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篇

HUAIJIU PIAN

2013 年2 月27 日，是我满八十周岁的日子。这个生日过得很平静，同家人一起吃了长寿面，买了一小盒生日蛋糕，还插了几根红蜡烛。颇为欣慰的是，我可爱的六岁小外孙陪同我吹灭了蜡烛，分享了生日蛋糕。也有不平静的时候，当我独自回首往事，便思绪万千，夜不能寐。在此之前，我拜读了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洗澡》和散文及随笔集，如《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著作，从中深受启迪，促使我在有生之年，将我的所思、所感和自认为值得珍惜和回忆的人、事、地写下来，以为留念。

八十后怀旧

第一章 无忧童年

我从1933 年2 月出生，到1939 年10 月离开家乡—因家乡已被日寇占领，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接到湖南，直到1945 年10 月抗战胜利后才迁回武汉，虽然只在家乡生活了短短的五六年，但同母亲相处几年的往事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竟越来越清晰、难忘。

母亲一生生育了三男五女，成活的却只有一男三女。最先出生的两个哥哥长到两三岁时，因农村缺医少药，竟同时被麻疹病魔夺走了生命。直到母亲四十岁时，才生了小我三岁的弟弟。两个姐姐出嫁后，母亲既要操持家务，做饭、洗衣、纺线、织布、喂鸡，又要照料幼小的弟弟，对我的管束比较宽松，所以我能够随心所欲做很多事。这便使我享有一个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

1959 年暑假，劳沫之回湖北广济县武穴探亲时同母亲合影。

回忆起来，当时小小年纪的女孩，竟做了许多应是男孩子去做的事情。比如春天雷阵雨过后，村子附近公路旁的草地上会长出一种类似小木耳的菌，淡绿色的，俗名叫作地打皮，可以做下饭的菜。我曾独自一边放牛，一边捡拾地打皮。夏天抗旱时，我曾同二姐和堂姐到村外为稻田车水，人小无法坐在车水条板上踩车，而是双手紧扶车杠，双脚站在车水的踏板上，左脚上右脚下来回地学着车水。秋天棉花成熟时，我也曾跟随姐姐们一起到棉花地里摘棉花，还曾挽起裤腿，打赤脚到大人们正在将刚收完蚕豆后的秸秆翻犁作肥料的水稻田里，捡摘蚕豆秆上残留的蚕豆。最有趣的是，在我家大门对面有一个小荷塘，我见有的大人下到荷塘里用脚踩莲藕，挖出一节节白莲藕，十分羡慕。于是有一天，我也挽起裤腿下到荷塘里，一手扶荷叶枝，一只脚顺着荷叶的茎枝往水下踩，竟然也踩到了莲藕，只是水深，小手小胳膊无法伸到水底将莲藕拔出水面，最后不得不失望而归。

当水塘里的菱角成熟时，我随堂姐坐在打谷盆里以手代桨，在塘里划来划去摘菱角，那是多么欢乐的时光啊！在农村，常有人家用稻田栽种荸荠。荸荠成熟后，稻田里无水，有时干得形成一道道裂纹，把荸荠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我曾利用小树枝翻起一大块，竟见排列着许多荸荠，真是惬1959 年暑假，

意极了！在我家后门外有一大块菜地，菜地边还长有高高的杨树。我曾同村里的男孩子一起，在树下的平地上挖坑玩弹子球的游戏，还捉一种从杨树上爬下来的小昆虫（俗名叫铁牯牛，大小约一寸长，背上有黑白相间的斑点，头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条长长的触角，触角上也是一小段白一小段黑）作为宠物玩弄。在菜地里的菜架上捉纺织娘，捉螳螂，捉蚂蚱，捉蜻蜓，捉蝴蝶，在墙缝里捉嗡嗡叫的蜜蜂，在院子里捉闪闪发光的萤火虫，也是常有的事。夏夜纳凉，有时玩哭嫁的游戏，让弟弟扮新郎，让一位堂妹扮新娘。将手帕盖住“新娘”的脸，还要“新娘”假哭（我的家乡凡女儿出嫁时都会痛哭）。我还曾同伙伴们一起，用线团做成的小球，比赛看谁抛得远。还在门前场地上玩人碰撞人的游戏，即双方若干人分别排成两行，双方高唱：“天上雾雾沉，地下闯麻城，麻城闯得开，把某某（对方某孩子的姓名）捉过来（算是俘虏）。”唱罢由一方的某人向对方的人墙冲去，如果将人墙冲垮，捉到“俘虏”，就为取胜者（我的家乡与大别山相近，土地革命时期发生的黄麻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我党在长江以北地区领导的首次农民武装起义，在民间影响深远）。玩这种游戏时大家兴致极高，常常忘了回家，直到母亲高喊回家吃晚饭为止。有时候晚上也闲不住，曾同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搬起板凳，爬到手能触摸到房屋墙洞的高度，用手掏麻雀窝。有时竟能掏出一两只满圈黄嘴的稚小麻雀，或者几个麻雀蛋。家乡多湖泊，常有大雁飞来。有时见到空中飞过来排列成行的雁阵，我就带着弟弟在稻场上仰望，高唱这首童谣：“雁（家乡方言，‘雁’字的语音念‘岸’）雁！排个‘人’字给我看。老子（家乡的习惯用语）请你吃红饭（家乡种植的红米粳稻），你给老子生红蛋（家乡有喜庆时给亲友赠送红蛋的习俗）。”虽然我的玩性大，但母亲从未训斥过我，更从未打过我，总是依着我的性子。唯有一次，我不知生什么病，母亲要我咽一粒小白药片，我却跑走拒不吃药，气得母亲举起棒槌（农村妇女洗衣时捶打衣服的长木槌）追赶我吃药，但母亲终究未追上我。

由此说来，我的胆子够大的了。其实不然，一到晚上，母亲让我独自一人回卧室睡觉时我就害怕，老怕有什么鬼怪出现。母亲常常忙了白天，还要忙黑夜。她利用夜晚点上油灯纺线，我只好端起小板凳，坐在纺线机旁，一直陪伴她纺完线才一起上床睡觉。她还利用夜晚坐在织布机上织布。我也常常站在织布机旁，注视她如何向梭眼里穿线，如何将梭子一左一右地在织布机里穿来穿去。母亲织成的布有蓝色、紫色和赭色的条纹。用这种布缝制成衬衣十分漂亮，而且结实耐穿。母亲不仅会纺线、织布，还会染各种印花布，用印花布为女孩缝衣，或做被面，也十分别致。母亲有时还用淘米的竹笤箕发绿豆芽或黄豆芽，我也会陪伴在她身边。母亲还会养蚕。我清楚地记得，她将蚕蛾产下的卵用纸片包好，揣在怀里，利用人体的温度孵化出像小蚂蚁模样的蚕宝宝，然后用桑叶喂养，直到结茧成蛹，最后变成蚕蛾。因此，我从小也学会了养蚕，有时和同伴一起到有桑树的地方摘桑叶回家喂蚕。平日里，母亲做的白萝卜干脆甜脆甜的，十分可口。母亲所做的腊八豆不仅滋润滑口，还喷发出一种特殊的浓香味。母亲不仅会用糯米做酒酿，而且用大米做出的酒酿也同样香甜。到要过年时，母亲除了忙着炸豆腐丸子、炸排叉、炒米花，还会将关东糖熬成糊状同米花和芝麻搅拌在一起，捏成圆圆的糖果。

另外，母亲还要做吊浆汤圆，做咸绿豆馅的糍粑。当时见了这么多好吃的食品，别说有多高兴了。

母亲姓锺，名想英，1896 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她像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妇女一样，双脚被裹成了三寸金莲。真难以想象，这双脚是如何承受起繁重的家务劳作的。我还记起两件难忘的事。一件是，母亲领着我和弟弟躲避日本鬼子的情景。1938 年武汉被日寇占领，我们村离武汉一百多里路，村子离公路不足半里。日寇的部队从武汉到云梦、孝感等县城，经常要到我们村驻扎。每到这时，全村的年轻姑娘都闻风而动，飞一般地向村外跑，以躲过日寇的骚扰。全村年岁大的男女也都携老扶幼地往亲戚家逃。有一次，鬼子还未进村，母亲就一手拎个包袱，一手牵着弟弟，我紧跟母亲，到村子北面的堤坝上往前赶路。真不知她的这双脚怎么能经受这样的折磨。当时母亲曾叮嘱我，若有人问到父亲，只说是小商人，千万别说他随军在湖南抗击日寇的事。不料，真有一次遇到了一小队路过的日寇，其中一个官佐问我和弟弟：

“你们的父亲呢？”我说：“出外做小生意去了。”免除了一场可能受到迫害的风险。事后母亲还对弟弟夸我，让弟弟学我这样回答陌生人的问话。还有一次，一小股日军路过我们村时，在村里四处掠夺老百姓的财物。我亲眼见一个鬼子窜到母亲的卧室，掀开床头旁的木柜，将母亲两件翠蓝色绸料的衣裳抢走。母亲得知后，除了愤恨，也无可奈何！另一件是，有一年母亲做了一些印有红点的米饼，在阴历七月十五日那天，起早床，带着米饼到远离几十里路的黄陂县（现为黄陂区）境内的木兰山寺庙朝圣拜佛。其实母亲平时并不烧香拜佛，真不知她这时为何要艰难跋涉地去拜佛？凭着三寸金莲又是如何登上大雄宝殿的？

劳沫之同弟弟劳补奎、弟媳胡凤娥合影。2010 年9 月，摄于北京国家大剧院北侧。

还有一点与村中女孩不同的是（多数家庭不让女孩识字念书），我五六岁时，家里让我同一些男孩一起入学村中的私塾。私塾先生教我用毛笔和学术纸（类似宣纸一样白色的纸，但比宣纸薄）写大字，教我读“人、手、足、刀、尺”这类内容的课本，教我背诵“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

之类的古训。

下面附带写一笔，我的两个姐姐（大姐劳翠兰、二姐劳焕兰）均为农村家庭妇女，很早已先后病逝。我的弟弟劳补奎，又名劳福根，系中共党员，现为湖北省中共武穴市委史志办公室副编审，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弟妹胡凤娥，系湖北省武穴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我的童年虽说平淡无奇，但我却一直深深地怀念它。怀念它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我会永远将它留在我的记忆里。

写于2012 年10 月（虚岁八十后）

第二章 求学武昌

我的小学历程是漫长的。1938 年，武汉被日寇占领，我的家乡也成为沦陷区。在日寇占领之前，我的启蒙教育是在家乡的私塾接受的。

1939 年10 月，我的父亲化装成商人，穿过日寇的封锁线，从湖南沅江县（现为沅江市，下同）回到家乡，把母亲、弟弟和我，接到湖南（当时父亲先后在国民党99 军及其所属的197 师政治部当中校科长）。到湖南沅江后，我进入国民党197 师官兵子弟小学读二、三年级。我每天早晨步行数里路到学校，中午在学校搭伙，放学后再步行回家。记得学校曾举办过一次演讲比赛，我在演讲中获得优胜，奖品是一本书《模范尺牍》。由于我读私塾时未上过算术课，在小学学算术比较吃力，成绩不够好。在这段时间留给我深刻记忆的是，父亲曾为弟弟和我解读过鲁迅的《阿Q 正传》（注：为丰子恺插图版，所画人物栩栩如生，令人难忘）和施耐庵的《水浒传》。还给我们买了一本童话书《木偶奇遇记》，上有插图，但不记得是谁画的。再有就是父亲为我写了两幅大字摹本，教我练毛笔字。一幅写的是：“楼头桃李疏，池上芙蓉落。织锦犹未成，虫声入罗幕。”另一幅写的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按照摹本临摹。父亲看后，在写得好的字旁画圈。

对这两幅字的词意我当时并不理解，也不知是何人所写。如今回忆起来，经姚殊查百度百科有关词条，始得知，前一幅为唐代诗人崔国辅所作五言古诗《怨词》中的一首（见《全唐诗》）。崔诗以五言绝句著称。其诗多拟南朝乐府民歌，写宫闱、田园儿女之情，含思婉转，风格清新活泼。这首诗属闺怨诗。

第一句写桃李之花已经纷纷落下，花疏叶繁，大好春光即将逝去。第二句写秋天，池塘之中，秋风乍起，荷花飘零。第三句写织锦以寄相思（“织锦”

为一典故，即织锦以寄相思之意），然思极恨极，致使思绪繁乱，未能织成。

最后一句用蟋蟀鸣声入于深闺罗帏来渲染秋夜凄凉的气氛，表思妇悲愁之情。

这一幅大字摹本诗中的“虫”字应为“蛩”字，指蟋蟀。后一幅在大学学古典文学课时，早已知其意，也知其是盛唐时期孟浩然所写著名的田园山水诗《春晓》。沅江被日寇占领以后，197 师军官的家属随国民党99 军的留守处曾一起迁往湖南汉寿的铜官、桃源的文昌坪、安化的烟溪和宝庆等地。在这段时间，我一直辍学在家。记得迁往文昌坪时，我们乘坐的乌篷船曾穿过屈原自尽的汨罗江。当时水浅，流速平缓，江水清澈见底。最后迁抵安化县，我进入澄平中心小学读四年级，直到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投降。在8 月15 日那天晚上我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庆祝抗战胜利的提灯游行活动。在澄平中心小学有两个人值得怀念。一位是美术老师，他姓李，中等身材，衣着庄重，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另一位是五年级同学刘冰兰。她一副瘦长脸，皮肤白嫩白嫩的。

课后，刘冰兰和我时常到李老师的办公室看他画画。一次，他用一长方形纸片给我画了一幅一排开满粉红色桃花的美景，题款为“桃红又是一年春”。

遗憾的是，几次搬家后，我不小心把这幅画遗失了。暑假期间我常到刘冰兰家串门，有时晚上乘凉时，还同她的姐姐一起玩“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咕咚，跳下水……”这类游戏。我还从她家借阅过一本童话《十三妹》。1945 年10 月，父亲离开国民党197 师，带领母亲、弟弟和我，乘乌篷船经沅江、洞庭湖，过岳阳、常德、监利等地，直抵汉江，回到了湖北武昌。

我考入湖北省武昌市武胜区中心国民学校读五年级，直到1946 年7 月小学毕业。毕业后，我考入湖北省立武昌第二女子中学。1949 年5 月16 日武汉解放，是时，我初中毕业，然后离开学校。

我的母校湖北省立武昌第二女子中学坐落在长江边的都府堤，设有初中和高中部。进入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约三米的石碑，上面刻有“百年树人”四个字。离校门约五十米处，左面有一排房间，为训导处等各科办公室，右面的一排房间为高中部教室。向北约三十米的一排建筑，左面为大礼堂，右面为初中部教室。紧挨大礼堂的北侧，是大操场，穿过操场，又是一排教室。

湖北省立武昌第二女子中学校第十九届初三下甲同学临别纪念。前排正中为班主任张际芳老师。

第三排左二为劳沫之。摄于1949 年4 月16 日。

在这一排教室的北面是学生宿舍，专供家离学校远的学生住读之用。我家住楚材街，离学校较近，理所当然地走读。我在小学结识了三位同班好友。一位名叫江畹兰，考入了湖北省实验中学，她留给我的临别赠言是普希金的名句：

“如果你能征服自己，克服自己，你就能比你所梦想的更为自由。”与俄罗斯有缘。据说她中学毕业后，留学莫斯科大学。还有两位好友，一位名叫余群娣，另一位叫陈兰芳。小学毕业后，她俩和我一起考入省二女中。她俩上学都要路过我家，因此，每天清晨她俩都到我家门前邀我同买早点、同上学校。武汉解放后，余群娣上了军政大学，陈兰芳同我一起考上了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由于父母不同意，而回了老家湖北安陆县（现为安陆市）。在省二女中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却给我留下了无尽的回忆。我有许多难忘的老师。首先是我的地理老师兼班主任—张际芳。她高高的身材，衣着端庄，所烫发型得体大方。她讲课条理清晰，简明扼要，所讲内容易于为学生理解接受。她还指导我们绘制全国分省地图，当时我绘制台湾地区的地图的情景记忆犹新。她同我们一起拍摄的毕业照我仍保留至今。最可珍贵、我仍保存至今的是，1949 年4 月，在我们临近毕业时，她亲笔将陶渊明《咏荆轲》的四句诗录示给我作留念。这四句诗是：“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馀情。”饱含她对壮士的崇敬和惋惜之情，也暗示我熟练掌握科学知识和技能的重要。这样一位深受学生尊敬的老师，据说因为受不了“文革”的屈辱，而与她的丈夫（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一起离开了人世。惜哉！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刘韵宜，是我的同班同学，小女儿当时还是小学生。父母离世后，不知她们是否还生活在武汉？接下来的是两位语文老师。一位是中年女老师，她那班主任张际芳老师题词

班主任张际芳老师题词

爽朗庄重的身影我仍很清晰记得；另一位姓戴，是一位衣着朴素的男老师，曾给我一次作文的评语是“天衣无缝”，而我对这篇作文的内容却忘得一干二净。还有身材修长、面庞清瘦教英语的王老师也令人难忘。再接下来的是美术老师殷正懿，她指导我们画装饰性的拼接成的各种图案，还指导我们用手工制作艺术品。记得我曾将白色的萱草（在中药铺购买）用颜料染成粉红色的桃花瓣，将桃花瓣粘贴在几根类似桃树的树枝上，然后将树枝插入用黄色泥土做成的高约四十厘米的长方形座盘中。这件艺术品受到老师的肯定，并参加了在大礼堂举办的展览。1948 年冬，她还在我的小小的纪念册上画了一幅写意的水仙花。画中八片深绿和浅绿浓淡相间、长短不一的叶片横卧在画幅的右侧，左侧的上部一前一后有两朵盛开的金黄色花朵，下部在横卧叶片的顶尖处，有三个排列错落有致的金黄色花骨朵含苞欲放。这幅画保存至今已有70 年，但画中的色彩却依旧鲜明透亮，真是太难得了！还有一次美术课可能殷老师有事，她请了一位画家王霞宙代课。这位画家在黑板上摆放了用淡黄色纸画好的一幅荷花图让我们临摹。

