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教育①

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教育，这个题目这么大，可以谈上不止一个晚上， 而且根本谈不完。一个晚上我们只能涉及某几个主要问题。而主要的是我可能不是一个专家。你们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会发现的。我简要地对你们说说我自己。

我是个教师。从 17 岁就开始当教师了，最初 16 年我在一所铁路学校中

工作。我是工人的儿子，并在我父亲工作的那个工厂教书。在那里工作了 16 年。这还是在旧制度下，在旧学校中。

在我从事教育工作的最初 16 年，我就在探索像家庭与学校的联系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极其困难的问题，虽然我所处的条件比你们中的许多人有利一些。

为什么？因为我是个教师，后来当了厂校的校长，学校把住在一个工人住宅区的工人们的孩子结合在一起。我本人也是工人集体中的一员，是工人家庭的一员。我的学生和家长们结成同一个工厂的一个不大的统一的工人社会。

因此，我的机会很多。你们在莫斯科这样的机会可能少一些，因为你们是按儿童的地区分布来招收学生的。

他们的家长没有结合成一个统一的工人集体。你们接近家庭的机会可能比我少一些。但你们有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个极好的条件。我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那时候是旧的、专制的俄罗斯。

革命后，命运使我远离了家庭。我与没有父母、没有家庭的孩子们一起工作了 16 年。我几乎没有会见过家长。

在最近几年来，我确实又与家庭接近了，但我在苏维埃政权下的主要工作是在机关里的工作，在这样的机关里生活的受教育者是“根本”不承认家庭的人。

如果我们这里来了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在很远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 他们就会稍稍傲慢地对待这个孩子：据说你是贱民出身，而我们是街道上的真正的显贵。

如果爸爸、妈妈离得很近，有时甚至还到公社来看看，他们的会面是很不客气的，他们说，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你们在这里需要什么？没有你们我们过得很好，你们的儿子没有你们也活得棒极了，你们在这里没什么可做。

还有更悲剧性的情况。

我有过一次不寻常的经历。这件事是在一个有趣的环境中发生的。

一位电影摄影师受某个电影制片组织的委托，到我这里来拍摄位于哈尔科夫的捷尔任斯基公社。他是一个动作敏捷的小老头，非常地不拘小节，非常地机灵，是那一类善于观察、善于发现的人。

他非常高兴能到公社来。公社的一切他都喜欢。有一次，我正与他在办公室商量些什么，这时非常意外地闯进来一个看上去是很有教养的一位同志。看得出他刚下火车，风尘仆仆的，他说：

“我从梅里托波里来。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我的儿子瓦夏·斯托利亚罗夫在你们这里。”

“是的，有这样一个人。” “我是他的父亲。他从家里出走了。我找了他半年，现在知道了他在你

们这里，所以来找他了。”

这个人很激动，嗓音发抖。 “好吧，请把瓦夏叫来吧。”

瓦复来了。男孩 14 岁。这个孩子在公社已有半年了。他穿着制服，外表整洁、神态端正，他站有站相，看有看相，一切都恰到好处。他来了，站在那里问：“您叫我吗？”“是的，你的父亲来了。”“父亲？”一下子所有的形式都不见了，互相扑了上去，拥抱，亲吻，不一般的爱：父亲爱儿子， 儿子爱父亲，等等。拥抱和亲吻结束了。男孩恢复了常态，父亲说：“那么你们能放他跟我一起走吗？”“让儿子自己决定吧。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和您一起走，那就走吧。”但是就是这个男孩，刚才还高兴得哭了，满脸通红，非常严肃地看着我，他摇着头说：“我不走。”“为什么？要知道这是你的父亲啊！”“反正我不走。”父亲脸色苍白。“你怎么不走呢？”“我不走。”“为什么？”“不走就是不走。”“为什么你不愿走？这是你的父亲吗？”“我不愿。不走。”父亲开始发火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要把你带走。”我的队长们参与进来了：“在这里您不能把任何人带走，他是捷尔任斯基公社社员；您可以央告他，他愿意他就走，他要是不愿意他就不走。”

父亲倒在椅子里。由于过分激动歇斯底里症发作了。大家不断地安慰他， 给他水喝。稍微安静后他说：

“请把瓦夏叫来。” “不，现在不能叫。” “只不过是跟他告别。” 我叫来了通讯员：

“去问一下。瓦夏是否愿意与父亲告别。”

瓦夏来了。又开始了哭，拥抱，亲吻。当一切结束时瓦夏问： “我可以走了吗？”

“请吧。”

他走了，而我又与他父亲坐了两个小时，看着他。他坐在椅子里，叹着气，哭着，镇静了一会儿，又哭了。就这样他一个人走了，没把瓦夏带走。但在这个事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我的摄影师，这个场面让他欣喜若

狂，他完全是不由自主地在父亲与儿子痛哭、亲吻、拥抱的时候巧妙地把这一切都拍摄了下来，他对此非常满意：

“我的摄影师弟兄们一辈子也难得碰上一次这样的机会。”

我想在这里尖锐地提出家庭和家庭教育的问题。1935 年，委派我去乌克兰消除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现象。就在那里，我通过自己的实践知道了家庭是怎样教育孩子的，知道了为什么家庭为我们提供了年轻的无家可归的违法者。

我访问过许多家庭，认识了许多家长，当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他们帮助。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更接近了家庭，主要是那些在孩子的教育上遭到失败的家庭。

在自己的这些印象和自己的工作的影响下，我决定了写《父母必读》。

《父母必读》的构思是写成四卷，所以没有把什么都放进第一卷中。第一卷阐述作为集体的家庭。超出这个范围的其它所有问题不可能进入第一卷中。

我想在第一卷中说明，为了成功地教育孩子，家庭首先应该成为苏维埃

的集体。当由于各种原因（或者由于父母不和，或者由于父母中的一个离家出走，或者由于缺乏制度、家长没有威信，甚至可能由于这样一些至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如家庭中的独生子女问题）这个集体出现裂缝时，教育的条件就变得很艰难，因为集体已失去了集体的特征。从家庭的某些部分看家庭似乎已不再是集体了。

在第一卷中我只研究这一个问题。

同志们，总的说来我很少与家长见面。但在最近几年，1932 年、1933— 1935 年，我们的公社发展了，公社开始制造“莱卡”照相机，变得富裕了， 过渡到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并能为国家提供自己的产品，许多家长开始请求我们接收他们的孩子。

他们原则上不是这些家长的支持者，但与他们见面时总归要作出一些让步。我们开始根据家长的请求接收有家的孩子了。

来找我的家长很多，他们来自苏联各地，但我们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即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孩子是极好的一个人，我们需要与他交往时，我们才接收他。

好孩子，听话的孩子，我们当然原则上是不接收的。我们要的是那些偷窃家长的财物、殴打母亲、用各种各样恶毒的语言骂母亲的孩子，一般说来， 是有着“坚强的”性格的那些孩子。

我夸口地认为，自己在改造各种各样的违法分子方面是个伟大的专家。我想：“有家的孩子究竟是什么样的，难道很难改造他吗，这是小事一件。” 无论我怎么看待这些有家的孩子，我都发现，我们的违法者比起他们来差远了。

杀人犯、淫荡的人、小偷、最不要命的“旅行者”，与这些有爸爸、妈妈的孩子相比，简直像羊羔一样驯顺。

有家的孩子大部分来自好家庭，都是娇生惯养的。有些人已习惯了乘坐国际列车。这些人是最困难的。

无人照管的孩子只能指望我一个人，他看着我一个人，心想：这个人给我发生活的通行证。*即使我有时很粗暴地发放这种生活的通行证，但他知道这反正是生活的通行证。

那么，这个孩子怎样看着我呢？ “你怎么这样跟我说话，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你知道我妈妈是谁吗？” 也有溜回家的情况。

