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策动“华北自治”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 5 省（冀、鲁、晋、绥、察）2 市（北平、天津），面积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 1/11；人口 7620 余万人，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 7000 万）。华北地区物产丰富。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侵略者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同时，就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各种侵略活动。

1935 年 11 月 12 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 1 旅团陈兵山海关。接着在日本

武力保护和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制造了“冀东事件”，将通县以东 22 县划归己有，在侵占我东三省及热河之后，又掠走了平绥铁路北平至张家口段、北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之以东以北广大地区。北平、天津实际上已完全陷入日本人的包围之中。这样，到 1935 年底，日军侵略军已完全掌握了进出华北的陆（北宁铁路）、海（塘沽军港）交通，并可以此作为进攻河北、山东的跳板。迄 1937 年初，日本侵略军全面进攻华北的军事态势已经形成，兵力部署亦已就绪，其关东军作为二线部队，占领长城各口——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一线以南地区，作为战略机动部队；日本中国驻屯军作为一线兵力，屯兵平津，跃跃欲试。这两支侵略军构成了互相策应的犄角之势。日本帝国主义在取得了对华北的上述有利态势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向华北伸出了魔掌。

1933 年 2 月 13 日，关东军在进行热河作战时，就把驻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火速派到华北，建立天津特务机关，借关东军在热河对华北的压力，进行分裂华北的活动。5 月 21 日，板垣在给陆军本部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就巩固与确立满洲国而言，在华北建立亲日满政权最为必要。” 1934 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召集日本驻华各地武官，多次进行密谈，曾设想联合华北和西南各地军阀，南北夹击国民党政府，造成中国的分裂局面，以分而治之。1935 年 1 月初，关东军在大连召开日本驻华各地武官会议，进一步商讨侵略华北的计划，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华北进行新的侵略的动员令。会议之后，日本侵略华北的活动即全面展开。

为了减少在夺占华北时军事上的压力，日本人还以各种莫须有的借口，逼迫中国减少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1935 年 5 月 29 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借口东北义勇军进入了河北省以东非武装区地带和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向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口头通告：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忠的第 51 军及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撤出河北省；把平津地区划入非武装区地带；取消一切排日机关等要求。第二天，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一个中队竟然乘坐装甲车，在河北省政府前举行武装示威。此外，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所提的条件，6 月 7 日，关东军还调兵遣将，将军队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唐山一带，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酒井隆甚至还限定中国方面必须在 6 月 12 日前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断然之处

置”。蒋介石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完全屈服。6 月 10 日 18 时，何应钦通过日本驻北平助理武官高桥，向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答复说：“根据中央训令，全部接受日方要求：（一）关于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的撤退，十日发出命令，自即日开始；（二）第 51 军调防自 11 日开始，利用铁路运

输，预定于 6 月 25 日调防完毕；（三）决定将中央军第 25 师及第 2 师从河北省撤出；（四）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禁止排外排日。”这就是臭名昭著

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何梅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是继《塘沽协定》之后的又一丧权辱国协定。

在此前后，关东军也加紧向察哈尔（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一部分）渗透。1935 年 6 月 5 日，关东军特务机关的 4 名特务，在从多伦到张家口的途

中，因拒绝接受中国军队的检查，在张北被宋哲元第 29 军第 132 师逮捕，经过审讯，于次日上午释放。11 日下午，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即借口日本特务在审讯中受到恐吓，向第 29 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一）惩

办直接负责人；（二）第 29 军军长亲自向日本人道歉；（三）保证今后不再

发生同类事件，限 5 天内答复。还没有等到答复，日本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张北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即想利用宋哲元与蒋介石的矛盾，希望以宋哲元的 29 军代替于学忠的 51 军，以此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6 月 23 日，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北平向秦德纯提出了关东军制订的《对宋哲元交涉要领》，要求：（一）宋军撤至长城西南；（二）解散一切排日机构；（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张北事件负责人。25 日，土肥原又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 3 天内不答复，他就回长春了。这就意味着要采取军事行动。6 月 27 日，秦德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指令，终于接受了土肥原提出的全部要求，双方签订了“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如出一辙，它同样是日本蓄谋吞并华北的产物，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不久，于学忠的 51 军外调，宋哲元的 29 军根据协定移驻平津地区。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使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因而，日本人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如何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达到吞并华北的目标。

日本对华北的扩张，先是采取以军事为后盾的蚕食手段，扶植亲日傀儡政权，实现所谓的“华北自治”，妄图把华北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不战而获。

