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露才华

如果你不能顺着正路做到不平凡，可千万不能为了做到不平凡而去走歪门邪道！——狄更斯

倾注身心去创作

1838年，是狄更斯最为繁忙的一年。他在写作《雾都孤儿》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同时，还在润色另一部著作——《格里马尔迪回忆录》，还要为查普曼和霍尔写大量的随笔，编辑《本特利杂志》并为它撰稿，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尤其是在10月，他收到信后3个星期也没有时间拆开看，而且手头变得非常紧，欠下的医药费不得不一直拖到年底才还。狄更斯为此向医生写信道歉，他幽默地写道：

我刚刚冒出头来，登上陆地，向《雾都孤儿》猛冲过去，两个月的繁重工作就如巨浪扑来，把我卷回到手稿的汪洋大海中去。

他有一段被《雾都孤儿》弄得大伤脑筋，一筹莫展，多少天都一点收获没有。

狄更斯实在忍无可忍，就乘了一艘轮船前往布洛涅，在那里干脆找了一家小店住下来埋头写作，直至写完了《雾都孤儿》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最后一部分，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狄更斯轻松地赶回家，正好赶上当月杂志的出版。他拿到手上，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一下自己的作品，就有一位热爱写作并非常崇拜他的妇女，拿着自己的作品来向他征求意见。

狄更斯先没看作品，他深有感触地告诫那位妇女说：“你选择写作这个职业，就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其程度是你所想象不到的。”

那位崇拜者大惑不解地问：“狄更斯先生，你是后悔了？”

狄更斯回答说：“没有，这毕竟是我自己选择的工作，我决不后悔。一切有志于艺术的人，必须完全献身于它，并在其中得到补偿。”

“那么，狄更斯先生，您的作品是你经过深思熟虑的产物吗？”

狄更斯站起身来，在客厅里来回走着，一边回答说：“不会，作品在更大程度上是激动振奋而非深思熟虑的产物，我必须为之倾注整个身心，如同一名演员进入了角色那样和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并到达如痴如狂的程度。因此，除非我振奋起来，除非我为自己的主题激动不已，以至无法平静下来，否则我是无法写出感人肺腑的作品来的，至于严肃的创作，就更谈不上了。”

工作虽然是繁重的，但狄更斯很注重劳逸结合。1836年至1840年，每到夏季，狄更斯都会在彼德沙姆的榆木小屋或特威克南的艾尔萨公园别墅区4号，享受工作与消遣。狄更斯与他的许多好朋友和凯特的家人，都在这两个地方接连几天或几个星期地一起游戏、郊游或参加当地的活动。

他习惯于早餐后用整个上午不停歇地写作，午后则到野外长时间地散步或骑马，以解除疲劳。而他更享受晚上一个人漫步在伦敦街头的感觉，这是他在苦难童年时借以抚慰心灵痛苦、寻求乐趣而养成的习惯，不管是雾天、雨天还是雪天，他都不在乎。他在独自夜行中，往往到最陌生的地带漫游着，观察和感受着百姓们的生活百态。

有时，他把路上听到的一句半句话记下来；他常常在一家店铺门前倾听着各种人物的对话，又窥探着另一家店铺里古怪的设备；有时，他则去神秘地偷听一对热恋中的情人的窃窃私语；有时他甚至会悄悄地跟踪一对年轻的骗子。

每当这样的夜游之后，他与本来已非常熟悉的伦敦更加接近，第二天早上起来工作就更加顺手了。

狄更斯在神秘和美妙的夜晚，撷取了多少生活的灵感啊！他为了赶稿子，一整夜一整夜不睡。而当稿件如期完成后，他就会把自己像小鸟一样放逐于广阔的田野。

这一刻，狄更斯仿佛又变成了那活泼顽皮的小查尔斯。

而在英国，狄更斯在婚后7年中最爱去的是布罗德斯太尔斯，当他们一家人住在那的时候，他拼命工作，奋力步行，经常游泳，精神抖擞地款待客人。

闲下来的时候，他就一个人静静地眺望大海。

狄更斯真想找个知心朋友与他共享大自然给人类的赐予。1839年9月，他写信给福斯特说：

我多么希望你能见到这一切！这些天来，它的涛声如万炮齐鸣。昨天晚上，那是怎样的一片汪洋大海啊！我摇摇晃晃地奔到码头上，爬到一艘搁浅了的大船的背风处，看着大海奔腾咆哮，将近一个小时。不用说，我回来时已经变成落汤鸡了。

由于许多出版商都渴望出版他的著作，因此狄更斯身边经常有一个印刷工人在等候着他脱手的文稿。当他一旦得到摆脱掉这些印刷工人的机会时，就要放自己一天假。

这时候，他的好朋友福斯特就会接到他的一张纸条：

这样明媚的早晨到乡间去散步是多么妙啊！你难道不能、不该、不会动心吗？来吧，来吧，来吧，到绿巷中散步去。这一来，你整个礼拜工作起来将更有劲了。

在这样的日子里，除了到户外去，人还有什么用场呢？来吧，朋友！

倾力打造经典悲剧

年轻成名的狄更斯，举止潇洒、不修边幅而又谈吐幽默，从不奉承有钱有势的人。但是，他却因此常常被这种上层人物视之为“古怪”的行为。

有一次，一些上层人物邀请他去参加他们的舞会，这些贵族仪表堂堂，夫人们身上满是珠光宝气，室内也布置得豪华富丽。他们翘首等待着这位大作家的到来，以便为他们的舞会增添几分光彩。

狄更斯果然来了，然而他却穿着一件旧得不能再旧的衣服。狄更斯毫不介意那些满是诧异的目光和窃窃私语，满不在乎地坐了下来，接着竟出人意料地唱起了讨饭歌。贵族夫人们被弄得狼狈不堪，觉得精心筹备的舞会大煞风景，这使狄更斯倍觉惬意，讨饭歌也越唱越起劲了，舞会终于不欢而散。

当狄更斯在工作、社交、体育锻炼中忙得不亦乐乎时，凯特却一个又一个地为他生儿育女。

他的长子出生后，两个女儿又相继来到人世。1839年，当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时，狄更斯就已经觉得道蒂街的小房子太拥挤了，于是他们搬到了德文郡巷1号一座宽敞的住所，这座住宅带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四周是高高的围墙。

狄更斯觉得家庭事务让他烦恼不堪，又要出租房屋，又要租进房屋，这儿登记户口，那儿注销户口，交纳保险金，估价固定装置，还有其他许多数不清的讨厌事。

当初《匹克威克外传》第一部分发表时，他恰好外出。因此，1840年4月初《汉弗莱少爷的钟》第一期出版时，他产生了一种迷信的想法：如果想要确保这部作品成功，就必须离开伦敦。

于是他决定离开伦敦，这次他选中了伯明翰。

果然，福斯特不久就带着《汉弗莱少爷的钟》销量空前的消息去与狄更斯会合了。狄更斯也欣喜若狂。

“福斯特，这个消息太让我兴奋了。这次，我们两个要去一个地方共同庆祝我的成功。”

狄更斯带着福斯特参观了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亚故居和利奇菲尔德的约翰逊故居。

两个人玩得尽兴，钱也花得精光了，最后为了回家的盘缠，不得不在伯明翰当掉了狄更斯的金表。

1841年他们第四个孩子降生之后，凯特的妹妹乔治娜加入进来，总管家中各项事务，成为大部分实际事务中的真正女主人。

狄更斯回到伦敦后，他发现读者已经不太热衷于短篇的刊物了，他们期待着他能写出长篇的连载故事。

于是狄更斯开始连载一部小说《老古玩店》。这部小说很快就赢得了读者的喜欢，挤走了该杂志的所有故事、人物和散文，占据了全部篇幅。

小说描写老古玩店店主屈兰特老汉和他美丽、善良的外孙女小耐尔相依为命的悲惨故事。屈兰特为使还不满14岁的外孙女在他死后能过上幸福生活，想通过赌博来跟命运抗争，不料却落入高利贷暴发户丹尼尔·奎尔普的魔爪。奎尔普这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利用高利贷不仅夺走了老古玩店的全部财产，把老汉和他的小孙女耐尔赶出了店门，还想夺取美丽的小耐尔。

祖孙俩被迫逃离伦敦，过着四处乞讨、颠沛流离的生活。耐尔被许多冷酷卑劣的人包围着，受尽欺凌折磨，最后，身心俱受损伤的小耐尔，因精神过度疲劳，年纪轻轻就和外祖父相继悲惨地死去。

这部小说开头几章发表的时候，曾一度受到读者的冷遇和苛刻的批评，这甚至使他自己都不敢去读它了。作家越往下写这部书，越把他对玛丽的感情倾注在小耐尔的身上。小耐尔的形象也越跟作者记忆中的玛丽相似了。

玛丽的死使狄更斯十分悲痛，有几星期之久，他振作不起精神来继续工作，以至《匹克威克外传》的出版不得不延期。对玛丽的怀念始终伴随着他。

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她逝世后，有好几个月——我记得是大半年——我每夜都带着一种恬静的快乐梦见她，那是这样的愉快，以致我没有一夜睡觉时不盼望她以这种形象或那种形象回来。她老是这么深刻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以致对她的回忆变成我生存的一个重要部分，竟如我心脏的跳动跟我的生存不能分离一样。