这就是这些有家的孩子，一点也不比无人照管的孩子容易和简单。

第二卷中讲儿童在家庭中的政治道德教育，当然也要谈到学校，因为家庭与学校是不可分离的。

第三卷将讲讲劳动教育和职业选择。

最后，第四卷要阐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在教育学中至今尚未提到，这就是如何培养人的问题，要让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个好公民，是一个幸福的人。

请不要认为我想把人教成幸福的。把人教成幸福的是不可能的，但培养他，使他成为幸福的，这是可能的。

这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所有的家长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这是家长生活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家长准备放弃自己的幸福，准备牺牲自己的幸福，只要儿女能够幸福就

行了。很难找到不考虑这个问题和不希望孩子幸福的家长。而如果我们发现了有这样的家长，我们就会谴责他们。

同志们，这个问题看来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过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幸福取决于怎样的性格，怎样的习惯、传统、发展和信念，什么是幸福。

如果四卷《父母必读》一起写出来并同时出版，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那时就请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吧，事情已经做完了。我先出版第一卷可能是个错误，许多人指责我这个没说，那个没谈。既然我的计划中还有三卷，这些我当然没有说。

同志们，我简要地与你们说了说我自己、我过去的工作和自己将来的工作。可以说，这是一个短短的开场白。现在我们转入基本问题：谈谈家庭与学校的关系。

提出下面这类问题是合适的：谁在进行教育，是家庭还是学校？可以很诱人地简短地回答：既是家庭，也是学校。通常都是这样回答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稍稍地改变一下问题：谁应该是主导的因素，是家庭还是学校？我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拜访过许多家庭，去过许多学校。许多人到我这里来，他们大部分都有过各种各样的“不幸的”经历。看来对这个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

我几乎没听到过家长说：“我们应该教育孩子，为什么学校要妨碍我们？”我也没听到过教师说：“学校应该进行教育，为什么家庭要妨碍我们？”

通常人们这样说：“我们——学校，你们——家长，都应该教育孩子， 为什么你们不教育？”家长反驳说：“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让学校去教育他们，为什么学校不教育？”

结果是家庭和学校都不愿把教育孩子的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上。相反，双方都力图把教育的整个重担都推到另一方身上。

口头上的情况是这样，实际情况更糟。假设学生学习不好，教师就把母亲或父亲叫来（并非每个教师都这样做，但有这样的教师。）并说：

“您的儿子学习很差，请采取措施吧。” “是，采取措施。”

这表明，教师认为：我没掌握什么教育手段，而家长所掌握的这类手段要多一些。父亲或母亲将采用这些较有力的手段，孩子就会成为有教养的， 至少能开始好好学习了。

有些教师认为，家庭是更有力的教育因素，家庭能做的事比教师多。 我不站在某一个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打算单独地谈教师或单独地

谈家庭。我赞成另一种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涉及到我的一些教育信念，这些信念常被看作异端，但我仍然坚持它们。

我认为不可以指望个别的、孤立的教师，即使他是班主任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这是在指望他的天才和能力。②

如果我们在考虑我们的数千万儿童——男女青少年的教育，那么就让我们像所有的生产者一样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允许多大的不合格品率？

在每个工厂都有一定的不合格品率，有的工厂的不合格品率是 0.5％， 有的是 1％，有的是 2％。有的工厂，譬如，生产光学玻璃的工厂，允许不合格品率达到 50％。

而在我们的生产中不合格品率是怎样的呢？我们什么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3000 万儿童中可以有多少是不合格的，即教育得很差的？让我们考虑一下吧。

我们从简单的算术题开始吧。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说，允许有 10％的不合格品率，我们就会把这个人称作人民的敌人，因为 3000 万的 10％，这就是300 万儿童啊。

300 万不合格的儿童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有 300 万人背离了我们苏维埃的道德规范。所以我说：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不合格品，1％的不合格品率也不允许有。谁能反对我？谁能说，在我们的儿童教育事业中允许有某种，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不合格品？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一生都在这样说：不许有 1％的不合格品，不许有一个被断送了的生命。

同志们，让我们接受这个定额吧：在教育工作中，不能有 1％的不合格品。

如果我们寄希望于个别的教师，这就是说我们不仅允许 1％、2％、10％ 的不合格品，总之，无数的不合格品，还表明我们想撂下这个问题不管了： 要出多少不合格品就出多少吧，这全部取决于教师的能力和勤劳程度了。

我们有多少缺乏经验的、不熟练的、年轻的、平庸的教师啊。假设在我们的百万教师大军中有 100 个不好的教师。那么，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说，

就让这 100 个不好的教师去制造不合格的产品吗？没有的事。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

不可以根据个别教师的品质和能力来提出教育问题。如果我们就全苏范围而言，如果我们考虑整个一代的教育，那么我们就不是个别的教师，而是统一的教师大军的代表，统一的苏维埃教育界的代表，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没有权力把全部责任推倒一个教师身上。

至少我的逻辑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愿对工作负责的公民的逻辑。我的经验也是这样说的。

我曾经也相信过，个别的教师就是一切，正是这个教师应该进行教育工作。我曾经也认为教育是一对一的过程，就像老的教育学书籍中那么写的： 教师、教师、教师，儿童、儿童、儿童，所有的都是单数。我还这样想：我是教师，你是儿童，我们是一对一，我在教育你。

现在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学校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统一的学校集体， 对于个别教师来说，对于个别学生来说，对于家庭来说，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教育组织，起指导作用的教育组织。

我们只要一接受这个论点，马上就有无数的有关学校教育方法的问题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怕是分析不清所有这些问题的。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教师集体。

第二个问题——关于被教师集体领导的儿童集体。第三个问题——教师集体和家庭。

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又分成许多小问题。如果我和你们一起谈上 20 个晚上，那就可以谈出点什么东西来。

我们从教师集体的问题谈起吧。我在自己的实践中进行过许多尝试，产生过许多怀疑，并为这些疑问而痛苦，而最终得到了关于教师集体的一定的

程式。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在学校的所有教师之间没有达成充分团结一致的地方，在教师不能互相帮助和相互提出严格要求的地方，在不善于对自己的同志谈不愉快的事情和在别人对你谈不愉快的事情时你会生气的地方， 在不善于帮助同志（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能力）和服从同志（这是一种更难掌握的能力）的地方，那里就没有教师集体。

顺便说说，没有一种专业是人所学不会的。人能够掌握任何专业，而教师专业就是当教育者，教育家。

这是很容易的事。我要你们相信，教育人是十分容易的、很好的、美妙的事情。但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教育呢？下面我就来谈这个问题。

不必具有教育天才。我不具有教育天才，我是偶然地，在对此没有任何使命感的情况下进入教育界的。我的父亲是油漆匠。他对我说：“去当老师吧。”没有多加考虑，我就成了教师。很长时间，我一直感到我的工作进行得不太好，我是一个不太好的教师。是一个不太好的教育者。

但是我学会了。我成了我这一行的能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能手，如果有人帮助他，如果他自己努力工作的话。但是，只有在好的教师集体中才能成为好的能手。

同志们，在其它任何专业中也是这样的情况。要知道任何一所学院都培养不出工程师，它只能授予工程师的称号，一个人只有在工厂工作三四年后， 在好的工厂集体中好好地工作一阵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工程师。

同样的情况，一个人要在好的教师集体中工作几年之后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教师、教育者。

近年来，我无论聘请什么样的教师，首先我都要努力地教他们。我已经是能手了，而他们还年轻。我对他们中的每个人说：你到我这里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学习吧。他也发现了我说的是事实。

在捷尔任斯基公社，我有一位助手名叫塔塔里诺夫。

我是个多少有点严厉的人，我会训斥人。而他恰恰相反，软得像蜡。他不会提高了嗓门训斥人。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出色的教师，非常勤劳，而且想当个好的教育者。

