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扩大”的幌子

“七七事变”的爆发，为日本军政当局实现其长期以来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提供了一个理想借口，因此日本法西斯分子欣喜若狂。“事变”后的次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部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北方（指苏联）暂没有什么威胁，应乘此大好时机对冀察加以一击。”会议决定立即动员 2 个

旅团随时准备开赴华北作战，并把第 11 旅团调往长城一线待命。同时日本关

东军发表声明，称：“因暴戾的第 29 军挑衅，而在华北引起事端。对此，关东军保持极大关心和决心，严密注视着事件的发展。”此外，关东军还专门派参谋田中隆吉到华北，鼓动日本中国驻屯军将“事件彻底地扩大下去”。日本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在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后，也立即向参谋本部主动请战说：第 20 师团已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并建议日本应“利用这一事件推行统治中国的宏图”。

8 日晨，“七七事变”的消息一传到东京，立即在日本决策层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随之出现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两种意见。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扩大派”轻视中国的抵抗力量，认为只需要以三四个师团的兵力给中国一击，就会使中国屈服。参谋本部的一个成员甚至扬言说：只要日本出现动员声势，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另一名成员也趾高气扬地断言，充其量也不过是进行一次保定会战就万事大吉了。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提出：“事已至此，决心干吧！应当制订进攻南京的计划。”杉山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竟然狂妄地宣称：“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解决了。” 而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派”，则比较重视中国的顽强抵抗力量，他们担心日本目前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会遇到中国的顽强抵抗。而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他们主张应尽快动员足够的兵力， 然后再出兵中国。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间， 只是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选择上存在分歧，而在是否发动对华全面战争这一根本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尽管日本在“七七事变”前不断向华北增兵，但要想发动一场对华全面战争，日本的兵力还差得比较多。因此，经日本军政当局的慎重考虑，当天上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不扩大”方针，提出：（一）此次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二）日方坚持不扩大方针， 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反省，而能早日解决事件；（三）如果中国方面不反省， 使事态恶化，日方将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四）各阁僚应做好随时出席临时内阁会议的准备；（五）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必须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 中国方面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不难看出，这一所谓的“不扩大”方针，实际上恰是扩大事态的方针： 第一，在日本侵略军看来，他们可以在中国领土上驻兵，进行军事演习，占领中国土地，任意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主权，这一切在它们看来都是“合法的”，是《辛丑条约》、《塘沽协定》等所赋于的“权利”。而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反击侵略却是“不法行为”。因此，按照这个强盗逻辑，在事变后，日方便将事变发生的责任完全推诿于中国方面。可以说，如此颠倒黑白地来解决事件，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第二，提出要中国军队撤退、道歉等，完全是无视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是有意给中方为难；第三、如果中国不同意日方的要求，日军将采取“适当措施”，这就为日军随时采取新的

军事行动扩大事态，开了绿灯。就在这个“不扩大”方针出来的第 2 天，日本政府又公开发表声明：“倘事件因华方拒绝反省，而愈益扩大，日方决取断然行动。”这就充分说明了名为“不扩大”实为“扩大”的本质。

本来，当时在北平，中日双方已于 9 日凌晨达成了对日方来说比较有利的停战协议，但由于日本内阁所提出的这一“不扩大”方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第二天又单方面撕毁了刚刚达成的协议，重新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

（一）第 29 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道歉，对直接责任者给以处分，并负责防止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二）中国军队和丰台日军驻屯军过于接近，容易引起冲突事件，因此芦沟桥及宛平城周围、龙王庙地区，改由保安队负责维持治安；（三）芦沟桥附近的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明明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的防地，却要中国军队撤出；明明是日本的侵略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却无理要求取缔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可以说，这完全是有意提出中方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为扩大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和为其调兵遣将争取时间。在日方的威逼下，中方代表除第三条外， 全部接受了日方的要求。

