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 实行汉化政策

北魏孝文帝元宏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皇帝。他在执政期间（公元 471—499 年），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方面，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推动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提到魏孝文帝的改革，不能不首先想到其祖母冯太后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冯太后早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也许就不会有孝文帝的伟大改革了。冯太后是汉族人，生在长安城，原籍是长乐信都，即今河北冀县。冯太后 14 岁时被选为魏文成帝的贵人，后来册封为皇后。她对汉族的封建文化和政治制度非常熟悉，孝文帝自幼跟随冯太后，在她的教育下很早就对汉族封建文化感兴趣，而且乐于学习汉族人的生活方式。冯太后把魏孝文帝培养成了一个完全汉化的封建皇帝。作为中国古

代历史上少数有作为的女政治家之一，冯太后对魏孝文帝的改革，起了不容低估的推动作用。如果以迁都洛阳为界标，把魏孝文帝改革划分为前后两期，那么，前期改革的重大措施，如“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租调制”的制定和实施，是由冯太后和魏孝文帝共同决策、一起推行的；在后期，魏孝文帝实行一系列的汉化政策，也与他受冯太后长期的汉族封建文化教育与政治思想影响有着直接的联系。

创建北魏王朝的鲜卑族拓跋部，原是活动在大兴安岭北段的一个落后的游牧部落，后来随着匈奴势力的衰弱，逐渐向南迁徙，占领了鄂尔多斯草原。

鲜卑族拓跋部虽然已经跨入阶级社会，并迅速走上了封建化的轨道，但是与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汉族相比，显然落后得多。北魏统治者在统一北方以后面临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鲜卑族以前一直保持着单一的游牧生活方式；进入中原地区之后， 开始逐渐学习汉族人农业耕种的生活方式，封建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很多鲜卑人与汉族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杂居在一起，相互融合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在鲜卑族内部，很快也出现了富有的地主和贫困的农民，而且两个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大。鲜卑人不断封建化的过程，也保证了魏孝文帝的前期改革能够顺利推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推行过程中，魏孝文帝及其支持者冯太后充分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组织才能。

和平六年（公元 465 年），魏文成帝死了。冯皇后对文成帝的死太难过了，挣扎着要为丈夫殉葬。大臣们纷纷劝阻她，希望她留下来，协助继位的献文帝一同治理国家。就这样，冯皇后成了皇太后。不久，冯太后用计逮捕并杀掉了独揽大权准备谋反的丞相乙浑；从此代替献文帝独自掌握了朝廷里的所有军政大权。献文帝成了木偶皇帝毫无实权。

不久，冯太后让献文帝把皇位传给儿子拓跋宏，也就是以后赫赫有名的魏孝文帝。后来，冯太后处死了献文帝，自己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主持朝政，孝文帝在她的管教下学习治国经验。

当时，北魏国内的社会危机相当严重，国家税收越来越少，各地又不断有起义发生；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冯太后决定进行全面的改革。首先，改革官员的俸禄制。当时北魏的官吏都没有俸禄；官员们都

靠着贪污掠夺来满足他们的奢欲。冯太后决定实行俸禄制度，按官职的大小给官员们多少不等的粮食、土地和其他财物，这样可以保证官员们奉公守法，不再剥削老百姓。从此以后，官员的贪污风气便慢慢地得到了扭转。

北魏前期，大地主在地方上的势力很大，他们兼并农民的土地，强迫农民做他们的“荫户”，供他们剥削。荫户没有户籍，不向朝廷交赋税，服徭役，这就肥了大地主，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大臣李冲建议实行“三长制”，就是五家组成一邻，五邻组成一里，五里组成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征收租税和征发徭役。

果然，“三长制”一实行，许多隐瞒的户口被清查出来了，国家的税收大大增加了。

不久，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又实行了“均田制”，规定 15 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可以分到国家授给的田地。每个男子可以领到种庄稼的露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人死了以后要还给政府。每个男子还可以领到桑田二十亩，死后可以传给子孙。不宜种桑养蚕而适宜种麻的地方，每个男子可以领到麻田十亩，女子五亩，死后也要交还政府。实行“均田制”， 农民有土地可种，有了衣食来源；交得出赋税，国家有了财政收入；农业生产也发展起来了。

冯太后临朝称制，在政治上敢于进行改革，是一位出色的女政治家。这些改革对发展社会生产、加强国家力量，都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也为以后孝文帝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太和十四年（公元 490 年）冯太后病故。年方 23 岁、风华正茂的魏孝文帝亲理朝政，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后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迁都和实行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习的汉化政策。