你们猜怎么样？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出差半个月，把他留在公社里代替我。我回来后问他：

“事情怎么样？” “很好。”

晚上孩子们集会时他们大笑。“笑什么？” “太好笑了。”

“什么？”

“他完全像您那样做。您说：见你的鬼去吧。他也说‘见你的鬼去吧’， 但是嗓门很低。”

“那么，你们听话吗？” “怎么能不听呢，我们发现了他在生气。”

这个人不能提高嗓门，但在这一句柔和的“见你的鬼去吧”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他成为了真正的教育能手。

为什么他能成为这样的人呢？因为他相信我这个集体的领导者，因为他

在集体中工作，因为他不把自己的才能、自己个人的某些成就与集体对立起来。他为集体的利益而生活，他生活在集体之中。

如果在学校中有这样的教师集体，这些教师把整个学校的成绩放在第一位，自己班级的成绩放在第二位，然后放在第三位的是他作为教师个人的成绩，那么在这样的集体中就有真正的教育工作。

进一步发展我的思想，我坚持赋予集体的领导特殊的意义。在你们的学校里有校长，有教导主任、共青团书记、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在有些学校中所有这些力量，当然也包括教师在内，都服从领导，信任领导，听领导的话，就是说，在出现了分歧的情况下大家仍然按领导说的去做。

在有些学校中分不清谁是领导：校长在领导，教导主任也在领导，共青团书记也在领导，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也在领导，分不清谁在负责，谁教谁， 谁真的在领导谁。

按编制，我这里应该有一位教导主任，但我从来没有聘请过。我感到很难。我要做自己的工作，还要做教导主任的工作。此外，我还有一个有着上百万卢布生产财务计划的工厂，还有一个公共宿舍。

所以，我就要处理日常生活问题、食堂问题、服装问题，等等。我一直没有助手，而是一个人干。③所有其他人都担当同样的角色，彼此处于同样的关系中。我是唯一的一个领导者。我因此而成功了。

在有统一的领导的情况下，很快就会有统一的集体。

我不再与你们进一步谈关于统一的教师集体的问题了，因为这会使我们离今天讨论的题目太远，但这是在学校中正确地进行教育工作的最重要的条件。

我认为第二个重要条件是学校中的统一的学生集体。我已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没有学校的集体，而有的只是班级的集体。学校集体似乎还没建立起来。高年级的学生不认识低年级的学生。即使认识，只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我是十年级的学生，我被派到五年级当少先队辅导员，所以我知道我的五年级班级中在做点什么事情。

同志们，学生集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不是统一的学校集体。学校依然被分成好几个集体，每个集体都是独自生活。九年级只知道自己班级的事情。可能还知道其他九年级班级的事情，但不会知道更多的了。

我不能想象这样的工作。如果我没有统一的学校集体，我就不会工作。我没有权利向你们推荐什么，因为我工作的条件与你们不一样，可能条

件要比你们好。我有集体，这个集体不仅在学校中学习，还在学校里生活， 在学校的工厂里工作。大家始终在一起。

但是，同志们，我在其它工学团里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家在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但是依然没有统一的集体，而有的只是个别的集体。远非在所有的工学团里建立起了统一的集体。因此不可以推托说据说这是个工学团。在学校里也是可以建立起统一的集体的。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现在给我一所学校，我提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建立统一的学校集体。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我相信为了建立统一的学校集体必须有统一的学校利益、统一的学校工作方式、统一的学校自治，最后，还要有这个集体成员的交往和接触。

关于基层集体和全校集体的问题，我们还没有从方法论上进行研究，但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中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分队。我设法使这一个分队始终是完整的，使它尽可能久地不分裂，使这个分队必然成为整个公社集体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也就解决了所有的教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容易地摆在自己的位置上。

你们有学校集体和基层集体——班级这样的工具。这些集体彼此很接近，应当处于正常的相互关系中。

当有了这样的集体时，解决与家庭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得多了。

当然没有好的纪律是很难想象学校集体的。就拿召开全体大会这样一个纯技术问题来说吧。首先必须很好组织全体大会。

首先需要做什么呢？首先需要精确性。大会定于 8 点 30 分开。8 点 29

分（不是 28 分，也不是 30 分）吹号，准 8 点 30 分召开大会。

一天这样做是很难的，而一个月这样做就容易一些了，而成年累月这样做，就非常容易了。传统就形成了。起初是每个自觉的人，后来是每个公社社员都看钟：8 点 25 分。为了等一会儿吹号时不用奔跑，他把书收拾好，拿起工具，走进会场。如果吹号时他还在工作，他就必须跑着去，否则开会就要迟到。

这已成了习惯。队长会议秘书看着钟，正好 8 点半时他说“宣布大会开始”。我们一分钟也不白白浪费掉。

规则简单地确定了：用沙漏计时，每人发言不超过一分钟。“发言吧。”

“好的。”

把沙漏反过来。沙流下去了。一分钟过去了。在大会上谈一件事只能用一分钟。起初这很困难，但以后就习惯了，结果简直好极了。有些人甚至说得更简短。

这个看上去不大的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第一，我们可以在大会上谈所有的问题。第二，每个人都习惯了只说必须说的话。

由于有了这样严格的规定，人们习惯了说得很简要，说得不啰唆，不说废话。人人都学得很干练。

有时候问题特别重要，或者有时候提出了特别重要的建议，发言者就会说：

“我不能在一分钟内说完。” “你需要多少时间？” “三分钟。”

“太多。”

“那么，两分钟吧。” “就给你两分钟。”

这样的会议占用我们最多 20 分钟的时间。谁也不迟到，谁也不等谁。分配时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甚至似乎不是一个教育学问题。但它具有

决定性的意义。应该准时，应该坚持精确性。

精确性，这是第一条法则。精确性保证了可以每天开一次全体大会。而全体大会是对集体的经常性监督，使彼此经常相互了解，经常了解彼此的和基层集体的事情。

我认为在学校中举行这样的会议也是有益的。起初，会觉得枯燥无昧。十年级学生会感到无聊。为什么？因为在会上讨论小孩和中年级学生的行为。但是当这个小孩在大会上出现过一次、两次、三次后，十年级学生就认识他了，也就不由自主地对他感兴趣了。以后很可能在走廊上看到他在淘气时，就会想起来：

“你昨天在大会上吃过苦，今天怎么又像疯子似地胡闹！”

小孩子明白了这位大同学参加了会，注意到了他，并且现在还认识他。这种技术也许看来不合逻辑，但它是自己在那个实行全体会议制度的集

体中产生的。

请不要误解我。我赞成在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化”。这不是机械地操练， 而是节省力量。⋯⋯

军事化的形式有很多：可以是很吸引孩子们的集体游戏和其它的形式。在这样的军事化的情况下很容易领导集体，也很容易提出和解决一些非一般性的问题。

集体，这是统一的集体的舆论，这是 500 个人的意见，这种意见甚至不是反映在发言中，而是用简单的对话表达出来。

而最主要的是：一个人说的正是大家所想的。同志们，你们自己也知道， 孩子们常常是这样的。他们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一个人说了，大家都明白了，如果这与大家的意见相反，他就不会这么说。这里存在着一种鉴别力，这就是一种舆论。

这样的集体的影响作用，给了教育者，给了校长很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非常细腻的，几乎觉察不到。

我可以把你们所说的那些最坏的“捣乱鬼”叫来并对他们说： “明天我要把问题提交给全体大会。” “安东·谢妙诺维奇，您可以随便怎样惩罚，只要不把问题提交给全体

大会。”