狄更斯原本想把《老古玩店》写成一则篇幅不长的故事，但是这部小说渐渐占据了他的全部想象力，使他在写作时陷入了某种狂热状态之中。

我对这篇故事感受极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你无法想象我昨天的容忍使我今天仍疲惫不堪。我被那孩子通宵达旦地紧追不舍，困难太大，苦不堪言。

这篇故事让我心碎，我简直不敢写出它的结局。

小说写到一半时，狄更斯还准备让故事圆满地结束，使他心目中的玛丽和小耐尔得到一个光明美好的结局。

福斯特知道这一点后告诉他说：“如果安排女主人公年轻时就死去，那么，作品就会产生不寻常的艺术效果。”

狄更斯听从了他的劝告，放弃了最初的打算，对小说后一半重新进行构思，而成为后来的样子。

小耐尔的悲剧也在读者中产生了让人心碎的强烈效果，许多读者为之痛哭，他们不能忍受这个圣洁的小姑娘的死亡。

有些读者不能接受小耐尔的夭折，他们直接写信给狄更斯说：

狄更斯先生，作为你虔诚的读者，我们诚恳地向您请求，发发慈悲吧！救救可怜的小耐尔。不要把她赶到那样悲惨的绝境中去！

狄更斯给读者回信说：

这是把最可怕的阴影笼罩在我的心上，我竭尽所能勉强进行，我将长久不能恢复原状，没有一个人会像我这样想念她。

我实在无法把我的悲哀表示出来，我只要想一想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旧日的创伤就重新淌血了，真正写下去势将如何，只有上帝知道。尽管我一再努力，我无法用老生常谈来安慰自己。

一想到我已永远地失去了她，我就十分忧伤，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对新的人物产生爱慕之情了。我想我将永远喜欢她，超过我已写成或可能写的任何作品。

狄更斯在给福斯特的信中说：

当我想到这悲哀的故事时，亲爱的玛丽就仿佛是昨天死去一样。当我按照着你的有价值的提示，开始把我的思想集中在这故事的结局上时，我决意要写出东西来，让曾被“死神”光临过的人们读时会发生一种柔和的情感而得到一些安慰。你昨晚走后，我把写字台搬到楼上，一直写到今天早晨4时，终于写完了这陈旧的故事。

而狄更斯的朋友中，卡莱尔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丹尼尔·奥康内尔泣不成声，把书从窗户里抛出去；沃尔特·萨维奇·兰多在止住抽泣后，将小耐尔比作朱丽叶和苔丝德蒙娜。

而那位素以严厉无情而闻名的批评家弗朗西斯·杰弗里，他曾一度是《爱丁堡评论》独断的编辑，这次却为小耐尔之死哭成了一个泪人。

不仅在英国，越往西去，这部书所引起的痛哭声音就越响。在纽约的码头上和船上的旅客大声问道：“小耐尔死了吗？”

在所有人中，哭得最厉害的，竟然是那些铁石心肠的恶棍。有一次，有人在芝加哥把这出悲剧演给一批暴徒们看，他们看了大为悲痛，人们看到他们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而当小说读给加利福尼亚州草原和矿区城镇那些杀人犯、抢劫犯和强奸犯们听时，也听到了他们悲伤的呻吟。

失望的美国之行

1841年2月，29岁的狄更斯，一边看着他的第四个孩子，一边忧心忡忡地说：“我每天都认为自己会变得头发花白，并且几乎已使我自己相信，我患了痛风病。”

他开始担忧家庭的前途，并且希望暂停写作，稍微休息调整一下。

凯特望着因终日忙于写作而疲惫不堪的丈夫，她伤感而无助。

狄更斯突然对凯特说：“亲爱的，我们停下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于是在6月，狄更斯接受了他的新朋友杰弗里勋爵的建议，带着凯特访问了苏格兰。

在苏格兰古都爱丁堡，狄更斯第一次受到了公众的盛大欢迎。他与凯特下榻的旅馆被读者们围得水泄不通，人们都盼望见一下这位大作家的风采。

6月23日，狄更斯写信给福斯特说：“介绍给爱丁堡的每一个人，我被迫躲入走廊尽头的一套与外界隔绝的屋子，被人关注是我早已预料的，可是我却预料不到被人关注到住所里来。”

25日，由苏格兰文学家约翰·威尔逊主持，为狄更斯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参加者超300多人，还有200多名看热闹的妇女。大家又是致辞，又是祝酒，非常热情。

29日，狄更斯接受了爱丁堡荣誉市民的称号。

他在爱丁堡住了12天，每天都与当地的名流共进午餐和晚餐，到剧院接受人们的欢迎。他还参观了司各特住过27年的房子，接待了无数的来访者。

这时，狄更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倦和无奈，他写信对福斯特说：

出门一里，不如家里，我很想家，想我们亲爱的孩子们，只有我们的家才会给我心灵的安宁，我最衷心地感谢上帝给了我一种好静的性格和一颗孤傲的心。

我思念德文郡巷和布罗特斯太尔斯，思念板羽球游戏和毽球游戏，我想穿着衬衣与你和麦克一起进餐，并且我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受到托平的功绩。

因此，狄更斯拒绝再出席公开宴会，他又去苏格兰高地游玩，陪同他前往的是古怪的苏格兰人安格斯·福莱彻。他引起了狄更斯的极大兴趣，后来成了狄更斯家中的常客。

他们冒着大雨穿过特罗萨克斯到达俄恩湖，走进一家旅馆，在无人问津的自由当中过了好几个小时，狄更斯有趣地看着安格斯“拿着一副巨大的手用吹风器，在起居室和另外两个房间里跑进跑出，心不在焉地用吹风器先后吹灭了两堆火”，不禁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接下来，狄更斯只好以家中有要事等着处理，必须回家，赶紧返回伦敦。他心里想：我可不愿意参加每次都要花20000英镑的宴会了。

回到伦敦之后，狄更斯由于对英国的政治始终持一种激进的态度，他从心里向往另一个人人平等、赚钱也比英国容易的地方，那就是美国。他说：“感谢上帝，那里有一片乐土，这是对我的安慰。”

狄更斯急切地想知道那个国度是什么样子，看一看一个新的共和国是如何对旧的君主制做出改进的。

他马上写信给朋友福斯特说：

我现在想知道我能否当一个出色的移民。我想知道，如果我带着头脑、双手、两腿和健康的躯体到一个新的殖民地去，我是否应当迫使自己奋斗到社会上层，出人头地地生活。你怎么想？我向你担保，我应当这样去做。

之后的几个月，访问美国的念头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中：“我无论白天黑夜，眼前依然不断浮现出美国的景象。如果失此良机，则会遗恨终生。我一提及此事，凯特就痛哭不止。但是只要上帝同意，我想，这事一定要设法做成。”

狄更斯的朋友华盛顿·欧文向狄更斯保证，他将在美国各州大获成功，因此他下定了决心去美国。麦克里迪答应狄更斯说服凯特，并主动提出照顾他们的孩子。凯特终于同意了。

1842年元旦刚过，狄更斯终于带着妻子和女仆安妮一起，乘坐汽轮“不列颠号”离开利物浦。

狄更斯站在船上，心中万分激动：“当我想到正在等待我们的奇妙景象，我真无法描述我心中油然而生的激动之情。”

旅途开始时，海上风平浪静。但到了第二天早晨，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狄更斯爬到床铺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他浑身发软，对一切都没有了兴趣，他开始晕船了。

但他看到凯特晕得连话都不跟他说时，他竟然感到一种幸灾乐祸般的快意。

之后几天适应了，狄更斯就把大部时间用在与旅客聊天、进餐和玩牌之类的活动上。

行程过半后，天气变坏了，汽轮开始在巨浪翻腾的海面上摇晃，海浪的咆哮声如万炮齐鸣，轮船每摇晃一次，桅杆就没入水中。闪电透过天窗直射舱内，女客们都被吓得几乎发了疯。

轮船总算闯过了难关，但也许舵手经此一战过于自信了，不料又在哈利法克斯港的入口处撞进泥滩里。摆脱出来之后，轮船就直抵港口了。

港口处，人们看见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来跑去，对着汽轮扯着嗓子高喊：“狄更斯！狄更斯！”

狄更斯看了看，他并不认识这个人，但这人明显是冲着自己而来，他也朝那人高高地扬起了手臂。

后来才弄清楚，这个人是州议会众议院议长。议长一把抓住了著名的作家，再也不肯松开，并带着他招摇过市，将他介绍给州长，然后把他奉为当日州议会开幕式上的贵宾。

狄更斯由于他的查塔姆的老校长威廉·贾尔斯曾经送给他一只鼻烟盒，上面记得着：“送给独具一格的博兹”。因此他在信中就经常用“独具一格”来自称。

所以他在给福斯特介绍自己在哈利法克斯所受到的欢迎时说：

我真希望你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街头向独具一格的作家欢呼。我希望你能看到法官们、司法官们和议员们还有主教们欢迎这个独具一格的作家。

