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沟桥位于北京城西南约二十余公里的宛平城西门外，横跨永定河东西两岸。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就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开始了它们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一、事变前的双方态势

日本侵略军继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在其灭亡中国基本国策的驱使下，立即以东北为基地，向中国内地扩张，迅速将战火从关外烧到关内，把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到华北。日军先是占据山海关，接着又侵占我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当时称热河省，1956 年撤销），在占领了承德之后，又向长城一线发起进攻。至 5 月 13 日，日军进逼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兵锋直指平津。在此华北危急关头，5 月 31 日，国民党亲日派官员熊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按照这一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香河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划上述连线至长城为非军事区，非军事区内由日军驻屯军管辖。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非军事区”，仅仅是为了解除中国人的武装而说的，只不过是为了日本侵略军顺利占领而找的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

《塘沽协定》的签订，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热河的既成事实，并放弃了长城防线，将察北、冀北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军，使其随时可以进占冀察，直取平津，从而形成了对北平（今北京）、天津的战略包围态势，为日军向华北扩张敞开了大门。对日本来说，《塘沽协定》“合法”地把热河并入了伪满洲领土，这不仅巩固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而且也打开了其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自此以后，日本即利用《塘沽协定》，以重兵压迫关内，威胁平津，为它的下一步侵略行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日本方面：日本是个只有 37 万平方公里的岛国，资源很少，当时人口只有约 7000 万，连同受其控制与奴役的朝鲜与台湾在内，人口也不足 1 亿。但是，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生产能力都较高，1936 年的钢产量即达 640 万吨，能制造航空母舰、战列舰、飞机、大炮和坦克等。年生产能力：飞机 600 架，

坦克 200 辆，在作战中基本可以保障需要。日本有常备军 38 万余人，陆军

17 个师团、海军舰艇约 190 万吨，空军 54 个中队，飞机 2700 余架，其中属

于陆军 1480 余架，属于海军 1220 余架。当时日军用于侵华作战的师团编制

为：每个师团约 22000 人，马 5800 匹，步骑枪 9500 支，轻重机枪 600 余挺，

火炮 108 门，坦克 24 辆。芦沟桥事变前，日军主力驻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各地，处于临战状态，可以通过受其控制的北宁铁路（北平至沈阳）迅速运抵中国华北。

为了做好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1936 年 4 月 17 日，广田内阁决定加强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18 日发布陆甲第 6 号军令，对中国驻屯军进行改编，规格与关东军相同，司令官由陆军中将或大将担任，新编制如下：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中国驻屯旅团司令部

中国驻屯步兵第 1 联队

中国驻屯步兵第 2 联队中国驻屯炮兵联队

中国驻屯骑兵队中国驻屯战车队中国驻屯工兵队中国驻屯宪兵队

中国驻屯通信队中国驻屯军医院中国驻屯军仓库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田代皖一郎大将。司令部、中国驻屯步兵第 2 联队、军直辖各部队驻扎天津；中国驻屯旅团司令部（旅团长何边正三少将）、中国驻屯步兵第 1 联队驻扎北平；其他部队分驻于各驻屯点。随着中国驻屯军

的升格，5 月 6 日，日本内阁又发布了临参命第 51 号，规定中国驻屯军的任务是维护日本在华北的利益，必要时使用武力；关东军将一部分兵力配置在长城线南侧，随时准备出兵华北。6 月 3 日，又制定了 1937 年度对华《用兵

纲要》，准备以 8 个师团在华北五省作战；以 5 个师团在沪宁方面作战；以

1 个师团在广州方面作战。

根据调整后的中国驻屯军新编制，1936 年 5 月，日本便急剧增加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从 5 月 9 日至 6 月上旬，日军利用换防的机会，将中国驻屯军

由 2000 人增加到 6000 余人。日本这次增兵华北，既是其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步骤，又是对中国主权新的侵犯。

外国在华北驻兵始于 1901 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

《辛丑条约》。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作战后，取得在中国北京、天津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的驻兵权，1901 年 11 月 24 日，日本派出“清国驻

屯军”，由军司令部、北清驻屯各部队、上海驻屯步兵大队编成。1913 年 10

月改称“中国驻屯军”。日本“华北驻屯军”长期侵占上述各地。至 1935

年 5 月，其已有北平驻屯步兵 2 个中队，天津驻屯步兵 8 个中队、山炮兵 1

个中队和工兵 1 个中队。这些日本兵分布在北宁铁路沿线及以东至塘沽军港

（上海驻屯军略）。

当时，《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各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条约说得很清楚，各国驻兵范围是从北平到海口，即从北平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沿线，驻兵的目的也是确保北平至海口的交通畅通。而今日本人增兵华北，既未取得中国政府同意，又未与各国协商。而且增兵的目的，据当时日本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元帅解释说，一是为了“防共”，二是为了“保护侨民”。这与《辛丑条约》中关于各国驻兵的规定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实际上，日本人的所谓“防共”和“保护侨民”，都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全面侵华战争准备而找的一个借口而已。