为什么害怕全体大会？因为开会时必须站在屋子中间，并回答来自四面八方的问题。不过如此。这不算耻辱，而是对集体的责任。

组织和培养对集体的责任心，这是很困难的，但成功了，这将是非常有力的手段。

对集体的责任心可用来解决我们在学校里经常说起的那个最讨厌的、让人头痛的问题，即“不出卖同伴”这样的问题。这是团结一致地与教师作对。这种团结不是苏维埃式的。

如果没有由统一的教师集体建立起的统一的学校集体的社会舆论，是不可能消灭这种行为的。

如果没有正确的舆论，这种“不出卖同伴”的“英雄主义”，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我为这个问题苦恼过很长时间。我也看到过，在一个正确组织起来的有教养的集体中，不用我费力气，不用教师定调子，不需采用任何特殊的方法，一种传统就怎样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这种传统就是：任何时侯都没有人偷偷地到我这里来，并咬着耳朵说“安东·谢妙诺维奇，我告诉您什么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这样做，我就会把他推下楼去。

没有任何的耳语。晚上在全体大会上某个人站起来说“发生了什么什么”。

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在全体大会上提出了某个问题而抱怨自己的同学。

常常是这样说：“某某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还是要声明抗议他的不好的行为。”

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要责怪那位直率地、公开地发言的人。但他的行为也没有英雄主义的色彩，他做的是一件普通的事——在全体大会上号召自己同学的责任心。

当集体成为教师的后盾、做着教师没有发现的事情的时候，集体的消极行为也就消失了。

在教育学文献中没有研究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怎样的集体形式应该起作用？为什么教育学家们认为形式是没有意义的？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形式具有很大的意义。例如，在我们这里就有这样的形式。如果队长当着其他同学的面对我说有关自己同学的什么事，我可以不相信他，另一个人可能说这不是真的，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可以把证人叫来询间、调查，等等。

但是如果在晚上报告的时候，当所有的人都立正站着，我也立正站着的时候，当大家彼此敬礼的时候，这个队长也是说同样的这件事，我就不检查他的话，我相信他。

这就是我们的法则：不检查报告。孩子们说，在报告的时候队长是不能说假话的。

这是一个庄严的环境。你在做报告。只有最无耻的恶棍、坏蛋才会说谎。我们是这样对待这件事的：宁可让我们这里有这样的恶棍，也得冒险和

不检查报告。如果有这样的恶棍，以后他自己会暴露的。下面一条法则，不知为什么没被学校采用。

在我们这里，每个公社社员，只要在集体中生活一段时间，成为了这个集体的真正的成员，他就可以获得捷尔任斯基证章，并从他获得这枚证章时起就必须相信他的话，如果说的话是关于他个人的。如果他说了“我没在那里”，检查他的话就是不成体统的。信任，这是头等重要的权利。

确实也会出现信任被辜负、被欺骗了的情况。这时我们就会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同学们要求把破坏了信任的人从公社开除出去。这种罪行被认为比小偷、旷工更严重、更厉害。相信了你的话，所以你就不可以说谎。这是法规。

同志们，这也是一种定调子。这种形式的定调子，在你们的学校中，你们也可以想出许许多多。

但是，只有当所有这些形式都是为了在集体中形成统一的舆论、统一的制度、统一的传统的时候，它们才会有效。那时学校的集体绝对是强有力的手段。

这样关于家庭的问题也就清楚了。我不能想象，怎么会没有这样的集体， 怎么会创造不出这样的集体。

例如，就拿大孩子与小孩子、十年级学生与一年级学生的关系的问题来说吧。应该做到这样：让 8、9、10 岁的男孩子，望着大孩子，望着十年级的学生，就像望着自己的朝思暮想的未来，让他爱大孩子，深深地爱他，让他在大孩子身上看到更高尚的东西，让大孩子成为他的榜样。

只要你们想组织起统一的学校集体，年幼的与年长的学生的友谊，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

为了组织起这样的友谊，还是需要采用一些专门的领导方法的。现在我

不打算谈这种方法，因为这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我只想说说在最近的八年中我是怎样得到这种友谊的。

每一个年长的学生都有一个所谓的小根。这也许是流浪儿的术语，但这个术语已经在我们这里扎下了根。它成了我们这里的正式术语。每个人都在另一个班中、另一个车间、另一个分队有自己的小根。并且他们总是在一起。这是不分离的一对，这是小弟弟和大哥哥，而且是大哥哥紧紧地牵着小弟弟的手。

如果弟弟淘气惹事，如果他面对着全体大会，那么必然会响起这样的声音：

“他是谁的小根？” “沃洛佳·科济里的小根。” “让沃洛佳·科济里来解释一下。”

沃洛佳·科济里，共青团员，十年级学生，17 岁的小伙子，他站了起来并说：“我疏忽了，我来纠正他，请不要惩罚他。”

“好吧，你辅导他。”

大小同学的这种友谊，在集体中建立起了一种惊人的关系，赋 予这种关系只有家庭中才有的那样的魅力，是兄弟关系的魅力。

小根们始终跟着自己的同伴。十个年小的孩子，在他们周围就有同样数量的大孩子。

同志们，应当指出，这些大孩子是很会爱这些小伙伴的。

在我们的学校中，大小孩子之间的关系，年长的少先队辅导员与年幼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常常带有官方的色彩，很不自然。我做成了很多事。拿我们去远足的事做例子吧。应该说我和我的孩子们完成这 8 次夏季远足。在远

足时大家都是按小队、中队、年龄行进。第 14 小队离第 1 小队很远。那里是最小的孩子。他们有一个队长。

到了宿营地。分配帐篷，没有一次大孩子们不是这样说：“安东·谢妙诺维奇，第 1 小队占了帐篷，小根们怎么办呢，让他们单独吗？我们想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允许这样的事情：最后三个小队，也就是最小的孩子们，没有单独的帐篷：辅导员在哪里，那里就有小根们。他们一起游泳，一起划船，一起看电影，一起玩。有时候大孩子为他们朗读些什么。

大孩子们并不进行任何的学校教育工作。但他们有真正的友爱，有对待小孩子的真正的兄长的态度。这种兄弟情谊将终生保持。后来大孩子们去莫斯科上大学了，他们仍没忘记自己的小根，与他们通信。

如果大孩子从学校放假回来，小根就会跑出三公里去迎接他。

没有这样的领导技术就不可能有集体。同志们，你们是否发现这里散发出家庭的气息？如果在学校中有这种很容易组织起来的友谊，利用这种友谊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这样的友谊不是靠好教师的力量创造的，而是要靠好的教师集体和好的领导者的力量创造的。

同志们，这样的友谊是很容易组织的，关于这一点是值得考虑的。当有了学校集体、教师集体和儿童集体时，一切教育问题就变得很自然。那时候学校的旗帜将高高飘扬，就出现了集体荣誉的问题。

关于集体荣誉的问题，在我们这里直到现在仍然是或者很少提出，或者就是正式地提出来，在某次会议上，在发表庄严的声明时才提出来，从来不

在日常生活中提出来。

为了组织这样的集体荣誉，也需要定调子，这是很重要的。我将谈一些细节。

首先讲一讲旗帜。我们在办公室里挂了一面旗帜。天鹅绒的华盖，在它下面是旗帜。如果需要把这面旗帜从一间屋子移到另一间屋子，譬如说在维修屋子的时候，我们是很庄严地做这件事的。所有的人都穿上新衣服。所有600 个人都站好队。60 个人的乐队走了出来。队伍排齐了。小队队长站在前面。然后发出口令：“立正！”于是庄严地把放在套子里的旗帜从一间屋子移到另一间屋子。

我们不允许不举行仪式就搬移旗帜。当我们进城、远足或郊游时，我们都举着旗帜。举不举旗帜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举着旗帜走起路来的感觉好像不一样。

