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决策与规划

• 毛泽东发出指示：“成昆路要快修！川黔、滇黔路也要快修。定要保这3条路，投资、材料要多想办法。”
• 周恩来批示：“修成昆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修。”
• 西南铁路工地指挥部党委发布命令：“川黔、贵昆、成昆三线同时开工，加快进度。集中兵力，抢建成昆线，采取南北并进，西昌会师的方案，争取于1968年7月1日建成通车。”

毛泽东说成昆铁路要快修

60年代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集中力量进行中国的大三线建设，其中修建成昆铁路等西南3条铁路，是这个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他指出：

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大三线。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沿海地区是第一线，包括沿海和边疆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

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

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

相对于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称小三线。

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地带，就是二线地区。

在那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走出饥饿困境，又面临反华浪潮的重重包围，承受着沉重的国际压力。

1960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虎视眈眈。

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

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直接导致中印军事冲突。

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并打算联合苏联进行。

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并与台湾进行了具体商议。

美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了核战争演习。

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舰发生激战，美国第七舰队125艘军舰、600余架飞机开进北部湾，悍然袭击越南北部。

越南战争规模扩大，并延到中国南部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白宫扬言要教训中国，形势一度非常紧张。

这期间，毛泽东根据形势判断，当即告诫全国：

要准备打仗，准备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要准备打核战争！

1964年5月到8月间，毛泽东多次就三线建设问题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反复强调了建设三线的重要性。

在1964年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讲话，讲话集中在两个方面：

1、改变计划方法，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

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们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

要改革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难以改变。这几年我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2、进行战备，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

要搞三线的工业基础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一个多月前，总参谋部向中央的报告中谈到：

在敌人突然袭击时情况相当严重。

第一，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和52％的国防工业。

第二，大城市人口多。全国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

第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袭击的措施。

第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

除国防工业外，3年自然灾害的痛苦教训，使人们对于保证基本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的要求殊为迫切。

早在1964年2月到4月，农业、财政、工交三口长期规划会议先后召开。

谭震林主持研究落实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问题。

李先念主持财贸会议讨论农产品收购政策。

薄一波主持工交会议。

长期规划会议认为：

“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一是按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吃穿用，1970年粮食达到600亿斤左右，衣着消费量达到人均24尺左右；二是兼顾国防，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三是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归纳起来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

毛泽东显然对这个计划安排不满意。

5月27日，毛泽东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

毛泽东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他提出：

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毛泽东说：

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

李富春说：

还有两个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一个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来说：

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

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点。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

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指出：

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

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

毛泽东同时考虑到，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

毛泽东还想到，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

毛泽东担心，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

同月，中央作出加快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大三线战略决策后，毛泽东当即发出指示，他指出：

成昆路要快修！川黔、滇黔路也要快修。定要保这3条路，投资、材料要多想办法。

毛泽东进一步对赴任西南三线铁路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说：

铁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没有钱，就把我的工资、稿费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一定要把成昆铁路打通。

中央决策修建成昆铁路

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就进行大三线建设作出了决定。

周恩来接着召开国务院会议，具体研究了大三线建设的组织实施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所作的总体部署之一是：

决定调集铁道兵、铁路职工和民工30余万人，展开西南3条铁路建设大会战。

1964年5月30日，周恩来在总参谋长罗瑞卿关于铁道兵工作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修成昆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修。

于是，中央军委决定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参加成昆铁路大会战。

1964年7月27日，一个关于成昆线命运的会议在西昌召开。

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当时的国际环境考虑，作出了将一部分与对国家经济及国防建设有重大影响的电子、能源、航空、兵器等相关工业相继内迁西南、西北等战略纵深地区的决定，以保存自己的力量。

这场工业“大搬家”，定名为“大三线建设”。

中南海会议后，大三线建设拉开了帷幕，以四川为中心，众多与国防相关的工程纷纷启动。

在实际实施上，就是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中央的用心实在良苦。

中央从最极端的情况考虑，如果再次发生像抗日战争那样的恶劣局面，即使大片国土沦陷，中央退守到西南一隅，成为一个“缩微中国”，也依然要具备自给自足、坚守防御、等候反攻的能力。

中央从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必须考虑到最困难最为不利的极端情况。

中央决策，四川大三线建设头3年的最重要项目是“两基一线”。“两基”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作为战时军工生产的核心。“一线”就是修建成昆铁路干线，解决西南地区交通问题，满足工业的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以及产成品运输。

早在1958年7月时，成昆铁路成都至峨嵋段就已经开工，钢铁基地上马。

自从1954年6月，南京大学地质系师生在川滇交界的暑期找矿实习，偶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具有综合利用价值的巨型宝藏：7亿吨铁矿石储量、3亿吨煤炭储量、800万吨二氧化钛储量、200万吨五氧化二钒储量，以及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等50余种。