从公元 398 年开始，北魏一直建都于平城。平城地处边塞，气候寒冷多风沙。虽然北魏统治者把大量“新民”迁入平城地区，大力提倡农业生产，但终究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里的农业生产率不高，加上灾荒频仍，因此所产粮食远远不足供应。以平城作为统治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也不便于进一步加强鲜卑贵族同中原汉族地主的联合。另外，平城地区又是鲜卑贵族保守势力根深蒂固的老窝， 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全面实行汉化这样的重大措施，在这里会遇到重重阻力。活动于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柔然，势力日益强大，屡次攻掠云中（今山西大同市）一带，进逼平城，也是不能不引起北魏最高统治者日思夜虑的问题。基于上述几方面的原因，北魏统治者早有迁都的打算，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作罢。到孝文帝亲政后，由于黄河流域富有成效地推行了“均田制”和“三长制”，北魏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大大加强了，因而迁都一事就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了。

孝文帝年轻的时候就很聪明，念了不少书，对汉族文化有较深的了解。他知道，要使北魏富强，必须抛弃民族偏见，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为了加强同黄河流域汉族的联系，便于进攻南朝，统一中国，他决定迁都洛阳。

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

孝文帝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

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

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 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

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 493 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 30 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 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雨，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

队伍到了洛阳，孝文帝带领大臣们参观西晋宫殿的遗址，他指着那满目荒凉的景象，对大臣们说：“西晋的皇帝不好好管理国家，国家灭亡，宫殿荒废，看了真让人伤感。”

跟随孝文帝出征的大臣们受不了雨中长途行军的折磨，更害怕在刀光剑影的战场厮杀中丢掉自己的性命，纷纷请求停止进军。魏孝文帝看到宣布迁都意图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对大臣们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 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

孝文帝让大臣们表态，说：“凡愿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往右站，我并不强求。”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有点拿不定主意，孝文帝接着又把必须迁都的原因详细地向大臣们说了一遍，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一时间，皇帝决定停止南进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军，将士们全都兴高彩烈，挥舞着战旗和大刀长矛，高呼“万岁”。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

事情果然不出孝文帝所料。拓跋澄回到平城，一说迁都洛阳的事， 鲜卑贵族们都纷纷表示反对，许多人痛哭流涕，有的甚至表示死也不离开平城。拓跋澄再三解释迁都的好处，仍然有不少人反对。第二年，他又亲自到原来的都城平城，召集贵族大臣和将军，与他们讨论迁都的事。

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决策，对于推动“均

田制”颁行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民族融合，巩固北魏统治，都起了很大作用，并为全面汉化和其他改革提供了条件。

迁都后，孝文帝着手改革鲜卑的旧风俗，从各方面积极推行汉化政策。

魏孝文帝厉行的汉化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姓氏。鲜卑人原为复姓，魏孝文帝下令将复姓一律改为汉族单姓。改帝室拓跋氏为元氏，又改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纥奚氏为嵇氏、尉迟氏为尉氏。除八姓外，还改纥骨氏为胡氏、达奚氏为奚

氏、乙旃氏为叔孙氏，等等。除极个别的姓氏外，绝大多数的鲜卑复姓都改为汉族单姓。穆、陆等姓被定为北魏的国姓，跟汉族大姓崔、卢、郑、王享受同样的待遇。魏孝文帝的这一措施旨在从姓氏上抹去民族差异，改变鲜卑族的民族心理状态。

（二）禁胡语。魏孝文帝规定汉语为标准语，即“正音”。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不许再继续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要一律学习和使用汉语。考虑到 30 岁以上的成年人改变语言很困难，他又规定可以让成年人慢慢地改，但年青人必须尽快改说汉话。由于孝文帝的态度坚决，措施有力，结果大见成效，鲜卑人不但学会说汉语，而且出现了许多汉语言学家。至于那些熟读汉语书籍，善于吟诗作文的人就更多了。

（三）易胡服。鲜卑族原是游牧民族，习惯于纵马驰骋、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点，产生了本民族人民爱好和习以为常的服装和发式。魏孝文帝决定改变服装，当汉式服装定型后， 魏孝文帝立即下令，不分男女，一律改着汉装。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 年），孝文帝从前线返回洛阳，看到鲜卑族妇女依然穿著夹领小袖的胡服，就把留守京城的官员叫来大加训斥：“我昨天看见有许多妇女仍然穿着窄领小袖的衣服，我到外地打了三年仗，你们就违抗我的命令，还不改穿汉服，公然与我作对，必须马上改正，否则严惩不贷！”