旗帜仅仅是细节之一。但是仅仅借助于一面旗帜就能做那么多好的、有益的事情，并把一切都装饰得如此庄严。

例如，挑选旗手。我们认为旗手是集体中最可尊敬的人。对他不可以惩罚，不可以训斥他。他是不可侵犯的。他在所有方面都是其他人的榜样。

我们是怎样挑选旗手的呢？选择一个举旗帜的人似乎是件小事。但我们挑选了集体中最优秀的人。旗手，这是最得人心的同志，是最优秀的学生， 是最优秀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旗帜成了推动人进步的理由。

同志们，所有这一切都是把集体团结成统一的整体的根据。这样的根据很多。我不打算谈所有这些根据。我只提一个，它已被大家忘了，但将来什么时候一定会恢复的，这就是劳动。

我常常遇到不同年级的学生，他们都抱怨说没时间学习功课。

我总是对他们说：“而我们的公社社员们怎么能胜任呢？他们和你们这里一样也有十年级学生。他们也要进大学，而且对他们来说劳动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他们除了学习之外每天还要在工厂工作 4 个小时。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真正的工厂的工作，它是有定额的，而且要采用斯达汉诺夫工作方法，要两三倍地完成定额，有一定的不合格品率，要对产品的损坏承担很大责任， 等等。他们制造了“莱卡”牌的ΦЭД照相机。照相机的精度达到百万分之一米。这可不能开玩笑。

此外，他们还要打扫整座大楼，每天擦洗地板、玻璃，抹去灰尘，收拾所有的房间，不仅仅是寝室，还要收拾走廊和办公室。每天还有全体动员的紧急工作。早晨一听到汽笛声，所有 600 个人就要开始打扫。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一定的保洁地块。打扫卫生规定用 20 分钟。随后还有自治机构的活动、晚上的全体大会、共青团工作、少先队工作、运动队的工作、兴趣小组的工作。

我们很重视运动队的工作。我们对它很认真。如果你在第一队，你就应该成为伏罗希洛夫射手。*如果你得不到伏罗希洛夫射手证章，你就得转到第二队去。在那里你的个子比所有的人都高，你会感到不好意思的。

在第二队中，大家都应获得劳动与卫国证章。如果得不到这种证章，就转到第三队去。射击训练是必须进行的，跳伞训练也是必须进行的。他们都将成长为强壮的姑娘和小伙子。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但孩子们还是什么都来得及完成，什么都做了， 还能找到时间休息。

我认为，在我们的学校中也可以安排劳动。体育运动也是必须安排的。劳动对孩子们是有益的和必要的。马克思说过，儿童从 9 岁起就可以参

加生产劳动。

我不明白什么是 10 岁的儿童。你 10 岁了，你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 可以对你提出相应的要求。

如果我有一所学校，我会把它分成几部分，并开始做点什么。

我记得我们是怎样组织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工作的。有一次，有个人来找我：

“想纺线吗？” “什么线？”

“普通的。” “好吧。什么样的机器呢？” “安装木制的纺线机吧。” “到哪里去弄啊？” “会有的。” “钱怎么办呢？” “可以贷款。” “原料怎么办？” “放心吧，会有的。” “好吧，那就干吧。”

当然我对上级什么也没说。如果我告诉了督学，他会大发雷霆的： “为什么纺线，什么样的线，这是什么生产财务计划？等等，等等。” 我们在地下室安装了机器。我对孩子们说： “我们将挣钱，让我们好好工作吧，让我们纺出好线来。”

我们纺了半年线。后来我们被禁止了，但我们确实自立了。 没有钱，但我们建了温室。④建设温室很简单，获利却很大。

当集体中做着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关心这些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今天做了多少，买了多少和卖了多少，当集体开始像主人一样后来又像生产者一样（因为集体有了生产计划，出现了技术监督部门，有了检验员、车间调度员）生活的时候，那时集体就为自己赢得了公民的权利。当这样好地组织起了集体时，就可以向它提出最困难的要求：善于坦率地、直截了当地、同志式地、面对面地彼此提出要求。就得这样做，不能有任何另外的做法。

如果不这样做，那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做得不对？必须向人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必要的教育原理，不遵循这个原理就不能教育人。如果对一个人要求得不多，那么从他那里也得不到很多。

有人错误地认为，借助于你们的教育观点的某种化学影响，可以从无中自动地发展出许多东西。

只有当您不仅自己在教育上有些构想，而且真正地提出了要求，许多东西才能够发展起来。不团结的、没有有组织的教师集体，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统一的学校集体，也不能组织教师集体。当有了学校集体时， 就可以提出很多的要求。

最后，最后一点——当孩子们不是情绪压抑地，而是庄重地迎接要求时， 您要求得越多，他们就越高兴，因为这说明了您相信他们的力量。

如果能遵从所有这些要求，那么我敢说，这样的集体可以创造出奇迹。在我们的苏维埃国家中，为容易地、漂亮地、愉快地培养出色的集体，

因而也是培养出色的人才，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应该指出，教师常常害怕提出要求。他们害怕冒险。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不冒险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关于教育上的冒险再说两句。十月间，我在列宁格勒的一次会议上讲了教育上的冒险。有人对我说：“您说什么冒险啊，我有个十年级的学生，因为得了坏分数竟然去上吊。而您还要说去冒险。如果我们提很多要求，还去冒险，那么一切都要重新衡量。”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吗？

给一个坏分数，这根本不是冒险行为。这里有什么风险？一般说来，我们完成了多少这样没有风险的行为。学生回答不出我的提问，我给他打一个“差”。这里有什么风险？他骑到我的脖子上来了，我小心地把他拉下来， 并说“孩子，不要坐在老师的脖子上”。这里没有任何的风险。他朝我的脸吐唾沫，而我向他道歉。这里又有什么冒险的呢？要知道不是我吐他唾沫， 而是他吐我。而我还向他道了歉。

所有这些都不是冒险行为。一件不是，另一件也不是，第三件，第十件， 第二十件，都不是，但竟然造成了普遍不敢冒险的气氛，造成许多人可能想去上吊的气氛。这是没有出路的灰色的苦恼：谁也不要求什么，谁都不想什么，每个人只担心别发生什么事，别让孩子恼怒我。

这样的气氛导致很坏的情绪和很坏的结果。

如果你们直截了当地、同志式地、坦率地提出要求，那么永远不要担心这个人会要去上吊。因为他知道，您是像对待人那样地对待他。

这样的严格要求能使集体更团结，更能把教师和学生团结在一起。同志们，如何解决教师的威信问题呢？有些教师常说：

“您破坏了我的威信，您当着学生的面向我提意见，您在教训我。” 请问，威信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难道建立在您的不受惩罚上吗？难

道建立在您永远不会出错的信念上吗？

我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教师的威信首先建立在责任心上。教师应该不害怕对自己的学生说：

“人们对我提出要求，我要负责任，我有错，我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你们明白我要负什么责任吗？”

“明白。” “对我有要求，所以我也要求你们。”

如果校长训斥教师，这不是什么耻辱。即使教师认为他没有全错，但既然校长训斥他，他就应该利用这种训斥来提高自己的威信。他应该说：

“是，我错了。我接受处分，因为我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也请你们对你们的工作负责。我是这样要求你们的。”

我这里曾有个人，名叫伊凡·彼得罗维奇·戈罗季奇。这还是在高尔基工学团的时候。他在远足时有件什么事没做好。他是团里的值日。我很生气， 问他：

“谁值日？禁闭 5 小时！”

“是，5 小时禁闭。”

我听到了是教师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声音。我甚至觉得身上有点发冷。他解下了腰带，把它交给了值日的，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来坐禁闭。”

我起初想对他说“算了吧”，但后来想“得了，还是坐吧”。他坐了 5 个小时的禁闭。孩子们到办公室来偷看：伊凡·彼得罗维奇在坐禁闭。

当禁闭结束时他走到街上。我在想，会发生什么呢。我听到了哈哈大笑声。孩子们把他抬起来欢呼。

“为了什么？” “就为了坐了禁闭并且不争辩。”