美术课殷正懿老师画作

后来我才得知，殷老师和王霞宙都是武汉的著名画家。有这样高水平的老师教美术课那是多么幸运！难忘的老师还有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音乐老师是一位穿着时尚、发型讲究、口红抹得鲜亮的中年女士。在大礼堂的东北角，摆放了一架钢琴，上音乐课时，她边弹钢琴，边高唱所教的歌曲。

她的嗓音清脆嘹亮。她所教的歌曲有古典音乐，有中文歌曲，也有英文歌曲。记得她教我们的最后一支歌就是英文歌曲，她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铅印好的有简谱有英文的歌片，我至今还记得歌词中有这样的内容：“My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 / My Bonnie lies over the sea / My Bonnie lies overthe ocean / Oh,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 bring back, bring back / Bringback my Bonnie to me, to me / Bring back, bring back / Bring back my Bonnie tome.” 在音乐出版社1961 年12 月出版的《外国名歌200 首续编》一书中，在“古典歌曲”部分有一首歌名为《我的爱人》由H. 符勒尔作词作曲，正是这个歌片中的曲调，由邓映易译配的中文是：“我爱人离家远渡重洋，我爱人离家在异乡，我爱人离家远渡重洋，快把他送回我身旁。送他回来，快把他送回我身旁。送他回来，快把他送回我身旁。”由此得知，这支英文歌曲也是一首古典歌曲。音乐老师还发给我们两本铅印的中学音乐教材，歌曲都是五线谱，多为古典音乐。可惜我在搬家时也把它们遗失了。当时我们还流行唱王洛宾的《青春舞曲》和《康定情歌》，我们班有的同学还边唱边跳舞。我不记得这类流行歌曲是不是这位音乐老师教我们的。体育老师身材中等， 梳着一头男式短发。她教会我们打棒球和板羽球，她还在高年级开展排球比赛，使我对排球颇感兴趣。1953 年，当我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第四期第一部工作时，我还参加了机关女职工组成的名叫“力生”

的女子排球队。当年，我们毕业班的教室在大礼堂的右侧，大礼堂的东南角摆有一台乒乓球桌，课间休息时，我和同班同学常轮流挥拍打乒乓球。

它有助化解听课的疲劳，真可说是一种乐事，这也说明学校对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视。这位体育老师还兼任学校童子军教练。初中部的学生大多数参加了童子军。记得在组织童子军的活动中，她曾教我们如何打绳结，还曾组织我们到郊外开展登山比赛等活动。

我要好的同学除余群娣、陈兰芳以外，还有白静安和江胜男。白静安家在汉口，她是住校生。我们有时交换课外读物。记得一次星期天，我曾乘轮渡到汉口，同她一起到著名的璇宫影院观看由谢添和白光主演的《十三号凶宅》。这部影片是在今天北京西单西边大木仓胡同的郑亲王府（现为国家教育部）取景，于1948 年拍摄的。著名女星白光一人在片中分饰四角，轰动一时，可惜这部影片今天没有保存下来（引自2014 年7 月25 日《北京青年报》）。

白光当时是与周璇、张露、吴莺音、李香兰齐名的上海滩五大歌后之一。我对白光在片中边演边唱的神情还记忆犹新。江胜男则是同我一起办墙报的好友。武汉临近解放，我们的墙报取名“红报”。在一大张方形的道林纸上，用钢笔蘸黑色墨水书写稿件。江胜男的钢笔字字迹工整秀丽，墙报看上去比较精致，张贴在大礼堂的墙壁上。这两位好友毕业后都不知去向。

我在这三年中 ，每学期各科考试的平均成绩在80 分以上，列为甲等。因此一直享受学校发的助学金。但不是发钱，而是每月发30 斤大米，凭证到指定处领取大米。为此，我还专门到刻字店刻了“劳沫之”三字的一方木质图章，领米时便盖上这枚图章。

当时，我校文娱体育活动开展得比较好，高中同学除开展排球比赛以外，临近毕业时，还在大礼堂演出了话剧“结婚进行曲”，并欢迎外校同学观看。

我还记得一位男演员（女扮男装）所唱的一支插曲：“雪霁天晴朗，蜡梅处处香。

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我还见到高中有的同学手捧当年流行的美国畅销小说《飘》。可见当时学生的文艺思想是很活跃的。

1950 年，我所工作的单位湖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部离我的母校近在咫尺，但直到我大学毕业，工作了数年之后，方得知我所就读的省二女中校址，为昔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省二女中已合并到另一所中学。

1979 年，《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的前身）记者部张颂甲同志邀请我出席在武昌东湖召开的报纸通讯员会议，我借此机会专门到都府堤，拟参观母校的现状。遗憾的是校园内已不见“百年树人”的石碑，传达室的工作人员仅让我在传达室旁停留瞻望，而未能进入校园内参观。

母校啊，母校！感谢你遵循“百年树人”的校训，引导学子如何成才，创造条件使学子受到全面的教育。我从此起步，迈向了人生的新阶段，投身湖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革命的洗礼，开始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目标。

第三章 奔向光明

1949 年7 月20 日，我离家投身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当晚住武昌县（现为武昌区，下同）昙华林华中师范学院大楼一学生宿舍，睡上下铺架子床的下铺，一夜被蚊子臭虫骚扰，难以进入梦乡。睡眼蒙眬中，列队集合，由臧琦等革大干部带领我们步行六十里，到武昌县豹子澥镇简师旧址，也就是我们的校址。

这所学校早已停办，除几座平房外一无所有，既无课桌，也无课椅，更无床铺。

我们十几名女生被安排在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宿舍，床铺是用木板拼成的长长通铺。

事后得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7 月4 日开始招生，先后报名应考者五千余人，分批考试，先后录取了三千六百多人，分成三个部，分别设在武昌县都府堤、武昌县豹子澥、黄冈县（现为黄冈市，下同）仓子埠。我们属于第二部，学员约有一千多人，分成三个中心班，每个中心班包含三个小班。中心班班主任全面负责领导三个班的任务。各个小班的班主任负责各自班的任务。我所在的班属于第一中心班二班。中心班班主任是经受延安鲁艺培养的张空凌，会拉一手小提琴。二班班主任为许远超，辅导员为费枫。还有一位由南下工作团分配到革大做青年团工作的董冠雄。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我终于被革大录取。当时革大在武昌的招生办公室设在武昌胭脂坪旅社，离我家的住处不太远。我去报考时，工作人员认为我不满十七岁（只有十六岁四个月）不接受报名。我投奔革大心切，于是天天到招生处跟工作人员磨蹭，最后招生办接受了我报考。当考完试后，我又天天去询问何时录取、何时发榜。

也不知是我的考试成绩尚可，还是我的执着打动了招考的干部，最后张贴在武昌文华中学的录取通知上，我榜上有名。我之所以如此执着，是有一定缘由的。我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百姓民不聊生，深感痛恨。武汉临近解放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中学的作文里，我对这种现状已有所不满。

特别是在旧社会，男女不平等，在职场上女性常常受欺凌，渴望享受自由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当时我刚刚初中毕业，想寻找一条光明的出路。得知革大的办学性质、培养学生的目标，从感性认识出发，相信共产党能够办好这所学校，毕业后，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

武汉于1949 年5 月16 日解放。那天，我和学校师生走出校门与市民一起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盛况仍历历在目。“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组建伊始，便面临湖北即将全境解放的形势和建立各级党政组织、群众团体，恢复和发展经济等繁重任务，而干部又很少。在这种情势下，省委决定创办湖北人民革命大学，采取短期速成的方式，大规模地培训基层干部，以应急需。”

（见湖北人民革命大学校史《熔炉岁月》序言）而当时的办学条件极为有限。

由于学校设施简陋，首先面对的是建校劳动。我记得为了改造一座能容纳数百人的小礼堂，学校发动同学们重新搬砖、垫土、翻修。没有上课的教室，上大课时，我们都在室外场院听报告。学员听课时，连马扎都没有，坐的都是用稻草编制成的类似蒲坛的坐垫。我所用的一个圆圆的、厚厚的稻草坐垫便是我们二班班主任许远超帮我编制而成的。许远超浓眉大眼，长着一张长方形脸，着一身粗布灰色制服，脚穿草鞋。他在笔记本上书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带有隶书的痕迹，不知以前他是否临过隶书的字帖。每个班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十五人左右。听完大报告，同学们回到各班分组学习讨论。各个小组学习讨论的场地设在空荡荡的一个房间里，地上铺上稻草，大家围坐在稻草堆里学习讨论。我曾被选为学习小组组长。每天学习讨论结束，晚上各个小组组长都要到班主任和辅导员的办公室汇报学习讨论情况，研究如何针对学员的思想实际深入开展学习等问题，常常进行到很晚才能休息。我还负责办班里的黑板报。没有桌椅，我经常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趴在木板床上编稿和改稿。就餐也没有食堂，八人为一桌，用脸盆到伙房打一大盆菜，放在地上，八个同学蹲着以菜盆为中心围成圆圈就餐。为了改善伙食，学校还组织我们开荒种菜。到了后期，同学们还能吃上猪肉和豆腐。由于我不喜欢吃肥肉，凡有猪肉菜，我便用猪油菜汤拌饭吃。为了培养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一切行动所有人都要列队进行。听大报告时，各班各组列队入场，一日三餐也是列队入场。听报告前和就餐前集体唱革命歌曲，各班互相拉歌，好不热闹。经常唱的歌曲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跟着共产党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在太行山上》《毕业歌》等。由于第一中心班班主任张空凌懂音乐，他还组建了一个歌咏队，每天清晨他指挥我们唱歌练歌，教我们学会了许多苏联歌曲。

我们学会的歌曲有：《共青团员之歌》《哥萨克之歌》《喀秋莎》《太阳落山》《快乐的人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跨过高山，越过平原》《假如明天战争》

《从边境到那边境》等。无论是中国的革命歌曲，还是苏联歌曲，都充满了革命的激情。这些不仅活跃了我们的学习生活，也陶冶了我们的革命情操，培养了我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入校初期，因不能常用热水洗头和洗澡，我同许多女学员一样，头发上曾长满了虱子，但大家都克服了困难，没有任何怨言。

根据我在革大学习时课堂笔记本中的记录，1949 年8 月16 日，湖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任革大校长的李先念同志亲临武昌县豹子澥革大第一期第二部，在开学典礼上向千余名学员做了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李校长讲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以及我们在革大的学习任务。

报告的开头部分，着重强调革大处在初步的建设中，学校存在许多困难。目前国家财政困难，在中国共产党华中局精简节约的号召下，学校要从实际出发，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号召学员一切困难都要自己去克服。我记得那次做报告的地点是在第一中心班住处的露天场院。三个中心班的学员以草垫为座，用双膝当桌，聚精会神地聆听校长的教诲。当时讲台设在一个教室大门的台阶上，讲台其实是一张简易的木桌，桌上没有麦克风。此刻，我在讲台后面，用一个搪瓷杯倒了一杯白开水置于讲桌上供校长饮用。这次动员报告使我们认清了当前的政治斗争形势和革命任务，坚定了我们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最后按照学校的要求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

革大是一所“抗大”式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它继承了“抗大”的办学传统，同“抗大”一样，倡导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它的教育方针是以政治教育为主，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革大通过短期培训，要求学员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根据这一教育方针，革大设置的课程少而精。

基本课程有科学社会观、中国现代史、新民主主义论、农民土地问题，辅之以时事教育。革大采取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听完大课后，在小组讨论中，强调联系社会和学员的思想实际，谈对问题的认识和思想转变的过程。我感受最深的是，学完科学社会观和新民主主义论后，我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切实地认识到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而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在学习中国现代史时，关于中国共产党英勇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这一专题报告对我触动很大，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决心摒弃个人的一切私心杂念，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学校还采用了一些生动活泼的感性教育形式，启发和提高学员的无产阶级觉悟。比如有的辅导员以切身经历控诉旧社会地主恶霸压迫剥削农民罪行的报告；比如安排曾受骗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学员揭露国民党残害革命者的罪行；比如请武汉军区文工团来学校为我们表演歌剧《刘胡兰》。我记得在那座能容纳数百人的小礼堂里，没有舞台，演员就在主席台位置的平地上演出，学员们都坐在草垫上观看。由于我坐在前排，“阎锡山军阀用铡刀残杀刘胡兰的歌剧场面”

我看得一清二楚。看到此处，当时群情激愤，我和大家一起高呼打倒军阀刽子手的口号。这些教育形式使我们认识了剥削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认识到作为革命者，应该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为劳苦大众谋福利。

入学两个多月以后，1949 年10 月16 日，我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董冠雄。当时，我们的班主任穿的是深灰色土布制服，而他穿的却是浅黄色的军装，显得格外抢眼。同时，也是他第一次教会我们唱《国际歌》。不幸的是，在学校附近水域的一次游泳中他溺水身亡。直到如今，我们还怀念着他！

为了促使学员学先进、赶先进，学校还开展了评选学习模范和劳动模范的活动。我记不清当时多少人被评上，只记得我班陈益寿被评为学习模范，我被评为劳动模范，还颁发了类似革大校徽大小的奖章。为了培养学员的集体主义精神，学校利用中秋节举办师生联欢晚会，一起表演节目。晚会上，革大二部副主任肖鸣用洪亮的歌声高唱了《延安颂》，勾起了我们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革大二部组织科科长臧琦以清脆的嗓音唱响了《三八妇女歌》，激励我们不忘妇女的神圣职责。

临近结业时，学校要求我们结合五个月的培训及所学知识，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及转变过程，写思想总结。我认真解剖自己，联系实际，比较深入地写出了思想转变的过程。当时的校刊《革大生活》曾以《“科学社会观”的学习总结》为题，摘登了我的个人总结，约1300 字。在刊登我的学习总结的标题之后，以“编者”的名义写了下面一段话：“我们近几天看到了二部三位同学的个人总结，从总结中看出了同学们在学习科学社会观后政治上、思想上的觉悟都飞跃提高；总结的文字也写得很好，我们都想把它刊载出来，可是限于篇幅，只抽出了劳沫之同学总结的一段，作同学们的比照和参考。”摘登我的学习总结中，有这样一些学习体会：“自原始共产社会解体，产生了私有制度，就有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就形成阶级，少数人坐享其成高居在上，多数人辛苦劳碌却总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腹；那些少数人一点事也不做，完全靠劳苦大众养活他们，然而他们还轻视人民，压迫人民，蹂躏人民，简直就是一群卑污无耻专吸人血的禽兽。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必须予以打倒，予以摧毁，重新创立一种公平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实际上历史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没有劳动，社会就无所谓繁荣，也不会向前发展进步。劳动不仅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人类从猿进化到人就是不断劳动的结果。”“劳动人民是光荣的，伟大崇高的，是新社会的主人。……所以我认识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必须应该具备的观点，也是必须要我们在实践中予以证实的，为人民服务，也正是为自己服务，否则是会被人民遗弃的。”“在很多同志的报告中，我听到了许多未曾听过的旧社会地主恶霸鱼肉迫害人民的血的事实，和革命志士坚决斗争视死如归的可歌可泣的壮举，使我更深地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旧社会的万恶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也更增加了我对共产党的敬佩和信心，我决定牺牲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去做人民的一个忠实勤务员。”

我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和劳动锻炼，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觉悟有上述一些认识，在当时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革大第一期毕业的数千人中，除三分之一同学分配到中央、省直机关、省文联文工团、留校工作以外，大多数分配到湖北省大冶、黄冈、孝感、襄阳、沔阳、荆州、宜昌、恩施等基层单位工作，还有少数同学分配到部队。

所有毕业的同学，都做到了服从组织分配，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这也印证了革大的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是正确的、成功的，“短期速成”培训干部的方式取得了实效。

革大的学习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班主任和辅导员教我们学会扭秧歌，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场院带领我们扭秧歌。领头的一位辅导员手举镰刀模型一上一下地带领后面的一长队同学欢快地扭起来；领头的另一位辅导员手举锤子模型一上一下地带领后面的另一长队同学欢快地扭起来。两队互相穿插、不断变化队形，大家洋洋自得，欢乐非凡。革大还定期组织同学下乡，一边扭秧歌，一边敲锣打鼓，向老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帮老百姓秋收、割稻。班与班之间还组织篮球比赛。我除了利用业余时间办黑板报之外，还时不时地给校刊《革大生活》写稿，因此，《革大生活》先后两次给我颁发了“通讯员证”和“特约通讯员证”。我还经常给二部油印的部刊写稿。我在革大的学习生活过得很充实。

武汉解放初期，经济困难，物质匮乏，当时学校实行供给制。食宿和基本生活用品由学校供给。学校给每位同学发了一本长15 厘米、宽8 厘米的淡黄色纸质的笔记本，用它听大课时记笔记。我对这个笔记本十分珍惜，直到现在还保留在我的身边。保留在我身边的还有革大的校徽、劳动模范奖章、《革大生活》通讯员证和特约通讯员证，以及校刊《革大生活》合订本。这些足见我对革大饱含的一片深情。临近结业时，学校给每位同学发了一身灰色棉布缝做的棉衣。女生的式样是延安服，上身衣领下有三个纽扣，腰间系一条布带，头戴灰色制服帽。我很喜爱这套装束，结业前特地到当地照相馆拍了一张全身照，这也是我在革大学习时唯一的一张照片，我也一直保留至今。

