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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ZUO PIAN
我们的黑板报是怎样改进的
编者按：十班重视了黑板报的工作，并且（一）能够针对情况，抓住写稿中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召开会议，通过讨论，求得解决，来提高同学对写稿的认识；（二）采取编通合一的办法，组织力量，分工办报；（三）适时总结了前段工作，开展批评，改进了缺点；（四）指定一定时间写稿，因此使工作开展起来。他们的努力是有成绩的，同时又能及时把情况和经验反映出来，这都是好的。大家都应该重视他们的经验。目前各班黑板报在克服追求形式，努力使内容紧密配合教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希望继续做一些研究改进，充分运用这一有力工具，推动学习向前发展。
我们的黑板报截至目前已出刊十五期，在这段工作中，我们慢慢摸到了些门路。
过去经常听到报刊组的同学喊：“稿子不及时”，“同学们对写稿不感兴趣，说写稿耽误了学习”。有的说：开始几期稿子一来就是八九十篇，退稿退不完，同学就埋怨；后来采取个别组织稿件的办法，同学又是埋怨：“呵，为什么只指定他们几个人写，嫌我文化水平低不会写吧？！”有的同学因为写了几篇稿子没有登，或没有及时退回去，就不写稿了；也有的是文化水平低怕写不好，写半截不写了。这样工作展不开，明明学习得蛮热烈，可黑板报上就是反映不出来。
针对以上情况，报刊组召开了一次通讯员会，把这些反映出来的问题，让大家讨论：同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怎样解决？大家研究出同学对写稿的意义还认识不清，没有把写稿看成能推动学习。另外也检查出我们通讯员在下面个别组织稿件时，方法太简单，没很好交代应该写些什么？怎样写？
不是根据所发现的材料组织写，一般都是比较生硬地叫这个写，叫那个写。
同时由于分工不细致，在工作上也确实存在一些粗枝大叶的现象，特别是头两三期稿子不但没有及时退下去，甚至把极少数同学的稿件搞遗失了，因此，引起同学的不满，认为写稿没什么写头。找出了这些原因，我们就更进一步地讨论出了改进的办法。
（一）重新调整报刊组组织机构，统一分工。原来出刊主要靠学代会报刊组四五个人编审排写，通讯员没起什么作用，甚至写稿都很少，组织稿件不主动，也就不及时，这样，决定了把通讯员与报刊组的人组织在一起，通讯员每个学习小组一人，每人都分配适当的工作，大家都直接参与工作。为了不过多地影响办报人的学习休息时间，分两个组（一组有六人）轮流负责出刊，现在我们准备改分成三个组，分工比过去细致，如谁画刊头，谁负责收集稿件，谁负责编写审查等。这样，发挥了每个人的力量。班部也做些具体指导和帮助，并决定写稿的时间放在早操、文娱和晚饭后的休息时间。
（二）进一步明确了以后组织稿件，必须具体，不能说谁爱写就找谁，而是根据学习中发现的材料问题组织同学去写。通讯员在同学中必须进一步地说明写稿的意义：它不但推动大家的学习，而且也帮助个人进步；使我们养成多动脑筋的习惯，又可帮助自己提高使用文字表达思想的能力，这样比专抄报告好得多。而主要是这样也能及时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加深理论认识。
这样，以前不会写稿的同学也学着写了。如有位同学一次写不成就再写，写了几次，结果把它写好了。同时又在学代、学习小组正副组长联席会上提出了要协助通讯员随时注意组织稿件，并强调学代、学习小组组长应该积极带头多写些传播学习心得经验的稿件。
（三）将前段工作作了一个小结，公布在黑板报上。并把各组刊登稿件的数量一一公布出来，提出刊登稿件少的学习小组要向多的小组学习，争取做个模范的写稿小组。在小结中并检讨了报刊组过去粗枝大叶遗失稿件的缺点，保证今后一定认真负责地重视大家的稿件。
这以后，工作大大进展了一步，特别是《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互助组给我的帮助》等稿件，在黑板报上发表后很受欢迎。谁学习不认真，谁生活卫生好等批评和表扬，以及反映文娱等各方面的稿件都有了。过去两天出一期还愁稿件，现在一天换一次，稿子还有多的。
我们认为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工作方法改进的结果。
十班 劳沫之
（载1952 年8 月26 日湖北革大第四期第一部教育科编印的《学习快报》
第10 号。）
注：这篇经验是1952 年我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第四期第一部（共有三个部）第十班任学习和组织干事时所写的稿件。
共产党员熊凤桃卖了余粮买农具和进行储蓄
汉川明启乡的群众，都知道熊凤桃是一个能干的姑娘，年纪只有二十岁，是该乡的团支部书记，又是共产党员。她结婚不久，丈夫就光荣地参加了志愿军，家里只剩下婆婆、爷爷和她三个人。今年，她家里一共收了三千六百斤粮食，除了缴纳爱国公粮和吃的外，余粮不多。她学习了总路线后，心里总是闷着想：要想打破群众“存钱不如存粮”的思想，除了宣传总路线和总任务外，干部不做出榜样还不行。但是，一想到自己的余粮不多，就不晓得怎么办才好？要是自己带头卖粮，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吃的又得向政府买粮，那时群众还会笑话自己，一定会说：“啊！卖了还是要买！”要是不带头，如何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呢？真是困难。她又想到她的丈夫在朝鲜辛辛苦苦的，还不是为了大家将来过好日子，一定要克服这个困难才对。她又仔细地算了一算账：一家三口人，平时俭省点，再加上明年春季收的麦子、豌豆凑在一起吃，那就多六百斤谷了。再说粮食卖了，添置一点农具，买点油盐，钱是不会浪费的，不仅有利于生产，又支援了国家工业建设，真是一举两得。她越想越觉得这个办法对，就跑去和她的爷爷商量，决定就是这样办。
第二天，凤桃就驾着小船，把家里顶好的谷运到合作社去了。由于她的谷子好，合作社就按优质优价，给了她高价钱。她把粮食卖了后，就在合作社里订了大小镰刀各一把，买了半斤桐油和一些油盐，就笑容满面地划着船回家了。在路上，她又决定，把剩下的钱存到银行里去，明年好做生产用，还可帮助国家多办工厂，多造机器。
注：我在湖北省财经干部学校工作期间，于1953 年11 月至1954 年1 月，作为湖北省的工作队成员到湖北汉川县（现为汉川市）作粮食统购统销运动的宣传，在工作中了解到明启乡共产党员熊凤桃带头卖余粮的事迹后写成这篇短稿。载1954 年1 月《湖北日报》。《湖北日报》刊登这篇稿件时，我已离开汉川，回到了武昌。这篇稿件是由汉川第七区韩家集邮局转寄给我的。
当时报社还寄了稿费至汉川，我没有去领取。
武汉的春天
蛇山公园又变成一片青绿了，红的、白的、黄的……各色各样的花朵都开放了，就连街道两旁曾经被人剪秃了的树枝梢头也长出了清脆的嫩枝。姑娘们，小伙子们，身上不再是灰溜溜的制服了，一个个都换上了刚从服装展览会上选择好的新颖喜爱的新装，脸上焕发出了红润的光彩，走起路来也显得格外有劲。
在百货公司，在合作社，在新华书店，在前往东湖风景区的宽敞的马路上，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谁不是喜笑颜开？谁不是怀着胜利者的姿态在那里说着，玩着。
在扬子江上，大桥工人为了争取在1957 年铁路部分全部通车，日夜不停地在那里奔忙着，打桩的卸运材料的机器旋转得那么紧张，工人们身上汗珠湿透了他们的衣裳，可是他们丝毫不觉得什么，建设的歌声赶走了一切疲劳。
在工厂，在学校，在机关，人们正打着向科学进军的旗帜，要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要在十二年内培养出几千上万的红色专家、红色工程师，要在几年内成为一个人民的优秀教师、优秀作家、优秀的科学工作者，以及取得人民所给予的国家博士、硕士等光荣称号。
……
就为着这些，人们在紧张而愉快地劳动着。
这些，都是“春”给我们带来的么？是的，是“春”给带来的。但是却不能说全都是“春”给带来的。“春”，年年都有，可我没看见往年也是这一样。
那么，这些与往年不一样的“春”的景象究竟是谁给带来的呢？我听见一个工人同志这样地说：“是党、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给带来的。”
