐，虽然狄更斯身兼三职，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仍然神采奕奕。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议论着与狄更斯的合作：

“这样出色的演出对我还是第一次，这种场面真让人振奋！”

“我简直对狄更斯先生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太棒了！”

“是啊，他集演员、导演、舞台监督三职于一身，还是我们出色的团长，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快乐。”

狄更斯就喜欢这样的活动，把它们视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他不能接受单调和无聊的生活。

当活动结束后，生活再次陷入了日常的单调无聊当中，狄更斯整天唉声叹气：

我周身无力，真是可怜极了，我渴望当一名流浪汉。在帐篷里度过了那么妙不可言的生活，我眼下住的这座房子简直无法忍受，我彻底玩腻了，确实精力耗尽了。

我渴望刺激。难道没有人能出个主意，让我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啊！往事，多么令人难忘！

狄更斯再次渴望到各地去巡回演出：“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和见到全场向你矗立，面对一张张的笑脸，一阵阵的欢呼相媲美。”

不久他的机会就来了。

1850年11月至1852年9月，当时有个议员叫布尔沃·利顿，他急于想获得其选区的持有40先令地产人的选票，又不能直接用钱去贿赂，于是就请这些地产持有人到克内勃沃斯去观看狄更斯剧团演出的《个性各异》。

狄更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种邀请。他给了利顿明确的答复后，就像往常一样，立刻一头扎进了事务堆里，他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人。

在一旁看他们排练的剧场领班对狄更斯说：“狄更斯先生，戏剧界一致认为，您选择写作的职业实在是公众的一大损失。”

狄更斯得意地笑了：“是吗？好多人都已经亲口对我说过了。”

在最初排练时，有一次，凯特掉进了一扇地板门缝里，脚踝扭伤得很厉害。几个小时后，还没等医生下结论凯特能否继续表演，狄更斯已经开始教乔治娜来扮演这个角色了。

1850年11月，剧团在克内勃沃斯上演了3场喜剧。

演出异常轰动，全场观众在演出结束时都激动地站起身来，久久不愿离开。剧院里一直响彻着人们的掌声与喝彩声。

1851年1月，狄更斯与沃森夫妇一起又招考了一批业余演员，并为宾客们上演了两出短剧。

这期间，狄更斯与利顿协商了一个计划。他们觉得应当设立一笔基金，来资助穷苦潦倒的作家和画家。

利顿为此贡献了克内勃沃斯附近的一块地皮，并承诺写一部喜剧，由狄更斯及其朋友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演出。而演出的收入就用来在这块地皮上修建房屋，设立基金，用来救助那些搞艺术的人们。

狄更斯于是写信给德文郡公爵，请求他届时出借他在伦敦的住所：“我设计了一个活动剧院，布景和机械装置等都能在几小时以内在任何一间合适的房间里装拆。如果女王和艾伯特亲王能来观看首场演出，这一事业就定能成功。”

公爵立刻回答他说：“我的仆人们，我的房屋和我的捐款悉听您的调遣。”

狄更斯获得了公爵的大力支持，心里感激不尽。女王和艾伯特亲王也答应前来观看首场演出。

狄更斯抓紧于1851年3月中旬排练利顿的新喜剧《人不可貌相》。他一会找木匠，一会找布景画家，一会又要找裁缝、机械师、鞋匠、乐师、假发师和瓦斯管理员……忙得团团转，后来由于在舞台上站得太久了，双腿肿得连长统袜都脱不下来了。

5月16日，这出喜剧在德文郡厅上演，观众由贵族们组成，他们花5基尼买一张票。

同年秋，剧团赴汉诺威广场大厅和外省许多城镇演出，一直持续至1852年。

这些演出给了狄更斯展示其独特表演才能的大好机会。他在舞台上喜欢在10多分钟内扮演10多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只需突然翻下袖口或提高衣领，就能彻底改变自己的面貌，用一些离奇古怪的表演使他的朋友们大吃一惊。

狄更斯对人观察得细致入微，思维和行动敏捷，脸部表情丰富，嗓音灵活多变，能非常生动地塑造数量惊人的各种角色。

他自己曾说过：

即兴表演使我着迷，我说不上这其中有多少奇怪的原因，它使我感到遂心如意，所以当我失去一次表演的机会，当我不能用声音和其他手段去扮演一个与我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时，我就感到是一种莫大的损失。

演一个美妙的滑稽角色，这其中的滋味真是难以言传啊！

不同于别人的性格

狄更斯具有强烈的个性。他无论干什么事情，总是全力以赴，毫不犹豫。他能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娱乐、赞美和愤怒中去。

有一次，狄更斯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时说：

天才不管干什么，总会干得很出色，而一个什么都想干，却又总是有始无终的人绝非天才，相信我的话。

而对于某些想当作家的人，狄更斯则给予忠告和提醒：

干写作这一行，需要把世上所有其他工作所需的耐心加在一起。

狄更斯生性坦率，热情奔放，他对他所欣赏的人，总是直言倾诉对他们的倾慕之情，而对另外一些朋友，也总是毫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虽然他那易动感情和刚愎自用的性格常常使一些朋友难堪，但他却从未永久地失去一个朋友。

但是这种渗透在狄更斯生命中的天才和毅力，又使狄更斯在某些方面显得冷酷无情和自高自大。他自己都说：“我身上老是有一种被惯坏了的孩子的气质，尽管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童年时吃过那么多苦。我知道我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好激动的和刚愎自用的人。在我的社交活动中，我的意志完全凌驾其上，指挥它，支配它。”

狄更斯甚至有时与他再好不过的福斯特都会发生冲突，因此福斯特有时也会对麦克里迪发狄更斯的牢骚：

狄更斯这个人，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因此我福斯特这个顾问对于他已经形同虚设，他对我提出的所有意见也都充耳不闻。

更有甚者，由于狄更斯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这种片面的恼怒脾气在他身上越演越烈，已经变成一种不可救药的恶习了。

有人好奇地问狄更斯：“你这种坏脾气，不知道在家里会不会也是这样？”

狄更斯笑了，他得意地说：“我的家庭事务完全根据我的古怪念头来管理，整洁和准时是我严格实行的两条规矩。”

幸而狄更斯生性和善，被孩子们称为“慈善的独裁者”，否则家人们都会无法忍受他的。

但狄更斯的“两条规矩”也是必须执行的，他曾自豪地炫耀说：“我敢说，我干一切事情都像骑兵卫队里的钟一样准时。”

的确如此，他与别人会面从来不差分秒，家里用餐都会在钟鸣开始。因此凯特和孩子们都要留心很多事情，使他们觉得在家里很自在，甚至见到地上有一本书都会吓一大跳，听到钟鸣都会心跳加速。

每当狄更斯搬到一座配有家具的房屋或租用旅馆的一套房间时，他都会把房间所有摆设几乎都挪动一遍，包括衣柜和床，直至使他觉得“一切都井井有条”。

当狄更斯旅行住在客轮上时，他的剃须用具、化妆用品盒、刷子、书籍和文件都安放得井井有条，仿佛他要在船上待一个月一样。

而且就在他从美国返回英国前的好几天，他一直在思索他的书应该摆成什么样子，桌子放在哪里，椅子放在什么位置上才和其他家具相对应。

狄更斯也时时能感觉到自己的这种“恶习”，他有时会抱歉地对家人和朋友们说：“我的过分讲究秩序和规律，也许出于对自己混乱童年的反感。”

