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物理学家

1908 年，希尔伯特已经跟闵可夫斯基交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朋友。希尔伯

特现年 46 岁；闵可夫斯基也 44 岁了。这时，闵可夫斯基正处在富有创造力

的顶峰。可是到了 1909 年 1 月 12 日，闵可夫斯基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撇

下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离开了人世，终年 45 岁。

好友闵可夫斯基的去世，给希尔伯特在人事和科学两方面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空缺。往常非常豪爽乐观的希尔伯特消失了，他变成了一个神经过敏的、精神消沉的人。“亡故者那万无一失的目光已不会在校样上停留。”希尔伯特在精神上极度的重负下工作，但他能以哲学家的冷静来忍受情感上的痛苦。

在柏林的教育部里进行再多的明智协商，也不可能找到一位替代者，替代希尔伯特从闵可夫斯基那里获得的友谊和科学上的激励。生活虽然继续下去了，但向来“高产”的希尔伯特没能在这年春天给哥廷根科学会寄有关积分方程的文章。

他和喀娣花了许多时间来陪伴闵可夫斯基夫人及其幼女，同时，他还担任起了编篡闵可夫斯基著作的总编辑，并且着手准备一篇纪念讲话，为了这篇讲话，他把一直保存着的闵可夫斯基给他的 90 封信全部重读了一遍， 5

月 1 日，希尔伯特在哥廷根科学会举办的专门会议上发表了这篇纪念闵可夫斯基的演说。

随后，希尔伯特试图从哥廷根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和讲师中寻找闵可夫斯基的继任人。因为他非常清楚：为了自己的科学创造，必须同年轻人密切联系，并说：“我与年轻人坐在一起总能从他们身上获益。”而对那些经常与他一起散步的青年人来说，由于希尔伯特富有创造力，又能摆脱任何偏见和框框，他们称他“保持了青春的朝气”，“我们每次与他相聚，总能取得真正的收益。

闵可夫斯基去世后，希尔伯特又重新恢复了老习惯：在数学俱乐部每周一次的聚会之后，带领一群年轻人去作长时间的散步。在与他交往的青年朋友中，有一位名叫伦纳德·纳尔逊的哲学讲师，他比希尔伯特小 20 岁。他们一起散步，讨论哲学、数学和逻辑学相交界处的边缘知识。另一位也不是数学家，而是普朗特尔应用力学研究所的助理，名叫西奥多·冯·卡曼。也是在这段时期，希尔伯特开始了同理查德·库朗的情谊。

1912 年春，希尔伯特的老朋友、物理学家阿诺德·索米菲尔德应希尔伯特的请求，让他的学生保尔·爱瓦尔德到哥廷根作他的新助手时，人们把爱瓦尔德当作了“希尔伯特的物理教师”来欢迎。这看来也正是希尔伯特添设这个新的助手职位的本意。他立刻给爱瓦尔德指定了许多物理学课题，这些题目都是希尔伯特本人想要了解的。

其实还是在希尔伯特做讲师期间，赫兹便证明了麦克斯韦所预言的电磁波的存在。回顾起来，希尔伯特认为现代物理的新纪元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接着便是一连串的新发现：伦琴发现Ｘ射线，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汤姆森发现电子等等。在同一时期，普朗克提出了量子理论，爱因斯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短短数十年间，伟大的发现如雨后春笋，数量之多，抵得上以往好几个世纪。但是作为一个数学家，他感到在物理学家的胜利中还缺少某种秩

序。虽然希尔伯特坚信公理方法可使物理摆脱混乱，但他承认：光靠数学的力量是解决不了物理问题的。

希尔伯特已经改造了数学，下一步是改造物理学。现在希尔伯特打算对另一们物理分支开展研究，使它建立在可以接受的数学基础之上。他从气体运动论转向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初等辐射理论，在这里，物理概念同样直接引导到积分方程。在随后的两三年内，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线性积分方程为工具，推导了初等辐射理论的基本定理，为这些定理奠定了公理化基础，并证明了他所提出公理的相容性。希尔伯特对辐射理论的处理，实质上是为他在巴黎提出的将物理学统一成一个整体的途径建立了一个模式。