的确，他说的真是一点也不错，是党、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给带来的。—农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或者是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市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城市、农村、工厂、矿山，为着提前并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正广泛开展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经过“肃反运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也给清除出去了……这一切一切，难道不叫人兴奋鼓舞么？我们曾经还有过什么比这些更值得人欢乐的呢？没有，就连一件也没有啊！
在这样的一个叫人兴奋鼓舞的春天的日子里，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幸福，我们将集中我们的全副精力，为了建设新武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注：这篇命题作文是1956 年5 月，我在中南财经学院职工业余学校学习时的一篇作业。当年5 月10 日，任课的刘老师给这篇作文的成绩判为“5”分（当时实行“5”分制），评语是：文笔流利，重点突出。
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我所看到的—写在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
谁都清楚地感觉到，目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谁也都清楚地感觉到，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现在接着而来的，是生产高潮、文化高潮，以及其他方面的高潮。
事实上这些高潮也的确是相继地到来了。
在工业战线上，各个厂矿、企业部门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都展开了厂际间的劳动竞赛，工人们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创造先进定额的事迹以及提前完成年度计划的消息在报纸上越来越多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工人及工作者们正以忘我的劳动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以保证大桥的提前通车。特别是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会议以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将会广泛地展开。
在农业战场上，勤劳的农民兄弟们在农业合作化胜利的基础上，他们利用集体生产的一切优越条件发掘生产潜力—改种优良品种、单季改双季、旱地改水地、山地改梯田……以便从各方面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更好地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地摆脱贫困的境地。尤其当党中央公布了全国农业生产发展纲要草案以后，他们正满怀信心地按着党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往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迈进。
在文化战线上，自从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以后，所有的机关、学校都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向科学文化进军的热潮，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大大地展开了，机关干部特别是专业机关的同志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本专业的任务制定了具体规划，都是争取以尽快的速度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争取更快地把自己培养成为红色的科学家、专家、工程师，优秀的作家，优秀的演员……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特别是党和国家公布了扫除文盲的决定以后，在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中，已经出现了学习文化的热潮，或将要出现学习文化的热潮。
……
这一切都说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使我国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毛主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到那时，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将有更大的变化。我们确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将以一个伟大、繁荣、富强的国家出现于世界。
生长在这样的时代，生长在这样的国家，真感到幸福，真感到骄傲。我将把我的一切贡献给这一壮丽的事业—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奋斗到底！
1956 年7 月写于大学考场
有这样一个青年
我原来工作的单位有一个青年，大家管他叫“老李”。无论“整风”“三反”
或“肃反”，他都算得上是个积极分子。团员们不止一次地选他当了支部书记，领导也一连提拔了他好几次。很快地，他成了人事科的干事。
在单位里，年轻一辈的，年纪有比他小的，有相仿的，也有比他稍微大一点的，但入党都比他迟，提拔得比他慢。年长一辈的，除了领导以外，就是在旧社会待过的职员，他们有的虽然也入了党，但仍然保留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其余大部分都是一般群众，或者就是超龄团员。
和大家比比，群众当然应该更信任老李，领导也当然应该更器重老李。
开始的时候，老李工作兢兢业业，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办的事情也的确令人满意。领导对他更放手，群众也更听他的话。
日子越来越久了，老李慢慢地变了，变得那么怪：群众对领导有意见，他叫作“自由主义”；别人做个什么，他样样都不放心；不该他管的事，他要管，该他管的又马马虎虎；他喜欢开会，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批评别人，分析批判一大套……因为这些，慢慢地，大家见他就摇头，背地喊他为“小领导”。
怎么能说群众不对！只摆摆下面的情况就清楚了。
有那么一天，科里同志突然问起科里的机要秘书小张：“现在已是五月初，怎么四月份的《宣传通讯》还未到？”
“什么？老李不是说他早已收过，已经发下去了！”小张急得没法直追老李找。
老李把自己写字台的十个抽屉都找遍了，甚至连桌面上大块的玻璃板也给翻过了，接着又气冲冲地转向组织干事小涂：“看看你的抽屉有没有？”
虽然小张在老李翻来覆去寻找的同时，早把自己的桌子检查过了，老李对她却还是放心不下，以一种似乎责任归小张的口吻说：“小张，你再好好认真地给我找一找！”
不大的办公室，除了科长的桌子是静着的以外，其余三张的抽屉，时而开了，又时而关上，时而关上，又时而开了，此起彼伏，响个不停。看着看着各个的头上都冒汗了，特别是老李额上的汗珠儿几乎要滚下来了。可是却连一个鬼影子也找不到。
老李无可奈何地站起来，带着绝望的、苦不堪言的神情抱着头怔了一会儿，突然发现自己面前还有一个高高的长方形的档案柜。于是他又显得有劲了，好像《宣传通讯》就锁在这里似的。并且他又埋怨小涂了：“钥匙在你那儿吧，快拿出来，把柜子开开！”
由于老李不相信小张和小涂会像他自己一样认真地找，同时也由于小张和小涂气得根本不愿意再随着他找了，所以这次是老李独个儿地伏在那里，抱着柜中的各类卷宗一个个地翻。眼看卷宗快要完了，老李浓浓的眉尖又快升起来了，猛地在整理好的“肃反”对象的一叠材料中发现了那两本“通讯”，这才发觉是自己的粗心大意，什么时候把文件和材料夹在一块儿，还记不起。
他拿着“通讯”直往科长那儿跑。眼尖的小涂看见里面还夹着两张什么，赶忙抓住他一看，原来是规定月底上交的一个报告表。小涂眼看月底已过去好几天，这个报告表竟然还没上交，急得不像样地把表抢过来直蹬脚：“这些不关你的事，你为什么老是要插手！”老李却毫不在意地说：“管什么要紧，今晚开个‘夜车’就行了！”顾不得小涂的回答，他就一个劲地跑走了。就这样，小涂加上小张为着不必要的赶任务，又苦着脸开了一个“夜车”。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每次出了问题，科长也找过老李，老李的缺点科长是不是清楚，别人也不知道。