我希望你能看到这个独具一格的作家被引到议长宝座旁边的一张大扶手椅前，一个人坐在众议院的大厅正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带着一种堪称楷模的严肃神情，听着世上最奇怪的发言。我一想到这一切将引出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将来可以在家中和在林肯州广场以及杰克斯特旁的城堡里大讲一通，福斯特，你知道吗？我就忍不住想笑。

在走过了一段大风大浪的旅途之后，“不列颠号”的乘客们在狄更斯的建议下，决定向船长送一份礼物，以对他在异常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能表达谢意。他们筹集了50英镑，为船长买了一套餐具。

1842年1月22日，轮船在海上航行了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抵达美国的波士顿港。

狄更斯站在甲板上四下张望，这里的新鲜东西立刻让他眼睛不够用了。

岸边有10多个人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有几个人冒着生命危险跳上船来，胁下夹着大捆报纸，脖子上围着旧羊毛围巾，手里拿着布告牌。

有几个人跑过来拼命地与狄更斯握手，把他的手都握麻了。

狄更斯试探着问：“你们是报童吗？”

“不！我们是编辑，狄更斯先生，听说您要来，我们是专程来接您的。”

狄更斯怕再次陷入包围之中，赶紧设法脱身，与凯特和安妮立即上了在蒙特利尔与他们会合的旅伴马尔格雷夫勋爵的马车，赶往当地最好的特雷蒙特旅馆。

马车刚一停下，狄更斯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跳到地上，飞奔着几步就跨上了旅馆的台阶，飞身跑入大厅，高声大喊：“我们到了！”

他迅速打量了一下四周，就与顾客们高谈阔论起来，仿佛他是刚刚回到故乡的游子一样。

晚饭后，狄更斯披上大衣，与马尔格雷夫一起走出旅馆来到大街上。

当晚冷月高悬，寒风刺骨，地上的雪冻得又亮又硬。他们一边跑着一边评论着在月光下清晰可见的建筑物的优劣。他们聊着笑着，没有丝毫的倦意。

狄更斯在美国受到史无前例的热烈欢迎。

第二天，无数的来访者涌进又涌出，每当他外出，街道两侧都是夹道欢迎的人群，他去剧院时，周围人们发出的欢呼声不绝于耳。一封又一封贺信，五花八门的欢迎仪式，没完没了，无法推辞的舞会、宴会和集会……

狄更斯激动地对凯特说：“地球上从来没有一个国王或皇帝受到过成千上万人的这般欢呼和追随。”

狄更斯还看到，从边远地方跋涉2000多英里来到这里的代表团，他们来自湖区、河区、林区、木屋、城市、工厂、村庄和小镇。

几乎所有的州政府都给狄更斯写了信，还有许多大学、国会、参议院和各种各样的公共或私人机构也来信对他表示问候。市长乔纳森·查普曼请他做客。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士威廉·埃列利·钱宁博士写信给狄更斯说：

这不是一场胡闹，也不是普通的感情，这是一片真心。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功。

2月中旬，狄更斯和凯特在去纽约的途中，在哈特福德短时逗留。他们在那里每天都要接见无数的来访者，一次两三百人。有一天晚上，他们已经就寝了，但歌手们站在他们卧室外的走廊上，对着他们唱起了小夜曲。

他们到达纽约后，住进了卡尔顿旅馆。当晚，华盛顿·欧文就登门拜访了他们。

欧文与狄更斯早年并不熟悉。当他递进名片后，就被领进客厅。

突然，狄更斯就像一股旋风般跑进屋来，手里还拿着餐巾，把欧文热情地拉到餐桌边上。欧文对狄更斯这种不拘小节的作风甚为吃惊。

纽约的情况比波士顿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狄更斯走到哪，都会被围得无法脱身。

2月14日，市长等人在公园剧场为狄更斯举行了3000多人的盛大舞会。整个剧院装饰得富丽堂皇，华灯高照，光彩夺目。

狄更斯为了满足热情的人群要求，他绕着巨大的舞厅走了两圈，一时人声鼎沸，欢声雷动。然后，就开始了拥挤的舞会。

狄更斯感到疲惫了，他不得不取消18日之前的所有约会，直到那一天才去市政厅出席为他举行的宴会。

3月初，他们抵达费城，在两个小时里，没完没了的来访者走过他与凯特的面前，紧握着他们的手，几乎把他的胳膊拉脱臼了。他无论走到哪里，女人们都要向他讨一绺头发，但狄更斯为了不戴着假发返回英国，就改为为她们签名留念。由于人群中好多人从他的大衣上拔毛留念，它的大衣已经变得一块块斑秃了。

狄更斯像以前一样，访问了几个公共机构，其中包括东部监狱，他对那里的单独监禁制度非常吃惊：

我相信，未必有人能看到这种延续多年的可怕惩罚强加给受害者的巨大折磨和痛苦。我认为，这种缓慢而每天进行的对大脑中枢的损害，比对肉体的任何折磨都狠毒千万倍。

在我的一生中，我还从未为一件严格说来并非我自身的痛苦的事情如此不安过。

在去华盛顿的途中，他们的火车在巴尔的摩一停下来，当地的市民立刻涌到火车站，他们从头到脚地打量狄更斯。

来到华盛顿，狄更斯受到美国总统约翰·泰勒的接见，总统看到他这么年轻十分惊奇。

星期日，他们与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一起进餐，并举行了正式的招待会。又与罗伯特·格林豪一起进餐，狄更斯感到他的消化系统十分疲惫了。

3月15日，泰勒总统为他举行正式的招待会。在场的2000多人以葬礼般的缓慢步伐绕着狄更斯走了一圈，人们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痴呆呆地看着他。

狄更斯感到了无聊和可笑。

无论狄更斯走到哪里，人们争先恐后地朝他涌来，当他离开时，人们追到更衣室，又追到马车旁，又追到旅社，又追到他的卧室。

狄更斯越来越感到失望了，说：

虽然美国人好客、慷慨、坦率、友善、热心、彬彬有礼和富有骑士风度，但我感到很不自在，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住在这里，它与我格格不入。

我想，要任何英国人相信在这里会感到愉快是不可能的，绝不可能的。这不是我前来参观的共和国，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共和国。我宁愿要一个自由化的君主制，即使附带着令人作呕的宫廷通告，也不要一个这样的政府。

议论自由！它在哪里？我在这里看到的新闻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国家里的都更卑鄙、更下贱、更愚蠢、更可耻。那些报纸是如此肮脏和残忍，以致没有一个正直的人会拿一张到他家中去当擦鞋垫。最可悲、卑鄙、恶毒、卑躬屈膝、阿谀奉承、鬼鬼祟祟的党派幽灵侵入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尽管狄更斯对上述一切非常痛恨，但在参观了华盛顿之后，他还是又去了几个地方，他访问了一个蓄奴区，又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逗留了两三天。之后，狄更斯一行坐火车和马车去达哈里斯堡，为了避免被人包围，他们在那里登上了一艘运河船前往匹茨堡。

狄更斯日渐变得烦躁不安，他们最后来到了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汇合处的凯罗。他看见的只是：

一片热病、疟疾和死亡的孳生地。满目凄凉的沼泽地上，只建了一半的房屋摇摇欲坠。零零落落地清除出几码见方的空地，地上杂草丛生，那些被吸引到这里来的穷途末路的流浪汉倒毙在邪恶的草丛阴影中，留下了一堆堆白骨；可恶的密西西比河在它前面兜了个圈子，水流湍急回旋，然后向南流去，如同一条黏滑而丑陋的怪物；这是一个疾病的温床，一处丑恶的墓穴，一片毫无希望之光的坟场。

这里无论地上、空中还是水里，都没有丝毫值得赞许的东西。

他们回到俄亥俄河，在辛辛那提上岸，坐马车去哥伦布，在哥伦布租了一辆马车前往桑达斯基；之后，他们坐船渡过伊利湖前往克利夫兰。第二天早上，人们成群结队到船上来瞻仰大名鼎鼎的作家。当时狄更斯正在洗漱，凯特依然躺在床上，一大群“绅士”竟然挤到他们的小舱室前，透过门窗向里窥视。

他们在布法罗下船，换火车去尼亚加拉，在那里逗留了10天，住在加拿大那边的克利夫顿旅社里。

大瀑布最初惊得狄更斯目瞪口呆，使他一下子消除了烦躁之感，然后他感到了心灵的宁静、安谧，对死者的平静的回忆，对永久的休憩和幸福的遐想，使阴郁和恐怖的感觉一扫而光。尼亚加拉在狄更斯心头留下了至美的印象，永不磨灭，他写道：

尼亚加拉瀑布，优美华丽，深深刻上我的心田；铭记着，永不磨灭，永不迁移，直到她的脉搏停止跳动，永远，永远。

在加拿大，狄更斯能愉快地重新置身于英国人中间，这里的人们还没有因为只顾发财而变得粗俗和乏味。访问了多伦多和金斯顿之后，他们前往蒙特利尔。

在这段时间里，狄更斯和凯特每到一处，就把4个孩子的画像摆放在桌子上。这时，凯特开始想念孩子们了：“狄更斯，你看咱们的孩子笑得多可爱啊！”