而其他人在他的位置上一开始就会说：“怎么可以这样，我，教师，怎么可以关禁闭。无论如何不行，我的威信会扫地的。”

同志们，威信需要自己去制造，为此可以利用生活中的一切机会。在好的集体中威信是破坏不了的。集体本身会支持威信。现在谈谈最主要的，谈谈家庭。家庭有好的，也有差的。不可以担保家庭能把教育工作做得很好。我们不能说家庭能像所想的那样进行教育工作。我们应该组织家庭教育，学校作为国家教育的代表应该是组织的基础。学校应该指导家庭。

有人问怎样指导？把家长叫来说“采取措施吧”，这不是指导。

把家长叫来，两手一摊说：“唉，您怎么有这么糟糕的孩子啊。”这样也是不行的。

至于帮助，如何帮助呢？就像总是可以教会教师那样，那些糟糕的家长也是可能教会的，糟糕的家长就是不善于教育孩子的家长。

同志们，顺便说一句，与教师一样，许多家长也不善于与孩子谈话。必须正确地运用嗓子。遗憾的是在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中都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如果是我，我就要让每所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中都有善于正确运用嗓子的好专家。

我试过进行这样的练习：你们，大学生们，把我当大学生那样审问。假设，我偷了某个人 10 个卢布。你们将怎样审问我呢？请注意，你们将审问我， 而其余的人将听着，然后他们将评论你们对我的审问对不对。

同志们，你们发现了吗，不会正确地运用嗓子就不能正确地发问。我起初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必须的，是很重要的。

我起初也不能很好地运用嗓子。我想，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请教了有经验的演员。

“应该练习发声。” “为什么要练习发声？我又不去唱歌。” “不是唱歌，而是说话。”

我跟着他练习了一段时间，懂得了正确运用嗓子是多么伟大的事情。用什么语调说话是很重要的。一句简单的句子“你可以走了”，但这么简单的句子，就这么几个词，却可以用 50 种方式来说。而且在每种方式中您都可以注入一种语气，这种语气可以成为一滴毒液，可以让需要的人感觉到这一点。

这是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您不会运用嗓子，您自然会感到很困难。没人妨碍家长去正确运用嗓子。

家长们经常说：“万涅奇克，自己把床铺收拾一下。”（笑声）

请说说，难道发出这样的命令之后，一个大活人就会自己去收拾床铺吗，

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这样做的话？（笑声）有些家长和教师喜欢这样做，让自己的嗓音反映出自己的情绪来。这是不应该的。您的情绪可以随便怎么样， 但您的嗓音应该是真实的、好的、坚定的。

情绪与您的嗓音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您要知道我现在的情绪如何？很可能我现在很愤怒，也可能我现在非常高兴。但现在我必须这样说话，为的是让大家都来听我说话。每位家长，每位教师，在与孩子谈话之前应该稍微督促一下自己，使所有的情绪消失。这并不很困难。

我们在森林里度过了三年，周围尽是匪徒，在这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我可以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吗？我已习惯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并深信这是很容易的。要使您的面部表情、您的眼睛、您的嗓音，在某些场合能控制自如。您在心灵上可能心乱如麻，有着各种各样的烦心事，但从外表上看一切都很正常，衣冠楚楚。教师应该有一张“气派的脸”。家长最好也有这样的“气派的脸”。

假设，您收到了一封不愉快的信，这封信甚至可能来自您的心爱的人。难道由于这封不愉快的信可以把教育工作放弃一个月吗？由于这个可能毫无价值的某个心爱的人放弃教育工作吗？也许他写了这封信还是件好事。

正确运用嗓子、面部表情，善于站和坐，——对于教师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任何一件小事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可以把这样的小事教给家长们。

不久前，有位家长到我这里来说： “我是共产党员，工人。我有个儿子。他不听话。我对他说，可是他不

听。我再说一次，他还是不听。第三次说，他仍然不听。我拿他怎么办呢？” 我让这位来找我的家长坐下，开始与他谈话。 “请学给我看看，您是怎样与您的儿子说话的。”

“就这样说的。” “试试，这么说。” “不行。”

“再试试。”

我与他一起练习了半个小时。他学会了发布命令。问题就在于嗓音。 如果学校成为统一的完整的集体，知道自己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并坚

定地提出这些要求，只有这时学校才可能帮助家长。

这是帮助家长的方法之一。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必须研究家庭生活，必须研究不良性格形成的原因。我在这里不一一列举帮助家庭的方法。在我的公社里有值日队长。这是很困难的职责。值日队长整天管理着公

社。他安排一天的日程，包括工厂的、学校的和公社的日程。他领导所有的人，也要对一切负责。

我们有这样的规定：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值日队长。谁也无权反对值日队长。孩子们一般都互相叫名字，但称呼值日队长必须叫：队长同志。

所有的公社社员都严格地执行这一规定。如果值日队长把同一个命令重复了两遍，晚上在全体大会上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今天沃洛佳·巴夫连科值日，请他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命令要发布两次。为什么你允许自己重复发布命令？要知道您这是在破坏值日队长的威信。”

有明确的规定：值日队长只发布一次命令。值日队长，一个 14 岁的少年，

对一个 18 岁的共青团员说：“把后勤主任叫来。”

说完话就转过身走了。接受命令的那一个人在他的背后回答他： “是，把后勤主任叫来。”

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命令发布一次，就必须执行这个命令。

我有点离题了⋯⋯⋯⋯我曾经见过一位母亲。她抱怨所有的学校都把他的儿子赶出来了。男孩先在某所学校，后来进了为残疾儿童办的学校，以后又去了有特殊制度的学校，再以后又去了林间学校、疗养院、精神病医院、内务人民委员部工学团。走到哪儿他就从哪儿跑掉。

“我，”她说，“把他衣服脱了，把衣服藏了起来。他现在就穿着一件衬衣呆在家里，我哪里也不放他去。我该拿他怎么办呢？我想让他到我们厂里当学徒。他 14 岁。”

我开始询问： “您的住宅里干净吗？” “不，特别是⋯⋯乱糟糟的” “儿子干点什么吗？” “不，什么也不干。” “自己的床铺收拾吗？” “不，不收拾。” “你和他一起去城外玩玩吗？” “不。”

“去看过马戏吗？” “从来没有。” “去看过电影吗？” “从来没有。” “给他什么礼物吗？” “他不配。” “那么您希望他怎样呢？”

“可能把他打发到在伊斯特拉市的他的叔叔那里去，行吗？”

这时我忍不住了。“饶了他吧。不幸的孩子。您把他的神经都弄坏了。即使神经健康的人也不能忍受在五年的时间里换了十个集体。”

他一个集体都不可能习惯。今天他在一个集体，明天在另一个，然后在第三个、第四个，这个人开始在集体之间跑来跑去，他就会成为很坏的一类个人主义者。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教师必须研究这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家中的混乱。我跟一个孩子回家。家里杂乱得可怕，简直是毫无秩序。有三间房。一半的家具是坏的。窗外躺着 1930 年以来的苍蝇。周围是厚厚的灰尘。

在这样的灰尘中，在这堆谁也分辨不清、谁也不收拾、谁也不关心的东西中间，能进行什么样的教育过程啊。

如果在住宅里很清洁，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您保持秩序，您的孩子就不可能很差。让孩子从小就习惯于外部的整洁，这能培养他促使他向自己提出更多的要求。

遗憾的是在我去过的家庭中，我很少看到这样的外部的秩序。如果您没有能力在您的住宅里安排十来件没有生命的东西，那么您怎么能教育儿童， 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苏维埃的公民？

如果您聘请家庭教师或者把孩子长久地托付给人家，那么您在教育活生生的人方面就没事可做了。必须自己学会安排东西，并教孩子学会这样做， 这样孩子就会很快地成为集体的成员。学校应该教那些不知道做些什么的家长学会这一切。