谁能说自己没有缺点，谁能担保自己工作不出差错！要紧的是发现了缺点、出了差错该怎么办。
缺点、差错尽管在老李身上时时发现，老李却丝毫不在意。群众的意见在他脑子里比耳边风还要快地溜走去了，他满脑子仍然是：“我老李政治素质比你们谁都要强！”
“我老李政治素质比你们谁都要强”，这个绊脚石是多么重啊！压得老李再也爬不动。他开始往下摔了，摔得是那样的难堪！
一次单位里为了赶急完成第二季度的“肃反”任务，把老李也抽出去搞调查。坐船刚刚到南京，老李就做出了谁也想不到的事—当一位和他同舱的乘客要上岸的时候，他竟把那人的一条价值三十多元的呢裤偷偷地藏起来了。当失主上岸发觉，报告水上公安局来查询的时候，老李竟矢口否认，直到搜查出来才闭口无言。
一个共产党员干出了这样的丑事，对自己该是一个多么大的教训！“我老李的政治素质比你们谁都要强”，怎么还能够再这样想！
为了考验他，组织上又继续派他到另外更远一些的地方，这次还加派了一个青年团员小吴跟着前往。老李仍然处处摆着共产党员的“架子”，连让小吴到别的单位取调查材料都放心不下。后来组织上知道了，去信叫他们分头进行工作。出问题的不是小吴，倒又是老李了—谁知道他是怎样在工作的呢？竟把一个“肃反”对象的“外调提纲”丢掉了！—这可是机密呀，怎么能够告诉领导？老李又企图隐瞒下去，结果还是被别人揭发出来了。
……
年轻、单纯，领导器重，群众信任，入党早，这一切怎么不好？如果谁竟错误地因为这些而忘掉了与自己身上的一些各式各样的肮脏东西进行斗争，他终究要摔倒！
新闻系十一班 劳沫之
1957 年4 月写于春假期间
注：我在春假期间所写的这篇习作，现代文学课的有关老师看后，在文字上做了六处修改，改正了四个错别字，并在首页习作标题的上方，用红笔打了一个圆圈。
我伫立在长江大桥上
我多么想看看长江大桥啊！从1957 年10 月大桥落成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渴望着能亲自看看她—这新中国的第一座长江大桥，也是世界的第一大桥。今年暑假我终于见到了她。
104 次从北京到武汉的直达火车，到达武汉的时间正是清晨五时，一出车站，我就坐上了从汉口直到武昌的无轨电车，不一会儿就穿过了我所熟悉的汉水公路桥（它是大桥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再不一会儿，就上了长江大桥。
桥头堡原来是这么高，这么大，真有点像故宫后侧的八角亭；桥身原来是这么宽这么长，真有点像长长的东西长安街。桥的两端有桥头公园，有树，有花，有草……这一切真比图片美得多！无轨电车开得是如此的快，竟连两边栏杆上的图案都叫人分辨不清。可我真想把她的每个地方都踏遍，看透！
在武昌一位朋友家里吃过午饭休息了几个小时以后，我就怎么也耐不住地拉着我的朋友，冒着烈日，沿着新修的公路直奔大桥。我们从桥的这端走到那端，嘿，足足花了二十分钟！两边栏杆上的图案塑造得可真细腻，龙、凤、小松鼠、小猢狲、桃子、葡萄……全看得分外清楚。我们摸摸这块，又摸摸那块，心里真舒畅。
夏天在武汉待过的人，都会深深地感到武汉的那股热劲，把它说成是“扬子江的火炉”，真一点不愧。可是当我们跨上大桥的时候情况全不是这样。
清风一阵阵地吹来，越到桥中央风越大，拂到身上，可真凉爽啊！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停下来依着栏杆，久久地伫立着。时而顺着江水向前展望—江面竟是这么平静，如同一个无边的大湖，白帆在浮动，轮船在冒烟；时而以龟山和蛇山为中心扫视武汉三镇—黑的烟囱、红的瓦房、鱼肚白的大厦、绿的树梢，远远的一片一片简直看不到尽头；时而仰望天空—真是晴空万里，辽阔无边；又时而俯视水面—桥脚下的船夫正哼着歌摇着橹匆匆地穿过……这些，这些，怎么能不叫人心旷神怡！
“嘟—嘟嘟—”紧接着汽笛的是卡兹卡兹的车轮声，从蛇山脚下传过来了，它是一列载货火车，在我们的脚底上越来越逼近了，以致无法看见。
我立即把脸紧紧地贴在栏杆上，我感到整个桥身在有节奏地颤动，我的心也随着在怦怦地跳跃。我的朋友见我一言不语，她微笑着说：“第一次通车时人们发觉桥身在颤动，怀疑是桥梁的质量不好，苏联专家说正是要这样，才合标准，桥的寿命才会长！”在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不想到苏联老大哥的无私帮助，怎么能不想到苏联老大哥的先进技术！
八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又一次地伫立在桥上。
这次是在我度完了暑假以后，从武穴（妈妈居住的地方）重返武汉时的事。
从武穴到武汉的轮船午夜十二时五十分才抵达汉口，而我又必须连夜赶至武昌。这在大桥未架起以前真是想也不能想的事，渡江轮船早在晚十点就收了班。
有了大桥，不管是从汉口到武昌，从武昌到汉口，还是从汉口到汉阳，什么时候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有了这样便利的条件，加之桥上闪闪烁烁的灯火的吸引，（她真比长虹美得多！）我简直顾不得疲劳，一骨碌就往大桥奔。
我独个儿背着行李穿过一条又一条马路，最后，我又一次地通过了灯火辉煌的汉水公路桥。当我到达龟山脚下，看见桥头堡时，已是深夜二时，除了偶尔有载重汽车疾驰而过以外，四周沉溺在夜的寂静之中。直到我不自觉地停在山脚下休息时，才发觉我的背后已经全被汗水浸湿，两腿已经有些发软。
“嘟—嘟嘟—”从我的背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汽笛声，接着是卡兹卡兹的车轮声。我欢喜得忘记了疲劳，立即转过身，踮起脚迎望着火车的到来，我看着一节一节的车厢从眼前通过，上面全是黑色的煤和一长串一长串的木材。我的眼睛跟踪着它穿入桥头堡，穿入桥身，霎时，桥上的灯火一闪一灭，真像一条黑色的长龙在夜空中蜿蜒爬行。我一直瞻望着，瞻望着，直到它的消失……
注：这是我在大学时1959 年暑假回湖北探亲，度完假回校后写的一篇散文。
当时被班里的墙报《百花坛》选用。
十三陵水库工地即景
一
社会主义高潮震动了这酣睡的山村
劳动者欢快的歌声日夜响遍
发展农业四十条纲要像一盏明灯
照亮了这静僻的田野
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号角
唤来了成千上万骏马般的人群
朝霞才刚刚闪亮
村头巷尾
黄尘滚滚的大路上
还有远处的山脚边
却涌现了一支又一支强大的人流
他们挺起胸膛
迈着矫健的步伐
一个劲地向前涌动涌动
他们扛着飘飘的映着晨光的红旗
昂首阔步地向前奔去
他们用共同熟悉的曲调
编出最能表达自己心愿的歌
高声地有节奏地唱着喊着
他们涌向201、202……工地
奔向影壁山、莽山和水库坝基
他们唱着拿出革命干劲来
喊着社会主义胜利
二
插在鹅卵石堆上的刘胡兰红旗刚刚摘下
又换上了我们飘飘的红色的“海鸥”
坚毅勇敢的刘胡兰小队的战友们
紧张迅速地交给了我们
她们刚刚使用过的铁铲和挑担
我们来不及向她们握手致敬
她们就已排好队举手齐声为我们祝福
“望新战友稳步前进，
愿新战友劳动胜利……”
我们怀着一片激情
投入了这劳动的战斗
哪怕沙石凝得坚如铁
我们也能挖得它软松松
哪怕料台高又高
我们也能把砂土担到最顶峰
姑娘们姑娘们真好强
铲土忙得如同赛龙船
挑土快得如同骏马飞
挑了一铲要两铲
给了两铲又想争三铲
（铲土的怕压着了挑土的，铲了两铲就叫走，挑土的却死盯着要加不肯走，没法只得再加点，但是逞强的姑娘还不满足，偷偷地自己又捡起了两块大石头）
人人捡重活
个个不肯歇休
时间一天、两天、三天……地过去
挑土量一铲、两铲、三铲……地增加
直到满筐，直到堆成了窝窝头
铲呀，挑呀
铲得硬石直冒火
挑得担子上上下下闪得直发响
人人干得不觉累
个个越干越逞强
201 工地西头的料台怎么那么高
就是小伙子挑土爬上去腿肚怕也难得不发软
这是哪来的一群坚强姑娘
一直不停地干得欢
看这边，一位蓄着双双辫的小个子姑娘
从清晨就满筐满筐地往上奔
看那边，一位卷发姑娘硬是不听战友的劝
老是四筐四筐地往上挑
“未必是上天赐给了她们一双铜腿和铁臂
未必是她们根本不知道累
要不，这样的干劲究竟哪儿来？！”
一位来自远方的小伙子
站在旁边，吃惊地注视着
然后走近一个脸蛋黝黑的姑娘
这样把话问
“为社会主义
为人民造福
为战胜大自然！”
回答多么干脆，豪爽，明确，坚定，有力
三
我们小队分了八辆小推车
队长今天分配我们推小车
把废料从沙地的这一端运到另一端
这多容易，运起来该多快
姑娘们看着崭新的小推车心里痒痒的
都想推得试一试
最先推的是一位高个姑娘
前面还有一个小胖姑娘帮忙拉
她们开张就满装沙子整六筐
推推拉拉真是走得欢
恰时转身把坡下
车身一会儿变得摇摇晃晃
一刹那车轮朝了天
推车的姑娘滚倒在地上
赶忙爬起把车搬
只是沙子全撒光
推车的拉车的姑娘面对面地又发笑来又发愁
后面飞来了姑娘又一对
下坡上坡好容易都通过
不料快到尽头撞上一块大石头
弄得车子来了个九十度的小转弯
开始的一对姑娘看了不服气
未必姑娘推车注定就是翻
抢着再要试试看
上次装六筐这次只装四筐
上次推的速度太快这次慢点