狄更斯也开始想念故土，想念故乡的孩子们：“我想，他们一定会长进不少了吧，也一定会更听话了。”他拿出手风琴，对着孩子们的画像奏起了《家，可爱的家》。

6月7日，狄更斯伉俪离开美国，返回强烈思念的英国。

抨击美国民主

1842年6月29日晚上，麦克里迪正在摄政公园克拉伦斯门5号寓所里靠着沙发休息。

这时，狄更斯的4个孩子刚刚被他一个一个地哄到床上去。

由于狄更斯对孩子们一直十分随和，而麦克里迪则管教比较严厉，所以孩子们在他家里过得并不愉快。

麦克里迪盘算着：“都半年了，他们也该回来了。”

突然有人闯进门来，嘴里还高声嚷着：“麦克里迪！麦克里迪！”

麦克里迪闻声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是狄更斯！”

两个人欣喜若狂地拥抱在一起：“你们都好吗？”

随后，狄更斯与凯特急切地问：“孩子们都好吗？他们去哪儿了？”

麦克里迪对着卧室大喊：“孩子们，快出来看看谁回来了！”

狄更斯放开他立即扑进了卧室床上，把孩子们紧紧地抱在怀里：“我的宝贝们，想死你们了！”

“哎呀！爸爸，好痛啊！”

原来，狄更斯只顾和孩子们一起戏闹，竟然把一个孩子抱得腿抽起筋来。

第二天，狄更斯就穿梭般地奔走于至亲好友中间，他快乐无比，高兴地呼叫着每个人的名字。

朋友们得知狄更斯归来了，也都高兴万分。他们在格林威治设宴为狄更斯接风，大家开怀畅饮，彻夜长聊。

狄更斯一时无法定下心来工作，他整天和孩子们一起吵闹着做游戏，或者与朋友们一起去郊游。

这样一直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动手写旅行美国的观感。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和一些想法记述在他的《美国札记》一书中。

狄更斯曾经以为美国是真正的有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国家。所以狄更斯决定赴美探求自己心目中可以实现普遍繁荣的方法。一开始，初到美国的狄更斯确实对美国有着良好的印象。因为在所谓的美国模范工厂、监狱和学校中，他所看到的都只能是一些表面化的假象。

在随后的日子里，狄更斯以其敏锐的眼光和判断力，发现并揭露了美国社会的丑恶现象。

狄更斯对自由、公正的追求，促使他由一个美国社会的称赞者转变为一个攻击者。在他看来，只要存在不公正，存在阶级压迫，就应该予以无情的鞭挞，以促进公众觉醒和公正。

他参观了纽约那座被称为“坟墓”的恐怖的监狱，还参观了费城的单人牢房监狱。他对美国的极端无知及粗野感到十分吃惊。这些美国人把嚼过的烟渣四处乱吐，并且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人类的精华。狄更斯不仅带着极大的讽刺说到美国的“办公桌与柜台后面的老爷们”，并且根据这些观察得出尖刻无情的结论。

描写在纽约街头所遇到的人群时，狄更斯特别注意到两个“穿着节日服装的劳动者”——爱尔兰人。他们穿上那衣服，“就像那些只习惯穿工作服，穿上任何别的衣服都觉得别扭的人们一样”。

狄更斯就这样揭示了美国制度的阶级基础，并戳穿了所谓“人人可以得到同等的机会”的神话。

访问华盛顿时，狄更斯看到了选举时候的幕后把戏，看到了那备受称道的“民主”的见不得人的一面，而对这“民主”，他还寄托过不少希望呢！狄更斯揭露了文字上的美国民主与实质上的美国民主之间极大的差别。他还作出了结论，这些结论不只是一针见血，并且一直保持着极高的现实性。

狄更斯对华盛顿众议院的描写，洋溢着真正的政论家的热忱。美国监狱制度固然是恐怖的，议员们的撒谎及新闻界的受贿也确实激怒了狄更斯。

然而在狄更斯看来，这一切与种族歧视的事实相比之下，却又算不了一回事了。

狄更斯愤怒地写到黑人所受的迫害。他称奴隶制为“罪恶的污点”及“最大的耻辱”：

而这个时候，就在华盛顿，陈列着一张镶在金边玻璃框里，让人人都能看到并欣赏的北美13州独立宣言。这宣言庄严地宣布，人人天生平等，并由造物主赐予不可剥夺的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宣言面对着外宾一点也不感到羞耻，而是感到骄傲，它既不把脸转过去对着墙，也没有被人从钉子上取下来烧掉。

狄更斯的无情的攻击无疑会使美国的统治阶级恼羞成怒，他们“礼貌地请狄更斯先生离开美国”。然而，这并无助于减轻狄更斯对其虚伪民主的厌恶。他在《美国札记》里用辛辣的语言揭露了美国社会的虚伪、专制和不平等：

他们太热爱自由了，所以忍不住要自由地摆布自由女神。

他们的忧虑、希望、欢乐、情感、美德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似乎全都熔化成了美元。

狄更斯谴责了他同时代的“活商品”贩卖者、奸污者和杀害者。他们的罪行却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可。狄更斯辛辣地讽刺了美国的社会舆论，这些舆论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并且“剥夺了奴隶们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舆论和鞭子结起来，把烙铁烧热，把手枪装上子弹，并且保护着杀人犯。舆论几年前在圣路易城用慢火把一个奴隶活活烧死，舆论还让那可敬的法官保留职位直到今天，这位法官曾对那些被委任来审判凶手的陪审官说，这桩最恐怖的行为反映了社会的舆论，因此不应受到法律的惩罚，法律也不过是舆论所造成的罢了。

舆论对法官这套理论大加喝彩，然后把凶手们释放，让他们在城市中自由来往，他们仍然跟以前一样有名誉、势力和地位。

“舆论！是哪个人在社会上最有势力，能够在立法机构里代表？”狄更斯这样问，然后简短而意味深长地答道：“是奴隶主们。”

狄更斯在美国并没有找到他想找的正确的道路，相反，他看到在这个一向以为是自由民主的国度出现了罪恶的奴隶制，出于对贫困阶级和弱者的同情，出于对罪恶的憎恶，他运用了极其辛辣的讽刺的笔锋指向可恶的奴隶主，指向散播无法无天、专制、压迫与伪善的美国政界。

当然，他在字里行间也表达了对美国人民的敬爱：

美国人是天性直率、勇敢、诚恳、好客、有感情的人，教育与修养似乎只会增加他们的温厚和热情。正是由于有了这两种品质，使得一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可以成为最亲切和最慷慨的朋友。我绝对相信，这些品质是全体美国人民所固有的。

对美国人民的好感当然并不能阻止他对美国社会的批评。他认为美国社会有某种坏的影响，同时他也坚信人民健康的本性必定战胜一切坏的东西。

《美国札记》从9月开始出版。狄更斯则借机出去游玩，他在布罗德斯太尔斯逗留，在那洗海水澡、散步、游玩，与福斯特、麦克莱斯和朗费罗参观了伦敦的贫民窟。

10月底，狄更斯又与福斯特、麦克莱斯和克拉克森·斯坦菲尔德一起去康沃尔，游览了廷特格尔、圣迈克尔峰和洛根摇石，并在“天涯海角”看了日落。

等狄更斯年底回到伦敦，发现《美国札记》出售得很快。他开始创作新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对祖国及人民命运的关怀，决定了他这本新书中谴责的尖锐性。

狄更斯一直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正如福斯特所说：

所有旨在推进现实的社会改革的运动，如争取改善卫生方法争取实现穷人的免费教育、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等运动，他都热心赞助，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有求必应，随时随地答应主持关于上述议题的各种会议，他慷慨解囊，赞助一切慈善团体，无论是私人团体还是地区的组织。

正是因为如此，狄更斯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这位善良的大作家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联系，视他为真善和公正的保护神。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已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们还可以说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个民族。

卡扎米昂说得好：“一些道德方面的原因使英国免除了一场革命，狄更斯在这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狄更斯依然看到公共马车停在小市镇的旅店门前，对他来说，这种外省懒洋洋的生活就是幸福的景象。整个青年时代，他都在观察一个新的英国的形成。

1819年，工厂里出现了第一批蒸汽机，1830年，第一辆火车头开始运行，机械织机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突然，人们发现城市不断扩大，农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工作变得更加艰苦，孩子们甚至也不能幸免。我们很难想象当时孩子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五六岁的孩子在工厂里每天要摇十二三个小时的纺车。

但没有人对此提出抗议，因为当时流行的哲学是“任人去做，任人去行”，人们厌恶感情，颂扬成绩。

狄更斯认为，正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思想造成了这个社会的种种悲剧。尤其是美国，这样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民主国家的典型代表，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失望。

在《美国札记》中，狄更斯还只是对这种现象进行冷嘲热讽，而到了《马丁·朱述尔维特》中，则变成了狂叫怒号。狄更斯指出：

美国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在于，把金钱当做民主，以财富来衡量公正。在所谓的民主的面纱下，一切都是以金钱交易为目标的不公正和种族压迫。