1912 年夏天，庞加莱去世了，终年 59 岁。人们在问：“究竟谁是活着的最伟大的数学家？”而希尔伯特早已沉浸于物理学了。

1913 年春天，希尔伯特召开了一个物质运动理论的讨论会，次年又要他的物理学助手组织了一个关于物质结构课题的讨论班。在讨论班上他的助手用经过提炼的，适合数学家口味的形式向他介绍了随机事件的量子力学。这年冬季，爱因斯坦获得了研究决定引力场的微分形式的 10 个系数的相互关系

方面的结果，于 11 月 11 日至 25 日先后向柏林科学院提出了两篇‘广义相对论’论文；希尔怕特则用了完全不同的，更为直接的方法独立地解决了类似课题，并于同月 20 日向哥廷根皇家协会提交了他的论文。然而，功力悉敌并没有引起优先权的争论。希尔伯特坦然地承认广义相对论这一伟大的思想应归功于爱因斯坦，认为爱因斯坦理论的漂亮之处在于它的伟大的几何抽象。希尔伯特还在 1915 年颁发第 3 次鲍耶奖时推荐了他。

1913 年 8 月，德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尔伯特认为战争是愚蠢的，他这样想并且也这样说，因为指导希尔伯特一生的最高准则就是绝对的正直和诚实。其他的人们也觉得无法将德国的“粗野”行动同她在科学和艺术上的成就相协调。德国政府为了对付这种舆论，策划了一个“告文明世界”的宣言，要它的一批最著名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签名，以表示对德皇拥护，克莱因和希尔伯特在国际上的声望甚高，当然都属被邀之列。

克莱因向来是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他对宣言的内容不作任何怀疑而签上了名；希尔伯特则从头到尾地逐句检查了宣言的每一个句子后，因怀疑宣言上说的并非事实而拒绝签字。

1914 年 10 月 15 日，《宣言》发表后，他由此而被斥为卖国贼，许多人甚至不来听他的课了，然而许多人都同情并理解希尔伯特的行动，后来连克莱因也后悔不该签名。巴黎科学院为此开除了克莱因，但仍让希尔伯特保持着头衔。

1915 年战争在继续进行，一位年轻妇女埃米·娜脱来到哥廷根。她的外表和举止看起来都不像一位女性——一副粗嗓门，穿着宽松肥大的衣服，像个强健壮实的洗衣妇，但是她的某些数学学科的坚实基础，正是克莱因和希尔伯特研究广义相对论所必需的，所以他们都竭力要让她留在哥廷根。然而当时要为一位女性争取讲师资格是谈何容易呀！“女人怎能当讲师？”“难道将来大学评议会中允许女人进入？”希尔伯特力排众议地表示：“先生们，我不认为性别是不能让她当讲师的理由。大学评议会毕竟不是澡堂！”可是娜脱还是没能取得讲师的资格，希尔伯特只好自己让她留下。有些课用他的名义开，而实际上由娜脱女士主讲。

1917 年，法国著名数学家加斯顿·达布逝世的消息传到了哥廷根，希尔

伯特对达布的数学成就和高尚品德非常敬佩，便立即写了一篇悼文发表在哥廷根的《通讯》杂志上。一些学生中的不肖之徒竟聚到希尔伯特的住宅前，要他收回这篇悼念“敌国数学家”的文章。他严词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并向校方提出：除非校方就此事向他道歉，否则他就辞职。校方无奈之下，只得道歉。

1918 年战争结束了，一直呆在战壕里的年轻人开始回到了课堂，但是在

1919 年 11 月 8 日，希尔伯特又失去了他另外一位挚友——赫维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