终于成功，一切都很顺利
可是推得不多，还不快呀
再说这辆没翻，可隔壁左右的还在不停地
一会儿你翻，一会儿我翻
尽管风势很大，姑娘们的脸上甚至嘴唇
由于流淌着汗水而沾满了灰沙
尽管她们滚倒了又爬起来
爬起来了又滚倒
尽管她们运的废料已积满一大堆
可姑娘们丝毫不满足
她们要在劳动战场上争先锋
她们要在艰难的劳动中锤炼坚强的意志
她们继续推着装满废料的小车
一车一车地向前奔走奔走……
注：在大学期间，于1958 年4 月学校组织我们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十天。
回校后，我根据所见所闻和切身的感受写了这篇即景，当时刊登在班里的《百花坛》墙报上。
我为什么喜欢《故乡》—重读鲁迅的《故乡》以后
《故乡》，和鲁迅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看后，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我说不上究竟看过它多少遍，但却知道我是越来越理解它，也越来越喜欢它了。
记得还是童年的时候，父亲就曾像讲故事一样的给我讲过它—在月亮底下，闰土捏着胡叉向咬西瓜的猹猛地刺去的这一情节，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以后在中学的国文书里我自己又一次一次地看过它，但是我全不理解里面的意思，而只是觉着它写得很美，写得叫人看得很舒服。现在，我又一次一次地在看它，除了依然觉着它很美，叫人很舒服（注：老师在这句话的下面用红笔画了一条横线，在横线下面打了一个问号，并写有眉批：
这句话含义如何？）之外，还感受到了一些过去我所不曾感受到的东西。
首先，我发觉我之所以喜欢《故乡》，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诱人的魔力—它能够勾引住你的心，一下子把你的思想感情带到它所描述的历史境地，要你一直跟着里面的人物、景象打转，他们欢乐，你也欢乐，他们悲哀，你也悲哀。总之，使你的思想感情与作品人物的思想感情融成一片。（注：从“总之”
到“融成一片”这一句的下面，老师用红笔画了曲线）比如我一接触“故乡”
二字，就很容易地想到自己儿时生活过的美丽的故乡。一看到作品中的“我”
回忆起二十年前的闰土，回忆起闰土说的在大雪天里捕鸟，在月夜地下看瓜，在潮汛到来时的跳鱼儿……就想到了自己童年的那些有趣的事情：在大雪天捕鸟我也有过，只是自己不是“支起一个大竹匾”，而是支起一个大箩筛；在月亮底下看瓜不曾有过，在菜园后面的小竹林里捉刺猬却曾有过；潮汛到来时的跳鱼儿不曾见过，晚上打着火把在稻田埂上抓青蛙确曾有过……想到了这些，往往就情不自禁地把书中主人公的思想感情与自己的思想感情联系起来了。
说真的，每当我看到书中的母亲谈到闰土要来的时候，我也同主人公一样怀着一种莫名的愉快和关切的心情：“这好极！他，—怎样？……”尽管闰土以后的遭遇我早已知道。
以后，主人公与闰土果真见了面，主人公“这时很兴奋，但不知怎么说才好，只是说：‘啊！闰土哥，—你来了？……”而闰土则是：“……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叫道：‘老爷！……’”
听了这么一声“老爷”，主人公似乎打一个寒噤，我又何尝没打一个寒噤？！—儿时那种活泼愉快的生活，那种亲密无间的友谊气氛，霎时全给撵跑了，带来的却是一片郁闷、忧伤。
“闰土怎么会变得这样？
是什么可悲的厚障壁把他们隔得这么远？”
尽管这些答案我早已知道，但我还要这么问、这么想。（注：老师在这一句的下面，用红笔画了曲线）
于是，我拼命地继续看下去，我要从字里行间寻求解答。
很快的，我又看到了这里：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我反复念着这铿锵的字句。我一边念，一边想—处在那种罪恶的年代，面临着那种残酷的生活，闰土怎么能不变！不只是闰土变了，“豆腐西施”杨二嫂也变了，变得除了个人私利，对人已经毫无真情，已经完全失去了人对人的同情心；就连书中的主人公“我”也变了啊，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不满意那个时代的一切，他同情受折磨的劳动者（他自己也感觉着在受折磨），而又无能为力，他只觉得他的四面有着看不见的高墙，于是他忧伤，他痛楚。……总之，故乡的一切都变了，这世界的一切都变了，变得全不像儿时那么可爱、单纯！
是的，正是那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损害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损害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损害了世界上美好的一切。
想到这里，怎么能不愤慨，怎么能不诅咒！我深深地觉得作者正是怀着愤慨、怀着诅咒的心情继续写下去的。尽管他也感到悲哀，但更多的却是反抗。他没有绝望，他对未来满怀希望。他希望并确信这令人悲哀、痛楚的一切罪恶的东西，将被毁灭，尽管他还不明确究竟怎么才能被毁灭。
他希望并确信一条新的道路将被走出来，尽管他还不明确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条新的道路。正因为这样，尽管里面有着令人悲哀、痛楚的气氛，但最后给予人的却是鼓舞、是力量—正因为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是悲哀、痛楚，我们才更要急迫地把它摧毁掉，才更要急迫地为自己找一条幸福的路。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理解到作者的思想感情，理解到作品的深厚的社会意义。因而我才更加喜欢它。（注：在这一整段文字的下面，老师用红笔画了曲线）
—开始的时候，我还这么想：它的情节这么平常、这么简单，而给人的印象却又这么深、这么难忘，这点我曾经几乎不可理解，可是现在我已开始明白：正是因为鲁迅抓住了生活中最平常的现象而又反映了最本质的东西，它才这么容易被人接受，被人理解。（注：从“鲁迅抓住了”到“被人理解”这一整句文字的下面，老师用红笔画了曲线）尽管有的人一时还不能理解，但他还是喜欢听、喜欢看，因为它写的全是生活中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最平常的事情。我想在我还不理解它的时候，就觉得它写得美、写得叫人舒服，原因恐怕也就在这里。
其次，我发觉我之所以喜欢《故乡》，是因为它的结构严密，剪裁奥妙。
它的笔调看来极其松散自由，似乎是想到哪写到哪，而当你仔细地看过几遍以后，你就发觉它的一些情节安排得是那么周密，那么前后呼应，甚至文章从头到尾的气氛也那么协调。你简直感觉不到有丝毫缺陷，有丝毫多余的东西，你只会觉得它的一点一滴都安排得非常自然，非常恰到好处，点点滴滴的东西都表现了作者所要反映的主题。
比如表现“豆腐西施”杨二嫂性格的几个细节：一是她出场的对话；二是顺便把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三是在背后议论闰土在灰堆里埋碗的事，自以为有功，“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看来事情都很简单，串起来却很能说明问题。
写闰土也是，只是通过他的几句对话，通过他拣好的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台秤，所有的草灰），通过书中母亲叙说杨二嫂讲到他埋碗的事，就把闰土的整个精神面貌全给反映出来了。还有一处写到闰土第二次用船来装草灰的时候，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这一细节似乎可要可不要，而实际上却非常妙，正是这一丁点儿小事—要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管船只，就更好地帮助我们想象到闰土一家大小的全部生活景象。
再比如写水生宏儿。第一次见面，水生见大人很害羞，而等宏儿出来打招呼时，就松松爽爽地和宏儿一路出去了；后面又写宏儿在离家时问：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安上这一情节，与书中主人公“我”和闰土儿时的关系对比，与“我”和闰土现在的隔绝对比，最后写到“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前后非常呼应，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
最后，我之所以喜欢《故乡》，还因为它的语言简练、精确、朴实、漂亮。
比如写闰土与“我”之间的隔膜，用了“老爷”二字，就能说明很多很多复杂的问题。