他们不仅买卖机器、食品、衣物等一般商品，而且也买卖人体器官；他们不仅买卖有形商品，而且也买卖人的良心、荣誉。人们的喜怒哀乐最终都依赖于金钱来实现。

他简洁而突出地描写了波金斯少校——这美国“最可敬的人们的典范”：他“在行骗上有最突出的天才，若说到创办银行，商议借款或成立那种把矿产、瘟疫与死亡贩卖给成千成百的人家的地产公司，他干起来能比得上国内任何有才干的人”。

这里只要提起他把伊甸的一块倒霉的土地卖给马丁这件事便够了。无耻地骗了老实的顾主之后，美国商人们却对这顾主的事业表示一种讽刺的关怀。

“他们干吗对他这样大惊小怪呢？”马克·塔普里在出发往伊甸之前，这样问盖契克上尉，因为他想弄明白，马丁买了那块地后，美国人为什么把他当圣人似的来瞻仰。

“我们的人喜欢刺激，”上尉回答道，“他跟一般的移民不一样，正是因为这点，他刺激了我们的人，由于这个原因，史开德是个聪明人，到伊甸去的人，从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

在狄更斯的眼中，黑奴制是美国“自由”之虚伪的最好的证据。马克·塔普里指着雇来搬运行李的一个黑奴对查达尔维特说：“当这个人还年轻的时候，他腿上吃过枪弹，膀子上挨过刀砍，他那活生生的肢体，被人像切鱼肉似的割成一道一道的裂痕。”而塔普里战栗着讲述：“他的脖子被铁项圈擦伤，他的手脚也戴过铁圈，那痕迹至今还在。”

狄更斯认为，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所崇尚的“民主”，他们可以践踏民主，因为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他们可以限制他人的自由，他们有这样的权力，因为他们有钱。在小说中，狄更斯写道：

很快地便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给某某制宪法官送一块奖牌，这位法官曾经用法官的职位制定了这样一个高尚的原则：任何白种人可以成群结队去谋杀黑人，这样做是不犯法的。

决议还决定另外把一块同样价值的奖牌送给某某爱国人士，这位爱国人士曾以立法议院高级成员的身份宣称，若遇着任何主张解放黑奴者来访，他和他的朋友们会不经审判便把他绞死。

剩下的钱，大家同意用来促进自由与平等的法律的实行，这些自由与平等的法律，使得教一个黑人念书认字从实际出发，比在光天化日的街市上把他活活烤死更罪大万倍，危险万倍。

小说里介绍的美国商人和“公共活动家”都拿自己对“合理的”自由的忠诚来自我夸耀。这“合理的”自由是他们靠七响左轮、带刺刀的手杖和长刀子来维持的。

狄更斯的阶级同情在他对美国社会的态度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阶级同情不仅给予了本国的贫苦阶级，更无私地给予了世界上所有的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人。

狄更斯带着极大的愤怒来描写美国的统治阶级：

他们使自己的国家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致诚实的人都鄙视它，这样，也就使得尚未创建的国家的权力也受到了威胁，甚至使人类的进步也受到了威胁。可是他们却无知觉，即使有所知觉，也满不在乎，就像他们街上那些在烂泥里打滚的猪一样没知觉和不在乎。

狄更斯对美国社会统治者的这些尖刻的描写有普遍的适用性，他的阶级同情心无一遗漏地表达出来。他对普通群众的关切和同情越是深刻，他对统治阶级不知廉耻的剥削和压迫越感到无比的愤怒，而这更进一步体现了阶级同情。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狄更斯对美国的一段批评中得以表现：

在起程回国的时候，马克·塔普里说到美国之鹰，他这样说：“我要把它画得像只蝙蝠，因为它近视；画得像只矮脚公鸡，因为它好吹牛；画得像只喜鹊，因为它太老实；画得像只孔雀，因为它爱虚荣；画得像鸵鸟，因为它把自己脑瓜子埋在土里，就以为谁也看不见它了。”

这时候马克的朋友，蓝龙饭店的老板娘，却在哀悼着马克，以为他送了命，她叹息道：“他怎么会跑到美国去的呢！为什么他不随便到一个野蛮人的国家去？野蛮人吃起人来倒是很公道的，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描写马丁在美国经历的那个连载部分到达美国时，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文学史上还没有任何别的事引起过这样一股波及整个大陆的怒潮。

卡莱描述说：

整个美国佬的国土像一只巨大无比的汽水瓶一样“嘶嘶”地作响。

而狄更斯自己则说：

马丁使得他们在大洋彼岸全都瞪着眼睛，语无伦次，完全发了疯。

狄更斯也收到数以百计的包裹，里面全是责骂信和对他抨击的报纸，但他将它们原封不动地退给了邮局。

创作充满乐趣

1843年的圣诞节是西方格外盛大的节日，然而在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的眼中，圣诞节却不是一片光明与欢乐，他又把这金碧辉煌外衣下的龌龊与黑暗揭示出来，宣传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在圣诞到来之前，狄更斯正在抓紧创作他的第一篇圣诞故事《圣诞欢歌》。他从这一年起连续6年，几乎每年写一本关于圣诞节故事的小说，如《圣诞欢歌》、《钟声》、《炉边蟋蟀》、《生命的战斗》、《着魔的人》等，这些小说后来总题为《圣诞故事集》，孩子们从此把狄更斯与圣诞老人联系到一起了，在这些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圣诞欢歌》。

这部小说的写作完全主宰了狄更斯的感情，他一会儿痛哭流涕，一会儿哈哈大笑，反复无常。

凯特担心地看着他。而狄更斯却反过来安慰妻子说：“不必为我担心，我正常得很，只是写作太投入了。”

好多个夜晚，当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狄更斯却独自一个人走在漆黑的伦敦街道上，他漫无边际地游荡，往往一晚上要走15或20英里。

《圣诞欢歌》批判了当时崇奉金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的集中体现就是“经济的人”这一抽象概念。小说中斯克路契的形象则是这一概念的具体化身。

斯克路契的品行是极端自私的，他一生关心的就是钱柜、账簿和发票。他以克扣职员的薪水为乐事，他最恨的是别人掏他的腰包，除了贪得无厌、拼命刮钱以外，一生没有任何别的目标。

《圣诞欢歌》表现出作家对“小人物”遭受的悲惨命运及无法摆脱这种命运的感伤，也抒发了作家心目中“圣诞节精神”的理想。

这就是：对别人如兄弟般的情谊能够发展成为对全人类的福利更积极的关心。它告诉读者：人们生活的需要不只是面包，人们生活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做买卖；人类如果没有爱和被爱的需要，任何方式的生活都不会带来幸福。

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作家在小说里提出了自我改造与互相帮助的要求、调和阶级矛盾的呼吁，宣传有产者应该改变冷酷的心肠，“仁爱”地对待弱小者。

斯克路契这样转变过来以后，偷偷地给受过他虐待的职员克拉契送去一只火鸡表示忏悔；他摆脱了过去一个人孤零零生活的状况，恳切地去见他的侄子，他心中产生了爱，于是也就有了被爱的希望。

狄更斯对弱者和不幸者充满同情，对贫穷者的谋生之计，怀着和善的感情。他把生活看得非常简单，而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他的乐观主义。他认为生活是美妙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最终将永存于世间。这一切形成了他及他作品中的天真的乐观主义特色。

在他的作品中，所有的邪恶势力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所有的坏人最终都被真善美所感化。相应的，所有的好人都获得了人们的一致认可和上帝赐予的幸福生活。他想要宣扬的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真善美是天堂和人世间最终的决定力量。

狄更斯把整个世界简单化为几个场景和层次。他把他的乐观主义融会在这几个场景中，他对圣诞节的描写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狄更斯的世界首先包括圣诞节早晨一个城市的街道：在街上，天气特别冷，人们在铲除门前石头路面上的积雪，把积雪从屋顶上扫落下来时发出的声响，好像在演奏一支粗犷、活跃、并不刺耳的乐曲。

与此同时，男孩子们欣喜欢快地看着这些人为的、小小的雪崩滚落下去。天空阴沉沉的，气候或生活中没有一点特别值得高兴的事，然而，却弥漫着一种愉悦的气氛。或许最美好的夏天和最明媚的阳光也无法制造这种气氛。他们互相投掷雪团，如果击中了对方，他们就开心地哈哈大笑；若没有击中对方，他们也同样开心地哈哈大笑。

烤肉店半开着门，水果店却显示出它们的全部光彩。人们看到一篮篮硕大、滚圆、饱满的栗子，很像兴高采烈的老绅士的心。人们看到堆得像高高的金字塔似的梨和苹果和悬挂着大串大串的葡萄。

还有食品杂货店。穿过其半开半闭的门缝，可以看到装在装饰精美的盒子里的无花果和李子。真是美极了，以致顾客们在门前挤来挤去，把他们买的东西遗忘在柜台上，然后又跑回来寻找。他们犯了不少这样的小错误，但却露出最好的笑脸。