1949 年12 月24 日是我们结业的日子。我被分配到革大校部教务处工作。

12 月底的一天，一辆大卡车载着我们分配到校部和湖北省直机关一行的同学，直奔武昌。同学们满怀激情、满怀对未来的憧憬，一路高歌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我到校部教务处先后在教育科图书室任干事，在校刊《革大生活》任编辑干事。1952 年7 月至1953 年5 月，调革大第四期第一部第十班任学习和组织干事。1953 年2 月26 日，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53 年4 月，经革大校党委批准，被评选为校优良工作者，并给我颁发了奖状和奖章。同年5 月，经革大第一部团委批准，被评选为优秀团员。1953 年5 月，革大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停办。在革大即将停办前夕出版的一期《革大生活》杂志上，刊登了全文用我的手写字体制版的《革大，我的母亲》这首长诗。我在诗中抒发了对革大培育我的感恩之情。1956 年7 月，在来北京念大学之前，我将包括这期杂志在内的《革大生活》杂志合订本寄给我在湖北广济县（现为武穴市）工作的弟弟代为保存，不料在“文革”中丢失。“文革”之前，新闻系资料室的负责人张志平同志曾告诉我，他在这期的《革大生活》杂志上见过我的这首长诗，我当时没在意，没有前往资料室查阅。现在时过境迁，也不知资料室是否还保存这期杂志？鉴于查找昔日的资料颇为费神，只好忍痛割爱。

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第二部第一中心班劳沫之结业照。摄于1949 年12 月。

革大停办后，以革大第一部为基础，调进少数干部，组成了新的湖北省财经干部学校（1949 年12 月至1950 年12 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曾办湖北省财经干部学校），为经济建设培养财会干部。革大第一部的干部除个别调出外，都留了下来。1953 年6 月至1954 年1 月，我被调入湖北省财经干部学校任中心班学习干事。1953 年11 月至1954 年1 月，我在湖北省汉川县（现为汉川市，下同）作为省工作队队员参加粮食统购统销运动。我除了登门到农户家调查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外，还参加了写调查情况的上报材料。我根据了解的情况，写了一篇报道：《共产党员熊凤桃卖了余粮买农具和进行储蓄》，载1954 年1 月的《湖北日报》上。1954 年2 月至1956 年7 月，调湖北省财经干部学校校刊《工作与学习》编辑室任编辑干事，并兼任校团委副书记。1954 年7 月至9 月，参加湖北武昌县防汛救灾工作，在武昌县防汛救灾工作总结会上，因我抱着同武汉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在防汛救灾中忘我工作，为受灾群众解决了不少困难而被评为防汛救灾一等模范。当年武汉遭受几十年不遇的大水灾，受灾群众的生活极为困难。一次，我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家里吃派饭，在洪水旁边放了一个方凳，我和他在方凳两侧面对面地各自坐一个小板凳吃饭，摆在方凳上唯一的一个菜竟是一碗汤上浮满白色蛆虫的几块咸肉。综观我的历程，在革命阵营，我的前途充满了阳光和无限的希望。

姚治华、劳沫之同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第二部第一中心班班主任张空凌、辅导员费枫同志合影。1992 年5 月，摄于湖北武昌东湖宾馆。

1992 年5 月，姚治华和我应武汉一家画廊负责人的邀请，乘东方红游轮畅游长江三峡之前，被安排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我在革大学习时的中心班班主任张空凌同志时任武汉市科协主席，得知后，偕同他的夫人费枫同志（是我革大学习时的辅导员）专程到宾馆看望我们。师生见面，好生欢喜，聊不尽的别后情，感激不尽的是老师的谆谆教诲。后来，张空凌老师出差北京，我们又一次地相聚在革大校友陈精和陈贻管伉俪家中。再后来得知，张空凌老师病逝于武汉。这位引领我步入革命航程的、多才多艺的中心班班主任，他手拉小提琴潇洒自如、指挥我们歌咏队高唱革命歌曲的英姿，将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第四章 烈火锤炼

党的十八大提出：“确保到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2013 年12 月12 日至13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会议提出城镇化六大任务，并强调“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重头戏之一就是新一轮土地改革。国家统计局2014 年12 月4 日发布了2014 年全国粮食产量的公告。根据对全国31 个省（区、市）农业生产经营户的抽样调查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全面统计，2014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都较2013 年有所增长，其中全国粮食总产量12142 亿斤，比2013 年增加了103.2 亿斤，增长0.9%。2015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429 亿斤，连续三年稳定在1.2 万亿斤以上。国家统计局2017 年12 月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2358 亿斤，比2016 年增加了33 亿斤，增长0.3%。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属历史上第二高产年。实现了连续十四年增长。面对如今农村改革的一片大好形势，越发使我想起67 年前的艰苦岁月，参加湖北省汉阳县（现为蔡甸区，下同）三区和四区土地改革时的情景。

1950 年6 月30 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作为实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据。全国新解放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从1950 年冬季起，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根据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遵照统一部署，1951 年11 月初至1952 年7 月初，由湖北省委抽调省直机关的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由省委秘书长刘西尧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并在省委大礼堂向全体土改工作队队员做土改动员报告。当年我同湖北革大校部的干部一起，也被抽调参加了土改工作队。

我和革大的一些干部被分配到汉阳县开展工作。领导我们的是革大校部秘书长魏西同志。

在伟大土改运动的烈火中经受考验

近日，我翻箱倒柜，翻出了67 年前我所写的“土改”工作日记，在8 个月的“土改”工作中，我竟经受了种种考验。

考验之一：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日 星期三

昨天下午一时，我乘三和汽轮赴汉阳县人民政府，下午四时到达。晚上，我与同志们一起住在妇委会楼上，并睡在地板上。初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饮居多少感到有些不习惯，但我想着这就是具体地为人民服务考验的开始—要克服任何困难。我勉强吃了两碗饭（本来吃不下，但改为一天吃两顿，不多吃怕明天饥饿），可能在路上就有些伤风（注：湖北家乡管感冒叫伤风），到了夜里感到身体不舒服，吃的饭全呕吐出来了。当时，我非常害怕身体会病倒，还好天亮就好了，很高兴地同石紫（注：革大学习时同班同组的女同学，也是校刊《革大生活》的同事）一起捆好了行李，准备到新的目的地—奓山镇八区人民政府报到。

我们是早晨九点钟出发的，开始走了五里路，中间坐了十余里路的小木船，上岸后又走了五里路，直到下午二时到达区人民政府。在路上，我们都走得很舒服，背包的重量比昨天减少了差不多二分之一，因此走路很轻便。

当我们到达后，打前站的同志早把住的地方给我们安排好了。说来，我们的生活确实是不算艰苦的。晚饭前（下午四时），赵政委（注：汉阳县的县委书记兼政委）给我们做报告，介绍本地情况，从明天起我们就得下去开始工作了。我们组工作地区是十村，这村是一试点村，已开始工作到划阶级阶段。

我们这样匆忙地下去工作是会有困难的（政策没学好），但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就大胆地学着做吧！

考验之二：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晚上开讨论会，检查最近几天的思想情况。因时间到了，在会上我没谈什么，与同志们闲谈中，我们谈到了怕鬼、怕什么的思想。我呢，鬼倒是不怕，但是怕坏人。听说三区是很复杂的，地主很嚣张，我就想假若下去扎根子扎得不好，扎到地主的狗腿子家，或者被地主收买了的贫雇农家可怎么办？他们是不是会谋杀干部呢？我知道这样的思想是不对的，这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在作怪。土改是一个光荣伟大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即使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为什么这样自私总想着自己呢？—虽然自己很高兴参加土改，但是却没有很好地想着全心全意为农民的翻身着想，而是想锻炼自己，又想不通过什么艰苦的过程就得到锻炼的机会。我承认我没有很好地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没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没有较高的政治觉悟。

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星期六、日

二十四日晚，我们继续讨论检查思想问题，初步地分析批判了我们怕苦、怕死等思想。小组的同志当然都谈到了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但没有提高到原则高度上去分析批判。有的同志说，这样的思想是因为缺乏工作经验造成的。

我马上找到了这个借口，虽说心里不舒服，但还觉得有点原谅的余地。

今天饭后，魏处长针对小组汇报的情况给我们做了报告，谈到了怕死的问题。他说怕死的同志好好检查一下你为什么怕死？为什么一下就考虑到个人的生命呢？你为什么这样自私自利地怕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呢？听到这里，我越想越难过，感到惭愧，工作了一两年，为什么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还这样薄弱呢？

革命是艰苦，参加革命是无条件的，你却尽在想着自己，这谈得上你是在革命？

想到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真是感到可耻。散会后，有同志问起谁怕死呀？虽然怕死的思想不只我一个人，可是我就感到这样的问号像一把尖锐的利刃刺痛着我。我经受不住了，赶快避开这样的谈话者，走在以为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隐藏起来。真是一个胆怯鬼，受不住风霜雨打，自己经受的事又不敢大胆承受一下，又感到伤心、没什么用了。思考，过细地思考，认识到这样的情绪仍是错误的，还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在作怪。政治觉悟这样低，阶级立场这样软弱，还谈得上要入党？别人将会怎样看我？各种想法在我脑海中翻滚，因此我突然感到消沉。最后我感到不能这样，这样是在后退，是在向自己的丑恶面妥协。魏处长曾说，在土改中要锻炼成一个优秀的人，工作上要深入刻苦，创造无产阶级觉悟的典型……我应该向前看，王甦同志（注：土改工作队的成员，在扩大的干部会上介绍过怎样培养农民根子刘九的经验）开始不也是怕么？怕刘九被地主利用谋杀了她么？但是在深入刻苦的工作过程中，她否定了自己错误的看法，坚定了自己的立场，相信了我们的农民群众，她工作得很好。想到这些，我在小组会上表达了我的态度，一定向“优秀的人”这一方向努力。

考验之三：

十二月三日 星期一 于三自然村钟塆

三区三村分为五个自然村。我们六人分到三自然村。三自然村分为三个塆：

马家岭、钟塆、丁家嘴。我与老徐又分到钟塆工作。

我的住户看样子是典型的中农，家有七口人，爹、婆、大嫂子、老二、二嫂子，加上两小孩。大嫂子的丈夫二十年前就去世，大嫂子守寡二十年，就同老二、爹、婆一起劳动过日子。老二、爹、婆等全家终年劳动，有田地、湖地共一石多，水车、犁、磨、牛都有，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晚上在这家召集村里群众开大会，由周、林宣布我们的来意及各阶层的政策，并与村干部聊了一会儿村里的情况。

当我得知大嫂子的情况后，我想她一定吃了很多苦，于是决定与她同住。

可是最后我的思想出现波动。看着她床边放一痰盂，偶尔也听见她咳嗽一两声，我想起了，莫非她有肺病吧。想着又有些后悔跟她住在一起。最后还是为了想从她身上了解些东西才决定与她住下。可是接着又碰上了新的“难关”：

洗脸时，要我用她的手巾—实际上我望着她却是一双火眼，也许是长年流泪的烂眼；洗脚时，要我用她的手巾，这样一个陌生的人要我这样，心里真有些不舒服。最后睡觉时，还要我同她一个被子睡觉，没法，不愿意吧，她口里在说：“我们像姊妹嘛，讲么事。”我只好咬着牙睡下了。在被褥里，我又同她谈了一些话题。她问到什么是中农，家里有多少田是中农—说明她内心对她的中农成分有些不安，又问我拿多少分呀，等等。从她的言谈中，我感到她完全被封建的私有观念武装了。“二娘把三个小孩让我带咧，还有石把田，如果俩老（爹爹和婆婆）死了，我们就守这点田过活哩！”她这样说，似乎她就很满足这些了。本来我是愿意下功夫启发教育她的，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这样，因为我要寻找我真正的主顾—贫雇农。

考验之四：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 星期四

晚九时, 老周和老林从农民协会回来开会，传达了会上决定，十二人为根子的培养对象，五村一女（寡妇）贫农调我培养。当我听了后很高兴，非常希望他们是很好的培养对象。

十二月七日 星期五

我的工作对象是马家岭塆的闸菊。起初，她不让我住，我给她劳动（打柴）了一天后才让我搬进她家，与其大女儿润弟一块睡，显得很冷淡。为什么这样？

有什么顾虑吗？我弄不清头绪。

十二月八日 星期六

早饭后，我又与闸菊到西湖打了一整天的柴，仍没谈出什么。晚上，经过我左启发右启发后，她终于谈了一点苦，但态度仍是平淡的。她到底为什么不谈呢？好像她现在就翻了身似的。她的棉裤破了，怎么不买？若要继续深入了解，还需要建立感情。

十二月九日 星期日

今天我没打柴，菊姑在家洗衣服，我也随着洗了几件。接着，菊姑被隔壁人家喊去推磨子了。这天，菊姑又没谈出什么。

十二月十日 星期一

工作老展不开，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急躁，晚上睡觉也睡不着。我听了别村扎根子同志将工作开展起来了，更有些急。我马上想，着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检查为什么开展得这样慢呢？原来是我还没下苦功夫，没能艰苦地、深入地钻进去。比如她前次下湖打柴，我没跟着下湖去帮她。早上, 我没起早下河突出地感动她。就是说我还没有特别关心体贴她，没有把她的痛苦当作我的痛苦在想，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必须改变过来。

早晨，我一起来就帮她扫树叶。上午，我开会回来连忙过去同她一块在园子里扫，扫完后，又连忙主动地到树林子里扫，就这样，我扫了很多。

饭后，我俩又去打柴，由于锄头坏了，没上山，在田埂上挖了点。我经常想找机会同她谈谈，在挖得差不多的时候我问：“生春（贫雇农主席团主席）跟你谈了什么？”“土改的事唦。”“土改要靠我们贫雇农起来当家做主。”

我又问：“你想不想起来做主呢？”“靠我一个人不行唦，要靠他们。”“为什么不行，靠谁？”我带着疑惑的口吻说。“是的，靠你一个人不行，要大家都起来，但是千人走路，一人带头，你敢不敢起来当家呢？”“我不会说话，我们妇女当家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话说岔了呢？”“说岔了怕什么，自己说错了，改正就是。”“是的，可以学习。”她连忙接上说。我想她可能是有顾虑。随后，她不说话了，我非常着急：她为什么老不多跟我说些呢？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二

饭后到农会开全体干部会，魏处长做报告表扬了一些工作认真负责的同志，如老王等。对比一下自己的工作，我感到很惭愧，决心要进一步地与菊姑建立好感情，要关心细致地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去体贴她，耐心地去帮助她。比如昨天看戏吧，我心里老想着，一定要很亲切地接近她，把她喊在一块，我事先搬了一条板凳准备看戏时同她坐在一起，这些都做了。看戏时（看的歌剧《赤叶河》），演一幕我讲一幕，同时经常注意她的表情，为什么她不哭呢？为什么在她的脸上看不出同情呢？她有时还随着别人笑—地主狗腿演的花板眼应是人见人恨的，为什么会笑呢？望着望着，我常常感到灰心。—菊姑好是好，但毕竟她是没有受过地主阶级直接剥削的人。她究竟能不能成一个好的根子呢？但是我又警觉着自己，别这样想吧！我是不是光看了她落后的一面呢？

这是不是老魏说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在土改过程中思想感情的流露呢？尽管我是在这样地警觉着，可是在碰着有些具体问题时，我总要犹豫。住她家、同她一起劳动的的确确有好多天了，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对我没什么感情呢？昨天还有一件事可真叫我灰心，我那样地接近她，而在看完戏回家时，她在人缝中挤呀，口里喊信娣和润娣却没听见喊我。我回来后，很松劲，问她戏怎么样，她只说地主狗腿子演得好。我费了蛮大的劲，以为她会跟我诉很多苦的，最后什么也没有。这时我出现了泄气的情绪，不言不语地上床睡觉去了。可我睡不着，心想不能气馁，要想了解她，就得下更大的功夫让她了解我。

今天我们又看了戏，情况比昨天要好多了，回来睡在床上算谈了些问题。

我说：“你看地主该几狠，我们就要把他打倒唦，怎样打倒，就要依靠我们贫雇农，就要依靠像你像罗生春一样的人起来打倒。我住在你家一直要住到把土改搞彻底了，像润娣的幺爷那里（二区）一样，没收了地主的五大财产，分给贫雇农了才会走。”她说：“是的唦，像我屋里能分一个柜子和一个睡柜就好。”我说：“是的呵，以后把地主斗倒了就有分的。怎样才能斗倒，还要贫雇农组织起来了，把中农团结好嘛。”她的大女儿润娣插嘴问了：“为什么要团结中农呢？”我说：“中农也是劳动人民，他们也是种田人。”“是的，中农田地、家具都有，以后分东西就先分我们，有多的再分点他们。”

她补上这一点。这一晚这一阵子的谈话虽说得不多，但我感到很高兴，她总算主动地说话了，这增加了些我的信心和决心，一定要好好地帮助她。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三