但他们的家庭是愉快的，因为狄更斯对孩子们的慈爱更胜过了凯特。孩子们都喜欢和他一块玩耍。

每当夏天的夜晚降临，狄更斯便经常驾车送凯特、乔治娜和孩子们去汉普比斯特德。他们在那里散步、采花、讲故事，或者和孩子们在树丛里捉迷藏。就这样能一直走到杰克斯特劳城堡。他们吃过点心后再走上返家的路。

狄更斯对孩子的爱，首先是对自己童年的爱，他通过与孩子们的嬉闹来重温童年的时光。

当他对孩子放松要求，而更多地与他们游戏时，孩子们都觉得他变成了他们的大伙伴。

当哪个孩子生病了，狄更斯会比任何一个护士都护理得更出色，他不但守在孩子身边，而且给他讲有趣的故事，遇到紧急的情况也懂得怎么处理。

孩子们更多的时候，都叫他“大朋友爸爸”。

每当这时，狄更斯就会躺在孩子们中间，幸福地闭上双眼，享受着生命对他的珍贵馈赠。

完成《大卫·科波菲尔》创作

1848年9月，狄更斯的姐姐范妮因为患肺痨，抛下年轻丈夫和几个孩子去世了。

狄更斯在姐姐去世前，他几个小时都一直守在她的床边，姐弟俩一起回忆着在查塔姆、罗彻斯特和科巴姆的树林中度过的美好童年时光。他不敢相信，当时微笑着的姐姐，眼睛里还闪着兴奋的光芒，往事都记得那么清楚，但就那样离开了他们。

姐姐的死对狄更斯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姐姐是联结他少年成长的第一根纽带。他感觉姐姐仿佛还在他身边。几天来，他哭得眼睛都肿了，他在心里说：“姐姐，我不能让你带去我童年的记忆，我要写一部小说来纪念我的姐姐，也纪念我的童年。”

福斯特曾建议狄更斯尝试用第一人称来写作，他很赞赏这个提议，而且想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于是，他就这样写出了半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

对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姓名，是他几经踌躇之后才选定的。福斯特发现了其中的偶合：大卫·科波菲尔与查尔斯·狄更斯的开头两个字母完全相同，只不过是颠倒了一下个儿。狄更斯为这偶合非常感动，认为这是一种天意。

这部小说不仅有作者自己1836年以前的亲身经历：家庭遭遇、童年苦难、初恋欢悦、婚姻失败、创作成功等，而且其中有些人物几乎就是他自己、他的父母，以及玛丽亚、凯特、玛丽这些人的影子。

小说写的是遗腹子大卫·科波菲尔自幼丧父，母亲再嫁后，他受尽了继父的虐待，被送到最差的学校去住宿。后来母亲病逝，科波菲尔被迫去当小伙计，受尽折磨，他实在无法容忍极度的屈辱与痛苦，终于逃到姨婆家中，得到姨婆的抚养与照顾，并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他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虽然受了不少挫折，但他为人正直，富于同情心，意志坚定，终于成为出色的作家。

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都是根据狄更斯个人的经历或者是自己生活中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写成的。例如大卫·科波菲尔最初读书的那个实行棍棒教育的萨伦学堂，他在伦敦摩·格公司所过的洗瓶子、贴商标的童工生活，他旅行欧洲大陆和成为名作家的经历，大卫娶的那个美丽、天真而不善理家的妻子朵拉等，都和狄更斯的经历相似。小说中其他人物如密考伯先生，正是狄更斯父亲的写照。

当然，大卫·科波菲尔不等于狄更斯，有些经历就完全不同，例如大卫的父母双亡，狄更斯则双亲健在；大卫的妻子朵拉很早夭亡，狄更斯则与妻子凯特共同生活着。狄更斯和大卫的性格也有差异。狄更斯既有性情温和、善良、宽厚的一面，也有粗暴、无情的一面；而大卫·科波菲尔则完全是温文尔雅、善良和蔼的。

因此，小说不完全是自传。它只是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成长过程作为中心线索，反映了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的社会生活。

狄更斯很快就完全沉浸在小说的写作之中，并边写边发表。《大卫·科波菲尔》的第一期于1849年5月问世。

在这部书中，他以大卫·科波菲尔的遭遇为线索，把贫穷化的小市民阶层生活的各个方面串连起来，构成了一大串连续的画面，塑造了大群人物的雕像。尤其是对那些趋于破产的小市民人物，狄更斯都描写得非常生动感人。

小说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儿童的残酷剥削、司法界的黑暗和议会制度的虚伪，描绘了正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迅速发展的英国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表现了作者对困苦弱者的同情。

狄更斯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的时刻，它带动了欧美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狄更斯也受到这次革命的重大影响，因此《大卫·科波菲尔》对现实的认识和描绘都更加深刻，它展现了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狄更斯沉浸在创作之中，如痴如狂。

女儿玛米就要过生日了，她看着陷入创作狂热中的父亲，忧虑地说：“爸爸，您能参加我的生日宴会吗？您的参加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狄更斯放下手中的笔，慈爱地摸着女儿的头说：“放心吧，孩子。就算有最特殊的约会，爸爸也会设法摆脱掉，专门参加我心爱的女儿的生日宴会。”

玛米幸福地亲了亲父亲的额头，她放心地出去玩了。她知道，父亲答应的事从来不会食言。

这时，狄更斯的事情更多了。他养成了向公众演说的习惯，因为演说的成功，每一个慈善团体开会时都请他去做主席。他极为忙碌，因而不得不严格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来保持早起工作，午后散步的习惯，并仍能经常到广大人民中间去。

《大卫·科波菲尔》创作得有些缓慢，狄更斯有些焦急地说：“《大卫·科波菲尔》写得我才穷技尽。昨天和今天我没有一丝进展。我心里知道我想说什么，但却像一辆马车一样，只能缓缓地爬行。”

狄更斯的工作一直处于紧张的亢奋状态，有时走在路上，仍然沉浸在小说的构思中，7月份，有一次他被绊得重重地跌了一跤。摔伤使得写作速度更慢了。

狄更斯在治疗摔伤时，因为用拔火罐的方法，却把身上烫起了好几个泡。他就到布罗德斯太尔斯的阿尔比恩海边试着吹海风的疗效。

这天，狄更斯从海边回来，看到路边有一家书店，他随便走了进去。

这时，有一位妇女跟在他身后也走了进去，她对店员说：“先生，我想买最新的《大卫·科波菲尔》。”

店员拿了一本递给她。

“这不是最新的，我早就读过了，我要下一期。”

“对不起夫人，下期要等到月底了。”

那位妇女失望地转头走了。

这件事让狄更斯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下期要等到月底？而现在他还一个字都没写呢！

他匆匆赶回家，对凯特说：“我必须马上投入写作。我生平从来没有这么担心过。”

整个1850年，狄更斯都投入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他的思绪也随之回到过去的记忆，往事历历在目，甚至在梦境中也经常出现。

只有狄更斯的朋友们，通过他偶尔寄给他们的书信，才能了解狄更斯的工作状态。书信中说道：

感谢上帝，我现在对这篇故事充满了信心。这个月的内容我已构思完毕，下两个月的也全都有了眉目。

我写得非常得心应手，毫无烦恼和不快。

这两天来我工作异常努力，昨天一直干了8小时，今天是6个半小时。又完成了一切，我觉得这一切写得好极了。我希望我的主人公的第一次堕落会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们窥见一条荒诞的真理。我写得筋疲力尽，彻底累垮了。