此后，在“不扩大”的幌子掩护下，为了迅速增兵华北，以发动全面入侵中国的战争，日本军政当局一方面高喊“不扩大”，希望和平解决；一方面却在暗中磨刀霍霍，疯狂地拨动着战争机器的的发条。11 日上午 11 时 30

分至 14 时，日本内阁举行五相会议，陆相杉山提出：“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5 个师团、目前暂用 3 个师团和18 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但为了舆论而言，今后仍应坚持不扩大方针。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杉山提出的派兵案，并首次把芦沟桥事件称为“华北事变”。15 时 20 分，又召开了内阁会议，会议完全同意了五相会议的议案。16 时，首相近卫晋见天皇，上奏向华北派兵，16 时 20 分，日军参谋长及陆相，进宫参驾，请求尽快派兵；17 时 05 分，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也来上奏海军对华用兵事宜，天皇均予照准。18 时 24 分，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向华北增兵的政府声明》，在声明中称：中国第 29 军“于 7 月 7 日夜在芦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余地。为维护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要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 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18 时 35 分，参谋总长即发出临参命第 56 号，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将其管辖的独立混成第 1、第 11 旅团及空军

一部（包括战斗机、侦察机和轰炸机各 2 个中队），火速派至华北并接受中

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挥。20 时，又以临参命第 57 号下达给第 20 师团，令其迅速开往华北。而所有这些疯狂的战争准备，都是在其所谓的“不扩大”幌子下进行的。

为了掩盖企图，迷惑中国人民，日本政府在声明中还宣称：“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这里，向中国派兵是为了“局势不再扩大”，是为了“不抛弃和平谈判”，这真是千古欺人之怪谈。对此，石原莞尔在 1939 年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根据一般的考虑，如果照

不扩大主义来做，岂不是应该停止动员吗？但是，由于第一线仍有纠纷，而且派兵尚需数周时间。所以，即使是希望不扩大，如果形势紧迫，为准备万一，也有必要进行动员。⋯⋯不扩大的方针是政治上的希望，然而由于现在有战斗行动，所以，通常就要考虑到动员的必要。”可以说，石原的这段话， 使我们对日本政府的所谓“不扩大”方针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第一，所谓“不扩大”方针，仅仅是政治上的希望，目的就是要中国逆来顺受，听凭日本人的任意宰割。而如果中国人民反抗，那么日本就要用军事手段来迫使中国屈眼。所以日本人所说的“不扩大”，其实是把政治上的“不扩大’与军事上的准备同时进行的，也就是在“不扩大”的幌子掩护下，加紧调兵遣将， 扩大事态；第二，“不扩大”仅仅是个缓兵之计。因为从日本国内派兵到华北，需要数周时间，如果此时立即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就有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日本政府只能采取“不扩大”的策略。事实上，从“七七事变”一发生，日本军政当局就在考虑如何乘机全面入侵和灭亡中国。对此，当时的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在《业务日志》上记载说：“事变发生后，陆军大臣姑且不说，政府的态度大致是乐观的， 因为政府正想利用这一机会把多年来的对华悬案解决好。这种考虑在内阁成员、特别是在总理中是很牢固的。”

因此，日本政府 7 月 11 日的这一声明，完全可以说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动员令，是没有宣战的宣战书。在声明中，日本政府以卑鄙的伎俩，把“七七事变”的责任完全栽赃到中国方面，并以此为借口，向华北派遣军队，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7 月 11 日声明发表的当天晚上，日本首相近卫专门召集各界人士开会， 详细介绍了内阁出兵的决心，并要求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在近卫亲自出马煽风点火下，日本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空前的侵华战争狂热。

会议后，日本参谋本部立即命令关东军和朝鲜军迅速向华北派遣援军。同一天，还任命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病重的田代，担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这一系列的措施充分表明，日本法西斯全面侵华的战争车轮已经启动。香月在后来的回忆中说：7 月 11 日上午，他在陆军部和参谋本部接受任务时，便“感到那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内地三个师团的及时动员、山东作战的意图等， 完全是对华作战的开端。”

