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厌诈——毛泽东计胜一筹

兵不厌诈。毛泽东的计谋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被搞得晕头转向。他搞不清红军的去向。在他们眼里，红军成了令人讨厌的海丝草，这几有，那儿也有，到处都有。

事实上，红军的确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它能如此分散地同时向各个方向运动，令人难以捉摸。这种神出鬼没的行动，恐伯是空前绝后的了。

甚至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干。队伍里已经有人开始抱怨毛方向不明，缺乏计划，全凭一时冲动行事。这种议论也许有些根据。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被搞糊涂了。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指挥确是天才。

要重新画出毛泽东反复穿越贵州的复杂路线是不容易的。当年蒋介石的指挥官弄不清，今天读者们要弄清也同样困难。

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毛给九军团下的命令了。正当九军团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过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它停止渡江，原地待命。他让九军团停在那里好几天，摆开了北进湖南的架势。

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尽管他也摸不透这样做的用意所在，但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他原是福建一名有经验的游击队员，极能干，被提拔为第十二军（早因改编而不存在了）军长。现在他领导着九军团。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对他评价很高。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他的妻子随他一起参加了长征，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缠足女子（自幼缠足）。用她这双伤残的（小）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路程。这比男人所面临的所有考验都更为严峻。此外，她还怀了孕，在长征途中生了个孩子。

九军团留了下来，与其它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络，既不知道以后要命令他们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与主力会合。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的王首道回忆说，他的一位同志当时说，他们肯定会回到自己的总司令朱德的身边，不会孤零零地死去。他的话反映了人们确曾有过这种担心。九军团在乌江地区与黔军将领犹国才作战，打了几次胜仗。直到四月二十九日他们才奉命南渡北盘江西进。

毛泽东将他的主力第一和第三军团分开，派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直趋贵阳。一部分部队先是向东佯动，然后转向朝南，再折向西南。而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向东运动是主要威胁，这也许是因为他断定红军将返回它在湖南和江西的老家。红军在贵阳附近又突然改变了行军方向，先是迅速南移，然后朝西向云南方向急进。

蒋介石命令他手下最能干的司令官之一薛岳率部跟踪追击。他沿着红军的北翼几乎跑遍了贵州全境。当蒋介石确信红军不是在威胁贵阳时，他命令滇军也参与了追击。

贵州以雨雾闻名，然而初春过后，天气逐渐好了起来。只要是好天，蒋的飞机便来轰炸，红军往往无处藏身，连过夜的住处也很难找到。一军团某教导营政委陈士渠当时串部队从龙里地区南移，但找不到宿营的地方。差不多过了半夜，才找到一座破房子，里面早巳挤满了红军战士，有的睡着了，有的在脱衣服，有的在烧水。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春夜，微风和照，万籁惧寂，唯一的声响是报务员“嘀嘀哒哒”的按健声。在一个小棚子里，陈士渠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正在制定第二天——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的行动计划。他们要陈士渠继续前进，找个象样的地方让战士宿营。部队又走了好几里路才找到一些茅棚。陈士渠将部队安排在棚子里，战士们分享了两块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肥猪肉，在火上烤着吃。吃完后，一躺下就睡着了。这时已经是凌属一点多钟，而他们从头天早晨六点钟起就一直在赶路。早晨，全营官兵狼吞虎咽吃完了剩下的猪肉，便向大约十英里以外的定番（现为惠水）开去。定番位于贵阳以南二十英里。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部队沿河行进。吱吱作响的古老水车声与战士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辽阔的田野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麦子，来自河对岸的微风轻拂着微颤的柳叶。陈士渠感到心旷神怡。他几乎不能相信此时此刻人们正在几里之外的地方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和厮杀。

教导营在温暖的阳光下前进，把苦和累全抛在脑后。他们接近定番时赶走了当地的民团，在定番休息了一天，而其他部队却超过了他们朝西南方向前进了。

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红军仓皇逃窜，溃不成军。薛岳、龙云一类的国民党将领报告说，共产党损失惨重，每天死伤在一千人以上。红军当时的兵力可能只剩下两万多人，如果每天损失一千，五月一日以前就该被消灭光了。可是红军并没有被消灭。