我衷心希望，将来，许多年以后，为了小爱弥丽的缘故，人们仍将记得我。

我开始担心我能否去你那里了，因为《大卫·科波菲尔》是当务之急，明天必须完稿。当然只要可能，我会去办此事的，我将尽力而为。我希望这一部分中有一些美妙的喜剧式的爱。

对朵拉依然拿不定主意，但是今天一定得作出决定了。

尽管家务缠身，但工作进展很快。我希望这一期能写得相当出色。我对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感觉到了。

这几天来我拼命地写，同时还必须杀死朵拉。只要顺手，明天我也许就能把她结果掉。

我昨天把这期的内容朗读给斯通和乔治听，两人听罢悲不自胜。我希望你读了后也不会无动于衷。

我现在距离彼岸仅差3页了。像往常遇到这种情况时一样，心中会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悲喜参半。哦，我亲爱的朋友，假如我把今晚从《大卫·科波菲尔》那里得到的感觉讲一半给你听，那么即使是你，听了后都会觉得我的这番自白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我似乎已将我自己的一部分躯体送入了那个阴森森的世界。

我刚刚写完《大卫·科波菲尔》，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我想到什么地方去逛几天，我想去罗彻斯特，我小时候在那里待过，这样可以把这两星期来写的东西忘掉。

1850年11月，《大卫·科波菲尔》最后一期发表，狄更斯在序言中庄严地写道：

由于这本书讲的是我本人早年的经历，所以写作时思绪万千，犹如泉涌，我得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那些与情节无关的片段摒弃。我的梦通常是关于20年前的事情，我常常会把目前的处境与它们相混，并弄得很乱，但我20年前的往事却清晰可见。

我结婚14年了，有9个孩子，但我不记得有哪一次梦见我有这么多责任，或者被这些亲人包围着。

在我的所有著作中，我最喜欢这一部。我对于从我的想象中出生的子女，无一不爱。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我在内心的最深处有一个得宠的孩子，他的名字就是“大卫·科波菲尔”。

《大卫·科波菲尔》的成功超过了他已发表的其他作品，许多读者由于看出了这本书的自传性质而更增强了对它的兴趣。它给狄更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以至在当时文坛上达到了独一无二的程度。

这正像狄更斯写给麦克里迪的信中所说的：

我希望能建立起一座永垂史册的丰碑，这是我孜孜以求的，并在对丰碑的欢呼声中结束我的创作。但愿这本书能成为我所期望的那样一本好书，可以传诸你的子孙后代，一直给他们阅读。

《大卫·科波菲尔》很快被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从此以后，狄更斯不仅是英国一位大作家，而且成了当时英国唯一被人们崇拜的偶像，成为名传欧、美两大洲的杰出小说家。

一些原先瞧不起狄更斯的上层社会的绅士、淑女们，现在看到他有名、有钱、有地位了，纷纷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宴会、舞会和社交活动，以显示他们懂得诗文、尊重人才。

作为社会底层人民代言人的狄更斯，仍然保持着为人洒脱、善于戏谑、不奉承权贵的作风，而且往往故意挖苦、嘲弄那些老爷、太太们。

成为名作家以后的狄更斯并没有心满意足，“如果我吝惜我自己，我就要生锈、分裂和死亡”。他下定决心，用更多更好的作品继续对社会问题、对人间弊病进行尖锐的批判和鞭挞。

创办杂志《家常话》

1850年6月，狄更斯写信给麦克里迪说：“我被《大卫·科波菲尔》和《家常话》两边夹攻，忙得应接不暇，就像一只蜜蜂。”

原来，早在狄更斯在放弃了《每日新闻》之后，他的心里又开始盘算着准备创办一份周刊的计划。

狄更斯为这份杂志作出设想：

这份杂志应该成为生活的一览，成为时代精神的反映，要有评论，有忠告，有漫谈，应该关注我们社会状况的普遍改善，尤其是应该具有趣味性。

当《大卫·科波菲尔》进程过半时，狄更斯再次给福斯特写信商量这件事，并设想了好几个杂志名称：《知更鸟》、《人类》、《查尔斯·狄更斯》、《伙伴》、《家庭之声》等。最后，他从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找到了一个最中意的名称：《家常话》。

《家常话》于1850年3月30日正式问世。

有人原本认为，狄更斯的小说写作任务非常繁忙，他还兼任剧团舞台监督、演员，再担任演说家和记者的职务，他还要操劳着家庭事务。那么，在过了创刊的那一阵热情之后，肯定会把杂志的编辑工作推给助手去做。

但是没有，狄更斯对《家常话》的管理是面面俱到、事必躬亲的。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的时候，他都把杂志的事放在心上。

狄更斯给他的助手威尔逊提出了明确的指示：

凡是呈交给你的文章和小说，不管章节、字迹，你都要仔细认真地批阅，需要录用的文章要认真录用，需要修改的要认真修改，该退稿的要坚决退稿，但要特别注意发现新作者和新的选题。

与此同时，狄更斯从工作中挤出时间来，为一些稿件进行缩写、扩写或改写，甚至不惜花费更多时间，以他的思维方式替别人重新改写。但他自己的文章也要按时写出来。

有时狄更斯这种努力是费力不讨好的。有的撰稿人在作品刊登出来之后，发现作品被删改或润色过，有一些他们自己以为不错的段落被删掉了，心里很不高兴，专门致函狄更斯问罪。

狄更斯虽然依然不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但他给作者们付稿酬的时候又多又及时，那些自尊心受到刺激的人也就很快都原谅他了。

《家常话》还有一条与别的杂志不同的严格规定：不准用真实姓名来发表作品。

有好多的读者对此很是纳闷：为什么如何众多的文章都明显带有狄更斯的风格？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多数的稿件都经过了狄更斯的修改。虽然狄更斯给撰稿人写信作解释、提建议所花的时间和大多数编辑花在社论上的时间差不多，但他仍然乐此不疲。

狄更斯的父亲和岳父都在《家常话》杂志社当差，而乔治·奥古斯塔斯·萨拉则更是凭借《家常话》而崭露头角，并很快成为著名的作家和记者。

狄更斯住在伦敦的时候，他通常每天上午从8时至11时在韦林顿的办公室里工作，他一边口述，一边走过来走过去，把体力脑力都一齐运动起来。

《家常话》自创刊之初，就大胆披露各种社会弊端，但是，却不允许刊登私人丑闻。他关注着自己周围的一切，为大家说明：为什么和平团体总是愚蠢的，为什么裁军是轻率的……他攻击一切形式的压迫，嘲弄种种假话，调侃愚蠢的行为，揭发残酷的恶行，嬉笑怒骂，入木三分，使杂志在郊区比在伦敦西部贵族居住区更加受欢迎。

狄更斯让他的作者务必记取的最主要的教训是：每篇文章都应该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不止一次写信指示威尔逊说：

不管一件事写得如何睿智，如何深奥，如何真实，除非它很有吸引力，否则还不如不写。

要把杂志办得活泼、活泼、再活泼！

虽然狄更斯经营《家常话》严肃而又认真，但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仍然不改老习惯，喜欢和人开开玩笑。