开了妇女会，我就接着回来与菊姑一块磨荞麦。早晨烧火时，我就找她谈苦，把她过去跟我谈的那些—她十几岁时在娘家就去打柴、吃野菜，母亲是怎么被坏人拐出来卖给别人做小媳妇，后来又卖给别人当丫头，以及父亲的死，后来她娘三个怎么帮别人做工，一斤油娘三个吃一个月等内容，我又重新给她讲了一遍，再问她还有什么苦没有？“穷人的苦说不完啊，我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是背呀驮的，没伸头一日的，等下吃了饭我坐着好生地跟你谈。”听她这样说，我真欢喜不过了，所以一开完妇女会，我就借她要磨荞麦的机会，跟她一起边磨边谈心。“你这个人哟，等下把事情做完了再说唦。”虽然她是带着一点埋怨的口吻在说这几句，可是我感到这几句话非常舒服，感觉到她是对我熟了，随便了。我笑着愉快地回答她：“对的，等下谈。”磨荞麦时，她负责推磨，我就往磨盘中间的小孔放荞麦，看着她快推累了，我俩就互换，如此循环。

我望着菊姑是真变了，变得很亲近我了。变的原因除了我们在生活上建立了感情外，生春与她的谈话是有很大影响的。真的，吃完晚饭后，她就一五一十从头到尾把她的苦诉了，当诉到遭孽的地方时，她的眼睛确实被眼泪润湿了，看上去很难过。我静静地听着，也不急着去启发她和引导她，中途只是干巴巴地提了几句：你怎么会穷的呢？看，你丈夫是怎么害病死的呢？还有你的小孩是不是害了病没有钱不去诊治，最后导致死去是吗？为什么没钱？主要是被地主剥削走了，地主把穷人的田都剥削去了，要是你有田就不会是这样的。她也认为我说得对，最后还说：“地主的剥削压迫是我没诉过的。”

晚上五个根子开第一次诉苦会，老汪讲了话，菊姑就开第一炮讲了。她的确是一个苦命人，但对地主阶级还没有认识。自从开完这次诉苦会后，我感到我们彼此一天天地在亲近，在靠拢，她开始了解我们是做什么的，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四

早晨，菊姑一起来就帮忙做饭去了。开会时，看着小成、生春他们都在忙着昨日布置的工作—串联对象。吃早饭时我问起菊姑，得知她也在做串联工作，她一面舂米一面就喊着宏坤的老婆扯了有关串联的事，还说竹英太忙了，等下抽空跟她谈，说着她就端着碗跑去与竹英一块吃饭，边吃边谈起地主罗保太要租谷剥削的事，去引导竹英诉苦。根子们这样积极肯干，真是我们料想不到的，检查出我们过去的工作的确是落在根子的后面，根子的要求远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却老硬性地要求根子诉苦，究竟诉苦的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提高阶级觉悟。我们交换了意见，决定以后要正面提高根子的阶级觉悟，认识整个地主阶级。大家感觉到，我们的根子都有了进步，都有了觉悟。我心里也很高兴，心想：“是的，菊姑的进步也真是快。”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五

第一次串联的十个人晚上在庙里集会诉苦。我十分注意菊姑的表情，我见她坐在桌子跟前的板凳上，别人说话她一直蛮注意地在听。诉苦结束，生春和有些人讲了话。啊，很大的声音，菊姑在讲：“我们穷人是那样遭孽，吃不了好的，穿不了好的，我们穷，就是受地主压迫剥削穷的，今日子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不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哪有荒开，我们哪有果实吃。我们干部同志来了，帮我们撑腰，我们这个时候不翻身几时翻身，我们有啥苦的都吐出来，贫雇农团结起来，把地主打倒。”菊姑说的这几句话表明她的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前天说没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今天就认识到，凡是穷人都受了地主阶级剥削。开什么会，她总是劲头大，蛮认真的。难怪老王说：

“闸菊真蛮好。”如果我会引导的话，她确实是蛮好的。我有点担心能不能很快地把她扶植起来呢？尽量地努力吧！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菊姑上街买了一碗豆腐煮萝卜汤，老要我吃，隔壁九九家送给她一碗肉丸子汤，也要我吃，汤里面有几片肉和个把肉丸子。当时，我心想：“他们一年四季都吃不上肉，这几片我怎么能吃掉呢？不吃，夹几块萝卜片吃很好了。”可是菊姑非抢着夹不行，夹了两三次，先给我夹一块瘦肉，我只好吃了，随后又夹一大块肥肉，我实在不想再吃下去，夹回去了。可是她却又接着夹上一块瘦肉，真没办法吃下去。过了一会儿，她趁我不防备时又把大半个肉丸子夹给我了，我要是抢着退回去也不行了。她和她的两个女儿都没吃上嘛，那几片肉我就吃了好几片，不能再吃了，我连忙离开了桌子边。这是菊姑的真实感情，她是在关爱我们。不只是从这一件事情上看出，从她喊我们的同志为老某某的谈吐中，我认为她有些与以前不同。

吃晚饭的时候她的头有些痛，喊她上床睡了。本来这天晚上应该由她主持开第一次贫雇农小组会，烧饭前她也谈过怎样开会—要大家诉苦、串联等，突然病了，感到很可惜，失掉了一个锻炼的机会。我只好把她的大女儿润娣叫回来照顾她，我就参加她的小组会暂且主持开会。我回来比较晚了，但她并没睡着。她问我饿不饿、要不要炒饭吃？这时我没想着饿，我在想怎样才能把她当作是我的妈病了一样的感情？怎样用这样的感情去体贴她呢？

想了半天，决定把手电筒递给了她说：“你晚上要起来的话用手电筒方便些，晚上有急事喊我或是润娣。”这样我就睡了。我这样做，不知是否能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晨起，到农会听老魏传达县委会议精神及各重点村工作情况。后来开根子碰头会。

下午回来，菊姑老远喊我吃饭，问串联的事，她说：“做么事的人哪，不串！？”从这句话里我似乎觉得她当家做主的思想开始树立起来了，随着她的进步，我的情绪也比较高涨。

晚上选小组长，她随便选了闸玉林—认得一点字、会说几句话的人，她自己没想着怎样争取当小组长。当时看了她选小组长的场面，我又动摇了白天对她的看法—当家做主的思想究竟有没有？我马上又认为她的觉悟是有限的，心里感到有些不舒服。回来她睡，我把灯吹了不睡，坐在她的床沿上问她为什么自己不想当组长，选闸玉林，她能说会道，她的觉悟高不高呢？

她的苦受也不多，能不能替穷人办事呢？菊姑说自己的记性不好，不会讲话。

我把女的当乡长、八区刘九的故事讲了一些让她听，随即批评了她：“思想没打通。”—这句话很刺激她。后来我想到用这样的口吻批评她是不妥当的，还是应该想办法诱导，效果会更好些。随即问她：“思想通了没有？”她回答：

“一下思想上打不通，看以后慢慢学习吧！”看样子她认识到自己有些不对了，我才结束了谈话。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一

今天，我们召开了根子骨干会，原来的根子加上第一批串联的五人共有十人。开完后我就回去帮菊姑烧火煮饭了。我的目的无非是想同她建立起更深厚的感情。我有时怀疑自己的思想有毛病，难道是我体会不到农民的感情—究竟怎样才算深厚？她对我的感情是不是不深厚？

饭后，老郑带菊姑到李家集治眼睛，这点是她再喜欢不过的。在这中间我没有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也没有体谅她的病痛，认为她这种喜悦的情绪表现了她自私的落后性。她很乐，我却并没有她那样乐。因为我要求她的老是想让她进步、再进步，一有点与自己的工作要求不一致就急躁，抱着单纯为了工作的需要去建立感情，这就失去了感情的亲切性。

晚上到农会开全三村贫雇农会共115 人参加。菊姑眼痛中途就回家了。

我回来时，她还没睡着。于是她对我说：“我的眼睛早就疼了。”我问：“为什么不早回？”“又怕你批评唦。”她能够这样直爽地跟我谈，说明她同我是没隔阂了。但我进一步觉察到，我前次生硬地批评她的确是做得不对。原因在哪里？原来是我主观上的错误，总是在拼命地想不费劲就能让她一下进步成一个什么事都晓得的人。这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做事真没有分寸，深感自己能力不足。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二

选贫雇农组代表，菊姑被选上。回来后，我问她：“选上了代表敢不敢当？”“现在随便选我做么事都干。”听她这样说，我的思想情绪随之高涨起来，又感到菊姑有培养前途。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

提贫雇农主席团候选人名单，菊姑未被提上。听老王说菊姑在会上没发言，并告诉我领导意图—主席团名单就没打算有菊姑。我听了后思想又出现波动，还有些松劲，认为培养好菊姑难度太大。后来，我做了自我检查：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要立马纠正过来。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

闸菊参加了选举贫雇农主席团，候选人就已经没有她，所以我对她也不可能有什么期望。但是由于白天我与老王谈话的结果，认为还不应该放松对她的培养，将来成立农民协会时还可选上委员。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使我放松对闸菊培养的松劲情绪有些安定。（注：现在客观地说，闸菊未选入贫雇农主席团并不是我的工作不到位，而是由闸菊本身的条件决定的。她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没有直接受地主的压迫剥削，当然不及直接受地主压迫、剥削、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条件好。闸菊能选上农协委员也算完成了培养任务，没什么可遗憾的。）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三、十四日 雨

早晨，区里分配工作，我被调到四区，因为老袁非要我和小石一起去，再三经过区委县委的同意后，终于我同他一起调到侏儒八村，这是赵政委亲自领导的一个重点村。（注：老袁指袁小眉同志。革大的干部组成三个土改工作队，袁小眉为二队队长。当年他是革大校刊《革大生活》的主编，后来调到湖北人民出版社辞书编辑部任编审，前些年已病逝。小石指石紫同志，我和她当年都是《革大生活》的编辑干事。）

早饭后，我们整理行李出发，按计划坐船到玉贤三村停一夜再走。我们到达三村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见到了贫雇农主席团罗生春主席、先桃、闸菊等人。他们还是那样热心地在工作着。虽然我们走后，罗生春曾发生过细微的思想问题，但很快解决了。见面时握着他们劳动的手，特别是握着他们觉悟了的手，我感到非常愉快和亲切。他们说的每句话都是充满着纯朴的感情：

先桃：侏儒山是个荒野的地方，下去工作时多注意些，一个人不要单独走。

闸菊：工作后回来时，一定要从我们这里过。土改后，我到武昌玩时去看你们。

罗生春：工作还是要积极搞，尽我的力量为人民做事，不贪污，不搞鬼。

还有走时，虽然天还刮着风，下着雨，罗生春和先桃还是热心地为我们找船一直送到十二村。这些都叫我们感动！

到了十二村，雨未停止，我们上岸后烘干了打湿的衣服。这里的人们与三村一样地热情招待我们，两个小伙子见我们没雇到船，硬是出来想办法搭篷船亲自送我们。

船外面的风很大，细雨不断地吹打在他们的脸上，我们却坐在篷船内厚厚的草堆里。大家不禁感慨：“这毕竟是经过觉悟的农民，感情多真挚！”

就这样的，在晚上十一点多我们抵达侏儒山四区。

二月十七日

这回下去的这片村（包括记塆、郭家垸）仅只有我一人（老袁告诉我下村后要负责一片村的工作，我深感到工作任务的加重），但比起第一次单独进村工作时，我的胆子大多了，顺利地住进一家贫农家里。接着，我访贫问苦，了解村子里的情况。

二月十九日

我汇报情况后，赵政委做了分析，情况非常复杂、混乱，群众普遍感到无霸可反、无田可分、宗派矛盾很厉害，各人说各人塆穷，还互怼他塆封建，尤其是万塆最为厉害—大家集中地说万塆封建势力大。看样子迫切需要干部深入到贫雇农中了解情况，开大会大张旗鼓地召集全村群众宣传政策。

二月二十至二十二日

赵政委在学习会上，强调干部要深入到贫雇农中进行“三同”，目的是让政策贯彻到真正的贫雇农中去，结合了解情况，诉苦挖根，算剥削账，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查敌人，即查恶霸、查逃亡、查阴谋。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住户问题。

群众白天都闹生产，挑石灰，不好深入进行工作。同志们有这种感觉，我也有这种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求大家必须与群众进行“三同”建立感情，住户不在家，到别家去。

二月二十六日

工作上总是不能令人满意，到如今同志们都是住在贫雇农家里，连一个根子对象都不能肯定，或者肯定了也不是十分好的对象—认为苦不大、仇不深。

我的住户倒是一个贫农，自己三斗九升田，七口人，必须靠卖工生活—挑石灰。但他的历史不是很纯朴，过去爱玩牌，挑灰又是个领头人，看那样子总觉得有些浮华，不满意。可实际情况如此，连这样的人（田少的）也很难找，怎么办？只有在矮子里面选长子。

他最想不通的一点是，认为有些旧组织的贪污可以原谅，觉得记夫坤（老武装委员）工作积极，买的新衣服是自己卖牛的钱。后来，经过我与他的谈话，他想通了组织对记夫坤贪污的处理是正确的，群众都感到满意，也使他从思想上弄通了做干部不该贪污的道理，还承认了原来的认识是错误的。

三月五日

赵政委问我：“能否搬到衡生家（注：一个农民根子，受过阶级敌人的威胁），怕不怕？一定争取破案……”

为了党的工作，为了人民的翻身事业，我能怕什么呢？不怕，我决心搬过去，工作再艰苦些也要搬！

到衡生家住并没什么可怕的，最让我害怕的是衡生的妈妈的病—严重的第三期肺病，真叫人有些担心。

可是为了工作，我得耐心地住下去。

我将衡生家十分肮脏的桌子给收拾干净了，还帮他烧火、洗锅、打开水，这些都是为了建立感情。从这中间我的确感到衡生的可怜，心想我应该克服一些个人的想法，不顾忌一切困难站出来手牵着手共同战胜敌人的威胁。

晚上，衡生跟我谈了些问题（有关受阶级敌人威胁方面的），我真希望以后他能跟我谈得更多些。

四月十三日

我真气死了，但气得再狠，脸上不能表现出来，这是在做群众工作啊！

郭家垸的群众为什么这样难发动呢？经过几次与恶霸的斗争，我又看到了其他塆斗地主的情形。这是什么原因呢？居然一些人不愿开会，不来或者溜号。

有人分析了一下不愿开会的原因：自私，白天生产，晚上睡觉；怕斗了国民党引来杀头之祸；受地主苦不深。我看除此以外还有：虽经过几次的斗霸，郭家垸一向没有苦主，不是斗霸的主力军，对恶霸的罪恶体会不深，必然斗争性也差；阶级成分复杂，这个塆真正常年种田的仅八家（贫雇农四家），其余多是在汉口做米粑、卖草纸等生意人，受地主苦不深，有些还染上城市小市民的一些习惯，不纯朴；扎根串联没很好突破根子串联，有些草率（有的人没很好诉苦），这样，觉悟低，组织松弛，组织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

代表们急躁了，“明日不在这片村搞了，参加别村的。”“这搞么事，耽误了生产，工作没做好。”对此，我只有用更多的话鼓励他们，让群众安心下来。

五月十日

田分下去了，群众的情绪有些转变。

记福庭（雇农）分田后表现积极，说：“过去一直没田种，今天可有了。”

章业明分田后，很快很高兴地写好牌子插在所分的田上。他心想：以后再不愁吃不愁穿了，过去打了满仓的谷都一箩筐一箩筐地送给了地主，以后打了谷全归自己。他觉得十分满意。

另一位久已失去土地的雇农说：“我们种了多少年的田，年年栽了多少秧，可是自己却没有一点秧，今年可真是跟自己栽了，分我三斗五升水田、两斗旱田，这是多不容易的事啊！”

他们打心底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帮助穷苦百姓在土改中觉悟起来斗恶霸、斗地主，分田地，求得翻身和解放。

眼看着这些过去失掉了土地的农民同志们，今天重新得到了属于他们的土地，我们也十分兴奋、欢快。祝贺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伟大的胜利，未来的农业生产将蒸蒸日上，我们的祖国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另外，土改工作队对队员有严格的要求，要求严格执行中南局规定干部下乡土改八大纪律：

1. 严格执行政府法令，认真掌握土地改革的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不得违犯。

2. 坚决保护农民利益，不得包庇地主，不得附和地主的叫嚣。

3. 依法惩办不法地主，坚决领导群众开展合法斗争，打击地主抵抗与破坏的行为，但是防止乱打乱杀。

4. 明确划清敌我界限，不得丧失立场，制造与参加乡村的宗派纠纷。

5. 绝对禁止贪污受贿，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不得侵占斗争果实，不得假公济私。

6. 切实服从农协的决议，尊重农民的意见，凡事要和群众商量，不要个人决定强迫推行。

7. 坚决服从上级的指示，不得阳奉阴违，不得各自为政。

8. 严格请示报告制度，不得虚报情况，不得报喜不报忧。

从上述日记中可以看出，从参加土改工作的第一天到完成土改工作的整个过程中，我时刻面临着各种考验。

第一天，身患感冒，晚饭后呕吐，第二天一大早仍然扛着沉重的背包（注：

背包里有铺盖卷和日常用品等物），总计步行十多里、坐船十多里，最后抵达目的地。对于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考验。

前述“考验之二”则是对生死观的考验。初下农村，面对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我感到害怕，怕地主和坏人报复（当时的确曾听说有的土改工作队员被地主杀害的事）。只有批判了个人主义的生死观，树立革命的生死观，才可能大胆深入到贫雇农中开展工作。如同后来赵政委问我敢不敢住衡生家时，我当时站在革命的立场对生死观所持的态度那样。

