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回头

自命不凡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毛分裂之后，自感反而万事诸多不顺。（当然，张声称是毛搞的分裂。）

张的第一个行动是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毛的手中夺过来。他分别在阿坝和卓克基的喇嘛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毛集会。他宣布成立民族独立特别政府。他宣布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非法。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他宣布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自命为总书记。这一声明是在离马尔康约二十五英里的卓木碉发表的。

后来，他下令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以批准他的这—系列行动。而在大会举行之前，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将负责实施领导。

张并没有公布他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他未同他亲自选定的委员们商量，为的是不想使他们感到难堪。同时，这样也就不会遭到公开拒绝而使他自己陷入窘境。这份名单迄今从未公布，仍然收藏在他那些得势的对手的文献档案中。看过这份名单的人说，没有被张任命为中央委员的人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博古。但他保留了大部分军界要人，包括朱德、彭德怀和林彪，还有各军团的最高指挥员。他还任命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是位有争议的亲苏派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一直住在莫斯科。当然，张把自己所有主要的军政同事都塞进了他的中央委员会。

在被任命为张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位知道名单的人。这个人就是朱德。朱德是张的随行人员中一个受控制的将军，名义上他是所有部队的总司令，但很快就被搞得有职无权了。

张国焘究竟是否图谋除掉朱。简单地说，是否试图把朱杀掉，对此事五十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

北京保守的党史专家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怀疑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此耸人听闻的事情。他们声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这同张用军事威胁毛的问题一样。一位党史专家说：“关于这一事件，我们唯一的证据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说法。”

史沫特莱是一位激进的美国人，她的朋友们说她是迷恋上了那位虎背熊腰的将军。—九三七年她在延安住了很长时间，为她后来撰写的朱德传记收集材料。有时她整天都跟朱德待在延安的窑洞里。她教他跳舞——她有一台手提式留声机，还有《为卡罗来纳而呐喊》、《节日》、《西波涅》等唱片。朱德的舞步十分轻盈。她陪着他一起下地干活，还陪他上前线。她称不上是一位毫无偏见的证人。她在她撰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说，朱德“从未跟我谈起过他在西康实际上已沦为张国焘囚犯的那一年的事情”。这也许只是一种外交遁辞。她在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朱德和张的矛盾。而关于朱德跟张在一起的这一年，她却大量引用了一位未披露姓名的“红军政工干部”的话。这位干部是否就是朱德本人呢？

这个人告诉她，张命令朱德反对毛，并同他断绝一切关系，但遭到朱的拒绝。接着，张命令朱德反对党的北上决定，又遭到朱德的拒绝。

此人还告诉史沫特莱，“张国焘说他给朱德时间再考虑考虑，如果仍然不服从这两项命令，就把他枪毙。”此人援引朱德的答话说：“你要枪毙就枪毙，这我无法阻止你。但我绝不接受你的命令。”

康克清是一位刚毅的女性，思想坚定，身体健壮，她穿着中国妇女运动传统的素色衬衫和男式深褐色条纹衣裤。一眼就能看出她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她作为朱德的战友和同志，并肩进行了长征（她说，“我从来不叫他丈夫，总叫他同志”）。

几十年时间过去了，但康克清对张国焘的憎恶情绪依然不减当年。一九八四年秋，她己七十三岁，她仍然坚信张当时对朱德“不断施加压力”，试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来。“接着，张就对朱德耍了一个小花招，”她说，“张让人宰了朱德的坐骑，撤了他的警卫。他还把我们隔离开来，使我们无法见面。”

朱德曾跟她谈过此事。他说：“张的这些伎俩为的是杀人不用刀。”

宰马和撤警卫，都是在部队准备离开阿坝时发生的。朱德没有马可骑了，他准备徒步行军，但战士们又给他找来了一匹马。想到一个总司令竟象普通士兵一样徒步行军，他们都感到内疚。康克清当时的任务是收容掉队的战士。她本来分到了一匹骡子可以帮她的忙，但现在这匹骡子也被留了下来，康克清认为这是故意的。还有一次，一些伤员试图夺走她的骡子。

张蓄意要杀害朱德吗？

“我说这是些小花招，”康克清抿着嘴唇，脸色严肃，厉声重复道，“把总司令骑的马和他的警卫部队撤掉是重大行动。”