有一次开编委会，到会的却只有狄更斯和约翰·鲁滨孙两个人。鲁滨孙早就听说过，狄更斯是一个非常准时的人，他与人会面时总是分秒不差。

这时，鲁滨孙的心里不禁有些心慌：“估计一会儿狄更斯一定会照规定时间准时开会，而其他人又没能到场，我到时该如何应付呢？”

在没到时间之前，他们俩一直讨论着当前的一些新闻，开会的事一点也没提。

时间到了。

狄更斯一分钟也不差地说：“约翰·鲁滨孙先生，你同意我当会议主席吗？”

鲁滨孙壮了壮胆子，跟狄更斯开了个玩笑：“我完全信任狄更斯先生可以维持大规模集会的秩序。”

于是，狄更斯就认真地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接着两个人讨论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决议。

狄更斯表情非常严肃，用各缺席成员的声音和态度提出各项决议，又以倡议者、附议者和主席的资格提出建议，然后就展开了讨论。

讨论偶尔还会被鲁滨孙、狄更斯和“其他成员”所打断。狄更斯惟妙惟肖地模仿着福斯特、威尔斯、布雷德伯里、埃文斯等人的腔调说话。

所有决议全部通过之后，就被一一记录在案。

狄更斯站起身，严肃地宣布：“由狄更斯、鲁滨孙两人参加的多人编委大会，圆满结束。”

《家常话》旗开得胜，1850年年底，狄更斯完成了《大卫·科波菲尔》的写作之后，对杂志更加关心了。

遭遇父亡子夭双重打击

1851年，狄更斯的许多时间，都花在了串演喜剧、发表演说和操心家庭私事上。

年初，他的第三个女儿从一出生，凯特的身体就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母女两个有一段时期甚至都虚弱得奄奄一息了。

狄更斯因此经常陷入自责之中：“我这些年为了旅游，为了写作，为了更多的表演，从来没有去关怀她，看着她原本健壮的身体日渐消瘦，现在竟然一病不起，我深感惭愧。上帝啊！如果能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对妻子孩子们弥补我的爱。”

也许狄更斯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女儿终于痊愈，凯特也转危为安，3月她已经能够独自下地行走了。

医生建议说：“也许你们可以换个环境，心情也会有所改变。这样可能对她的病有些作用。”于是他们搬到了马尔文的克纳茨福特旅馆居住，孩子们住在德文郡巷，乔治娜则和凯特住在一起。

此后的好多个星期里，狄更斯一直往来奔波于伦敦和马尔文之间，他的时间在特别快车上花去了不少。

即使这样，狄更斯仍然很好地安排了麦克里迪的告别演出，并为他组织了一次宴会，还排演了利顿的剧本，并按时为《家常话》编写稿件。

祸不单行，他的父亲偏偏这时又病倒了，并被送进了医院。

约翰一直患有膀胱疾病，但他一直没有对别人说起过。为了救命，必须为他做一次不能用麻醉药的手术。

狄更斯对凯特说：“这是外科上最可怕的手术，但老人以惊人的毅力挺了过来。手术完毕后我马上去看他，只见手术活像一所血迹斑斑的屠宰场。他快活、勇敢得令人惊奇，我却紧张得不知所措。打算去给他张罗各种必需品，我的手却抖得无法写字。”

但是，手术却仍然没有把顽强的约翰挽救回来，他于3月31日去世了，享年65岁。狄更斯把父亲安葬在高门公墓，他在墓碑上对父亲“热诚的、实际的、愉快的精神”大加颂扬，他一直对父亲敬佩有加，“我越活得久长，就越觉得他好”。

父亲的去世，让狄更斯深感痛心，他连续几夜不能入睡，“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于是我感到自己仿佛被一根大头铅棒击中了”。

狄更斯一连多少天，都守护着才5个月大的女儿朵拉。4月14日晚上，他不得不离开女儿的床边，去主持戏剧基金总会的宴会。在他讲话之前的一个半小时，福斯特就接到了朵拉夭折的消息，但一直等到狄更斯讲完话离席时才告诉他。

次日凌晨，福斯特带着狄更斯写给凯特的信前往马尔文，鉴于凯特的病情还很不稳定，狄更斯强压住悲伤之情，尽量把信写得婉转：

亲爱的凯特：

注意，你必须十分缓慢和小心地读这封信。我们的女儿朵拉病了，病得很厉害。

注意！我不会骗你。

我认为她病得很厉害。我想，我对你，亲爱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觉得她似乎很难康复了。但是，我最热烈地恳求和命令你回家时要十分镇静。

记住我常对你说的话：既然我们有这许多孩子，我们就绝不可能避免其他那些父母所忍受过的痛苦。而如果……如果在你回到家里，当我不得不对你说，“我们的小宝宝死了”的话时，你得对余下的几个孩子负起责任来，显示出你是值得受到他们莫大信任的。

记住我的话，福斯特会接你回家。

——狄更斯

谢天谢地，凯特看了这封信，表现还算镇定。

朵拉在她祖父去世的两周后，也与他一起被安葬在高门公墓。

狄更斯被父亲与爱女去世这两次打击搅的心烦意乱，不得不把《貌恶心善》的首场演出推迟了。

虽然狄更斯被事务缠身，一天到晚都没有一点空闲，但因为凯特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他只好尽量挤出一点时间来带着她到处走走。

狄更斯挽着凯特的胳膊，一边走着一边对她说：“希望通过环境的变化和运动，能使你的精神得到调剂，病情得到恢复。”

5月至10月间，狄更斯又租下了布罗德斯太尔斯的堡垒式住宅。但是，这个地方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静了，狄更斯住在那里依旧心烦意乱，他给朋友写信说：

除非下着大雨，我写不上半个小时，总有那种最使人难以忍受的风琴声、钟声、铃声，或无伴奏多声部声纷纷传进来。我要么紧闭门户，躲在屋内写写杂志上的文章，要么退避三舍，逃离住所。

到了夏天，狄更斯就开始十分兴奋地忙于改建他的新居。因为他所租住的德文郡巷1号的房屋已经到期了，于是他决定在塔维斯托克广场修建新的居所。

狄更斯可以说废寝忘食，殚精竭虑，他甚至“比日理万机的首相都更加繁忙”。

但是，狄更斯对英国工人的办事磨蹭非常恼火，他给他的小妹夫、公共卫生专家亨利·奥斯丁去信说：

我在梦中都一直不断地在这房子里跑上跑下，并被那些工人拌得东倒西歪。当我听到他们一到吃饭才有精神时，我就变得垂头丧气，当我想到每到星期天就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时，我感到沮丧。

午饭的肉汁汤里我尝到一股骨胶味儿，在海里我闻到了油漆味，石灰的鬼影成天追着我，我梦见我成了木匠，但却无法把大厅隔开。

我常常和一大群显要人物在客厅里跳舞，并因为餐厅里缺少一根柱子而跌倒。我每晚都梦见这些工人，他们对着我做鬼脸，但却动不动就横七竖八地躺下，什么都不干。我不知道我的房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工。

他还想知道工匠做这件事的时间和费用：“你做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最长时间是多少？守时和迅速是我办理一切事情的必定依据和首要条件，我把这两点看得至关重要，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把它们作为我订立合同的主要条款，而你们必须牢记在心。”

1851年10月底，狄更斯告诉亨利·奥斯丁说：

虽然油漆匠大部分时间都在吹口哨，木匠大部分时间都在想自己的心事，爱尔兰小工为一点小事就吵个不停，裱糊匠经常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发愣，铺地毯的工人敲打着梯毯夹条哼着小曲，但房屋修建还是有了明显的进展。