与此同时，食品杂货商和他的伙计们表现得如此诚实，以致他们用来别围裙的光滑的铜质心形纽扣像是他们自己的心，他们骄傲地把心捧出来让大家看。

火鸡、红肠、肉糜、布丁、正直、善良，还有一种忍受下来的、稍微有些乐趣的贫穷和一种可爱的、善意的孩子气，光滑的铜质心形纽扣，这些就是构成狄更斯气氛的主要内容。

狄更斯在圣诞节的描述中，极力想绘制出一幅和谐、轻松的生活画面。在这个画面中，人们都是真诚的、正直的、善良的和仁慈的，因而，人们也都是愉快的和幸福的。人们在生活和相互交往中能够互相谅解，始终微笑着。

这正是狄更斯所期望的一个民族的特征，精神上的富足远远超过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唯有如此才可能有一个愉悦的民族，乐观的国家，美丽的世界。乐观主义也因而成为狄更斯及其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这样的乐观的生活图画中，狄更斯把生活极度地简单化，他把整个世界分成好人和坏人两人部分，纯粹的好人和纯粹的坏人。

一边是人民大众，他们善良、和蔼、温柔；另一边是可怕的野蛮人，他们具有古代刽子手的容貌，总是高举着拐杖、拳头或者刀剑，对这些人别无他法，只有揍他们或者把他们吊死。

对生活的这种极度简单的理解，进一步加强了他对真善美力量的信心，从而更加强了他的乐观主义态度。因为，人们生活里艰难的、忧郁的理由之一，就是生活提出了许多无法解答的问题。

狄更斯作品给人的这一印象极大地缓和了苦涩的现实，给人们以信心和力量，正义和公正终将战胜一切邪恶。未来一定是美好的。狄更斯的幽默显然也在表达着这一主题。

事实上，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也因而受到了广泛的尊敬，成为改变一个民族的伟大作家。

狄更斯虽然一直投身于艰苦的写作之中，谢绝了一些社交活动，但是，他却极为喜爱一种娱乐，那就是在宴会上给喜爱的朋友们或是在家里为孩子们表演魔术。

1843年圣诞前夕，是麦克里迪的女儿尼娜的生日，而麦克里迪恰好在外地不能赶回来，狄更斯热情地为尼娜举行了宴会。

之前，狄更斯为这次宴会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事先买了魔术师的全部装备，连着几个晚上独自在房间里练习怎样让手表在一处失踪，而又出现在另一处；怎样把钱从一个口袋变到另一个口袋里；怎样把手帕用一根火柴点燃，然后用魔棍一指，使手帕又恢复原样；怎样把一盒糖一翻手变成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白鼠；怎样把面粉、生鸡蛋和各种作料倒进一顶男用礼帽，拿到熊熊燃烧的火焰上煮熟，却倒出一只热气腾腾的青梅布丁，最后把那顶礼帽完好无损地还给主人。

12月21日，宴会正式开始，而狄更斯的魔术也在他的执著练习下，自认为非常完美了。

尼娜的生日宴会别开生面，异常热闹。因为如果麦克里迪在家的话，孩子们反而不敢这样尽情地快乐，他们家的孩子见了这个严厉的人都胆战心惊的。

狄更斯像个孩子一样快活地高叫着：“麦克里迪不在家，孩子们，大家尽情欢乐吧！”

孩子们都欢呼雀跃：“好啊！快乐万岁！”

福斯特在狄更斯变魔术时当助手。他们全力以赴，表演得汗流浃背，似乎陶醉在演出中了。

全场的人也都深受感染，一起尽情地说笑。

尼娜高兴得一边拍手鼓掌，一边大声称赞：“狄更斯叔叔，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魔术师，你的节目精彩到可以在公开场合表演，可以用魔术来谋生了！”

晚餐之后，大家跳起华尔兹舞，他们喝香槟，高谈阔论。

直到一位女士看了看表，惊呼道：“已经半夜了！”大家才纷纷冲向衣帽间，欢乐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分钟。

狄更斯以后又在新年之夜在福斯特家里表演了魔术，接着1月6日在德文郡巷自己家里为一群孩子和成年人表演了一场，以庆祝儿子查理的生日。那一天，他和福斯特穿得像魔鬼一样。

孩子们在赞叹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之后，又向狄更斯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巷子的那个大烟囱总是冒黑烟，呛死人了，您能把它变好吗？”

“魔术师”正在兴头上，他说：“这个吗？按说可以，但这是个大魔术，需要时间，我试试看吧！”

第二天，狄更斯就写信向地方检察官建议：“检察官先生，请您关注一下居民巷里那支危害健康的烟囱。”

而检察官很快就给他回信说：“狄更斯先生，我发现这个烟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

狄更斯再次提笔写道：“检察官先生，我发觉扛着烟囱去见您不方便，请您来检查一下，说说那个烟囱到底有没有毛病？”

不久以后，那个烟囱就得到了治理，再不冒呛人的黑烟了。狄更斯的“魔术”也就更受人欢迎了。

这段时间，狄更斯的身体一直不好，他耳朵“嗡嗡”响，喉咙嘶哑，鼻孔变红，脸色发青，两眼流泪，关节抽搐疼痛，脾气也越来越急躁。

而且，狄更斯和他的父亲一样，为款待自己的朋友常常费去很大的花销，而他的夫人又根本不会也不愿意理家，再加上《马丁·朱述尔维特》和《圣诞欢歌》没有获得他预期的收入，伦敦的物价又那样昂贵，这使他个人生活难以维持下去。于是他决定换个环境好好休息一下，也可以节省家庭开支。

狄更斯决定带着家人到国外去生活一年。

他买了一辆四轮马车，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然后在奥斯纳堡大街9号办了一席丰盛的酒菜，向亲戚朋友们告别。

1844年，宽敞的马车套着4匹大马，狄更斯带着妻儿，还有小姨乔琴娜离开英国，车轮滚滚，铃声叮叮，他们先后到了意大利、瑞士和法国。

旅居国外继续写作

1844年夏天，狄更斯带着全家，在巴黎居住期间，留给他最美好、最愉快的记忆，是在皇家广场一座很漂亮的房子里跟维克多·雨果的会见。雨果此时已因《巴黎圣母院》等作品而蜚声文坛。

这两位文坛巨星，都抨击丑恶、揭露虚伪，都歌颂善良、追求光明，都把深深的同情与希望寄托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上。因此，两位互相慕名的伟人一见倾心。

7月中旬，他们来到了意大利风景优美的海滨城市热那亚，在郊区阿尔巴罗住进了巴格那莱罗别墅。

这所房子是安格斯·弗莱彻为他们找的，所以底层给了弗莱彻，其余的房间由他们居住。

狄更斯欣喜地对全家人说：“哦！这里既优美又幽静，我可以静静地写作和生活喽！”

狄更斯虽然带来了写给热那亚许多权贵的介绍信，但他并没有使用它们。可是不久，那些权贵就都来登门拜访他了，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驻该地的领事。

狄更斯按照老习惯，大多避而不见，他对妻子说：“凯特，还是辛苦你吧，留下你与他们周旋。”

而他自己则去洗海水浴，在附近散步，或到山里逛逛，走遍了热那亚的各个偏僻角落。

但与大多数英国游客不同，狄更斯并不只是游山玩水，他一边旅游，一边苦心钻研当地的语言，天天坚持不懈，还雇了一个意大利人与他交谈。终于有一天，狄更斯欣慰地对凯特说：“我在街上可以像狮子一样勇敢。有时我走投无路，就鼓起勇气与人交谈，胆子真是大得惊人。”

但是，刚到这里的时候，当地的气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非常闷热，天空也不比他过去在汉变斯德特思经常见到的更蓝。

同时，这里的蚱蜢大得出奇，叫起来声音惊人。这里的人也非同寻常，两个在街头谈得很投机的朋友就像马上就要拔刀拼命的样子。

这里的事情还是有许多让狄更斯招架不住。

有一天，在法国总领事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一位意大利侯爵为他朗诵了几首自己写的诗。狄更斯并不喜欢这些描写若因维尔攻占丹吉尔之类的爱国者风格的诗，但出于礼貌，他还是用专注的眼神表明自己在认真地听，并且装出一副欣赏的模样，以示赞美。

由于狄更斯的表演很逼真，侯爵深受感动，热情地邀请他去参加一次大型的招待会。他去了，会上大家又吃冰淇淋，又跳舞，快乐了一阵子。

狄更斯一边吃着一边悄声问身边的人：“请问这个招待会快结束了吧？”

但那人告诉他，跳舞和吃冰淇淋还要持续4个小时。

狄更斯大吃一惊，他立即决定要赶在热那亚的城门于午夜关闭之前离开。

狄更斯悄悄退出场外，摸黑奔下山坡，途中绊倒在一根横在街中的木柱上，头朝下摔了一跤，爬起来时，又沾了一身白灰，好在人没有受伤，只是衣服撕破了。

于是他继续向城门跑去，终于在最后一刻到达门前，然后走回家去。

3个星期后，狄更斯又经历了一次大惊吓，他的弟弟弗雷德克来看他，他们一块去游泳，不料差点被卷进激流之中淹死，幸亏一艘刚离港的渔船救了他。

狄更斯惊魂未定，他事后对凯特说：“亲爱的，看来我们不得不搬家了。”