还有好多次，总司令由于没有马，不得不步行。他也不能在总部的小灶吃饭。他必须自己筹措伙食。这在当时并非易事。

党史专家们也许会争论不休，但是康克清心里非常清楚张国焘的图谋。也许张并不打算采取直接行动，但是他故意使朱德身陷危境。

张国焘及其手下的人要“打到成都吃大米”。这是在卓克基反毛会议后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深得战士们的喜欢。胡中贵是张的第九军里一名普通战士。他十三岁时就参加了红军，是一名红小鬼。一九八四年他六十三岁，他记得在衬里的墙上就刷过这样的标语，还有“起来保卫家乡”，“北上抗日”。他还记得有一首歌就叫《为成都而战》。他非常喜欢这首歌。谁都不喜欢藏族地区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欢草原和雪山。”

现年六十八岁的叶英礼，说起话来柔声细气。他曾是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员，由于工作的方便，把张国焘和他的指挥员们的行动都看在眼里。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备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张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许多高级官员脾气都相当急躁。事过之后，他们又很友善。）叶英礼认为，张和朱德虽吃任、行军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没有实权。

许多战士都不知道上层的这种磨擦。但是关于朱德的事有不少谣传，有的说他的马被宰了，他的警卫被撤绰了；有的说他和刘伯承受到压制，有一位战士还听说朱德被迫挑了二天水。”

杨尚昆将军记得朱德曾告诉他自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朱德说他在张国焘那里同原一方面军的人直至连一级的下级官兵都见过面，并同他们谈过话。这使张国焘感到惴惴不安。

杨将军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从未考虑过要拯救朱德和刘伯承。杨将军曾向毛建议用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毛不同意并斥责了他。“如果你提出用某人来换，”毛说，“他（张）也许就会杀死刘伯承。在目前情况下，倒是安全的，他能够活下去。”

毛同留在四方面军的原一方面军指挥员之间没有私人通信。

张国焘向成都的进军，开始挺顺利。加上一方面军的一些部队，他有八万人。十月的一天，他们离开卓克基，向南跋涉。当时，虽然天气晴朗，但已秋风萧萧，颇有几分寒意。许多部队都还穿着夏装，粮食不充足。但所幸敌情并不严重，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们顺利地攻克了丹巴、懋功和达维，击溃了国民党部队三千来人，还抓了不少俘虏。

国民党方面真的担心成都受到攻击，便忙着集结部队。他们调来了二十四军、二十军和二十八军。让国民党的一个“模范师”守卫着通往成都的山口天全。

张于十月十日从丹巴出发前往天全、泸定和著名的泸定桥。毛北上时定的基本上也是这条路，不过，张现在是背道而行。

张的中路纵队包括三十军、三十一军和九军的二十五师，统归王树声指挥，李先念任政委。十月二十四日，中路纵队越大雪山夹金山，攻打宝兴。右路纵队渡过大渡河，奇袭天全，击溃了国民党的“模范师”。张率领大军向东北方向挺进，到达芦山，日益逼近成都。这时，他们已毙俘国民党部队约一万人。

四方面军节节胜利，张国焘踌躇满志。现在大军已到达成都西南约六十英里的地方，正沿着一条大路迤俪前进。

蒋介石心中七上八下，急忙调集了八十个团约二十万人马来保卫成都。他把部队部署在挺进中的四方面军的北、东、南三面，略成中圆形摆开，等待着张的到来。十一月十六日，四方面军攻占百丈。三天后，国民党集结了大约十个旅的兵力，在百丈东面三英里处发起反攻。他们在飞机和重型火炮的掩护下，对红军进行波浪式的进攻，如潮水一般成团成团地蜂拥而上。

百丈座落在开阔的平地上，周围是低矮的山丘，没有天然屏障。今日的旅行者可以看到附近平地边上有一座大山，当时可能是被国民党占领着。红军被击退，向南撤到岷山，向北撤到九峰山。七天内，张国焘损失了至少一万人。

张国焘下令要四军军长许世友去同蒋介石最能干的将军薛岳“决一死战”。

“敌人一下子就把我的一个团全消灭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许世友回忆道，“这使我非常震惊。”他的二十四团被消灭了三分之二。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

五十年后，李先念对于百丈一战仍然是怨愤满腹：“我是那次战斗的一名指挥员。我们没有打赢。我们输了，不得不撤退。张的南下计划根本行不通。我们只得往北走。当地人都是藏民，语言不通，很不方便。而我们到了那里，必须吃饭，于是，我们拉走了他们的牛羊。这样，我们和藏民的关系怎么能搞好呢？”

张不得不把他的部队一直撤回到西康的甘孜。这是荒凉的藏民地区，远离任何有关的战场，可以不受蒋介石的威胁。可是，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他部队的作战力量却已减至四万人。这是一个低潮；他回忆道：“对藏民来说，红军只不过是一伙前来抢他们粮食的恶人。”甘孜有位活佛曾对他说：“红军贫困潦倒。他们搜寻粮食和其他物品，比刘文辉（国民党四川军阀指挥官）还凶。”