11月初，狄更斯全家终于搬进了他们的新居。

创作讽刺小说《荒凉山庄》

1851年，狄更斯在修建新居的同时，还在酝酿创作一本新的小说，他说：

哦！假如能一直保持下去就好了。我完全沉浸在一本新的小说的酝酿之中，故事情节已经在我的脑子里打转，但是这些工人啊，蠢事啊，又在脑海里浮现。有了写作的冲劲，但要写又无能为力。

而11月搬进新屋之后，狄更斯就着手创作新作《荒凉山庄》，并于年底完成了第一卷。1852年3月开始发表，逐月连载。

《荒凉山庄》的主要情节围绕一桩神秘的财产诉讼案展开。小说创作采用了象征手法，一开始就描写伦敦的浓雾覆盖着一切，用浓雾象征英国的乌烟瘴气和窒息人性的现实社会，象征黑暗堡垒，大法官庭遮住了光明。狄更斯还给《荒凉山庄》抹上了严肃、深沉和灰暗的色彩，毫不妥协地揭露和讽刺了英国司法界、政界的阴暗面。

在该书最初几章大获成功之后，狄更斯的小儿子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狄更斯于3月13日降生，这时，狄更斯已经被头脑中的孩子占据了整个思想，他正经受着创作上的“分娩剧痛”。他告诉朋友这个故事的情节：

很久以前，一位叫贾迪斯的人发了大财，临死前留下遗嘱。该遗嘱离奇古怪，几乎无人能读懂。其后代中有的因为弄不懂遗嘱而自杀，有的变疯，而有的则劳累身亡，耗尽了几代人的青春与幸福。无数精明的律师为它忙碌，大法官为之开过无数次庭，但案子始终没有结果。直至最后遗产不足以支付诉讼费用，该案才不了了之。

《荒凉山庄》是狄更斯最长的作品之一，它以错综复杂的情节揭露英国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黑暗。这部小说内容讽刺英国古老的“大法官庭”的作风，是司法体制邪恶、无能的象征。小说描写了一件争夺遗产的诉讼案，由于司法人员从中徇私舞弊，竟使得案情拖延20年。

而除了这起遗产官司外，它还并生出了另一条轴线，那就是一个戴洛克男爵的妻子，她早年曾经失足，与一个上尉军人生下私生女艾瑟·萨莫森。艾瑟纯真善良，后来和一对表兄妹被与该遗产案有关的“荒凉山庄”主人约翰·詹狄士收为被监护人。

在一个偶然机会里，男爵夫人的私生子丑闻被那一群律师像善于诡辩的兀鹰一般得知了，于是刨根问底的像扒粪一样询问开始了。他们并不只是为了邪恶的好奇，而是要借此来对男爵夫妇威胁图利。在整个过程里，他们无所不为，包括整死了无辜的流浪少年，借着挑拨分化而剥夺着许多人际关系，最后是其中的一名律师被他所利用的人杀害，男爵夫人离家出走，死于风雪中，而那起遗产官司也因诉讼标的被完全耗光而自动结案。

多数评论家如萧伯纳、切斯特顿、康拉德、崔尔琳等人皆认为这部小说是“创下小说写作高峰”，也是第一本“法律小说”。

当时，德文郡公爵邀请他去查茨华斯玩几天，但狄更斯舍不得放弃一个写作的周末。他还谢绝了好几个对他相当有诱惑力的邀请，他说：

认真地说，当我撰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必定把它放在我的生活的首位，专心致志，绝不顾及其他，这是我从长期写作中悟得的经验。我心甘情愿地放弃交际应酬的快乐而在创作的苦思冥想中得到满足，还是让被我虚构出来的那些朋友去宴席就座吧！

就《荒凉山庄》整体而言，它是个把惊悚的传奇包裹在道德和人性关怀密网里的故事，让人们看到邪恶的操控支配，报复心态等力量与向上升华的纯真、善良相互争战，最后是善良获胜。

而从细部来说，这部小说则有更多意旨了：它谈论爱情、压迫、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时代的结构与价值改变、体制的不公不义。

它是一部万花筒式的众生相。它有关废墟的叙述，替艾略特的《荒原》做了最好的准备。它对法庭和律师这种行业的揭发，不但启示了《城堡》与《审判》，也让“体制之恶”的问题浮上水面。甚至它那种抽丝剥茧，让真相显露的笔法，也大大影响了后来的通俗侦探惊悚小说。

《荒凉山庄》里有关司法和律师为恶的这个部分，狄更斯其实已展现出无比的透视力。在这里他看到了司法权力在自我不断生产后，已自动地成了一匹邪恶的怪兽。它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一切与它有关的人与事。那是一种体制化之后的暴力与邪恶之源。它已非关个人的是否善良，而成了一个自动化的机制。狄更斯对恶律师的那些精准描述，以及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体制性邪恶”，单单这个部分，就足以让这部作品不容易忘记。

而狄更斯作为人道写实主义高手，当然不会只停留在这种消极的层次上。在这部小说里，像荒凉山庄男主人约翰·詹狄士，私生女艾瑟，以及另一美丽善良的被监护人艾达·克莱尔都是纯真、无邪心的正面人物，他们不把人际关系视为一种可以剥削利用的资产，因而心存善念。这是人性的光明之源，穿透了那茫茫黑雾，成了救赎人性的起点。而这种在黑暗里仍能看到光的呈现方式，也正是狄更斯作品的特性。

因此，《荒凉山庄》乃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真正经典之作。在小说叙事上，它开创出了一种“双重叙述”的表现手法。小说在主干部分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而另一部分则由主角之一的私生女艾瑟以自叙方式来表现，它衔接完整，相互呼应，从早期理论家切斯特顿到晚一些的哈洛·卜伦都推崇这是一种高难度、高表现的突破。

而在故事细节上，英国现代警察侦探制度始于1842年，比这本小说早了10年，因而对世事知之甚深的狄更斯，遂将现代侦探推理的逻辑用来作为呈现真相的过程，这使得作品的悬疑性大增，只有读到终卷，才有恍然之感。这种把世界视为一个神秘文本而加以细读的推理方式，也使得阅读本身增加了许多悲喜交集的气氛。

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在宏观角度上对价值与社会变迁上所做的细部观察和愿景呈现。它除了指出司法的体制性邪恶和所造成的体制性压迫外；对维多利亚时代那些颓废没落的贵族阶级，以及仰赖贵族的寄食阶级，都作出了细腻描写。

《荒凉山庄》通过对德洛克夫人和她的丈夫德洛克爵士的描写，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指出了这些贵族人物生活糜烂、心灵空虚、思想僵化、陶醉于家族的煊赫历史而看不到时代的发展，从而揭示出这些寄生虫必然灭亡的命运。

而更独特的乃是小说里对伦敦贫民窟的“废墟书写”，乃是一种首创，道德与人际关系的败坏，社会的压迫，使得它成了黑雾中的黑暗中心，予人无比的惊惧之感。但也就在看到贵族没落、城市败坏的同时，狄更斯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合理性，这种新的合理性，加上书中无时不在的善良纯真，遂成了拯救沉沦的起点。当然更别说小说里有关纯真之爱，舍己为人之爱等有关高尚价值的呈现了。