再看“豆腐西施”的对话：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仅仅这么几句，就使你清楚地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了。特别是看着这些对话，有时甚至使人感到不像是在看文章，而像是发生在自己面前的真人真事。由此，说明其用语的生动、形象。
还有，我认为它的每个用字都很确切，都意味深长。比如母亲在回答闰土时的情况时说道：“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其中这个“也”字我认为非常说明问题。就是这个“也”字，它能使你想到像闰土这样生活不如意的还大有人在，闰土的遭遇正具体反映了当时整个劳动人民的生活面貌，使人想到闰土的问题是个社会问题。
正是因为这些，我越来越喜欢《故乡》，也越来越觉得其中有学不尽的东西。
新闻系二年级十一班 劳沫之
1958 年5 月10 日
老师用红笔写的评语：文章写来，亲切，自然，也比较抓住了问题。
注：当年学习现代文学课时，由汪金丁教授讲授鲁迅作品，这篇习作是学习鲁迅作品自选题材的作业之一。由于是上大课，批改作业的是哪位老师我竟然印象模糊，不记得当时这门课的课代表是否说起过。颇感遗憾！
关于鲁迅几篇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
—一次课堂笔记的整理
鲁迅的作品，一是写农民，《呐喊》中较多；一是写知识分子，《彷徨》
中较多。写农民，以《阿Q 正传》为代表，写知识分子则有各种不同类型。
他是想通过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分析、探索、理解，找出中国改造社会的力量。
开始还缺乏阶级观点，到写《故事新编》时（注：在这一句的下面，老师用红笔画了横线，并写有眉批：这说法不明确，《故事新编》有的是五四后不久写的，有的则是1930 年以后写的，应说明是其中的哪些篇），阶级观点很鲜明，已看出了广大人民的力量。为了改变被压迫阶级地位的东西，最初他是从改造国民性格着手，他不是在改造国民性格的同时改造社会。到写《伤逝》
时，就不限于写国民性格了。在《伤逝》中，鲁迅由提倡个性主义到批判个性主义，写出了个性主义的没出路，提出只重个性改造，不改造社会，那个性的改造也会遭到破灭，指出在改造个性的同时，必须改造社会。鲁迅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在上下求索革命的出路。
鲁迅写的知识分子，一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是觉醒的，但还未彻底觉醒的。现在着重讲一讲鲁迅作品中关于知识分子的主题及其社会意义。
鲁迅写了哪些知识分子呢？
从《孔乙己》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这两个人物，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他们都是封建社会里面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者。他们本来都希望考取秀才，但没有。结果孔乙己是一生贫困，以至于穷死；陈士成先是教小孩，后来想挖银子，以至于发疯、淹死。这两个知识分子都是辛亥革命以前的知识分子。鲁迅当时的态度有讽刺，另外也暴露了封建制度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讽刺他们性格的愚蠢、可笑，而他们性格上的愚蠢、可笑的地方，也正是当时的社会给予他们的歪曲，他们本身还是善良的。两者命运都非常凄惨。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的描写，说明他们的遭遇是社会给予的。因此，看后首先使人感到对封建社会的悲愤，同时对孔乙己、陈士成也不会寄予什么希望（鲁迅对他们没抱有希望，只是暴露、讽刺），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厌恶、可笑，但是对他们也还有很大的同情。所以给予同情，是因为对那个社会的悲愤，在悲愤中有厌恶有同情。这是一种。
另外鲁迅还写了一些辛亥革命以前的知识分子。上面几个的命运是死掉了。《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还有《弟兄》中的张沛君，这三个人物也是辛亥革命以前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都活下来了，一直活到五四以后。
四铭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康梁百日维新时期的人物，在光绪年间曾提倡开学堂，当时有人反对办学校，特别反对女孩子念书，他对反对的人还加以攻击。但是到五四时期，他却又反对办学校：“可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特别反对女子念书，他觉得：“……女人一阵一阵的在街上走，已经很不雅观的了，她们却还要剪头发。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我简直说，军人土匪倒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地办一办……”而成为一顽强的复古主义者。他对学生提出的自由、解放，认为是胡闹。鲁迅一方面写他“很正派”，表面装成正人君子，另方面又很虚伪。
高尔础，同样是一封建复古主义者。在《大中日报》上发表文章《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表面上是正人君子；然而，正是这一人物，灵魂是肮脏的。一礼拜以前还与黄三一同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鲁迅在讽刺高尔础时之所以提到看戏，是由于当时的看戏包含着许多不纯动机。
这些人都有一套封建道德，他们找了很多他们认为有理由的东西来掩饰自己。在《弟兄》中写的张沛君，封建道德表现很好，与弟兄相处，不把钱财两字放在心上。但是当弟弟生病时就有了打算：家什怎么支持，靠自己一个？
弟弟的孩子怎么办？让谁读书？让自己的康儿，又怕大家批评薄待了兄弟的孩子……完全写出了他的自私自利、虚伪、假象、骨子里非常残酷。
鲁迅写这几个人物，一方面说明他们是封建的知识分子，反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作者对他们极尽讽刺之能事；另外他们也拥护封建社会。我们对他们是憎恨，不像对孔乙己、陈士成有厌恶但有同情，对后者绝对没有同情。鲁迅曾在《马上支日记》中写一“做戏的虚无党”即指高尔础、四铭等一类的反动文人。他说：“有这么种人，一做戏，则台前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鲁迅对习惯势力非常憎恨。张沛君、高尔础明明满口仁义道德，心里却是男盗女娼，无所不为。四铭在儿女、妻子面前摆得很正，何道统一来就什么都做。所以鲁迅把他们的戏搬出来给我们看，把前后台都摆出来了。写高尔础、张沛君都是如此。把人物内心和表面的东西，以及人物在这一场合和那一场合的东西都摆出来，利用前后台对比的方法，揭示出内心的东西是真的，表面的是假的。并指出这种知识分子依然活着，而且有相当的势力，代表封建统治者，是顽强的复古主义者。让我们憎恨，同时告诉我们，他们还活着。
再有一种，像《端午节》的方玄绰、《孤独者》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涓生和《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方玄绰，他过去对社会愤愤不平，满怀不满，曾一度也受过新思想的影响，比较进步。但后来变得遇事“差不多”，他认为古今人不相远，各色人都是性相近。“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远不如改正了好。然而这意见总反而在他脑里生长起来。”过去对不平的就不平，愤恨的就愤恨，现在没有，古今之间差不多，人与人之间有压迫与被压迫差不多，薪水不发也算了，变成非常麻木不仁的颓废的人，麻木颓废到虚伪，无是非之心，以至到端午节没发薪只有到街上去赊酒。从对旧的愤激到无是非之心到麻木不仁到流于骗子。鲁迅对他也没抱希望，但他一度进步过，这与孔乙己不同，孔乙己被人打断了腿，还给别人搽粉。
魏连殳，读《孤独者》我们有些沉痛，魏连殳开始对旧社会憎恨极了，别人对他也感到可怕：他是进步的新党人物。鲁迅把他写得与旧的风尚习惯格格不入。但结果最后还是没找到新的道路，而同他憎恨的势力妥协了，以至于死—最后投到一位师长的名下就完了。
魏连殳是受过新思想影响的新人物，也是为新生活奋斗过的人，结果妥协以至于死。而《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也是一新的人物，也曾为新的目标新的生活奋斗，是革命的，是少数觉醒了的新的人物，但结果变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教女儿经，为小孩迁葬奔波，对一切没有希望。