这期间，他们没有打仗，因为当时严重的问题是生存。

就在这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个来自莫斯科的人。他叫林育英，是林彪司令员的堂兄。从一九三二、三三年以来，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劳工分支工会联盟的代表，与王明一起工作。自从陈云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抵达莫斯科以来，共产国际加紧恢复同中国的联系。这个工作并不容易。他们曾经从外蒙古派出一个代表团，装扮成商队，携带了无线电设备，试图穿过沙漠进入中国，但在戈壁沙漠以南，被马家骑兵或者流窜的土匪歼灭了。

林育英这次先是乘飞机去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后来他也许是在边境跳伞进入陕北的。他装扮成一个小商人，他没有携带电台、文件、密电码和证件，没有任何可能泄露他身份的东西。事先，他已把指示统统背诵下来，特别是共产国际八月一日关于统一战线的声明内容（人们以为声明出自中国共产党），毛对这份声明却一无所知。

林于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到达陕北。一天，他在保安附近的一条小路上赶路，定到一个小村时撞见了洛甫。接上了关系。等毛和周从前线回来后，林向他们作了汇报。

要谈的事很多。长期以来，长征和红军的生存占去了毛的全部精力，且与外界隔绝，对莫斯科感到焦虑的事件——希特勒的崛起，德意日三国联盟，法西斯的危险，以及斯大林认为这一系列矛头针对苏联乃至全球性的攻势等等，毛所知甚少。

斯大林担心希特勒在欧洲、日本在东方这两个战场上发动一场战争，中国的地位因此而突然显得重要了。斯大林想同蒋介石组成统一战线：以阻止日本的进攻。首先共产党内部必须组成联合战线，毛张之间的争吵，显然已为当今的形势所不容。

林育英的工作，第一步是同张国焘建立联系。密码电报经常来往于毛张之间，尽管电报的内容很冷淡。十二月底或一九三六年一月初（根据张的回忆），毛打电报通知他“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浩（这是林育英在党内的代名）已经到达。用张国焘自己的话来说，他对此感到“欣喜若狂”。毛转达了林的口信，告诉张，共产国际已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决议。林还说他希望来西康，但“由于交通不便”，不知是否能够成行。”

林是张的老朋友、老同事，深得张的信任。早在一九二二年，他们就一起参加工会运动，林是在那时加入共产党的。他的同族弟弟林育南也曾与张共过事。一九二五年前，林育英在莫斯科学习，曾在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担任要职。

林作了不少工作，设法使张、毛和解。他还有其他任务。他告诉毛，莫斯科同意红军在必要的时候可去蒙古，必须保存有生力量。对张也是一样，他可以去同苏联毗邻的新疆。

林育英还带来了共产国际的一个建议，他告诉毛，中国共产党应建立国际联系。他们不应只是一支在中国偏僻内地作战的与世隔绝的小部队。这一具体指示也许为埃德加·斯诺于一九三六年夏去陕北铺平了道路。在这之前斯诺已经申请进入“红区”并争取了一段时间。林育英抵达后。斯诺的请求不久就获得批准。这时，刘少奇正好在天津重建了党的地下北方局。他为斯诺进入“红区”给予了帮助。

林的无线电外交说服了张国竞。张悄悄地放弃了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以此来换取召开党代会解决所有组织问题的许诺，林还作了担保。毛同意承认张担任中央委员会“东南局”负责人。其实应该是“西北局”，但是在翻译密码时出了差错。

肖克和贺龙到达甘孜时，林的协调工作已经完成。朱德又恢复了总司令的职务，二、六军团的到来又加强了他的自信心。刘伯承也重新担任总参谋长。张愿北上同毛再次会合。这使肖克感到，恶劣气氛大部分已经消除了。

这里面还另有个蹊跷，张已经争取到莫斯科的同意。进行他渴望已久的西征——如果张的话是可信的话，斯大林曾答应在新疆省设置一条供应线。张后来辩称，斯大林赞成西征，是为了使共产党远离蒋介石，避免发生冲突。

乌云消散，久经沙场的老将朱德发布命令，四方面军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前往陕北与毛泽东会师。许世友把雪山草地称之为“死地”。为了让二方面军得到一段时间的休整，部队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才开拔。