关注贫民的佳作

狄更斯的工作一直处于紧张的亢奋状态，什么工作他都想做，而只有进入工作他才能忘却自己。他在家里也是这样。他关心家里的各种琐事，不管是孩子们的演剧、游戏，还是准备聚餐会或者参加村里的板球比赛，都少不了他。

如果某一个孩子或仆人病了，只要他一走进病房，病人就会精神振作起来了，似乎他有着给人带来安宁的魔力。

1852年，狄更斯40岁时这样谈论他自己说：

我变得不能休息，我十分相信，假如我吝惜自己，我就要生锈、分裂和死亡了。而死于工作将好得多。

狄更斯就以这种忘我的工作热情，进入了创作活动的高峰。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欧洲各国政府出于对革命的恐怖，都加强了反动统治。这种恶劣的政治形势并没有吓倒狄更斯，他说：“宪章运动的恐惧和谣言不时震动我们，可是我怀疑政府在利用这些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狄更斯用他的笔，毫不妥协地对资产阶级罪行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一部部优秀作品接连奉献在读者面前。

1853年，周期性的工业危机已经日见端倪，失业人数猛然增多。

狄更斯这时也开始关注贫民问题：“我不会相信任何统治形式会带来幸福，也不信任历届政府，无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我深知，他们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对下议院极端蔑视，尽管人家几次答应让他免去竞选花费进入议会，但他仍然予以拒绝。他说：“我同情的是备受压迫的人们，并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们。世上的成功者没有一个比我更不重视有钱，也没有一个比我更不轻视缺钱。”

狄更斯是《家常话》的负责人，当时有人向他建议，如果撤销了纸张税的话，他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可是他没有坚持这一要求：“捐税，如肥皂税，应该先予废除。我们不能利用自己的天才获准，也不能利用周刊谋利。”

狄更斯在钱财方面相当慷慨，他借钱给那些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朋友，救济那些写信向他要食物、衣服、燃料、现金的人，随便到哪里去，付小费时都很大方，而对于生活艰难的艺术家，他更是倾尽全力相助。他安排助理编辑威尔斯和专门雇来的另一位工作人员霍尔兹沃思，负责发放救济金事宜。

狄更斯不仅限于照顾个别特殊情况，他还亲自一一调查伦敦的平民区，与安吉们·伯德特·库茨两人共同对付清理平民区的问题。

他们到贝斯纳尔·格林去挑选了一块称作新斯科舍花园的地方，那里在狄更斯眼里其实就是一个大粪堆，是盗贼和妓女所生的孩子们玩耍的肮脏的场所，他不由悲愤地大声疾呼：

看着失业和赤贫的庞大队伍，看到那些半饥不饱的极其野蛮的父母，还有衣不蔽体、无人照料的孩子，都生活在令人恶心的院落和肮脏的胡同里，这些触目惊心的场景无不让人悲伤难过。

这里的房屋门窗破落，地板腐烂，墙壁残破，到处弥漫着粪便的臭气。这里的人们靠捡垃圾维持生计，这里传染病肆虐，虱虫遍地滋生。

在我们国家，由于卫生条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在国外死于战争的人数，把募集来用于战争、毁灭他人的钱，都拿来拯救无数英国人的生命吧！

一个冬天的夜晚，天上飘着冰雨，狄更斯与一个朋友在华尔特彻波尔的泥泞中跋涉。他们还在走访贫民窟，尽力给那些可怜的人送些衣服，找个栖身的地方。

他们来到一家贫民收容所，忽然看到墙边有5捆“烂布团”，狄更斯好奇地走上前去，这才看清原来是5个人，他们绝望而无助地缩成一团，收容所的临时救济处已经满了，无法再接纳他们了。

狄更斯立刻大步走进收容所，找所长交涉：“外面有5个可怜虫，您知道吗？”

“我没看见，但我想肯定是有的。”

“您不相信他们会在那儿？”

“我信，兴许比5个还要多呢！”

“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想是女的。因为这些姑娘受雇采了一段时间蛇麻草以后，又来到伦敦找工作，但是找不到，仅有的一点积蓄又花光了，于是只好去乞讨或卖淫。可能其中有一两个昨天和前天夜里就在那儿了。”

“您是说她们通宵都在那儿吗？”

“很可能，不过我们已经把带小孩的妇女都收下了，里面再多一个人也住不下了。”

狄更斯呆呆地站在那里，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他和朋友走出收容所，询问那几个妇女，她们又饿又脏，虽然看起来年纪还很轻，但已经憔悴不堪。

狄更斯给了她们够吃晚饭和食宿的钱，这才惶惑地离开，他回头看时，她们全都万念俱灰，人人变得麻木无力。没人说话，也没有抱怨。没有朝他们看一眼，也没有表示感谢。

狄更斯绝望地想到：一个社会竟然容许发生这样的事情，将来不知会如何收场？

像这样的场面，狄更斯在几个月中接连经历了很多，但那些有产阶级却对贫民的悲惨境地无动于衷，甚至有些人还在盲目乐观地鼓吹说经济繁荣，发着横财的商人享受着金钱的快乐而熟视无睹。

面对这一切，狄更斯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他要揭露这样残酷黑暗的社会现象，而小说的名字就叫《艰难时世》。

《家常话》于1854年4月1日至8月12日连载了《艰难时世》。

这时候，英国宪章运动已被镇压下去，工人阶级反抗运动处于低潮，但狄更斯由于始终没有离开中下层平民，比较清醒地看到了潜藏的尖锐的阶级对立，所以他对社会的批判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越来越尖锐，特别是他的笔触第一次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劳资矛盾，使得他的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小说以一个虚构的，但具有工业中心城市特点的焦煤镇为背景。这里，从高耸的烟囱中冒出无穷无尽的浓烟；蒸汽机发出的声音震得人们头晕目眩。控制着焦煤镇每个居民的命运的，是退休的五金批发商人、国会议员兼教育家汤玛斯·葛莱恩和纺织厂厂主庞得贝。

庞得贝和葛莱恩是好朋友，他们一起控制着市镇的经济体系与教育机构。他们注重实利而且不讲情义、自命不凡，以功利主义作为生活原则。负责侍候庞得贝的是寡妇史巴斯特太太。

葛莱恩对子女的教育主张“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他们在学会走路时，就被赶进教室，终日和数字打交道，他们不允许阅读诗歌和故事。葛莱恩把年轻的女儿露意莎嫁给了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庞得贝，寡妇史巴斯特太太嫉妒她，使她受尽痛苦，导致女儿婚姻破裂。她责备父亲：“你的哲学和教育都不能救我了。”

在葛莱恩自己的教育主张下，他的儿子汤姆被迫协助庞得贝工作，汤姆过惯了牢笼式的生活，一旦走上社会，他生活放荡而且负债累累，偷了庞得贝银行的钱逃跑，躲到马戏团里，扮演一名小丑的角色。当盗窃被揭穿后，汤姆也引证父亲的“事实”哲学来为自己辩护，断言根据统计学，社会上永远有一定百分比的罪犯，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了一连串的惨痛教训，又受到马戏团的女孩西丝·朱浦的感化，汤姆逐渐地改变了生活态度，被父亲送到美洲。但病死在省亲的途中。

庞得贝捏造身世，竟至连亲生母亲都不认。他吹嘘自己是白手起家，诬蔑工人由于妄想过奢侈生活才产生不满情绪。以此来麻痹工人，最后真相大白，弄得众叛亲离。5年后庞得贝中风猝死在焦煤镇的街上，露意莎再嫁了人。