可见魏孝文帝对服装改革异常关切，即使只有少数人不改服装，也是决不容许的。

（四）改籍贯。汉族人，尤其是高门士族，十分重视籍贯。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于太和十九年规定：“凡是从平城迁到洛阳的人，死后都必须埋葬在北邙山，不许迁回平城安葬。迁到洛阳的人就永远是洛阳的人了。”从此以后，那些南迁的鲜卑人就在中原大地扎根落户，北还的念头逐渐消失了。

（五）定姓族。魏晋以来，士族门阀制度盛行。魏孝文帝通过法律形式，从两个方面着手，在北方重建这一制度。一方面，对汉族地主阶级，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为四姓。另一方面， 对鲜卑贵族，规定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与汉族四姓地位相当，不得授以卑官。在门阀制度重建以后，孝文帝严格按照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北魏王朝的少数民族色彩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

（六）通婚姻。魏孝文帝在禁止同姓通婚的同时，大力提倡鲜卑族与汉族通婚。他自己以身作则，先后娶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之女为夫人，又为几个弟弟娶汉族高门之女。魏孝文帝提倡胡汉通婚，目的在于通过血统上的结合，加强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的联合。这种婚姻的政治色彩是十分鲜明的。

（七）变制度（职官、礼乐、刑法等）。在职官制度方面采取魏晋的官制，把官分成九品三十级。在礼乐制度方面，祭祀、丧礼、冠礼等， 采用汉制，改易旧习。在刑法方面，修订律令，颁行新法。孝文帝主持制定的魏律，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魏孝文帝实行的一系列汉化政策，用心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巩固北魏的封建统治，让帝业能千秋万代地“传之子孙”。不过，汉化措施在客观上顺应着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有力地推动了鲜卑族政权向汉族模式的封建王朝的转化，促进了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

必须指出，魏孝文帝改革既然是对北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俗习惯的全面革新，因而同保守势力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制定措施到付诸实施，都经历过一系列激烈的、甚至流血的斗争。魏孝文帝在推行改革，并同各种各样反对势力的斗争中，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定性与顽强的毅力。

正是由于魏孝文帝对改革的态度坚定，措施有力，因而使“均田制”、“三长制”、“新租调制”、汉化以及其他改革措施，或者完全实行了， 或者基本上实行了。在魏孝文帝的改革初见成效之后，北方的社会经济才得到显著的恢复与发展。魏齐间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记载了当时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农业技术的提高，反映了实行“均田制” 以后北魏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状况。《齐民要术》中提及的农具比西汉时增加了很多，使用方法也有所改进。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应地有所发展。灌钢法在北朝后期已经推广。绢布产量激增。北魏初年，绢一匹值一千钱，均田制实行后绢价逐渐下跌，最低时降到每匹二三百钱。民间纺织的技术水平很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北朝后期成功地烧出了白瓷，这是瓷器制造上的一大发展。

北魏前期的商业很萧条，自从孝文帝改革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 使得洛阳和其它重要城市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据考古学者考证，北魏洛阳城的规模为隋唐时代的长安城所不及。

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的人口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魏明帝熙平年间

（公元 516—520 年）有户五百余万，比西晋太康年间的全国人口几乎多出一倍，雄厚的人力和物力，大大增加了北朝的国力，而这正是“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租调制”推行的结果。

魏孝文帝改革对于推动北方各民族大融合，加速各少数民族的进步也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这意味着这些原来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跃入了封建社会阶段，并转向经营农业的定居生活方式。他们的家族构成、生产状况、经济生活等已与当地汉人十分接近了。

这样，在魏孝文帝改革后，再经过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联合大起义， 鲜卑族以及其他内迁较久的少数民族，在经济生活方式、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与汉族之间的差别日见消泯，各族统治阶级之间也早已打破“华夷有别”的民族界限，实际上浑然一体了。

孝文帝迁都洛阳和实行汉化政策，目的是改革鲜卑族一些落后的风俗习惯，学习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 黄河流域的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跟汉族逐渐融合起来，使北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接受汉族的影响，迅速地发展起来，黄河流域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魏孝文帝对我国民族大融合和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一位值得赞扬的少数民族的杰出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