10月，一家人从海滨迁到了热那亚市区，住进了意大利最漂亮的帕拉佐·佩雪埃尔鱼池宫。

鱼池宫占地宽广，从这里可以眺望城市和海港的迷人景色。宫殿高高的大厅里有米开朗琪罗绘制的壁画，庭院里有许多喷泉，微风拂面，带来阵阵花香。

狄更斯站在鱼池宫大厅里，凝望着四周的景象，大声地感慨说：“我陶醉在无际美妙的梦境之中，这简直就像童话中的宫殿。”

狄更斯发现，他在意大利能生活得像个王子一样，而所用的开销，在美国只够维持一个穷诗人的日常生计。他结交了一些情投意合的朋友，天气也慢慢好转了。

但是，让狄更斯深为烦恼的是，他一直无法定下心来工作，他忧伤地对凯特说：“我非常想念伦敦，觉得自己像被从故土中拔了出来。这里有喷泉又能怎样？即使它们喷出的是神仙饮用的美酒，也远远不会像德文郡巷的西米德尔赛克斯喷水装置那样叫我欢喜。你知道，只要晚上把我放在滑铁卢桥上，让我尽情地四处游逛，我就会在回家之后迫不及待地奋笔疾书。但是在这里我却怎么也无法定下心来写作，我就是这么怪！”

这一年多来，狄更斯一直在构思一部圣诞新作，他说过：“此书写成后将会大长穷人的志气。”但是自从来到意大利，却连一行字也没写成。

他自己知道想说什么，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来讲这个故事。一天，正当他伏在桌上苦思冥想时，热那亚全城钟声齐鸣。狄更斯烦恼地把笔扔了出去：“真让人无法写作。”

然而，当钟声戛然而止时，狄更斯脑海中突然冒出了福斯塔夫的一句话：“我们在半夜听到了钟声，饶舌老爷。”

这句话使狄更斯就像在大脑中开了一道天窗，他马上把故事命名为《钟声》，而且从这一刻起立即就着了魔一样投入进去了，两耳不闻窗外事。

这一天，省长来到热那亚举行招待会，热情地邀请狄更斯参加：“大诗人在哪儿？我想见见大诗人！”

狄更斯请求领事为他的缺席说明原因：“阁下，大诗人正忙着写书呢，他请我代他向您致歉。”

省长叫了起来：“致歉？我说什么也不愿妨碍这样一项工作。请转告他，我的府第敬候他的大驾光临。但必须等他完全方便之时，而不是他在工作的时候。除非确定知道狄更斯有空，任何人都不要去打扰他。”

狄更斯已经对外面嘈杂的钟声无动于衷，他写信告诉福斯特说：

让热那亚所有教堂和修道院的钟都在我耳边鸣响吧！我将它们置于古老的伦敦钟楼里，我的眼中只有这座钟楼。

我现在经常对《钟声》如痴如狂。每天7时起床，早饭前洗一个冷水浴，然后奋笔疾书，激情满怀，几近疯狂，直至15时左右才罢手。这本书使我变成了一个身在异乡、脸色苍白的人。我的双颊本来已经开始丰满，现在又凹陷下去了；我的眼睛大得吓人，我的头发稀疏凌乱，头发下的脑袋又热又晕。我饱受了种种悲哀和不安，有时半夜里想到它都会惊醒。

昨天完稿时，我不得不把自己锁起来，因为当时我的脸肿得比平常大了一倍，好笑极了。我决定远足一次，让脑子清醒清醒。我感到自己写得太累了，只得就此搁笔。

11月3日，狄更斯终于写完了《钟声》，他捧着书稿大哭了一场：

我的全部爱恋和激情都已深深地融入其中，我写了一本异常出色的书。我一定要亲自去伦敦送校样和插图，并到福斯特的家中向亲朋好友朗诵这篇故事。

在动身之前，狄更斯观赏了意大利北部风光，参观了巴马、波洛纳和维罗纳。他在那里惊奇地发现，罗密欧只不过被赶到了25英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从那里到曼图亚的距离。

他印象最深的是威尼斯：

即使最想入非非的梦想家也无法想象威尼斯的美景奇观。鸦片产生不了这样的美景，妖术唤不出这样的幻影，见到此情此景，你会热泪盈眶。它的金碧辉煌，使你如痴如狂！

我初来此地，实不敢贸然落笔，我觉得要描绘威尼斯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在那里度过的3天，是夸大了千百倍的天方夜谭。

狄更斯回到伦敦之后，在伦敦大菜市的皮亚察咖啡馆，见到了他的好友麦克莱斯和福斯特。

朗诵在福斯特家举行，卡莱尔、麦克莱斯、斯坦菲尔德、麦克里迪、兰曼·布兰查德、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和其他几位朋友都参加了。

狄更斯大获成功，他激动不已，连夜给仍在热那亚的凯特写信：

如果你能看见麦克里迪昨晚一边听我朗读，一边在沙发上毫不掩饰地呜咽抽泣，你就会像我当时一样地感到有把人弄得神魂颠倒的本事是什么滋味。

1845年年初，狄更斯从伦敦归来之后，就带着凯特离开热那亚南下。他们到了罗马，参加了狂欢节。他对罗马的旧城，对科利西姆和埃帕尼亚赞叹不已，对新城则不屑一顾，并且认为许多英国教堂远远胜过圣彼得教堂。

访问了佛罗伦萨之后，一行人于4月初返回热那亚，这时已经过了10个星期了。

狄更斯长胖了，他自己发现，有时一挺肚子，竟然把背心上的纽扣绷掉了。他为了不使生活变得索然无味，还蓄起了长长的胡子。

6月，全家人离开热那亚回英国，一路上，他们马不停蹄地游山玩水，谈笑风生。

办《每日新闻》宣传改革

狄更斯带着家人从意大利返回英国之后，他得到一个消息：布雷德伯里和伊万斯为《钟声》而付给他的稿酬将大大超过查普曼和霍尔公司为《圣诞欢歌》所付的酬金。

但这时，狄更斯却并不想借势再写一部小说了，他的头脑里有了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办报，他甚至想用他的日报来与《泰晤士报》竞争。

狄更斯为其日报命名为《每日新闻》，新报纸将由布雷德伯里和伊万斯出版并提供部分资金，但一半以上的资金是狄更斯从朋友约瑟夫·帕克斯顿那里筹集到的。

在发刊词中，狄更斯宣称：

该报不希望受任何势力或政党精神的束缚，将致力于反抗罪恶，促进贫民的安宁和社会的幸福。

这反映了狄更斯的理想和他的主张。他获得了人们衷心的爱戴，以至每到圣诞节，都收到从英国各地地位低下的人那里寄来的礼物：蔬菜、家禽、花木等。他成了英国民族勤劳、和善、爱好自由这样美好品质的象征。

事情刚刚有了眉目，狄更斯就为有关事宜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他走访了最优秀的批评家、社论作家和记者等许多人，向他们提供优于他们在其他地方所能得到的酬金。

这样一来，其他报纸不是失去了最优秀的作家，就是不得不靠提高他们的工资来稳住一些作者。因此，这些杂志的老板既忧又怒，狄更斯成了报界的众矢之的。

狄更斯的父亲负责管理记者，他的岳父担任音乐和戏剧评论，叔父参加了编辑队伍，布莱辛顿夫人则主办“闲话栏目”，而福斯特、杰罗尔德、李·亨特和马克·莱蒙等狄更斯的知己则受聘为报纸撰稿，这些人与其说是为了商业上有利可图，不如说是为了照顾与狄更斯的私人关系。

狄更斯在忙于组织和筹备《每日新闻》的同时，他还将琼生的《个性各异》和博蒙特、弗莱彻合写的《兄长》两出戏搬上了舞台，并在其中之一中串演角色。这就是狄更斯的过人之处。

狄更斯组织剧团排练，使他们发挥最高水平；安排布景，并不时进行修改；设计服装、书写海报、给木匠出主意、指导乐队指挥、管理剧场正门、为座位编号等。此外他还兼任主演、道具管理员、舞台监督、传呼人和提示员。

人们都一直惧怕狄更斯的火暴脾气，但这次他对演员们的耐心却让旁观者赞叹不已。

演员们也充分感受到了狄更斯的毅力。狄更斯告诉卡特莫尔，他要揪着他自己的兄弟弗雷德里克的头发把他拉到剧场来，以便“在星期一一天一遍又一遍地排练你的几场戏，你想排几遍就排几遍，你可累不倒我”。

狄更斯虽然善于交际，但他本人并不巴结贵族。他又是演戏，又是办报，又是写旅行记，又是纵情旅游，而与此同时，他还能经常在德文郡巷设宴招待宾朋。

经过多番周折和磨难，《每日新闻》终于取得了成功，狄更斯为记者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迫使雇主们增加他们的工资。但是3个星期之后，他却离开了报社，由福斯特来接任他的编辑职务。

原因在于，狄更斯总是节制不住花很多钱宴请客人，他知道，想省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国。