日本政府的派兵决定，对日本中国驻屯军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 月 10

日夜到 11 日晨，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正在与中国第 29 军副军长秦德纯，就日本新提出的方案进行谈判、交涉。尽管桥本一再施压，但秦德纯在谈判中始终坚持中国军队不撤出芦沟桥。而桥本则认为，如果中国方面坚持不撤军，那么中日战争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11 日中午，中日双方代表同意两国军队同时撤出芦沟桥地区，谈判有了新的进展。11 日下午 4 时，日本政府的派兵决定传到中国驻屯军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对华开战的时机已到。因此，会议几乎很快就作出决定：“以此次事变为契机，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具体措施是：（一）暂停与中方的和平谈判；（二）彻底实行《何梅协定》；（三）在此期间逐步集结军队，并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以彻底打击和扫荡。此外，中国驻屯军还在给陆军本部的《形势判断报告》中指出：“不能认为冀察当局对谈判有诚意。因此，我军为使以后的行动较为有利，应坚决改变态势，示以坚强的决心促进谈判，其结果将不得不发动武力。”这些决定标志着日本中国

驻屯军已秉承政府的旨意，正式确定了以武力夺取华北的作战方针。

为了掩饰其扩大事态和积极备战的阴谋，日本中国驻屯军在作出“暂停与中方的和平谈判”决定之后，又主动同意秦德纯不从芦沟桥撤军的要求， 并在 11 日晚与第 29 军签订了《芦沟桥事件现地协定》，这就是当时著名的

“秦（德纯）—松（井太久郎）协定”。该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第 29 军发表声明公开向日军表示道歉，对直接责任者给予处分，并负责防止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二）中国军队和丰台日军过于接近，容易引起冲突事件，因此芦沟桥及宛平城周围，改由保安队负责维护治安；（三）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这一协定是在日本政府已作出派兵华北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决定发动武力夺取华北之后签订的，很显然是日方继提出所谓的“不扩大”方针后所施放的又一烟幕。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麻痹中国人民和政府。就在“秦松协定”签订的当天晚上，日本陆军省新闻版就在东京广播电台上，公开攻击中国方面没有履行协议的诚意，因此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秦松协定”，进一步证实了日方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准备履行协定。

12 日上午 11 时，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来到天津。香月一到天津，就立即下令全军随时做好对华全面作战的各项准备。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在接到命令后认为：这就意味着“过去的一切交涉已失去作用，现在要转移到纯军事作战方面来”。河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竟要求于当天晚上即开始袭击芦沟桥。7 月 13 日，中国驻屯军在给陆军本部的一份《情况判断》中，对今后的行动计划作了非常细致的安排，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作战部署。以中国第 29 军为直接作战目标，待关

东军和朝鲜军增援部队到达后，中国驻屯军务于 7 月 20 日前完成作战准备， 保证随时参加战斗。作战行动一开始，先以主力攻占北平及其附近地区，然后再根据情况，进至保定、马厂一线。随着形势的发展，再视情况将战线扩大到德州、石家庄一线。第二，制造扩大战争的借口。中国驻屯军在《情况判断》中决定向第 29 军提出：（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除驻在冀察的排日的国民党中央系统各机关；（四）从冀察撤除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 团等；（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以后，北平的警备由保安队负责，城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并提出：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这七点要求，那就被认为是没有诚意，届时日方将根据情况需要采取相应的行动。日方明知道自己的要求很难被中方所接受，现在这样提的主要用意，也就是要中方拒绝日方的要求，从而为其扩大战争找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由此可见，自 7 月 11 日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声明以来，“七七事变” 正向全面战争发展。而且，日本人已经把中国人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

7 月 12 日，就在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声明的第二天，蒋介石电告宋哲元就地抵抗，并要求中央军在保定地区进行防御准备。13 日蒋介石又电告宋哲元，“中央已决定运用全力抗战，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7 月 13 日，日军得知国民党中央军正在北上，增援宋哲元的第 29 军。考虑到关东军和朝鲜军尚未到达华北，一旦中国军队北上，将会使日本中国驻屯军处于危险境地。所以。日本人在加紧战争部署的同时，又开始用“不扩大”的幌子来麻痹中国人。13 日上午，日本政府又公开宣称“坚持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可是就在日本政府重弹“不扩大”老调