侵略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以来的基本国策。早在 1927 年 6 月至 7 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上，讨论并决定对华方针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于 7 月 25 日在给天皇的奏折中便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多年来，日本统治集团，一直在为侵略中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种战争准备。1936 年“2·26”事件后组成的广田法西斯内阁，其灭亡中国的步伐愈发加快。1936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首、外、陆、海和藏五相会议所确定的“国策基准”，主旨就是加紧扩军备战，尽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根据“国策基准”，1936 年 11 月 26 日，日本陆军本部制定

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计划以 1937 年为第 1 年度，到 1943 年将已有陆

军 17 个师团扩充为 41 个师团，空军 54 个中队扩充为 142 个中队；海军要建

造包括巨型战列舰“武藏号”“大和号”在内的、总吨位达 27 万吨的 66 艘战舰。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的扩军目标，对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首先就要解

决战争经济的资源供给。为此，日本法西斯分子便把攫取资源的贪婪目光盯住了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华北。1937 年 1 月广田内阁辞职，林铣十郎出来组阁，5 月林铣内阁辞职，近卫继任。在近卫内阁中，入阁大臣有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大将、海相米内政光大将、藏相贺屋兴宜。内阁的核心人物

——首、外、陆、海藏五相，都是清一色的法西斯分子。1936 年以来，日本政局的这种动荡，正是反映了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要求已是急不可待。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车轮，终于由近卫内阁启动了。

中国方面：中国领土广大，超过日本数十倍，资源丰富，战前人口约 4.5

亿，超过日本 6 倍多。国民党在十年内战中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陆军系统，当

时国民党政府有陆军步骑兵 191 个师、52 个旅，海军船艇 5.9 万余吨，空军

飞机 300 余架，总兵力约 200 万人。中国经济落后，战前年产钢不足千吨，军火工生产能力也是微乎其微，只能生产少量步兵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难以满足战争需要。大型武器装备如飞机、大炮、坦克等都不能制造，完全依靠向国外购买，战争过程中难以得到及时补充。

1933 年起，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挥下，国民党着手国防整备五年计划，首先对陆军进行编制和装备方面的整顿，从而使中央嫡系部队的现代化程度大大加强。其主力和精锐步兵师的编制：师司令部、2 个步兵旅、1 个骑兵旅、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及特务连、卫生连、通讯队等，人员约 13000 人、马 3500 匹、步枪 6200 支，轻重机枪 320 挺、迫击炮 24

门、步兵炮 24 门、野炮 36 门。步兵师的这种装备是当时的世界水平。国民

党军拥有 50 个这样的师，计 69 万余人。而中央旁系特别是地方军阀部队则大大逊色。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面临着三大矛盾：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矛盾；三是内部不同派别、特别是同地方军阀的矛盾。在这三大矛盾中，国民党政府理应把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放在首位，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御外侮。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到 1936 年西安事变前，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只安内，不攘外”，对外屈辱妥协，对内无情镇压的反动政策。特别是在外寇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政府还设想利用日军的进攻来削弱其他派别的力量。因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下，国民党政府一再屈膝退让，给日本法西斯向华北的扩张大开方便之门，不但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而且随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还将日本侵略势力引进了冀东、察东和绥东，造成了华北局势的严重危机。

面对日寇嚣张的侵华气烟，国民党政府虽然进行了一些抗日的军事准备，但其准备的重点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和美英势力的中心——上海、南京和武汉方面，而在北平、天津及河北地区，却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因此，战争前线的国防大门基本上是敞开的。

“七七事变”前，位于国防第一线的部队，是国民党第 29 军，军长宋哲

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非国民党中央嫡系。第 29 军下

辖 4 个步兵师（每师 4 个旅），1 个骑兵师，3 个步、骑独立旅及 1 个保安队，

共约 10 万余人。军部在北平。该军分驻于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平绥和北宁铁路沿线广大地区。具体兵力部署：第 37 师（师长冯治安）辖第 109、第 110、第 111、独立第 25 旅，约 15000 人，驻西苑；骑兵第 9 师（师长郑

大章）约 3000 人，特务旅（旅长孙玉田），约 4000 人，同驻南苑；独立第

39 旅（旅长阮玄武），约 3000 人，驻北苑；冀北保安队（司令石友三），

约 2000 人，驻黄寺。以上各部与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 1 联队对峙于北平近郊；第 38 师（师长张自忠），辖第 112、第 113、第 114、独立第 26 旅，约 15000 人，驻天津及北宁路北平至天津段沿线，与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 2 联队对峙于天津地区；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辖第 1、第 2、独立第 27 旅，约 15000 人，作为二线部队驻河间县；第 143 师（师长刘汝明），辖第 1、第 2、独立旅 20、29 旅，约 16000 人，以及独立第 40 旅（旅长由刘汝明兼），约 3400 人，驻张家口地区；独立骑兵第 13 旅（旅长姚景川），

约 1500 人，驻宣化。以上各部于日本关东军对峙于张北、沽源一线。

国民党的上述兵力部署，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作为战争前线，在日寇虎视眈眈下处于最危急境地的平津地区，恰恰是国民党军事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尽管国民党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前线却只有第 29 军，而且黄河以北的冀鲁地区没有配置任何预备兵力。在强寇临境的危急时刻，华北地区却是令人难以置信地门户大开。因此，“七七事变”发生后的严重局面也就无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