八月，部队已到达兰州以南地区，正向宁夏和黄河挺进，这时又发生场争论。张要过黄河北进宁夏，然后或北上到蒙古边境，或西进到新疆，以便建立同苏联的联系，但政委陈昌浩想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实际上，这将成为毛的陕北根据地的延伸。

这是张和陈昌浩第一次发生重大争执。最后，陈服从了张的决定，这一决定事实上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作为林育英达成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莫斯科无疑是赞同这次北渡黄河的行动的。

有人让李先念看了一封毛和王稼祥（应为洛甫——译注）拍来的电报，具体指示李的二十军渡过黄河。李先念回忆说，这封电报他看了—卜遍，以确保“深刻领会电报的精神”。李先念确信：“这跟张过去分裂红军的企图不一样。渡河符合中央委员会的具体指示。”

张试图说服其他部队跟他起定—包括二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一天下午，在干涸的湖边的—座小草房里，美国医生马海德在张的身边，他亲眼看到房里有不少摊开的地图，张正企图说服贺龙率二方面军渡过黄河。贺龙拒绝了，他对张说：“去你妈的。”

这一命令使红军遭到了空前惨重的灾难——张的四方面军的覆灭。渡黄河取得了成功，他们是在离靖远不远的虎豹口渡河的，李先念把它称之为“老虎渡”。只伤亡了一百人。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导致了悲剧。

张的三万五千人中两万人刚渡过黄河时，国民党的一个精锐师冲了过来，占领了渡口，把张的部队分成两半。第九军和第三十军、第五军（毛的老铁甲军）以及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他是这次行动的实际指挥）的司令部分队已经渡河到了西岸。张国焘、朱德、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军官学校和参谋部被阻隔在东岸，他们未能渡过黄河。

渡河西征的部队主要是被马家骑兵歼灭的。马家骑兵凶猛骠悍，能骑善战，他们头上缠着白头巾，配有快射卡宾枪、马刀和皮鞭，他们骑马飞奔，如风驰电掣一般。他们骑着短腿马在两小时内就能跑完红军徒步行军整整一天的路程。马家骑兵身材高大，浓须大眼，脸形酷似高加索人。据埃德加·斯诺说，他们一天要洗五次澡。

马家军阀拦阻了共产党西路军北进道路。西路军经张国亮同意后，绰头西进。多年之后，李先念说，如果他们当时立刻西进，他们能够不费气力地拿下首肃西部和新疆，但现在已经晚了，马家骑兵已经开了杀戒。妇女团也被全部消灭，两干名女兵惨遭杀害、酷刑、强奸，或被当作奴隶卖掉。

这支惨遭厄运的部队，也就是张国焘称之为“西翼”的部队，仍然在挣扎，他们不时受到穆斯林骑兵的骚扰。电话员叶英礼当时在五军第三十九师。他们在黑河以南、祁连山以北的临泽被围，但是他们终于突破了包围困，同三十军和九军的残部会合了。

他们凭着仅存的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同陕西的中央委员会保持着联系。陕西让他们设法一路打回来。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他们继续西进。马家骑兵把包围圈越缩越小。九军最后一部分部队被消灭，政委阵亡，军长孙玉清被绑在炮口上炸得粉身碎骨，李的副手熊厚发也遭杀害。

幸存的人情绪低落。部队建制给打烂了，没有粮食，指挥员也阵亡了。“只有精神力量才使我们挺了过来，”李先念说，“如果我们不战斗，我们的脑袋就会搬家。”

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陈昌浩拿出中央委员会命令他返回陕西的电报。徐向前将军也是在这时候离开的。因此，决定由李卓然领导，由李先念担任军事指挥。

他们转进山区。马家骑兵发动又一次冲锋。他们在群山顶上人迹罕至的孤零零的康隆寺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摆脱敌人以后，他们决定把部队分成小队，分散穿过敌人的包围圈。有一位指挥员程世才自杀了。（原文如此。程世才，现仍健在。——译注）电话员叶英礼同一支小部队留下来掩护李先念和残部。他们化整为零，四五人一群，设法争取返回陕北。叶英礼和许多人都装扮成乞丐，一直走到甘肃的武威，被武威的国民党部队围捕，强迫去修路当劳工。“他们大概知道我们是红军战士，”叶英礼说，“但是他们就是想要这样让我们做工累死拉倒。”

李先念率领一队人马越过高高的祁连山，进入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他们没有地图，用指北针和星座来判断自己的位置。他们估计已经到达长城尽端的酒泉，接近古代丝绸之路附近的安西。这条丝绸之路穿过佛教圣地敦煌，向西到达哈密、曲甲、喀什、撒马尔罕，一直通往波斯。