的时候，7 月 15 日，中国驻屯军便制订了具体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迅速用武力讨伐第 29 军。首先把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南。第二阶段，预计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待增加兵力之后， 即进入石家庄、德州一线。16 日，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到达平津地区，朝鲜第20 师团于 18 日抵达预定地区。随着从日本本土、中国东北日军的源源启运、

向平津和华北前线的开进，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总兵力已达 10 余万人以上，飞

机 200 余架，坦克 100 余辆，而第 29 军的兵力和整个作战部署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样，在华北日军已占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形成了对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包围态势。而这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和部署，却是在其所谓“不扩大” 幌子下实施的，这就充分表明，日本政府所大肆鼓吹的“不扩大”方针，只不过是一场骗人的把戏而已。至此，日本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的条件已经成熟。

7 月 17 日，在日军已取得华北地区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日本参谋本部即制订了《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纲》，把对华全面战争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约用 2 个月的时间，计划以优势的兵力击溃中国第 29

军，解决华北问题。第二阶段，计划用 3—4 个月的时间，以充足的兵力进攻国民党中央军，通过全面战争摧毁蒋介石政权，一举解决中国问题。同日， 日本政府还决定把对华交涉改为限期交涉。日本陆军部估计到中国驻屯军大约能在 7 月 19 日以前做好作战准备。因此便决定把最后期限定在 7 月 19 日。当天，日本代理驻华大使日高信六郎在会见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时，竟然强词夺理地说：在华北，中国军队多于日本军队，日军受到“威胁”。因此，日本决定增兵华北是完全必要的，而中国派遣中央军到华北是在“扩大事态”。日高信六郎代表其政府正式要求中国政府：（一）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言论；（二）不得妨碍在现地两国继续进行的解决事变的交涉。以上要求限于 7 月 19 日零时前签复。同一天，在华北，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

司也向中国第 29 军提出要求：限定在 7 月 19 日前无条件答复中国驻屯军在

13 日决定中所提出的七点要求。当夜，第 29 军第 37 师师长张自忠答复桥本，

基本上承认日方所提的七点要求，由第 29 军军长宋哲元亲自向日方道歉。18

日下午 1 时，宋哲元访问香月清司，按日方的理解，这是“没有说道歉词句” 的道歉。这表明，宋哲元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又进一步采取了退让的政策。

17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推动下，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声明指出：芦沟桥事件的发展，关系到中国存亡问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因此，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 全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的关键，全在日本军队的行动。19 日下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日本驻华使馆指出：为避免事态扩大，希望两方约定一确切日期，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出的武装部队撤回原地。但此时，日本政府已经确定了扩大事态的方针，所以，不管中国方面如何表示诚意，如何让步，都不可能改变日本国的既定国策。19 日晚 22 时，日本中国驻屯军竟以 18 日日本侦察机在河北省南部顺德地区上空遭到中国军队射击

为借口正式发表声明宣布：“从 1937 年 7 月 20 日零时以后，驻屯军将采取

自由行动。”20 日凌晨 1 时 30 分，日本外务省又发表声明宣称：“目前事态恶化的原因，完全在于南京政府一面阻碍现地协定，一面不断调中央军北上。”可以说，日本外务省的声明，既是为扩大战争寻找借口，又是为派兵制造舆论。20 日晨，日本参谋本部部长会议认为：以外交谈判已根本不可能

解决事变，为保证平津地区的安定，现在必须决定使用武力。会议决定立即对中国使用武力，并将在东北待命的临时航空兵团和应急动员的第 20 师团编入中国驻屯军。这一“开战”决定得到日本内阁的完全同意。至此，日本政府在“不扩大”幌子下已完成了其军事部署，下一步就是如何开始其蓄谋已久的对中国全面战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