从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看，蒋介石或他的司令部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掌领导权这样的大事一无所知。实际上，材料还说明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经失势。对朱德也是一样。蒋介石自始至终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和朱毛的红军作战。不知朱毛的关系。共产党人对内部政治争吵是严守秘密的，有的至今仍秘而不宣。

英国路透社记者托马斯·周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的一条电讯中报道说，朱德在进攻贵阳时在猪头山战斗中丧生了；还说朱德的战友拾着他裹着红绸的遗体继续前进。该电讯又宣称，红军只剩下一万人。当美籍传记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几年后向来德问及这篇报道时，朱德大笑起来。他说、尽管国民党常常报道说他死了，可是在长征途中连受伤都没有他的份。近五十年之后，朱德的遗孀康克清证实了他丈夫的话。她说：“他在整个戎马生涯中从未受过伤。我也一样。”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朱德从一家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他住在玉溪的第二个妻子陈玉贞和住在花溪的儿子的家被抄，他的妻子，被抓走，逃跑了的儿子受到“通缉”。此后两人便都渺无音讯了。

据国民党的报纸报道，贵州军阎王家烈在贵阳以北又和共产党打上了。王家烈宣称红军试图向北突围，要与贺龙和肖克会合，他将进行十次激战把他们全部歼灭。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真的。相反，老红军们都说，甚至有些国民党报纸也这样报道，王家烈张皇失措，因为乡村和城镇的人民都成群结队起来反对他，而去欢迎红军。王家烈的部队是不战而溃。后来当了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也说王家烈对红军的到来“怕得要命”。

形势十分混乱。红军和国民党部队在贵阳西、南、东三个方向相互交错。然而在动乱之中，红军仍招募了数千新兵，补充由于战斗和疲劳造成的减员。

有一件事本来可以归功于王家烈。四月十九日，他报告说红军正在向云南方向前进。这是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确切的战报，他反映的情况是正确的，但这已经救不了他了。贵州的危局一结束，蒋介石就把王家烈调往军校，另外安插了一个听话的新军阀。

北盘江流经贵州的西南角，自西北向南，流入滔滔的西江，在广州周围的三角洲士通过众多的出海口流人南海。有人把北盘江称为“小黄河”，这是相当夸张的。

毛的战术使国民党将领们晕头转向。但是他的行动指南却是最质朴的现实主义。红军根本不可能渡过长江，因为防守太森严了，各条通道都有国民党重兵把守。蒋介石可以迅速地沿长江宽阔的两岸把部队由一地调往另一地。

对毛泽东来说，北上的唯一可能就是渡过金沙江。但如何渡江，他的选择余地也十分有限。金沙江发源于喜马拉雅山，波涛汹涌，渡口很少。除非他能够在滇川两省交界的金沙江大转弯处夺取一处渡口抢渡，否则就会被迫西进，走上通往西藏的危险道路。西藏到处是无法翻越的大山，缺乏粮食，居民稀少而又深怀敌意，根本不可能招募新兵，以弥补兵员的损失。

毛不得不冒极大的风险。他能否渡过金沙江取决于两个条件：迷惑敌人，再次让蒋介石摸不透他的意图；加速行动，争取顺利渡江的时间。

曾任一军团主力二师师长的二十岁的青年农民肖华写过一组关于长征的史诗。他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都很喜欢这组诗。（一九七六年一月，周因患癌症而即将去世时，曾要求播放肖华所作的这首谱了曲的长征组歌，但根据“四人帮”的命令，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周恩来特别赞赏其中一首，这首诗说，毛主席在贵州战役中“用兵真如神”，在国民党将领看来，往往也是如此。但李德不这样看。当时，李德已经离开林彪和一军团，重返中央纵队。他不同意说毛有什么计划或战略指导，坚持认为长征“越来越象一次撤退，并且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逃跑”。当时，部队疲惫不堪，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谈到有次夜行军，他走着走着便睡着了，直到跌进一条冰冷的小溪，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才醒过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渡过北盘江是后来抢渡金沙江的一次排练。