李先念于—九八四年回顾时，他摇着头说，当时他向安西发动了攻击，结果是又一次惨败，死伤数百人。此后，他只剩下大约一千名男女战士了。他们被赶进戈壁沙漠，那里没有道路，没有地名，没有粮食，没有水，没有希望。（他们历尽艰险，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先后到达新疆东部的星星峡——译注）。

一天，两边天空出现了一架飞机，盘旋后就降落了。一个穿着褐色皮飞行服的人从宽机里跳了出来。他就是前往莫斯科通报遵义会议情况以来一直未曾听人提起的党的特命代表陈云。他被派往新疆执行救援西路军的任务。飞机把李先念等人接到迪化。他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乘卡车进入延安。除他的部队外，他是最后一个回到“家”里的人。一九三八年春天，四五百名战士也到达延安。由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促使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们才死里逃生。

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和第一方面军的部队最后终于在兰州以东八十英里稍偏南的老集镇会宁会合厂。当时，有一位美国人在场目睹了这—情景。

他就是乔治·哈特姆。他生于纽约布法罗，肄业于北仁罗莱纳大学和贝鲁特的美洲大学。他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医学学校。他二十六岁，褐色的眼睛炯炯发光。当时的情景他几乎都看在眼里。

—方面军的十五军团的部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从西门和北门攻入厂会宁城。攻城部队有八百人，而守城部队只有当地的四百名士兵。国民党于卜月五日试图把城夺回来，但被击退了。方面军更多的部队在老将陈赓的统率下进入会宁。

会宁是座典雅的老城，四周筑有城墙，东南两北各有一座漂亮的城门，人口约二千。一九八一年至八四年间，这里仅剩下的西门城楼被修葺一新，十分壮观。

会师那天，城里旌旗招展，标语遍布，当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将军的指挥下进城时，群情激动，口号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呈现出一片欢乐景象。这是一个金风送爽的秋日，阳光明媚，暖和宜人，早晨无霜，夜间稍有凉意。这真是个难得的好日子。

庄稼已经收割完了，被一捆—捆地码成大堆存放着，等着严寒把院子里的土地冻结实了好脱粒。有些农民正在清理田地准备过冬。这里不是小麦产地。一九三六年时，他们主要种植小米、玉米和荞麦。土豆、西葫芦、南瓜都已收割完毕，都堆在屋子的石灰墙下。一串串的辣椒，还在晾晒。

十月八日晚上，大家欢闹了一夜。第二天，张国焘和朱德同总部—起到达时，大家更是欢天喜地，热烈欢迎。刘伯承没有来，他在渡渭河时受了伤。

十月十日，在城里的孔庙前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孔庙至今仍是会宁的中心。当时孔庙前有一个大广场，现巳不复存在了，广场上以往每年总要举行几次集市。

马海德个子不高，精力充沛，几个月前他同埃德加·斯诺一起来到陕北。并开始担任红军医生。他坐在庙前的主席台上，同张国焘、徐向前、朱德等大人物和其他许多人坐在一起。他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他显然是个外国人。那时，大家都知道共产国际存促使两军会合中发挥了作用，消息马上传开了。马海德于是成了共产国际的代表。

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但现在谁也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会上宣读了中央委员会从陕北发来的贺电。客人们围着新鲜的羊肉鸡肉、猪肉饱餐了一顿。大家喝着当地土产的眠眠酒。人人都是喜笑颜开。谁也不想匆匆离开这欢乐的地方。大多数部队在这里一直驻扎到十月二十日左右。而贺龙和肖克率领部队直到二十二日才绕过会宁到达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

哈特姆当时还没有取他的中国名字马海德，他写下了自己的印象：

关于朱德：“瘦得象鬼，但身强力壮……留着大胡子，……看上去不象军队统帅，……而是象红军之父……”

关于张国焘：“政委……肥胖，高大，肌肤滑润。我感到纳闷，其他人都瘦成皮包骨头，他怎么保养得这么胖……”

关于那一天：“多么激动人心的会师……人们伸开双臂互相拥抱，纵情欢笑，流出了热泪。”

十二月二日，张国焘、朱德和周恩来骑马进入保安。林彪在城外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红军学校。军校门前站着毛和他的部下。学员们欢呼雀跃。毛泽东和张国焘登上木制的讲台，发表了讲话，互相祝贸。长征结束了，兄弟们又亲如一人。毛和他的部队走过了两万五千里，也就是七干英里。其他部队至少也走过了同样的路程。他们翻山越岭，渡江涉水，英勇作战，打败了敌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把红军的信息传递给人民大众。

面前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