1935 年 9 月 24 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俊发表声明，公开宣称要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实现“华北经济圈的独立，⋯⋯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和“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以及“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政府”等等。多田声明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日本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实现华北“自治” 的要求，这表明日本已是迫不及待地要控制整个华北。当时，中国的舆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多田声明说明“日人在最近必完成其囊括华北，侵略西北之野心。”和“多田声明”相配合，10 月 4 日，日本又进一步提出了当时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一）使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摆脱依靠欧美政策，采取对日亲善政策；（二）不但要使中国事实上默认满洲国，而且至少使华北地区在经济上、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合作与交往；（三）使中国协力排除赤化势力。由此可见，“广田三原则”不仅要求华北建立亲日政权，而且还妄想把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变成亲日政权，以便控制整个中国。

10 月中旬，关东军将土肥原派到天津，加紧实施华北“自治”的活动。土肥原一到华北，就四处活动。开始土肥原曾计划联合平津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在华北五省建立“自治”政府，后来又提出以平津地区的宋哲元为中心，先实现河北、察哈尔两省“自治”然后再联合阎锡山等人，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为配合土肥原计划的实施，11 月 12 日，

关东军命令第一混成旅团进至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待命，16 日，又令空军的两个中队随时准备向华北发起攻击，海军也在青岛集结，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宋哲元就范。18 日，土肥原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说，如果宋哲元不在 11 月 20 日前宣布“自治”，日本将单方面自行宣布。这时，日本政府考虑到土肥原急于求成的作法，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担心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而且自己准备还不完全成熟，因而没有同意土肥原限期宣布华北“自治”。土肥原只好于 11 月 24 日，在通州成立了以大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 月 25 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是日本在华北扶持的第一个傀儡政权，为日后在华北扩大侵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并没有放弃其实现华北“自治”的计划，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11 月 29 日，宋电告南京政府，认为“挽救华北只能实行自治，别无出路”。这表明宋哲元此时已感到难以承受日本人的压力。11 月 30 日，蒋介石与其军政要员商讨后，派何应钦等人到北平与日本人商讨解决华北问题。何到北平后，经与各方面的协商，在得到日本的允诺后，决定成立“冀东政务委员会”。12 月 18 日，“冀东政务委员会” 正式成立，由宋哲元担任委员长，秦德纯等 17 人为委员，负责管辖平津地区和河北、察哈尔两省。同日，宋哲元发表施政纲领，宣布：（一）进行地方改革；（二）整顿财政；（三）“冀东政务委员会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为两国利益计，应互维互助，实行真正亲善。”由此可见，“冀东政务委员会” 是一个既同国民党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有联系的半自治政权，可以说，它实际上是日本蚕食华北的侵略政策与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政策相结合所产生的“怪物”。该政权的成立，又给日本吞并华北的阴谋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

日本在策动华北“自治”的同时，还配合以经济侵略方式，以达到全面控制华北之目的。1936 年 1 月 13 日，日本陆军本部在《处理华北纲要》中提出，通过对冀东政务委员会的支持，逐步完成华北五省的“自治”。8 月11 日，日本内阁在《对华施策》中指出：“处理华北的重点，在于使该地区作为防共和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可以防备苏联的侵入，另一方面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地。”同日，在内阁《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中进一步指出：以中日经济合作，造成中日不可分割的局面，形成日、满、华经济集团，使华北政权保持亲日态度，特别是要迅速开发日本国防需要的资源。在同一文件的两个附件中，还要求“冀东政务委员会”在关税、金融、交通等方面实行独立，并把铁、煤、盐、棉花、燃料、羊毛等作为日本国防资源进行开发。可以说，这是一个全面掠夺华北资源的经济侵略计划。同年 9 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发出通牒，胁迫宋成立日本人所设想的“华北国”，在遭到宋哲元拒绝后，又向宋哲元提出“中日经济提携”的具体侵略计划。日本人之所以在华北如此得寸进尺地制造事端，不仅仅是为了掠夺华北资源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12 月 4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电告宋哲元，所有对外协商及与外人合资的事业都必须与中央主管部会洽商。这就实际上拒绝了田代的要求。至此，日本企图用经济手段掠夺和吞并华北的计划也就随之化为泡影。

1936 年下半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影响下，国民党政

府的对日政策渐趋强硬，国民党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也高涨起来。1936 年 12

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开创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新局面。中国政局的这一巨大变化，对日本侵略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使日本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像“九一八”事变时那样不战而夺取中国领土了。随着日本制造“华北国” 阴谋的破产，其法西斯嘴脸便暴露无遗，即下定决心按照既定国策，用武力夺取华北，进而征服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