通过方、吕、魏的描写，说明方玄绰在思想上已有觉醒，吕纬甫、魏连殳不仅思想有觉醒，而且还有行动，但这些人的行动终究全无用处。
总结起来，鲁迅写了三类知识分子，一是以孔乙己、陈士成为代表的令人悲愤同情的；二是以四铭、高尔础、张沛君为代表的反动的知识分子；三是以方玄绰、魏连殳、吕纬甫为代表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直到最后写出涓生和子君。子君与涓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子君是从与封建制度决裂，到又妥协；涓生则是越来越坚强。
鲁迅是怎么写涓生、子君的呢？
通过《伤逝》的一些主要情节反映出两人的性格，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情况斗争，另外也反映出了作者的思想。开始写涓生比较软弱，写子君比较勇敢，比如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不来，涓生就寂寞，一来就热闹了，一来光就来了，新的气象就来了。写出了子君的大无畏，不愧为中国的新女性。然后写出他们的幸福。同时又写出这样一段：
“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的，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的心平静下去了，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一同忙碌起来。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
尽量反映出当时社会阴冷的一面，后来以至于子君同叔父、朋友断绝关系。
说明幸福是他们两人的，而社会黑暗势力却给予他们以压力。进而又分析他们真正的幸福：子君有子君的趣味—爱鸡爱狗，不看书；涓生感到无聊—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抄，抄，抄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幸福只是生活中的平淡、生活的无聊，兴趣也比较庸俗，再也不像过去谈家庭专制，谈读书之类的事了，而是养狗养鸡，与邻居吵嘴，幸福就是如此。接着是打击、挣扎。最初局子不要涓生，开始子君还很坚强：“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
涓生也到处登广告，抄稿子翻译书籍。接着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两人以至于破裂。穿衣服吃饭，子君很关怀涓生，而得不到涓生的温暖，感到好心没好报，感到爱没有寄托。子君爱狗爱鸡，以后由于生活贫困，鸡被宰杀了，狗也抛弃了，子君所爱的东西全被毁掉了。两人精神上距离越来越远，涓生后来竟感到在家里不能安身，而往通俗图书馆跑。鲁迅把涓生的内心写得很深刻，涓生回忆过去发现与子君只是盲目的相爱，把生活与爱情对立起来就不行。
两人要不就是携手同行，要不就是孤身勇往直前。结果提出的办法是分离，否定了过去的追求—打倒封建，冲出家庭，追求爱情，甚至勇气也没有了，而是感到空虚。最初那么相爱，最后那么不相爱，甚至彼此怀恨，彼此猜忌，直到破裂，子君死去。写破裂的这一过程也就是写涓生矛盾斗争的过程，子君得不到帮助、谅解，只好妥协。鲁迅一方面写出旧的封建势力很强大，不可忽视；另一方面也写出孤军奋战是得不到出路的。两人同行时，还能冲出旧的家庭，而当子君独个儿向旧势力妥协的时候，就什么出路也没有了。“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这是涓生最后的想法。说明鲁迅在批判他们的悲剧的同时，对涓生还有期待。但涓生还是感到寂寞、空虚，当他又回到会馆的时候。
鲁迅写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对孔乙己、四铭一类的是没抱什么希望，但鲁迅对整个知识分子是有期望的，想在知识分子身上找出肯定的东西。
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思想是否定的，但也想找出肯定的东西，想找出真正革命的东西，始终在探索。鲁迅是通过解剖这些知识分子来表现这一思想的。鲁迅花了一些力量抨击那些可厌的否定的人，但着重的还是写觉醒的进步的一些人。对吕纬甫、魏连殳、方玄绰有失望，但对知识分子抱有希望，如《伤逝》中，子君死了，但可由涓生得到出路、补偿。
鲁迅有希望，但还是渺茫。比如涓生还没有明确地找到奋斗的路，还是空虚，恐怕作者当时也没解决这一问题。鲁迅不管是写《端午节》《在酒楼上》，瞿秋白同志说，都是处在两次大分裂的时期：第一次是主张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与复古的分裂；第二次是依附于封建残余势力、向帝国主义投降妥协的资产阶级右派与走向工农的知识分子的分裂。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就这么写过：“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
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鲁迅主张解放个性，启发自觉，对反封是好的。但是只注意了个性解放，孤军奋战。鲁迅还要继续找新的战友，他说（引用《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又如《野草》（雪）中写的：“……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而想到“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说明一方面对未来有希望，另方面现实生活残酷，又感到彷徨。在《影的告别》
中，这点看得很清楚。他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到底到哪儿去？渺茫。
新闻系二年级十一班 劳沫之
老师批语：整理比较认真！阅。
注：这是当年学习现代文学课鲁迅作品的另一次作业。
一场激战—记浸胶工段抢救线圈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发生在三车间浸胶工段王国先、杨炳华小组。18 日下午在出罐的一刹那，因温度太高，系压板的布带有两层被烧断，“72500”（注：
“72500”指当年有关水电站急需的72500 千瓦水轮发动机）的线圈掉下去18 个。
在不久前车间主任布置第二战役的任务时，曾清楚地提出过：为了保证“72500”的“卫星”上天，浸胶任务必须在27 日完成。王国先、杨炳华小组的最大特点，就是全是一帮年轻小伙子，一听说“卫星”能不能上天，浸胶任务能不能如期完成是关键，就什么也不顾了，拼死拼活地要把“卫星”
送上天。按照三班倒的规定，干白班的人下了班就得回家休息，这帮小伙子谁也不听这些，活没干完就是不走。以前总是绝缘小组扎好线圈才往浸胶架上绑，现在不等绝缘小组送来就主动地去取，扎一个就绑一个，绝缘小组扎完了，他们也绑好了，小组长王国先、杨炳华早就把铺盖搬到车间来了，有问题就及时解决。他们真是分秒必争啊！
18 个线圈掉下罐了，这对王国先、杨炳华小组来说，就等于是天来横祸！
在出罐的工作中，过去也掉过线圈，但那只是又小又少的几个，用钩子钩上来就行了。这次却是18 个，而且又是“72500”的，钩不能钩，吊不能吊。
罐身高8 米，直径宽2 米，罐内的温度高达180 多度，要是人下去捡，谁知道会是个什么样；不下去，18 个线圈就全要报废，再重新浸胶一次，就又得40 个小时，特别紧要的是现在生产正处在决战关头，线圈少一个都将影响下个工序工作的进行，就影响成品车间完成任务，就影响“72500”的“卫星”
送上天。
想到这些，小伙子们一个个都红眼了，他们争着嚷着就是要下去！他们已经把吊车开过来了，吊人的架箱已经挨近罐口，只要电门一扭，就要下去了。
“180 多度的高温，人下去就准会没命了。”具有丰富经验的王国先清楚地懂得这点。“我命令一个不能下！”（旁边的徐工程师也说安全要紧，不能下）小伙子们还是不在意地围着罐口打转转。王国先唯一的办法就是死把住电门不放。
焦急的半个钟头过去了。王国先自己也觉得，还按平日自己说的那样，安全生产要紧，线圈掉下去之后，绝不允许下去，已经是不行了，除非是眼瞅着“72500”不上天。“不行，再不能焦急地等待，一定要采取紧急措施。”
罐内的温度已经慢慢降到130 多度了，他决心亲自下去试试。他拿起浸湿的毛巾用堵着鼻和嘴等防高温应急的办法下去。可是胸有成竹的杨炳华早已料到这点：到时候一定得下去，要不，等罐里的温度一凉，大伙的夜战、苦战、巧战就全完了；只是决不能让这些缺乏经验的猛冲猛打的年轻小伙子下去，他们一下去，就会什么也不顾的；还是自己下去，我受得住，他们就能受得住，我受不住，他们就可以不再下去了！决心一下，做好防高温应急准备后，抢先王国先一步，就乘上吊箱下去了。