前述“考验之三”是能否过生活关。同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说起来简单，实行起来也充满矛盾。我第一次的住户是个寡妇，身患咳嗽和眼疾。洗脸时，她要我用她的毛巾；洗脚时，她仍然要我用她的毛巾；睡觉时，还要我同她睡一个被子。虽然心里感到不舒服，但是我为了开展工作，咬牙坚持按照住家的要求做了。后来还碰到更严峻的考验，住衡生家时，衡生的母亲身患晚期肺结核，为了开展工作，我冒着被传染上的风险仍然坚持住下去。

前述“考验之四”是如何访贫问苦、如何扎根串联、如何同所培养对象建立深厚的感情，帮助其迅速提高无产阶级觉悟，树立当家做主的思想。搬到闸菊家时，开始闸菊不让我住她家，经过做工作住下后，思想感情却是格格不入，直到我坚持同她上山砍柴，陪她下湖打柴，帮助磨荞麦面，生活上关心她，生病时照顾她，同她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看革命歌剧，边看边给她讲解，反复同她讲地主阶级如何剥削贫雇农、贫雇农要起来当家做主等道理。最后终于打动了她，能够同我交流思想，并能够站出来为贫雇农工作。从三区调四区工作后，我坚持按照培养闸菊的经验做，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帮助贫雇农建立贫雇农主席团，帮助建立农民协会主席团，帮助划阶级，发动贫雇农起来反恶霸、斗地主，分田地，直到胜利完成土改任务。

在整个土改过程中，我坚持执行中南局对土改队员的八项要求。在有关领导对土改工作队队员做报告时，要求队员过好“土改关”。我庆幸自己做到了这点。通过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我从实践中进一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过去在湖北革大学习时，仅仅在理论上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现在则是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同时，在激烈的阶段斗争的烈火中，进一步锤炼了革命的坚强意志。

1952 年6 月，土改结束后，劳沫之同革大的部分土改队员合影。前排右三为劳沫之。摄于湖北省汉阳县侏儒山。

在侏儒八村工作期间，我不知召开了多少小型群众会。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会议都在晚上召开，有时一直开到深夜。散会后，我独自一人拿手电筒路经一坟地走回住地时，起初常怀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恐惧心理。我年幼时，常常怕鬼，不敢单独乘凉、单独睡觉，更不敢单独走夜路。此时的恐惧心理已经不是怕鬼（深知世上并无鬼），而是惧怕挨斗争的反动地主分子等坏人报复。幸好我在锻炼中成长，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后来每当经过坟地走夜路时，注意提高警觉，观察四周动静，以防不测。时间久了，胆子也逐渐大起来。

全国土地改革“经过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财产，进行复查和动员生产等步骤。到1952 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整个土地改革中，约7 亿亩的土地分给了约3 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免除了农民高达3000 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 到70%”。（据新华社电《新中国成就档案 新解放区土地制度基本完成改革》，载2014 年9 月27 日《北京青年报》。）

我热烈地庆贺伟大土地改革运动的辉煌胜利！我也十分欣慰地庆幸自己经受住了参加土改过程中的种种考验！

2015 年春初稿

2018 年春改写

第五章 大学岁月

1956 年8 月27 日，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国际新闻班报到入学，终于实现了我的大学梦。早在1955 年我曾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准考证都已领在手，但工作单位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未能获批准参加考试。1956 年1 月14 日至20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后，全国形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511 页］。当时，由于大学缺乏生源，国务院专门做出决定，支持国家机关、学校和部队中的年轻干部报考大学，加速培养各方面具有科学知识的干部队伍。在此大背景下，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申请终获批准。

1954 年，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新闻系。于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55 年4 月29 日正式成立，地址设在东直门海运仓11 号大院（现为东直门医院所在地）。首任系主任为党中央委派筹办新闻系、时任《人民日报》

1957 年春假游长城。劳沫之（左一）同英语班的几位同学一起，在詹天佑铜像前留影。

副总编辑的安岗。安岗从17 岁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46 年到1982 年，曾先后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并长期坚持到第一线采访，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经验。原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曾说：“安岗是我们党培养的第一个新闻专家。”1982 年，中央又委派他创办《经济日报》，并任该报总编辑直到1986 年。新闻系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案，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为：“既懂马列主义和人类知识的精华，又有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掌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要学习大学所需要的各种课程，又要突出新闻的重点的新闻多面手。”安岗同志还强调：“要学生掌握自己的命运，会写、会调查研究、会干事。干什么？干社会调查。到印刷厂学工人的操作，掌握工人的操作能力，干一些实事，干一些与新闻有关的实体，如剪报社，要在学和干中间培养塑造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党性、业务专长和做人的修养。”（见安岗《回忆50 年前办新闻系》，载《成长的岁月》第7 页）新闻专业四年制本科开设的基础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现代革命史等；必修或选修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语法修辞、文艺学引论、外国文学、中国通史、逻辑学、外语等；新闻业务课程，主要有中国报刊史、外国报刊史、新闻学概论、新闻摄影、报纸编辑和评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批判、新闻工作专题讲座与讨论等；另外还设有体育课。新闻系学生的宿舍是一座五层的大楼，号称红楼。我被安排在二层一间朝南的宿舍，共住有5 人，3 人属国际新闻班英语专业、2 人属国际新闻班法语专业。海运仓大院里，有教室、礼堂和大操场。在教室上小课，在礼堂上大课或听专题报告，记得系领导曾请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礼堂为新闻系的学生做过“新闻自由”的专题报告。在操场上体育课或开运动会。国际新闻班英语专业，在大学的头一年，大部分时间花在学英语上。

第一学期开始，用一个月的时间，由胡明扬老师教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习英语的语音和国际音标。以后，根据考试成绩，将英语专业的学生分成两个小班，分别由不同的老师上课。我所在的小班有十几名学生，每周有14 节英语课，由黎禄生老师教英语语法，卢济晟老师教口语。黎老师每次课都布置作业，我每次都认真完成。黎老师早年留学知名的剑桥大学，教我们时已是副教授。

不知何故他终身未娶。退休后，星期天他常同英语教研室要好的老教师一起，到北海公园聚会呼吸新鲜空气。没想到他在72 岁时被咽喉癌病魔夺走了生命。

当我到他的住所清理遗物时，竟然没有一件值得保留的物品！当时我一阵凄然！第一学年，我们学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著名教授何干之曾在礼堂给我们讲过这门课的大课（各专业的学生都参加听课）。另外，我们还学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二学年，我们学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开了政治经济学课。由于我入新闻系之前，曾在湖北中南财经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夜校，1956 年度政治经济学班学习并经期满考试成绩优等，因而系办公室同意我免修这门课。我们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课时，还着重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考试采用抽题口试的方式。

我记得当时我抽的题内容同毛主席的《矛盾论》有关。我一口气回答了50 分钟。

哲学系主持考试的范芒老师未向我进一步提问，就给我判了一个“优”的成绩。

现在回顾起来还感到美滋滋的。体育课学得也很正规。刘志珍老师教我们跳箱。我当时对跳箱很发怵。薛文智老师教我们仰卧起坐、俯卧撑等项垫上运动，教我们学高低杠、平衡木，还教我们跑百米、跑800 米、跑4×400 米接力赛、50 米跨栏，还曾带领我们到什刹海学游泳。在系里举办的运动会上，我曾参加800 米、4×400 米接力、50 米跨栏等比赛项目。记得一次50 米跨栏比赛，我即将到达终点跨最后一个栏时， 却意外地绊倒了低栏，摔了一大跤，膝盖也擦破了皮，真是遗憾至极。刘老师还教我们打篮球。教我们如何上篮、如何人盯人、如何联防。我也曾同曹道明一起参加系里举办的篮球比赛。当时还设有一、二级劳卫制（全称为“劳动卫国体育制度”），要求的项目达到标准后即发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制发的“劳卫制证明书”。

五姐妹校园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劳沫之、张赫玲、曹道明、关涛、沈智。1960 年7 月摄于铁狮子胡同一号。

1958 年6 月，我获得了一级劳卫制证明书。我的一级测验证的“测验成绩记录表”上列有100 米、800 米、跳远、扔手榴弹、俯卧撑、跳箱、劳卫操、平衡木等八个项目的成绩，还有对球类的要求。根据这份“一级测验证”上各项达标的成绩领取“一级劳卫制证明书”。我班体育委员张慎趋为了帮助我训练提高二级劳卫制百米短跑的速度，多次在铁一号灰楼东面的人行道上陪我奔跑，终因未达二级劳卫制百米速度的要求而未能获证。1956 年冬，学校在紧靠我们宿舍大楼南面的场地上围了约二百平方米的空地，采用人工制冰的方式，建了一个溜冰场，并设有出租冰鞋项目的服务。可见学校对锻炼学生身体之重视。我和同班同学，也是室友的曹道明，数次下晚自习后，来到溜冰场溜冰。由于没有坚持到底，而未能在冰上滑行自如。

开学不久，系领导对新闻系学生所进行的入学教育也令我难忘。首先由系主任安岗同志向全系学生作动员，介绍各个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和要求。

接着向全体学生布置一个作业：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谈谈为什么学新闻，并写成一篇短文。根据同学们所写作业看，有代表性的想法是，通过学新闻，踏上工作岗位，日后能当名记者，进而成为名作家。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

国际新闻班英语专业一位同学，在作业中就曾用四句话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想法：“相机肩上挂，握笔走天下（这一句话记得不很准确）。今日名记者，他日大作家。”用今天的眼光看，一名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闻工作者，在完成新闻报道任务的前提下，成长为名记者或名作家应该是无可非议的。而这种追求，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新闻系的培养目标，却是格格不入的。针对同学们在作业中反映出的问题，安岗同志又向全系学生着重谈了如何端正入学动机、如何实现新闻系的培养目标等问题。这一入学教育，为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7 年反右斗争中，我们十一、十二班也未能逃脱不幸的遭遇。十二班有两位同学被错划为右派，而且有一位是1958 年补划的。这位同学回原单位后，据说被降了三四级，遭遇十分悲惨。我班团支部有两位共青团员被划成中右，均被开除团籍。其中一位因赞同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而划成中右。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内蒙古大学任校刊编辑，后来调回湖南老家一所中学担任校长。

遗憾的是，系里为错划的同学平反改正时，却一直未能得到他的信息。在反右斗争中，有大字报批评系领导不应对国际新闻班过于特殊（当时教学计划中要求国际新闻班的学生学会开汽车、速记和打字等内容），并提出取消国际新闻班的建议。1958 年，系领导采纳了这一建议，取消了国际新闻班，但仍保留了英语、法语、日语、俄语等语种，学习不同语种的许多学生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联部等单位，成为驻外记者的骨干，或者成为驻外分社、记者站的领导干部。同年，新闻系从海运仓搬出，迁到东城区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段祺瑞总统府所在地，现为张自忠路三号）。

学习英语的第十、十一和十二班包括法语班的男女生宿舍都安排在灰楼第九号楼的第二层。学英语的十一和十二班共有10 名女生，同住在一间约50平方米的房间，后来被班里的同学称为“十大姐”。这十大姐是：大姐韦宗帼，四川人；二姐关涛，河南人；三姐劳沫之，湖北云梦人；四姐吴芝兰，湖北宜昌人；五姐沈智，上海人；六姐张赫玲，河北人；七姐肖泽贤，四川人，八姐王耀青，山东青岛人；九姐曹道明，山东菏泽人；十姐黄鸿文，浙江人。

佩戴“中国人民大学校徽”留影的“十大姐”。前排自左至右韦宗帼、关涛、吴芝兰，二排自左至右劳沫之、沈智、张赫玲、肖泽贤，后排自左至右王耀青、曹道明、黄鸿文。大约摄于

1958 年。

真是来自五湖四海。当时关涛任十一、十二班党支部书记，我任系团总支委员和班团支部书记。宿舍里有四张上下铺的架子床，两张单人床。高个睡上铺，矮个睡下铺。王耀青和韦宗帼、关涛和沈智、曹道明和劳沫之、黄鸿文和张赫玲分别睡上下铺，吴芝兰和肖泽贤睡两张单人床。室内还有八张课桌和两个书架。住宿和自习都在这间屋子。有时也到教室或阅览室上自习。“十大姐”在这间宿舍相处约两年半时间，彼此之间建立起纯真的友谊。这个集体也成为和谐团结的象征。在政治上共同进步，在学习上互相促进，在生活上彼此关心照顾。我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在恋爱过程中，我曾碰到不愉快的事而痛苦不堪，关涛体贴入微地开导我，使我迅速摆脱痛苦，以积极的态度化解矛盾。在大学毕业时，趁大家奔赴工作岗位之前，我于1960 年7 月9 日在新闻系结婚。关涛还热情洋溢地将她的爱人送给她的一本用英文按月编排的袖珍记事本转赠给我。在记事本的扉页，她亲切地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小沫：在你结婚的日子里，我把这个小本转送给你。”在7 月9 日的这一页上，还煞费苦心地写道：“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祝你永远美好，永远幸福。在一封未寄出的信上，我曾经录了这样一首诗，再次写在这个小本上：‘爱情必须双方珍惜，随着年代的岁月。恋爱不是长板凳上的叹息，也不是月下花前的散步。有泥泞，也有雨雪—既然得一辈子共同生活。恋爱仿佛是一首美好的歌，可是好歌却不容易谱写成功的，它需要双方的努力。’”我记得这首诗出自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第一部，作者为苏联诗人史杰潘·施企巴乔夫。早在1954 年10 月11 日，我就将这首诗摘录在一个随手的小本上，一直保存下来。这次关涛送给我时，我感到特别熟悉，特别亲切。卓娅是我喜欢的第一个女英雄，也是影响我最深的第一个女英雄。在苏联影片《丹娘》中，卓娅在德国法西斯刽子手面前坚贞不屈、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形象令我永志不忘。在7 月9 日我结婚的日子，关涛将她的一张酷像卓娅、我最喜欢的照片送给了我，在照片的背面还热情地写上了勉励我的话：“永远像卓娅一样纯净、正直、无畏。—给小沫。”7 月9 日，她还送给我和治华一本1959 年1 月版由郭沫若编选的300 首民歌—《红旗歌谣》的书籍，书中还有24 幅精美的插图，作者包括力群、古元、米谷、张光宇、黄胄、袁运甫、周令钊等著名画家。在书籍封面的背面还题有：“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沫之治华结婚纪念。”署名为沈智和关涛。关涛给我的这三件礼物，表达了她对我的深情厚谊。我很珍惜这三件礼物。虽然离开大学毕业的日子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它们一直伴随在我的身边，激励我善待生活，努力奋进。我的另一位同窗好友曹道明送给我的结婚礼物是一把精致的檀香扇。扇骨由檀香木制成，上面绘有一男一女的古代人物，还有“秋香采菊”的题款；用绢布制成的扇叶上，绘有一位坐在假石上手执蒲扇酷似林黛玉的仕女，在仕女的前后方，还绘有几棵开满粉红色花瓣的小树。檀香扇装入一个长方形有机玻璃罩的纸盒中。由于密封好，直到现在，打开盒盖，仍然檀香扑鼻。我不知当年小曹究竟花了多少钱买这份礼物。要知道我们当时上大学享受的是调干助学金，按入校前的级别（上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要求是工作三年以上的党团员）分为两档：国家行政20 级以下的每月助学金25 元，19 级以上的每月29 元。当时每月的伙食费：中灶15 元，大灶12 元5 角。另外还需要买必要的学习和生活用品。小曹每月的助学金为25 元，也不知她为了给我买礼物，是如何节省其他开销的。

关涛为姚治华、劳沫之拍的结婚照。1960 年7 月9 日摄于铁一号花园。

姚治华、劳沫之自拍的结婚照。摄于1960 年7 月。

     我手头上保留了1959 年11 月我给耀青和耀青给我写的两封信，见证了当时“十大姐”在政治思想上是如何互相鼓励共同进步的。我当时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为了鼓励耀青不断进步，我给她写了这样一封信：（注：是我写信的底稿）耀青：我知道这些天因为入党问题，你很激动，从别人联系自己，想到很多很多。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你从中得到教益，鼓起勇气更好地前进！支部讨论小黄的入党问题是团的喜事，也是我们的喜事。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下，今后一定会不断地出现这种喜事。这学期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下学期还有整整半年，这段时间，还不算太短，我希望你好好把握这段时间，有信心地坚持不懈地努力，严格思想改造，不断地提高对党的认识，条件成熟了，党是一定会接受你的申请吸收你入党的。我很想找你谈谈，但不知怎么谈起。因此，只好把我最想说的几句话这样地告诉你。愿你愉快，愿你不懈地努力！

沫之

11 月8 日

耀青很快给我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沫之：

你对我的希望、对我的忠告深深地感动了我，也给我以莫大的鼓舞。

看到通知以后，一方面为小黄高兴，为党高兴；一方面也很为自己难过，等到星期五晚上，就不可抑制地来了一个大暴发。

这几天我思想上一直在进行着两种思想的斗争，积极的思想不能说没有，但在某种程度上，消极思想占了主导地位，我对于自己入党问题的解决完全抱着失望的态度。

今天中午赫玲批评了我，也鼓励了我。你的来信对我来说，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我想这一切不正确的思想都会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逐步得到解决；一切消极的思想都将化作力量，争取尽早解决入党问题。

我感谢你的鼓励，但更希望来自你处的批评，我一定努力改正不虚心的缺点，希望你帮助我。

期待着你的帮助！

耀青

11 月9 日晚

前几天，当年的党支部书记关涛对我说：“根据当时王耀青各方面的表现，已经具备入党的条件，只是由于当时新闻系的党组织执行了‘左’的路线，限制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的名额，以致未能吸收她入党。”在毕业前我班党支部仅吸收黄鸿文一人入党。耀青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政治上日趋成熟，不仅入了党，还成为国家安全部一局的局长。