同时，凯特于1845年秋生下了第六个孩子，他对未来更加感到不安。

狄更斯对家里的事也操心起来，1846年一天，他从怀特弗里来斯的办公室给凯特匆匆写了一个短信：

天气真是糟透了，我真的觉得，你最好派人去毕卡第的埃金顿铺子打听一下，他们是否能在收费合理的情况下搭一个从当街的大门到路边的遮篷，他们每天都干这种活，女士们在阴雨天走这段路真是太远了。

终日办报操劳过度已经使他的健康受损，加上他觉得自己的创作能力也正在衰退。

于是，狄更斯询问一位内阁大臣：“我是否有希望在伦敦谋一个高薪的差事？”

但是内阁给了他否定的答复。

而这时，狄更斯脑中充满着关于一部新作的朦胧想法，而他根据以往的习惯，半夜逛到最难以想象的穷街僻巷去寻求安宁，却一无所获。他变得比过去更加坐立不安和心神不定。

他为报纸的事伤透了脑筋，他不停地对自己说：“现在第一需要是休息和宁静了。”

1846年3月，狄更斯再次决定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到国外去写一本新书，以便为日后攒一笔钱。

去瑞士创作《董贝父子》

1846年6月1日，狄更斯全家再一次离开家乡，顺着莱茵河而下，一行人分乘3辆马车从巴塞尔出发去瑞士洛桑。

路上走了3天，狄更斯当然也为大家表演了许多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故事。

在洛桑的吉本旅馆住下之后，狄更斯和凯特开始四下寻找房屋，他们沿着日内瓦湖畔，很快就在一个背山面水的小山坡上，找到一座名叫罗斯芒特的迷人的小别墅。这个小别墅有个漂亮的花园，从那儿能看到美丽的湖光山色，而且每月只需要10英镑，他们马上就定下了这座房子，并搬了进去。

狄更斯这时心中充满了做父亲的责任感：“作为父亲，我既要对儿女们今后的物质生活负责，也要对他们的精神生活负责。”

因此，他没有立即着手写他的新作，而是用简单的语言为孩子们写了篇基督的故事。

狄更斯很快就被一群亲朋好友包围了，其中有前议员威廉·哈尔迪曼德，瑞士绅士德·塞尔雅特、理查德·沃森夫妇。

他在瑞士逗留期间，也招待了许多英国来访者，其中包括埃尔福兹，哈里森·安斯沃思和刚刚结婚的汤普森夫妇。另外一个是狄更斯非常推崇的丁尼生。

像以前一样，狄更斯依然坚持着步行的习惯，晚上工作之后，他总是要出去走上至少15英里。他认真学习法语，并在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流利的口语，只是还带着明显的英国口音。

6月底，狄更斯着手创作《董贝父子》。

当时的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殖民地遍布世界的“日不落帝国”的时代。狄更斯以深透犀利的眼光，无情地鞭挞资产阶级的狂妄自大、残忍狠毒，揭露他们灵魂深处血腥的铜臭味。

《董贝父子》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表明作者的创作思想与艺术修养都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小说的主人公董贝先生，是一个经营海外贸易的资本家，他的生活原则是利润和金钱，他认为地球是专门为他而制造的市场，太阳和月亮也是为照耀他的商务活动而存在的。他关心自己的儿子保罗，不是出于真挚的父子之情，而是出于他想使自己世世代代成为统治世界的主人的梦想；他憎恶并且抛弃了善良可爱的女儿，也仅仅是因为女儿不可能继承“董贝父子公司”的事业。

可是保罗早年夭折，董贝先生自己也遭到破产，最后终因女儿的温情感化而父女重归于好。

狄更斯在这部书中，还发展了他特有的辛辣的讽刺与夸张的艺术手法。如写董贝先生的家悲惨凄凉，到处像穿上了丧服，到处散发着墓穴的气味。董贝本人更是遍体寒霜，他走到哪里，哪里的温度就下降。这种环境描写鲜明地衬托出董贝先生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特性。

《董贝父子》的写作，并未能保持他通常的速度，因为在这期间，他一想到同时还要完成写圣诞故事的任务，心里就有些顾此失彼。再则，他在洛桑期间情绪一直比较低沉，这使他面临着精神与肉体双重崩溃的严重危险。

9月，狄更斯将《董贝父子》暂时放在一边，以便着手写作已经承诺的圣诞作品《生活之战》，但他在写了1/3后，又突然感到焦急：“我这样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写这部作品，可能会影响《董贝父子》的写作。”

他放下圣诞故事，却又难以违背承诺，左右为难，更加不安。于是他决定奔往日内瓦休息，换换环境后再作决定。

狄更斯的决定是明智的。在日内瓦休养之后，他感觉好转，并再次回到洛桑，重新恢复了同时写两部书的能力。并对《生活之战》和《董贝父子》的新篇章进行修改。

1846年10月，《董贝父子》的第一部分出版。

这部小说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董贝父子》无论从形式方面还是从内容方面而论，都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它突破了早期作品中流浪汉体的影响，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人物、一个主导观念来展开故事，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是第一部结构严谨的代表作。狄更斯在序言、书信中多次提到，在写《董贝父子》时，他时刻注意“扣紧该书的一般目的与设计，并以此严格束缚自己”。

当小说正按月发表时，狄更斯到伦敦君主学院去探望他得了猩红热的大儿子，一位年老的女佣人知道了来的是谁以后，竟大声喊了起来：“天哪，难道楼上的小先生就是‘拼拢’董贝的那个人的儿子吗？”

别人问她为什么这样惊奇，她说她决不相信单独一个人能把董贝“拼拢”起来，有人对她说：“可是你并不会读书啊！”

她承认自己并不识字，但她说她跟几个人同住在一所房屋里，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她们都举行一次茶会，由房东先生把当月那一期的《董贝父子》读给大家听。

“天哪！”她又说道：“我本来以为至少得三四个人才能把董贝拼拢呢！”

《董贝父子》以连载形式问世以后，当时便有评论指出：

描绘董贝这类的人物简直是当务之急。伦敦的世界里充满了冷漠的、装模作样的、僵硬的、炫耀金钱的人物，想法跟董贝一模一样。

由此可见，董贝的形象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是具有代表性的。

首先狄更斯强调了董贝作为一个资产者的非人性。他把感情完全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董贝父子一向跟皮货打交道，而不跟感情打交道。”实际上《董贝父子》很少涉及具体的商业活动，它其实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通过家庭关系，表现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董贝，惟其如此，更加烘托了他的冷酷无情。

《董贝父子》有两处描写了董贝先生竟然流露了一种天然感情。第一次是在他太太生了男孩之后，他到卧室去看望，“对董贝太太居然也加上了一个亲密的称呼，叫道：‘董贝太太，我的亲爱的’”。在他们夫妻之间这一称呼是那样生疏，以至“那位生病的太太抬起眼睛朝他望去的时候，顿时脸上涨满了微感惊讶的红晕”。

其实即使这一次难得的感情流露，也不是与公司无关的。董贝先生想到自己得了儿子，从此以后“咱们的公司，不但名义上，而且事实上，又该叫做‘董贝父子’啦，董——贝父子！”他是在品尝这几个字的甜美滋味时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我的亲爱的”！

董贝先生第二次感情流露是在看着刚出生的儿子时，他想到“他得成就一番命中注定的事业哪！命中注定的事业，小家伙”！接着“把孩子的一只手举到自己的嘴唇上吻了一下，然后，好像深怕这种举动有损他的尊严似的，他非常不自然地走开了”。

总之，就是这两次不可多得的感情流露，董贝先生也感到“犹豫”、“不习惯”、“有损尊严”，总之是“不自然”，即不合乎他那“资本化”了的本性。

在对董贝的描写中，作者把他比作“雕像”、“木头人”、“全身直挺挺的不会打弯”，或是“刮得光光、剪裁整齐的阔绅士，光溜利索，像刚印出来的钞票”。

狄更斯用一系列冰、霜、雪之类的形象来渲染董贝的特点，他的住宅阴冷，他的办公室凄凉。在保罗受洗礼的那一天，不仅教堂里寒气逼人，而且在董贝随后举行的宴会上摆着的食物都是冰冷的，与席上的整个气氛一致，坐在首席上的董贝本人犹如一个“冰冻绅士”的标本。

总之，狄更斯通过夸张的细节描写，把董贝置于一层层冰霜的包裹之中，把他描写成一位十足的没有人性的冷血动物。

小说按月连载，直至1848年4月结束。狄更斯对新书十分喜欢，他完稿后对岳父说：

我对《董贝父子》寄有厚望，我相信多年以后人们仍将记着他，阅读它。我为它夜以继日，呕心沥血，以至一旦完稿了，心中反倒产生出一种无比异样的感觉。

狄更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更加成熟。由于英国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作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与黑暗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因此，他以前那乐观幻想的成分在创作中逐渐减少，那些“仁爱”的资产者形象不见了，狄更斯现在强调为富不仁者必须经过破产或其他折磨，接受感情的教育，才能真正懂得仁爱与谅解。

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也更深刻而丰富了，小说的情节集中描写一个或几个矛盾的发展，描写的社会面仍然广泛，作品人物虽然众多，但组织在情节发展中，层次分明，线索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