一分钟、两分钟地过去了，罐口围满了人群，人们都以严肃紧张的心情等待着杨炳华。六分钟的光景，杨炳华揪着两根线圈安全地上来了。他的额上、身上的汗水像倾盆大雨似的流着，厚厚的秋衣和工作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眼睛被沥青的一种特殊的烟幕熏得发红，喉咙干燥，嘴唇发焦……在紧张的战斗里，谁又能顾得这些！小伙子们一时的紧张心情又活跃开了，争争嚷嚷都要下去。“不行，温度还太高。”王国先清楚地看到吊架上的黄油都被烧得融化了，点点滴在战士的工作服上。第二次王国先抢着下去了，杨炳华又坚持跟着一起下去了。罐上的人们都为之激动、鼓舞。于是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都下去了，这里面有年轻的小伙子，也有年轻的技术员。
捡上来的线圈有的发弯，有的变形。上面的工人、学徒工，还有车间党支部石书记……他们都是紧张地捡上来一个就趁热修正一个。经过半小时的激战，18 个线圈终于抢救上来了，而且完全合乎质量要求。
王国先、杨炳华和所有参加了战斗的同志，都激动着，兴奋着；他们笑，他们嚷。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手上已经烫起了泡，身上感到刷凉，刷凉。但他们的心里却觉着“72500”的“卫星”正在往高空放，正在往高空升。
载1958 年12 月《电机工人》
注：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临近毕业时，于1958 年11 月24 日至1959年2 月22 日，到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办的《机械工业周报》实习三个月，八名男女同学被派往哈尔滨组成记者站，住哈尔滨电机厂招待所。一面为《机械工业周报》采写新闻，一面为厂报《电机工人》采写新闻。这篇特写就是深入车间采写的。
一封电报（速写）
七点一刻的《黄浦江故事》，驱使我和治华一大早，就急匆匆地往蟾宫电影院跑。对好座，还未坐下身，就听得有人喊：“劳沫之，门口传达室有你的电报，看到没有？”
“电报？谁这么早会给我电报？莫不是你妈妈的病出了什么问题？”
“也许是病人需要什么药。”不等我问完，治华就这样猜测。
猜测终究是猜测。电报究竟是谁拍来的？不打开电报瞧瞧，哪能猜得到呢？往常，进出校门，我倒是很喜欢看看传达室记事牌上有没有来客留言和挂号信之类的，凑巧今天没看，竟然有封电报，真有点后悔不已。
随着电铃的响声，银幕亮起来了，我的心绪，一时被上海造船工人的革命斗争故事抓走了。
电影是在兴奋愉快之中结束的。电影一结束，我们就直往家里奔，急于想知道电报是带来吉讯还是凶讯。
一进校门，我就问传达室：“现在可以取电报吗？”“可以！”我一边在收文簿上签名，一边将电报递给了治华。“你猜是谁拍来的，是鹿邑关涛拍来的！”
“关涛！……”
听说是关涛拍来的，我心里真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关涛，我们大学时的党支部书记，打从去年十二月下放到河南以后，就一直没来信，现在突然来了一封电报，怎么能不令人高兴呢？我等不得治华念给我听，就一手把电报拿过来了。
“在第一线向留京同学遥致节日祝礼鹿邑县委关”
简短的二十个字，包含着多少深情啊！
我一遍又一遍地看下去，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边看边想，越想越觉得这封电报不一般。
事情也真凑巧。我们班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同学，为了利用春节放假的机会团聚一番，早在几天之前，就决定好除夕的晚上大家都来我这里聚会。—我被留在母校工作，这是我当然地充当这次聚会主人的唯一理由。二月十四日就是除夕，关涛的电报也恰好在二月十四日收到。本来我打算在聚会时提议，由一人执笔，代表在京同学给关涛写一封信，表示在对第一线上的同志的慰问和敬意，没料到关涛比我想得更高明，来了一封电报。
第一线的同志反倒先给后方的同志致节日的祝礼，这真有点说不过去。
想到这里，我真想马上发个加急电报给关涛，表示下我们的心意。可是我个人怎么能代表大家呢？只好耐心地等大家来了以后一起做决定。
聚会时间约定好是晚饭后六点半到七点准时到达。下午四点一吃完饭，我就忙着收拾屋子准备茶水。
约莫六点四十，听得楼下有喊我的声音。我急忙冲向楼梯大声回应。“哎呀，可真把我寻坏了，从一楼跑到二楼，从这层又跑到那层，你什么时候搬了家，事先都没给打个招呼，尽住五层楼，可真有点高高在上呀！”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们调皮的班主席—小毕同志。
“有什么办法呢？几次给你打电话打不通，你几次来学校也没见到面，我还以为方山、张赫玲早告诉过你哩。好在你总算找到我了，而且还是第一个到达的贵宾！”说着，我就一手把小毕和他的朋友拉进了屋子。
也许是屋子太小，虽然只有两个人，攀谈起来却显得十分热闹。
—连一民和小黄还在《陕西日报》。
—沈智已放寒假，二月二日就离开济南，回上海看妈妈去了。
—顾立华在吉林大学新闻系也在编写新闻学概论讲义。
—汤迪吉还是在内蒙古大学编校刊。
—还有杨铭圣、韦宗帼和咱们班最后摘掉右派帽子的朱绍武也都有信来哩！……
“啊哈，你真不愧为我们班的联络中心站呀！可是你说了这么些人的情况，怎么独独不谈在第一线的、咱们的党支部书记—关涛的情况呢？难道她也没给你写信？”
“可不，就是没来信！”我故意急一急小毕。我知道在学校时，小毕是把关涛当作亲姐姐看待的，不管有什么样的心思，都愿意找她谈。关涛走了这么久没来信，当然惦记啰。
“你别开玩笑吧，她准有信给你！”
“啊，一封电报！”我见小毕实在憋得不行，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那封珍贵的电报。
小毕接过去，就摊开来大声地念：
“在第一线，向—留京同学，遥—致—节日祝礼，—鹿邑县委—关！啊哈，是关涛来的，是关涛来的！你这个鬼东西，怎么不早说呢，唉！”小毕看完电报，两手搭着我的背膀又是跳，又是笑，又是骂。
“哼，你真不知足，我要是等全体同学都来齐了再宣布，才真把你憋坏了哩！”说着，我随即用双手把小毕按坐在椅子上。小毕身子还未坐定，突然苦起脸说：
“你看这怎么好，前线的战友倒先给后方的同志祝礼了。”
“那有什么办法，我早都想过了，就是现在去个加急电报也迟她一步呀！
谁叫咱们不是支部书记呢，想问题就想在关涛后头嘛。”
“我看咱们还是别说泄气话，积极想办法要紧，既然前线来了电报，后方最起码也得回个电报吧。”
“还用你说，我早都想过了，等同学们来齐了以后，我把电报向大家宣读一遍，然后请方大哥（方山同志在我们班个子最高，年龄比较大，参加工作的时间也比较长，平时很爱笑，也很关心同志，很有点大哥的模样，于是以后班里的同学都亲切地叫他方大哥）执笔拟电稿，再让大家补充修改，大家一致通过后，就连夜发出去。”
“对，连夜发出去，邮电局十点钟前准还办公。”
我和小毕商量好这件大事以后，心里乐滋滋的。看看表，已经七点了。
怎么还不见来人呢？我有点发急，怕同学们有事耽误了来不成。小毕赶紧找原因，说他下午跟方大哥、张赫玲去过电话，他们都答应一定来，准是今天人多，等车等耽误了。正说着，楼下传来喊“劳沫之”的声音。一听是清脆的河北口音，就知道是张赫玲来了。等我迎下去的时候，她和跟她同来的李国霙（他们两人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张赫玲在对内部文教部工作，李国霙在对外部任中文编辑）已经上到四层楼口了。赫玲双手扯着我的胳膊，劈头就问：
“已经有谁来了？”
“小毕和他的朋友牟玲。”
“真的，牟玲也来了？”
“不信，你快进去瞧瞧，多秀丽的一位姑娘！”
屋子真有点太小，还只来了四个人，加上我和治华也不过六个人，床铺和椅子就全给坐满了。我只得又到隔壁邻居家借了几个凳子。已经七点多了，我见大家还未来齐，怕其他同学像小毕一样不知道我的住处，于是，我特地到大门口传达室嘱咐了一声，有谁找我，就请上“红二楼戊组十号”。转回来时，我又顺便通知了一下小吴、小邱和素清（都是和我同时留校工作的），要他们赶快上我那儿去，一起招待客人。
当我回到宿舍门口时，只听见屋子里笑声、谈话声乐成一片。我进门一看，原来方大哥已经来了，素清接到我的通知后，抱着她的小女儿也紧跟着来了。
和隔壁大于等同志玩麻将牌的治华，看见同学们已经来得不少了，也收场回来了。屋子一时挤得水泄不通。
梆，梆，梆。过道外又想起了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我们的七仙女肖泽贤同志—肖泽贤之所以被叫作七仙女，并不是因为她人长得像七仙女，而是因为在学校时，我们班刚好有十位女同学，刚好又同住在一间大宿舍里，朝夕相处，生活十分融洽，慢慢地，班里的同学都叫我们为十大姐，在十大姐中，按年龄大小排列，肖泽贤数第七，后来不知是哪位调皮的男同学跟她开玩笑，叫她七仙女，随后，我们也就习惯地叫她七仙女了。像我们叫方山同志为方大哥一样，叫肖泽贤为七仙女也是表示亲昵的意思。七仙女和人见面时，总是喜欢热情地把右手伸得长长的，等着握别人的手。这次和往常一样，一见面，我的右手就被她紧紧地握住不放。