大学毕业后，韦宗帼分配到《河北日报》，关涛分配到《人民日报》，沈智分配到山东大学，张赫玲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肖泽贤（注：叶志雄、张玉书等人提前于1958 年分配到新华社工作）、曹道明分配到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黄鸿文分配到《陕西日报》，我和王耀青留新闻系任教。王耀青后来调原单位公安部工作。吴芝兰留语言文学系任教，后调《人民文学》

杂志社。数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只要有“十大姐”的成员从外地来北京办事，在京的成员就相约聚会，畅抒纯真的友情。不幸的是，泽贤、鸿文、赫玲和沈智先后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在铁一号两年半的时间，系里着重给我们开了新闻专业课，以及现代汉语语法、修辞学、逻辑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文艺概论等课程。甘惜分老师讲通讯写作时，分析《西瓜兄弟》《桌上的表》

《谁是最可爱的人》和《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作品的主题思想和写作技巧，仍记忆犹新。安岗老师讲马克思和列宁的政论文立论如何高屋建瓴及其表现手法时，讲得娓娓动听。特别是他每次做报告都有新意，包括时事报告、新闻界的动态等内容，听后能给人以启迪。因此，他每次做报告教室的座位都被听众占得满满的。余致浚老师讲报纸编辑的党性和真实性、蒋荫恩老师讲制作新闻的标题和报纸版面的编排类型，这些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对新闻摄影课饶有兴趣。肖绪珊老师将我们十一、十二班的同学分成若干组，每组三人，并分配一台徕卡照相机和一卷135 胶卷，各自选有关场景轮流拍照。照完后拿到暗房实习冲胶卷的全过程，直到将照片洗印出来。肖老师曾带我到东郊红星农场北京鸭养殖场参观拍照。我拍了一张在养殖场附近水渠里游动的一群雪白的北京鸭，照片洗出来以后，肖老师还将它张贴在我班的墙报上。程默老师也曾带我到红星农场畜牧场参观拍照，他指导我用“追随”的方法拍了一张奔驰的群马图。通过学习，我系学生从事新闻报道时，在采写新闻稿的同时，还能选拍新闻照片，使新闻做到图文并茂。各类文学课，使我较系统地学习了鲁迅的作品，学习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柳永、李后主、李清照等著名诗人和作家的代表作；还学习了屈原的《离骚》，关汉卿的《蔡文姬》《窦娥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学习了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桃花扇》《西厢记》《老残游记》等经典著作；还学习了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日出》，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等名著。赵澧老师比较系统地讲授外国文学课，使我有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著名大师的原著。例如托尔斯泰的《复活》

《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死魂灵》，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诗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马雅可夫斯基诗选》《莱蒙托夫诗选》，以及高尔基等苏联作家的著作。我还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贝姨》，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歌德的《浮士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易卜生的《傲慢与偏见》《娜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司汤达的《红与黑》，以及其他国家许多作家的作品，提高了文学修养，也有助于提升我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除了教师课堂传授知识、课后钻研书本知识之外，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系领导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协助北京市有关单位办了二十八张基层小报。

我班参与办了两张小报。即1958 年东城区办的《整风报》和1960 年朝阳人民公社办的《朝阳公社报》。班党支部派我利用课余时间同一位新闻业务班有办报经验的学长一起，到东城区参加办《整风报》。我们根据区党委的要求，组稿、编稿、采写新闻、排版、画版样，直到报纸印刷出版。这位学长指导我如何编稿、如何排版画版样，我还采写了一位名叫马淑媛的街道积极分子的事迹，写了一篇人物通讯刊登在一期的《整风报》上。1960 年班党支部派我同班里的七位同学一起，离开校园，到朝阳区朝阳人民公社办《朝阳公社报》。

我们住在咸宁侯生产大队老乡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在我系派驻公社的宋瑞祥（后改名石凤山）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根据报道任务，分别到八里庄、老君堂、咸宁侯、长营、高碑店、十八里店和小红门等有关生产大队，以及英家坟、小红门和种畜场、修配厂、公社砖厂等单位采写新闻，使我们的新闻采写能力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完成办报任务后，我们根据在办报过程中，到公社所属的各个生产大队和有关单位深入采访、调查研究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1960 年5 月9 日，由我代表十一、十二班，在铁一号小礼堂向全系师生汇报了朝阳人民公社全面跃进的情况。

完成《朝阳公社报》办报任务返校途中，在双桥车站候车时留影。前排左一为劳沫之。后面的背影者是班党支部书记关涛。摄于1960 年4 月。

1960 年1 月7 日至3 月25 日，系里还组织十一、十二班的同学到朝阳区朝阳人民公社咸宁侯生产大队和双树村生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白天分别深入到农民家做调查，晚上组织农民开会讨论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等论题，进行整顿人民公社的学习。临近结束时，在广泛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十一、十二班的同学共同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公社天下无灾年》，并油印成册。现在看来，提法完全违背了客观规律。不仅这份完成调查报告违背了客观规律，我所做的朝阳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情况汇报中也有不少浮夸的内容。在朝阳人民公社参加咸宁侯生产大队和双树村生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已经亲眼看见由于“左”的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恶果—不仅劳动挣不了多少值钱的工分，家家还都靠欠生产队的钱而生存。

当时生产队大办食堂，农民吃饭不要钱，而造成粮食的极大浪费。

我们在朝阳人民公社办报实践中所了解的情况，在咸宁侯生产大队和双树村生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做的社会调查，都印证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结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

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农业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到了严重挫折。”（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为了使学生从实践中更好地掌握报纸编辑和排版，以及拼版、排字、校对等知识，1958 年，系领导着手筹建新闻系印刷厂，厂址设在铁一号东侧靠马路的一排平房里。设备有中文铅字架、有各种字体和型号的铅字，还有英文排字架，有用铅铸字的工具，有一台平版印刷机等必要的设备，还请有熟悉印厂业务的工人师傅做指导。所有设备都是有关新闻单位对新闻系的支援。记得为了满足铸铅字的需要，曹道明（入校前曾在冶金部工作）和我到冶金部，请求王鹤寿部长支援新闻系一定数量的铅。王部长当即指示曹钢局长从天津所属单位调拨500 公斤铅托运我系支援办印刷厂，满足了铸字的需要。印刷厂厂长由各年级班干部轮流兼任。新闻系协助基层办的许多小报就是在系印刷厂出版的。

后来印刷厂还增设了英文排字的业务。利用暑假，班党支部还派我到五十年代外文印刷厂学习英文排字和拼版等业务。学成回系之前，班党支部曾派同学前往五十年代外文印刷厂，以说快板的形式向有关工人师傅表示感谢。

1957 年9 月20 日至10 月9 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大办水利的要求。

从1958 年到1960 年，北京修建了怀柔水库、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我系各年级学生分别参加了后两座水库的修建劳动。1958 年4 月，我们十一、十二班的同学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十天。男女同学住在老乡家，每天一大早要走数里路才能抵达工地。食在工地，短暂休息在工地。 吃的是窝窝头就北京咸疙瘩菜。当时，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同学们不怕苦不怕累，清晨，迎着朝霞，一支支劳动大军分别在飘扬的“刘胡兰小队”“海鸥小队”等队名红旗的引领下，迈着矫健的步伐，高唱革命歌曲，涌向十三陵201、202……工地，奔向影壁山、莽山和水库坝基。每天劳动任务分两大项，一是用铁锹铲土，二是用两个竹筐担土运土。尽管沙石凝得坚如铁，铲土者铲得硬石直冒火；尽管运土的距离远，挑土者争取多装土、装满筐，只挑得担子上上下下闪得直发响；尽管料台越来越高，同学们踏上搭起的木板，也能把沙石担到最顶峰。个个越干越逞强。

不是上天赐给了他们一双铜腿和铁臂，也不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累，只因为他们心怀一个坚定豪迈的信念：为社会主义，为人民造福，为战胜大自然。在战天斗地的十天中，我一直是担土运土，挑着竹筐来回奔走，虽然劳动强度不断增大，幸运的是，我和同学们一起都经受住了劳动的考验，圆满地完成了工地所交给的任务。1958 年冬季，我们又参加了羊房工地修建水渠的劳动。

这次比十三陵水库的劳动更艰苦。大家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劳动。记得我曾同几位同学一起，手执竹板，高声说快板，鼓舞大家的斗志和劳动热情。男生用铁镐刨地，一镐下去，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白色冰坑，要刨多次，才能刨起一块冰土。就在雪地上吃午饭。送来的窝窝头半斤一个，已经冰凉冰凉，每人一个，就几块北京咸菜。我不记得共劳动了多少天。

五姐妹在十三陵水库劳动工地留影。前排自左至右沈智、劳沫之。后排自左至右黄鸿文、曹道明、肖泽贤。摄于1958 年4 月。

在农业发展纲要中，还涉及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毛泽东同志1958年1 月3 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中指出：“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户人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二十七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早在1957 年10 月12 日，毛泽东同志审阅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就指出：“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除“四害”最初指除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后来经解剖，发现麻雀肚里除有粮食外，还有大量的害虫。因此，1960 年3 月16 日和24 日，毛泽东同志两次强调：“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遵照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从1958 年开始，新闻系领导在学生中开展了除“四害”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年级各班开展评比竞赛，互相到宿舍检查卫生，定期向系办公室汇报打麻雀、除掉老鼠的数字和捕打苍蝇蚊子的情况。

我当时曾到东四六条人民大学的办公区和家属区的屋顶上，用竹竿轰赶麻雀，也曾到东城区鼓楼人民大学的印刷厂，爬到高高的屋顶轰打麻雀，两次轰打，均一无所获。在城里找老鼠更是不易。一次星期天，我以团支部的名义，组织团员，自费乘公共汽车到朝阳人民公社双树村生产队中的稻草垛里找老鼠。

搬开草垛，用水灌老鼠洞，忙活大半天，也未抓到一只老鼠，大家只好扫兴而归。

现在看来，当时要求在短期内就除掉“四害”实在是太脱离实际。直到今天，苍蝇、蚊子、老鼠不是还存在吗？有的学生宿舍尚发现臭虫的踪迹。在住房及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备的情况下，除“四害”谈何容易！重要的是要国人持之以恒，养成讲清洁卫生的良好习惯。

1957 年12 月8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中谈道：“以十五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见《毛泽东年谱》第3 卷第260 页）1958 年6 月7 日，在中南海住处同十位驻外大使和即将出任驻外的大使谈话中，毛泽东同志说：“钢今年要翻一番，搞到一千万吨，后年可到三千万吨。”（见《毛泽东年谱》第3 卷第366 页）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党中央制定的1958 年要实现的钢产量指标为1070 万吨。一时间，全民投入大炼钢铁的热潮。新闻系也不例外。我不记得全系大炼钢铁的全貌，只记得在铁一号花园西南角的平地上，挖了一个约四尺见方宽、三尺深的大坑，我和法文班的邱伟钜身穿大棉袄挑灯夜战，手拿铁锹，不停地向坑中投料、翻来覆去地铲料，不记得当时炼钢的铁料从何而来，也不记得当时用什么做燃料，只记得坑膛燃得很红火，溅出的火花竟然将我棉袄的背面烧了好几个黄豆大的洞。最后炼出的却是类似蚯蚓屎的一大块疙瘩。曹道明告诉我，她当时是一座土高炉的炉长，系里曾发动学生走出校园，挨家挨户地收集破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

据关涛说，王耀青家住北京，曾将家中的铁锅交给系里炼钢。曹道明说，系里土高炉炼出的钢有关单位还派人来验收。如我所述，那种类似蚯蚓屎的大块疙瘩能叫作钢？用它充数，岂不是自欺欺人！如此大规模地动员全民炼钢真可谓劳民伤财，幼稚至极！用15 年赶上或超过英国也太不切实际！据2016年1 月11 日《北京青年报》上谭浩俊所写文章中指出：“特别是钢铁行业，产能已达到超半过剩的水平，近12 亿吨的产能，市场需求也就在6 亿—7 亿吨左右。”时隔56 年，前后对照，令人感叹当年大炼钢铁期望完成指标的艰辛和无奈，如今令人为我国钢铁事业的迅猛发展而骄傲！只是我国虽已成为钢铁生产大国，但拥有的主要是粗钢，即钢坯，不如日本拥有大量的特种钢、合金钢。因此，要在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

实习组同学在哈尔滨电机厂和《电机工人》编辑部的同志及工人师傅一起合影。前排左二为劳沫之。摄于1958 年12 月。

1958 年冬至1959 年春，系领导安排十一、十二和十三班的学生（注：自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合并到人民大学新闻系以后，系领导重新编班，将原来十一、十二班编成十一班，北大新闻专业的学生编成十二、十三班）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办的《机械工业周报》实习三个月。除部分学生在北京编辑部实习外，大部分学生组成若干记者组，分赴重庆、上海、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为周报采写新闻。记者组设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工厂的招待所，住在招待所，食在工厂的职工食堂。除完成周报的采写任务外，我们还参与所在工厂厂报的办报工作。我和十一班的曹道明、黄鸿文、杨青、张文潾、王宝叶、杨铭圣、张蕴春同学一起，被分配在哈尔滨记者组。实习时间从1958 年11 月24 日至1959 年2 月20 日，住在哈尔滨电机厂招待所，厂报名为《电机工人》。周报有报道任务时，就分别到有关单位采写新闻，完成周报任务后，就按厂报编辑部的要求，各自深入有关车间了解情况，发现新闻，采写新闻。当时厂里正在生产72500 千瓦水轮发电机。我曾深入三车间浸胶工段抢救线圈现场采访，为激动人心的场面和工人师傅忘我劳动、不怕牺牲的精神写了一篇《一场激战》的特写，刊登在厂报上。当年，我还写了一篇记事文，具体描述了实习组的同学与《电机工人》编辑部的同志一起赶写生产捷报号外的情景。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同学们同车间工人师傅打成一片，想工人所想，急工人所急，积极参与办厂报的高昂热情。请看这篇短文：

传单—号外

“喂，杨青同志在吗？二万五千千瓦转子只要四个小时就可装配完呀！……”这是水轮机车间梁主任打来的电话，不等他说完话，我就赶紧把耳机递给了杨青。“噢，是吗，我马上就来！”“好家伙，又该出号外啦！”

杨青扔下耳机就边笑边说地跑出了办公室。

根据劳逸结合的精神，咱们厂规定每月初一、十五是休息日。今天恰好到了十五，该轮到倒大班的休息了。

“现在正处在‘寸金难买’的时候，还能休息？！我们坚决请求党委允许不休息，放卫星要紧！”工人们都这样说。

一个车间是这样，两个车间是这样，党委不批准也不解决问题。

《电机工人》编辑部的同志在生产这么热火朝天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尽管已经下班好久了，尽管有的同志还没吃晚饭，编辑部的同志们仍然在忙着研究情况，忙着分发下午刚印好的金工翻一番的号外。

“赶啦，赶啦，再怎么也赶不过车间的生产。”都这样默默地想着。

“真是一个大卫星，第三台二万五千千瓦转子仅一小时三十分装完，比第一台提高效率三十二倍！”杨青带回来的这一句话又叫编辑部沸腾起来了。

“啊呀，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小黄说。

“赶紧出号外，连夜赶出来！”我说。

“来，马上就拟稿！”

编辑部的同志全把杨青包围住了。由杨青执笔，你一句我一句，不到一个钟头稿子就出来了：

《电机工人》号外 1958 年12 月15 日 星期一六车间装配创惊人速度

第三台二万五千千瓦转子仅一小时三十分装完

比第一台快三十二倍

本报消息：十四日下午五点三十分，鞭炮声中，六车间领导亲自敲锣打鼓，拿着喜报，祝贺装配小组以惊人速度仅用一小时三十分钟的时间放出第三台二万五千千瓦转子装配“卫星”，大大突破领导提出的四十小时定额。比第一台（用四十小时）提高效率三十二倍。

这个小组在党委号召下，个个雄心勃勃，决心在高产月中突破总装关键，放出高产“卫星”。经过全组同志细致的研究，采取一系列措施，向党提出用四小时完成一台二万五千千瓦转子的装配任务，确保年任务的完成，为明年超额完成任务创造条件。

他们在总结第一、二台装配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做好准备工作：找好水平、把压板压好、准备好工具和零件；小组工人进行周密的分工，安排好工作次序，使每一个人都明确自己所负责的工作，这样仅用一小时三十分钟就完成了第三台的装配任务。

“快，上铅印室去！”我说。

“早没通知不放假，排字工人都回家啦！”小黄说。

“怎么办？这么大的事情不能拖时间呀！”杨青和文潾抢着说。

“走，咱们自己干！”还是老戈（《电机工人》的主编）干脆。

一招呼六个人全跑下去了。铅字架不熟也不怕，人多，眼疾手快就有办法。

不到三百个字的短稿一下裁成了四个小段，一个人几十个字或者两个人几十个字，分头拣，分头找。

沿着铅字架一排一排、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地找。有时候找得很顺利，“高产‘卫星’、生产任务……”都串在一起，一会儿就找出来了；有时候怪得很，哪怕你查遍了整个铅字架还找不见，于是不得不互相求救，互相支援：

“老戈，突破总装关键的‘突破’在哪儿？”

“啊，我刚才还拣过，就在铅字架二排的左下角。”

“怪不怪？细致的‘致’就是没有！”