下一个问题。我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就是真正的家庭应该是一个好的经济集体。孩子从小就应该是这个经济集体的一员。他应该知道家里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要买些什么，为什么需要买这些东西，而那一些为什么不可以买，等等。

应该尽可能早，从 5 岁起就吸引孩子参与经济集体的生活。孩子应该对自己集体的经济负责。当然不是在形式上负责，而是要对自己的和家庭的生活的舒适负责。如果搞不好经济，他的生活也将很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最后，同志们，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最困难的，这是关于幸福的问题。

人们通常说：我——母亲和我——父亲，把一切都给了孩子，为他牺牲了一切，包括个人的幸福。

这是家长所能给予自己的孩子的最可怕的礼物。关于这种可怕的礼物可以这样说：如果您想毒死您的孩子，给他大剂量地喝您自己的幸福吧，他就会被毒死。

你们知道某些女孩对妈妈说话的样子： “你已活够了，而我还什么也没见过呢。” 这是对一位才 30 岁的母亲说的话。

“你活够了，我还没呢，所以一切都应该给我，什么也不给你。” 女儿应该这样想： “我的整个生活还在前面呢，而你，妈妈，留下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在我的四卷本的《父母必读》中，我直截了当地写：新裙子首先给妈妈。

如果您培养孩子去追求为父母带来幸福，孩子就不再感到委屈。让孩子首先考虑父母的幸福吧，而家长想些什么，这与孩子无关。我们是成人，我们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

如果您有多余的钱，您在想给谁买裙子，给母亲还是女儿，我就要说， 只给母亲买。

在孩子的眼中，父亲和母亲应首先有权享受幸福。培养母亲幸福的消费者，无论对母亲、对女儿，还是对国家，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用母亲或父亲的幸福来培养孩子。

在我们公社里我们花了 20 万卢布去远足，花了 4 万卢布去看戏。我们对此是不吝啬的。我们舍得花钱。但当缝制衣服时，我们有这样的规矩：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穿。他们也知道，不会给他们做新衣服的。小孩子只能指望得到改制的衣服。我们当然可以等到大孩子把自己的衣服彻底穿破，然后把这些衣服扔掉。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大孩子穿了不长的时间，然后把衣服改给小孩子穿。

您给十七八岁的女孩穿什么，如果在她们 14 岁时您就用绫罗绸缎打扮她们。

这会怎么样呢？这个女孩会产生怎样的欲望？以后她就开始有这样的推理：我只有一条裙子，而你，妈妈，有三条。

必须教育孩子关心父母，培养孩子产生一种纯朴的自然的愿望，让他们

在父亲或母亲的愿望没得到满足之前自愿放弃自己的欲望。

我有个成年的儿子，他大学毕业了，是个工程师，是个很漂亮的年轻人。我们的钱财是共同的，我至今没有一件大衣。有人会这样议论：你，老头子， 要大衣有什么用。你现在就很好了。儿子更需要大衣。他是个漂亮的年轻人， 他要与姑娘去散步，他必须要一件大衣。

我坚持。他也坚持。 “还是你给自己做件大衣吧？” “不，在你没做之前我也不做。”

他真的至今没给自己做大衣，直到我有了大衣。他穿着一件旧的短上衣。当有了钱时我给自己做了件大衣，而他再等一等吧，虽然他很漂亮。重要的是他关心我。而姑娘们会爱上这样的穿着俭朴的短上衣的人的。

同志们，我的话就到此结束吧。可能有问题吧？

问 捷尔任斯基公社现在还存在吗？谁在领导它？您与这个公社现在还有联系吗？

答 捷尔任斯基公社在我走后还存在了两年，后来撤销了。为什么呢？ 因为大孩子们进了高等学校，在公社里建的工厂移交给了有关部门。所有的社员都光荣地毕业了。

我保持着与我的社员们的联系。⋯⋯应该说，这种联系开始让我感到苦恼。他们毕竟人很多。他们本人我还记得，但我记不住谁和谁结了婚，谁有几个孩子。要知道在信里总是要写到这些的。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一天收到的信要花 6 天时间才能写完回信。这让我很为难。我真的不是在抱怨，要知道他们除我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亲人。他们去找谁呢？但是，大量的通信有时让我感到负担很重。

譬如，某个我过去的学生到莫斯科来。他一下火车就直接来找我。有时候住上整整一个月。他坦诚地声明：“安东·谢妙诺维奇，我到您这里来住一个月！”我吓呆了。我可怜我的妻子。她不能再当这个旅客川流不息的旅店的主人了。我并不是舍不得我的客人们吃掉了那么多的东西，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太劳累了。

“好吧，来了，就留下吧。加利娅，来客人了。” “谁？”

“是维奇卡·波格丹诺维奇。” “你好，维佳。”

过了两天就开始这样的谈话了： “我也许去旅馆吧。” “为什么去旅馆，就住在这里。” 过了三天又是这样的谈话： “我要去列宁格勒。”

“干嘛去那里，最好住在这里。”当他要走时是这样地依依惜别： “还是到莫斯科来吧，在这里工作，住在我这里。”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成为很优秀的。虽然保持联系负担是很重的，但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真正的快乐的源泉。与某些人确实也失去了联系。

当授予我勋章时，我收到了来自符兰格尔岛的贺电。署名是“米季卡·热维里”。你们可以从我的《教育诗篇》中知道他。

今天我收到一封信，也是贺信。署名是“工程师，勋章获得者奥里先科

（古德）”

卡拉巴诺夫，工学团的首长。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我对自己说，我是个能手，不是天才，而卡拉巴诺夫，首先是个天才。他实际上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如果写这些的话，也许没人会相信。

告诉你们一件事。1937 年我领导了乌克兰的所有的工学团。从列宁格勒召来了卡拉巴诺夫。 “去新的工学团，你到那里去工作。”

“好的。”

我给了他一个旧农场，离文尼察 5 公里，在公路附近的一些临时性的木房。那里什么也没有。我决定：卡拉巴诺夫是个能干的人，我给他“最好的孩子”。我从整个乌克兰收集。我收集到了真正的“甲虫”，他们张口就骂人。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口袋里装着万能钥匙和伏特加酒。

我让他们在收容所里留了一个月。收容所有高高的篱笆围着，设了岗哨。这些哨兵是不幸的人，虽然他们有刺刀和枪。孩子们挖苦他们：往他们

脸上吐唾沫，拿起什么就扔什么。拿他们怎么办呢？总不能枪毙他们呀。我得到消息，卡拉巴诺夫正在准备一切去接收这些孩子。

最后我收到了卡拉巴诺夫的电报：“可以领来了。”我把他们放进安着栅栏的囚车中，安排了押送队就出发了。

晚上他们到了文尼察。卡拉巴诺夫派了两辆卡车到车站。他们面带相应的表情坐进了卡车里。卧具已准备好了。他们吃饱了就去睡觉。反正据说明天会到文尼察。晚上看不见往哪里开。早晨醒来时，周围一片草原，空空的， 只有一些木房子。

卡拉巴诺夫到村里来了。孩子们声明：不在这里住，走，弟兄们，上车站。他们去文尼察了。

在他们周围有几个肃反工作者。他们劝这些孩子：你们去哪里，亲爱的孩子们？留下吧。孩子们以相应的方式回答了他们，一帮人步行走了。肃反工作者坐着车跟在他们后面，继续劝说他们。

卡拉巴诺夫跑来了： “小伙子们去哪里了？”

他抓到了一匹没马鞍的马，骑上马就去追他们了。他看到了孩子们正在路上走。

他从马上跳下来。滑了一下摔倒了。躺在地上。那些人走到他面前：怎么啦？

他试着站起来。呻吟着。然后说：背我到工学团去吧。他们就背着他去工学团。他们成群结队地走着，背着他。小心地把他放下来，而他说：你们把我扶起来，把他扶了起来。而他说：“谢谢，我们到了。我不想步行。”