“就来你一个吗？”
“你看后面是谁？”
“哦，张玉书！……”
“刚从河南七里营公社回来汇报工作的。”不等我说完，七仙女就忙着向我介绍。
“哼，这才真正是贵宾呢，从第一线回来的贵宾！好哇，今天你可要把第一线的喜讯好好跟大伙讲一讲。”
“这次下去收获很大，我一定尽情地谈，可你们也不能吝啬呀，一定要把你们最最好的消息全给发布出来。”张玉书和七仙女都是因为工作需要，提前于1958 年从我们班分配到新华社去工作的。在新华社经过短时间的外文学习，张玉书就被派往布拉格新华社驻外通讯站工作了。在国外工作了一两年，去年夏天才回国，回国后，对祖国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的感觉，这次党组织特地把他放到农业第一线去参加整社和基层工作，这对他当然是太好了，别说他，连我们也替他高兴。
接着，分到北京第三女中教书的张慎趋和同我一起留在母校的小邱、小吴也都来了。宾主十多人，一屋子实在容纳不下了，只得采取临时措施—把隔壁大于等同志的集体宿舍改为我们的聚会厅。
我们的聚会是在自然、和谐、热烈的气氛中开始的。既没有人宣布什么时候开会，也没有什么开会程序。大家一坐下来，就一边喝清茶，一边三三两两地畅谈起来了。
面对面坐在两边单人床上的张玉书、张慎趋、李国霙，还有治华，以张玉书为中心，正热烈地谈着七里营公社的新气象。你看，张玉书说得多激动人心：河南虽然连续两年遭到百年未遇的大旱灾，但七里营公社今年每个劳动力却平均有三百多元的收入。这些钱说怎么也用不完，社员都储蓄起来，打算有计划地添置些增产用具和自行车。谈到目前开展的农村整社运动，张玉书更是眉飞色舞：“嘿，中央政策一和群众见面，大伙的积极性可高啦，都表示说怎么也得叫今年多增产粮食。”
书架旁边，围着书桌坐着的方山、素清和小邱，以方山为中心，正在热烈地交谈彼此的工作情况。一问方山（分配在《北京日报》社工作）共计写了多少红旗稿，方大哥就笑哈哈的，回避正面作答。
紧靠宿舍门坐着的还有两摊。左边的，是张赫玲正拉着小毕的朋友牟玲的手亲切地问长问短。右边的，是小毕和吴芝兰正全神贯注地倾听七仙女报告他们那儿新近发生的喜讯：我们班提前分到新华社工作的朱荣根和熊仲琪春节以后又要出国了，一个去布拉格，一个去开罗。他们进步得可真快啊。
正当大家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治华从隔壁屋子里端了两碟剥成一片一片的柚子—这是治华前不久回武汉看望病中的妈妈时，带回来的唯一的大柚子，可真大呀，十多个人每人拿了一片，最后还剩两片。
大家正准备吃时，张玉书突然站起来说：“要不是吃柚子，我带的好东西倒给忘了呢。”说着说着，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两包东西。“啦，这一包是公社生产的大红萝卜，这一包是公社自己做的五香瓜子。”我连忙打开一看，好家伙，这萝卜真大呀，一个足足有一斤重！说实话，这么大的红萝卜，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于是，我学治华一样，洗净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放在淡绿色的碟子里，有红有黄，中间还夹杂着一股红萝卜特有的清香，真够吸引人的。我说了一声请字，大家就都动起手来了。
顿时，屋子沉静下来了。柚子的吮吸声，红萝卜的嘣嗞声和五香瓜子的嗑卡声，响成一片。丰富、协调、多样，大家的脸上散发出了愉快的笑容。
啊，吃着吃着，方大哥突然问起在第一线的关涛，小毕沉不住气地喊起来了：
“支部书记早来电报向大家问好哪！劳沫之，你快给大家念念。”
赫玲是河北人，口齿清晰伶俐，学习时，班里读什么文件向来都是让她念，这时我连忙把电报交给她，她高声地不快不慢地给大家念了一遍。大家听得很清楚，脸上都流露出喜悦的笑容。恂南因为耳朵有点不灵，提出了再念一遍的要求，于是赫玲又重新放大声音念了一遍。恂南听了不禁拍手高叫了一声：
“真亏她想得到！”
“可不，支部书记就像看准了我们要聚会似的，不迟不早就在今天给咱们来了这么个喜讯。”七仙女早就憋不住要说话了。
“我们得赶紧给第一线的同志拍个电报祝贺新年。”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对，应该连夜发出去，这样明天—大年初一就可以收到了。”我抢着插了一句。
“就这么决定吧，咱们现在就来拟电稿。由劳沫之执笔，大家再补充，你们看怎样？”赫玲向来是很干脆的，这样一说，大家都表示赞同。
“还是请方大哥执笔吧，大编辑干这个合适。”经我这么一说，大家认为有道理。于是大家一边三三两两地交换意见看怎么写好，一边等方大哥拟。
方大哥眼快手快，一会儿就拟出来了。“你们听，这样写行不行？—‘向你—第一线的同志致敬！’”
大家琢磨了一下，认为这句话又简练，又能表达咱们的心意。只有小毕提出来句末应再加两个“致敬”。即：“向你—第一线的同志致敬致敬致敬！”
“这是拍电报不是呼口号呀，能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了，重复那么多‘致敬’，你不怕电报局的同志笑话吗！”恂南这么一说，把大家都逗笑了。这一笑没想到竟叫小毕不好意思起来了—像乡下大姑娘见了生人似的，顿时把略微泛红的脸低了下去。
虽然我也跟大伙一起在笑小毕的天真，但是何尝没有小毕同样的心情，何尝不想在电报上再多加些字呢？只是再加些什么呢？只怕再多加一倍两倍三倍的字，也是不能把我的这种思念之情完全带去的啊！倒不如还是留着以后好好写封信吧。
最后交换了一阵影剧票—我买的两场电影票被张玉书和小毕及其朋友牟玲拿去了，方大哥的话剧票和其他电影票给了我和赫玲、泽贤。就各自回家了。
治华趁我送同学的空隙，为我去东四邮局给关涛发了加急电报。
这一晚我感到异常的愉快。一股革命的情谊一直在我的心坎上荡漾着，荡漾着……
1961 年2 月15 日（大年初一）写于中国人民大学铁一号职工宿舍1962 年7 月28 日整理
献给党的歌—写在七一前夕
一
我爱我们的集体
我爱我们集体中的每一个同志
虽然这里面的人都有不同的古怪脾气
但个个都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我爱我们的集体
我爱我们集体中的每一个同志
虽然这里面的人并不是一个样地逗人喜欢
但同是执行党的艰巨任务的最可靠的兄弟
我爱我们的集体
我爱我们集体中的每一个同志
虽然这里面的人也曾叫我流过伤心的泪
但我却暗地里感到使我迅速成长的正是他们
我爱我们的集体
我爱我们集体中的每一个同志
虽然这里面的人明明在讨厌我的古怪脾气
但他们却对我并不嫌弃
我爱啊
我爱这天底下最最好的集体
二
我们支部有很多好同志
我最爱的是这样一位：
紧张地工作学习了一周以后
人们总想把自己的周末安排得最有意义
但真正安排得最有意义的
还是要算我们时代的大学生
他们把最喜爱的歌放在周末唱
把最喜爱看的剧放在周末看
把最喜爱的书放在周末阅读
把最喜爱的信放在周末写
把最喜爱的朋友放在周末会见
总之，周末的一切都是最喜爱的
可是有多少个周末的夜晚
当人们正在舞场愉快地旋转着的时候（注：新闻系的学生会每个周末都在铁一号礼堂举办交谊舞会）
她却伏在桌上为团员制订学习计划
当人们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最喜爱的小说的时候她却耐心地在和一个好哭的姑娘谈心
当人们正在北海轻轻地划动着双桨的时候
她却把自己独个儿关在小屋子里写新党员的转正决议……
我爱，我爱这样的同志
一个共青团员的妈妈眼睛半失明
当妈妈恳求儿子回到她身边的时候
这位同志不得不忍心地申请退学
我怀着关切的心情劝他怎么也要坚持这一年
他却说思想负担太重实在难以坚持
“难道她也同意你退学？”
“嗯，她也同意！”他这样坚定地回答我
回来，我独个儿想了许多
想得最深最清楚的是
“只有她才真正看到了同志的心！”
我爱，我爱这样的同志
我们的“百花坛”（注：我班墙报的刊名）上
新贴上了伙伴们的几篇诗章
是谁在“农村诗组”的空白处
画上了那么几行歪歪扭扭的字样：
“哪一首最好？
《夜校》这首最好。
为什么最好？
杨哥自己知道。”
这真有点任性，有点缺乏礼貌
人们看了习以为常
她却那么认真
写了篇“开玩笑也要讲地方”的批评文章
尊重自己的同志，尊重人
我爱，我爱这样的同志
……
是我接近她接近得太多
是我看她好的地方看得太多
还是她原本就是这样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三
也许有人要说
党的生日就得写党
你怎么写了这样的许多
我说亲爱的同志
正是因为要写党
我才激动地写了这么许多
作于1960 年6 月30 日
注：这篇习作刊登在1960 年7 月1 日我班《百花坛》墙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