“一致的‘致’可以代替。”还是老戈的声音。

……

就这样从晚上九点拣到十一点，拼好版是深夜十一点三十分，校对完近十二点。然后搬到地下室（我们的印刷机设在这里），请一位临时自愿留下来帮我们的装订工人上版子，准备开印。

当平版机的马达轰轰地开动起来的时候，大伙的心也随着在颤动。大家聚精会神地等待着印出的第一张号外，争相传阅。看着这长方形的、红的、绿的、黄的、深褐色的号外，激动，兴奋，愉快，轻松。拿着小小的号外看了一遍又一遍，看着敲锣打鼓报喜的题花，想想六车间装配创惊人速度的消息已经可以很快传开去，一个一个都看着号外不怕重复连连地说：“真漂亮啊！”“真美啊！”

就这样，一张、两张，直到三千张地印下去，我们也一张、两张，直到三千张地盯着。当印完最后一张的时候已是午夜两点十五分，但大家丝毫不觉得累，不觉得困；相反地，想到过几个小时咱们亲手编印的号外就要和全厂职工同志见面的时候，感到特别轻松愉快。

当我抱着一沓一沓五颜六色的号外，踏着地下室的台阶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时候，不禁想起了这些：

从书本上，从影片里，我看见过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地在地下室，在敌人所不能发现的地方印过传单；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宁、斯维尔德诺夫等革命导师，在不知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印过传单，以及如何把这些传单一张一张传送给工人和劳动者的情景。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虽然不自由，但充满了信心和喜悦。

现在，我们也钻进了地下室，但我们印的不是传单，而是号外；我们不是一张张地秘密传送，而是敲锣打鼓地大声呼喊：“发号外，发号外！”

不管是传单还是号外，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的。

所不同的只是：

他们为了夺取革命政权，直接跟统治王朝进行宁死不屈的搏斗。我们为了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正勇往直前地向大自然开战，向科学高峰攀登。

传单—号外

号外—传单

昨天—秘密

今天—公开

没有昨天的传单

哪有今天的号外

没有昨天的秘密

哪有今天的公开

传单—号外

号外—传单

让革命的火炬永远高举！

让革命的火炬永远散发出灿烂的光辉！

（1958 年12 月中旬写于哈尔滨电机厂，1962 年7 月23 日，暑假期间整理于铁一号中国人民大学职工宿舍）

一次，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亲临哈尔滨指导工作，下榻哈尔滨青年旅行社。他约见我和曹道明（我俩分别任哈尔滨记者组正、副组长）向他汇报工作，还热情地留我们同他一起共进午餐。当时尚处在困难时期，大米和白面供应紧张。我们在职工食堂就餐，主食是玉米粒、高粱米饭，只有春节两天，才能吃几顿大米饭和面条。汪道涵副部长叫了几道可口的菜，就着香喷喷的白米饭，我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汪部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曾同张文潾一起坐火车，到远离哈尔滨的北安五三工具厂采访。当时正值隆冬，车窗外，只见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广袤的大平原。我们住在厂里采访五六天，由张文潾写了一篇通讯，完成了周报的报道任务。

在三个月的实习中，实习组所采写和组织的稿件被《机械工业周报》刊登的消息、通讯、专文、诗歌等体裁的稿件38 篇，图片14 幅。实习组所采写的稿件被《电机工人》刊登的消息、通讯特写、专题文章、言论、诗歌、文艺创作等体裁的稿件222 篇，摄影的图片3 幅。通过这次实习，做到了将所学新闻理论知识同新闻采写实践紧密结合，增强了独立采访的活动能力。

在深入工厂车间采访中，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工人师傅的优秀品质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们。

冬天的哈尔滨室内室外两重天。室内暖气的温度很高，仅穿一件薄毛衣即可；室外却是刺骨的寒冷，走在大街上，风雪吹打在脸上有刺痛之感，辽阔的松花江千里冰封，从此岸到彼岸的冰面上可穿行载重马车。尽管这样，我们实习组的全体成员星期天还是兴致勃勃地前往松花江上溜冰嬉戏，好不乐哉！有时星期天，我们还在招待所宿舍高唱当年流行的苏联歌曲。黄鸿文唱的《三套车》的嘹亮歌声如今似乎还在我的耳际回响。

在这次实习中，我有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由实习组王宝叶等同学采写的多份一机部在哈尔滨召开的“蚂蚁啃骨头”现场会的新闻报道稿件，我通过邮局寄给《机械工业周报》编辑部，编辑部竟然未收到。我至终也未弄清寄稿件时究竟出了什么差错。作为记者组的组长，深感辜负了采写新闻的同学的一片辛劳，也深感邮寄稿件时，应正确、仔细运用好通信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学四年期间，我们全班参加了四次国庆的庆祝活动。

1956 年10 月1 日，我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前观礼台西侧的马路上做一名执行标兵：站在指定的标兵点，协助维持游行队伍的秩序。那天，游行刚开始，天公就下起雨来。我穿的粉红色连衣裙全被浇湿，入学前新买的一双浅褐色的皮鞋也灌满了雨水。参加活动前怀着喜悦的心情，以为这次能见到毛主席。

没想到我站的位置离天安门城楼很远，连城楼都看不见。回校后，食堂的师傅为我们煮了姜糖水，每人一碗，以防感冒。1957 年和1958 年的10 月1 日，我的任务则是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广场上，手执红黄色的两束纸花，根据组织者的指令，一会儿举红色，一会儿举黄色，组成“国庆”二字的图案。

只有当仪仗队和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城楼，我们随人群奔向金水桥时，方可看清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向群众挥手的形象。1959 年10 月1 日，这次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庆，天安门广场放完焰火后，参加联欢的群众围成一个个圆圈载歌载舞，有跳集体舞的，有跳交谊舞的，有表演独唱、小合唱等节目的。那天，毛主席和中央的其他领导陪来访的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和群众热烈的庆祝场面。天公又一次不作美，毛毛细雨下个不停。我和全班同学一直坚持在雨中翩翩起舞，直到联欢结束。

有一年国庆前的一个夜晚，我还曾受韦宗帼友人的安排，以高昂的热情前往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节仪仗队和各种彩车通过天安门城楼的彩排预演。

我穿着厚厚的棉衣站立观礼台，直到凌晨才返校。

1960 年5 月毕业前夕，在秦珪老师的指导下，由我和九班的海明、七班的华凤兰三人执笔，写过题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宣传中高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旗帜》的论文，约8000 字。铅印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学学术批判报告会材料，供讨论用。我对如何开展科研工作有了初步尝试。我留校后，在“左”的思想领导下，曾参加《中国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一书的摘编工作。

对当时若干新闻理论著作和新闻教材中的一些正确观点做了错误的批判。新闻系这一“左”的错误，直到1961 年中宣部派来工作组，拨乱反正，才得到纠正。

我也从中受到深刻教育。

劳沫之“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证”上的照片。摄于1960 年。

大学四年不平凡的经历，让我不仅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才干，树立了从事党的新闻工作的正确观念和追求目标，明确了应遵循的原则和应走的道路，而且享受了纯真深厚的友谊。还有令人欣慰的是，我获得了由德高望重的吴玉章校长签发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文凭”和“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生奖状”

两本珍贵的证书。

2015 年完稿

2016 年3 月修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四年级十一班毕业留念。三排左一为劳沫之。摄于1960 年7 月21 日。

第六章 学为人师

“为人师表”这四个字的分量是沉甸甸的。无论何人，凡从事“教师”

这一职业，其肩上的重担都是沉甸甸的。怀着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敬畏之心，对其职责不敢有丝毫怠慢和闪失。随着教龄的日益增长，我对这一体会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深刻。

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用白话说就是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讲授六艺经传、解答疑难问题的人。既然如此，老师自己就要先于求学的人弄懂有关专业的道理，并熟知该专业的规则、技艺和技能，方能胜任其职责。因此，教师要与时俱进，随时代的变化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增长自己的才干，在这点上，可说是永无止境的。我牢记教师神圣的职责：

“传道受业解惑”学为人师，甘当净化心灵的工程师。

从1960 年5 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至1995 年3 月离休，我从教近35 年。在校内，我先后讲授过《新闻概论》《写作基础》《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等课程。在北京、天津、乌鲁木齐、大连、沈阳、营口、哈尔滨和济南等地的有关单位，我也讲授过《新闻采访》与《新闻写作》课。

1975 年3 月下旬至1977 年春，由北京大学、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北京电台四家（后加上北京电视台）联合举办了三期新闻短训班，每期五个月。

我被北大中文系党总支委任为新闻短训班的党支部书记。同四个新闻单位的四名党员干部组成支部委员会（北京日报社的张颂甲同志任副书记），在五个单位党委确定有关领导同志组成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新闻短训班的教学组织工作。新闻短训班的培训对象为北京市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员，为加强北京市各级党委的通讯报道干部和工农兵通讯报道队伍的建设服务，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一、二、三期结业后，许多优秀学员成为北京市新闻战线的骨干。第一期结业，留下部分优秀学员于1975 年10 月，采取师生结合的方式，编写、出版了《新闻作品试析》一书。书中评介了《峭壁千仞脚下踩冰川 纵横任我行 登山运动员向新华社记者谈突击珠峰顶峰的经过》（新华社拉萨1975 年5 月30 日电）等优秀消息作品，以及新华社记者采写、载1974年10 月16 日人民日报的《训水记》等优秀通讯作品。还评介了《在反腐蚀的斗争中前进—北京市崇文门第二旅馆的调查报告》（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宣传组调查组，载1975 年第四期《红旗》杂志）等优秀调查报告。

留校初期，在老教师的传帮带之下上讲台讲授《新闻概论》专题课，接下来讲授《写作基础》课。在这段时间，初为人师，对教师的职责缺乏足够的认识，有时授课前，备课不够充分细致，曾在课堂上念错了字，回想起来深感愧疚，辜负了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后来主要讲授《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课，逐渐积累了讲授经验，备课比较充分，对没有把握念准的字词，不厌其烦地查阅有关词典、辞海，以防重犯错误。新闻采访与新闻写作课常有大量的作业要批改。有时讲课的前一天，将讲课内容写好讲稿后，还要花许多时间批改作业，并要对学生的每篇作业写评语，肯定其优点，指出其不足之处。每篇作业的评语力求准确，符合实际，因而要字斟句酌，颇费时间，有时熬到凌晨两三点才上床休息。当时，我的宿舍在朝阳区，离东城区铁狮子胡同一号（现改为张自忠路三号）有七八站路的距离，要赶上铁一号早晨7时开往西郊的校车，最晚清晨6 时得乘上15 路无轨电车。因而仅休息三个小时就得起床赶公交车。一次乘15 路无轨电车，实在是太困，闭目养神时眯着了。我当时身背米黄色人造革的大书包，讲稿和学生的作业装得鼓鼓囊囊的，一个小偷以为包中有钱财，将我的书包从侧面用刀划了约5 寸长的大口子，未见有钱包才放手。对小偷这一作案，我竟然毫无察觉，直到讲完课才发现书包上的大口子，才想到是小偷所为。当时真庆幸我的讲稿和学生的作业未受损失。由于我的学识有限，或者对学生做作业时的实际情况不甚了解，以至在批改作业时，有的作业不该修改的地方却做了不准确的修改。事后发现颇感遗憾，从内心检讨自己的失职行为。对我的失误，有关同学却抱以包容的态度，未加追究。这是我要特别感谢同学的。它也鞭策我日后批改作业时谨慎从事、多加推敲，避免再出现类似的闪失。

在给1991 级学生讲《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课时，我还曾兼任该级一班的党支部书记和班主任。有时讲完课后，还要深入到男女生宿舍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和需求，而不能乘返回铁一号的校车，不得不等工作做完以后自己到人民大学东门乘公交车到白石桥，再倒两路公交车回铁一号住地，到家已是晚九点多了。校系领导充分肯定我的工作，1993 年11 月10 日，由黄达校长签发，1992—1993 学年，曾被评为系级优秀班主任；1994 年11 月，由李文海校长签发，1993—1994 学年，再次被评为系级优秀班主任，分别授予我优秀班主任证书。

尔后，高等教育部对高校教师的考核逐步正规化、制度化，作为高校教师必须具有教育部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经审核，高等教育部发给了我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1984 年5 月10 日，中国人民大学授予我“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纪念章”和“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纪念证书”。1984 年12 月，北京市高等教育局、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给我颁发了从教三十年证书。1986年11 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给我颁发了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的荣誉证书。1992 年9 月，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授予我从事新闻工作30 年表彰证书。2008 年11 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向从事新闻教育年满30 年以上的教师颁发了水晶石奖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数十位老教师享受了此殊荣，我被列入其中。

镶在水晶石奖牌内的上方用白色楷体字写有“中国新闻教育贡献人物劳沫之老师”，水晶石奖牌内的中央用红色两排楷体字写有“勤奋耕耘 桃李芳菲”

八个大字。水晶石奖牌内的底座左面用白色楷体字写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字样，右面是红色圆形的该委员会的印章图案。

不仅外观看上去十分高雅精致，更珍贵的是，这是具有权威性的专业委员会对长期从事新闻教育的老教师业绩的肯定。据悉，我校新闻学院领导高钢同志领回数十座奖牌时，曾引起有关兄弟新闻院校同行的羡慕。由此，足见我院师资根基之雄厚。这也鞭策我们，为我国新闻战线培养出更多更称职、为党和人民信任的栋梁之材，更是责无旁贷。2011 年7 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给我颁发了荣誉证书，祝贺我加入中国共产党58 周年。同时颁发了水晶石制作的纪念牌座一尊。纪念牌的基座上有校党委书记程天权“入党为民 教育强国”的题字，八角形的水晶石纪念牌上镶有鲜红的党旗，刻有红色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八年纪念”和“1953 年”（注：这正是我入党的时间）的字样，勉励我不忘初衷，坚定信念继续前进。

梳理近35 年新闻教育的历程，我有五点深切的感受。

第一，为学生的杰出成就而感到无上的荣光和骄傲保育钧，1961 年考入我校新闻系，1966 年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

社工作长达30 年，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秘书长，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后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注：补记。不幸的是，2016年5 月31 日被疾病夺走了他74 岁的生命。）在其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值夜班期间，他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敢于担当的高度责任感，编发了一张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照片。1984 年10 月1 日，新中国成立35 周年庆典大会上，北京大学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时，几个学生突然打出事先写在床单上的标语：“小平您好！”几个站在金水桥头上的记者抢拍下这个镜头。当晚，他在《人民日报》

社值夜班负责主编二版。快到签字付印时，一位编辑从图片组拿来这张照片，问他敢不敢放二版刊出。他问：新华社有没有发这张照片？答：没有。当时他有点纳闷：这就怪了，这么如实反映群众情绪的好照片，怎么不发？有人说，新华社是按计划发稿的。北大学生擅自夹带游行标语，肯定不会为他们发稿。

此话提醒他注意宣传纪律。按原计划，不发这张照片，不会捅娄子，不会犯错误；从实际出发，编发这张照片，有可能被扣上违反宣传纪律的帽子。经过几分钟考虑，他决定编发这张照片，哪怕是明天挨处分也在所不辞。他认为，“小平您好！”这张照片如实、准确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邓小平的感情。第一，它没有称职务，而是直呼其名，显得亲切；第二，它不是高呼万岁，而是一声“您好”，道出了人民与领袖之间的平等关系。照片见报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响。原来，北京市有关部门还正在追查北大学生这一“违纪”行为。制作“小平您好！”标语的学生拿出登有这张照片的《人民日报》后，追查才作罢。不久，一些媒体记者采访了制作标语的学生。“小平您好！”从此传开，叫响。拍摄这张照片的人民日报记者王东，也因此多次获奖受表彰。（参见2006 年11 月香港商报出版社《与祖国共命运》第105—106 页保育钧所写《我这四十年》）我同保育钧曾有多次交往。记得1978 年年初，余致浚等老师和我一起，受保育钧的邀请，赴《人民日报》社参加报道全国科学大会。分配任务后，我和余老师先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采访该所党支部书记，李书记详细介绍了陈景润、张广厚、杨乐等数学家的情况，谈到了数学所提倡一种人梯精神，即老一代的数学家为年轻的数学家提供人梯，让年轻一代数学家站在年老数学家成就的肩膀上往上攀登，一代传一代。这一精神很崇高，很值得提倡。

我们白天采访了一整天，还采访了杨乐（张广厚出差在外，陈景润身体欠佳）。第二天，还到北大数学系采访了系主任丁石孙，以及张广厚、杨乐的导师庄圻泰教授。第二天晚上，我即利用铁一号传达室的公用电话（当时各家各户除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家安有电话，普通教职工家均无电话）与保育钧联系（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正值夜班），将我们所采访到的情况向他汇报，并着重谈了数学所的人梯精神。当晚，保育钧根据我们所采访到的素材写了一篇赞人梯精神的短评，并于第二天见报。由于采写教研室有我的教学任务，要我提前回校，还加上其他原因，故未做进一步的报道。

保育钧入学的第一年，系里安排的课程有一门是《写作基础》课，目的是通过立意、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手法，提高学生凝练主题思想和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教师在课堂上讲授记人、记事、记地的专题，结合有关范文做具体分析，每讲完一个专题，布置学生写一篇作业。记人、记事、记地各写一篇。除此，为了锻炼学生的观察描写能力，还在课堂上提供中央美术学院著名油画家王式廓的代表作《血衣》画作的印刷品，要求学生写一篇作业。我当时正教保育钧所在班的《写作基础》课。记得保育钧每次作业都很认真，所写作业，主题鲜明、文理通畅、字迹工整。记地的那篇，通过叙述、描写等表现手法，他将家乡南通写得很美很吸引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一位与保育钧同班的学生陈锡添，1966 年毕业后分配到湖北日报社工作，1983 年调入深圳特区报社，曾任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现任香港商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92 年被评为高级记者，获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韬奋新闻奖”及广东省新闻“金枪奖”，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及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2 年采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这篇通讯先后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全国计划单列市头条新闻竞赛特等奖、广东省新闻奖特别奖、首届深圳新闻奖特别奖。