这是两个失去“人性”的资产者形象。

狄更斯还从他的理想出发，塑造了与葛莱恩和庞得贝相对立的另两个人物，即充满“仁爱”精神的人道主义思想化身的工人斯蒂芬和西丝。

1854年，狄更斯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我的讽刺是针对除了数字和事实，其他什么都看不见的人，是针对那些最卑鄙、最可怕的罪恶的代表人物的……

7月14日，狄更斯说自己“七分疯三分醉，发狂似的写《艰难时世》”。17日完稿时他又说：“一旦完成，我感到简直无法恢复冷静，即使像平常那样猛烈地东冲西撞，也无济于事。《艰难时世》的写作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喉咙。”

他为了写作《艰难时世》，不得不浓缩《家常话》的文章，这样又使他大伤脑筋。

《艰难时世》的发表使《家常话》的发行量猛增一倍多，因为小说本身为杂志做了宣传。

为了写这部小说，狄更斯曾到北方工业城市普莱斯顿进行调查，实地观察了当地的罢工运动。在那里，他曾对残酷剥削工人的资本家表示强烈的抗议。这次调查使狄更斯的作品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他对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状况及反抗精神有了更切身的感受。

当时，狄更斯下榻在不久前人们集会的公牛旅社。

当他看到一份意大利报纸上报道说“群众包围了公牛旅社，直到女主人在高层窗口英勇地露面讲话！”之后，不想让人们误解英国的劳动人民，就告诫那些记者说：

据我所知，英国人是普天之下最勤劳的人民。他们在空闲时间读小说消遣，不干其他坏事，你们应该感到满意了。他们生来做苦工，直至死亡。天啊！我们还要他们怎样呢！

在小说中，狄更斯描写了工业城镇中恐怖的生活现状，宣传穷人也应该与富人一样享受公平、卫生条件和自由，抨击社会上的各种害人虫，尤其是那些表面上大谈为公众造福，实质上却是谋私利的人。同时，他还无情地揭露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金钱统治，狠狠地嘲弄了典型的官僚主义思想。

《艰难时世》成为了19世纪50年代描写企业主与工人冲突的重要小说之一。

难忘初恋旧情

紧张的创作劳动与各种繁忙的事务，消耗了狄更斯巨大的精力。他觉得很疲惫，精神上时时感到压抑，他常常想去海滨或国外，甚至想到澳洲换换环境。他谈到自己这时的心情时说：

心绪完全像一团乱麻，多么古怪啊，永远不安静，永远不满足，永远追求着始终得不到的事物，永远充塞着情节、计划、忧虑和烦恼。人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策着，直至这旅途走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一天能恢复从前的心境？有一些也许能恢复，但决不能完全像从前一样。

狄更斯这次打算到巴黎去短暂住上几天。

他正打算动身时，突然意外地接到了一封署名“温特夫人”的来信：

狄更斯先生：

久别数载，想不到我会给你写信吧。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还记得我。

玛丽亚

原来，这位温特夫人不是别人，就是狄更斯当年的初恋情人玛丽亚。那一刻，狄更斯被这封远方来信拉回了久远的岁月。那些陈年往事“就像梦一样地重现了，我就像我那坠入情网中的年轻朋友大卫·科波菲尔一样”。他怀着复杂的心情给温特夫人玛丽亚回了一封信，说：

收到你的信，使我不禁想到自己曾经的一往情深，头脑中有关你的记忆更加使我激动，这是任何一封其他人的书信无法让我感受到的。

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犹如我从那以后一直生活在真空里，在自己房子以外的地方再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我的名字。要不是那样，我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写作和成功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我最近要去巴黎，我是否能为你或者你的孩子买些什么？希望温特夫人不会介意。

狄更斯与1851年刚刚结识的朋友柯林斯来到巴黎之后，下榻在墨里思旅馆。这时柯林斯身体感到有些不适，狄更斯就一个人在巴黎游逛。

正在这时，狄更斯又收到了玛丽亚的来信：

狄更斯先生：

我一直很抱歉，当年为了追求名誉和舒适拒绝了你的爱，结果反而弄得名利双失。当年我们年轻时的分离是由于某种误会。

如今收到你的回信，真让我感到欣喜若狂。现在能够与你，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保持朋友往来，甚至以后世人也将会知道我曾是你最热烈的初恋情人，我觉得我并非一切都丧失掉了，并将感到无限荣幸。

玛丽亚

狄更斯读到她在信中表明他俩是由于“误会”而导致的分离，于是就写了一封措辞更热情、更亲密、也更炽烈的回信：

我早期的成功都要归功于你，在我一生中最天真、最热情、最无私的日子里，您是我的太阳。

自从您使我遭受痛苦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善良了。您还赋予了我创作《大卫·科波菲尔》中朵拉的灵感。我深信，说希望也无妨，您可能有一两次把书放下，想：“那青年爱我爱得多深！他把往事记得多么真切！”

但是，狄更斯经过再三的考虑，并没有去见玛丽亚，因为她在信中自我描述说她“牙齿脱落、肥胖、苍老和丑陋”，他不想打碎她以往她完美的印象，只是这次，狄更斯用了“我亲爱的玛丽亚”作为开头，他写道：

我亲爱的玛丽亚：

啊！字迹依旧，然而我读到的字句却是我以前从未读到过的。显然为时已晚，我还是怀着极大的激动读完了它。我怀着往日的柔情读着它，柔情化成更加悲哀的追忆，那是我无法用简短的几句话表达出来的。

如果您早告诉我的话，那完全相信我的诚挚而热烈的爱情会克服一切。

您要我在心灵深处珍惜您告诉我的一切。啊，您看，经过这么些年和这么多的变化，在我心中珍藏着什么啊！

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先见个面，然后我再带着我的妻子，去见你和你的丈夫。

记住，我全心全意地接受并报答这一切。

您的深情的朋友

为了“接受并报答这一切”，狄更斯决定把自己与玛丽亚的故事，作为他下一部小说的主题，用以纪念自己美好的初恋。小说最初命名为《谁都没有过错》，后来改为《小杜丽》。

《小杜丽》自1855年12月至1857年6月间共连载了19个月。可以说，狄更斯写得异常艰难。

因为在后来与俗不可耐的温特夫人相见后不到一个月，狄更斯就果断地斩断了对情场失意的怀恋，他写信告诉她：

我打算离开这里去考虑考虑，我说不清要去哪儿或走多远，也不知道要考虑什么。

1855年1月，他心绪纷乱，新作品的片段已经在污浊的空气中闪现，而痛苦却又不断地向他袭来。

直至5月，狄更斯为了动手写作已经到了坐卧不安、茫然若失、无法自制的地步。他坐下来想写下去，但呆坐半天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第二天，重新伏案而坐，却依然写不出一个字，于是再次起身。这次他沿着铁路走，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合适的地方，决定在那里住上一个月。

第二天早晨，狄更斯回到家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在院里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到大街上徘徊。和别人明明有了约会，但却又失约了；想去航海旅行，又希望乘气球飞向天空。渴望参加朋友集会，但又努力去找清静的地方独居。

狄更斯为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弄得喜怒无常，在同一段时间里，他一会觉得自己像个疯子，一个又觉得像个情人，而突然又变成了诗人。

正在这时，柯林斯交给狄更斯一本名为《灯塔》的剧本，狄更斯马上放下了手中的创作，暂时从错乱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全力以赴地做着演出的准备与筹集。