先派了几支突击队去夺取渡口，其中有政委杨成武串领的四团。一九三三年，当福建青年农民杨成武加入该团时，这个团就已经很出名了。它是由参加过—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的人和另外一些与毛泽东一道在井冈山上打过仗的人组建的。杨成武在所有激烈的战斗中——在反“围剿”，抢渡于都河，突破四道封锁线，湘江以及贵州大战和后来的所有战斗中，始终和这支部队在一起。他说，在整个长征途中他一直与这个团在一起，这对他写回忆录很有帮助。杨成武在长征中两次负伤，但离队的时间都不长。

四团对北盘江的进攻是从奇袭紫云这个集镇开始的。全团行军一百里，于凌晨四时抵达紫云，迅速赶跑了张皇失措的守敌。四团得到了意外的缴获。当地的裁缝说。他们为国民党缝制了二百套军装。可那些国民党士兵还未来得及将衣服取走就逃跑了。四团付钱买下了这些军装，后来发现利用这些军装很能戏弄当地国民党部队。紫云的群众挂起了红旗欢迎红军，大开店门，晚上还向四团赠送了两千块银元。

四团途经一片彝族居住的地区。那时彝族入极端仇恨汉人，可是四团却成功地说服这些彝族人让他们通过。红军向他们担保毫无恶意，绝不停留。彝族人竟然给红军拿来了食物，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四团到达了北盘江，在河边发现了大片的竹林，又砍了一些树，悄悄地搭起一座浮桥，于暮色中开始渡江。

十一团担任了彭德怀和杨尚昆政委率领的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团长张爱萍奉命夺取并确保北盘江一处渡口。需行军五六十英里才能到达北盘江。出发时气候反常，大雾弥漫，寒气逼人，但行军却很顺利，因为地方军都愿意与红军谈判，以便在红军通过他们的地盘时平安无事。当地的民团头屯同样也允许红军自由通过，并且赠送了大米和猪肉。因此，十一团一路顺风地抵达了江边，发现可以涉水过河，于是一营便沿江下行十五英里赶到白岑，在这里，为军团指挥部和五军团等重要单位抢占了一个大渡口。他们对当地守军说：“我们只想过河，别无他求。”当地守军同意不予干涉，还给了他们一些渡河的船只。

毛泽东在白岑渡河时说了些什么，没有文字记载，不过他的胸中一定涌起了对祖国往事的回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吧。

这时，他身在白岑，与诸葛亮安息的地方孔明冈相距不过一二英里。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传奇式的战略家和受人爱戴的大英雄。他生于公元一八一年，卒于二三四年。《三国演义》一书使他英名永垂。这本书是毛少年时代的“圣经”，也是他进行长征的“兵书”。穿插迂回，避实就虚，安排巧妙的贵州战役和南下云南以打开北上之路的战略，完全可能是（也可能就是）从诸葛亮那里学来的。事实上，红军中许多将领都称毛为诸葛亮。在白岑，毛有没有花上一两个小时拜谒他所敬仰的大英雄的安息之地呢？没有文字记载说明他去过，可要使人们相信他没有去过也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的飞机象一群围着红军打转的铁蚊子。红军每天都有伤亡。第三军团还未跨过省界进入云南，一群国民党的飞机就飞了过来。军团司令部设在沾益县白水镇外约五英里处一片平坦的开阔地上。唯一可以隐蔽的地方就是一小片树丛。军团政委杨尚昆和翻译伍修权正策马前进。伍骑的是一匹大白马，其余人骑的都是棕色或黑色的马。在红土地的衬托下，白马显得十分突出。轰炸机群发现了它，扔下一串炸弹，杨尚昆的小腿被弹片炸伤。他每次见到伍，总要抱怨那匹马。虽然那匹马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死，但还不够解气。伍安然无恙，杨却不得不坐了好几天担架。然而那条路太糟糕了，快到金沙江时，他不得不下担架走了好长一段。三块弹片有一块直到一九八五年还在他腿里。

一支红军部队距离主要渡口以北的云南边界越来越近了，傍晚抵达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贺子珍在赤水河渡口时近生完孩子后，又回到休养连。此刻队里的伤病员分散在绿色的山坡上，正在阳光下休息。许多伤病员都无法立即离开担架。