同时，他们进一步勘测预知，周边地区还有几十亿吨的远景储量。

在铁矿资源较少、品位普遍低下的中国，这一发现震动了中国的决策者们。

中央一致认为，在此建设西部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以及铺设相配套的成昆铁路，必将成为那个“抓钢治国”时代的美好憧憬。

这更加坚定了中央修建成昆铁路的决心。

1958年7月，成昆铁路北段就已经开工了。1959年4月，除少数地段还维持施工以外，其余都已经下马停工。1960年再度上马，计划1961年底通车到西昌，不久却又再度下马。1961年5月，成昆铁路第三次开工，预期1963年把铁轨铺到西昌。但到了1962年，计划却又一次被搁置了。

而南段除碧鸡关隧道曾于1960年2月开工不久就停工外，其余地段均未施工。

5年之中，成昆铁路几上几下，仅仅铺轨成都至青龙场61.5公里。

由于国家实行调整压缩方针，5年间两项工程均时断时续，不过成昆铁路的补充勘测及优化设计工作仍一直在进行。

根据毛泽东“成昆铁路要快修”的指示，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加快成昆铁路建设的重大措施。

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主持，组成有铁道部、铁道兵主要领导参加的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

总指挥部下设工地指挥部、技术委员会和支援铁路建设委员会。任命吕正操为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维城为副司令员，刘建章为副政治委员，彭敏任总工程师。统一领导和指挥以铁道兵第一、五、七、八、十师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为主力，并有铁道部第四工程局三处、大桥工程局、电务总队、机械团及成都、昆明铁路局和沿线地方民工参加组成的共30万人的筑路队伍，迅速在北段成都至西昌、南段西昌至昆明全面展开施工。

中央对建设成昆铁路的具体要求是三高一低：高速度、高质量、高标准、低造价。

中央还提出八字方针：从难、从严、落实、过硬。

中央并提出，成昆铁路定于1968年7月1日全线接轨通车。

1964年11月，邓小平率领李富春、薄一波等亲自赴两点一线考察。他们亲临工地视察，并提出加快铁路建设的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西南铁路工地指挥部党委经研究后，发布命令：

川黔、贵昆、成昆三线同时开工，加快进度。首先抢通川黔线，要求于1965年“八一”接轨，“十一”通车。其次完成贵昆线，要求于1966年“五一”接轨，“十一”通车。最后集中兵力，抢建成昆线，采取南北并进，西昌会师的方案，争取于1968年7月1日建成通车。

周恩来重新布署成昆铁路

1969年1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委、建委确定：铁道兵负责施工的西南铁路建设，包括成昆线（礼州以南）、渝达线、襄成线和渡口支线、连同京原线、嫩林线的计划、投资，从1969年起，由铁道兵在国家单立户头。

1969年5月12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三线建设会议，决定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四川省为主，云南、贵州省及中央有关部门参加。

周恩来同时宣布，撤销原西南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西南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统一组织指挥。

根据上述决定，铁道兵党委调参谋长兼大兴安岭林区会战指挥所司令员何辉燕参加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何辉燕在成都成立铁道兵西南指挥部，负责成昆线、渝达线和襄成线西段的部队以及在西南的工厂、仓库等单位的党政、军事行政领导工作。

当时，苏联出于自身对西伯利亚以远控制能力脆弱的担心，对中国在远东具有的绝对地缘优势和急剧增强的优势满怀戒意，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战略力量成长意味着自己远东存在的结束。

中苏间的敌对已在所难免。自1965年末起，苏军在中苏边境布置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100万以上，除帕米尔高原无人区外，在长达1800公里的我西北边境线上重兵压境。

中苏间漫长的国境接壤，决定了这种战争更具有全面性与突然性。

1969年8月13日，在铁列克提，苏军对我边防军突然发动攻击，我军牺牲79人。

在珍宝岛之战后紧迫的国际形势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命令：

成昆铁路务必于1970年7月1日全线通车。

1969年9月，柯西金秘密来访，代表苏联政府表达双方相互妥协的意愿，但中央政府依然不敢把一个诺大的国家维系在别人的承诺上。

周恩来随即指令新成立的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统一领导施工。

和前几次成昆铁路的上马的最大区别是，这一次中央提出了要地质先行，把设计之前的工程地质勘察放在了突出位置。

中央明白了成昆铁路几起几落的经验和教训，工程地质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成昆铁路的建成通车就无从谈起。

指挥部党委决定铁道兵各部队的部署：

吴场至金口河、礼州至米易，由第十师施工。米易至三堆子，由第五师施工。庆门口至新江、蜜蜂菁2号隧道出口至空心山隧道时，由第七师施工。黄瓜园至蜜蜂菁2号隧道出口，由第八师施工。新江至黄瓜园、完心山隧道时口至昆明，由第一师施工。成都至吴场、金口河至礼州段由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承担。

筑路大军奋起响应，短短数十天内，数万铁路员工兼程返回工地，并迅速打开了施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