他就像一个孩子突然得到了一个心爱的玩具，他兴奋地排戏，盼望将这出戏搬上他在塔维斯托克家的小剧场，而把新小说的写作抛到了脑后。

戏剧世界是狄更斯真正的世界，每次排练后，当演员们筋疲力尽地坐下来吃晚餐，看着调制混合甜饮料时，狄更斯就像孩子一样激动。

《灯塔》在6月中旬演出了3场，7月初又在坎普登为慈善事业募捐演出了3场。台下的观众们看得全部痛哭流涕，而紧接下来的闹剧又让人破涕为笑。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狄更斯，一位过于兴奋的女士对主角狄更斯说：“啊，狄更斯先生，您除了演戏还要干其他事，这真是太遗憾了！书商朗曼哭得伤心透了。此外，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其实，柯林斯与狄更斯的性格相差很远。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狄更斯却与这个比自己小12岁的小朋友相交甚厚。

狄更斯是个守时的人，柯林斯却生性拖拉；狄更斯对时间的概念向来严格，而柯林斯却习惯消磨时光。

不过，两个朋友经常在一起，却在无意中相互影响。柯林斯使狄更斯开始懂得并注意享乐，狄更斯却教会了柯林斯如何积极工作。

柯林斯的一本早期小说《捉迷藏》就题为“献给我的良师益友”。

1853年春，柯林斯开始为《家常话》撰稿，1856年9月被吸收为编辑人员，并在杂志上连载他的一部小说。

狄更斯对柯林斯的小说，就像对待自己的小说一样，不辞辛苦地进行修改润色。甚至他还破例在小说上署上了柯林斯的真名，使柯林斯因此而闻名。

自从《灯塔》演出以后，两个人更是形影不离，1855年7月，狄更斯带全家去福克斯通，柯林斯也一同前往。他们在那儿逗留了3个月，而狄更斯则顺利写完了《小杜丽》的开头几期。

然后，《小杜丽》就时刻牵着狄更斯了。甚至散步时，他仍然在想着这本书的故事情节：

开始写第一卷时，我情绪紊乱至极，每隔5分钟下楼一次，每过2分钟往窗外望望。我沉浸在自己的小说中，忽而热情高涨，忽而神情颓丧。这部新作品处处包围着我，它漂浮在海面上，飞翔在白云间，荡漾在清风中。

女主人公爱弥又叫小杜丽，在英国债务人监狱里出生、长大并成年，她对长年累月被拘禁在监狱里的父亲竭尽孝道，努力减轻他的痛苦。她瘦小而坚强、腼腆而善良、勤恳而体贴地为自己的家人操各种心，甚至有些忘记自己的可爱小女人。即使在故事中间，因杜丽之姓而得到意外的遗产，离开监狱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依然保持自己性格中美好、纯真的一面，尤其当这种美好、纯真与其父、兄、姐的前后变化相比较时则显得尤为宝贵。

亚瑟·克莱南，在清教徒式的严厉和沉闷下长大，关禁闭的密室可能是他童年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印象。其母亲在他身上所表现的态度，严厉冷漠中又有某种尖刻，让人难以理解。成年后，跟其父远洋印度，在父亲病故后才回国。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又有着勤恳耐劳的精神，并勇于承担应有的责任的中年男子。

故事因小杜丽为克莱南的母亲所雇用而联结在一起，经过各种阴霾、迷雾以及人与事的颠簸，最终走到一起。

小杜丽爱上了克莱南。后来，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小杜丽的父亲变成了一笔巨额财产的继承人，一跃而为富翁，出了狱。从此，一家人除了小杜丽以外，都变得傲慢、自私、盛气凌人，而克莱南却因投资不当被关进债务人监狱。

小杜丽仍然到狱中来探望他、体贴他、关心他、照顾他，使他在贫病交迫中仍旧感到温暖。最后，克莱南还债出了狱，而杜丽一家却又破了产，使克莱南和小杜丽有可能结成终身伴侣。

弗罗拉的絮叨和语无伦次，用一大段没有标点的话来体现；卡斯贝先生这位“可敬的老人一人在里面坐着，穿布拖鞋的脚搁在火炉围栏上，两只大拇指绕着圈，仿佛他从来就没有停下来过。而少年时期的可敬老人，在他头顶的镜框里注视他，而神情也并不比他更镇定。两个光光的脑袋都一样地亮，一样地笨，一样地尽是疙瘩”。

杰纳勒尔太太的做作、矫情和一定程度上的自欺欺人：“令人吃惊的事情是切不可对杰纳勒尔太太说的。事故、痛苦、犯罪，都是不可以在她面前说的。激情到了她面前就该去安息，血气就该化作乳汁与水。杰纳勒尔太太说话的声音有粉饰，杰纳勒尔太太的办事方式有粉饰，杰纳勒尔太太身体周围有一种粉饰的气氛。当杰纳勒尔太太沉睡在善良的圣徒伯纳德的怀抱中，他盖的房屋屋顶上落下了鹅毛大雪，她的梦，倘若做过梦，也应该是被粉饰的。”

而小说中对于监狱和狱中人生活的描写，这种暴力性的存在对于人的影响力之巨大，那堵高墙可能将在人们心中投下永恒的阴影。小杜丽的父亲在暴富出去之后，拒绝说起或者想起与监狱相关的一切人和物，甚至好心的监狱看守后来来探望他，他也神经质地勃然大怒，然而，自己又深受二十几年的牢狱生活的影响不能自拔。

对于这个人物的结局的描写也是非常戏剧性的，他在一个上流社会的聚会上，在一群他最不愿意让其知道自己底细的人面前突然失常说出了牢狱中的一切然后迅速死去。

而狄更斯对于莫多尔先生的塑造，政府、媒体最后经由民众说起的商业界的神话，股市里的旗帜性人物，结果，所有人都被愚弄，当这面旗帜在公众舆论中自己倒下，无数人因此倾家荡产……

《小杜丽》一书的销售量是空前的。这部巨著也是狄更斯创作后期的重要作品，英国政治的腐败，统治阶级的虚伪、欺骗，大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流社会的虚假，下层人民的贫困，都在作者笔下暴露无遗。

1857年6月《小杜丽》连载完毕后，9月，狄更斯和柯林斯去湖区访问，住在爱伦比的西普旅馆，客栈老板陪他俩去攀登了卡里克山。

结果，他们遭遇到铺天盖地的浓雾和倾盆大雨，狄更斯的指南针恰巧又碰坏了，他们迷失了方向。

柯林斯不时落在后面，狄更斯一边拽着他，一边对绝望的客栈老板又逗又哄，不停地给他俩打气。

柯林斯却掉进了小河，扭伤了脚踝骨，狄更斯把他背到山脚下，让他靠在一堆石头上，客栈老板去雇马拖车。

一连几天，狄更斯不得不将柯林斯从马车里背进背出，从楼梯上背上背下，接送他去要去的地方。

他们到达下一站兰开斯特，火车站站长搀扶着柯林斯走下车厢，“国王武装”旅馆车厢门口有委派的代表迎候，人们倾城而出在月台欢迎他们，报上还登载了柯林斯扭伤脚踝的消息。

狄更斯和柯林斯从湖区返回之后，两个人共同为《家常话》合写了一篇稿子：《两个懒学徒漫游记》，记述了他们那一段难忘的经历。

这篇文章也见证了狄更斯与柯林斯之间真挚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