“快！”贺子珍喊道，“快把伤员隐蔽起来。”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投下了一串小炸弹，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他是在娄山关受伤的团政委钟赤兵。当那架飞机返回来再次攻击时，贺子珍扑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十七处负伤，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她倒在血泊之中。她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她告诉护士不要让毛知道她负了伤。她说：“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她要求医生把她留在一个农民的茅棚里养伤。医生坚持不同意，而是用担架抬着她上路，有时走到难行之处就背着她走。

从此，贺子珍就和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到了延安，体质虚弱。她在那儿生了个女儿，取名李敏，呢称娇娇。她因为毛与一个来自上海、名叫吴丽丽的漂亮女演员眉来眼去而与毛吵了架。吴丽丽的中文名字是吴匡柳。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曾担任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的翻译。她是在她与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合住的窑洞里认识毛的，因毛有时上那儿去。毛喜欢喝咖啡，用饼干蘸着咖啡吃，爱玩单人纸牌或在她们采访时听史沫特莱的手提式留声机。吴丽丽在延安剧团上演的剧目中担任过角色，包括高尔基的《母亲》。贺子珍曾责怪史沫特莱怂恿她的丈夫与别人调情。据斯诺夫人说，有一次她还威胁说要杀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当了真，与斯诺夫人易床而眠。后来，这场丑闻使吴丽丽被调离延安，史沫特莱也提前离去。

一九三七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想从那里去上海治病，可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她得到了毛的同意后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她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一个男孩。据刘英回忆，当时，贺心情很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路都很高兴。刘英是随行者之一。同行的还有毛以前在长沙的老师、年长的徐特立，党内历史学家、失去了双腿的徐梦秋。以及在长征途中被贺子珍救过命的指挥员钟赤兵和独臂将军蔡树藩。

毛泽东是同意此行的。他觉得贺子珍怀孕生孩子占去的时间太多，从来没有真正的学习机会。她在莫斯科也许既能得到治疗，又能学习。但事与愿违。她的小男孩在托儿所得肺炎死了，那里没有青霉素。从此她精神深受刺激，在莫斯科长期待了下来。毛把他们的女儿娇娇送去陪她。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与毛通过娇娇通了几封信。她给他送了些礼物——他喜欢吃的新鲜雪里红，一只冬笋和几个瓜。毛给她送了些中国水果。

直到一九四八年贺子珍才回到中国。这时毛早巳与她离婚（得到了党的批准），并和江青结了婚。江对贺十分冷漠。西方的一些猜测是不对的，江青到延安与贺子珍去莫斯科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用小刘英的话来说，“毛身边无人，江青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贺子珍想回北京，可是江青设法让她最近只能到天津。一九五零年，贺子珍和毛在上海见了一面，后来在庐山又见了一次。她的身体在一段时间里还不错，但恢复得不很稳定，有时会产生幻觉和偏执的恐惧感。在上海的时候，她住在一所普通公寓的一个小间里。老司令员陈毅当时是上海市市长，听说她在那儿，便出面帮她的忙。一九六零年陈离开上海时，将她迁入了他原先居住的二层小楼，但是她的生活依然与世隔绝。江青的阴影时刻笼罩着她。江青甚至一度使娇娇疏远了自己的母亲。老战友照例是不允许去看望她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要求去北京。但直到江青“四人帮”一伙被捕以后，她才获准透过毛的玻璃棺瞻仰了遗容。（北京有未经证实的谣传说贺子珍曾在调查江青成作过证）一些与贺子珍一起经历了长征的妇女到她住的军队医院来看望她。她坐在轮椅上接待了她们，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九七九年六月，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的名字第一次在报上出现。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贺子珍在上海去世。公布死因为中风。实际上，多少年来，她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当然，早在长征时她就负伤了，现在去世，就如同一九三五年那颗炸弹在贵州把她当场炸死一样。她的死，使她成为随一方面军完成长征的三十位年轻女性中的第十五名死者。

刘英说；“她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在长征中曾照料过她的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说：“她是个勇敢刚毅的女同志。”