孩子们真的发愣了。他发现了一个翘鼻子的孩子就说： “你怎么这样好看？”

孩子们更兴奋地跑来了。卡拉巴诺夫说： “好吧，去文尼察。” “好吧，走吧。” “还是先吃早饭吧，然后再走。” “得，干嘛不吃早饭。”

吃完了早饭，就留在了那里。过了三个月我去他那里检查，看望他们。纪律很好。所有的人都很有礼貌、可亲，都在读《教育诗篇》。

我没去问谢苗，他是怎么做的。我问了孩子们： “说说吧，你们的主要成绩是什么。” “我们的主要成绩是谢苗·阿法纳西耶夫。”（笑声）

这就是真正的天才。不是能手，而正是天才，最困难的、最有害的人都服从他。他把他们改造成好人。我们把最困难的人给了他，他在这些人身上创造了真正的奇迹。

现在他给我来了封信，信中说：给我任何一个工学团吧，我在这里已经厌烦了，这里已经太顺利了，给我任何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的工学团吧。（笑声）

问 关于体罚您是怎么认为的？允许体罚吗？

答 很遗憾，不知为什么人们把我当做这个问题的专家。他们的根据是我有一次打了扎多罗夫。你们可能记得这是《教育诗篇》中发生的一件事。许多人说：瞧，您打了扎多罗夫，一切就都变好了。这就是说，体罚还

是有必要的。

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有时候打人，甚至打一个成年人，可能是有益的。有的人就该打他的嘴巴。但是任何人都不能事先就说这有益还是无益。

我是反对体罚的。过去我也是反对者。我打了扎多罗夫不是因为我的教育智慧使这成为一种好的方法。并不是因为这是一种好方法而使一切这样顺利地结束了，而是因为扎多罗夫是一个高尚的人。我打了扎多罗夫，而他向我伸出了手并说，一切都将很好。很少有人能够这样做。

如果沃罗霍夫在他的位置上，他会杀了我，但扎多罗夫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现在他是古比雪夫电站建设工地的总工程师之一。他是我的真正的朋友。每当他到我这里来时，都成了我家的家庭喜庆日。

这一个事例什么也说明不了。可能是教师偶然遇上了这样一个高尚的人：教师打了他，而他却去握教师的手。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但这什么也证明不了。一般来说，我是不允许采用体罚的方法的，尤其在家庭里更不允许。

在工学团中还可以气势汹汹。在那里可以有某些辩解的理由。在那里我一个人站在几百人面前。而在家里怎么可以气势汹汹呢，在家里一共只有父亲、母亲和两三个不幸的孩子，更何况他们不是匪徒，也不是流浪儿。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家庭有施行体罚而得到好处的。

我确实不是说像妈妈用手拍打一顿两三岁的小孩这样的情况。小孩甚至什么也不明白。与其说母亲在惩罚他，不如说母亲在发火。而打十二三岁的男孩，这就是承认自己在他面前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与他之间的好关系从此永远破裂了。

在捷尔任斯基公社，孩子们从来不打架。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我们坐船从巴统回克里木。我们把整个甲板都占满了。人们很喜欢我们。我们穿得很好，我们有一个出色的乐队，我们在那里举办了音乐会。旅客和船员都很喜欢我们。可是有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那时快到雅尔塔了，一个年长的公社社员用一个罐头盒砸自己的一个年龄较小的同学的头。这种事在我们那里是从未有过的。我惊呆了。怎么办？我听见吹集合号了。

“为什么吹集合号？” “值日队长命令的。”

“为什么？” “反正您也会命令大家集合的。”

好了。大家集合起来了。有人建议：到了雅尔塔，就与他永远分手。我看着大家，没有人反对。

我说：“你们是怎么啦，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难道这可能吗。是的， 他打了人，他确实有错，但不可以把他从公社中抛弃掉。”

“有什么好说的，表决吧。” “等一等，”我说。

那时主席便说：“有人提议不让安东·谢妙诺维奇发言。” 他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对他们说：

“我们在旅行，我是队长，我可以让参加全体大会的所有人坐 5 个小时禁闭，我与你们说话的地方不是公社，你们怎么可以不让我发言？”

“好吧，请说吧。”

然而没什么可说的。大家就表决。谁赞成这个提议？所有的人一致赞成。于是又提出了另一个提议：谁去送他，让他不再回来。

旅客和船员代表来了。他们请求原谅这个男孩。“不，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

在雅尔塔没有一个人下船。大家曾经焦急地盼望着雅尔塔，想看看这座城市，玩一玩，而这时没有一个人下船。值日队长冷冷地对他说：

“走吧。” 他走了。

我们到了哈尔科夫。而他在广场上迎接我们。我们在卸行李。他在这里来回地转悠。值日队长对他说：

“离开广场。你在这里我们就不卸行李。”

他走了。过了三天他到公社来找我。大门旁有站岗的。站岗的说： “我不放你进去。”

“你不是允许所有的人都进去的吗？” “放所有的人都进去，就不放你进去。” “那么，把安东·谢妙诺维奇请来。” “我不去请。”

终于还是把我叫来了。 “你想要什么？” “请求召开全体大会。” “好的。”

他在我那里一直坐到晚上。晚上召开了全体大会，我请大家说话。大家瞪着眼不说话。我问谁想发言？没人说话。你们大家说些什么吧。大家笑笑。我想他们大概想把他留下了。我请求表决。

主席组织表决：“谁赞成安东·谢妙诺维奇的提议，请举手。”没有人举手。“谁反对？”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

第二天他又来了。 “不可以这样残酷地惩罚我。请召开全体大会，我希望给我一个解释。” 晚上召开了全体大会。

“他要求解释。” “好吧，阿列克谢耶夫，你说。”

阿列克谢耶夫走了出来，开始说： “你在轮船上，当着全苏联的面，因为在轮船上有各个省市的代表，当

着船员的面，为了某件小事打了同学的脑袋。这是不能原谅的，我们永远也不能原谅你。我们毕业之后新来的孩子们也不会原谅你。”

他走了。很多老社员已从公社毕业，来了很多新生。新生常常说：“应该像对待兹维亚金茨那样。”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过兹维亚金茨，但知道他。同志们，看到了吗，公社社员是怎样对待打人的事。以教育家的心灵我

责备他们如此残酷，但以人性的心灵我不责备他们。

这当然是残酷的，但是不得已的残酷。当然在集体中是不允许打架的。我个人是体罚的坚决反对者。

问 你们公社中有十七八岁的男女青年。他们的相互关系怎样？

答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说起来要花很多时间。我的书里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还是简短地说一说吧。当然不能禁止恋爱，但是也不允许在 18 岁时就恋爱结婚。这样的婚姻不会有任何幸福。集体的团结一致和对我的信任，在我们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可以把姑娘们召集起来，给她们讲讲关于姑娘的行为。然后把小伙子们召集起来。而对他们我与其说是进行教导，不如说是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要求：首先要如何如何地负责，行为要如何如何。

共青团组织、党组织、少先队组织都支持我。全体大会也支持我。

正因为此，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解决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任何的悲剧。譬如，我们知道克拉夫琴科爱多尼娅，而多尼娅也爱克拉夫琴科。他们总是在一起走，一起散步，但没有因此而出现任何不好的事。他们在公社一直生活到毕业，然后两个人都进了高等学校，三年后结婚了。他们到公社来，在队长会议上宣布：我们结婚了。队长们为他们鼓掌：经过了五年的恋爱，该结婚了。

问 您是从哪里得到学前儿童心理知识的？

答 我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有养子。在公社中我们有为工作人员子女办的幼儿园。我组织了幼儿园，领导着它。我很熟悉许多学前儿童并喜欢他们。经验不多，但毕竟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