1992 年3 月26 日，《深圳特区报》在一版头条刊登了长篇（1.1 万字）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当天上午，《羊城晚报》

在一版右上角详细摘登了这篇通讯。3 月28 日，上海《文汇报》和北京的《中华工商时报》同时全文转载。3 月30 日，《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全文转载，《光明日报》并配有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照片。29 日上午，新华社深圳支社社长蒋顺章将通讯发至新华总社。新华社播发这篇通讯发表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以及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等国内外主要传媒，全文或摘要刊登、播发这篇通讯或发了消息，对思想解放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参见陈锡添《忆邓公“南巡”话当年“东风”》一文，载2010 年11 月新华出版社《桃李芳菲—人大新闻学院校友优秀作品选》）

我除了给陈锡添教过《写作基础》课以外，1964 年春季，我和他同在北京房山良乡窑上公社参加“小四清”运动约两个月。我曾见过他所写的有关简报，思想脉络清晰，文字简明扼要，字迹工整，当时颇令我赞赏。2006 年，保育钧、陈锡添这一届学生数十人，毕业40 年后在人大新闻学院聚会，邀请了当年教过他们的老师座谈，合影留念。由保育钧策划、陈锡添主编并出资10 万元人民币，出了一部同学们写的回忆录：《与共和国共命运》。陈锡添亲手将聚会的光盘和回忆录从香港邮寄给我和有关的教师。

保育钧、陈锡添仅是人大新闻学院历届毕业生中有杰出成就学生的代表。

诸如创作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新华通讯社党组书记、社长，20 世纪60 年代随中国登山队完成攀登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报道的郭超人，以及中央和省市新闻单位的许多新闻业务骨干，还有许多活跃在新闻教学和驻外记者行列中的精英。每当我从电视新闻中见到我所熟悉的面孔和名字，或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我都由衷地感到无比的荣光和骄傲，内心里总是默默地祝愿他们在新闻战线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第二，教学相长，从学生的成功经验中汲取营养，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师说》中指出，教师不一定处处高于学生，学生亦有高于教师之处。

在我讲授《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课时，常常采用学生的优秀作品充实讲授内容。

比如在讲社会新闻的采写时，我曾详细地讲评了徐泓（1965 年入学，1970 年毕业，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写的一篇报道《北京人争赏香山红叶》。这是她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期间，在一次社里组织职工到香山秋游时，见游人如织，“几十万游人涌向这里，一睹香山红叶为快”，“香山公园在本月21 日（礼拜天）出现100328 人登山观赏红叶的盛况”。（引自《北京人争赏香山红叶》）她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现象，趁隙采访了香山公园管理处的知情人士，并查找了有关背景材料，而及时地写了一篇《北京人争赏香山红叶》的消息。这篇消息虽然只有600 多字，但报道内容有深刻含意（反映了当时社会安定，人民群众积极享受生活乐趣的精神面貌），且文风清新、笔调自然、语言亲切。因而获得了1984 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同学们通过鉴赏佳作，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比如在讲授《通讯写作》课时，我曾系统地介绍了孟晓云（1965 年入学，1970 年毕业，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部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室机动记者期间，所采写的《温州风情画（六则）》（载1986 年10—11 月《人民日报》一版），即之一：观念篇，之二：

市场篇，之三：大户心态篇，之四：干部篇，之五：青年篇，之六：妇女篇。

其中《大户心态篇》获1986 年全国好新闻通讯一等奖。她以“独特的视角—心态的触摸”，刻画出了大户的独特心态。作者正是以自己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的独特视角，发现了采访对象别人看不出的精彩。通过这一组新闻通讯佳作的评介，我想让同学们知道，深入到采访对象心灵的重要，寻找报道新角度的重要。在课堂上，我还评介了她的获奖报告文学《胡杨泪》。让同学们深知，只有同采访对象做知心朋友，才能获得采访对象的信任，向你敞开心扉，倾诉真情实感，从而获得别人难以得到的真实素材，进而写出感人的作品。我非常欣赏她在采写体会中所说的两句话：“我明白只要我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便注定了我为‘一天的寿命’奔波终生”；“一旦走上了新闻记者的岗位就准备不断地重新开始”。（摘自孟晓云《普通人 平凡事 平常心—一些获奖作品的采写感受和体会》，载2010 年11 月新华出版社《桃李芳菲—人大新闻学院校友优秀作品选》）。做人民所喜爱的记者就得像孟晓云对记者这个神圣职责的所想所说所做的那样，见之于实践，见之于每次深入的采写之中。

再比如吴杰（1981 年入学，1985 年毕业，1988 级硕士研究生，现为《环球时报》副总编辑）的《新闻采访》的课堂练习。在我讲授《新闻采访》课时，曾接受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和组织部的委托，组织学生参加采写海淀区九位共产党员的事迹。我选择了时任北京市海淀区防疫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李彦鸣同志的先进事迹”为素材，安排了一次课堂练习。我要求学生根据素材，按照通讯写作的要求，拟定补充采访的调查提纲，内容包括：

补充采访哪些问题，找什么人采访什么问题，用哪些方式采访，初步打算从哪个角度采写报道。吴杰非常认真地按照要求，拟定了《关于李彦鸣的调查提纲》，先后深入采访了四位了解李彦鸣的同志，最后同李彦鸣长谈6 小时。

所拟提纲根据不同采访对象采访不同问题，提纲列得很细，一共列出了81个问题，挖掘到一些感人的情节和细节，最后写成近4000 字的通讯：《“他是一个明白人”—记海淀区卫生防疫站党支部书记李彦鸣》。当时党中央强调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要让明白人当家。通讯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对李彦鸣做了具体生动的报道。这篇通讯同其他根据另外8 位优秀共产党员事迹采写的8 篇通讯一起，编入1983 年7 月海淀区委宣传部和组织部编印的《海淀红旗谱》（第四辑）一书。我在讲评这次课堂练习时，特地将吴杰所采写的通讯、所拟的提纲打印成《新闻采访》教学参考材料，并附上《李彦鸣同志先进事迹》的素材作对照，发给同学们仔细研究，使这次拟调查提纲的课堂练习收到较好的效果。

第三，爱才、荐才、惜才是教师的本分

在我从教数十年的生涯中，令我喜爱的学生数不胜数。虽然有些同学毕业离校后从未谋面，但我时时记着他们，关注着他们，为他们的点点成就而喜悦。1982 年1 月，1977 级学生毕业前夕，当秦珪老师让我推荐留校同学名单时，我毫不犹豫地向他推荐了我负责教《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课班的涂光晋和吴国光。涂光晋学习认真刻苦，从事新闻工作的责任心强，能够克服困难，做到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每次采写作业，坚持深入采访，精心写作，成绩优秀。吴国光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无论写消息、写通讯或写新闻作品评介，都能得心应手。在结束《新闻写作》课的一次考试中，我给他判了全班最高分94 分。徐国兴同志曾告诉我，吴国光是他在山东招生时招来的，是当年山东的高考状元。令我欣喜的是，涂光晋如我所愿留系任教，吴国光却不愿留校而分配到国务院有关部门从事笔杆子的工作。涂光晋留校任教，表现十分出色。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先后获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北京市“三八红旗手”、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北京市“教学名师奖”等，担任课程负责人的《新闻评论》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精品课程，两次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可惜的是，吴国光后来因故去了美国谋生。

1983 年，系里招硕士研究生时，何梓华同志曾让我推荐我所教学生中的佼佼者，我向他推荐了人大二分校新闻专业的李海容、一分校新闻专业的程曼丽。我曾在二分校教过1978 级《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课，李海容是我所教班的学习委员，学习刻苦认真，文笔流畅，成绩突出。我曾指导程曼丽写作毕业论文。所写论文主题鲜明，论证有力，文笔精练，字迹工整秀丽，论文成绩为优秀。由于李海容和程曼丽准备充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双双被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后又攻读博士研究生。李海容现在美国哥伦比亚新闻传播学院任教。程曼丽硕士毕业后，先在人大新闻学院任教，并攻读在职博士生，后调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教。曾为该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长、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向系领导推荐上述四位优秀学生一事，我从未向任何人也包括他们本人提起过，我认为爱才、荐才、惜才应是教师的本分。2007 年，我赴澳大利亚悉尼照顾女儿分娩期间，从当地的华文报纸《新时代》报上，读到整版的关于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一位节目主持人婚姻出现裂痕的文章，顿时感到十分惋惜。这位主持人是我系1987 年入学、1991 年毕业的学生。我教过他所在班的《新闻采访》课。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是这个班的班长，也是校排球队的队员。他认真做每次我布置的作业，采写新闻的作业主题鲜明，文理通畅，字迹工整大气，学习成绩优秀。在央视工作中，每次世界杯足球大赛时，他所主持的专题节目有声有色，深受观众喜爱。他实在不应有这次的闪失。值得庆幸的是，他闯过了这一道难关，复出后，精神振奋，以勇于开拓和创新主持了诸多重要赛事的节目，他还是南京青年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要解说者。我还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他所撰写的有关体育的专题文章。

说明他不仅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而且还很勤奋地学习钻研体育专业的知识。

第四，做学生信赖的知心朋友

我为1991 级一、二班讲授《新闻采访》课时，兼任一班的党支部书记和班主任。我在讲课之余，还要深入到同学中做思想政治工作。一次，我同一位班团支部书记交谈时，她对党支部未能尽快吸收她入党有意见，竟然带着意气地对我说：“我不想申请入党了！”当时我听了感到很惊讶，但仔细想想，显然她说的是气话，并不代表她的真实思想，于是我以宽容的态度开导她，劝她虚心接受党支部指出的不足，争取在行动上改正，千万不要再说这种气话，不要放弃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事后我仔细琢磨，她能将这句极端的话亲口向我表白，说明她对我的信赖。1995 年她毕业时，我正好离休，不知她后来是否已入党，但她能分配到部队一家报社工作，说明她政治上是坚定可靠的。

我对徐泓，不仅喜爱她的才华，我同她之间还有一段难忘的情结。1969年冬，我系部分师生被疏散到北京郊区的苏家坨（大部分教职工去了江西五七干校）。我和徐泓（注：她当时毕业正等待分配工作）被安排住在农家一间土炕上。一次夜晚，我们躺在炕上闲聊。她谈起选择男友的想法，谈对高她一年级摄影专业的赵伟有好感。当时，我毫不掩饰地谈了对赵伟的认识，表示支持赞同她的想法。1970 年毕业后，她同赵伟一起分配到张家口报社工作，后同赵伟结婚生子，并一同调回北京中国新闻社工作。有一年的系庆，我同徐泓相见，谈到她与赵伟在张家口报社的近况。她告诉我赵伟的个性很强，生起气来，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2014 年9 月下旬，我拨通了徐泓的手机，得知她调回北京后，一直在北大同父亲住在一起，照顾活到100 岁的老爸，送走老爸后，她依然住在北大。现在她虽已退休，但北大有关部门返聘她到深圳主持一个硕士研究生班的工作。我说：“够你忙的。”她说：“同退休前担任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的工作相比，轻松多了。”因此，现在她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深圳，来回两头跑。由于“文化大革命”，徐泓这届学生入学后未得到系统学习的机会，我也不曾给她讲过课，但我一直把她视为朋友，她也不曾忘记我。1987 年11 月，她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期间，中新社编印了一部厚厚的《中国新闻社稿选》，她特地托人带给我一本，上面就载有她那篇得奖的作品《北京人争赏香山红叶》。我很珍惜这份友谊。徐泓离开中国新闻社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聘任为教授，参与了新闻采写教研室的教学工作。2001 年12 月，她同刘明华、张征合著，完成了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写作教程》一书。之后，她调到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常务副院长，直到退休。

1966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临近黄昏时，在西郊人大校园的南一楼二层东头的走廊上，我和一年级的一位女同学伫立倚靠着围墙，互相交谈着。她向我倾诉了心中的烦恼。她对高一年级的一位男生产生了爱慕之心，却未能得到这位男生的理解。她告诉了我这位男生的名字。我记不清当时我是如何开导她的，也不知我的开导是否减轻了她的烦恼，更不知后来她同这位男生有怎样的结局。

也许她早已忘记了我和她这次的交谈，但我却一直未曾忘记。她当时年仅二十岁，我年长她十三岁。她对一位不曾教过她的年轻教师如此信任，我从心底感激她。作为教师，有什么比得到学生的信任更宝贵的呢？我未曾辜负她对我的信任，一直为她保守住这个秘密。

1973 年6 月，系领导派我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文革”期间，“四人帮”令人大停办，人大新闻系的教职工合并到北大中文系）1970 级一班的党支部书记，并带领该班十几名学生到《北京日报》工商部、农村部、政文部和总编室实习。该班班长郑珉哲为党支部副书记。他学习刻苦，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在班里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我和他相处得很融洽，工作上互相配合，生活上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一次晚上，实习组全体同学开小结会，会议结束时，耽误了106 路无轨电车的末班车，从北京站到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我的宿舍，有五六站的距离，郑珉哲不辞辛劳，借用《北京日报》社一辆平板三轮车将我送回铁一号，我对他十分感激。1974 年毕业后，由于他是朝鲜族，被分配到《黑龙江朝鲜文报》社工作，后任该报的总编辑。

1986 年，我赴哈尔滨有关单位讲授《新闻采访》课时，特意看望了他及其家人。

他告诉六岁的女儿说：“这位阿姨是爸爸的老师。”他的女儿很礼貌地向我鞠了一躬。2014 年9 月下旬，郑珉哲来北大参加1970 级同学的聚会（我因腰腿痛未参加这次聚会），聚会结束后，他同我通电话后，我才得知他已退休，迁居青岛，女儿已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他还说，有急事明天要赶回青岛，下次来京，一定登门看望我。我和郑珉哲也可称得上是知心朋友。

劳沫之带领学生在山东济南《大众日报》实习期间，同实习组部分同学在《大众日报》社门前留影。左二为劳沫之。摄于1964 年夏季。

第五，对学生中出现的问题，要循循善诱，耐心施教，热诚相助

       1964 年夏季，我带领1960 年入学、1965 年毕业的这届十几名学生到山东济南《大众日报》实习。学生被安排到青岛、潍坊、烟台、聊城等记者站参加采访与写作实践。我曾到聊城记者站看望在那里实习的学生。我从报社记者部负责人处得知，在聊城记者站实习的一名学生写了一篇人物通讯，文笔流畅，刻画人物生动，可惜的是发表后，知情的读者反映有的事实不够真实，是作者的“合理想象”。我到聊城后，配合指导他的记者做他的工作，帮助他认识写新闻通讯“合理想象”的危害，要想把人物通讯写得生动感人，就要从深入采访上下功夫，挖掘出生动感人的情节和细节。他从中汲取了教训，以后再没有出现类似的错误。毕业后，他曾到深圳工作，并成为一名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不幸的是，他因病去世。我一直没弄清楚，他本来有一副好的体魄，在学校爱运动，在聊城实习时，下班后常见他奔跑在篮球场上，浑身大汗淋漓，究竟是什么疾病夺走了他的生命？他不仅文笔好，还写有一手秀丽的字，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77 级（1978 年1 月入学，1982 年1 月毕业）的一名学生，我教过他《新闻采访》课。在一次新闻写作的作业中，他借批个人迷信，出现了比较偏激的言论。当时对这篇作业不便写评语，便约他面谈，同他面对面地交换看法。我对他之所以出现偏激言论充分理解，听说“文革”中他受到迫害，在山西某工厂劳动时曾被打成“反革命”，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平反。通过交谈，使他端正了对偏激言论的认识。毕业后，他以老鬼的笔名创作了长篇小说《血色黄昏》，我立即买了一本阅读。这届同学毕业30 年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聚会时，邀请我和有关教师参加。我曾同他单独交谈了一会儿，鼓励他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

星期天，劳沫之和《大众日报》实习组的同学们畅游趵突泉，并一起分享三白西瓜。前排右一为劳沫之。

在我担任1991 级一班班主任期间，有个女同学对新闻专业课学习很认真，成绩优良，但对政治理论课不重视，在一门政治理论课考试时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给了她零分。我得知后，同她单独谈话，帮助她提高对政治理论课的认识，要求她以实际行动认真复习好这门理论课，参加补考。通过补考，她得到了这门课应有的成绩。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一家著名的新闻单位工作。另外，这个班的几个男生在周末违背了校规，在宿舍打起了麻将，被学校保安人员巡夜时发现，要报学校有关部门给予处分。当违规的一位男生主动向我说明了情况，承认违规的错误，愿意作检讨后，我考虑到事情发生在周末，而且是初犯，并对错误已有所认识，我要求他们做出检讨后，学校未给他们处分。还有一件事：这个班的一个6 人的女生宿舍，有个女生丢失了东西，怀疑是被同宿舍的人偷走，弄得几个人互相猜疑，影响团结，影响学习。我耐心地做丢东西同学的工作，要求她在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时，不能对同宿舍的同学随意猜疑，使矛盾得到缓解。

总之，对学生中出现的问题不要采取简单和粗暴的办法处理，要设身处地弄清事情的原委，循循善诱，耐心地做说服教育的工作，热诚地帮助学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2014 年10 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